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共12篇）

《后汉书》论文 篇1

范晔(398-445),南朝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在其代表作《后汉书》中,范晔增设了七个人物类传,《方术列传》正是其中之一。对于范晔为何在《后汉书》中设立《方术列传》,本文将从“方术”的含义、史书的渊源、社会基础、文学基础以及范晔个人性格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从而对范晔《方术列传》的撰著成因试作解读。

一、《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方术”的含义

“方术”一词由来已久,范晔在《方术列传》开头的序中就对“方术”的渊源流变作了说明。范晔首先将“方术”的源头追溯到难得一见的、往往存在于典籍传说中的学问,如《易》中的“卜筮”之学和“往往见于坟记” 的“阴阳推步之学”,以及“关扃于明灵之府,封縢与瑶坛之上”的“神经怪牒,玉策金绳”;然后范晔又论及一些“时有可闻”的学问,如“河洛之文,龟龙之图, 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铃决之符”等;最后范晔指出“方术”是由前两者之流慢慢演化发展而成的, 包括“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 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等多种方术。

那么范晔所列举的这些名目繁多的“方术”究竟是什么呢?据李零《中国方术概观》一书对“方术”的定义, “方术”又叫做“数术方技”,包括“数术”(或称“术数”)和“方技”两类,这二者的范围各有侧重。“数术”以研究“大宇宙”,即“天道”或“天地之道”为主, 内容包括天文、历法、算术、地理学、气象学等学科;“方技”则以研究“小宇宙”,即“生命”“性命”或“人道” 为主,主要涉及医学、药剂学、性学、营养学,以及与药剂学有关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化学等学科。 因此,简而言之,“数术”是合天人、通古今的“预测学”,包括占星、占候、龟卜、筮占等;“方技”则杂糅针药与巫术。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范晔在序中叙及的这些“方术”技能多数都可以归于“预测学” 之属的“数术”,而“方技”的内容并未在《方术列传》 的序中得到过多的体现,但这并不能说明范晔笔下的“方术”仅指“数术”这一类,因为在《方术列传》的人物传记中,有不少传主擅长的都是针药与巫术等属于“方技” 类的技能,例如华佗、左慈等。因此,范晔的《方术列传》 中的“方术”是包括了“数术”和“方技”两部分内容的。

此外,通过梳理《方术列传》的内容,可以发现, 范晔在撰写《方术列传》时,对于“方术”的含义、“数术” 和“方技”的区别等都非常明确,具体表现如范晔按照人物所掌握技能的不同,将《方术列传》中的众多人物分成了“数术”类和“方技”类;不仅如此,范晔还将相同类别的人物排列在一起,按照先“数术”类、后“方技” 类的顺序来撰写人物传记。所以,综上所述,范晔撰著《方术列传》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范晔对于“方术”非常了解, 否则范晔无法写出在“方术”的内涵、人物分类等方面都如此清晰的《方术列传》。

二、《后汉书·方术列传》的史书基础

对于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七个人物类传的做法, 清代赵翼曾评价说,范晔《后汉书》“增文苑、方术、列女、 宦者诸传,皆前史所未及,而实史家所不可少者也”。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赞美,但范晔首设这七个人物列传, 并非是他的凭空结撰,而是有前代史书的基础的。就《方术列传》而言,虽然是范晔在史书中首次设立的,但《方术列传》仍有其史学方面的形成和发展渊源。

史书中对于方术的最早的系统记载,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史记》中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以及《扁鹊仓公列传》,其中《龟策列传》乃是西汉元、成之际褚少孙所补写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讲的是 “数术”,《扁鹊仓公列传》讲的是“方技”。“日者” 是指专门从事时日占验的人,“龟策”则是指龟卜筮占, 这两者都符合本文前面对“数术”类范围的定义;扁鹊、 仓公则都是古代的名医,与华佗相类,是属于“方技”类的。 司马迁之后便是西汉成、哀之际刘向、刘歆所编撰的《别录》和《七略》,这两本是古代最早著录“数术方技” 之书的目录书,但后来散佚,其书目被保存在了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专门设立了《数术略》和《方技略》,且班固在序中说“太史公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囯校方技”,明确说明“数术”和“方技”是有区别的。《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共录“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共录“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汉书·艺文志》对“方术”分门别类的记载,可以说是范晔撰著《方术列传》 时的一个重要参照。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后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陈寿在其《三国志·魏志》中单设《方技传》,记载了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等五人的事迹。在《三国志·魏志·方技传》中,既涉及医术如华佗,又涉及音乐如杜夔,还涉及了占卜筮术如朱建平、周宣、管辂,如果严格按照本文前面对“方技” 的定义,《方技传》中除了“方技”以外,还有“数术” 的内容,但在《方技传》中并未对二者作明确区分。陈寿的《方技传》可以说是范晔撰著《方术列传》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了。因此,严格来说,范晔撰述《方术列传》 并非其个人完全意义上的首创,而是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三、《后汉书·方术列传》的社会基础

范晔撰写《方术列传》,须有传主,即方术之士。 正如范晔在《方术列传》序中所说,“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扺掌,顺风而届焉。 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 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由此可知,西汉、东汉的统治者都重视方术,尤其是东汉,光武帝对谶纬、图符笃信不移,光武帝甚至“宣布图谶于天下”,使图谶成为官方认可的学问,“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 整个东汉时代,“谶纬学盛,经生多讲术数,而民间谶祥禁忌之俗亦多巫祝形法,方士神仙之说,后世所行者, 皆自东汉而盛”。在这种时代风气下,方术之士适时兴起, 成为一个显著的团体,这已经符合了在史书中单独列传的条件。

四、《后汉书·方术列传》的文学基础

两汉,尤其是魏晋时期,涌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 两汉时期如《列仙传》、《汉武内传》等,魏晋时期如《列异传》《搜神记》《神仙传》《抱朴子》等。这些志怪小说为范晔撰写《方术列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范晔的《方术列传》中,不少人物的传记都有借鉴这些志怪小说的痕迹。如在《方术列传》中,范晔就曾多次取材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共计有十处,分列如下:

王乔传,见于《搜神记》卷一“王乔飞舄”;

段翳传,见于《搜神记》卷三“段翳封简书”;

樊英传中灭火一节,见于《搜神记》卷二“樊英灭火”;

许曼传,见于《搜神记》卷九“冯绲绶笥有蛇”;

华佗传中治“病咽塞者”一节,见于《搜神记》卷三“华佗治咽病”;

徐登传,见于《搜神记》卷二“徐登与赵炳”“赵炳临水求渡”“徐赵清俭”三则;

蓟子训传,见于《搜神记》卷一“蓟子训长寿”;

刘根传,见于《搜神记》卷一“刘根召鬼”;

左慈传,见于《搜神记》卷一“左慈显神通”;

寿光侯传,见于《搜神记》卷二“寿光侯劾鬼”。

对于以上各条,范晔有的直接转抄,改动很少,如王乔传、段翳传;有的则略作改写,如徐登传是范晔将《搜神记》中的三则故事连缀而成的一篇完整传记。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范晔撰写《方术列传》的影响。

五、范晔勇于创新、喜爱猎奇的个性

除了上述各点外,范晔个人勇于创新、喜爱猎奇的个性也是促使范晔在《后汉书》中首设《方术列传》的重要原因之一。范晔在其《后汉书》中增设了七个人物类传,除《方术列传》外,还增设了《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和《列女传》。不仅增设列传,范晔还在正史中第一次设立了 《皇后纪》。虽然说《皇后纪》《党锢列传》等是针对东汉特殊的政治情况设立的,但是单独为他们设纪、传是需要史官拿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范晔勇于创新的意识。另外,据沈约的《宋书》记载, 范晔在彭城太妃丧礼期间,于“夜中酣饮,开北牗听挽歌为乐”;其嫡母亡,“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且范晔还“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范晔不拘于时俗,爱好新奇事物,其自身行为也很奇异。而《方术列传》中所记载的人物事迹也无不是充满着奇异色彩的,因此,可以说,范晔个人的猎奇意识对他撰著《方术列传》也非常有影响。

六、结语

综上所述,范晔撰著《后汉书·方术列传》是在范晔对“方术”含义明确理解的前提下,综合前代众多史书的基础、社会基础、文学基础,以及范晔个人勇于创新、 喜爱猎奇的个性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实现的,当然这一切还要有范晔出色的文学才华才能最终完成。《后汉书·独行列传》虽然不是范晔个人完全意义上的首创,却是正史中第一次以“方术列传”命名人物类传,是对前人史书在“方术”这一方面的继承与创新。且范晔撰写《方术列传》时,取材于《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使得《方术列传》在记叙史实的同时又富有文学色彩,增强了内容的可读性。总而言之,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在史传文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后汉书》论文 篇2

班超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人。他胸怀大志，不拘小节。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领疏勒等国的士兵共计一万多人进攻姑墨国的石城，攻破城池，杀敌七百多人。班超想趁势平定各国，就上奏书请求增兵。奏书交上去后，章帝知道他可以成就功业，就和朝臣商议要给他派兵。平陵人徐幹向来和班超志同道合，上奏书表示愿意奋力投身辅佐班超。起先莎车以为汉朝不会出兵，就投降了龟兹国，而疏勒的都尉番辰也再次反叛。正值徐幹到来，班超就和他一起攻打番辰，大败对手，斩首千余人，活捉了许多俘虏。建初八年，朝廷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予他享用大将才能享有的仪仗乐队和旗帜。授予徐幹军司马官职，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的使者，将锦帛赏赐给乌孙的大昆弥、小昆弥及其臣下。李邑刚到于窴国时，正值龟兹国攻打疏勒国，他因恐惧而不敢前行，就上书陈述说西域的功业无法成就，又大肆诋毁班超拥着爱妻，抱着爱子，在国外安乐享受，根本没有顾念国家之心。班超听说后，感叹说：“我没有曾参的美德，却也屡遭谗言的攻击，恐怕要遭到朝廷上下怀疑了。”于是就送走了妻子。章帝深知班超的忠诚，就严厉责备李邑说：“纵使班超拥着爱妻，抱着爱子，那一千多个渴望归乡的将士，怎么又都能和班超同心呢？”于是命令李邑到班超那里接受他的调度。章帝诏示班超说：“如果李邑还能在域外任职，那就留在你身边做事。”班超马上就派遣李邑带着乌孙送来做人质的王子返还京城。徐幹问班超说：“李邑先前亲口诋毁您，想败坏西域的事业，现在为何不依照诏书将他留下，派遣其他的官吏护送质子回去呢？”班超回答说：“你这话就说得太浅薄了。就是因为李邑诋毁我，我这才把他送回去。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还要怕人言是非呢。贪图一时的痛快把他留下来，这不是忠臣的行为。”班超在西域生活了三十一年。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阳，被封为射声校尉。当初，班超被召回来时，朝廷任命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和班超进行交接。任尚问班超说：“您在国外三十多年，而我是年轻后辈，却要承接您的事业，任重道远，但心中没有长远的计划，您应该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吧。”班超说：“我年老糊涂，而您一直身处高位，我班超哪里比得上您呢！一定要说的话，我就提一些愚笨的建议。塞外的将士，本来就不是恭敬孝顺的子孙，都是因为犯了罪而被发配到边疆的。而蛮夷民族性情接近禽兽，难以驯养，容易出事。如今您性情严厉急躁，但水太清澈则没有大鱼，政治过于苛刻则难以使民众和睦。应该减少约束简单从事，对小的过失要宽容，只要把握大的方向就可以了。”班超离开后，任尚曾私下对自己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超肯定会有一些出奇的策略，谁知说的都是些极其平常的话。”任尚到西域几年后，西域就开始谋反叛乱，他因而被征召回朝治罪，果然出现了班超所劝诫的那些情况。

《后汉书》传记文考论 篇3

一、《后汉书》以秉笔直书、义正词严蜚声文坛史苑

南朝史传散文主要有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沈、萧之作带有浓厚的官修色彩，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很难见到作者本人真实观点的流露，且所叙史实范围狭窄，尊崇皇室正统思想并以之为立言标准，虚美隐恶等缺陷非常突出。无论传主选择还是内容表达，两书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史书的撰写强调实录的原则，但作者为迎合当世君主的口味，不惜粉饰事实或代之以隐词晦语，这样一来，被奉为正史的官修史书就无法展示历史的原貌或“更多地贴近于历史的实际情状”[1]。若将二者稍加比较即可以看出，《宋书》尚继承了前代史书的叙事技巧并有所发展，但叙述过于详尽乃至流于繁芜，而且过重藻采。针对其繁复之弊，裴子野、李延寿均曾大加删改。如果说《宋书》还有一些见地的话，那么《南齐书》则几无创新之处，其人物传记只是单纯的史事叙录，在叙事笔法上沿袭此前史家的叙述风格，并无拓展之处，亦无文学性可言。

唯有范晔的《后汉书》，虽亦属“删烦补略”而成，然颇具“精意深旨”，实为范晔精心结撰之作。范晔不屑于以诗赋杂文谋取声名，认为史家之文不同于篇什之文且高于篇什之文。正因他撰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后汉书》，所以蜚声文坛史苑。这不仅体现出作者高度的史才、史学与史识，而且体现出作者非同寻常的史责。《文心雕龙·史传》云:“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2]范晔本着对历史、对社会、对后世高度负责的态度撰后汉之史，按照实录的原则秉笔直书，斥恶扬善，义正词严。东汉中期以后，君主昏聩无能，外戚与宦官相互勾结，窃取权柄，为非作歹，陷害忠良之士，朝政大乱，社会岌岌可危。在东汉政权摇摇欲坠的危急关头，一批正义之士挺身而出，置生命于度外，奋力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对于这样一些忠诚正直之士，范晔在《后汉书》诸传中都予以高度称赏，如:驰骋疆场、为国家复兴做出巨大贡献的邓禹、吴汉等中兴二十八将以及马援、班超等，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同宦官做斗争的陈蕃，坚持忠义节行的李固以及《党锢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中的传主等。除歌颂外，范晔对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也予以猛烈抨击。与《宋书》《南齐书》相比，范晔的史著无疑更忠于史实，同时也更能吐露自己的心声、表达自己的真实性情。

二、《后汉书》传记文的史学成就

在中国传统史学经典“二十四史”的前四史中，《史记》《汉书》早出，《后汉书》所记史实要早于《三国志》，但其成书时间在南朝刘宋时期。《后汉书》成书于社会大动乱初步平定之时，虽然当时总体局势稍趋稳定，但刘宋皇族内部的争斗没有消歇，而且北方少数民族仍在等待时机以图再起。范晔崇尚儒学，主张以儒家思想及其人格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因此他在《后汉书》中对于仁人志士的忠义节行和杀身成仁的精神予以高度称颂。东汉士人不满当时污浊的社会现实，极力与世俗相抗争，这一方面与他们的“社稷为大”之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们重视气节名誉的独特品质。这正与范晔的价值评判标准相契合，故范晔对此多有栩栩如生的描写，其对东汉历史人物、事件所做出的准确评价及写人叙事笔法，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党锢列传》《李固传》《陈蕃传》等篇章都体现了范晔表彰节行仁义、推崇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

1.对耿直忠义的表彰

对于东汉清流之士的耿直磊落、桀骜不驯的品格行迹，范晔在《后汉书》中丝毫不吝惜笔墨，常常语带深情地予以抒写。如《党锢列传》中《范滂传》所刻画的范滂的形象，读之令人深感敬佩与同情。范滂位居“能以德行引人”的“八顾”之行列，初仕为清诏使时便有澄清天下之志。至任三府掾属，因不满于刺史、权豪结党营私，为害乡民，遂一举弹劾20余人，可谓正直以尽忠。汝南太守宗资仰慕其名而任之为功曹政事，滂受职，“严整嫉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应该说，范滂体现出的儒家仁义孝悌思想正是《后汉书》作者自己的思想倾向。刘熙载《文概》云:“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3]于此篇可见范晔理、情、气、识之所寓。范滂为汉之一介清流，其耿直刚烈性格难为朝中党人所容，遂屡遭诟谤，竟至下狱。本传写其以身践义、临死不惧及其与母、子诀别一节，尤为感人。文曰:“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范晔通过传主立言，传达出对儒家节行忠义的激赏，读至此处令人顿生激昂悲壮之感、赞叹崇敬之情。诸如此类典型细节的描写在《后汉书》中比比皆是，尤其是通过言语对话彰显传主性情的写法，在该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一方面增强了所写人物的立体感与真实感，使之形神毕现，另一方面也使传主的人格魅力得以明晰展示。刘熙载《文概》云:“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

《后汉书》虽是经作者加工而成的，但所叙人物与事件基本符合史实。能够塑造出如此成功的人物形象，无疑应归功于作者掌握材料和使用材料的能力，比如选取典型细节以凸现人物性格的技巧，即非人人皆能为，至少难得其佳。《文概》曰:“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尽，则其文确凿不可磨灭。”《后汉书》刻画人物形象无不如此。范晔在刻画范滂的形象时，不但选取其与当朝权豪的正面冲突等一系列大事件来展现其刚正忠直的性格，而且选取其被害前与家人的对话等小细节以显示其节行孝义。范晔纂史特别注意对细微材料的运用，他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显然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史莫要于表微，无论纪事纂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即指此意。这种从细微之处落笔来塑造人物的方法，的确是史家不可缺少的技艺。

2.对杀身成仁气节的赞赏

除表彰有志士人耿直刚烈的品行及忠义节操外，一些传记还体现出对杀身成仁气节的高度赞赏。对于仁人志士的杀身取义之举，范晔总是不惜笔墨，详细抒写，极力歌颂。如李固、陈蕃等人为保持朝政清明而不顾生命危险，与邪恶势力作英勇斗争，他们都是作者重点颂扬的对象。据《李固传》记载，固性格直爽，对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深为痛恨，针对“淳厚之风不宣，彫薄之俗未革”的社会现状，他不顾生命危险弹劾朝廷宠臣，力斥那些贪婪无度、“专总权柄”、“不知自损”的劣行。奏策呈上后，“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汉冲帝崩殂，固议立清河王刘蒜，大将军梁冀不从，乃立乐安王之子刘缵，是为质帝。后来梁冀又多次诬陷李固，均未得逞。冀忌质帝聪明，恐有后患，遂进鸩杀之。欲立桓帝，李固、杜乔不从，冀深愤恨，乃说太后先策免李固，后又构陷以诛之。范晔于传中详述李固之言行举止，尤重对其名德与杀身取义之节的彰显。如叙其临终前劝谏朝臣一节，足令人感佩。文谓:“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皆长叹流涕。”何焯赞赏曰:“李(固)之气识，在杨震以上，使清河得立，可以致主文、宣，天不祚汉尔。”[4]言词中流露出惋惜之意。

范晔所强调的仁义之士的杀身成仁之美在诸多传论中也有明确的论述。晚清李慈铭曾赞及《后汉书》中的著名传论，称《郑康成传论》《左雄周举黄琼传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为“最佳者”，并誉其“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另有《曹褒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奂传论》《孔融传论》《樊英传论》《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覆，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至如《李通传论》《桓荣传论》《臧洪传论》《郭林宗传论》也多有卓识。李慈铭总评《后汉书》传论曰:“大抵蔚宗所著论，在崇经学，扶名教，进处士，振清议，闻之者兴起，读之者感慕，以视马、班，文章高古则胜之，其风励雅俗，哀感顽艳，故不及也。”[5]如《李固传论》对东汉仁人言出必践、笃尚气节、舍生慕义、心念社稷的人格特质加以评价云:“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范晔在《班固传论》中曾指责班固《汉书》漠视儒家仁义志节与杀身成仁之美，因此他一反班氏作风，极力推崇忠义节行和舍生取义之举。据《陈蕃传》载，陈蕃性高峻，有清世之志，因不满朝中宠臣飞扬跋扈，曾多次进谏圣上选贤任能，黜退奸佞。其正义之行令宦官痛恨至极，但也一筹莫展。在皇帝面前，陈蕃毫不隐晦，仗义直言，有善必褒，有恶必斥。李膺、杜密、范滂等忠义之臣遭诬下狱时，他曾指责桓帝听信佞臣谄谀之言，陷害忠良之士。陈蕃这一形象寄托了作者崇奉儒学、心存治世的思想，因此其传论立意高远，见解精深。

范晔《后汉书》张扬正义的思想还体现在一些列传中。如《独行列传》所记皆为操行卓而不群之士:有极重节义、冒死救主或代主受戮者(如刘茂、卫福、周嘉、所辅、索庐放)，有深明大义、守节不移者(如李业)，有不受挟迫、伏剑自刎者(如温序)，有直言进谏、殒命疆场者(如彭脩)，有珍视友情、笃于信义者(如范式、张劭)等。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总能贯注深挚感情，因此这些人物写来栩栩如生，足令人感怀。《逸民列传》是为另一人群所作的传记:有讽谕光武帝世事凶险、应保持高度警惕者(如野王二老)，有蔑视富贵、甘心贫贱者(如向子平)，有痛恨朝纲废弛、鄙视权贵、愤而隐居不出者(如逢萌)，有身怀高才而守志不移者(如周党、王霸)，有弃绝世事、乐于归隐者(如严光、梁鸿、高凤、台佟、韩康)……他们虽避世隐居，但皆属有识之士，其志节行止远超一般，绝异流俗。作者叙写他们的事迹，实亦寄托了发自内心的赞赏之情。

3.对阿谀权贵的批判

除表彰有识之士的忠义节操、杀身成仁的壮举外，《后汉书》中还有许多传记对为谋取私利而不惜丧失人格者、违背儒家礼义任意而行者进行了揭露与讽刺。他们或贪慕高位，或迫于威势而向邪恶势力低头，虽然有时得以保全身位，但名声落入低俗不堪的境地，如《李固传论》中所提及的胡广、赵戒等人。另据《陈蕃传》载，赵宣葬亲后而不闭墓道，并居其中行服20余年，乡人称其至孝，州郡亦多次延请。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谨守儒家礼义之人，行服期间竟生五子。范晔借陈蕃之口对赵宣的劣迹加以猛烈抨击，将虚伪之人的丑行揭露无遗。又如朱并曾因向朝廷告发张俭而得以晋升，亦属小人之流(《党锢列传·张俭传》)。南阳樊陵因慕李膺名声而求为门徒，膺辞不受，陵遂阿附宦官以邀取荣利，虽至位太尉，却为节义者所不齿(《党锢列传·李膺传》)。张显、郭防、曹陵、冯方亦入此列(《党锢列传·羊陟传》)。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但也无法摆脱物质利益的诱惑，“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针对马融的行径，范晔没有隐晦，而是直书其事，唾其丑行。

范晔写人叙事，选材立意，虽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但在阐发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又多有独到之见。如《宦者列传》备言宦官制度发展过程之后，又历叙郑众、蔡伦、孙程、曹腾、单超、侯览、曹节、吕强、张让、赵忠诸人为宦之事，至为详尽。传末纵论“衅起宦夫”之因，可谓发人之所未发，新颖而精辟:“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封，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东汉朝政腐败，几至倾覆，确与宦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从宦官生理上及心理上的缺陷入手分析，认为这些正是他们蒙蔽并骗取统治者信任的关键所在;他们熟悉朝中政事与典制，因此多有与上层接近的机会，而一旦得逞，就巧言令色，谲诈多变，颠倒事实，惑乱君主;此类人看似忠厚，实藏阴险之心。范氏论述一针见血，分析深刻而精当。

当然，《后汉书》的传记文也有缺点。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曾指出该书在叙次上有颠倒的现象，如《胡广传》《马融传》，而且《班超传论》《卢植传》有脱漏的现象。此外，《后汉书》的思想内容也有局限性。如《窦何列传》指出窦武、何进谋诛宦官不成，一方面是由于权有余而智不足，另一方面却又归之于天命;又如《独行列传·范式传》叙及范式与张劭笃于友情，张辞世后给范托梦，乃至下葬时因范未至而灵柩不入墓穴;《独行列传·王忳传》则言及王忳夜宿亭中遭遇女鬼之事。这说明《后汉书》中仍有封建迷信思想的成分。综观全书，范晔之史瑕瑜互见，但终究瑕不掩瑜，足称良史。

三、《后汉书》传记文的文学价值

尽管《后汉书》以史名世，但其文学价值亦不容小视。范晔撷取众家之长而为一家之说，叙述精谨，文贵变化，矜尚藻采，终致彪炳文坛，名声甚显。范氏曾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称，其作与《汉书》相较，“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从内容及笔法来看，《后汉书》以简约精练为胜，可见其整理剪裁之功确实不在《汉书》之下。谈及对其书的评价时，范晔又说:“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后汉书》体例基本承沿《史记》《汉书》，却又新增《文苑》《列女》《独行》《逸民》等列传，每类皆有传序，作为传前述意之用，诚为可取。其中，《文苑列传》的立目尤有意义，这是史书中首次为文学家设立专传，它表明南朝时文学正式脱离了依附于学术的地位，开始走向独立发展之路。在表达方式上，《后汉书》以叙为主，叙议结合，叙事生动，议论透辟。序在传前，铺叙某种制度或某种现象的发展演变历程(如《宦者列传序》《党锢列传序》等)，常常前后相沿数百年，在从容叙述中表现出作者对该问题的观点。传记本体则对与此密切关联的人物生平行事加以详细陈述。传后之论是作者的总评价，其中也包含一些叙述性语句。由于传中对相关史事所述已详，因此序论中多是点到即止。而对体现传主性格的某个重要事件，则又出以概括性极强的语句，作为发论的依据。

与《史记》《汉书》相较，《后汉书》的语言精工雅致，盖因范晔“刻意著力”所致，故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谓:“《后汉书》以精雅胜”，“无一段不雅”[6]。《后汉书》诸传记与传论颇讲究文采，传记多以散体行文，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而传论则杂以偶句，且有声韵谐协的美感。与后世骈文刻意追求骈体技巧相比，范氏则属顺其自然，并不求工。今人骆鸿凯曾引其师黄侃《书后汉书论赞》语曰:“刘宋已往，昭质未亏，故偶语虽多，而未尝拘牵于对仗，声调虽协，而未尝胶执于宫商。盖偶语出于自然，而对仗多由刻饰，声调由乎天至，而宫商或赖安排。知文理者亦惟去甚去奢，以求合于本度而止……寻绎范氏之文，虽多偶语，而不尽拘牵;虽谐声律，而绝无胶执。”[7]对范晔之传序、传论，后代许多学者多有称誉之语。

关于《后汉书》的文学价值，清人孙梅评曰:“范史博综典籍，成一家言，体大思精，标置不妄。然如《后妃传论》、《独行传论》诸篇，奋其文笔，将与班、蔡共翔，而敷兹藻采，亦与潘、陆方驾者焉。”[8]此书出现于重视文学特质的南朝时期，因此体现出南朝文学重抒情、求审美的特点。范晔为不同人物立传，或褒或贬，无疑都寄寓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如对李固、范滂、陈蕃等忠勇正直之士，总是不吝美词;提及他们的悲惨遭遇，往往出以同情、敬佩之语。对待马融则有所不同，言其经学、文学造诣时，语词中流露出赞赏之意;而述其结交并攀附梁冀的举动，则又表现出贬抑的倾向。当写到贪慕名位、趋炎附势、阿附权贵的胡广等人时，作者的谴责、愤激之情表露无遗。同情、赞美、揭露、批判、讽刺等述情之语，皆可于诸篇史传中细加体悟。《后汉书》的传记散文正文部分都以散体写成，而传序与传论颇多偶句，虽与后世骈文还有一定距离，却体现出对骈体形式技巧的追求。与同时代的其他散文相比较，《后汉书》的序、论之文更讲究文采，而且注意到音韵谐畅的问题，体现出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传序与传论是《后汉书》中的精华部分，它们不仅充分展示出范晔的史才与史识，还向时人及后世展现出其高超的文学才华。如同司马迁及其《史记》一样，范晔及其《后汉书》不仅见诸历史，而且也出现于文学史，堪称史、文双绝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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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刘庄与《后汉书·舆服志》 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舆服制度,礼仪规范,政治等级

东汉政权建立后, 以光武帝刘秀为首的统治阶层推行休养生息政策, 使得社会政治逐渐稳定、国家经济得以复苏;在此情形下恢复各项礼仪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并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 作为东汉王朝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的基本准则, 成为《后汉书·舆服志》形成的依据。刘秀虽在制礼上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和紧迫感, 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由于种种原因终究还是没有形成完整的舆服制度, 直到刘庄继位, 才于永平二年颁布“舆服令”, 初步形成舆服制度。刘庄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伟大工程, 受益于儒家思想。《舆服志》的出现不但是东汉王朝政治统治的需要, 还是社会生活长治久安的根本, 所以说汉明帝刘庄与《舆服志》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封建社会阶级统治制度建设的进步。

一、东汉初期建立舆服制度的必要性

舆服制度作为封建时期一项非常重要的礼仪制度, 其形象性已经成为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表现, 作为研究者应首先了解何为舆服:舆, 原指车厢, 后引申为车, 《老子》中提到:“虽有舟舆, 无所乘之。”[1]308即是以船与车并提的例子。服, 即为衣冠, 《书·皋陶谟》载:“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2]108绣绘日、月、星辰等“图案”的礼服常被称为“章服”。这样, “舆服”一词实际上成了车乘、章服、冠履的总称。将舆服的意思再延伸, 实际上更确切的说法相当于“仪仗”, 因为“舆服”一词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或写出, 也不是指一般日常或平民使用的车马与衣服, 由此便能知道为何行车穿衣会成为一项制度了。

作为阶级统治的重要部分, 统治政权都会强调一种权威和秩序。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不容怀疑和违抗, 而秩序是不容打乱更不容颠覆的。体现这种权威与秩序一方面是实力, 包括政治与经济;另一方面是彰显这种实力的外在形象, 就是车马仪仗。对外可扬国威, 以气势压倒或慑服敌对国家, 或以威仪换取友好邻邦亲近和钦羡, 甚至间接取得安全感;对内则可鼓士气, 聚民心, 让国内民众产生自豪感并产生遵守这种秩序的本能动机。权威和秩序可以体现在建筑上, 如殿堂, 但那是静止的, 体现在车马仪仗特别是仪式主持人、参与者的服饰上, 无形中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有助于统治者意旨的实施。

二、儒家思想对刘庄的影响

西汉王朝虽然将儒学给予很高的地位, 但儒家思想中尊卑有序, 忠君爱国的内容并没有得到重视, 以致后来王莽篡权。《日知录》中记载:“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 师儒虽盛, 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 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3]587从中可以看出西汉王朝覆灭的端倪。

正因如此, 刘秀汲取经验教训, 从子女的儒学教育开始, 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儒家思想及其礼仪观念。特别是对刘庄,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中记载:“显宗孝明皇帝讳庄, 光武第四子也, 母阴皇后, 帝生而丰下, 十岁能通春秋, 光武奇之, 建武十五年封东海公, 十七年晋爵为王, 十九年立为皇太子, 师事博士桓荣, 学通尚书。”[4]95正因为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继位之后刘庄依然重视儒学, 推崇儒家思想, 在位期间多有体现。

首先是尊师, 刘庄自幼喜欢读书, 作为太子少傅的桓荣时常给刘庄讲解《尚书》, 书中的儒学思想对刘庄的影响深刻, 桓荣也是刘庄最为敬仰的恩师。刘庄继位后, 为表示尊崇, 对桓荣仍以师礼相待。每次去太常府 (桓荣已封太常) 探望, 都让老师坐东面, 设几杖, 像当年讲学一样。他还召百官和桓荣弟子数百人来行弟子礼。桓荣生病期间多次派人慰问, 每逢亲自探望老师时, 便要从道口下车步行入府, 进门后拉住老师的手, 默默垂泪, 久久不肯离去。刘庄如此爱戴尊敬自己的恩师, 正是受了儒学思想的影响, 并很大程度上感染了东汉的社会风气。

其次是重教, 刘庄继位不久便于永平二年建成明堂、辟雍、灵台, 称为“三雍”, 亲临行礼, 以示尊师重道, 并进一步扩建太学, 提升儒学的影响力, 亲至太学讲经、解答众儒生的问题, 展现出刘庄对儒学研究精深的一面。除太学外, 于永平九年建立了一所专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大家族开办的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5]91, 让他们接受儒家思想, 用儒家经典教育他们, 使其能够自觉地以纲常名教规范行动。他还要求地方官员也建立儒学学堂, 聘请儒士为师, 宣扬儒学思想, 遵循儒家礼仪, 并作为巡视地方、考察官员政绩的一部分。

刘庄不但自己喜欢儒学, 还将儒学思想极力推广, 体现出其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作为统治阶层, 如何维护社会的稳定, 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 防止外戚专权, 推行儒家思想教育恐怕是最好的良药。加之刘庄本人文化素养极高, 精通儒学, 就形成了东汉初期难得的尚学场面, 为儒家礼仪制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三、刘庄对东汉舆服制度建立的贡献

东汉的礼制建设始于光武帝刘秀。王夫之曾说:“起于学士大夫、习经术、终陟大位者三:光武也, 昭烈也, 梁武帝也。故其设施与英雄之起于草泽者有异, 而光武远矣。……天下未定, 战争方亟, 汲汲然式古典, 修礼乐, 宽以居, 仁以行, 而缘饰学问以充其美, 见龙之德, 在飞不舍, 三代以下称盛治, 莫有过焉。故曰:光武远矣。”[6]361

到刘庄继位之时, 继续任用董钧、曹充等儒生, 推进国家的礼制建设, 使其有了卓越的发展。并于永平二年正月在与东平王苍商议后, 决定以孔子所推崇的“行夏之时, 乘殷之辂, 服周之冕”为舆服制度订立的标准和前提。之后又下诏有司, 采用《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中关于舆服制度的描述, 使得“乘舆服从欧阳氏说, 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4]3663, 从而完成了对舆服制度的界定, 并确定总的方针原则。

宗旨制定之后, 便提出“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 祀天地明堂, 皆冠旒冕, 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 日月星辰十二章, 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 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 皆备五采, 大佩, 赤舄絇履, 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 冠长冠, 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 皆袀玄长冠, 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 各服常冠袀玄以从”[4]3663的详细主张, 其翔实程度及严谨程度在东汉之前历朝历代不曾有过, 这一点充分说明了皇帝对舆服制度的重视。

刘庄所推行的舆服制度, 是全面恢复儒家礼仪模式的一种形式, 借以约束人们的行动, 不断强化各级官员、百姓的阶级意识, 让儒学思想从课堂走入百姓的生活, 不但使得儒家思想在人们的心中扎根, 更使得国家凝聚力得到了提升, 虽然明帝在位只有短短的18年, 但是他的制礼运动进一步扩展了自光武中兴以来的良好局面, 使得政治稳定, 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 车马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信息和内涵,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舆服制度, 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在刘庄眼中, 舆服制度俨然就是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 是“礼制”的表征, 遵守这些制度, 其政治和社会秩序也就完成了很大一部分, 是当时社会生活、人文理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通过舆服制度的订立刘庄将东汉制礼运动带入了全新的局面。

四、《舆服志》对后世的影响

首先是创建了中国古代“一元”制的服饰样式。所谓“一元”, 就是一个根本, 它体现了古代中国服装立足的本原, 这一本原便是“约之以礼”。这种思想在服装式样上体现明显, 并形成了中国古代衣服的“宽衣广袖”的形式, 这与欧洲以“人体”为中心的服装式样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人认为衣服是要拿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手段的, 服装的等级源自于人的等级, 正所谓“天有十日, 人有十等”[7]43, 服饰的形制只能用以体现秩序、等级、规范。所以无论是哪个王朝主政, 服装的等级标识都是同样被重视的, 并且一直保持下去。

其次是通过舆服制度实现“以礼治国”的统治思想。如果我们说奴隶社会是等级社会, 而这个等级主要指政治地位上的等级的话, 那么, 封建社会的礼制不仅确认了这种等级, 而且给了这种政治等级一件绚丽多彩的外衣。在这件由不同的数量、规格、色彩、图案组成的外衣之下, 等级制度不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那种政治关系, 亦不再是赤裸裸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刘庄正是通过对天下“儒学思想”的教育, 使得“礼治”的概念深入人心, 进而国家推行, 文人颂扬, 百姓遵守, 一派互敬互爱的普遍和谐状态。所以舆服制度的确立, 不仅调整好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 而且也掩盖了阶级对立, 确定了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

最后便是巩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礼制的建设有助于国家的稳定, 两汉之际正是中国大一统思想真正形成之时, 这种变革是一种推动力, 使得社会政治、文化、人文思想发生了转变, 以礼治国成为维护皇权, 实现国家政治集中的一种手段。汉代礼制的形成和变迁, 就其思想实质和社会功能来看, 巩固和完善了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及其秩序, 所以后世王朝不遗余力地维护这种理念, 首当其冲的便是服饰, 这也是为什么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从未对服饰过多改革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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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读后感 篇5

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

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

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没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还具备一定的资财、地位和声望。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地方实力派也好，多数都立刘室宗亲或者奉汉年号。

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

汉能够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末期，王朝周边已经没有与汉棋逢对手的敌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

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所以，当王莽进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乱时，没有一种势力能够象后来的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趁虚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诸国争着送子到洛阳为质，这也说明，在有过前汉对外大规模的战事以后，周边对汉朝的实力颇为忌惮。

《史记》《汉书》异文浅析 篇6

关键词：异文 多样 言语风格

继司马迁创作《史记》后，东汉班固又作《汉书》，这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两部史书，它们与《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史记》记事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而《汉书》则记录有汉一代的史事。两书在刘邦建国至汉武帝太初间这一段是相互重合的。班固在编写这段历史时，多采用《史记》文字，但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对部分文字进行增损和更替，这就形成了《史记》《汉书》的异文。这里所说的异文是校勘学上的“异文”，即“凡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事物，字句互异，包括通假字和异体字，都叫异文。”①

《史记》和《汉书》异文的关系是多样的，它们或是单纯的同义关系，或是同义又同音的关系，或是互为假借字、异体字、古今字，或是字义为包含、被包含关系，或是因态度不同而造成异文。下面选取《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陈胜项籍传》中的部分句子，对《史记》、《汉书》的异文进行直观具体地分析（为了书写和阅读方便，选自《史记·项羽本纪》的例句为a句，选自《汉书·陈胜项籍传》的相应句子为b句。同时在后面注明页码。）。

一、单纯的同义关系

（1）a.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296）

b.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史司马欣。（1796）

析：“掾”，《说文·手部》：“掾，缘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掾，本训当为佐助之谊，故从手。”所以按《说文》的说法，“掾”的本义是“佐助，辅助”。引申为历代属官的通称，属官即起辅佐作用的官员。《玉篇·手部》：“掾，公府掾史也。”《集韵·线韵》：“掾，官名。”“史”，《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最初指王者身边担任星历、卜筮、记事的人员，如：太史；内史。后来“史”也引申为古代官府的佐吏，《周礼·天官·序官》：“府，六人；史，十有二人。”郑玄注：“史，掌书者。凡府、史、皆其官长所自辟除。”“掾”和“史”都有“佐吏”之义，可见二字属于同义替代。

（2）a.一府中皆慑服。（297）

b.府中皆詟服。（1797）

析：“慑”，《说文·心部》：“慑，惧也。”《集韵·叶韵》：“慑，恐也。”所以“慑”义为恐惧，害怕之义。“詟”，《说文·言部》：“詟，失气。”人一旦失去气势，内心就会恐惧，害怕。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四：“詟，怖也。”《汉书·武帝纪》：“匈奴詟焉。”颜师古注：“詟，失气也。”“慑”和“詟”都有“惧怕、恐惧”之义，二字属于同义替代。班固“詟”字用得好，因为“詟”还含有“失去气势”之义。项羽一口气杀掉数百人，这气势震慑了一府官吏，所有的人在项羽面前都失掉了气势，只剩下恐惧。用“詟”反衬出项羽的英雄气概。

（3）a.欲置长。（298）

b.欲立长。（1798）

析：“置”有“确立”义。《吕氏春秋·当务》：“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立妾之子。纣故为后。”高诱注：“置，立也。”“立”也有“确立、决定”之义。所以两字也是同义词。

（4）a.楚蠭午之将皆争附君者。（300）

b.楚蠭起之将皆争附君者。（1799）

析：“午”有纵横相交之义，《玉篇·午部》：“午，交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凡物交横为午，言蠭之起交横屯聚也。故《刘向传》注云：‘蠭午，杂沓也。又郑玄曰：‘一纵一横为午。如淳在释此句时说：‘蠭午犹言蠭起也。众蠭飞起，交横若午，言其多也。所以“蠭午”“蠭起”同义，但是“午”字用得更形象，读者更能体会到人多屯聚杂沓之感。

（5）a.穷来从我。（302）

b.穷来归我。（1800）

析：“从”，《说文·从部》：“从，随行也。”“从”有“随行、跟随”义。“归”的本义为“女子出嫁”，后引申为“归附、归依”。《广雅·释诂一》：“归，往也。”又《释诂三》：“归，就也。”两字都有“跟随、依附”之义，属于同义替代。

（6）a.今项梁军破。（303）

b.今梁军败。（1801）

析：“破”有“打败、攻克”之义。《正字通·石部》：“破，行师败其军，夺其地，皆曰破。”此处含有被动意，被打败，被攻克。“败”，有“打败”义。《广韵·夬韵》：“败，破他曰败。”例（6）b中的“败”也有被动意味，项梁军被打败。两字属于同义替代，但“破”能给人一种过程感，更形象；“败”只单纯地指出结果。

（7）a.而竟赐死。（308）

b.而卒赐死。（1805）

析：“竟”，《说文·音部》：“竟，乐曲尽为竟。”引申为终了、完毕。《玉篇·音部》：“竟，终也。”“卒”也有“终、完毕”之义。两字属于同义替代。

（8）a.又闻沛公已破咸阳。（310）

b.闻沛公已屠咸阳。（1808）

析：“破”有“打败、攻克”义。《正字通·石部》：“破，行师败其军，夺其地，皆曰破。”“屠”有“杀戮、残杀、毁灭、摧毁”义。《史记·绛候周勃世家》：“屠浑都。”司马贞索隐：“屠，灭之也。”与此处同。“破”和“屠”都有通过武力占有城池的意思，但二者的感情色彩不同。“破”是中性词，而“屠”则含贬义色彩，言其手段残忍、血腥。

（9）a.闻陈王败走。（298）

b.闻陈胜败走。（1797）

析：司马迁称陈胜为王，而班固则直呼其名，从中可以看到二人对陈胜的态度。司马迁对陈胜充满了敬佩之情，以王封之。《史记》和《汉书》中有许多地方，因为作者的好恶，出现了对同一人的不同称呼。《史记》作者称项羽为王，而《汉书》作者直呼其名。另外，项羽的传记被司马迁放在了“本纪”中，可见，项羽在司马迁心目中是帝王一样的人物。而班固却把项羽放在了“列传”当中，还与他人合传，足见项羽在二人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二、同音同义关系

a.众乃皆伏。（297）

b.众乃皆服。（1797）

析：“伏”，《说文·人部》：“伏，司也。”王筠《说文句读》：“司，今作伺。应劭解张良椎击秦皇帝曰：‘狙，伺也；一曰：伏，伺也。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伏”，从人，从犬，像狗蹲在人的旁边，守候着主人。“伏”有“守候”之义。后来又引申为“顺服、屈服”。《正字通·人部》：“伏，屈服也。”《书·汤诰》：“罪人黜伏。”“服”，有“使用、任用”义。《说文·舟部》：“服，用也。”后来引申为“服从、顺从”。两个字属于同音同义替代。“伏”比“服”用得形象，“伏”写出了众人看到项梁的办事能力后，都顺服于他，并甘愿被其任用、驱使。而“服”只是说众人“顺从、服从”项梁。

三、互为假借字、异体字、古今字

（1）a.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299）

b.今秦嘉背陈王立景驹。（1799）

析：“倍”，《说文·人部》：“倍，反也。”段玉裁注：“以反者覆也，覆之则有二面，故二之曰倍。……此倍之本义。”可见“倍”的本义是“违背、背叛”。后来“倍”又作“背”。两字是同音假借关系。人们在使用过程中，“背”字作“背叛”义已被固定下来了，现代汉语表达“背叛”义，用“背”而不用“倍”。“倍”的本义被“背”占据了，人们又赋予了“倍”新的含义：倍数。

（2）a.可都以霸。（315）

b.可都以伯。（1808）

析：“霸”本读po，义为阴历每月初始见的月亮；又读ba，古代诸侯联盟的首领称“霸”，当此义讲时，也作“伯”。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五：“霸，贾注《国语》云：‘霸，把也，把持诸侯之权，行方伯之职也。《考声》：‘长也，伯也，居众之长方伯之任也。”清·朱骏声《说文解字通训定声·豫部》：“霸，叚借为伯。”“伯”是“霸”的假借字。

（3）a.很如羊。（305）

b.佷如羊。（1802）

析：“很”，《说文》：“很，不听从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三：“很，违也。”可见“很”义为“违逆、不听从”。“佷”同“很”，《玉篇·人部》：“佷，戾也。本作很。”两字是异体字。

（4）a.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310）

b.羽乃与盟洹水南殷虚上。（1807）

析：“墟”有“大丘”义，《说文·丘部》：“虚，大丘也。昆崘丘谓之昆崘虚。”清段玉裁注：“虚者，今之墟字；犹昆仑，今之昆崘字也。”《集韵·鱼韵》：“虚，或从土。”“墟”和“虚”为古今字。

四、字义为包含、被包含关系

（1）a.南征鄢郢。（308）

b.南并鄢郢。（1805）

析：“征”有“征伐、征戍”之义。《书·胤征》：“胤征。”《孔传》：“奉辞罚罪曰征。”“并”有“合并”义，“并”还含有“先征伐后合并”义，而“征”只是“征伐、征戍”之义，所以，“并”比“征”的含义更广。

（2）a.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310）

b.羽乃与盟洹水南殷虚上。（1807）

析：“期”，《说文·月部》：“期，会也。”段玉裁注：“会者，合也。期者，邀约之意，所以为会合之意。”“盟”，指古代诸侯在神前誓约、结盟。古有“歃血为盟”。《释名·释言语》：“盟，明也，告其事与神明也。”“期”和“盟”都有“诸侯相会”之义，但“期”不一定指结盟，“盟”则表示不仅相会，而且结盟。

异文还能够反映出作者的语言风格差异，不同字词的选用能够表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所以，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异文，我们可以感受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语言风格。《史记》和《汉书》是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两朵奇葩，各自都有与众不同之处。“圆而神”的《史记》、“方以智 ”的《汉书》都值得我们好好研读。

注释：

①王彦坤.古籍异文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33.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徐中舒.汉语大字典[Z].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

书出版社，1992.

[5]王彦坤.古籍异文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后汉书》论文 篇7

一、字序AB和BA都存在的, 共65对

(一) 从词性看构成。

1.《后汉书》双音动词中65对同素异序词, 有63对是联合结构 (动+动→动) 形式, 约占全部同素异序词的96.9%。 (见同素异序词表)

(1) [遵奉]:出现4次。如:朕以不德, 遵奉大业, 而阴阳差越, 变异并见, 万民饥流, 羌貊叛戾。 (《孝安帝纪》)

[奉遵]:出现5次。如:其令有司各修职任, 奉遵法度, 惠兹元元。 (《光武帝纪》)

(2) [觉知]:共出现3次。如:纯先觉知, 将兵逆与恽战, 大破斩之。 (《耿纯传》)

[知觉]:共出现1次。如:间者发兵, 但用玺书, 或以诏令, 如有奸人诈伪, 无由知觉。 (《杜诗传》)

(3) [斗争]:出现1次。如:及各娶妻, 诸妇遂求分异, 又数有斗争之言。 (《缪肜传》)

[争斗]:出现1次。如:是岁, 帝作列肆于后宫, 使诸采女贩卖, 更相盗窃争斗。 (《孝灵帝纪》)

(4) [斗战]:出现1次。如:计谋从用妇人, 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 (《乌桓鲜卑列传》)

[战斗]:出现5次。如:其人性凶急, 有气力, 习战斗, 好寇钞, 沃沮、东濊皆属焉。 (《高句丽传》)

2.《后汉书》中还有两对同素异序词。

妻娶—娶妻、田耕—耕田。两者都是前一个为联合式、后一个为动宾式。前者是动+动→动形式, 后者为动+名→动形式。

(1) [妻娶]:共出现2次。如:及常侍、黄门, 亦广妻娶。 (《刘瑜传》)

[娶妻]:共出现6次。如: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 实不敢妄过人食。 (《第五伦传》)

(2) [田耕]:出现了1次。如:恭常独力田耕, 乡人止之曰:“时方淆乱, 死生未分, 何空自苦为?” (《淳于恭传》)

(3) [耕田]:出现了2次。如:数年, 迁杨州牧, 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 (《樊晔传》)

(二) 从词义看构成。

《后汉书》联合结构 (动+动→动) 形式的同素异序词, 词义的构成可以分为三类:同义联合、相关联合和相反联合。

1. 同义联合。

同义联合双音同素异序动词共有50对, 占联合式同素异序词的79.4%。这些词语组虽然语素顺序不同, 但是意义相同, 是同义联合。如:

(1) 安慰—慰安。[安慰]:共出现4次。如:诏在所赈给乏绝, 安慰居业。 (《孝桓帝纪》) ;[慰安]:共出现5次。如:虽俱在邯郸, 遂分城而处, 然每有以慰安之。 (《吴汉传》)

(2) 别离—离别。[别离]:共出现1次。如:吾微贱之时, 娶于阴氏, 因将兵征伐, 遂各别离。 (《光烈阴皇后纪》) ;[离别]:共出现1次。如:兼有同时辈, 相送告离别。 (《陈留董祀妻传》)

(3) 挫折—折挫。[挫折]:共出现2次。如:弇凡所平郡四十六, 屠城三百, 未尝挫折。 (《耿弇传》) ;[折挫]:共出现1次。如:外则折挫羌胡, 内则百姓蒙福。 (《窦融列传》)

(4) 遁逃—逃遁。[遁逃]:共出现7次。如:一夫荷戟大呼, 则千里之将无不捐城遁逃, 虏伏请降。 (《邳彤传》) ;[逃遁]:共出现2次。如:或有逃遁不获, 皆悬金购募。 (《党锢列传》)

类似的例子还有“安宁-宁安”、“奔逃-逃奔”、“驰骋-骋驰”、“创伤-伤创”、“放纵-纵放”、“惮畏-畏惮”、“奉承-承奉”、“告诉-诉告”、“恚怨-怨恚”、“聚会-会聚”、“考核-核考”、“冒触-触冒”、“修缮-缮修”等。

2. 相关联合。

《后汉书》中双音相关联合同素异序词共有11对, 占联合式同素异序词的17.5%。

(1) 变动—动变。[变动]:共出现了2次。如:当推一人为大将军, 共全五郡, 观时变动。 (《窦融列传》) ;[动变]:共出现了3次。如:今之动变, 傥尚可救。 (《显宗孝明帝纪》)

(2) 乱惑—惑乱。[乱惑]:共出现2次。如:盆子窃尊号, 乱惑天下。 (《光武帝纪》) ;[惑乱]:共出现1次。如:官婢闭隔, 失其天性, 惑乱和气。 (《济南安王康传》)

类似的例子还有“哀怜-怜哀”、“察举-举察”、“暴横-横暴”、“发动-动发”、“击讨-讨击”、“祷请-请祷”、“敬爱-爱敬”、“忌忍-忍忌”、“训诂-诂训”等

3. 相反联合。

《后汉书》双音相反联合同素异序词词共有4对, 占联合式同素异序词的6.3%。

(1) 得失—失得。[得失]:共出现53次。如:赐几杖, 待以师傅之礼, 延问得失。 (《樊英传》) ;[失得]:共出现14次。如:大汉初兴, 详鉴失得, 故破矩为圆, 斫雕为朴, 蠲除苛政。 (《杜林传》)

(2) 嫁娶—娶嫁。[嫁娶]:共出现6次。如: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 各因淫好, 无適对匹, 不识父子之性, 夫妇之道。 (《任延传》) ;[娶嫁]:共出现1次。如:建武中, 男女娶嫁既毕, 敕断家事勿相关, 当如我死也。 (《向长传》)

(3) 杀生—生杀。[杀生]:共出现了3次。如:汉之初兴, 分王子弟, 委之以士民之命, 假之以杀生之权。 (《襄楷传》) ;[生杀]:共出现了1次。如:朕咨访儒雅, 稽之典籍, 以为王者生杀, 宜顺时气。 (《肃宗孝章帝纪》)

(4) 往来—来往。[往来]:共出现了41次。如: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 若遇迟风, 亦有二岁者, 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 (《安息国传》) ;来往:共出现了1次。如:展转中山, 来往燕、赵, 以须天时。 (《王昌传》)

两对非联合式双音同素异序词:妻娶—娶妻、田耕—耕田。这两组同素异序词都是前一个为联合式, 后一个为动宾式。

通过对《后汉书》中65对同素异序词的出现频率调查可以发现, 在43对同素异序词中, 列在后面出现次数较少的双音动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使用。如:奉承 (24) —承奉 (2) 、得失 (53) —失得 (14) 、懈怠 (3) —怠懈 (2) 、逃亡 (22) —亡逃 (5) 等, 这部分双音动词有43个, 约占同素异序词的66.2%。在另外14对双音动词中, 出现频率占多数的双音动词并没有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下来, 反而是出现次数少的保留了下来。如:慰安 (5) —安慰 (4) 、刺激 (1) —激刺 (3) 、崇尊 (5) —尊崇 (1) 、乱惑 (2) —惑乱 (1) 、结交 (3) —交结 (19) 等。这部分双音动词约占同素异序词总数的21.5%。而有另外8对双音同素异序动词在《后汉书》中AB字序和BA字序出现的频率一样多, 如:暴横 (5) —横暴 (5) 、别离 (1) —离别 (1) 、刺探 (1) —探刺 (1) 、创伤 (1) —伤创 (1) 、忌忍 (1) —忍忌 (1) 、考核 (1) —核考 (1) 、捐弃 (5) —弃捐 (5) 、争斗 (1) —斗争 (1) 等。

二、与现代汉语相比, 《后汉书》中只有字序BA形式的

如:[导引]:亦以除疾, 兼利蹄足, 以当导引。 (《华佗传》) ;[除削]:其务退奸贪, 思进忠善, 可一去槛阱, 除削课制。 (《宋均传》) ;[缚束]:训闻有困疾者, 辄拘持缚束, 不与兵刃, 使医药疗之, 愈者非一, 小大莫不感悦。 (《邓训传》) ;[劳慰]:乃复遣纯持节, 行赦令于幽、冀, 所过并使劳慰王侯。 (《耿纯传》)

类似的词汇在《后汉书》中还有“并合”、“并兼”、“断割”、“敬恭”、“论议”、“求乞”、“述叙”、“腾沸”等。

《后汉书》的双音同素异序动词中也存在着同先秦的不同, 而同现代汉语类似的情况, 即双音动词语素颠倒后, 词性和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如上述的例子“恭常独力田耕, 乡人止之曰:‘时方淆乱, 死生未分, 何空自苦为?’”中的“田耕”为联合结构动词, 而在“数年, 迁杨州牧, 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中, “耕田”则变为动宾结构双音动词。

参考文献

[1].葛本仪.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南宋史学家萧常及其《续后汉书》 篇8

一

萧常, 字季韶, 号晦斋, 吉州庐陵 (今江西吉安) 人, 淳熙四年 (1177) 乡贡进士[1]卷50。萧常之父萧昌龄为一时儒宗, 他认为“, (陈) 寿之父以罪为诸葛亮所髡, 而寿之身复为亮子瞻所笞, 又仕汉久不得志, 庸是贬其号而诋讪其君臣, 且以尊魏也”, [2]304是以《三国志》谬妄特甚, 不足以传世。萧昌龄因此立志重修三国史, 不幸卒于甲戌、乙亥年间 (当为绍兴二十四、二十五年, 即1154—1155年) [3]68, 萧常时年十四岁“;后三十余年, 岁在戊申 (淳熙十五年, 1188) ”[2]304, 萧常修成《续后汉书》。据此, 萧常生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 (1141) 前后。晚年萧常曾与致仕家居的周必大交往, 后者于庆元六年 (1200) 为《续后汉书》作序, 对该书极力称扬[4]卷53。周氏又称“:嘉泰三年 (1203) 三月癸酉, 故人欧阳彝字符鼎以疾终于家, 其孤揆袖乡贡进士萧常状来请铭。”[4]卷75可知萧常迟至此年仍然在世。

《续后汉书》成书后, 萧常作《进〈续后汉书〉表》, 准备献于朝廷, 但没有成功, 赍志以殁。书稿由萧氏后人保存。直到淳祐九年 (1249) 末 (或十年初) , 该书才得以据家藏本刊行于潭州州学, 此时“上距书成之岁, 盖甲子一周矣!”[5]卷21

《续后汉书》以蜀汉为正统, 魏吴两国列于载记。蜀汉部分二十二卷, 包括《帝纪》二卷, 《年表》二卷, 《列传》十八卷, 列传中有孝友、忠义、隐逸、方技四卷类, 以三国人物入传, 不限于蜀汉, 义例谨严。《吴载记》十二卷, 位居蜀汉之后, 这是因为“孙氏于国, 犄角有力”[2]140。《魏载记》九卷位居全书之末, 因为“《春秋》诛首恶, 操, 其始祸者也”[2]229。萧常上书言“:名义至重, 信古今之不渝;书法匪轻, 虽毫厘之必计。理不可易, 事固当然。”[2]10可见, 正名分、明正统是该书要旨所在。

二

《续后汉书》所载史实, 基本上来源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但萧常对于《三国志》正文及裴注所载史事, 多从褒贬予夺的需要出发加以取舍, 四库馆臣称其书“大旨在书法, 不在事实”[6]695, 诚为中肯。

兹举一例。《续后汉书·荀彧传》载二事, 其一曰:时宦寺用事, 中常侍唐衡者尤桀黠, 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 公明耻之, 不娶, 因以妻彧。[2]246b其二曰:初, 董承等受献帝密旨诛操, 事泄, 操杀承等。伏皇后与父完书, 言操残偪之状, 帝方为承等报怨。完以书示彧, 彧恶之, 隐而不言。完妻弟樊普封以示操, 彧恐事觉, 因求诣邺, 劝操以女配帝。操曰“:伏后在, 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往尝与父书, 恶言及公, 可因此废。”操曰“:卿昔何不言?”彧阳惊曰“:已尝为公言之。”操曰:“此岂小事, 而吾忘之邪?”操以此恨之, 而外示优容, 及董昭九锡之议, 彧意不同, 积前愤杀之。然弑后之谋, 实自彧发。[2]248

第一条引文, 事出裴松之注引《典略》, 原文作“:父绲慕衡势, 为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萧常征引此事, 意与《典略》相同。但裴松之已经指出“:《汉纪》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 计彧于时年始二岁, 则彧婚之日, 衡之没久矣。慕势之言为不然也。”[7]309事实俱在, 可见《典略》所记不实;萧常无视裴松之的考辨, 只是对原文稍作改动, 褒贬之意显然可见。若据第二条引文, 则荀彧在汉魏之间意怀观望, 伺机而动, 人品更无足称道。本条记载来源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按之原注, 曹操表示自己不可能忘此大事“, 彧又惊曰‘:诚未语公邪!昔公在官渡与袁绍相持, 恐增内顾之念, 故不言尔。’太祖曰:‘官渡事后何以不言?’彧无对, 谢阙而已”。本段引文之后是裴松之的按语, 文曰:臣松之案《献帝春秋》云彧欲发伏后事而求使至邺, 而方诬太祖云“昔已尝言”。言既无征, 回托以官渡之虞。俯仰之间, 辞情顿屈, 虽在庸人, 犹不至此, 何以玷累贤哲哉!凡诸云云, 皆出自鄙俚, 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7]318对于这段记事, 裴松之认为于事无据, 录之以备异闻而已。萧常节取了《献帝春秋》的记载, 删去其中荀彧理屈辞穷的场景。

可见, 《续后汉书》所载关于荀彧的两则史事, 均为裴松之的弃余之物;萧常对于这一点也很清楚, 他对史实所作的改动, 掩盖了其中明显的牴牾之处, 就说明他至少已经部分认同裴松之的取舍。但是, 《三国志·荀彧传》中的裴注所引关于荀彧的负面记载不多, 萧常要贬抑荀彧, 就不能不据此立论。史家着意于褒贬人事, 并以此为据选择史料, 这是义理史学的常见作法。但是, 萧常为达到垂法示训的目的, 对史料任情增删, 即使历史真相被扭曲也在所不惜, 已与史学求真之旨渐行渐远。

三

萧常与欧阳修同为庐陵人, 庐陵史学对他的影响不容忽视。欧阳守道代萧常之孙萧梁孙作书云“:庐陵史学, 自欧阳子秉唐及五代之笔, 以《春秋》大法正季世之事, 于是二书杰然出班、范之上, 君子以为《春秋》以来未之有。某之先祖晦斋, 讳某, 生欧阳公百年之后, 遍读诸史, 至陈寿书, 慨然而叹曰‘:曹操死且千年矣, 犹得为地下之幸鬼乎?’”又云“:盖《春秋》之后, 汉昭烈父子及唐五代秉史笔者, 皆出于庐陵。而《五代》之书, 以欧阳子之得时行道, 遂大显于天下;《续后汉书》以先祖晦斋之韬光不耀, 乃久藏于私家:书之有幸不幸如此。”[5]卷2处处将《续后汉书》与《新五代史》相提并论。据萧梁孙自述, 他逮事先祖, 因此文中表露的遵循欧公轨辙之意, 应为萧常本人撰史的初衷。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 自陈“:予于《五代书》, 窃有善善恶恶之志。”[8]570其子欧阳发谓欧阳修于此书“尤所留心, 褒贬善恶, 为法精密”[8]2628。彰善瘅恶以垂教立训, 是为庐陵史学的主旨。如前所述, 萧常撰史专意于褒贬, 已经有庐陵史学的影子。而《续后汉书》在体例上对《新五代史》的模仿, 更是显然可辨。

萧常对谯周列传的处理即为一例。魏将邓艾伐蜀时, 谯周力劝后主出降, 萧常因此认为谯周“一言而丧邦”[2]117b, 把谯周与宦官黄皓列于同卷, 置之于蜀汉诸臣列传之末, 并说:是时复有一男子若北地王 (刘) 谌者, 出力争于朝, 指画利害, 斩周以衅鼓, 君臣一心, 帅厉将士, 背城一战, 尚庶几不亡, 悲夫![2]117

萧常之所以这样安排史实, 显然意在讽刺谯周奴颜婢膝, 觍颜事敌, 与黄皓同类。这一作法在《新五代史》中是有例可循的。《新五代史·冯道传》之前记载王凝妻李氏事迹“:凝家青、齐之间, 为虢州司户参军, 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 一子尚幼, 李氏携其子, 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 止旅舍, 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 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 不肯去, 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 不能守节, 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9]611欧阳修在冯道传中插入这段记载, 以此反衬冯道历仕多朝而不以为耻的行径, 从而使自己的褒贬之意更加深切著明。而在萧常看来, 谯周的行为与冯道相差无几, 于是效法欧公, 把谯周与黄皓并置一卷, 与《新五代史》异曲同工。

四

《续后汉书》关注的另一焦点是正统问题。历代学者围绕魏、蜀正闰聚讼纷纭, 但时至南宋争论渐趋平息, 蜀汉的正统地位得到普遍认可, 在史学著述中体现这一观点成为时代呼声。萧常也以《续后汉书》加入了这一时代旋律中。关于正统的标准问题, 欧阳修曾言“:《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 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 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8]267将“居正”“、一统”视为正统的两个要件, 前者就继嗣正否而言, 后者就功业成败而言。萧常对刘备汉室后裔的身份言之凿凿, 据此进蜀汉于正统。是萧常惟就“居正”之义立论, 对“一统”与否则避而不谈。

基于蜀汉正统的立场, 《续后汉书》对魏、吴两国君臣大加挞伐。书中论周瑜、吕蒙、鲁肃曰“:瑜、肃建拒操之议, 孙权违众用之, 卒成大功。然瑜昧于远图, 不能乘胜佐昭烈以定中原, 乃欲越荆取蜀。而蒙又复袭关羽以取荆州, 使曹氏为不讨之贼, 可与言知哉!肃请借地以业昭烈, 盖知天下大势, 在此而不在彼也, 而权反以是归短于肃, 过矣。”[2]188三国时期群雄割据, 干戈扰攘, 萧常于此不结合时势评价人物, 却一概从正闰之辨出发予以褒贬。清人钱大昕尝谓, 史家不宜“妄作疻痏, 不卟年代, 不揆时势, 强人以所难行, 责人以所难受, 陈义甚高, 居心过刻”[10]1, 此语正中萧书之病。

萧常对孙吴一方尚加以苛评, 遑论曹魏一方。他评价荀彧:唐人杜牧称, 彧劝操取兖州, 则比之高、光, 官渡之役则比之楚、汉, 及事已就, 乃欲要名于汉氏, 譬之教盗穴墙发箧, 而不与同挈, 不谓之盗可乎?世皆以牧之言为确论。而范晔谓彧有杀身成仁之义;近世司马公光亦以其功过管仲, 且以仁许之。晔不足道也, 而光亦为之。虽然, 彧之罪终不以二人之言而少掩。夫人苟犯天下大义, 虽颜、孟为之辞, 世且不直之, 况晔辈乎?[2]249

重修三国史在南宋蔚然成风, 无一例外均以蜀汉为正统, 这显然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终南宋一代, 来自北方政权的军事压力始终未能解除, 家国沦丧、被发左衽的危机日甚一日, 强烈的忧患意识, 迫使学者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论证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于是, 学者把目光转向同样处于分裂时期的三国历史;为蜀汉争正统, 既是为南宋自身争正统, 同时也是鼓舞士气, 维系人心。元人苏天爵云“:宋氏南渡, 执政大臣忘仇忍辱, 窃禄苟安。一时儒者, 忠义感激, 痛愤怨疾, 既不果用, 思见于言, 此蜀汉统绪所由正也。”[11]488可谓一语中的。

摘要：南宋史家萧常生于绍兴十一年 (1141) 前后, 于1188年修成《续后汉书》。萧常立意效法乡贤欧阳修, 以发扬庐陵史学自任, 在《续后汉书》通过对史料的重新取舍与组合, 重建历史事实, 寄寓褒贬之意。

《汉书》官制词语的意义类别 篇9

关键词：汉书,官制

一、根据名称来分

1、吏员

亭长 (秦汉最基层的吏员, 负责民政事务) 、廷中吏 (指县里的吏员) 、主吏 (县吏重要掾属之统称) 、掾 (指沛县的属吏。当时曹参为沛县狱掾) 、佐史 (汉代地方官的属吏) 、宦皇帝 (指中都官的官吏, 以别于王国之官吏) 、啬夫, 令史 (皆是县中小吏) 、令史 (县吏之一种) 、长吏 (指县的丞、尉等) 、都吏 (凡外事循行督捕盗贼, 都由督邮主之, 故称都吏) 、县令史 (县中掌文书的小吏) 、廷尉史 (廷尉属下的小吏, 一般是协理事务) 。

2、爵

公士 (第一级) 、上造 (第二级) 、大夫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五级) 、国大夫 (即官大夫, 第六级) 、七大夫 (秦爵名, 第七级) 、列大夫 (即公大夫, 第七级) 、公乘 (第八级) 、五大夫 (第九级) 、左庶长 (第十级) 、右庶长 (第十一级) 、左更 (第十二级) 、右更 (第十四级) 、大上造 (第十六级) 、大庶长 (第十八等级) 、官首 (武功爵, 第五级) 、千夫 (武功爵, 第九级) 、关内侯 (二十等爵第十九级) 、通侯 (即彻侯。第二十级) 、列侯 (二十等爵最高级) 、中更 (秦汉爵名, 第十三等) 、少上造 (秦汉爵名, 第十五等。) 、爵卿 (在秦爵二十级中, 自左庶长至大庶长相当于卿。) 。

3、郎中令

郎中令 (掌守卫宫殿门户, 汉武帝时改称光禄勋) 、郎中 (秩比二百石, 侍从帝王, 属郎中令) 、中郎 (秩比六百石, 近侍之官, 属郎中令) 、光禄大夫 (掌顾问应对, 秩比二千石, 属郎中令) 、大中大夫 (即太中大夫。掌议论。属郎中令) 、中大夫 (掌议论, 属郎中令) 、大夫 (掌议论, 属郎中令) 、郎 (帝王恃从官的通称, 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名。是郎中令的属官) 、太中大夫 (郎中令的属官, 掌朝议。属郎中令) 、议郎 (属郎中令) 、户将 (管宫内门户守卫。属光禄勋) 、侍郎 (近侍天子。属郎中令) 。

4、武官

司马 (掌军法、参谋等) 、候 (掌侦察) 、当百 (大约是小队长) 、更始将军 (新武官名) 、胡骑校尉 (掌管归附的胡人骑兵) 、轻车将军 (掌轻车部队 (汉武帝时变为仪仗队) 、步兵将军 (改步兵校尉而为将军) 、尉史 (郡中武官) 、越骑校尉 (汉武帝所置五校尉之一, 掌越骑兵) 、军候 (小武官) 、丞 (属西域都护与副校尉, 而位高于军候, 当时杜勋为军候, 暂任丞) 、长水校尉 (掌宣曲胡骑, 汉代八校尉之一) 、射声校尉 (掌射士。汉代八校尉之一) 、中垒校尉 (汉军职名, 掌北军军垒, 八校尉之一) 、护军都尉 (属大司马大将军) 、骑都尉 (掌骑兵, 位次于将军) 、军司马 (武官掌军队的车、马、兵士, 属大将军, 秩比千石) 、中尉 (武职, 掌京师的治安, 兼主北军) 、骁骑都尉 (率领骁骑 (轻骑兵) 的军官) 、建章监 (建章官守卫营的长官) 、都尉 (位低于将军的武官) 、军门都尉 (守卫宫门的武官) 、校尉 (位次于将军) 、将军 (将军的属官吏, 有诸校尉、都尉、司马、军正、军监, 等等。

二、根据级别来分

1、普通官员

卒正、连率、千人、僮仆都尉、骑都尉、别驾、都司空令、太保后丞、太子庶子、中太仆、司录校尉、宣曲、中大夫、河堤使、啬夫、行人、内史、长乐、南正、火正、侍郎、纳言、监、左将、司徙。

2、高级官员

太尉 (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郡守 (郡之最高长官) 、郡尉 (郡之军事长官) 、长吏 (高级官员) 、相国, 丞相 (是百官之长。在战国与秦时, 原名相邦, 汉初因避高帝讳, 故改为相国) 、御史大夫 (仅次于丞相的最高长官, 主要职务是监察、执法) 、大司马 (最高的军事长官) 、戊己校尉 (掌管西域屯田事务, 为屯田区最高长官) 、都护 (汉设在西域的最高长官) 、丞相长史 (协助丞相的高级属官) 、太宰 (百官之首长, 辅佐帝王。

3、专职官员

未央卫尉 (掌管未央宫的警卫) 、长乐卫尉 (掌管长乐宫的警卫) 、太史令 (掌天文历法等, 属太常) 、建章监 (掌建章宫守卫) 、奉车都尉 (掌皇帝的车马, 秩比二千石) 、狗监 (主管豢养皇帝的猎狗) 、掖庭令 (掌官人事。由宦官充任) 、主事 (掌殿事务) 、音监 (掌音乐) 、执金吾 (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 为督巡三辅治安的长官)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的主要助手) 、右扶风 (职掌相当于郡守。治所在长安) 、大司空 (西汉后期将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 、左冯翊 (掌治三辅之一左冯翊地区) 、长信少府 (掌管长信宫 (太后处) 事务。) 、东郡都尉 (掌郡军事) 、丞相司直 (巫相的属官) 、京辅都尉 (辅佐京兆尹) 、京兆尹 (主管京城及长安以东地区的行政长官) 、游徼 (乡官名。掌察捕奸盗) 、尉史 (主管刑狱的佐官) 、功曹 (此指郡守的佐吏) 、督邮 (西汉郡县皆设此官。代表长官督察所属县乡官吏, 宣达教令, 兼司讼狱等。钟官 (掌铸钱) 、都护 (西域都护, 统管西域) 、掖门仆射 (掌掖门守卫) 、和叔 (为国将的副职) 、宗伯 (汉平帝时改宗正为宗伯。掌皇族事务) 、库令 (主管收藏兵器之武库) 、宗师 (汉平帝时郡国官名, 掌纠察宗室) 、共工 (主管百工之事) 、虞 (主管山泽禽兽) 、秩宗 (主尊神之礼) 、大司马, 大将军 (汉武帝罢太尉置大司马, 与大将军联称, 掌握军政大权) 、光禄大夫 (掌顾问应对, 属光禄勋) 、栘中监 (掌管鞍马鹰犬射猎等事。栘园之中有马厩, 故名。) 、榷酤官 (掌管酒类专卖的官吏) 、稻田使 (掌稻田租税) 、平乐监 (掌管平乐观 (在上林苑中) 、太常 (掌宗庙礼仪, 兼掌选试博士) 。

4、武官

司马 (掌军法、参谋等) 、候 (掌侦察) 、当百 (大约是小队长) 、更始将军 (新武官名) 、胡骑校尉 (掌管归附的胡人骑兵) 、轻车将军 (掌轻车部队 (汉武帝时变为仪仗队) 、步兵将军 (改步兵校尉而为将军) 、尉史 (郡中武官) 、越骑校尉 (汉武帝所置五校尉之一, 掌越骑兵) 、军候 (小武官) 、丞 (属西域都护与副校尉, 而位高于军候, 当时杜勋为军候, 暂任丞) 、长水校尉 (掌宣曲胡骑, 汉代八校尉之一) 、射声校尉 (掌射士。汉代八校尉之一) 、中垒校尉 (汉军职名, 掌北军军垒, 八校尉之一) 、护军都尉 (属大司马大将军) 、骑都尉 (掌骑兵, 位次于将军) 、军司马 (武官掌军队的车、马、兵士, 属大将军, 秩比千石) 、将军 (将军的属官吏, 有诸校尉、都尉、司马、军正、军监, 等等。

三、其他新官名

掌牧大夫、风俗大夫、理军 (军事参谋。) 、镇外将军、属令、属长、属正、保忠信卿、境尉、平蛮将军、南城将军、司禄、司允、司若。

西汉仿秦制, 皇帝之下, 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丞相或称相国, 丞相一人或两人 (左右丞相) ;次于丞相的有太尉与御史大夫, 分掌军政与监察。后丞相又改称大司徒, 太尉又称大司马, 御史又改称大司空, 合称三公, 三公之上有上公 (太师、太傅、太保) , 为荣誉职, 不常置。三公之下, 分设九卿, 总管庶政, 又有九卿以外的列卿宫官, 与将军尚书台。这些基本能反映出汉代官制的大致风貌。

参考文献

[1]郭洪涛.汉书·艺文志专题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 2005.

《汉书·叙传》颜注引文考校 篇10

1.《叙传上》: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故伯引此为言。” (100上/4201/16)

案:“孔子曰”当为“子贡曰”。北宋景祐本、南宋庆元本、蔡琪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清殿本、金陵局本皆作“孔子曰”。

然今《论语·子张》作:子贡曰:“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注疏》卷一九,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80, 2532页。)

考《文选·关中诗》:“纣之不善我未之必。”《李善注》:“……《论语》, 子贡曰: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 (《文选》卷二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939页) 《太平御览·皇王部·帝纣》引《论语》作“子贡曰” (《太平御览》卷八三, 中华书局, 1963, 393页) 。皆是其证。

2.《叙传上》:卫叔, 解在《五行志》。 (100上/4217/4)

案:《五行志》当作《诸葛丰传》。《诸葛丰传》:师古曰:“叔武, 卫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晋之难, 出奔陈, 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后晋人纳成公, 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 叔武将沐, 闻君至喜, 捉发走出, 前驱射而杀之。事在《左传》僖二十八年。” (《汉书》卷七七, 3250页) 卫叔, 未见于《五行志》。

3.《叙传上》:《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 其马无故亡入胡中, 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讵不为福?’居数月, 其马将胡骏马而归, 人皆贺之。对曰:‘此何讵不为祸?’家富马良, 其子好骑, 墯而折髀, 人皆吊之。对曰:‘此何讵不为福?’居一年, 胡夷大入, 丁壮者皆控弦而战, 塞上之人死者十九, 此独以跛之故, 父子相保。” (100上/4217/10)

案:“北塞上之人”, 北宋景祐本、南宋庆元本、蔡琪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清殿本、金陵局本皆同。然今本《淮南子》作“近塞上之人” (《淮南子集释》卷一八, 《新编诸子集成 (第一辑) 》, 中华书局, 1998, 1256页) 。俞樾云:“近, 谓近时也。此盖《淮南》举近事言之, 故曰近。非连塞字为义也。班孟坚《幽通赋》“北叟颇识其倚伏”, 即用此事, 而云‘北叟’者, 以下文言‘胡大人入塞’, 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颜师古注《汉书·叙传》引此文, 作“北塞上之人”, 盖涉正文“北叟”而误, 非颜注之旧, 是以李善注《文选·幽通赋》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 则正宜引之以证“北叟”之义, 安得删去之?唯其是“近”字, 故可有可无也。《后汉书·蔡邕传》“得北叟之后福”, 李贤注曰:“北叟, 塞上叟也。”但言塞上, 不言北塞上, 得则《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此文, 并作”北塞上之人“, 则为《汉书》注所误。王氏念孙反据以订正《淮南》, 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 则当作‘塞上之人’。《汉书》、《后汉书》注、《文选》注及诸类书所引, 无作‘近塞’者, 可知近字之非。然亦无作‘北塞’者, 又可见此文作‘北塞上’之误矣。”杨树达曰:“近, 附近。” (《淮南子集释》卷一八, 1256-1257页。)

4.《叙传上》:《庄子》云:‘网两问景曰:“曩子行, 今子止, 曩子坐, 今子起, 何其无持操欤?”景曰:“吾有待而然。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 (100上/4218/12)

案:“持”, 南宋庆元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殿本、金陵书局本作“特”, 北宋景祐本、南宋蔡琪本作“持”。

今本《庄子·齐物论》作“特”。 (《庄子集释》卷一下, 《新编诸子集成 (第一辑) 》, 中华书局, 1961, 110页) 《庄子今注今译》解释“特操”为“独特的意志”。 (《庄子今注今译》卷一, 中华书局, 2009, 101页) 《文选·登池上楼》:“持操岂独古, 无闷征在今。”《李善注》引《庄子》作“持”。 (《文选》卷二二, 1040页) 《文选·幽通赋》“恐魍魉之责景兮, 羌未得其云已”《李善注》引《庄子》作“特”。 (《文选》卷一四, 640页)

依所引《庄子》文意, 作“持”于义为长。持, 守;保持。《汉书·董仲舒传》:“夫五百年之间, 守文之君, 当涂之士, 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 然犹不能反, 日以仆灭, 至后王而后止, 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 (《汉书》卷五六, 2486页)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每尝思之, 原其所积文章之体, 标举兴会, 发引性灵, 使人矜伐, 故忽于持操, 果于进取。” (《颜氏家训集解》卷四, 中华书局, 1993, 238页) 《旧唐书·文苑传下·李商隐》:“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俱无持操, 恃才诡激, 为当涂者所薄。”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 5078页) 皆作“持操”。

5.《叙传上》:又析木者, 有建星及牵牛焉, 则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后, 逢公之所凭神也。 (100/4219/9)

案:“大姜之姓”, 《国语·周语下》作“大姜之侄” (《国语》卷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38页) , 韦昭《注》:“大姜, 大王之妃, 王季之母, 姜女也。女子谓昆弟之子, 男女皆曰侄。伯陵, 大姜之祖有逄伯陵也。逄公, 伯陵之后, 大姜之侄, 殷之诸侯, 封于齐地。齐地属天鼋, 故祀天鼋, 死而配食, 云其神主, 故云凭。凭, 依也。言天鼋乃皇妣家之所凭依也, 非但合于水木相承而已, 又我实出于水家。周道起于大王, 故本于大姜也。” (《国语》卷三, 140页)

6.《叙传上》:师古曰:“《诗·大雅·绵绵》之篇曰‘爰挈我龟’。” (100上/4220/16)

案:《绵绵》, 即今本《绵》之篇, 《诗经》有取第一个字或前两个字作为篇名之例。

7.《叙传下》:刘德曰:“宅, 居也。西方人皆居心于高祖, 犹系心也。《书》曰‘惟众宅心’。” (100下/4236/16)

案:今本《尚书》无“惟众宅心”一语, “宅心”, 见于《立政》、《康诰》。《尚书·立政》有“文王惟克厥宅心”。 (《尚书正义》卷一七, 232页。) 《康诰》有“宅心知训”。 (《尚书正义》卷一四, 203页。) 周寿昌曰:“宅, 《说文》所托也, 古宅, 托, 字同, 犹言归心。” (《汉书补注》卷一〇〇下, 中华书局, 1983, 1738页)

8.《叙传下》:师古曰:“《尚书·舜典》曰‘夤亮天功’。” (100下/4240/4)

案:“夤亮天功”, 今本《尚书·虞书·舜典》作“钦哉!惟时亮天功!”。 (《尚书正义》卷三,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80, 132页) “夤”, 恭敬也, 与“钦”同训。故“夤亮天功”与“钦哉惟时亮天功”义同。《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自古帝王之兴, 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颜师古《注》:“《虞书·舜典》曰钦哉, 惟时亮天功也。” (《汉书》卷一六, 527页) 则引同《舜典》。

9.《叙传下》:师古曰:“……畔换, 强恣之貌, 犹言跋扈也。《诗·大雅·皇矣》篇曰‘无然畔换’。” (100下/4236/15)

案:“无然畔换”, 北宋景祐本、南宋庆元本、蔡琪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清殿本、金陵局本皆同, 今《诗经·大雅·皇矣》作“无然畔援”。郑玄《笺》云:畔援, 犹拔扈也 (《毛诗正义》卷一六, 521页) 。与“畔换”义同。

10.《叙传下》:晋灼曰:“甲令, 即《景纪》令甲也。” (100下4237/14)

案:《景纪》当为《宣纪》。《宣帝纪》:“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 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 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 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 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如说是也。甲乙者, 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汉书》卷八, 253页)

11.《叙传下》:师古曰:“《小雅·青蝇》之诗云‘谗言罔极, 交乱四国’。” (100下/4251/1)

案:“言”字, 今本《毛诗·小雅·青蝇》作“人”。 (《毛诗正义》卷一四,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80, 484页) 《鲁诗》作“言”。 (《诗三家义集疏》, 中华书局, 1987, 297页) 。考本书《东方朔传》 (《汉书》卷六五, 2870页) 、《孔光传》 (《汉书》卷八一, 3362页) 均引作“谗人罔极”。

12.《叙传》:师古曰:“《卫诗·燕燕》之篇曰‘终温且惠, 淑慎其身’。” (100下/4251/9)

案:《燕燕》, 《毛诗》属《邶风》。《汉书·艺文志》著录齐、鲁、韩三家诗皆二十八卷。盖“三家诗”邶、墉、卫无分也。邶、墉、卫均属卫诗。

13.《叙传下》:师古曰:“《诗·大雅·下武》之篇曰‘媚兹一人, 应侯慎德’。一人, 天子也。媚, 爱也。此叙言张汤见爱于武帝。” (100下/4256/8)

案:“慎”, 北宋景祐本、南宋庆元本、蔡琪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清殿本、金陵局本皆同, 惟明正统本作“顺”。

今《诗经·大雅·下武》作“顺”, 是。郑玄《笺》云:“媚, 爱。兹, 此也。可爱乎武王, 能当此顺德。谓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顺德, 积小以高大。’” (《毛诗正义》卷一八, 525页) 按, “慎”, 有遵循;依顺之义。“慎”与“顺”虽义同, 然明正统本作顺, 正统本翻刻宋淳化本, 盖师古注始作“顺”也。

《荀子·非相》:《诗》曰:“媚兹一人, 应侯顺德, 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荀子》卷三, 《新编诸子集成 (第一辑) 》, 中华书局, 1988, 110页) 亦引作“顺”。

14.《叙传下》: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堂堂乎张也’, 盖美子张仪形盛也, 故引之。” (100下/4259/4)

案:“孔子曰”, 殿本作“曾子曰”, 是。今《论语·子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 难与并为仁矣。” (《论语注疏》卷一九, 2532页)

考《文选·白华》:“白华玄足, 在丘之曲。堂堂处子, 无营无欲。”《李善注》引《论语》亦作“曾子曰” (《文选》卷一九, 907页) 。

参考文献

[1]韦昭注.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 1963.

[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5]王先谦撰.荀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6]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7]何宁撰.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98.

[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后汉，那一场华丽梦宴 篇11

刘曜，我知道不论多久，我还是会在无数朝代兴起与亡落的时候，追逐着你的影子。

无论晋商北隋唐，我的魂魄游离于每一座城池与王都的墟眼中，总渴望与你来世的来世可以重见，尽管我的魂每经一世，都会被散碎几分，然而刘曜，这样的痛比我生前一直隐于心底的爱恨又算得了什么。

我只想要再看一眼你的模样，深深地拥抱你一次。

从此，便放你于天涯，不再回想。

一

后来过了很久，我还是会记起第一次见到刘曜时的情景。

那是在西晋朝灭亡的日子。

匈奴的大军已经攻入了朝都，我的夫君在听闻战火燃起的时候，就已经收拾起行装，由皇宫后院逃走。我的夫君，那个西晋朝最懦弱的皇帝甚至在临行前都不曾上来叩响我的房门。

我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看着群臣仓皇逃窜的样子，听着城中无数百姓哭喊尖叫的声音，心却忽地静了下来。

沿着城墙，一步步地向前走，披散的发被风吹得零乱，锦质的裙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音，我俯下身去，细细抚摸那些没有拉开就已经永远被遗弃的弓箭，然后我听到了身后浑厚的男声。

他说，我是刘曜。从此我便是这里的王。生或死，你自己来选。

声音飘荡在风里，短短几字，听不出任何情绪。我不曾回头，就已经听到拔剑离鞘的响动。

高高的城墙上，我突然就那么笑了起来，我直起身子，慢慢地转过去，不顾我的发我的裙已经沾满了战争的尘埃，就那么直直地看向男子：朝代都已经灭亡，生或死，于我这样一个亡朝的皇后，又有何区别呢？

城岗上凛冽的风吹动我们的衣袍，锦质的裙与铁质的甲，一瞬间就仿佛是末日的来临。我们相对着，在刘曜他阳光般灼热的眸子中，我忽然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那个晚上收兵庆功的时候，他为我送来了一身匈奴人的衣装，他并不询问我的名字，只说，对于你，永远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生与死，爱与不爱。

刘曜的眼里是明晃晃的纵容，他将那衣物和首饰放在手边，便转身向外走。

我知道，那是匈奴族中王室的装束，那兽骨样的发钗，皮毛样的裙袍，在满城锣鼓喧天的夜晚，我的心忽然就不再平静了。

如果我穿上了这身衣装，那么今晚之后，我便是西晋王朝的罪人，一个始乱终弃的皇后，会被无数后人载入历史的无耻女子，但手指轻触那兽皮的一霎那的温暖，却忽地让我的头脑不再清醒。

没有人知道，骨子里我是多么期待我的夫君，有顶天立地的气概，不似前主，连拉我一同弃城的勇气都不曾有过。寝宫明亮的烛火里，我的眼前忽地就出现了刘曜他站在城墙上看向我的一双眼。

我终是穿了那样的衣服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双肩在风中微微颤抖，却又一步步地坚定地走向大殿中的他。

刘曜猛地从座位上起身，几乎是小跑着上来牵我的手，然后在千万将士面前，用浓重的蛮夷口音，一字一句：从此你就是朕的王妃。

将士一片愣忡，刀剑齐齐落地的时候，刘曜将我拥在怀中，而我的眼中连亡朝时都不曾湿润的双眼，终于有泪珠慢慢滑下来。

二

我想再不会有人知晓我与刘曜的那段感情，刘曜他也一样。

刘曜告诉我，他站在城岗上只是看着我背影，拔剑的手指便会微微颤抖，他说容妃，你可曾感觉得到？

我却只是依在他怀里轻轻地笑，不言亦不动声色。

只是这样，我的刘曜他便急了，他孩子样地捉起我的手臂，说容妃，朕要你说，那一日是朕所逼，还是你心里也有期待？

刘曜的烈性子，让我又一阵发笑，手指轻轻揽过他的脸，我说刘曜，这样的话，容妃可能一生只说一次，比之我的前夫，那一位亡国之君，你想我更会仰慕谁？我的眼睛深深望向刘曜，即便是几千年几万年后，亦不会再有男子，如你般坚决地牵起前朝皇后的手。

刘曜的眼中忽地有些湿润，他吹熄殿内所有烛火，只留一盏，然后放在我们面前，不论以后容妃你会陪伴我多久，但是刘曜心中这一盏火，天下女子，唯有你，可以让它燃亮，或者永生熄灭。

刘曜眼中的坚定，我不懂。是我不明白刘曜他因何觉得我会有背叛或离弃他的可能。

就如我的心，刘曜他也从不懂。他的心只接受直接而庞大的东西，比如他的国家，他的军权，以及他无人能及的大刀快剑，刘曜他懂全天下的收服之法，却独独不懂我的心。

多少个深宫的夜里，他忘情亲吻我的手指，他说容妃，你的心太碎太深，要怎样才收得了。

他说容妃，你的心又在哪里呢？

刘曜不知，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有多痛。我深记着他待我的好，记着他如何将那些谗言向我的人格杀勿论，也记得他在大殿之上对着群臣怒吼，除却容妃，朕谁都不想要。

然而刘曜，女子之最痛，从来都只是心不相印，目不相通。你可知呢？

三

原来刘曜他是对的。对于我的背弃，比想象中，还是快了一些。

我承认公子何谦，是我见过的最儒雅的男子。是我不曾想过匈奴人中也会有人如他那般，生得肤白面嫩，眉眼清秀。

比之刘曜，何谦是月光，他是烈日。有时女人，心底更想依赖的，是温婉而安静的男子吧。

何谦出现在那日的晚宴，与他的爹爹成王一起进宫来，身着青衣手摇羽扇打我面前经过。看到我时，稍有愣忡，却又很快侧身行礼，双眸里满是星子般的温存。只是一眼，我举酒杯的手指，便微微颤动了。

那一晚宴，便成为了我与公子何谦的盛会。

刘曜打中原请来的乐师，本只为尽兴，却不想成就了我与何谦在众人面前共舞一曲。何谦从小在中原长大，中原文化悉数了解，在满朝异族的宫殿里，他的到来，有多难得。

我甚至不知道刘曜是何时退场的。我只知道与公子何谦在众目睽睽下引歌起舞，杯酒相邀是如何的快意。

那一日我酒醉回到寝宫时，刘曜坐在大厅里等我。

满屋子比我身子还要浓重的酒味，刘曜看我，一双眼里尽是血红，他叫我容妃，只叫了两字，声音就无端端低下去。

我却笑了，像以往每一次那样冲着他笑了，我说刘曜，你从不懂我。

刘曜的脸在霎那间扭曲到让人生畏，他冲上来死死握我胳膊，说容妃，朕不准你这样，不准你这样无视朕的感觉！

那么，容妃的感觉，皇上可曾知道？我的唇畔留着笑容，眼泪却生生掉出，若爱我，放我走。

刘曜他竟然自墙上取下宝剑，剑锋直抵我喉咙，他说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不爱朕！

剑锋冰凉已直入脖颈，有鲜血缓缓流下，我望着刘曜的眼，将心狠下去，我爱何谦！爱他怜我懂我，知我要，复给予。

我的眼泪摇曳在眼眶。我说刘曜，容妃唯有一死，才能报你恩情。

我向前大跨一步，直抵剑锋，刘曜却在当紧时候扔掉了手中的剑，将我死死扯在怀里。我第一次感觉他的眼泪，轻轻滴落我脖颈间。然后他说，容妃，我放你走。

四

不是看不到，刘曜他在几日后的大殿上，是如何下定决心让礼官去宣读那一份奏折。

从坐到皇位上那一刻，他的头便始终低垂着，一封旨不过数十字，宣读时刘曜眉目紧皱，几次挥起手示意让礼官停止宣念，手指扬在半空，嘴唇颤抖着却又说不出一个字……

我站在内殿口，从侧面看刘曜的脸，仿佛他之切骨我都能感受，一颗心随着他的几次叫停而辗转抽搐。

圣旨终于宣完，是刘曜下令将我赐予何谦，说是为奖赏前日里何谦战功。一封旨拟得冠冕堂皇，却还是惹得朝中大臣喟然长叹，无数臣子皱紧眉头，却也测不出刘曜意图。

群臣因惧怕与公子何谦家为敌，终于还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个不妥。

何谦终于得我，大殿上他重重跪倒谢恩的声音，音调高昂却又仿佛加夹泪腔，三个万岁喊过去之后，我自内殿缓缓走出。

所有人的目光在那一霎那锁定我与何谦。议论声重新响起的时候，我的一双眼却死死地看着刘曜。

《后汉书》论文 篇12

一、《刑法志》是我国古代法制史的滥觞

班固在《汉书》中首创“刑法”一门, 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起源及嬗变、法律的运作及纠核等情况, 对历史上重大的狱刑案例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和评析, 从而保存了我国古代有关法律方面的珍贵史料, 为后人提供了一部略具雏形的中国刑法史。

1. 揭示中国古代刑法的起源和兵刑不分的特点。

按照儒家“大刑用甲兵”的观点, 《刑法志》首先论述了我国刑法的起源和周秦兵制的渊源。中国古代刑罚起源于兵, 兵刑不分, 古人经常兵刑并提, 把出兵打仗看成是一种最严重的刑罚, 班固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加以发展。他在《刑法志》中论述说:“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 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 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 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2]进一步表明了我国古代刑罚的产生和战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接着, 班固对黄帝涿鹿之战以来的重大战争作了论述。最后说:“凡兵, 所以存亡继绝, 救乱除害也。”[2]对战争的性质和作用作了明确界定, 即正义的战争是消灭非正义战争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工具。既然如此, 战争作为一种“大刑”是不可随便动用的, “用之有本末, 行之有逆顺”[2], 一定要谨慎而为。从这一原则出发, 班固认为像齐桓公那样“外攘夷狄, 内尊天子, 以安诸夏”[2]是最值得称赞的;而像秦始皇那样穷兵黩武, 引起民怨沸腾, 最终自取灭亡, 则是最应该受到谴责的。可以说, 班固对战争性质和作用的理解, 至今仍有其合理的内核[3]230。《刑法志》对历代兵制的概况也作了总结, 初步理出了先秦及西汉兵制演变的主线。紧接着《刑法志》第一次纵向论述中国古代刑法的流变:周代设立五刑;春秋郑子产铸刑书;战国实行连坐法, 夷三族;秦始皇“专任刑罚”, 造成囚徒塞路, 监狱遍地。其中, 重点指出了周代五刑的残酷和秦朝法律的苛滥。

班固创造性地把“兵”的内容写入《刑法志》, 其中关于战争和兵制的论述, 内容将近全文的四分之一。不仅以详细的史料揭示了中国刑法起源于兵以及兵刑不分的特点, 同时体现出“通古今”的特色, 对后来史家修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详述汉代的立法和司法状况。

在初步理出我国古代刑法演变的线索之后, 《刑法志》对汉代的立法和司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汉初“三章法”的实施到《九章律》的出台, 从文帝时期的刑制改革到景帝时的进一步深化, 从武帝时的刑法滥苛到宣帝时的平理刑狱, 《刑法志》都交代得非常清楚。同时, 班固对汉代法律运作的实情也作了认真考察, 特别强调了汉初夷三族之令废而复兴的过程, 从而指出当时法令的制定和废除与司法实践并不一致。《刑法志》还对汉朝司法制度中的五听、八议、三宥、三赦之法作了论述。对于武帝时期刑法滥苛、滑吏弄法以致冤狱塞路的情况, 《刑法志》将其作为法制混乱的典型时期而详加评述。接着, 班固以开阔的视野, 对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的治狱状况作纵向考查, 指出执法不公和狱刑繁多是其间最严重的问题, 这种情况到东汉初期都未能改变。在《刑法志》的末篇, 班固强烈呼吁, 统治者应该正视现实, 制定简约而便民的法令。

3. 评述历史上的重大法律事件。

班固撰写《刑法志》, 突破“断代”局限, 纵论中国古代刑法的演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历史上的重大法律事件, 《刑法志》也作了形象的记载, 这些事例在全文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从而成为本篇的亮点。

比如, 汉文帝时期, 齐太仓令淳于公获罪将被处刑, 他的小女儿绨萦到长安向文帝上书:“妾父为吏, 齐中皆称其廉平, 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 刑者不可复属, 虽后欲改过自新, 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 以赎父刑罪, 使得自新。”[2]文帝怜其孝心, 深感肉刑之惨烈, 遂下诏废除了肉刑。从此, 便拉开了文帝改革刑制的序幕。这则事例, 既反映了西汉初期社会秩序的安定, 也反映了统治者省刑慎刑的思想。在中国政治史和法律史上被传为佳话, 体现出《刑法志》作为一部法律史的生动和独到之处。

二、《刑法志》的编撰体例影响久远

《刑法志》保存了西汉以前各朝法律发展的史料, 它不仅是今人研究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文献, 其编纂体例更为后世所承袭, 成为历代“正史”中重要的志目。《汉书》以下, 包括《清史稿》在内的二十六史中, 大多都设有《刑法志》, 如《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等。从《新唐书》开始, 又多设有《兵志》。个别断代史未设《刑法志》, 但后来史家对缺佚的内容大多都作了补充, 如《晋书·刑法志》对东汉、曹魏, 《隋书》对梁、陈、齐、周等朝代的史书都有所补充。每一部断代的《刑法志》都是后人对前朝法律状况较全面、较系统的总结, 每一部《刑法志》都因各朝代刑律和法制的特性而被赋予新的内容, 每一部《刑法志》都能映衬出各代统治法术的减否与得失。各史的《刑法志》, 承前启后, 共同组成了一部大型的中国古代法制史, 它使我们对于汉以后近两千年的法制沿革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唐朝以前, 中国制定的大型成文法典基本上都已亡佚, 赖各史的《刑法志》得以知其要略, 这不能不归于《汉书·刑法志》的首发之功。

参考文献

[1]白寿彝.司马迁研究新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2]班固.汉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