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共11篇）
弗里德曼 篇1
一、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解析
20世纪中期, 西方学术界对新古典学派和边际学派关于理性人假设, 完全信息假定和市场出清假定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布罗克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具备很好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因为其假定是非现实的, 因为一个没有利他情感和动机干扰对财富及其效用的纯自利追求的人是不存在的, 从非真的前提出发只能导致非真的结论。弗里德曼撰写《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是就当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所进行的回应。弗里德曼认为, 判断一个假说能否成立的唯一标准在于该假说的预测能力, 不在于其假说本身的现实性。他认为, 那些真正重要而且有意义的假说所包含的假定, 通常是对现实的不精确的描述性表达。而且, 一般说来, 某一理论越有意义, 其假定就越不现实。这个观点即是弗里德曼F论点的核心思想, 即假定的现实性是富于意义的理论的必然特征。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使用了两种假说, 一种假说所能适用的条件, 而不是验证这些条件 (假定) 本身是否符合现实, 恰恰相反, “那些真正重要而且有意义的假说所包含的‘假定’, 通常是对现实的粗略的、不精确的描述性表达。而且, 一般说来, 某一理论越是有意义, 其‘假定’就越不现实。”
(一) 树叶假说类比
弗里德曼用一个生物学类比—树叶阳光最大化假说—来说明:假说的有效性不能用假说的现实性来检验。树叶阳光最大化假说的含义是, 树叶的趋光性特征, 是指树叶的本能是趋光避阴的, 即每一片树叶都是按照阳光收益最大化的方式来为自己占据有利位置的。显然, 这样比较拟人的假定树叶具有实现自身阳光最大化的意志是不现实的, 因为叶子不可能有计划地来安排生长。该假说中的假定虽然是虚假的和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 我们可以发现, 根据以上假说所得出树叶趋光性的结论与日常经验是一致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该假说具有了很大的合理性。在这里, 可以把这种假说看成是经验主义思想的一个变型, 即假说可以是一种对现实情况的虚假描述, 而且假说的非现实性不能用来否证假说的合理性, 这也是弗里德曼的第一个类比中所要说明的东西。
假定的非现实性与假说的有效性无关这一结论有所不同, 因为“假说”与“假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然而, 弗里德曼并没有意识到二者的根本不同, 这也是导致此后大量的无谓的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家都知道, 假定方法是理论建构的一种有效方法, 因为按照这种方法所建构的“树叶假说”确定地说明了如下事实:由于阳光对叶子的生长有促进作用, 所以在阳光较多的地方叶子生长的更加茂密, 同时, 与树叶阳光最大化假说相比较这种事实描述的方法并不能说成这一假说的简便形式, 因而这种假定方法可以被看成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另外, 在弗里德曼看来, 生物学上的树叶阳光最大化假说与人类学上的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假定, 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藉此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假说“F一命题”:对经济学假定问题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提供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证明。
(二) 职业台球手类比
弗里德曼用一个人类学类比的职业台球手假说来说明: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假定在人类生存论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与树叶假说相比, 职业台球手假说与理性经济人假定具有更大的相似性。职业台球手假说是指, 当职业台球手参加比赛时, 他的击球有着超越业余选手的准确度, 可以看做其具有洞悉并计算有关台球游戏的运动规律。很显然, 此假说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弗里德曼在此认为, 我们对该假说的信心并不是基于职业台球手真的根据该假说所描述的过程行事, 而是说明了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职业台球手不能按照专业数学家和专业物理学家一样去了解台球的运动规律, 那他从一开始就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台球手。弗里德曼在此基础上论证, 事实上职业台球手不可能进行精确的数学计算, 也可以间接推导出来, 经济人也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性经济人假定进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过程, 但是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弗里德曼对经济人最大化假定所作出的证明是生存论证明, 不同于传统的帕累托最优证明。生存论证明说明了, 如果经济人不按照利益最大化假定来行动, 那么市场将会通过“优胜劣汰”机制进行“自然选择”, 迫其竞争失败从而退出市场。因此, 弗里德曼坚持认为, 对理论的假定现实性检验没有任何意义, 理论的功用在于预测, 只要与经验数据相吻合, 理论就是条件有效的。
弗里德曼对于假说的检验方法是F论点的理论核心, 本质上说弗里德曼的检验方法是证伪主义的。我们先来看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学说。波普尔认为, 科学之所以是科学, 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 是因为其命题能够被证实。事实上, 由于个别与一般之间的不对称性, 证实是不可能的, 证实原则不足以揭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本质。科学之所以是科学, 科学之所以能与形而上学、伪科学、宗教等区别开来, 关键在于科学从逻辑上可以或者有可能被证伪、反驳或推翻。他认为, 只有具有广泛经验资料和较高逼真度的理论假说往往容易被经验所证伪, 从而剔除错误, 显示出科学理论的真正品质。这是科学知识进步性的实质所在。在这个基础上, 波普尔提出了科学周期性发展的四阶段模式:P1->T->E->P2……其中, P1表示问题, 即科学开始于问题, T表示某种猜想和假说, E指经过检验, 批判和证伪而剔除错误, P2表示新的问题, 即新一轮的提问和科学探索的开始, 按这种科学运行模式, 科学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发展的、具有形态上的周期性特征。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假说的检验方法上跟波普尔高度一致, 讽刺的是, 没受过多少哲学训练的弗里德曼用实证为自己的理论命名, 因为波普尔和以卡尔纳普为首的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完全相反。弗里德曼在无意识中借鉴了波普尔理论的只鳞片爪, 他在经济学理论的检验方法和标准上做到了独树一帜, 他了解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联系性, 这两者都没有确定可靠的实质性知识, 而只有很多无法被证实, 但却暂时无法拒绝的假说。对于这些假说, 学者们拥有或多或少的信心, 这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经验的可靠度。在这个角度说, 弗里德曼的理论功能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二、对F论点的争论
(一) 萨缪尔森的“F扭曲”
萨缪尔森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等人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前提假设不需要证伪的观点, 他们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在原则上存在错误。弗里德曼的“F论点”被萨缪尔森戏谑地称为“F扭曲”, 用以指称“假设和推论的不对称性”。萨缪尔森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观点更加偏操作性, 他认为理论的表述应该天生容易被经验事实所“证伪”。萨缪尔森主张假说的论证原理应该有操作意义, 这种操作意义是经验性的, 经验性的东西应该具有可证伪性。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后来发展为描述主义, 强调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描述力。他认为, 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可运用的有意义的定理”。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完全解释的愿望是科学所不能及的, 因此经济学家应该着眼于扩大经济学的客观现实性的描述能力。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原理实际上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述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二) 弗里德曼是一个杜威意义上的工具主义者吗
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被博兰德指认为是科学哲学中的工具主义, 从而引起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持久争论。经过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广泛地研究和争论, 一般把弗里德曼在经济学领域中所作的工作看成是杜威的工具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应用。弗里德曼的立场与杜威的功用主义非常接近, 即理论所包含的概念应该被认为是在观察经验时所使用的假设, 其提倡经验产生的结果来进行检验, 随着研究的深入, 要根据它是否导致新的洞见来判断。可见, 在处理方法与实践、理性工具与目标的关系上,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在广义上说也许就是在经济学上运用的杜威意义上的工具主义。对此, 弗里德曼承认博兰德等人赋予其工具主义的称号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他也说过, 他对于方法论和经济学哲学的观点可以同波普尔的观点结盟。丹尼斯指出, 把弗里德曼的观点赋予杜威工具主义的称号是一种误读。第一, 杜威并没有把理论描述为产生预测的工具。第二, 杜威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家, 而弗里德曼显然并不关心经济学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
(三) 为什么弗里德曼是一个证伪主义者
弗里德曼在晚年曾公开声称自己深受波普尔等证伪主义自由精神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证伪主义对于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的经济理念和经济学态度的影响之上, 表现在证伪主义哲学思想与弗里德曼自由主义在经济哲学、经济信仰和经济伦理、经济政治思想上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上。波普尔开放社会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等自由主义流派、哈耶克的极端自由主义流派在经济思想, 它们经济精神和经济伦理上不谋而合, 不约而同地达到内在统一、完美和高度一致。
参考文献
[1]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2]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者的贫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3]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李和平.弗里德曼论点及其争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5]杨建飞.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弗里德曼 篇2
论文摘要法律文化是文化现象的特殊表现，是文化在法律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和重要内容的阐述。法律文化以一种中介的样态存在，其在法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文化的重要作用在弗里德曼明确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后更加凸显，因此关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法学理论界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让法学理论的研究看到了新的曙光。
论文关键词法律 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概念
20世纪科技的飞速更新使得社会迅猛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刺激着学术界加快研究的步伐，法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和比较法学(comparative law)的研究也不断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地深入，法律文化的研究比重也不断的加大，那么寻求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精确概念对于法的比较社会学研究(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w)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因为“法律文化”是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69年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发表于《法律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学者独立的思考关于“法律文化”这一独立的概念因素，也很少人将法律文化同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律发展、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联系研究。关于法律文化，弗里德曼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问题轮廓，这样可以让人们更明晰的认识了解法律文化。关于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弗里德曼从多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做出了研究，同时希望通过多元的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法律文化指向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 。社会和制度不能独生法律，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介入元素决定社会集团或者社会个体对于法律产生一个态度，那么这个介入元素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法律文化。文化具有独特性，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文化还具有延续性，因而“法律文化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具有共同法律遗产的国家之间存在法系上的相似之处。”
二、法律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研究
根据上述文字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结论，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介质处于法律制度的输入和输出地中心环节上，它的存在给予了法律制度存在性和真实性。要更清晰地学习法律文化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还原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下，这样才能更详细更明晰的理解法律文化这一概念。
谈到法律文化概念这一问题，除了主要研究《选择的共和国》著作中关于法律文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就这一概念在弗里德曼其他相关论著中涉及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容加以审视和研究，通过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展开讨论并通过讨论得出对问题的批判。弗里德曼对研究法律制度的研究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外部的观察方法，运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这种观察方法不同于内部观察研究的方法。从内外部力量的研究来看，法律文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通过外部社会力量影响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研究法律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制度的结构要素和文化之间相互的作用产生一种复杂的有机体。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结构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法律制度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一种的外部社会价值，经常对法律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精密相关。因此，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界定为“某部分公众所持有的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价值、观点、态度和期待”。 通过上文的论述，明显的看出弗里德曼赋予了法律文化一种分析性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介于社会变化同法律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干涉性的变量。在研究了弗里德曼对法律规则对外部社会影响后，我们发现了法律文化同法律之间的关系，当法律行为和人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这时候法律行为就产生了一种影响。这里所指的法律行为是指：权利的掌握者如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权利官员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的任何相关系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决定、命令和规则等。研究法律行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规则本身，这里是强调规则用作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让人们去遵守规则的。法律之所以可以对人们产生影响，显示了人们对规则的反应，人们的内在价值的体现等，这些因素都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法律文化作为“法律行为对外部社会之影响”的要素之一，从而法律文化就成为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研究对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律发展的推进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相关文化聚合体的研究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必须具有其实践的可行性，要使其的存在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海量相关因素的一个抽象概念的存在，相反我们要将法律文化放入到文化学研究这一庞大的研究体系中去。我们应该放大研究范围，面对法律态度、价值、习惯以及社会行为模式这些聚合体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合体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外层法律文化相契合。当上述的法律聚合体的规模缩小限定时可行性才是一种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和大范围研究的文化相区别。
简·弗里德曼离职疑案 篇3
去年9月6日，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总裁兼首席行政官杰克·罗曼诺斯（Jack Romanos）宣布将在年底退休。65岁的罗曼诺斯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干了22年，他的职务由58岁的卡洛琳·雷迪（Carolyn Reidy）接替，雷迪是西蒙与舒斯特成人出版集团总裁。
今年5月初，贝塔斯曼宣布，58岁的兰登书屋首席行政官彼得·奥尔森（Peter Olson）在5月31日退休。接替奥尔森的是39岁的贝塔斯曼印刷部主管马克斯·杜尔（Markus Dohle）。奥尔森在位10年。
6月4日，网上流传小道消息，哈珀·柯林斯首席执行官简·弗里德曼（Jane Friedman）将辞职，第二天，哈珀·柯林斯证实，62岁的弗里德曼辞职，立即生效，她的职务由41岁的总裁布赖恩·默里（Brian Murray）接替。弗里德曼在位10年。
加上今年迪斯尼旗下的许佩里翁出版社（Hyperion Books）总裁罗伯特·米勒辞职，加盟哈珀·柯林斯，美国大众出版业主管阶层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但是，在以上变动中，弗里德曼闪电般的辞职最让业界震惊和不解，其中的故事也十分蹊跷。
“辞职”经过
据《纽约观察家报》（The New York Observer）的调查，6月4日，星期三，上午11时，弗里德曼在纽约中城哈珀·柯林斯大楼15层主持了一个两周一次的例行营销会议，议题是讨论为BlogTalkRadio.com网站制作的图书广播节目，以及在若干博客网站上投放一个新近完成的图书推广录像。会上，弗里德曼十分投入，完全不象哈珀·柯林斯所说的，两天前就知道自己失去了工作，而且那个接替她的人就在同一屋内。
同一天，弗里德曼接到新闻集团一个电话，让她下午4点半去见默多克，电话里没有说明默多克召见的原因。弗里德曼近来心情很好，上周她在美国书展上颇露风头，预计月底公布的第四季度经营业绩将会十分强劲，登上通往默多克办公室的电梯，弗里德曼没有任何不详之感。不料，在默多克办公室，她被告知，她的职位已被她的副手布赖恩·默里取代。当晚7点10分，一个专门刊登纽约媒体和名流消息的网站“傻看”（Gawker）爆出这个消息，霎时整个出版界全知道弗里德曼被炒了鱿鱼。
疑云重重
据哈珀·柯林斯的说法，弗里德曼是功成名就之后主动辞职，但在旁观者看来，事情的方方面面甚是可疑。前一个周六，美国书展期间，弗里德曼专程去兰登书屋展台拜会新上任的马克斯·杜尔。当晚，弗里德曼作东，在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她酒杯在手，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特地对一个记者说：“我太喜欢当这个老总了。你记下这句话。”6月4日，《纽约观察家报》的记者给弗里德曼发邮件，说要在美国书展的文章中引用这句话，弗里德曼回答：“太好了！”当时是下午4点，距她与默多克会面不到半小时。
至于布赖恩·默里，他6月5日对报界说，默多克在6月2日星期一通知他接手弗里德曼首席行政官职位，让他大吃一惊。也就是说，默里比弗里德曼早两天知道她将被解职。同事们现在回忆，默里在星期三前的48小时里，的确显得有些拘谨和手足无措，但他们理解他不得不沉默的尴尬处境。
猜测种种
业界公认，哈珀·柯林斯是目前美国经营管理最好的大众出版社，而弗里德曼的三年工作合同11月才到期，最近她正在谈判去留问题。那么默多克为何忽然现在将弗里德曼炒掉呢？
有人说这与2006年弗里德曼开除朱迪丝·里根有关，但是，如果默多克真是为此事恼火，为何等到这个时候才动手，而且，他也没有理由启用布赖恩·默里，因为默里是弗里德曼亲手栽培的接班人。根据这个思路，有人又想起前一阵贝塔斯曼欲购哈珀·柯林斯的流言。弗里德曼是个出版人，而默里的特长是经营管理，说不定默多克提拔默里，要让他操办哈珀·柯林斯的出售事宜。
更有一种理论说，默多克的长子拉克兰·默多克（Lachlan Murdoch）担任新闻集团首席运营官的时候，非常信任弗里德曼。三年前拉克兰与老默多克不和，离开了新闻集团，弗里德曼从此失去了她的保护神，而她与现在的顶头上司、新闻集团首席运营官彼得·切尔宁（Peter Chernin）的关系平平。现在，竞争对手兰登书屋来了一个年轻小伙，默多克也想赶紧换掉62岁的弗里德曼。
浅谈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篇4
一、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
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集中阐释了两个思想, 首要的思想就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
1.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
首先, 弗里德曼认为, 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手段与途径。“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 “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 另一方面, “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1]。实现经济自由, 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 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 就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从而“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的范围, 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1]不仅如此, 由于政治力量的分散较为困难, 借助经济力量来牵制政治力量, 能够有效地防止政治力量的加强与集聚。其次, 弗里德曼认为, “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但绝不是一个方面导致另一方面”[1], “历史仅仅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显然这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1]弗里德曼说:“明显存在着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安排而同时又没有自由的政治安排的可能性。”[1]例如, 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它们都不可能被称为是政治上自由的社会, 而私有企业却是其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
2. 资本主义自由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 (家庭) 自由。
“作为自由主义者, 我们把个人自由, 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1]“自由主义者强调两种意义的自由———一种是和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关的自由, 它是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当做为第一个考虑因素的出发点;另一种意义的自由关系到个人如何使用他的自由。”[1]因此, 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协调许多人的经济活动。基本来看, 主要有两种方法来协调千百万人的经济活动。一个方法是“包括使用强制手段的中央指挥———军队和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方法”。另一个是“个人自愿的结合———市场的方法”[1]。通过市场的方法来实现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在于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 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这样, 经济领域内的协调就可以不通过政府手段的强制而实现, 并形成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 即竞争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条件下, 每一个家庭或个人利用他所控制的资源来生产商品以与其他家庭或个人的商品相交换, 并按照双方互相能接受的条件来进行。由于每个家庭或个人享有生产的自由, 除非有利可图, 否则就不需要进行交换。
3. 自由市场组织的地位与作用。
弗里德曼将经济力量视为政治力量的“牵制物和抗衡物”[1], 而实现经济力量对政治力量的牵制与抗衡的中介就是自由市场组织, 它是实现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活动组织, 同时也是实现个人或家庭自由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在弗里德曼看来, 如果把政治和经济权力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肯定会给人们带来暴政。在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 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经济体制可促进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是随着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来的, 经济自由促进政治自由。他断言, 社会主义社会中, 人们是难以行使自己的政治自由的, 主要原因是缺乏支持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相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们则可以充分享受自己的政治自由, 主要是因为容易得到支持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他认为, “竞争性很强的经济部门———小商业、贸易、农业———在那些部门, 市场最接近于理想的自由市场。买面包的人谁也不知道做成面包的面粉是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共和党员种植的。或者就此而言, 是由一个黑人还是白人种植的。这就说明了一个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市场如何把经济活动与政治观点分开, 从而, 保护人们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免于受到由于和他们的生产力无关的理由而受到的歧视———不管这些理由和他们的观点还是和他们的肤色具有联系。”[1]
二、资本主义政府职能的限制
弗里德曼从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出发, 构造了极具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弗里德曼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十分欣赏, 他指出, 自由市场机制是国内和国际最理想的经济体制, 但他同时认为, 自由经济社会并不是放任自流, 政府有责任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保证经济的运行。
在弗里德曼看来, 自由人也从事政治经济活动。自由人依靠自愿合作, 将彼此间的相互依存和个人自由结合起来。在竞争的资本主义及自由的交换经济中, 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 不带有欺骗性的, 必能使双方都获利。此时, 即使没有强制手段也能达到合作的目的。在政治活动中, 自由人依靠自愿合作和自由讨论同样能够达到意见一致。
但是, 垄断等外部性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经济自由, 经济学家所讨论的引起市场失灵的两种因素, 也是能妨碍自由的因素。在自由经济中, “消费者可以免受销售者的强制性的压迫, 因为有其他的销售者, 他可以与其他的销售者进行交易。销售者也可以免于消费者的强制性的压迫, 因为他能出售给其他的消费者。雇员可以免于受到雇主的强制性的压迫, 因为他可以为其他的雇主工作。”[1]但是, 垄断却使人们的活动自由受到了限制。
另外, 在政治上,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往往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才能达到意见上的一致, 这使得我们做出公共选择时不得不降低标准, 以某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作为权益之计, 很难达到一致意见。另外, 社会生活中还存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那些本想获得普遍利益的人们, 受到政治之手的指引, 促进了并非他本意想要促进的特殊利益。因为政治活动的结果取决于众多参与者追求自身利益时的相互作用。此外, 那些不能对自身行为负责的人, 不能享有完全的自由。
因此, 需要某种力量在问题出现时通过限制某些人的自由保护另外一些人的自由。政府的必要性在于作为规则制定者的同时, 还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规则的裁判者。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 政府是必要的, 某种程度上, 政府是资源合作的一种形式, 是一种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方法。
但是, 弗里德曼始终将政府干预作为保障经济自由的手段和途径, 因此, 他认为, 为了使政府既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又能避免对自由造成威胁, 应坚持两大原则:首先, 政府的职能必须严格限制在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 抵御外敌侵略以及来自国内的竞争者的侵犯, 维持法律的秩序, 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 建设和维护公共事业、设施等方面。但是, 任何这样使用政府的方式都存在风险, 但如果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主要依靠自愿合作的私人企业, 能够保持私有部门的限制, 便能有效地保证言论、宗教思想的自由;其次, “政府的权利必须分散, 当政府行使权力时, 在县的范围内行使比在州的范围内好, 在州的范围内要比在全国范围内好。”[1]如果政府权力集中在全国范围内行使, 个人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这很容易导致政府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干涉。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对当地的政府不满, 可以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 政府是保证自由的手段, 因为, 在他们看来, 政府干预过多会造成社会发展的平庸化和停滞化。因此, 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第二大观点就是:国家集权对经济的干预弊多利少, 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受到限制, 国家的职能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执行。
从表面上看, 似乎新自由主义大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然而这却是一种虚幻的乐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揭示了这种自由主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 而“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 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 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 是他们的利己心, 是他们的特殊利益, 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 谁也不管别人, 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 或者说, 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 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2]
我们需要强调:市场经济的发展固然需要成熟的竞争体制, 但过分依赖竞争的导向会使社会成员丧失对市场的信任。国家干预与经济发展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 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虽然是在自由的环境中出现和发展的, 但其要取得高效率的发展还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国家干预是为公平, 更为经济。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者, 弗里德曼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对于他的思想, 我们要抱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态度, 积极吸收其正确思想, 摒弃其错误观点, 为中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
摘要：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反对国家干预, 鼓吹自由放任的信条, 认为市场的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达到平衡。但是, 另一方面, 弗里德曼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并非完全否定政府的干预、主张无政府主义, 他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但主张政府职能的限制, 只充当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他于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就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阐释。
关键词：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政府职能,政府干预
参考文献
[1][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5-19.
托马斯·弗里德曼 报道者之路 篇5
你一定会问我，“大师”这个栏目为什么一开始选择写一个记者，而不是那些离世足有百年的历史人物、那些基业长青企业的创始人、那些发明家或是收入上亿的传奇经理人?
等我列出这个名单你就知道了。
世界城市规划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记者出身；揭示华尔街金融帝国崛起的《伟大的博弈》，作者也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出身：《财富的革命》的作者托夫勒，记者出身；著名建筑思想家雷姆·库哈斯还是记者出身。曾经有记者问库哈斯：“原来你是记者，现在你是建筑家，记者的职业和你现在的职业有什么关联吗?”库哈斯回答：“建筑家的职业只不过是我的记者职业的延伸。”
为什么你写不出伟大的书?因为你不是伟大的记者。
当然我并非要在这里沽名钓誉。一切的一切，只为夸奖过去一年里最神奇的记者——IBM和Google员工人手一册的《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人称“我的朋友Tom”——当然，这种叫法只供若干包括微软公司副总裁在内的人物使用。作为游走在政商两界的全球化言论缔造者，弗里德曼简直被赋予了2006年的一切美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开始质疑他那些蛊惑人心的乐观理论，但这并不妨碍雅诗兰黛化妆品公司的老板伦纳德拿出对他写作风格的详尽分析文章，约旦王后努尔请他分享法式炸薯条，思科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说：“每当我想讨论经济趋势和政治态势，他就是我要找的关键人物之一。”
弗里德曼还是一个我们定义的现实意义中的记者吗?还是在任何行业，都有重新定义的大师级法则?
报道者的“观点之旅”
小弗里德曼第一次离开他生活的城市，是去以色列看望参加夏令营的姐姐。那年他15岁，非常简单地就爱上了以色列·继而，爱上了整个阿拉伯。这个爱好点燃了他持续的成功之火。他在布兰代斯大学拿到中东研究学位，去伦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习，去牛津大学深造，然后在合众社(UPI)得到一个黎巴嫩贝鲁特常驻记者的职务(又是中东!)。即便在《纽约时报》当了一年的商业记者，1982年，弗里德曼还是被报社派回贝鲁特。长期关注带来的幸运随机而来——六个星期后，以色列军队入侵了黎巴嫩，把该国的长年内战变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话题，弗里德曼借以全方位地表现了自己。
弗里德曼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当时住在他楼上的撰稿作家戴维·祖奇诺回忆说，弗里德曼与其他记者最不相同的就是他的认真态度。而帮助弗里德曼成功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对许多事件都多多少少有自己的结论”。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作为“一个收集观点的旅行者”，他工作得非常辛苦，“做新闻报道做了16年，我报道了很多事情，我到以色列去，我关注犹太人，我研究白宫、国务院、财务部，尤其是当我成为专栏作家的时候，我读了很多不同的资料内容”。但是他的辛苦总是能被工作淡化，“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徜徉于充满观点的旅行中，我可以去世界上每个我想去的角落，在任何时间!”
弗里德曼在过去的15年里大概来了11次中国，但显然，他对中国了解得仍然比较简单，他仔细地不放过每一个人吐露出来的观点，有时还会小声嘀咕道：interesting。
我问他是什么支持他的周游，他回答：“我乐意向美国人叙述这里发生的一切以及背后的意义，这促使了我前行。我擅长于了解这个城市你所不了解的那一面，然后回到美国，告诉他们这背后的意义。虽然我并不总是很擅长，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么做，就像我来到上海，和你交谈。”
天才的天赋
成为专栏作家后，弗里德曼开始撰写涉及到很多领域的内容，比如他撰写商业文章、讨论环境问题，或者关注技术和政治。而这些都来自于他当记者时的储备。“对我来说，记者就像在学校上课，你可以获得很多不同的学位——从政策研究机构，你可以获得政策学位；从白宫那里，你可以获得美国政治学位；从财政部那里，你可以获得商业学位。”弗里德曼在每一个漫长的阶段都不放弃研究这些问题，然后慢慢地，他发现这些内容内在的连接点在向他招手，迫不及待地让他发现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意义。
弗里德曼自言自己在学校里，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都不太好。“我永远不能像IBM工程师那样工作，我永远也发明不了任何东西，哪怕是一小点儿。”但是他也发现自己“有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我是个连点的人!”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点，印度是一个点，伊拉克是一个点，美国也是一个点，它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然后看看将会出现什么。他还可以把一个概念巧妙地联系到另外一种具象上。于是在弗里德曼的书中，出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金紧身衣”、“超强愤怒者”和“防止冲突的金色双拱理论”这些妙语。他总有本事把错综复杂的世界事务归纳成简短巧妙的词语、耳熟能详的趣闻和简便易懂的选择题。“我喜欢做这些，天生就喜欢做!”
总有年轻的记者问他，如何才能拥有优美的文字。弗里德曼带来的唯一方式就是笔耕不辍(Keep writing)，“你需要不断地写，写，写。你需要先了解不同的事情，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演绎不同的事情”。弗里德曼写书、写电影剧本、写专栏，有时候还替一些杂志写文章。“你可以在《纽约时报》写作，也可以在《职场》写作，或者是其他的媒体。最重要的是，你写得越多、你经历的场景越多、你需要解释的事情越复杂，你就可以做得越好。”
不过，弗里德曼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字技巧不是一切，“要想让别人注意你的观点并且念念不忘，唯一的办法是用朴实无华的话来表达它”。人们往往需要一个最直接和生动的口号，“世界是平的”无疑不错。
大师的工作秘密
2004年4月，在印度班加罗尔采访软件服务公司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勒卡尼的时候，对方的一句“Tom，竞赛场地正在被铲平”，引起了弗里德曼的兴趣。在驱车回旅馆的路上。弗里德曼像往常一样开始琢磨起这句话来。然后在当天尼勒卡尼家的晚宴上，他就开始兴奋地一章一章筹划起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他是个知识创业者。在商界，创新精神指的是一个人在使其产品进入市场方面能想出最好的主意，并且迅速采取行动。他就是那样的人。”尼勒卡尼说。
于是经过9个月的报道和写作之后，便有了这本488页的书。
弗里德曼在采访包括比尔·盖茨这样的商业巨头的时候，总是先把他的Dell笔记本电脑重重地放在桌上，然后在采访过程中一路快速地输入。他经常提出自己的观点请被采访人评论，所以在《世界是平的》中，你会发现有许多著名人士都引用了弗里德曼那些独特的用语。
最后再让我透露一个弗里德曼的细节：他这次来中国演讲的时候，在Google公司，穿黑色高领毛衣，而在IBM的会场里，西装革履，皮鞋锃亮。内容上也做了细心的调整。例如在Google时就老拿李开复开玩笑，而在IBM时，删去了关于WIndows那一段。
这都是他工作的秘密。
THE MOMENT 大师瞬间
“这几天有个德国朋友来到我的家里拜访我，而我却出现在这里——上海。”弗里德曼向我摊开双手，以回应我恭维他辛苦。他坐在绿颜色的、全球统一标准的椅子上，费力地剥着桔子。行李箱就那样拉开摊在一旁，同样放在地上的，还有散落的文件，也许那样看起来更一目了然。一会儿，他即将在上海外滩3号举办公开讲演，阐述他对于平坦世界的新想法。这位穿着松松垮垮衬衣的大师正轻轻松松地让中年发福的肚子歇在椅子上，任凭我举起照相机冲着他的后脑猛拍。与此同时，那台著名的Dell笔记本在旁边宣告他的主人有着一个无时无刻不在高速旋转的大脑。
VOICES言论
坦白地说，我并没有身体力行“平坦主义”。我并不希望别人24小时打搅我。记得一次去开会，会议的主办方派出一个黑人司机来接我。到了车上，他一直在用蓝牙耳机打电话。我只能打开我的笔记本开始写东西。后来我掏出了我的iPod，塞住了耳朵。就这样，蓝牙耳机、iPod、笔记本都是让我们的世界平坦的产物，但我们，近在咫尺的两个人，却无法做到直接地沟通和对话。我想，这也许是平坦世界的悲哀。
互联网早就是一个露天的“阴水沟”。我真希望，每个出厂的modem，都和香烟一样，印上卫生部长的一句话：“判断力不包括在内”。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判断力“导航”，而不是记忆。
弗里德曼 篇6
一逻辑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先验哲学
按照人们传统的理解,19世纪末以来的科学革命,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否定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可能性。这也是逻辑实证主义兴起的内在背景。从此,先验知识和形而上学逐渐作为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被排除在了科学研究之外,如石里克等人的科学的哲学就以“无意义”的判断将先验知识拒斥于门外。弗里德曼认为,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理论倾向导致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并对康德先验哲学做出了错误的解读,这亦是后来科学哲学走向相对主义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所在。因此,要克服当代科学哲学的相对主义困局,重新评价和定位逻辑实证主义势在必行。弗里德曼强调说,这种重估必须先要还原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问题,特别需要注意“逻辑实证主义运动是与当时的各种哲学思潮密切相连的,这包括新康德主义、胡塞尔现象学,甚至是存在主义。”[3]xi其中,真正破局的关键是如何通过解读新康德主义来处理“先验知识存在与否”这一棘手难题。
弗里德曼接着指出,在面对新科学革命对先验知识的质疑问题时,卡西尔等新康德主义者已经给出了康德式的解决方法:“马堡学派重新将康德原初‘静态’或无时间意义的先验综合判断置于科学知识的本质概念之中”,根据这一概念的界定,“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是通过自然经验知识怎样构建起来的方式保证的,是通过一系列抽象数学结构的连续性而进化的。”[4]19这样,知识的先验概念最重要的特征便是一种构成性和形式化的结构了,在卡西尔和科亨等人这里,“先验形式的功能在于使得经验,特别是科学经验得以可能。”[4]21在弗里德曼看来,“新康德主义提供了对概念革命和范式转换的深刻理解”,而且,这种思路本身是正确的,“作为超验研究的哲学”与经验科学构成科学理论的两个层次是“连续的。”当然,“康德主义的问题是通过超验分析把先验性定位在‘经验对象’的稳定结构上了。”[4]23这是以后科学哲学发展所要加以克服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康德主义的理性观念与自然科学仍是融于一体的,这一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合理的。
而且,逻辑实证主义在处理先验知识问题上也并非与新康德哲学是完全相对立的。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色彩还是很浓的,莱辛巴赫和卡尔纳普最初也都从新康德主义思想中汲取了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观念。其中,莱辛巴赫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的讨论,他主张在保留康德“构成性”意义上的先验概念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和提出了“整合性原则”(coordinating principles)概念以符合康德主义的先验知识传统。换言之,莱辛巴赫将康德“绝对性”和“固定性”的先验知识概念相对化了,他在保留先验知识构成性含义的同时,取消了“固定性”的意义。[2]弗里德曼分析说,莱辛巴赫的“整合性原则”是确立和调整位于理论中心的抽象数学原则与具体经验现象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规则,所以,“整合性原则”在含义上基本与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概念相对应,它“负责分配经验领域的概念结构”,即“经验的构成性原则”,换言之,“整合性原则决定着理性的本质,而所谓的经验只是从这些可能的原则中选择出来的,唯一不能否认的是知识中的理性成分独立于经验。”[5]
莱辛巴赫并不是唯一一个曾经尝试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解决先验知识问题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认为,卡尔纳普的语言哲学更代表了莱辛巴赫理论努力的方向,其《语言的逻辑句法》等文献“是逻辑经验主义相对先验知识新观念的最成熟表述。”[6]31卡尔纳普在这些著作中将语言哲学奠基于对两个基本问题的划分之上:“在一定框架中形式(或分析)语句与经验(或综合)语句之间的区分”,或者说是“在语言框架的逻辑规则和物理规则之间的区分”。[6]31-32其中,卡尔纳普所谓的逻辑规则(logical rules,简称L-rules)就是指语言框架中的形式或分析陈述,这具体包括了逻辑和数学;物理规则(physical rules,简称P-rules)则包括经验定律和经验命题等,如麦克斯韦的电磁方程、热力学定律等。[6]32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语句的意义就是建立在卡尔纳普的这种区分基础之上的。所以,“‘正确’、‘有效性’、‘真理’等认识论概念的标准,都是相对于一定的形式语言或语言框架的逻辑规则而言的。”[7]175进而言之,认识论的标准是由语言框架(linguistic framework)的构成性原则决定的,这是相对化先验论(relativized a priori)仍称之为先验论的基本依据。
不仅如此,卡尔纳普对逻辑规则和物理规则的区分和莱辛巴赫“整合性原则”和“连接性公理”(axioms of connection)的划分是“并行的”。这都是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重要表现。弗里德曼还进一步解释说,“卡尔纳普在一个框架中的逻辑和物理规则间的区分,引申出了内部问题(Internal questions)和外部问题(External questions)的分别。”[6]32在卡尔纳普这里,“内部问题”就是相对于某语言框架而言的,在其内部依照逻辑和理性规则便能够自行决定和解决了的问题;而外部问题却是超出了所在语言的逻辑和理性规则的范围,是语言框架之间的问题。弗里德曼分析认为,“卡尔纳普的这一图景,为莱辛巴赫最初提出的相对化先验知识论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表述。”其中,卡尔纳普的P-rules就是语言框架中的经验定律和经验判断,为经验和综合陈述命题;而L-rules则代表了相对于语言框架而言的“构成性先验原则”,起着类似于莱辛巴赫整合性原则的作用。[1]577-578简言之,弗里德曼通过新康德主义的视域,给人们展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幅新画面:“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卡尔纳普、莱辛巴赫和石里克)是一场哲学革命,它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经验主义视野,而且更提出一种新的先验知识观念以及它在经验知识中的作用问题。”[3]1
二新康德主义与库恩历史进路的融合
弗里德曼肯定新康德主义理路的可行性,并非是要单纯回归到莱辛巴赫等人早期思想,[8]为此,弗里德曼承认其构成主义先验论(constitutivist a priori)的思路仍是因循历史主义的,他主张必须将科学合理性问题放在历史语境之中去理解。同理,弗里德曼的构成主义先验论也并不是要纯粹为库恩辩护,他认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导致的相对主义是需要加以克服的。要克服以上问题,就要把历史进路与新康德主义联系起来,“我将论证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也需要我们去抵制一种观念:奎因的整体主义认识论,即在先验构成性原则和经验定律之间没有根本区别的观点。”[6]43所以,和传统科学哲学的理解不同,在弗里德曼看来,科学哲学的历史进路与新康德主义是完全可以相互融合的。
弗里德曼认为,对科学理论的新康德主义解释与库恩的范式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和关系,这是两者能够实现融合的基础。在对待先验知识问题上,莱辛巴赫和卡尔纳普将科学理论的先验性内容最终归之于语言框架的构成性和规则性方面,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构成性”解释;库恩虽然没有特别强调科学理论中的先验性内容,但他对范式概念的描述事实上与新康德主义是一致的。因为相对于卡尔纳普对“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的区分,库恩则提出了范式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阶段,它们二者的关键内涵是相同的。例如,在库恩的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争论是遵循范式的基本规则和方法的,“一致性或同意建立在同一套游戏规则之上”,[6]19而且,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们都是按照这套规则进行解谜活动的。弗里德曼进而对比指出,“这用卡尔纳普的术语表述就是,常规科学是充满了‘内部问题’的阶段,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至少是在原则上说,可以通过卡尔纳普所谓的语言框架的逻辑规则来解决。”[7]176可见,卡尔纳普的“内部问题”的意义理论和库恩常规科学时期的方法论规则和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在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时期,这些处理范式或内部问题的逻辑规则就失去了效力,“范式或概念框架的转换完全超出了常规科学的界限”,新范式的选择如同语言框架的选择,是科学理性之外的因素决定的。这是库恩“不可通约”概念的理论来源。而卡尔纳普其实并没有反对库恩的这种理解,弗里德曼总结说:“在深层的科学转变时期,正是这些先前承认的规则遇到了问题;因此我们不再拥有转变向新范式的那样一套规则。这用卡尔纳普的话说就是,我们面对着用一套语言框架的规则取代另一套不同规则的外部问题。”[6]22卡尔纳普和库恩同样认为,在科学革命时期传统逻辑规则等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库恩和卡尔纳普等对科学革命的理解确实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关系,也就是说逻辑实证主义传统与历史主义事实上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而非完全对立的(弗里德曼认为,库恩后来用“词典”一词来替代“范式”概念就是一个明证)。
弗里德曼指出,可惜的是库恩并没有沿着新康德主义理路前行,这里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库恩之后遵循了科瓦雷等人的方向。这种方向上的差异造成的结果是,“库恩远离新康德主义的一步是放弃了事物自身的汇聚以及任何形式的聚集”,数学物理学的汇聚应该是“实在”而非“理路结构上的”。[9]这一原因是导致库恩彻底走向认识相对化的内在因素,也是历史主义进路需要新康德主义补充和完善的主要原因。
同时,弗里德曼进一步强调说,科学哲学的新康德主义研究方向也需要历史主义视角的配合和帮助,因为科学“客观性的标准总是局域和语境化的”,“新康德主义观念代表了科学合理性的一个基本历史视域。”[8]所以,弗里德曼仍旧沿着库恩历史主义的理路,将科学哲学的研究关注点集中在科学发展和变化的连续性问题上,只是为了克服奎因和库恩哲学解释的相对主义倾向,他把视角又转向了传统公认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某些方面上。而且,在这方面,他极力避免逻辑经验主义静态逻辑分析的非历史语境的局限性和库恩历史主义视角的狭隘性问题。[10]因此,弗里德曼的论述一直以科学史的具体案例分析为基础,通过库恩式的案例分析,他结合动态的先验概念具体说明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合理性问题,“从实证主义的兴起和衰落来看,我的建议就是我们永远不会成功超越当前的哲学境遇,直到我们获得了适当的、直接的历史背景的自我意识。”[3]2可以说,弗里德曼的相对性先验论(新康德主义)建立在历史主义进路的基础之上,是两种思路融合的产物。
三动态的构成性先验论
可见,在弗里德曼的理解中,对先验知识的重新确定是实现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结合的核心环节。为了超越两大传统,“弗里德曼的辩护建立在了一种科学知识‘分层’的模型基础之上。以此,他力图表明科学的进步最终奠基于人类理性的超验特征上,即交往合理性。”[11]通过逻辑实证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和库恩哲学的结合,弗里德曼重新引入了相对化、动态的先验知识视角,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融而为一中为科学合理性辩护。
具体来说,弗里德曼的动态的相对化先验论主要针对的是奎因的整体论的自然主义模型。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从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到自然主义,其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哲学试图成为一门科学,这是愚蠢的方向(如作为心理学或数学逻辑学的一个分支)”。[12]由此,自然主义对科学理论的理解是“非功能性”的,其理论泛滥带来的后果是加深了后经验主义时代的相对主义蔓延。弗里德曼的新先验论以科学理论的“功能性结构”为切入点,主张通过可变的先验知识的存在确立知识结构的“等级性”理解,来克服自然主义的理论困境。[2]根据科学知识的功能和结构上的差异,弗里德曼将科学理论划分为三个主要认识论层面:(1)科学理论的经验原则或定律,(2)构成性先验知识,(3)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其中,第一层面的内容主要是和莱辛巴赫的“连接性公理”相类似的内容,这些具体的经验判断和定律,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它们可以解释现实自然界的各种经验现象。而第二层面则是使得这些哲学经验定律得以可能成立的前提条件,这表现为科学理论的语言框架和数学原则。也就是和莱辛巴赫所谓的“整合性原则”以及库恩的“范式”相对应的部分,弗里德曼举的例子是牛顿理论中的数学时空框架。此外,与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同,弗里德曼还特别强调哲学形而上学在科学理论中的定位和作用,“我们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哲学的元-范式或元-框架,在作为建议和导向源头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决定和维持着一种范式或理论框架转向另一种框架。”[6]45-46
弗里德曼将科学的合理性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理性,因为库恩的历史主义揭示了卡尔纳普等人所忽视的科学合理性的语境化问题。所以,在构成性先验论的理论框架内,“唯一留给我们的科学合理性概念,是一种相对化的、社会化的”,“是相对于某些特殊范式或框架的共同体或群体而言的。”[6]48为了进一步说明动态的科学合理性问题,弗里德曼又求助于哈贝马斯:“库恩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他没有清晰地区分人类理性的两个不同方面。我将沿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工具合理性和交往行为合理性。”[6]54工具合理性是一种主观理性,它是实现个体自我认识世界的主要手段,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停留在作为意识之中的主观理性。库恩虽然一直努力克服概念上的相对主义,但他对科学理性的理解却是工具理性的,所以在范式之间的比较问题上,库恩不得不诉诸有用性等科学之外的价值观念,“科学是一项工具合理性的事业。”[7]184
要解决库恩的这一问题,必须考虑到科学实践中理论框架或概念的连续性问题,这是库恩历史主义无法回答的。而新康德主义的优势恰恰是对理论汇聚问题的说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性又提供了理论汇聚的深层原因,因此交往行为合理性才是弗里德曼最关注的概念,也是他超越传统科学哲学的重要武器:“交往行为合理性,意指我们为了达到观点共识而从事的论证和推理能力。”[6]54弗里德曼进一步用“交往行为合理性”来解释卡尔纳普“外部问题”或库恩的范式转换问题。在库恩的常规科学或卡尔纳普的“内部问题”阶段,我们可以把科学家的解题行为视为合理性的交往行为,但是他们都将交往行为合理性仅限在了常规科学,即范式之内的合理性理解上。弗里德曼认为,对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一致性或共识问题,才是目前最重要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交往行为合理性为这种跨范式间的合理性提供了基础。
弗里德曼通过案例分析,力图表明科学发展和变换过程中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乔纳森.邹(Jonathan.Tsou)把弗里德曼的思路总结为两方面:一是早期科学理论的构成性框架作为极限形式得以保留;二是后继理论的概念和框架从以前的理论构成性框架中连续地、通过一系列自然转变过程而进化。[1]588-589在此过程中,范式或理论框架之间转变的连续性和合理性源自于不同语言框架之间交往合理性和对话,“这种新的元哲学框架,通过自然的、合理的、可信赖的概念转换帮助我们确定意义。”[6]66这样,科学理论的汇聚现象就可以通过科学理论结构或功能上面的原因予以说明了,为此,弗里德曼认为构成性先验原则存在的“汇聚”和相关哲学会话是超越库恩“不可通约”问题的关键。如此一来,基于“不同种类的命题在科学理论背景下具有不同功能的根本共识,即科学理论是有层次权重的,并且因此具有非整体论的功能结构”,科学理论内部知识的结构等级化模型,很好说明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和连续性问题。[2]
四意义与问题
总而言之,弗里德曼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康德路径解读以及他融合库恩历史主义的理论努力,得到了当前科学哲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弗里德曼近来对逻辑经验主义的重估是卓越的。他对相对先验知识重要性的规划,被证实既是历史的,又是系统性的。”[13]无论弗里德曼的构成主义先验论是否成立,其发展前景如何,但他对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脉络的把握,对超越科学哲学处于规范化和自然化矛盾困境的努力方向都是值得肯定的。
(1)弗里德曼将科学合理性的辩护重新指向了人的“主体-先验性”维度。在历史主义之后的科学合理性辩护问题上,社会学、人类学等文化领域日益成为主要的关注点,但人类本身的理性思维和知识结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却被淡化了。弗里德曼对构成性先验原则的解读,再次突显了在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结构”和“思维结构”的“智识传统”的价值和意义。
(2)在综合莱辛巴赫等人理论的新康德因素与历史主义说明的过程中,弗里德曼把科学革命与哲学的发展并列联系起来,人类理性成为二者之间的共同环节。在“科学大战”以及科学与人文剧烈论战的今天,相对化先验论代表着弗里德曼对“两种文化”沟通的新理论方向:“如此看起来哲学和科学是连续性的,也没有施加过多的约束力。而且,我们看到,方法论规则的确证是建立在构成性原则的整合作用之下的,因此弗里德曼说明的规范化功能源自于被讨论的科学框架。”[7]174-175
(3)弗里德曼的研究突出了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新的特点,即从宏观叙事进一步走向专业性的“深描”,从具体历史叙事和哲学思辨维度步入深层结合的时期。弗里德曼在分析和展望整个科学哲学今后发展问题时说,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将进入“富有成果的交互阶段”,“一个新的分析哲学史”为人们提供了“广阔文化历史下的实在空间。”[14]
弗里德曼的理论工程是浩大的,他在综合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于一体的过程中,仍有很多相对具体的理论细节需要完善和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对新康德主义解释和约定论解释关系的理解;构成性先验原则的属性界定和概念分析问题,以及先验知识变动的根本原因的解释,特别是在理论“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之间的截然划分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15]。其他一些持有相似经验概念的同道者,如斯塔姆普(David.Stump)、狄塞勒(Robert.Di Salle)等人,正在就这些细节问题展开激烈讨论。[2]
此外,弗里德曼的整体工作还难以说是极为成功的,他超越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努力仍处于初期建构阶段。其中,最大问题仍然是构成性先验论还无法彻底摆脱库恩的相对主义难题,“即使是共享的哲学背景,也还是不能为框架变化的一致性提供合理的理由。”[16]弗里德曼只部分揭示了问题的实质,科学合理性源自于理论背后构成性原则的连续性,而构成性原则的连续性还须进一步论述。[2]当弗里德曼用新康德主义破解“不可通约”问题时,相对主义的问题依然存在很多棘手难点,“弗里德曼科学合理性图景的基本困难是,它依旧没有能够克服库恩论述不可通约价值时蕴含的‘历史相对主义’。”[1]590不仅如此,弗里德曼擅长的历史案例分析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理论论述主要建立在数学物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应该说,对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革命的相对性的先验论分析,弗里德曼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较之于奎因的自然主义,构成主义先验论对生物学等非完全数学化学科的解释,其理论解释力还是不够的。为此,乔纳森.邹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如果弗里德曼能把研究视角开展到其他科学领域(数学物理学之外),那他将会做得更好。”[1]591目前,这也正是弗里德曼正在开拓的方向,在“拓展动态理性”(Extending the Dynamics of Reason)等文章中,他已经开始了这种理论努力。
摘要：面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争议,弗里德曼另辟蹊径,从新康德主义视域出发,试图将库恩的历史主义理论与早期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结合起来,重新阐释科学发展的连续性问题。通过对卡尔纳普等人的新康德路径解读,弗里德曼用一种动态的、构成性的相对先验论主张替代库恩以来认识论研究的自然化和相对主义基本理路,以保留人类理性和规范化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位置。
弗里德曼 篇7
一、理论基础
持久收入假说是弗里德曼 (M.Friedman) 于1957年提出的。他认为总消费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经常的和必须的消费即持久消费;另一个是偶然的瞬间的消费即暂时消费。同时, 他将收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消费者预期可以得到的收入, 即为“持久收入”;二是瞬间、偶然性收入, 即为“暂时收入”。
由于暂时消费被定义为暂时的, 是带有偶然性质的消费, 因此暂时消费实际上就是一个随机误差项, 经过变换得到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下的消费函数为:
上式中, Ye表示现期收入, 可用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表示;Ye-1表示前一期收入;Ye-2表示前两期收入;Yp为持久收入, YT为暂时收入。
二、模型的建立和样本的选择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可知, 本文将采用黑龙江省农民的实际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的数据, 运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建立如下:
模型 (2) 是为了消除现期消费和暂时收入的非线性因素对回归的影响, 对模型 (1) 进行的双对数变换。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为持久收入, YT为暂时收入。系数α1、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β1、β2分别是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和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
数据描述一直是持久收入假说在运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因为统计指标中很难将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进行量化。本文采用了移动平均法, 来描述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时。即先采用黑龙江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表示现期收入, 用现期收入的三阶段移动平均值表示持久收入, 再用现期收入与估计的持久收入的差值表示暂时收入。
具体数据经计算和整理, 分别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人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经整理得
三、模型的检验分析
运用EVIEWS5.0软件对模型 (1) 和模型 (2) 进行回归, 得到如下结果:
由以上模型 (3) 分析可知, 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小很多;当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增加1元时, 农民会拿出0.731元用于消费支出, 其余用于积累;当暂时收入增加1元时, 农民会拿出1.209元用于消费, 这种现象可以运用于收入的财富效应进行解释。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收入情况, 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农民的持久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业方面的收入, 排除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项收入处于稳定状态。而暂时收入则不一样, 它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故而其边际消费倾向往往较大。近几年以来的民工潮, 就是一个农民暂时收入最大的来源。农民暂时收入的很大部分都来源于外出打工, 该项收入往往是在一年的年底一次性收入, 然后农民回乡过春节, 在春节期间进行大笔的和多笔的开销。因此, 这些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是很高的。
由以上模型 (4) 分析可知, 农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要大于暂时收入弹性。也就是说, 当持久收入增加1%时, 农村居民的消费会增长0.871%;而当暂时收入增加1%时, 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仅仅能增加0.071%。这一方面反映了暂时收入在农村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很小, 同时也反映了暂时收入的偶然性的特征。
四、小结
从以上实证分析检验过程可以看出, 在1989～2009年间, 对于黑龙江省农民, 无论是持久收入还是暂时收入都对农民消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短期来看, 增加农民的暂时收入对于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长期来看, 增加农民的持久收入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终选择。因此,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促进农村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既要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 也要适时出台一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短期政策, 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的需求。
改变居民持久收入的关键又是稳定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 政府还应该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补贴方面下工夫, 提高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 从而提高各项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带动消费水平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摘要：以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理论为基础, 运用黑龙江省1989～2009年数据, 从量化分析角度对黑龙江省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 表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促进农村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政府既要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 也要适时出台一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短期政策, 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同时, 还应该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补贴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让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持久性, 增强边际消费倾向, 带动消费水平的升级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米强.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对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消费导刊, 2008 (3) :39
[2]伊志宏.消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保罗·德曼的隐喻之喻 篇8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 其字源meta的意思是“超越”, 而phora的意思则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 通过这种程序, 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或转换到另一个对象, 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
历史上第一位对隐喻现象进行系统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正如奥特尼所说的那样, 任何有关隐喻的研究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研究成果。既然保罗·德曼的隐喻之喻指向的是隐喻的解构, 他自然不会放弃表明自己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别。当然, 保罗·德曼是不会像理查兹一样公然地指责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因为他相信作品自己解构自己。
在分析保罗·德曼对隐喻的态度之前, 我们还是先梳理一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修辞学》中论及的隐喻。在《诗学》的第21章中亚里士多德对隐喻进行了定义和论述:“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 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 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 (1) 《诗学》一书围绕悲剧在讨论, 这一段对隐喻的阐述是在较多地讨论了悲剧情节和性格之后, 讨论言语的章节出现的。在第19章中亚里士多德说道:“至于言语有关的问题, 有一种研究以言语的表达形式为对象, 例如什么是命令, 什么是祈求, 什么是陈述、恐吓、提问和回答, 等等。这门学问与演说技巧有关……所以, 我们不打算多谈这个问题, 因为它属于别的艺术, 而不是诗艺的研究范畴。” (2)
陈中梅在《诗学》第20章的注释中也写道:“第20至22章讨论语言的成分、合成词和词语的用法。这三章内容有点像是《诗学》中的一个‘插曲’, 因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 论诗和研究语言往往不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码事。但是, 在古希腊, 诗和语法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grammatikē是研究和评析诗, 尤其是荷马史诗的‘工具’。” (3)
由上可知, 隐喻在《诗学》一书中是文学作品的一个修辞概念, 这样对于亚里士多德在第22章中所说的话就要好理解得多了, “要合理地使用上述各类词汇, 包括双合词和外来词, 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是, 最重要的是要善于使用隐喻词。唯独这一点上, 诗人不能领教于人。不仅如此, 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 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 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 (4) 。古往今来把诗人与天才联系在一起或诗人是有天赋的言论是相当多的。而隐喻在伟大诗歌中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论及隐喻外, 在《修辞学》中他也探讨了隐喻:“叙说事物时那种生动活泼而又引人入胜的谈话方式, 是怎样产生的?这只有靠天赋的才能或者长期的实习, 才可以办到, 本文只是加以解说。我们人天生都很喜欢轻而易举地把握思想……而隐喻却可以使我们最好地获得某些新鲜的东西……语言的生动性, 是来自使用比拟的隐喻和描绘的能力 (也就是说让听众看到事物) 。” (5) 亚里士多德认为“明晰”只属于非隐喻性的、“常规的”语言范畴, 而隐喻则是一种可以使语言活泼、超凡的原料。
《修辞学》一书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是日常的语篇、演讲术和散文, 而在这样的书中同样探讨隐喻, 那么, 这里的隐喻是不是就与在《诗学》中所提到的隐喻有所区别呢?还是直接与“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相矛盾呢?其实, 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就说过:“隐喻词最适用于短长格诗……在短长格诗里, 由于此类诗行在用词方面尽可能地摹仿日常会话中的用语, 所以, 适用于散文的词也同样适用于它。这些词类是:普通词、隐喻词和装饰词。” (6) 这里的“短长格诗”就是指的悲剧中的话语部分。在欧里庇得斯率先将日常用语引入悲剧后, 尽管史诗诗人仍在沿用日常会话中不用的词, 然而, 当时悲剧的用语已相当口语化。同样,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特别是在演讲或辩论中使用从悲剧中习得的隐喻来使得自己的语言更加生动, 也就十分正常了。所以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上面《修辞学》一书中讲隐喻如何使得人们最好地获得某些新鲜的东西时引用诗人包括荷马的隐喻来做例子。
可见, 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 而且这种隐喻, 诗家不能领教于人。诗家不能领教于人的就是如何创隐喻, 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想编出好的隐喻”。日常生活的演说或者在其他除了诗艺的研究范畴中语言的生动性, 是来自使用比拟的隐喻和描绘能力, 而这一使用隐喻的能力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实习”得来, 而实习的对象就是诗里面诗人所创造的隐喻。在所有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喻的讨论中, 无论将之视为天赋的标志还是可以实习的能力, 它都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 两者属于一种对比关系, 是对于语言常规的一种背离, 它都是围绕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展开的, 其主要功能是修辞作用。同时, 通过主体使用隐喻时是创造还是学习可以区分有天赋的诗人和普通人。
而保罗·德曼认为:“隐喻赋予自身以要求定义的总体性, 但实际上, 这只是对自身身份的同义反复, 简单观念的论述就是比喻性或转义, 如此也便创造了定义的虚妄错觉。” (7) 文学不会给人以清晰的意义, 而揭示真理的哲学, 在保罗·德曼看来:“哲学家的术语中充满了隐喻……它们是不可靠的。” (8) 保罗·德曼认为“隐喻这个问题是一直长期存在的, 有时在哲学语言中, 以及言而广之, 一切包括史纂学和文学分析在内的语言推演性运用中, 出现尴尬局面的公认源泉” (9) , 他断言文学、哲学、批评, 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 作品自己解构自己, 文本不再给我们明确的意义。
伊格尔顿在分析保罗·德曼思想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他对隐喻的阐释。伊格尔顿这样评述道, 保罗·德曼认为“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 它依靠转义和比喻进行活动, 相信任何语言都确切表达它们的字面意义是错误的。哲学、法律、政治理论也像诗一样依靠隐喻进行活动, 因而它们也像诗一样是虚构的。因为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 它只是一组符号对另一组符号的代替, 所以正是在语言想要最有说服力的时候, 它往往却暴露出它自己的虚构性和任意性” (10) 。在这里, 伊格尔顿道破了保罗·德曼解构主义理论的套路。
可见保罗·德曼的批评特别致力于证明, 文学语言不断在暗中破坏自己的意义。隐喻不是对日常语言的偏离, 因为一切语言包括日常语言都是隐喻。在保罗·德曼的论述中, 他笼统地使用着文本和语言, 这使得他的说法看起来更具有普遍性, 文学、哲学、批评, 这些都是由语言组织起来的文本, 都分享着其理论的套路, 它们没有什么大的区分, 不会给人以清晰的意义。在保罗·德曼这里, 隐喻就是语言, 就是一切, 同时诗、哲学、法律、政治理论也是语言, 所以这些诗、哲学、法律、政治理论也就是隐喻。又因为诗、哲学、法律、政治理论是虚构的, 以此推之, 那么隐喻也就是虚构的了。正如保罗·德曼自己所说“隐喻”本质是“无根据”的。在这里隐喻也就没有了区分意义, 自然就不能认同亚里士多德的隐喻可以区分“有天赋的人”和“普通人”之说, 保罗·德曼的隐喻所具备的这种“无根据”的本质想拉平一切的差异性。
如果继续分析保罗·德曼隐喻解构思维的模式我们就会发现, 他的隐喻之喻还暗反了雅各布森的隐喻研究。一方面, 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 而是‘文学性’, 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11) 。雅各布森对隐喻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隐喻从亚里士多德的隐喻修辞功能以及是对语言的偏离处拉到了“文学性”当中, 为隐喻在语言当中的中心地位进行了有说服力的争论, 例如把隐喻作为研究文学流派浪漫主义的根本标志。在雅各布森的诗学体系中隐喻摆脱了修饰附庸的位置, 不再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对语言的一种“额外的附加”, 而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标志性概念进入理论框架的建设中。既然保罗·德曼认为文学语言不断在暗中破坏自己的意义, 承受着语法和修辞的相互折磨, 不能给人以清晰的意义, 而且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 那么隐喻自然也就不能充当文学批评中标签的角色。
另一方面, 雅各布森还指出隐喻和换喻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 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与历时性模式的根本对立的本质。雅各布森之所以要去揭示语言的本质, 是基于他认为诗的本质必须通过语言的本质去解释。只有当诗歌使语言的本质得到真正的显示, 从而突出了语言自身的性质与功能时, 诗的本质才会得以完全的透视。所以说对隐喻的研究就是对诗的本质研究或是文学批评的一个研究途径。雅各布森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无疑是保罗·德曼作为一个解构主义者最想要解构的。保罗·德曼通过解构式的阅读, 使得语言明确的指涉性陷于瘫痪, 意义被悬空了, 以此来消解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形而上学所确定的本质和基础, 并由此揭示其隐喻在本质上的“无根据”。另外, 既然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 当然也就不能显示出在雅各布森看来基于对隐喻和换喻的不同组合使用可以显示出的个人风格、趣味和语言偏好。
当隐喻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功能到雅各布森“文学性”的一个理论概念范畴, 再到保罗·德曼的一切语言, 从亚里士多德的“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到雅各布森的隐喻可以“显示出个人的风格、兴趣和语言偏好” (12) , 再到保罗·德曼的“无根据”, 这看似是隐喻不断从边缘向中心发展的过程, 却在保罗·德曼处看似达到了隐喻的最高峰, 实则取消了隐喻。这就是保罗·德曼解构隐喻的手法, 把一个概念无限放大, 到最后陷入虚无。
支撑保罗·德曼对隐喻解构的是他所处的解构主义大潮。在解构主义大潮中, 保罗·德曼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罗蒂认为“解构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德里达提供了哲学的纲领, 而福柯则提供了左倾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俩却没建立一个学派, 没有第三个源泉, 即保罗·德曼的著作, 就很难想象这个学派的存在” (13) 。然而无论是对保罗·德曼个人还是对解构主义的评价都是没有定论的。在这里引用保罗·德曼的观点就是为了使人们看到, 如果任凭“隐喻狂热”无限度地向一切领域散射, 隐喻作为自身将最终消失殆尽。那可就真的成了“没有任何东西属于隐喻的隐喻” (14) 了。
摘要：保罗·德曼认为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 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本文将保罗·德曼对隐喻的阐述放到隐喻研究的历史中, 发现当隐喻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功能到雅各布森的“文学性”的一个理论概念范畴, 再到保罗·德曼的一切语言, 从亚里士多德的“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 到雅各布森的隐喻可以“显示出个人的风格、兴趣和语言偏好”, 再到保罗·德曼的“无根据”, 这看似隐喻不断从边缘向中心发展的过程, 却在保罗·德曼处看似到达了最高峰, 实则取消了隐喻。保罗·德曼的隐喻研究是对传统隐喻研究的解构, 妄想拉平一切的差异性。而他的这种放大的隐喻正好可以给“隐喻狂热”时代的研究者以警示。
关键词：保罗·德曼,隐喻,解构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⑥亚里士多德著, 陈中梅译注:《诗学》, 商务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49页, 第140页, 第144～145页, 第158页, 第158页。
⑤亚里士多德著:《修辞学》, 引自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版, 第94～95页。
⑦⑧⑨保罗·德曼著, 李自修等译:《解构之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74～75页, 第88页, 第69页。
⑩特雷·伊格尔顿著, 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59～160页。
雅各布森著:《现代俄国诗歌》, 引自方珊著《形式主义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02页。
雅各布森著:《语言的两个方面以及两种失语症状》, 引自朱立元等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93页。
理查德·罗蒂著, 黄勇译:《后哲学文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版, 第96页。
弗里德曼 篇9
爱德曼:CSR是从企业声誉衍生出来的产物。而“良好意图”却是一种商业战略, 它涉及销售产品以及企业竞争优势, 是一种进攻型战略而非防守型战略。对于共同社会责任而言, “良好意图”远远超越了CSR和企业营销, 并融合了CSR和营销。如果说CSR、营销和“良好意图”组成一个正三角的话, 那么“良好意图”处于三角的顶端。
《国际公关》:就共同社会责任而言, 您认为公关公司应该如何向公众展示其“良好意图”?
爱德曼:就爱德曼公关公司为例, 我们确实做了不少与公司业务无关, 而对社会有意义的项目。比如, 我们资助一个从事饮用水的非政府组织挖掘水井, 寻找水源;筹资重建二战时期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等等。我们办公室的每一个员工都从事过与慈善相关的项目。不仅如此, 我们还积极与相关的行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向社会推广“良好意图”理念。如11月5日, 爱德曼公司与中国国际公关协会企业公关工作委员会委员们分享了“良好意图”报告, 并围绕该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反通胀：反凯恩斯 也反弗里德曼 篇10
对于中国来说，通货膨胀的压力更大一些。2007年以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为直接导火索，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明显扩大。如何在确保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的同时控制住通货膨胀，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如果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本轮通货膨胀，我们将发现，本轮通货膨胀的第一推动，是在近40年前做出的。
两次“革命”金融手段人为扭曲经济
近百年来的经济学，发生了两次重要的革命，其领军人物分别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虽然二者的理论针锋相对，但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以货币作为核心，过度强调了金融和财政的作用，相对忽略了实体经济。
凯恩斯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其原因就在于他从理论上给出了解决1929年经济危机的办法。西方各国都发生了严重通缩，生产和消费都极度衰退，有的国家工人失业率达50％。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核心是紧盯失业率。从提高就业率入手，人为地扩大政府财政投资。所以他的经典著作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虽然帮助当时的世界经济走出了危机，但是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几乎和它的贡献一样明显。
上世纪70年代之后，各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下来，赤字越来越大，失业越来越多，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最终引发了滞胀，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负相关）被打破。
这时候，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主要创始人的货币学派，打着对抗“凯恩斯革命”的旗号，被西方各国所广泛接受。弗里德曼的理论核心是，用“稳定的”货币政策，紧盯通货膨胀率。
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就业需求，盯住了失业率，但是没有控制住通货膨胀率。而弗里德曼人为地控制货币政策，盯住了通货膨胀率，甚至被称为“反通货膨胀的旗手”，却制造了经济的虚假繁荣，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主要问题是过多使用了金融财政和货币手段，也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证券等衍生产品。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对于经济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控。比如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比如亚洲金融风暴，比如今天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其破坏强度一次比一次猛烈。
两个“40年”新的威胁正在靠近
分析两次“革命”产生强烈副作用的原因，主要是以货币金融为经济先导，或者说重货币轻实体，重投资轻消费。
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以金融、财政、货币政策为中心，可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失业率，表现的是社会投资生产情况是否好。通货膨胀率，表现的是消费和流通是否良好。凯恩斯紧盯失业率，弗里德曼紧盯通货膨胀率，看起来都非常有效，但实际上都是用金融手段，扭曲了自然的经济。
如果从1933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算起，到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步入衰退为止，凯恩斯主义的保质期大概是40年，其中最辉煌的时光有20多年。
如果从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算起，它的保质期还有多久？假如通货膨胀也在40年后失守的话，那一天岂不是已经近在咫尺？
如果弗里德曼的理论在2010年以后破产，再次出现如同凯恩斯主义破产时的滞胀危机，经济将更加不可收拾。因为我们已经使用了更多的金融工具，整个社会经济已经被证券化了。证券化带来了货与币的分离。以币为主体的经济市场，虽然表面繁荣，出现问题将更加无法医治。
两种“转向”回归经济学本原
以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将“货”与“币”完全分开，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和分支，一边是金融、财政、货币、银行学，一边是生产、流通、消费等学科。
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也形成了两大阵营。凡是研究“币”的，比如金融、证券等，基本都是大牌的主流经济学家；凡是研究“货”的，比如生产、流通、贸易、消费等，基本都是普通的边缘经济学家。凡是与“币”相关联的企业，基本都是大企业，从业人员基本都有高收入；凡是与“货” 相关联的企业，基本都是中小企业，从业人员收入相对低。当然后者当中也不乏大企业集团，但一般都是上市参与金融市场的多，而且参与越多的企业规模越大。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金融是龙头，钱是最重要的，只要有钱就一定有货。于是“币”的部分越来越花样繁多，同时也越来越跟“货”脱节。风险就不自觉得地被放大了。
所以，到了转变观念的时候了，“货币”的本来面目就是“货”与“币”相互统一，没有货就没有币。“货”与“币”同样重要！
我们要转变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向，不再以货币为中心，重视生产、流通、消费的理论研究。我们要转变实体经济运行方向，提高生产、流通、消费从业者的社会地位，鼓励实体经济的良性增长和发展。
规模需求理论一直强调“货权”的概念。在信息时代，信息越来越对称，生产技术越来越进步，先搜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形成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再经过消费经纪中介，反向配置给扁平化、模块化的生产平台，形成企业的货权，已经成为可能。
对消费者来说，消费者个性化产品，也获得了贴现的优惠。对于企业而言，货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融资模式，货权明显优越于以往常见的债权和股权。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企业总是需要拿钱回来，扩大再生产。最早最普通的做法是企业向银行借债，对于银行来说形成了债权。债权的资金链是消费者或者叫储户到银行储蓄，然后银行再贷款到企业，然后企业组织生产，卖产品或者是叫销售，最后挣了钱还债。这是所谓的间接融资，链条太长。
后来人们建立股票市场，企业发行股票就形成了股权。股权的资金链条是企业向消费者发股票，然后生产，卖产品，挣钱，最后分红，分给消费者。这个链条比债权的缩短了一截。
然而无论债权还是股权，都需要挣钱回来，都需要把产品卖掉，才能够还债或者分红。问题是产品能确保卖掉吗？如果产能过剩，有可能卖不掉，就会带来系统性风险。
为什么不用把产品直接卖掉的方式融资呢？现在完全可以用货权的方式：企业把货权卖给消费者，一步到位，结束了，没有了，跟钱没关系了。企业直接把货权卖给消费者，并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去生产，多好。
在以“币”为中心的时候，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只有利率一个，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各种金融创新，常常进退维谷，在全球通货膨胀抬头的时候，美联储为缓解次级债危机，三番五次降息，正反映了这种尴尬局面。
在以“货”为中心的时候，如果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可以利用货现率和利率双重调节工具，配合实施精确打击，根据行业、区域和时期的不同做针对性调整。“市觉”专栏曾经多次讨论过子币与货现率的应用问题。
我们应该深刻反思经济理论的研究方向和经济实体的运行模式。要轻货币，重实体。要从需求出发，而不是从投资出发。应该以需求为中心，增加经济运行的确定性，减少资源浪费，而不是以金融货币的方法，掩盖经济当中的不确定性。
弗里德曼 篇11
一、从古典音乐转向通俗音乐, 开钢琴界先河
理查德·克莱德曼起初主要演奏古典音乐, 被认为是古典音乐界的一颗明日之星。但是他却突然对通俗音乐产生兴趣, 不顾别人的反对, 毅然转变方向。1976年, 理查德的独奏曲《水边的狄安娜》成为电视剧配乐, 一经播出便引起轰动, 理查德也一举成名。此后理查德·克莱德曼又推出大量优秀作品, 如《致艾德琳之诗》《秋日私语》《心曲》《太阳永上云端》等, 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从《致艾德琳的诗》开始, 理查德渐渐成为世界著名的钢琴家, 有评论家说:“理查德是继贝多芬之后, 将钢琴曲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人, 他所做的无人能及。”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之所以能引起轰动, 是因为他的音乐能让人沉醉其中, 每个人都能从他的音乐中获得舒适的享受, 达到心灵的宁静。他以古典音乐为基础, 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溶为一体。同时理查德也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创作风格, 许多作品都使用分解和弦, 右手八度的使用在作品中也经常出现, 连续的八度旋律可以说是理查德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在高八度上重复主旋律是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具有清新、明快的视听效果。而理查德音乐风格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使用单音构成主旋律, 他的钢琴作品的主旋律几乎都是用单音构成的。
时至今日, 理查德·克莱德曼已经录制了近1000首旋律优美的钢琴曲, 以他特有的风格而在世界上赢得了超级明星的地位, 不可思议的拥有了267张金唱片和70张白金唱片。《命运》《献给爱丽丝》《秋日私语》《星空》等许多经典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 无论你身处何地, 都会随时听到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作为一位出色的音乐会演奏家和拥有惊人唱片销量的艺人, 理查德·克莱德曼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事业。
二、争议与肯定
尽管理查德·克莱德曼已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巨大成功, 但是却并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过于大众化, 商业色彩浓厚一直被众人所诟病, 刘诗昆先生曾说理查德·克莱德曼最多算是二流钢琴家, 反映了理查德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他的成功难道真的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 娱乐群众吗?我们该如何界定一个成功的音乐家, 如何界定通俗音乐与古典音乐的角色与地位?
音乐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情趣, 从喧嚣中回归平静。无论是古典音乐的优雅与空灵, 还是通俗音乐的直白, 她都注定会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流畅, 华美, 优雅, 简洁, 充满诗情画意。当理查德的琴音想起, 听众就会被带进一个悠远的意境中, 在那里, 你可以像一只鸟儿一样自由飞翔, 也可以像一条鱼儿一样水中嬉戏, 没有任何烦恼与尘世的喧嚣, 你会发现音乐的世界是多么美好。
可以说,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影响了一代人。在他从艺的30年里, 在世界各地举办了超过1800场的音乐会, 录制了超过1200首的曲目, 在日本举办音乐会超过700场, 唱片销量超过了8500万张, 去日本超过45次, 去中国超过25次, 在超过500万的观众面前进行演出, 弹了超过4000架不同的钢琴……这些辉煌的成就可以侧面反映出他影响了全世界多少听众!他的音乐有利于成年听众修身养性, 也能激起孩童学习钢琴的兴趣, 热爱钢琴演奏这门艺术。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理查德·克莱德曼小时候学地理时就知道东方有一个古老的中国, 就对中国十分向往, 后来因为钢琴, 因为音乐, 理查德和中国人成为朋友。至今, 理查德在中国四十多个城市举办过近百场音乐会, 赢得了亿万粉丝的喜爱。理查德·克莱德曼也是目前世界上改编并演奏中国音乐作品最多的外国艺术家, 许多中国特色的优美歌曲像《红太阳》《花心》《梁祝》《一条大河》等, 经过理查德改编成钢琴曲后, 展现出另一种魅力。
也许一些业内人贬低嘲笑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 然而正是理查德这种比较通俗, 让普通民众易于接受的音乐, 才产生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钢琴风暴。无论是大街小巷, 还是各种公共场所, 理查德的钢琴曲总是作为背景音乐重复播放, 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动听的音乐带来的愉悦与轻松。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传奇也激发了无数中国孩子学习钢琴的兴趣, 是学习音乐的孩子心目中的偶像与奋斗目标, 对中国的钢琴演奏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假如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依然局限于古典钢琴曲的发展模式, 那么会有这么大的正面影响吗?古典钢琴曲将只是少数人才会欣赏的音乐形式, 不会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并使世界范围内的钢琴事业蓬勃发展。因为古典音乐只有当你走进剧场时才会欣赏到, 而且他的受众范围也极为狭小, 正如中国的京剧、昆曲、越剧等传统戏剧, 没有适合时代发展的新的突破, 它的发展将会是相当的艰难, 在现代社会各种娱乐方式复杂多样的情况下, 很难受到公众的喜爱, 固守传统只可能导致它发展空间的局限。
三、结束语
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能够承载历史和思想:文字和音乐。音乐是真正的历史和思想的凝结, 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真正热爱音乐, 懂音乐的人, 才可以见到文字中未曾描述的世界。我们不必纠缠于古典音乐与现代通俗音乐孰优孰劣, 它们各有各的魅力, 各有各的不足。古典音乐创作手法严格、规整, 通俗音乐形式活泼, 情感真挚, 容易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和欣赏。不管怎么说, 理查德·克莱德曼对世界范围内钢琴演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对他的客观评价听众自有判断, 希望理查德·克莱德曼这位最浪漫的“钢琴王子”, 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举办更多的音乐会, 把爱的旋律传向全世界!
摘要：理查德·克莱德曼, 一个被称为“世界钢琴王子”的音乐天才。有人赞赏他, 认为他开创了现代钢琴的新流派;也有人质疑克莱德曼, 认为他的作品过于大众化, 商业气息浓厚, 难登大雅。但是艺术不能由难度来评高低, 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来评价理查德·克莱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