剿匪（精选5篇）
剿匪 篇1
读完了《猎场剿匪》这本书,我的脑海里却依然浮现着哈尔和罗杰这两位少年英雄的形象。这两位少年主人公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与心狠手辣的偷猎者进行了出生入死的搏斗,粉碎了偷猎者一个又一个阴谋,惊心动魄的故事令人久久难忘。
但是,我更多的担忧是野生动物惨遭杀戮,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被破坏,其后果十分严重。我要大声疾呼:救救大自然 !
野生动物与人类有着密切的联系。非洲的一些国家靠野生动物发展旅游业,以此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收入。某些偷猎者为了满足私欲,残忍地捕杀野生动物,导致一些珍贵野生动物的数量急剧下降,甚至濒临灭绝,也使自然界的食物链遭到破坏,直接或间接地把更多的动物推向死亡边缘。
同样,保护海洋生物也是刻不容缓的。鱼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然而现在,海洋水质遭污染,人类的乱捕滥杀,破坏了鱼类的生长环境和生活规律,致使鱼类品种、产量都减少了。耕地面积也在不断减少,良田变成了盐碱地和沙漠。很多工厂、矿山把工业废气直接排入空气中,空气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增加,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大自然中各种生物的生长发育。
当然,我们也看到,全世界有不少人在为拯救大自然作出努力:成立保护野生动物资金委员会,建立自然保护区,绿化造林,退耕还林,治理环境污染。
保护大自然是长远之计。我们应该像勇敢的哈尔和罗杰那样,为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贡献自己的力量。
川西剿匪记 篇2
第23集维淑来周家看丹凤，知道了周致斌已经去省城找济邦的消息。周致斌来到省城，巧遇了金刚钻。金刚钻将周致斌带到烟馆，借机引诱周致斌染上了大烟。维淑有了怀孕的反应。陈家戏班的班主来到两河口，找到丹凤。班主想劝丹凤离开周家，和自己重回戏班。丹凤婉拒了。烟馆的老板派人将周致斌押送回了两河口周家，正好被李耀武撞个正着。李耀武借机要把周致斌按照族规处置。李耀武在万年台当着两河口百姓的面，把周致斌五花大绑得像狗一样拖到台上。
第24集李耀武借着周致斌吸大烟的由头，准备将周家置于死地。丹凤找到李耀武，用周家的房契换下了周致斌的一条命。维淑带着瘸腿的周致斌来到山上的茅草屋见到了丹凤和管家老杨，而周致斌也明白了丹凤的一番苦心。丹凤用母性的温柔，让周致斌戒掉大烟拿着盘缠离开了两河口。徐二小姐执意跟着登宝上路保帮，半路遇到夏刚和夏虎的埋伏，徐二小姐替登宝挡了一枪。维淑昏倒在丹凤的茅草屋，丹凤从任冠仙的口中知道了维淑已怀有身孕。登宝再次出去保帮，徐二小蛆在家养伤。金刚钻喝多了，借着酒劲儿摸进了徐二小姐的房间。
第25集两人拉扯间，手枪走火，徐二小姐倒在了血泊中。金刚钻让下人把徐二小姐装进了棺材摆在院里。登宝保烟回来，看到这一幕伤心欲绝。周致斌来到马玉之府上，马玉之愿死在周致斌的枪下，就在周致斌犹豫间，他却倒在了黑枪之下。冲进来的胡团长将周致斌抓了起来。登宝借着押送烟土途经两河口的机会找到维淑。丹凤和维淑得知致斌被关进县城大牢。丹凤和维淑来找登宝，想让他帮忙救出致斌。周致斌被押赴刑场，登宝孤身一人将他救出。胡团长在半路将周致斌劫持，去见了神秘的幕后主使——林四爷。林四爷以帮助周致斌报了家仇为筹码，换回了周致斌与自己联手称霸两河口。周致斌找到金刚钻府邸，要与他做一笔交易。
第26集周致斌借金刚钻的机枪杀回两河口。李耀武派人来请丹凤去府上一趟，丹凤被李耀武软禁在了府上。一身乞丐行头的周致斌回到两河口，在周府门口遇到了周家旧日的下人周二被李耀武手下毒打，周致斌拔出机枪一阵猛扫，将周府的大门打成了筛子。眼见机枪和手枪内的子弹都要打光，周致斌孤身应战难成大局之时，登宝来助周致斌一臂之力。李耀武来到地牢，用枪挟持了丹凤。周致斌拿出背后藏着的手榴弹，拉响了引线。丹凤趁机用发簪划破了李耀武的脸，将周致斌扑倒在了安全的位置。周致斌将李耀武杀死后，在周家门口鸣枪喊话，向整个两河口的百姓宣布周家的地位。维淑为了能平安生下济邦的孩子同意了丹凤的建议：嫁给周致斌。
第27集周致斌亲自到龙吟山拜会金刚钻，金刚钻答应与他共享两河口和烟道的和平。登宝来到两河口找到维淑，将自己最宝贵的一只银锁送给了维淑。林四爷希望借周致斌之手除掉金刚钻。金刚钻带人来给周致斌道贺，席间与丹凤频频交杯。丹凤按照与周致斌商量好的将金刚钻带入自己的房间。喜宴鞭炮的响声掩盖了周致斌与登宝消灭金刚钻手下的枪声。周致斌与登宝齐心将金刚钻打死，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
第28集周致斌成了两河口镇新任县长，他重新召回了周家的下人周大，任命他为两河口保安大队的大队长。黄登宝接替了金刚钻，成为了龙吟山义字堂的新任堂主，也成为了烟道上最大的匪首。周致斌与黄登宝黑白联手，将整个两河口和烟道都收入了囊中。周致斌和黄登宝藏在周家的地牢里重新抽起了大烟。在丹凤的照顾和掩护下，维淑生下了一名男婴。周致斌对孩子出生的日子心存疑虑，丹凤借机告诉了他孩子是济邦的事实，周致斌怒不可遏。周致斌与维淑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疙瘩并按姜云程的意思给孩子取名“周维”。丹凤在维淑的房间内无意间发现了银锁，她以为自己一直找寻多年的亲人就是维淑。张济邦化装来到两河口，得知双亲已经亡故而维淑也已经与周致斌成亲并产下一子的消息，张济邦黯然离开了两河口。
第29集丹凤无意间发现了周致斌与黄登宝藏在地牢里抽大烟的秘密，丹凤准备离开周家。三年后，周维已经长大，周致斌和维淑也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张济邦与马菊花再度相遇。谷毅团长给属下开会，部署对两河口争取周致斌的作战方针。张济邦因为不想面对周致斌和维淑而不愿意接受谷毅团长派自己去争取周致斌的命令，被关了禁闭。马菊花知道了张济邦的苦衷，找到谷毅团长，主动请缨前往两河口。马菊花前往两河口侦察，却意外听到了父亲死于周致斌之手的消息。张济邦与丹凤意外相逢。
第30集张济邦向丹凤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希望她能帮助自己的部队去争取周致斌。谷毅团长请丹凤给同志们介绍两河口的情况，考虑到马菊花与周致斌的家世恩仇，张济邦主动要求去两河口协助马菊花。在周二的帮助下，丹凤和张济邦顺利地进入了两河口。维淑来到张济邦家的祠堂拜祭，周致斌跟着维淑来到此地，见到了马菊花。张济邦让小吴将马菊花被抓的消息尽快带给谷毅团长，自己则和丹凤展开了对马菊花的营救。曾渝借着周二的尸体栽赃给解放军，周致斌再次对共产党产生了隔阂。丹凤告诉维淑济邦没有死，维淑不敢相信。谷毅派人带队到两河口与周致斌隔着老鹰嘴喊话。
第31集周致斌固执认为解放军要自己打开老鹰嘴就是为了和自己夺烟道和大烟。解放军的先遣部队为了不和周致斌发生激烈的冲突撤了回去。丹凤让周致斌放了马菊花，曾渝从中挑拨。周维半夜高烧不退，维淑只得抱着他来到任冠仙家求诊，在此看见了昏迷不醒的张济邦。丹凤从马菊花的口中得知了马玉之死得蹊跷，丹凤明白了林四爷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为了确保张济邦的出现不会破坏掉周致斌与维淑现在的生活，丹凤主动提出要撮合马菊花和张济邦。维淑劝周致斌不要跟曾渝搅在一起。
第32集张济邦在任冠仙的悉心照料下身体有所好转。水牛因为丹凤一直没有回来而担心不已。水牛只身下山去两河口的周府找丹凤，被周家的下人抓了起来。周致斌看到水牛随身带的手枪上刻有“金”字，想起了当年金刚钻藏在秘洞里的枪支弹药。维淑假冒周致斌的命令。让下人放出丹凤。周致斌审问水牛手枪的来历，水牛说是自己在山道上捡来的。周致斌知道水牛是丹凤的儿子意外不已。曾渝识破维淑是假传命令，为难维淑和丹凤。维淑担心张济邦的伤病，以带着维儿去山上的茅草屋避避两河口的动乱为由离开了周家……水牛带着丹凤找到了藏匿金刚钻枪支的山洞，丹凤让水牛带人把山洞里的枪支悄悄地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曾渝告诉周致斌国民党的特派员马上就会抵达两河口镇。周致斌暗中集合了队伍前往张家山，与老猎人的队伍撞了个正着。周致斌不想与老猎人发生冲突，只得退下了山。丹凤感到局势紧张，让水牛迅速转移山洞里的枪支，自己则单独下山去找解放军的队伍。张济邦在维淑和任冠仙的照料下苏醒了过来，两人相隔多年再度相遇却已是物是人非。
(下转43版)
剿匪 篇3
陈云到达北满最初, 就与土匪有过正面的接触, 深谙土匪祸害之大。在苏军命令我军退出哈尔滨后, 陈云对苏联在东北的基本政策的把握和认识更为准确。对东北匪情和人民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情况的掌握, 他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紧迫性和艰难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指出北满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将主力部队及军事干部分散各县, 放手改动群众, 组织群众武装, 肃清反动土匪, 建立政权。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至锦州线, 向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路干线前进, 苏联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三大城市、交还已接收的政权情况下, 陈云不但进一步强调北满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 而且具体指出:“北满工作的中心, 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 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如以珠河、牡丹江为中心, 以佳木斯、依兰为中心, 以绥化、北安为中心, 以洮南、三肇为中心, 以讷河、龙江为中心, 建立若干根据地。”[1]为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初期最急迫的任务是剿灭土匪。陈云把剿匪看成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的当前急务, 决胜的一环。认为不剿灭土匪, 群众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因此, 在正规部队未到达北满之前, 他就领导北满分局所属各省军区部队开展剿匪斗争, 要求各省立即以可靠部队组成机动部队, 主动地有计划地并有充分胜利准备地进行剿匪, 首先消灭最凶之股, 达到最后各个消灭的目的。
二、剿匪中, 加强战区协作, 重视主力, 与中央紧密联系
在剿匪中, 陈云、高岗亲自指示各军区协调作战, 关心剿匪斗争所遇到的问题, 并及时与中央、东北局保持联络沟通, 重视对主力军的保护。
1945年12月中旬, 张秀山、温玉成率领松江军区部队二千人从宾县南下, 配合吉林军区曹里怀、刘居英所率部队6 000人, 南北夹击五常、榆树、舒兰一带土匪。陈云、高岗密切关注军队的动态, 力求部队配合剿匪成功。12月11日, 陈云、高岗电告在长春的周保中、张启龙, 请求立即抽调主力部队, 由南面外攻, 夹击敌人。14日, 再次电询周保中部队进程, 并在电报中要求部队争取在苏军未撤、蒋军未到之前, 扫清北满国匪, 镇压新部队之叛变, 造成开展工作之便利条件。并要求将新老兵组成机动部队, 并迅速接应三五九旅北上, 协同扫荡国、匪及占领其县城, 在1946年2月前基本上拔出后方反动钉子, 形成我军与蒋军斗争之有利局面。
陈云密切关注北满各省军区部队剿匪斗争所遇到的问题, 非常重视部队服装的补给。北满分局致电各省工委, 强调指出:“剿匪可能与否决定于能否迅速全部解决部队大衣、暖鞋、手套、皮帽, 各省必须解决上述冬服, 应该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2]347同时, 提醒各部队首长注意部队发生冻伤减员, 加强教育预防。为了使正规部队到达后能够统一计划, 配合各原有力量彻底肃清顽匪, 以建立根据地, 陈云要求各省工委详细电告剿匪以来战斗次数及地点, 占领县城数目;现存顽匪数目, 主力番号及分布情形, 匪首领姓名及简历, 部队成分;在战斗中已锻炼出多少部队, 可编几个团;以及进一步剿匪力量如何等问题。这些反映出陈云在剿匪斗争中对掌握具体实情的重视, 以及思考的细密。正是由于北满分局对剿匪斗争的重视和指导得力, 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下旬, 北满各省工委、省军区都将主要力量用于掌握连队, 向土匪进攻, 由被动挨打转为主动出击, 稳住了局面。
为了抓先机剿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陈云力促主力部队北上。出于对北满、西满严重匪情的认识, 他多次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抽调正规部队到北满、西满剿匪, 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东北局先后决定派刘转连、晏福生率领的三五九旅和杨国夫、刘其人率领的渤海军区第七师奔赴北满。但由于交通不便和冬季恶劣气候的影响, 两支部队行动缓慢。陈云、高岗致电东北局, 力陈事态的严重。指出“老兵不来或少来又迟来, 北满决非我有, 难有广大根据地。如四个主力旅及干部于一月二十日后才到达, 则先机已失, 苦战以后才有相当根据地, 局面又是国共插花。”[2]438当得知吉林党委曾想将三五九旅留在吉林, 陈云、高岗坚决反对, 要求三五九旅立即开往宾县, 同时电告刘转连、晏福生速令先头部队兼程北进, 并将负责干部姓名电告, 后续部队勿再停留, 要求将每日行程电告。与此同时, 电催杨国夫率七师向嫩江地区兼程北进。
三五九旅和七师相继到达后, 1946年2月至3月中旬, 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在此过程中, 陈云十分关心七师和三五九旅到北满后的扩编和后勤, 重视发挥他们在剿匪中的中坚作用。他认为打大仗, 必须依靠三五九旅和七师, 因此, 非常重视对所需物资的补给, 并减少他们零星的剿匪责任, 加强休整。七师未到三肇前, 北满分局就预备好大衣一千八百多件。到达三肇后, 北满分局决定将松江军区哈东分区刘子奇部二千多人及枪补充该师。1946年3月中旬, 陈云建议从黑龙江省现有部队中抽出五千多人到七师, 使七师扩充成两万人以上、由三个旅组成的纵队。为便于军事上的统一领导并使主力部队不断得到物资、人员的补充, 陈云提出由七师师长杨国夫兼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为了补充三五九旅, 陈云决定松江军区哈北分区部队与三五九旅合编为一旅, 该旅兼哈北分区并直接归北满军区管辖。
三、在剿匪中, 重视发动群众工作
陈云在北满工作中认识到, 剿灭土匪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首要条件, 只有群众真正改动起来, 才能彻底剿灭土匪,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陈云到达北满后, 由哈尔滨到宾县, 到处遭到土匪袭击, 而农民则是对此旁观。这使他切身感受到发动群众尤其是发动占群众大多数的农民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 要在东北稳住脚跟, 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巩固部队剿匪, 正为了便于发动农民。他命令部队一面剿匪一面做群众工作, 让大家意识到要想根绝匪患, 必须真正发动基本群众, 否则, 土匪此剿彼窜, 群众依然观望。他断言, 群众能否迅速广大的发动是我们在东北成败的关键。
北满分局撤到宾县后, 陈云明确提出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农民上。他纠正了民众运动限于城市中少数工人、学生、市民而脱离广大农民的错误倾向, 认识到没有广大农民发动起来, 要想创造包括二三等城市与次要铁路在内的根据地是不具备可行性的。为寻找发动农民的好方法, 他要求北满各省工委对发动群众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尤其是要弄清楚当地农民真正的关切, 要求把调查的结果向北满分局作出汇报。陈云亲自指导宾县县委发动农民的工作, 并不断总结宾县县委发动农民的经验向北满各省推广。宾县县委书记马斌做群众工作成绩斐然, 深得农民信赖。马斌发现了“东北社会的特点是武装的农民反对武装的地主、土匪、大排”, “斗争的规律是经济—武装—再经济”。[3]陈云对此深为赞赏, 他多次阐述并强调掌握这一斗争规律的重要性, 积极推广这一做法, 并向东北局和中央作出汇报。1946年2月, 黑龙江省剿匪已获大胜, 开辟了广泛开展农运的前提。陈云要求各方争取时间, 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可用的力量, 发动农民经济、土地斗争, 达到武装农民的目的, 创造根据地的真实基础。
为了解决北满分局干部急缺问题, 陈云一方面多次向东北局要干部, 请求抽调大批干部北上;另一方面, 由各省工委开办军政干部学校, 各县兴办各种训练班, 争取从当地知识青年、农民、工人中培养干部。在他主持下, 北满分局采取一定时间内集中使用干部以发动群众的做法。1946年3月初, 北满分局将东北局派来北满的240个地方干部全部集中使用, 组成三个民运工作团到北满战略要地木兰、通河、方正三县, 做发动群众的工作。4月中旬工作基本结束。一个多月来, 三县发动各种性质的大小斗争225次, 参加斗争的五万余人。三县已经改造过的村屯政权, 木兰占70%, 通河占68%, 方正占28%。[2]455
通过剿匪和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 到1946年4月中旬, 北满65个县, 我党占据的58个县中, 16个县农民已经发动起来, 宾县、宁安、木兰、方正、通河五县最为普遍深入, 其余县城也已经开始。农民的正统观念发生了变化, 认识到共产党是帮助农民的, 国民党不利于农民。正是由于发动了农民, 改变了他们的观念, 激发了农民热情, 他们参军剿匪, 支援各军区的部队。
参考文献
[1]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北满分局[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3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黄连山剿匪记 篇4
土匪盘踞黄连山
1950年，黄连山脚下的敬德县（今德保县）辖东凌乡、塘日乡等乡镇。当时，在黄连山一带盘踞的土匪以何之奇为首。何之奇是黄连山脚下的人，别看老家在山窝窝里，但却自小生长在东凌乡法律屯的大户人家。1929年间考取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南宁分校，毕业后在新桂系军阀某部任职，当到上校团长之职。1948年退役后任国民党云南省富宁县副县长兼自卫总队副队长。
何之奇这次返回老家，是奉桂系军阀之命从云南省的剥隘乡率其部队300多号“国军”，窜回黄连山脚下的东凌乡来组织残匪叛乱，他已被桂系军阀封为“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反共第七集团军新编第二军军长”。何之奇回到东凌乡，立即纠集并统率了长期在当地称王称霸的两股土匪，并给这两支土匪队伍分别起名为“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反共第七集团军新编第二军第七师”和“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反共第七集团军新编第七军独立师”。第七师师长为这股土匪原来的匪首廖善才，独立师师长为另一股土匪原来的匪首黄汉生。廖善才和黄汉生都是何之奇的同村人，廖善才是他的妹夫，黄汉生也是他的发小。黄汉生还有一个弟弟叫黄仲生，此时也同流合污了。
何之奇从云南带来300多人，加上黄汉生和廖善才的两股土匪300多人，东凌的土匪共计有600多人。为了补充军粮和军饷，这拨土匪经常到周边的村屯和街道上打家劫舍。他们为非作歹，滥杀无辜，霸占民女，无恶不作，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英雄血洒黄连山
何之奇从云南回到黄连山下的东凌乡后，组织土匪建立“凌东县”，县府在今德保县东凌乡东凌街上，何之奇任县长兼自卫总队队长。建立“凌东县”以后，他在东凌街上搭台，召开宣传大会，强迫周边的贫苦群众参加大会，宣传“共产共妻”。还到处宣扬：在一年内，从根本上消除“共匪”。
他们哪里料到，此时他们在东凌乡作威作福，占山为王，而在敬德县城，已取得和平解放，1949年农历十月，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敬德县城组建县人民政府，隆建南任敬德县人民政府县长，全县各个乡也已经组建了乡人民政府，各村也已经建立了村农协会。从外地来的、年轻的共产党员黄芳伟任东凌乡人民政府乡长。
因为当时东凌乡还没有解放，为了防止土匪暴乱，新建的东凌乡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暂时驻扎在塘日乡中那村弄屯。
说起乡政府迁往弄屯，还有一段小故事：国民党时期，弄屯本是匪巢，屯中有三大匪首，即韦有林、韦有贤和韦炳涣。韦炳涣有一个妹妹，先嫁韦有林，后韦炳涣又将她改嫁给邻近的田阳县洞靖乡的匪首廖四。韦有林和韦炳涣从此成了冤家。韦炳涣去东凌乡法律屯投靠了黄汉生。后来他依仗黄汉生之势，曾带上东凌乡匪团来到塘日乡的弄屯与韦有林、韦有贤在塘日乡的瑶寨甘必村弄梅屯展开过几次激战。韦有林和韦有贤被当地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感化，投靠了共产党。韦有林和韦有贤是当地人，弄屯又曾是他们的根据地，他们比较熟悉匪情，容易防守敌人进攻，因此，他们两兄弟就向黄芳伟建议，把乡人民政府驻扎在弄屯，那里比较安全。乡长黄芳伟听从韦氏兄弟俩的建议，把东凌乡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暂时迁往弄屯。
1950年7月29日，天刚蒙蒙亮，远处的黄连山一派宁静，东凌乡人民政府院内猛然响起“叭、叭、叭……”密集的枪声。政府院内所有工作人员和武装基干队员们意识到：“土匪来袭了。”
正如大家所料，匪首何之奇率部来袭，一场在黄连山脚下发生的敌我生死较量拉开序幕。全体东凌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武装基干队员立即全部到位，集中于院内，待命迎敌。侦察员摸清了敌情，何之奇带领300多土匪分作两路：一路由黄汉生带领；一路由廖善才带领，到弄屯会合后进攻东凌乡人民政府。万分危急时刻，乡长黄芳伟站在整装待发的队伍面前，庄严地下达了战斗命令。武装基干队分成两个战斗小组：第一组20多人枪向东南面反击；第二组20多人枪向西北面出击，把匪徒击退。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分为3个组：第一组5人枪，支援西北面；第二组3人枪，协助东南方向；第三组4人枪，主要任务是引导群众，掩护群众转移到山林中的安全地带。另外，派一名交通员趁战斗激烈中突围出去，急奔敬德县城，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匪情，要求县大队增援。
反击匪徒的战斗打响了。一时之间，敌我步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呐喊声汇成一片。20多分钟以后，西北面的土匪廖善才部因不熟悉地形，丢下10多具尸体，开始溃逃；接着，匪黄汉生部也孤掌难鸣，窜了回去。战斗暂时停止。
此时，黄芳伟考虑到，若县大队的援兵未到，匪首何之奇一定会纠集匪徒亡命反扑。所以，趁战斗间隔，重组战斗部署：把基干队和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分为3个战斗小组，动员大家发扬艰苦奋斗和连续作战的精神，立即分别攀登弄屯后背的黄连山腰，抢占和控制3处制高点，随时向敢于前来反扑的土匪反击。
果然不出黄芳伟所料，约上午10时，匪兵又开始进攻。何之奇一面亲自督战，一面派土匪到敬德县城去找匪首黄列和黄之廷，让他们骚扰敬德县城，拖住县大队和武工队援兵的时间，并派人去到邻近的天保县（后与敬德县合并成立今德保县）和田阳县见匪首卢师谋和廖四，命他们凭借山险，背靠敬德县，面向天保和田阳，先和前来黄连山救援的共产党部队周旋。
匪首何之奇在弄屯命匪兵以猛烈的火力掩护，强行组织冲锋，他看到县大队援兵未到，就壮着胆子向固守在黄连山山脉的3处制高点反扑，妄图消灭乡武装基干队后再阻击援兵。黄芳伟指挥武装基干，奋勇抗敌。
就在土匪一边“乒乒乓乓”地放枪，一边“伊伊呀呀”地嚣叫着来到山脚下时，固守在3处山腰上的乡武装人员在黄芳伟的指挥下，以猛烈的火力给土匪以迎头痛击。由于乡武装基干队占据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土匪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武装基干队眼皮底下，在有效射程内，土匪不敢贸然靠近。这样，双方一直相持到中午。土匪不敢仰攻乡武装基干队，他们已死伤了10多人。匪首何之奇见此局势，无计可施，只好收拾残匪，退出战斗。这一仗，敌人又死伤10多人，没占到便宜，仓皇逃出弄屯。
午后，因黄芳伟备战心切，在部下黄汉规的陪同下，马不停蹄赶去今东凌乡那么村林屯了解情况和发动群众。由于叛徒的出卖，当他走到弄屯通往林屯的山坳口时，一颗子弹从另一山脚下方飞来，穿过他的胸膛。他倒在了带领土匪埋伏等候在此地的匪首韦炳涣的子弹之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黄芳伟牺牲时年仅24岁。
土匪见黄芳伟倒下，便残忍地割去他的头颅向匪首何之奇邀功请赏。何之奇拿到黄芳伟的头颅以后，一面重赏韦炳涣，一面命人把黄芳伟的头颅高高地挂在东凌老街的一根高高的木杆上示众3日，召集土匪开庆功大会。
黄芳伟系靖西县南坡乡陇深屯人，1926年生，1947年参加游击队，1948年加入中共党组织，1949年6月随队伍从镇边县念井村来到敬德县开展游击活动，同年农历十月任东凌乡人民政府乡长。为了革命事业，他还没有成家，当地的姑娘们用壮话编了一首山歌来纪念和赞美他的英勇：“黄芳伟，鲷芽抹，喊痕哩镎鼎，东凌捞贺哩老迭。”意思是说，英勇的黄芳伟呀，打敌人时你别看他那么勇敢，见到姑娘时他都还脸红，东凌的何之奇更怕他。黄芳伟倒下了，他的鲜血似一面鲜艳的红旗，映红了黄连山主峰，永远飘扬在东凌乡的上空。
活捉匪军长何之奇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敬德县人民政府派出县武工队队长卢加尧和指导员李平原带领县武工队来到东凌，和土匪们展开正面的斗争。
1950年农历十一月初二，何之奇、黄汉生、黄仲生和廖善才带领300多匪兵，加上今东凌乡那么村、朴圩村和达莫村等地境内的各路残匪，共500多人，分8路，进攻通往东凌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弄屯必经的交通要道甘必屯。他们先用冲锋枪猛攻占领了位于邻近甘必屯的仁爱屯（今东凌乡甘必村仁爱屯）瑶寨，把仁爱屯作为匪阵前总指挥部。然后企图爬上甘必屯东北面的山隘口，进入甘必屯。甘必屯附近的五六个瑶寨听说土匪要进攻，瑶胞们纷纷自发组织起来迎战，在险要地势堆上檑石，英勇抗敌。然而，由于人员兵力弱，没有武器，没有作战经验，激战了三天两夜后，在第三天深夜，土匪们占领了甘必屯。
甘必屯被占领，乡人民政府所在地中那村弄屯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外面的人要到达弄屯，必须要经过甘必屯。为了扭转战斗局势，县武工队队长卢加尧和指导员李平原几次上到黄连山观察地形。在一次观察地形时，被土匪盯上了。于是，卢、李两人带领武工队和土匪们交上了火，武工队跑上了一个山坳口。这个山坳口两边都是悬崖，山坳口边比较陡，中间只容得一个人爬上来。卢加尧和李平原决定从这里把敌人引上来，阻击敌人。土匪们见武工队只有30多人，气焰更加嚣张，几次三番对武工队发起进攻。武工队虽然抢得地利条件，但寡不敌众，在敌人的冲锋下，被围困在山上。
就在黄连山上战斗着的县武工队战局异常紧张的时刻，山外面的形势一片大好。随着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在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党中央指派南下部队到广西来协助广西各族人民进行剿匪，决定在1951年5月1日前把广西境内的残匪剿清，因此，南下部队被称为“51大队”解放军。此时，“51大队”解放军来到桂西后，已解放了天保县和田阳县，活捉了匪首卢师谋和廖四，又来到了敬德县城。
敬德县城的土匪随着“51大队”解放军的到来，顷刻崩溃，匪首黄列被擒，黄之廷被歼。接着，“51大队”解放军又赶往靖西县魁圩乡，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土匪，解放军们在县武工队人员的领路下，沿途经过靖西县魁圩乡扶赖村来到黄连山原始森林，一路剿匪，营救出被困在黄连山上的县武工队队员，解放了被土匪们霸占的甘必屯。解放军们见到老百姓们穿着非常破烂，就纷纷脱下衣服披在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热烈欢迎解放军，煮饭送水，为解放军接风洗尘，军民欢呼声响彻云霄。
何之奇、黄汉生、黄仲生、廖善才和韦炳涣带领残匪窜回了东凌。黄连山脚下的十几个村屯全部得到了解放。接着，“51大队”解放军在县武工队人员的领路下，队伍浩浩荡荡开往东凌乡法律屯，直奔何之奇的老巢，追剿何之奇。
匪首何之奇、黄汉生、黄仲生、廖善才和韦炳涣带领土匪在东凌街上（今东凌乡卫生院）负隅顽抗。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由于解放军目标暴露，激战30多分钟，双方各有损伤，土匪越发叫嚣。“51大队”解放军向土匪发射“六O”迫击炮。炮弹在敌东北面爆炸，炸成一个大坑，土匪惊慌失措，慌忙丢掉冲锋枪和步枪，蜂拥逃往西南面。逃得差不多了，西南面又一颗炮弹爆炸，敌人被炸得晕头转向，又涌了回来，又一颗炮弹在土匪中间开花，土匪彻底崩溃了。匪首何之奇、黄汉生、黄仲生、廖善才和韦炳涣带领残匪，往百色方向乱窜，来到今德保和百色交界处，受到守在那里的人民解放军攻击，残匪腹背受敌，被迫在今百色市和德保县交界处缴械投降。
解放军活捉匪军长何之奇，把他关押起来。1951年6月13日，在东凌乡人民政府驻地召开公判大会，敬德县人民政府遵照上级司法机关的委托，宣判匪首何之奇、黄汉生、廖善才和韦炳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解放军把何之奇等土匪押往敬德县城，途经甘必屯。甘必屯老百姓们一片欢呼。人民政府公审处决了血债累累的匪首们。在东凌，人们把黄芳伟和在这次剿匪斗争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烈士们的遗体合葬起来，放到今东凌中学旁的一大片空旷地带上，这就是今天备受人民崇敬的“东凌烈士墓”。
湘西剿匪记(一)剑指西南 篇5
1949年11月初，驻扎在湖南西部辰溪的解放军第47军140师的一个营，以及团机炮连、干训队、湘西纵队警卫队，共800多人的队伍整装出发。他们的目标是辰溪县南部的茶田垅，那里盘踞着一支土匪队伍，匪首叫张玉琳。
张玉琳是当地人，家里三代为匪，手下号称有一万多人马，仅在茶田垅一带就驻扎上千人。
第二天清晨，剿匪先头部队200多人来到一处称为板溪的地方，两面都是高山，中间仅有一条蜿蜒的溪沟可以通过。这条路很容易遭到敌人封锁、袭击，队长易鹏飞建议兵分两路，除警卫队在前边带路，其他人分作两路，在两边山上行进，以确保安全。(图1)
此时，由于一夜急行军，战士们有些疲惫，营长命令大家原地休息，埋锅造饭。突然一阵枪声打破了山林寂静，刚安顿的队伍，被土匪打了个措手不及。
土匪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剿匪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土匪从两边山上冲下来，不断缩小包围圈，从战斗形势看，不像是简单的遭遇战，土匪是有备而来的。
原来，前一天夜里，匪首张玉琳得到了解放军进山剿匪的消息，便迅速召集了2000多名土匪，在解放军必经之路的两侧布下埋伏。
形势对剿匪部队极为不利，带队的营长考虑到土匪中还有一些被胁迫的群众，他决定不使用迫击炮等重武器。
战斗进行了大半天，为了争取群众、避免过多伤亡，解放军主动撤出阵地，但警卫队长易鹏飞，在撤退途中不幸负伤，被土匪抓获。
易鹏飞是辰溪人，土匪认得他，他们杀害了易鹏飞。此外，还有36名战士牺牲了。这场战斗成为解放军挺进湘西剿匪最惨烈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也使剿匪部队再次认识到湘西匪患的猖獗和剿匪任务的艰巨。
从湘西土匪势力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所谓湘西，大致包括今天的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以及邵阳市的一部分。这里分布着巍峨连绵的雪峰山和武陵山脉，沅水、澧水、酉水等大小河流纵横其间。(图2)
解放前夕，这一大片地域，盘踞着大小土匪武装几百股，其中势力较大的有古丈的张平、辰溪的张玉琳、凤凰的龙云飞、芷江的杨永清、晃县的姚大榜等人。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湘西经济十分落后，不少老百姓为了生存，也当了土匪。
为了发展势力，土匪们素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他们一般不劫掠本地村寨，但强迫本地村民每家每户捐钱捐枪，或者出人参加土匪武装，稍有不从也会遭遇灭顶之灾。
不少百姓被迫当了土匪，过着半农半匪的生活，匪患猖獗地区的村寨，成年男人大多当过土匪。
在诱惑和胁迫下，湘西土匪的人数猛增，总人口300多万的湘西地区，土匪武装竟达lO万之众，民间流传着“湘西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土匪流寇多如牛毛。”的说法。面对渐成气候的土匪武装，国民党地方政府也曾多次派兵围剿，然而，土匪却越剿越多。
茶田垄是辰溪县南部的一座小镇，盘踞在这一带的张玉琳正是在国民政府剿匪中壮大起来的匪首。最初，张玉琳手下只有几百人，他们经常到周边打家劫舍，绑票勒索。
他们把人抓走，让家人用相当于一头猪或牛的钱把人赎回。假如没钱赎人，土匪就把被绑人抽打得鲜血淋漓再泼上盐水，甚至割耳朵、割鼻子、断手、断腿。把女的抓去作压寨夫人或被轮奸，死了就扔到山沟里。
国民党政府曾经几次派兵围剿张玉琳，但他利用湘西山区地形复杂的自然条件，飘忽不定，来去无踪，官方对他始终奈何不得。
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又改用“招安”策略，封他为辰溪县的保安大队长。国民党政府想通过此种办法，达到“以匪治匪”的目的。
于是，各县的警察、自卫队等地方政府武装，主要由土匪改编而成，很多地方治安官就是土匪头子。整个湘西，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管辖，实际上，都在土匪的掌控之中。这样，张玉琳就成了辰溪县的土霸王。他还将附近的徐汉章、石玉湘等几股土匪收为部下，土匪队伍达一万多人。(图3)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始解放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湖南是解放军进人大西南的重要通道，湘西的十万土匪作为进军道路上的一大隐患，早就进入了中央军委的视线。部队领导决定对土匪先采用政治攻势，通过说服教育，瓦解土匪武装，扫清进军路上的障碍。盘踞在湘西最外围的张玉琳成为第一个争取对象。
5月末一天下午，在通往辰溪易家桥的山路上，三个人正急匆匆赶路，为首的叫陈策，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个月前，他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回到家乡辰溪县，以开石灰窑为掩护，联络这里的地下党员，发展组织，筹建地下武装力量。这天，他带着两个贴身卫士，去和大土匪张玉琳谈判，劝对方向解放军投降。
由于是同乡，陈策对于张玉琳的历史非常了解。在谈判桌上，两人从乡情谈起，一直讲到当前的政局，陈策给张玉琳分析了国共双方的大局势，希望他弃暗投明。
老谋深算的张玉琳自有算计。几个月前的一场战乱，张玉琳和国民党成了冤家对头，如果不投降解放军，他怕会死在国民党的枪下。
1949年初，负责湘西防务的国民党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命令各县从地方武装中抽调人员和武器，成立“戡乱建国大队”。那些被招安的土匪头子认为这是在削弱他们的实力，非常不满，纷纷反水叛乱，几股土匪还合力攻占了湘西最大的商埠——沅陵县城。
张玉琳得知这个消息，觉得是发财的好机会，但现在去为时已晚，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了。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辰溪县城附近的南庄坪，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兵工厂就坐落在这里。
这个兵工厂是汉阳兵工厂所属的制枪厂、炮厂和弹药工厂，抗战初期，日军进犯武汉时，从汉阳紧急迁到了这里。1939年。随着战局发展，兵工厂的大部分机器设备又迁往重庆，虽然辰溪兵工厂的生产量逐渐减少，但仓库里仍储存着大量的枪支弹药。
就在沅陵县城被占领的第三天，张玉琳率领一万多名土匪包围了兵工厂，他们解除守卫士兵的武装，打开大门，蜂拥而入，抢走了两万多支步枪、500多门炮、轻重机枪900多挺、各种弹药500多万发。张玉琳由此成为湘西最有实力的土匪。
国民党第十七绥靖公署和省政府得知这一情况，派省保安副司令和一个省议员来到湘西，和土匪谈判。两天后，土匪退出了沅陵县城，这段历史被称为“湘西事变”。此后，各股土匪依靠抢来的枪支弹药，开始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张玉琳组建了所谓的“国防第一军”，自封为军长。枪支的泛滥，也让湘西的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图4)
张玉琳明白抢兵工厂是杀头罪，国民党不会放过他。
陈策的出现，让张玉琳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
1949年7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陆续解放了湖南北部的15个县
市，大部队逼近长沙。这个消息更加坚定了张玉琳投诚的决心。他开始收敛嚣张气焰，不再招摇过市，他手下的人马也很少再出去祸害百姓。
国民党安插在张玉琳身边的中统特务，把张玉琳的变化向总部作了汇报，建议尽快采取应对措施。
汇报提出如果辰溪问题不解决，湖南就要赤化。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把张中宁调回来，由他来解决。
张中宁，国民党中统的骨干分子，与张玉琳是远房亲戚，他还曾经救过张玉琳的命。
张玉琳的变化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重视，不久，坐镇西南一隅的蒋介石亲自接见张中宁，让他回辰溪做张玉琳的工作，并许诺将张玉琳的土匪武装收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张中宁、张玉琳分别担任正副军长，至于张玉琳抢兵工厂的事，也不再追究了。
几天之后，张中宁带着蒋介石签发的委任状和4万块大洋赶到辰溪。
看到“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副军长的委任状和4万大洋，张玉琳不禁得意起来，之前和陈策谈好的约定，此时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安抚好张玉琳后，张中宁又想到了陈策，他记得陈策曾在辰溪高等小学任教，当时张中宁正在那里读书，于是给陈策写了封信，说他要登门拜访。
同志们都不同意陈策见张中宁，因为土匪知道他的身份，这时候见非常危险。陈策说他是我的学生，他能杀老师吗?
第二天，张中宁来到陈策去住处，彼此客气一番，谈话进入正题，两人争执起来，争得面红耳赤。隔壁负责保卫的湘西纵队警卫员朱成先，不由得握紧了匣子枪。
半天的功夫过去了，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师生不欢而散。临走时张中宁说，老师你走你的阳关道，学生我走我的独木桥。
张中宁一行悻悻而去。为了安全起见，陈策马上带人坐船离开家，并通知潜伏在张玉琳部队里的独四团团长米庆轩和独五团团长肖洪亮，率领属下2D0多人秘密赶到龙头庵休整集训。7月31日，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打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的旗帜，陈策任司令员。随即，部队向辰溪东南方向的罗子山进发，准备与其他革命武装汇合。
湘西纵队成立的消息，使张玉琳大惊失色，他连夜召集3000多人马围剿这支刚刚诞生的红色武装。
湘西纵队到了罗子山，计划前往溆浦和那里的游击队汇合。当指战员听到张玉琳要打过来的消息，纷纷要求不走了，既然敌人来了，就把他们消灭掉。
陈策决定在罗子山和张玉琳打一仗。
队伍部署完毕，陈策又带着朱成先等警卫员，来到附近的瑶族村寨，为了避免百姓误会，主动拜访村寨首领。瑶族头人很受感动，表示要出兵帮助，但陈策拒绝了这番好意。
第二天上午8时许，土匪向罗子山发起了攻击。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湘西纵队的子弹几乎打完了，机枪也打坏了。在敌人将要形成包围之前。湘西纵队下令突围。
经过激烈战斗，突围后的湘西纵队赶到淑浦县，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合。
在围攻湘西纵队的同时，张玉琳还在全县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
21岁的米月娥是中共辰溪地下党组织的妇女委员兼文化宣传员，她一直利用教师的身份宣传革命思想。7月31日半夜，一群土匪闯进了她家。把她打得遍体鳞伤，让她交代陈策的下落，交代辰溪地下党的情况。她一个字也不说。残忍的匪徒把米月娥押到船上，绑上石头，沉人河里。(图5)
疯狂作恶的张玉琳没想到，湖南的局势迅速发生变化。
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驻守在湖南的国民党华中军政公署长官白崇禧，急忙重新部署，用国民党桂系主力部队20余万人，构筑一条从广东西部到湖南西南部的防线，和驻守重庆、湖南西北部的国民党陆军中将宋希濂协同，企图阻止解放军向华南、西南地区挺进。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大部队正向湖南北部集结，中央军委指示：四野主力向南消灭白崇禧桂系军队，二野主力则从湘西直插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迂回包围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图6)
就在这场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国民党华中军政公署长官白崇禧，突然离开设在衡阳的军事指挥部，坐专机飞往湘西的一座小城一芷江，他带看一份蒋介石的密令，但他要会见的却不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而是一群土匪，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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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湘西》(二)殊死较量割耳朵、割鼻子、断手、断腿。把女的抓去作压寨夫人或被轮奸，死了就扔到山沟里。
国民党政府曾经几次派兵围剿张玉琳，但他利用湘西山区地形复杂的自然条件，飘忽不定，来去无踪，官方对他始终奈何不得。
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又改用“招安”策略，封他为辰溪县的保安大队长。国民党政府想通过此种办法，达到“以匪治匪”的目的。
于是，各县的警察、自卫队等地方政府武装，主要由土匪改编而成，很多地方治安官就是土匪头子。整个湘西，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管辖，实际上，都在土匪的掌控之中。这样，张玉琳就成了辰溪县的土霸王。他还将附近的徐汉章、石玉湘等几股土匪收为部下，土匪队伍达一万多人。(图3)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始解放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湖南是解放军进人大西南的重要通道，湘西的十万土匪作为进军道路上的一大隐患，早就进入了中央军委的视线。部队领导决定对土匪先采用政治攻势，通过说服教育，瓦解土匪武装，扫清进军路上的障碍。盘踞在湘西最外围的张玉琳成为第一个争取对象。
5月末一天下午，在通往辰溪易家桥的山路上，三个人正急匆匆赶路，为首的叫陈策，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个月前，他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回到家乡辰溪县，以开石灰窑为掩护，联络这里的地下党员，发展组织，筹建地下武装力量。这天，他带着两个贴身卫士，去和大土匪张玉琳谈判，劝对方向解放军投降。
由于是同乡，陈策对于张玉琳的历史非常了解。在谈判桌上，两人从乡情谈起，一直讲到当前的政局，陈策给张玉琳分析了国共双方的大局势，希望他弃暗投明。
老谋深算的张玉琳自有算计。几个月前的一场战乱，张玉琳和国民党成了冤家对头，如果不投降解放军，他怕会死在国民党的枪下。
1949年初，负责湘西防务的国民党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命令各县从地方武装中抽调人员和武器，成立“戡乱建国大队”。那些被招安的土匪头子认为这是在削弱他们的实力，非常不满，纷纷反水叛乱，几股土匪还合力攻占了湘西最大的商埠——沅陵县城。
张玉琳得知这个消息，觉得是发财的好机会，但现在去为时已晚，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了。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辰溪县城附近的南庄坪，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兵工厂就坐落在这里。
这个兵工厂是汉阳兵工厂所属的制枪厂、炮厂和弹药工厂，抗战初期，日军进犯武汉时，从汉阳紧急迁到了这里。1939年，随着战局发展，兵工厂的大部分机器设备又
迁往重庆，虽然辰溪兵工厂的生产量逐渐减少，但仓库里仍储存着大量的枪支弹药。
就在沅陵县城被占领的第三天，张玉琳率领一万多名土匪包围了兵工厂，他们解除守卫士兵的武装，打开大门，蜂拥而入，抢走了两万多支步枪、500多门炮、轻重机枪900多挺、各种弹药500多万发。张玉琳由此成为湘西最有实力的土匪。
国民党第十七绥靖公署和省政府得知这一情况，派省保安副司令和一个省议员来到湘西，和土匪谈判。两天后，土匪退出了沅陵县城，这段历史被称为“湘西事变”。此后，各股土匪依靠抢来的枪支弹药，开始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张玉琳组建了所谓的“国防第一军”，自封为军长。枪支的泛滥，也让湘西的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图4)
张玉琳明白抢兵工厂是杀头罪，国民党不会放过他。
陈策的出现，让张玉琳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
1949年7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陆续解放了湖南北部的15个县市，大部队逼近长沙。这个消息更加坚定了张玉琳投诚的决心。他开始收敛嚣张气焰，不再招摇过市，他手下的人马也很少再出去祸害百姓。
国民党安插在张玉琳身边的中统特务，把张玉琳的变化向总部作了汇报，建议尽快采取应对措施。
汇报提出如果辰溪问题不解决，湖南就要赤化。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把张中宁调回来，由他来解决。
张中宁，国民党中统的骨干分子，与张玉琳是远房亲戚，他还曾经救过张玉琳的命。
张玉琳的变化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重视，不久，坐镇西南一隅的蒋介石亲自接见张中宁，让他回辰溪做张玉琳的工作，并许诺将张玉琳的土匪武装收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张中宁、张玉琳分别担任正副军长，至于张玉琳抢兵工厂的事，也不再追究了。
几天之后，张中宁带着蒋介石签发的委任状和4万块大洋赶到辰溪。
看到“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副军长的委任状和4万大洋，张玉琳不禁得意起来，之前和陈策谈好的约定，此时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安抚好张玉琳后，张中宁又想到了陈策，他记得陈策曾在辰溪高等小学任教，当时张中宁正在那里读书，于是给陈策写了封信，说他要登门拜访。
同志们都不同意陈策见张中宁，因为土匪知道他的身份，这时候见非常危险。陈策说他是我的学生，他能杀老师吗?
第二天，张中宁来到陈策去住处，彼此客气一番，谈话进入正题，两人争执起来，争得面红耳赤。隔壁负责保卫的湘西纵队警卫员朱成先，不由得握紧了匣子枪。
半天的功夫过去了，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师生不欢而散。临走时张中宁说，老师你走你的阳关道，学生我走我的独木桥。
张中宁一行悻悻而去。为了安全起见，陈策马上带人坐船离开家，并通知潜伏在张玉琳部队里的独四团团长米庆轩和独五团团长肖洪亮，率领属下200多人秘密赶到龙头庵休整集训。7月31日，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打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的旗帜，陈策任司令员。随即，部队向辰溪东南方向的罗子山进发，准备与其他革命武装汇合。
湘西纵队成立的消息，使张玉琳大惊失色，他连夜召集3000多人马围剿这支刚刚诞生的红色武装。
湘西纵队到了罗子山，计划前往淑浦和那里的游击队汇合。当指战员听到张玉琳耍打过来的消息，纷纷要求不走了，既然敌人来了，就把他们消灭掉。
陈策决定在罗子山和张玉琳打一仗。
队伍部署完毕，陈策又带着朱成先等警卫员，来到附近的瑶族村寨，为了避免百姓误会，主动拜访村寨首领。瑶族头人很受感动，表示要出兵帮助，但陈策拒绝了这番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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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8时许，土匪向罗子山发起了攻击。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湘西纵队的子弹几乎打完了，机枪也打坏了。在敌人将要形成包围之前，湘西纵队下令突围。
经过激烈战斗，突围后的湘西纵队赶到溆浦县，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合。
在围攻湘西纵队的同时，张玉琳还在全县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
2l岁的米月娥是中共辰溪地下党组织的妇女委员兼文化宣传员，她一直利用教师的身份宣传革命思想。7月31日半夜，一群土匪闯进了她家。把她打得遍体鳞伤，让她交代陈策的下落，交代辰溪地下党的情况。她一个字也不说。残忍的匪徒把米月娥押到船上，绑上石头，沉人河里。(图5)
疯狂作恶的张玉琳没想到，湖南的局势迅速发生变化。
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驻守在湖南的国民党华中军政公署长官白崇禧，急忙重新部署，用国民党桂系主力部队20余万人，构筑一条从广东西部到湖南西南部的防线，和驻守重庆、湖南西北部的国民党陆军中将宋希濂协同，企图阻止解放军向华南、西南地区挺进。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大部队正向湖南北部集结，中央军委指示：四野主力向南消灭白崇禧桂系军队。二野主力则从湘西直插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迂回包围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图6)
就在这场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国民党华中军政公署长官白崇禧，突然离开设在衡阳的军事指挥部，坐专机飞往湘西的一座小城——芷江，他带着一份蒋介石的密令，但他要会见的却不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而是一群土匪，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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