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共12篇）

逼上梁山 篇1

一、引言

名列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在历史上并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地位。在明清两代, 由于农民起义的频繁, 此书一直被列为禁书, 如明崇祯年间就曾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 尽令速行销毁, 不许隐匿, 勒石山巅, 垂为厉禁。”难怪胡适之先生言其为“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 (《水浒传考证》) 的怒书。《水浒传》尴尬的地位, 除了其强烈的反叛性外, 江湖绿林气也是其弊病之一。《水浒传》原名《江湖豪客传》, 后经人删改而名为《水浒传》。一部水浒, 洋洋洒洒数十万言, 为人们所描述就是一群江湖豪客的故事。梁山108位英雄, 树立“替天行道”大旗, 俨然108位江湖侠士。

纵观整部小说,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江湖豪客聚众起义, 缘于一个“逼”字, 而小说在表现人物、串联故事、反映现实上也是通过一个“逼”字来实现的, 所以“逼上梁山”一词成为《水浒传》的专有术语。但对于“逼”字的理解, 细究《水浒传》一书, 可发现逼上梁山的情况很复杂, 正如学者陈东林所言“一百零八将中, 真正被逼上梁山者只占极少数, 最典型的要数林冲, 绝大多数梁山好汉并非被逼上梁山。”事实确实如此, 108位梁山好汉真正被官府逼山梁山者只占少数, 多数为江湖落草为寇、江湖避难、等待招安, 还有一部分为梁山豪客“诱”上梁山。对于这个逼字, 前人做过很充分的论述, 有做过分类的, 做过对比的等, 而对于梁山英雄为什么要逼一些人上梁山和一些人自愿上梁山这个现象探讨的不是很多。本文立足于这个现实, 试寻找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二、《江湖豪客传》与梁山世界

《水浒传》原名《江湖豪客传》, 写的是一群江湖豪客的故事。

《水浒传》是一部什么书?有人认为是一部写强盗的书, 梁山好汉打家劫舍、杀人越货, 活脱脱一群山林强盗。这就涉及“绿林”一词的考查。西汉末, 新市人王匡、王凤等聚集在绿林山中, 至七八千人, 王莽天凤四年起事, 号下江兵。绿林位于湖北当阳东北。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 后来以绿林泛指结伙聚集山林之间反抗政府或抢劫财物的有组织集团。据陈平原考查是由于唐代很多诗人在诗中引“绿林”的缘故, 《通俗编·草木·绿林》云“自李涉有‘绿林豪客夜知闻’句, 后人竟称此辈为绿林。” (《唐诗纪要》卷四十六) 而《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 确实具有绿林性质。书中第十一回借林冲之眼道出了八百里水泊梁山的模样:

“山排巨浪, 水接遥天。乱芦攒万万队刀枪, 怪树列千千层剑戟。濠边鹿角, 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 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 截来头发做缰绳。阻当官军, 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 是许多绝迳林峦。鹅卵石叠叠如山, 苦竹枪森森似雨。战船来往, 一周围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 四壁下窝盘多草木。断金亭上愁云起, 聚义厅前杀气生。”

严严实实一个凶狠残忍的“贼窝”, 用骷髅做碗瓢, 用人皮做战鼓, 用头发做缰绳, 确实吓人。小说虽有夸张之嫌, 但还是具有绿林山寨的性质。同时梁山的地理位置又造就了梁山的绿林性质。小说十一回中言:

“林冲看岸上时, 两边都是合抱的大树, 半山里一座断金亭子。再转将过来, 见座大关。关前摆着枪刀、剑戟、弓弩、戈矛, 四边都是擂木炮石。小喽罗先去报知。二人进得关来, 两边夹道遍摆着队伍旗号。又过了两座关隘, 方才到寨门口。林冲看见四面高山, 三关雄壮, 团团围定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 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 才是正门。两边都是耳房。”

可见梁山的地理位置很险峻, 除了八百里的湖水的天险外, 整个山寨也是易守难攻, 关隘重重。除此之外, 梁山地区西枕浊浪翻滚的黄河, 中有清波潺动的京杭古运河, 北视东平湖, 南眺牡丹乡, 山水交错, 河湖相连, 水上交通便利。这些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造就绿林性质。而事实上梁山泊在宋代确实为强盗聚众之地。据《宋史·任谅传》载:“梁山泊渔者皆为盗。”《宋史·许几传》载:“梁山泊多盗, 皆渔者窟穴。”《宋史·蒲宗孟传》载:“梁山泊素多盗。”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小伟考查, 宋代确实是一个江湖豪客横生的时代, “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 敦亲睦邻, 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 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 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 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 欲罢不能, 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 亦应运而生。”宋代商品经济大繁荣, 城镇大繁荣, 为江湖人士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空间, 山林出隐士, 绿林出强盗, 江湖出侠客。而《水浒传》所描绘的社会恰是一个侠客丛生, 血腥浓烈的江湖、绿林世界。可以说《水浒传》杂糅了山林、绿林、江湖, 制造出了一个梁山世界。

三、原因探析

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们就可以回过来看看, 被梁山好汉逼上梁山的人物和自愿上梁山人物各自选择的缘由。

1.被梁山好汉逼上梁山者。

在整部《水浒传》中, 这类人物主要有卢俊义、秦明、李应、朱仝、杨志、徐宁、燕青、萧让、安道全、金大坚、杜兴、李云等人。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用阳建雄老师的一句话, 其中的大部分是“被宋江等人用血淋淋的手段逼上梁山”的, 其中以卢俊义最为典型;另外一小部分是被骗上梁山的, 如徐宁、金大坚、萧让之流, 这类人相比上一类人显得幸运得多, 手段也显得“和平”得多。如萧让、金大坚被请上梁山, 先因为救宋江需要两人, 由吴用献计, 戴宗传假信引二人至梁山埋伏区, 被硬拉上梁山, 同时把他们的家眷也接了上去。

下面我们主要看被“血淋淋”的手段逼上梁山之人:卢俊义本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富户, 家财万贯, 他遵纪守法, “非礼不为, 非财不取, 又无寸男为盗, 亦无只女为非”, 对朝廷更是忠心耿耿, “生为大宋人, 死为大宋鬼”, 同时“一身好武艺, 棍棒天下无双, 为河北三绝”。吴用和李逵假扮道士前往大名府虚张声势说卢俊义百日内有血光之灾, 顺便留下一首“卢俊义反”的藏头诗。卢俊义受骗上当, 只好前往泰安州避祸。途经梁山时中埋伏, 与梁山英雄大战, 卢俊义不敌, 乘船逃走时被浪里白条张顺活捉。卢不愿在梁山落草为寇, 宋江也未强迫, 将其放回。待其回到家中, 其妻贾氏已与管家李固做了夫妻, 诬陷其勾结叛匪, 卢屈打成招, 下了死牢。幸得燕青、石秀以及其他梁山众好汉等先后搭救, 方免遭毒手。后上得梁山, 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秦明欲捉拿花荣, 反被花荣用陷马坑捉住, 宋江、花荣苦劝秦明落草, 秦明不听, 执意要回青州。宋江便叫众人将秦明灌醉了, 派一小卒连夜假扮秦明, 一方面攻打青州府, 一方面把沿途老百姓都杀了, 房子都烧了。第二天秦明酒醒欲回青州, 宋江等便不再劝, 放秦明走, 没想到秦明一到青州城门下, 慕容知府便翻脸不认人, 秦明此时还蒙在鼓里。结果秦明一家老小都被杀, 老婆被枭首示众。秦明被断了后路, 只得上梁山。

……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无论是卢俊义、秦明、雷横, 还是金大坚、萧让, 其都是被梁山好汉用不是很光明的手段逼上山的, 上面我们已说过梁山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江湖、绿林杂糅的世界, 在他们的观念中, 仍然充斥着绿林“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习气。为了吸收有影响的人物, 壮大自己的实力, 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整部《水浒传》, 我们可以发现, 梁山需要什么人, 就逼什么人上山。通过分析梁山世界后, 我们就很容易解答这个问题。

2.自愿上梁山者。

(1) 避难上梁山者

前面已讨论过梁山为一个“天高皇帝老儿管不着的地方”, 所以这里就成为许多越货、折了本钱、极具个性、为义气搭求人的人都来避难之所, 在这里可以逃避法律的严厉制裁、逃离他们原先的江湖。这类人在水浒传中是主体, 比如吴用、晁盖等人, 因为他们设计劫取了当朝蔡太师的生辰纲, 犯下弥天大罪, 只好选择上梁山逃避。还有很多在江湖上犯了事, 官府在捉拿他们, 只好上山, 比如石勇是因为赌博而一拳打死了人, 雷横则是因其母与白秀英吵闹被打而怒杀白秀英, 王英“原是车家出身, 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 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 越狱走了”上了梁山。

(2) 视梁山为理想之所者

梁山上可以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自由自在, 所以成为了许多江湖人士的理想之所。正如王学泰所言“梁山, 游民的理想之所在”, 因为“游民大多是不从事生产活动的, 有的甚至厌恶生产劳动”, 而在梁山确实不需要劳动, 便可喝酒吃肉, 所以某一些人把上梁山作为“一种谋取享乐的手段”。如阮氏七兄弟原是梁山泊边碣石村渔民, 但自从知道了梁山是一个“论秤分金银, 异样穿绸锦, 成瓮吃酒, 大块吃肉”的大好世界后, 便不想“打鱼营生”了, 心想“人生一世, 草生一秋, 学得他们 (指梁山好汉) 过一日也好”, 最终参与了打劫生辰纲, 上了梁山。把上梁山作为一种享乐的手段, 反映了小农无产者的本性。这类人物还有不少, 如邓飞、杨林、蒋敬、皇甫端、鲍旭、樊瑞等人。

一部《水浒传》, 谱写了一群英雄的歌。而正是由于他们有了这种匪气、江湖气、绿林豪气, 才使得他们与现实更真实, 人物形象更栩栩如生。

逼上梁山 篇2

2、我是学理工科的，因工作需要，单位领导非要让我当秘书不可，真是逼上梁山，只有学着干吧。

3、别以为我愿意这麼做，我也是被逼上梁山，实在不得已。

4、他之所以会做出这件不应做的事，完全是被逼上梁山，出於无奈。

5、那时我学修理自行车是逼上梁山，自己不动手没别的办法。

6、林冲屡遭官府迫害，被逼上梁山，扯旗造反。

7、别以为我愿意这么做，我也是被逼上梁山，实在不得已。

8、可以说差不多的人都是逼上梁山的。

9、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大部分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10、林冲最后逼上梁山做了义军头目。

逼上梁山的人力短缺 篇3

委屈、困窘、颜面全无的人力资源部长老牛被逼上梁山!

“张总,北斗集团刚才发来公函,决定不再与我们续签明年的供货合同!”秘书小吴冲进办公室,紧张地汇报了这一消息。

“什么?”张总几乎从桌子后面跳了起来,北斗集团可是下游厂商里的巨头,其接受的供货占天龙总销售额的30%以上,双方已经合作了近10年。

小吴小心地说,北斗的来函上说,我们的产品创新太慢,在市场上近一年以来已经连续滞销。本来他们就已经积压了不少存货,再加上我们产品的质量下降,返修率屡创新高,而我们的营销人员又不够专业,导致投诉居高不下。因此,他们决定终止和我们的合作,转由创智集团供货。

张总一下苍老了许多,按理说,他早应该想到这点的。创智是最近一两年来杀出的一匹黑马,他们依靠激进的创新,使一直奉行差异化产品战略的天龙变得“平庸”,已成为天龙最大的对手。只是张总万万没有想到,北斗这个合作了近10年的伙伴,居然毫无征兆地就抛弃了天龙!

“啪”的一声,张总的巴掌拍到了桌子上,神情凝重地说,马上通知所有中高层,召开紧急会议!

人力短缺逼宫

15分钟后,天龙的全体中高层都坐在了会议室里。看着一直黑脸的张总,大家面面相觑,人人自危。众人之中,只有人力资源部部长老牛还算轻松,因为他明白,能让老板这么生气的,只能是“前线”的事。

会议主题明确,张总宣布了北斗订单丢失的事。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张总的语调由最初的沉重变得愤怒,最后一句“天龙危在旦夕”,仿佛是从深渊里喊出来的。

会场变得更加沉寂,小吴接着宣读北斗的公函。话音刚落,张总把愤怒的目光射向了生产运行部部长老王:“听到没有?人家说我们产品质量下降!这是在扇我们天龙的耳光呀!王部长,你怎么解释?”

“张总,我是没有办法呀,生产线上人手不够呀。几次返修率较高的供货都是因为有其他订单同时下到厂里,不得已只能把负责北斗订单的人调到了其他订单上。我总不能把一个人掰成两个用吧?”老王急了,申辩道。

老王是个急脾气,大嗓门,话匣子打开了就没什么顾忌。不顾老牛抗议的目光,他继续说,“我们的人员增补请示打了好多遍了,可要个人比向老牛提亲还难。好不容易从老牛牙缝里挤出点人来,可就是给人,也像是在菜市场上买菜,要20个,只给5个。让他下基层来了解需求吧,又老请不动他……”

没想到“前线”的火居然烧到了自己身上,但老牛也不示弱:“你整天要人,一要就是狮子大开口,张总指示我们要控制人工成本,你就专门唱反调!”

老王气也大:“你光控制人工成本,就不管我们的人员缺口呀?”老牛轻蔑地看了老王一眼:“你们什么时候都缺人,人多好调配嘛。”

这句话哽得老王一下没接上。张总却不太满意,照老牛这种说法,给人不给人全凭“拍脑袋”?于是问老牛:“你们下过基层吗?”意识到老板的话里有责怪,老牛委屈得像个小媳妇:“我们以前看过呀,可每次他们都把工作现场表演得热火朝天的,这能信吗?所以,后来也不去了,更何况部门的事务性工作也多,根本抽不开身呀!”

“牛部长确实日理万机呀,怎么能体会我们这些一线人员的疾苦?”市场营销部部长旭东是海归MBA,又有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担任销售总监的经历,更加直接。

也许是为了撇清自己部门与北斗订单丢失的责任,他直斥人力资源部坚持主导招聘,但却效率低下。最近为拓展西部市场招聘的20余名营销人员没有几个可用的,只能调用东、南部市场的熟手。

老牛更是连呼冤枉:“出了问题全往我们身上推?我们按《岗位说明书》招人,上面的主要信息都由你们部门提供,你不满意,怪得了谁?”

旭东头也不抬,嘴里却更加咄咄逼人:“牛部长是按图索骥呀,你不了解我们部门的能力需求,又不同意我们主导招聘,招不到合适的人,不怪你怪谁?”听到这假洋鬼子居然吐出句成语,老牛也来了火:“照你这样说,人力资源部干脆取消算了!”

听到中层的混战,张总眉头更加紧锁,担心两人的话题扯得太远,他制止了争吵,转向研发部李部长:“你们部门是怎么回事?怎么研发效率这么低?”

“我们部门人员流失太过严重了,一个研发项目通常要换几拨人才能完成,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也普遍不高,这拖慢了研发速度……”李部长是天龙引进的第一批老知识分子,他扶了扶眼镜,神情焦虑地说。

“能留得住人吗?”总经办主任李玫30出头,举止优雅,用一贯清高的语调落井下石,“我这里近两年招来的5个名牌大学研究生考公务员的考公务员,进外企的进外企,现在只剩下1个,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就牛部长那套改革开放前的人才激励制度,职业生涯通道狭窄,‘干多干少一个样’,研发部留得住一半的人,已经是奇迹了!”

李玫的半路杀出让老牛很恼火,他提高了音调:“关我那激励制度什么事?现在的年轻人,心气太高!我们进公司的时候,谁不是干个五年以上才能提个主管,他们倒好,都想一步登天;他们的工资是按我们的薪酬体系算的,这个体系对事不对人,他们却抱怨,说应该多劳多得……”

“不是有绩效考核吗?多劳应该有多得呀!”张总打断了老牛。老牛叹了口气:“公司的绩效工资在工资总额中比例太小,另外,绩效考核考的都是日常工作、《岗位说明书》的内容。可现在公司业务发展太快,经常有临时性的任务,有的的确是岗位边界以外的,可遇到这种情况,小年轻们怎么就不能多讲讲奉献呢?”

“要是都像牛部长这样‘又红又专’,我们天龙早成世界500强了。”李玫犀利的口才还真让老牛有点招架不住。她继续说:“只是现在的小年轻,各有各的想法,管得住他们的嘴管不住他们的心。恐怕到了明年,办公室剩我一个,我还要亲自给张总开车了。”

听到这里,批斗会上居然传来了“欢声笑语”,连一直严肃的张总也有了一丝苦笑。大家都明白,今天的“元凶”是找到了。而此时的老牛,既有舌战群儒的孤单,又有逼上梁山的窘迫,铁青着脸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一声不响地回到了办公室。

业务创新粮草不继

回到办公室,张总很不是滋味,他白手起家创立了天龙集团,经营20余年,天龙逐渐发展壮大,员工多达1000余人,年产值过5亿,今年刚刚制定向10亿规模冲刺的规划,却没想到会出这样大的事故。

前些年,他总觉得自己是“满脑的智慧”,企业大大小小的问题总能迎刃而解,这些年,他却发现自己是“一头的雾水”,企业越大越不好管理,尤其是人力资源。他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中层抱怨人力资源部明着是做“人事”,实则是干“鬼事”,有中层甚至开玩笑说自己部门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骂人力资源部。难道老牛真的难堪大任?

说到这老牛,还真是头“老牛”,他进入公司早,几乎是和自己一起挨过了公司的困难时期;他执行力强,对自己交办的事情总是竭尽所能;他忠诚度高,高管层的股东与自己意见相左时他总是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尽管旭东、李玫等中生代管理者迅速成长,但自己对老牛始终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可现在,面对越来越多有“真凭实据”的指控,他似乎也不能坐视不理,毕竟有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生产运营。可换个老马、老朱,又能怎样呢?就一定比老牛干得好吗?

他点了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陷入了沉思,他虽然常常高喊“人才决定成败”,但从来没有想到人力资源部的运作效率会对公司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他觉得老牛和他的部门像个合格的零件,虽然不显眼,但一直在天龙这台机器上发挥作用,可现在机器升级了,他们开始出问题、拖后腿了。说到头来,零件没有变,还是那样运作,但机器的要求不一样了,零件似乎也该升级了。

拍完桌子的老牛越想越觉得委屈,于是决定找到张总,单独沟通。走到张总办公室门口,老牛却发现总经理助理兼战略规划部部长易风先他一步走了进去。

易风是为新业务上马一事来的。不愧是名校博士,易风思路清晰,又有实践经验,项目稳步推进。听着他的汇报,张总总算把自己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失意中抽出来,开始面露笑容,仿佛已经将手伸进了新业务的广阔利润空间。最后,张总敲了一下桌子,充满信任地说,你大胆去干吧,有什么需要支持的尽管来找我。

易风沉吟片刻,认真地说:“张总,现在还真缺您的一个支持。”

张总没有插话,示意他继续。

易风说:“这个项目最缺的还是人,天龙缺乏支持新业务的人才。”

“又是人力资源?”张总不解,可以外部招聘呀,我们可以通过高薪来吸纳人才呀。易风叹了口气,外部招聘是个办法,但这个新业务属于相关多元化业务,是与天龙的传统业务联动的,需要熟悉公司传统业务的人,否则,光有专业知识也无法驾驭。张总点头,那我们就从内部选拔呀,再为他们培训专业知识。易风表情依然严峻,内部培养也是条路,但专业知识的培训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而这个项目又对时间敏感,进入慢了很可能就失去“先动优势”。

张总又陷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失意。易风却在继续,他说,就算我们迈过这关,把新业务运营起来,也还有根源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天龙的传统业务采用的是差异化战略,需要通过创新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公司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北斗订单的丢失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深刻教训,如果说传统业务中我们还有一点“老本”可以吃,新业务中我们如何凭借创新去开拓市场?

张总听不下去了,他的脑海中又出现了群情激奋的中层干部和可怜的老牛,易风说得有道理,但他也疑惑,怎么全都和人力资源有关?天龙二十多年都是这样运营的,怎么最近几年问题都跑出来了?

同样听不下去的还有门外的老牛,他终于狠狠心闯进了张总办公室,不顾惊讶的易风,径直对张总说:“张总,天龙的庙太大,容不下我这个小和尚,您另请高明吧!”

原以为可以找老牛兴师问罪,发泄一通,这下可好了,皮球竟然踢到自己头上了。张总越想越气,脸色越来越暗,看样子,人力资源部的问题真是逼上梁山,不解决不行了。

点评:

人力资源深陷“被开发”与错位困局

█文/周 浩,新加坡开锐咨询公司交通事业部副总经理

我是在去北京的飞机上研读这个案例的,当飞机穿梭云端时,我的思绪也被拉回到了曾经的场景:很多次给企业咨询,都首先是老板连呼缺人,找猎头也解决不了问题,希望我们帮他们解决招人的问题,最好是能帮他们把人给招来;接着,就是会看到一场各部门对人力资源部的批斗大会;最后,就是听一段人力资源部长的委屈申诉。至今,我依然能够回想起他们剑拔弩张的情境,人力资源管理似乎已经成为本土企业上规模上台阶的共同瓶颈。

我深知,这些问题形式多样,但其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企业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未能同步提升,发挥战略性支持作用!

我国的本土企业在规模增长,业务暴涨时,人力资源管理往往停留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管理的初级阶段,人力资源部仅仅能够被动地发挥行政执行的作用,“管控”大于“开发”,甚至可以说,人力资源部的工作是“被”其他部门给开发出来的。有了这种发展上的滞后和定位上的错乱,“老牛们”自然会被逼上梁山!

“管控人”的三大误区

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老牛三个思维上的误区,是如何将自己困在了局中的。

老王抱怨的问题源于:老牛仅仅把“人”看作一种成本,而非战略性资源,走入了第一个误区。既然是成本,那么我就要帮老板把好关,管控好就行,主要是挤干水分嘛!所以,老牛会将重点放在了老王的“表演”上,而忽视了可能真实存在人员短缺。事实上,如果老牛真正将“人”定位为战略性资源,其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过滤真实需求。例如,香港机场人力资源部在这方面堪称表率,机场业务可算是种类繁多,专业性极强,但香港机场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几乎每天都泡在一线,还有很多同事本身就是从一线调过来的,基于对一线工作的了解,他们对每个核心岗位建立了一套核定劳动强度的模型,每次只需要输入几个变化的数据就可以计算出最佳人员配置和排班情况,有时,下面的申请人员请示还没打上去,人力资源部就主动为他们配置好了人员。能做到这样,当然一线部门也就肯定没话说了。如果老牛能做到这样,那时,也许老王的请示都还没打上去,人力资源部就会主动为他增配人员。

旭东抱怨的问题源于:老牛仅仅把“人”看作标准化的零件,而非支持战略的“能力流”,走入了第二个误区。既然是零件,那么找个大小差不多的装上去就行,主要是让机器能运转嘛!所以,老牛的招聘注重的是看得见的、有证书的显性能力,忽视了员工的隐性能力,而这些隐性能力却往往是企业战略执行真正需要的。事实上,天龙集团力图开发的西部市场主要是由国内的二线市场组成,这种市场的开发模式与成熟市场大相径庭,营销人员可能需要更具创造力、抗压力,更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岗位说明书》是死的,能力的要求是活的,按图索骥,自然事倍功半!

至于李玫抱怨的核心人才的保留问题,部分原因的确是80后、90后更加自我、张扬个性、缺乏耐心。但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正如李玫所说,如果人人都是“又红又专”,还要你老牛干嘛?

李玫抱怨的问题源于:老牛仅仅把“人”看作工具,忽视了员工人性的多维需求,走入了第三个误区。既然是工具,你就应该服从我们的游戏规则,给你工作就是施恩于你,你要有感恩之心嘛,当然不能提出“非分”要求!所以,老牛把公司相对死板的激励制度当做必然,忽略了根据员工的多维需求设计相应的激励制度。殊不知,这些特有的激励制度往往是企业对于核心人才进行长期战略性持有的基础!事实上,天龙集团正是一家依靠创新取胜的企业,而创新的原动力正是“核心员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老牛用过时的制度去管理现在的人,好比用前朝的尚方宝剑去斩本朝的官,自然是自讨没趣!

战略错位的深层矛盾

除了上述三个具体问题,我们再往深处想,天龙集团人力资源管理技术上的小修小补可能还是表层,其根源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与企业战略的错位。

天龙的人力资源管理,属于典型的“短平快模式”——设置固定的组织结构和岗位职责,加强对员工生产过程的绩效考核,并依据岗位价值向员工进行薪酬支付。这种模式最大程度限制了成本,快速整合了员工的个体能力投入生产,能够支持低成本战略,对于诸如格兰仕之类的OEM、ODM企业,以及富士康之类的“交钥匙”企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这种模式在收获低成本的同时,也丧失了对员工创造性的激励。大部分员工仅因为履行他所在岗位的职责而付酬,而职责以外的能力和绩效则不被激励,所以能力较强的员工在这样一个系统里,更多地会感觉到职业生涯通道的狭窄,才华无法施展。

但天龙恰恰选择的是注重创新的差异化战略。从案例来看,天龙打造的核心战略模式在于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产品和服务,使顾客体验更好的产品价值,帮助公司获得更高的利润。所以在这种战略模式下,成本问题并不应该是天龙关注的重点,如何为顾客提供独特价值才是其战略核心。而老牛所使用的人力资源模式关注的是成本,提倡的是控制,丧失的是人才和创造性,就像是在邮轮里装了一台飞机的发动机,型号不对,自然无法运转。

如何改变呢?天龙的差异化战略也必须找到对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深化型模式”。具体来说,应该设置灵活的组织结构和岗位职责,充分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考核时更多地关注长周期内的结果考核,并强调以员工的绩效和能力为基础进行薪酬支付。这些措施可能在一开始收效不大,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出现企业创新能力的井喷,因为这些政策鼓励了员工的创造。能力强的员工在这样一个系统里,能够感觉到更为宽广的职业生涯通道,能够尽情地施展才华,只要他能够通过创新为公司创造价值,就会被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职业晋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联邦快递希望通过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和准时的保证来获得差异化优势,因此,力图打造一批具有创造性的员工。基于这样的目标,他们建立了“职业发展无界限”和“内部提拔”的两大人力资源管理核心理念,而两大理念的实质,就是对于员工创造性的全面激励。

首先,联邦快递鼓励员工参与岗位职责相关甚至以外的工作,他们为员工提供大量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接触新的领域。例如,他们的“经理培训计划”推选出部分经理人,在15个月内轮岗到公司不同的部门完成项目。而为了帮助员工更好驾御新领域的工作,他们更是提供了精心设计的大量培训。

其次,联邦快递设计了大量的报酬计划来肯定员工的创造性贡献。例如,员工向公司提交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将得到奖励;“真心大使项目”通过客户对员工表现的反馈来评选和奖励杰出员工,肯定他们与客户进行的情感交流;“每月最佳递送员”计划对杰出的递送员给予肯定,肯定他们为提高服务质量所付出的额外努力。类似的奖励还有“表现出色奖”、“五星奖”、“人道主义奖”等。

最为重要的是,在联邦快递,员工的职业发展不会受到限制,只要对公司有创造性的贡献,都能够获得职业生涯的发展。他们的管理者91%来自非管理岗位,例如,CEO和主席David Bronczek最早是一位递送员;执行副总裁Mike Ducker刚进入公司时是一位收款员;亚太区总裁David Cunningham最初是一名初级的操作员;中国区总裁陈嘉良刚加入公司时是一名普通的客户主任……

这一切都让员工心无旁骛,愿意付出创造,为企业打造差异化优势。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因为有效支持企业战略而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在竞争激烈的快递市场上,面对诸多的服务提供者,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辨别出联邦快递的特色服务,并愿意为其支付高价。

在我看来,天龙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不应该是老牛的有意设计,其更像是一种“人事管理时代”的标准模式,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只是老牛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模式已必须改变。

但残酷的是,老牛的沉醉被无情的市场竞争和一批先知先觉者惊醒了,他已经被逼上梁山。易风意识到公司开始进行相关多元化时,人力资源部居然不能提供有效人才供给;中层们意识到购买者的离开是因为人力资源部在人员配置和人才保留方面的失职;更重要的是,张总已经意识到企业管理中的诸多症结都与老牛失败的管理模式有关。

现在需要张总下定决心的是,只有促使天龙的人力资源部真正树立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从企业战略出发,主动开发人力资源,这个让人纠结的困局才可能突破!■

[编辑 陈建光]

逼上梁山 篇4

地彗星一丈青扈三娘被宋江俘虏, 家破人亡不得不随从入伙

扈三娘是独龙岗三霸之一的扈家庄的女杰, 武艺高强, 一对日月双刀神出鬼没, 更有阵前用绳套捉人的绝技。宋江攻打祝家庄时, 扈三娘信守扈家与祝家“结下生死誓愿, 同心共意, 但有吉凶, 递相救应”的承诺前来支援, 首战便捉了“矮脚虎”王英。应该说, 扈三娘与梁山聚义军是对立的。她过着非常优裕的大地主家庭生活, 又由父母亲包办与祝家庄定亲, 即将成为祝彪的妻室, 门当户对, 未来的日子是十分美满的。这样的名门秀女怎么会上山落草呢?但路有曲折坎坷, 人有旦夕祸福。在支援祝家庄抵抗宋江的战斗中, 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她的“一家老幼”被“尽数杀了”;“庄里一应有的财赋, 捎搭有四五十驮”被转运走了;庄院也被“一把火烧了”;幸存的哥哥扈成也在战败中逃亡, 不知去向。她的未婚夫祝彪也被李逵“只一斧砍翻”了。昔日的名门望族瞬间烟消云散, 化为乌有。她也被林冲“活挟过马来”。她被囚在梁山泊, 像一只被砍掉双翼的孤鸟, 欲飞不能, 无依无靠。她再也不是有钱人家的娇女, 到了山上便是草。在这种情况下, 她便成了任人买卖的商品, 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上便不是由“自己决定的事情”, 婚姻的缔结完全依赖经济的考虑为转移。她被宋江们逼迫着与她手下败将王矮虎为婚, 这玩的简直是无情耍弄的一场把戏。她身为囚徒, 无可奈何, 只得顺从。俗曰“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给猴王就满山走”。她虽然一百个不愿意, 但身不由己, 而且也摆脱不了身无分文的困境和传统思想的束缚。既然被套上了婚姻的绳索, 只得跟着丈夫走。最终被逼成了梁山第一女将。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冒险劫牢, 无法继续开酒店谋生, 只能投奔梁山泊

顾大嫂是梁山第二位女英雄。她在作品中一出现, 就表现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的形象。她一听说解珍、解宝两位姑表兄弟被毛太公陷害关入大牢就毫不犹豫地立即开展营救工作。她“将出一包碎银付与乐和”, 要他“将去牢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 好生周全她两个兄弟”, 以便接应。她召集与丈夫“最好”的“赌头”邹渊、邹润叔侄各带几十个“心腹”“入伙”。她装“病重临危”骗来了“现做本州 (登州) 军马提辖”的夫兄孙立一起行动。一切组织好了以后, 她又“贴肉藏了尖刀, 扮做个送饭的妇人”冲锋陷阵, 里应外合, 迅速取得了劫牢的成功, 并“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

在劫牢行动中, 顾大嫂是主动、义无反顾的, 但这个“主动、义无反顾”也是被逼出来的。她在登州城东门外与丈夫孙新一起开酒店, 兼“杀牛开赌”。长期的酒赌杀牛生活环境养成了她“母老虎”的野性, 动不动就“敲庄客腿、打老公头”, 叛逆性很强。据法律记载, 宋代为了加征税收以摆脱财政困境而实行了盐、茶、酒的榷买榷卖 (即专买专卖) 制度, 对私买私卖榷禁物资者的刑罚非常残酷, 轻则杖笞, 重则处死。顾大嫂开酒店, 时刻遭受杖笞和处死的威胁。她这样具有叛逆性格的人, 怎能忍受如此“杖笞和处死的威胁”?早就被逼得不耐烦了!此次劫牢后, 酒店开不成了, 经济来源断绝了, 生存无望了。而且“朝廷 (办事) 有甚分晓:走了的倒没事, 见在的便吃官司”。她若“吃官司坐牢”, “又没人送饭来”, 下场极其悲惨。与其束手就擒, 为人刀俎, 倒不如到梁山泊落草去, 找条生路。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杀人做肉包, 为逃避追捕而上山

孙二娘小时靠父亲在城里“挑担子”维持生活, 后招赘杀了僧人并逍遥法外的张青为婿。小夫妻没有维持生计的手段, 在“城里怎地住得”?在城里没有活路, “只得依旧来此间盖些草屋, 卖酒为生”。乡间消费水平低, 喝酒的人少, 很难赚钱。为了维持生计, 她兼营肉包子。没有本钱买肉做馅子, 她便起了歹心, 寻机杀害“过往”“客商”以“做馅子包馒头”。她家的墙“壁上绷着几张人皮, 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她杀人的目的非常明确, 一则做包子的肉馅料, 二则抢拿别人“包裹沉重”的钱财。孙二娘穷得一无所有, 但有一身高强的武艺。高强的武艺使她变得非常凶残、恐怖、野蛮, 杀人不眨眼睛。造成她目无法纪、丧失人性、惨无人道的特殊性格的主要原因是她“一无所有”。因为她“一无所有”, 所以她就无所顾忌, 不怕天, 不怕地。她处在这冷酷无情的社会环境中, 虽满腔愤怒, 但又无力改变。人到矮檐下, 不得不低头。为了活着, 也就只能与那些冷酷者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了。她这种人颇似后来毛泽东之谓“游民无产者”:他们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 “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 但有破坏性, 如引导得法, 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孙二娘在酒店杀武松不成反被武松用双腿“挟”得“杀猪也似叫”喊。武松“饶”了她, 她却更佩服起武松这“义勇真男子”。武松杀人逃亡, 寻找出路, 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她明白, 她和丈夫杀了那么多人, 血债累累, 法网难逃, “没潜身处”, 迟早要上断头台。就是“潜”在这儿开店, 生意不好, “如此度日”, 太为艰辛, 不能坐以待毙, 总得找条活路。因此, 武松“做头陀”准备去投鲁智深时, 她和张青明确表示:“我夫妻两个在这儿, 也不是长久之计, 敢怕随后收拾家私, 也来山上入伙。”她为“长久之计”着想, 要武松转告宋江, 她夫妻俩“随后便上山来”。

中国封建社会黑暗而残酷的统治迫使以农民为主的社会各界多数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从九死中求得一生, 人们在历史上进行了千百次大大小小的武装反抗。这些武装反抗的宗旨虽然各不相同, 但总的方向是大体一致的:为了生存, 揭竿而起, 集合起来反对当朝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压迫, 说到底是更残酷的经济剥削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此, 这些反抗的最深层的原因在于经济。还应该说明, 封建社会的各种反抗团体为了达到反抗的目的, 一般是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经历的, 只要反抗共同的敌人,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参加。因此反抗队伍的组成人员是非常复杂的。梁山聚义便是典型代表。

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本是农民起义。但作者施耐庵根据参加者的复杂情况, 在撰著中努力淡化了农民起义的色彩, 笔锋一转突出表现了一百零八将因种种原因而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以求生存的行为。描写三女将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些人从四面八方聚义梁山, 似乎更符合当时社会各界共同反抗宋代封建社会极其黑暗的实情。也许正是施耐庵这种高明的描写角度, 才充分彰显了《水浒传》包括三女将在内的一百零八将被逼上梁山的主题, 从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艺术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

[3].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社会科学研究》, 1981 (3) 。

逼上梁山的豺读后感 篇5

她知道她那条尾巴不招人喜欢，总在想办法要除了尾巴。有一天，主人公在院子里除草，汪汪便故意让主人“不小心”把它的尾巴铡断了。半个月伤好了后，它第一次出门，激动得颤抖了起来――终于要成为一条人见人爱的好狗了!人们不会再驱赶它了!狗群不会再排斥它了!

它看到一群狗在抢骨头，叫了一声，屁股对着他们不停的扭动，狗们却仍不接纳它，还是跟原来一样都冲过去咬它。它畏畏缩缩的走到猎人面前，祈求得到可怜的一点友情，可人们依然厌恶驱赶它，不理睬它，绝望之下，豺的本性爆发了，嘶吼一声，便头也不回的跑进深山野林，主人公找了三天也找不到。

三个月后，村里爆发了豺灾，几乎所有的家禽都受到过豺群的攻击。村长发现领头的豺没有尾巴，它就是汪汪!在主人公的帮助下，找到汪汪，主人对着汪汪说着怎么找它的，又是如何伤心的，说到动情之处，主人还流下了泪水，不知道是豺听懂了还是大家驱赶的作用，那群豺再没找过村子的麻烦。

豺并非无情之物，我想，她对主人公充满感激，用实际行动回报了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看完书，我马上想到如今社会上当某些人做错事时，他们愿意改正，愿意重新做人，我们也应该接纳他，原谅他。人不能急于下定义，不是所有豺都是恶豺，不是所有犯了罪的人都是恶人，这也需要社会引起关注，不能因为有犯罪的前科，就把那些愿意融入社会的人拒之门外吧?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是比那些犯罪的人更可恶吗?

移动交友开发者逼上梁山的无奈 篇6

面对2011年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似乎所有人都无法让自己置身事外。看看你的周围，是不是不管以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投资者和创业者，都纷纷开始招兵买马在手机上做应用？尤其是移动交友类的应用，更是满天飞。

这种风气实在令人担忧。移动终端固然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媒介，但那些移动交友的开发者，做移动应用往往是无奈之举，他们在媒体上强装笑脸的公关形象，恐怕误导了不少人。

盘点一下当前市面上的数百款移动交友应用的开发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互联网大佬 舍我其谁

互联网大佬的代表是腾讯微信。根据腾讯公司联席首席技术官熊明华的说法，微信现在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5000万。随着腾讯产品线的全面开花，也有很多从业者对其愤愤不平，茶余饭后调侃下腾讯，似乎已经成了一项休闲乐事。

姑且不论腾讯到底是行业推动者还是罪人，只看其1.5亿的同时在线用户和超过7000万的移动终端同时在线用户，就足以表明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里的霸主地位。

做老大其实也蛮苦恼的。用腾讯广州研发部总经理张小龙的话说：“您看到一个小公司想要通过一个小产品，就能颠覆你的未来，您能对其置之不理，等着它把你颠覆掉吗？”但是，有不少开发者硬是要跟腾讯玩不同，说腾讯是强关系，自己是弱关系；腾讯没有特定场景，而自己则是弹性社交；腾讯是基于通信的社交，自己是基于社交的通信……可是，腾讯却从没有过创造概念来糊弄人的情况。无论怎么分类，分出来的人不还是在QQ上吗？

360的口信、小米的米聊、新浪的微聊也一样，他们同样也拥有各自的用户优势，对于这些大佬们来说，移动交友他们必须要做，否则，舍我其谁？

移动运营商 伺机而动

运营商的代表是移动飞聊。在这个移动互联爆发之年，也许最尴尬的就是移动运营商了。各种以免费短信、免费语音、免费电话为口号的应用，就在运营商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他们的各种手机，于是“运营商必然沦为管道商”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了。

其实运营商也做了很多工作，无论是移动、联通还是电信，从飞聊、沃友、翼聊到应用商店、操作系统、移动支付，他们一直伺机而动，逐一发力。而移动交友软件也确实对传统由运营商主导的数据业务造成了很大冲击，因此，运营商为了避免被这些免费应用所逐渐取代，必须要推出自己的产品抢占市场份额。

互联网公司 失去初衷

互联网公司的代表是51com。这样的公司有很多，有一些是本身就在互联网上做社交公司的，比如51com、58同城、赶集网等，还有一些论坛，以及一些有着互联网背景的创业者，比如原51com的创始人张剑福做的“简简单单”，原百度产品市场总监郭涵做的“MIX”，原若邻网创始人邹岭做的“友加”等。

有人曾总结移动社交的五大黑色定律：“一切不以泡妞为目的的社交网络都是耍流氓；3G的杀手级应用就是Girl（女人）、Game（游戏）、Gamble（赌博）；原始需求是最强的产品驱动力；LBS其实是Location Based Sex；技术并不能代替人的孤独感。”对此说法，笔者非常认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产品初期的定位绝对不是单纯的面向用户的荷尔蒙需求。

在互联网上，他们总是能够通过一些价值点网聚到用户。当用户在网站、论坛交流时所使用的碎片化时间逐渐被手机代替时，手机版应用也就应运而生了，然而手机的移动特征带来的用户诉求及行为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移动开发者。渐渐地，当手机版实现或者失去web版本的初衷时，其产品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甚至，有些产品的交友功能逐渐脱离出来，变成了纯粹的移动社交平台。

SP开发者 背靠大树

还有以泛泛为代表的各种CP（内容提供商）／SP（服务提供商）。SP人向来就比互联网人淡定，其实他们才是移动互联的骨灰级开发者，并见证了手机在中国的形态、功能、角色的全部变化过程。

移动MM（也称“移动业务”）上总会有一些被互联网开发者视为垃圾的应用，却能够动辄装机上千万，带来可观的收入，让互联网人羡慕嫉妒恨，这就是SP开发者。

泛泛科技联合创始人于孔仪曾经谈过一个观点，“互联网应用上，我们谈的最多的是推广，但移动应用不一样，要讲推送！在互联网上，只要你的应用能够迎合某些用户需求，那么哪怕他是干别的事情时误触了1个浮屏，又从浮屏打开的网站看到了1个弹窗，但只要弹窗上这个游戏是他感兴趣的，他就会点进去。对于互联网用户而言，只要能将价值信息传递到位，就有可能获得1个用户。但移动应用不同，就算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的应用，但你身边的家人、朋友，能自己去做应用评测的，甚至是下载安装移动应用程序的，又能有几个人？这时候不仅要推广，还必须要把应用推送到用户的手机桌面上，这才算成功。”

渠道，向来就是CP／SP的优势，他们最懂得如何背靠运营商这棵大树，分享他们所有的手机用户资源。而为了能够更充分的利用这种优势，找到更多的业务收入增长点，通过移动交友软件沉淀一些手机用户，并增加他们的互动点是最好的方向，这样还能够把他们在手机上下游渠道的资源也利用起来。

像泛泛这样的公司，从通信业拢具了大量的运营和技术人才，再加上渠道优势，从SP的视角去做移动交友，成功几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可以做得很从容，有移动交友这件漂亮的外衣，他们就是互联网新贵，没有，他们一样是富甲一方的员外。

草根创业者 执着前行

最后说说以幸会为代表的草根创业者。“我认为创业有时要靠直觉。靠理性的判断你就会纠结，我最讨厌纠结的状态。如果你觉得对，你就去做。想太多，可能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幸会创始人蒋静总结创业的节奏：用最大的勇气，最快速地实现。这代表了很多零资源创业者的心态，他们没有任何显赫的资源、资本和职业背景，支撑着他们的是创业的激情和个人坚定的价值主张。而没有任何用户和媒介根基的他们，用移动社交类的应用，来推广和实现他们的价值主张，也许是唯一的方式。

“我组织的活动越多，越觉得聚会前后人们的交流、互动都有许多刚性的需求没有被满足，而且，现在的所有社交产品也都不能满足。这时，自己做就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了。”幸会团队到目前为止，整个团队总共6个人，执着的奋斗着。蒋静也谈过自己对这个行业的担心，“很多VC跟我说，移动社交类应用坚持过今年4月份，才能看清楚。”她们这样真正的创业者，值得人们尊敬。相信只要坚定方向，坚持走下去，一定能够在移动互联大潮中找到自己的未来。

在这5类开发者之外，还有很多类型的开发者，但以“打酱油的”居多。iOS上的几十个移动交友应用都还比较认真，再看Android上的几百款应用，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很多甚至就做了张皮，连定位和检索功能都没能实现就发布了。这其中不乏许多并移动交友的观望开发者，他们先把概念占了，市场好就投入，不好就放弃。

对于这些观望开发者来说，如果你们没有互联网巨头的用户根基，没有运营商的手机通道，没有互联网公司的资源优势，没有SP公司的渠道话语权，也没有创业者坚定的价值主张和面对风险的勇气，那么索性就放弃吧。

移动有风险，交友要谨慎！

根据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慎重选择自己在移动端的切入点，是避免“交友不慎”的关键。

逼上梁山 篇7

关键词：梁山,出现原因,组织性质

梁山最初是指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后来由于梁孝王经常在此打猎并于死后葬于此,因而改名梁山,在宋朝时期,在梁山上形成了一个组织,即“北宋梁山”,而在清朝中叶的内蒙古包头地区也出现了一个组织,即“包头梁山”。

一、“北宋梁山”的真与假

“帝(徽宗)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宋史》上记载此时说这时‘宋江寇京东’东路地域很广。统领开封府并宋、徐、曹、齐、济、沂、登、莱、淄、渡、单、潍等十六州及广济、清平、淮阳、宣和四军和莱芜、利国二监。后分京东为东、西二路、京东西路的治所一度设在郭州(宣和六年改郸州为东平府),宋徽宗命侯蒙出任东平府,招降宋江。”这段话说明在宣和年间,宋江确实领导起义,并被朝廷招降,这也就说明了北宋梁山的真实性,“宋江起义军在东平府作战时,尝一度据守在梁山泊中这一点,绝不是没有可能的。”“宋江起于河朔,转略十郡,横行齐魏,犯淮阳及京西、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主要是流动作战。”[2]这进一步说明了“北宋梁山”的真实性。总之,“北宋梁山”的是真实的,故本文的“北宋梁山”与“包头梁山”的比较才有了史实可循,才有了比较的意义。郎瑛认为:“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可能只有36位,但是由于本文不涉及相关人物,故,文章中不再讨论人物的真假。

二、形成原因

无论是“北宋梁山”,还是“包头梁山”,都有其出现的特定原因。

(一)“北宋梁山”出现的原因

1. 直接原因

“北宋梁山”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官逼民反。据郎瑛《七修类稿》载,北宋末年,朝廷财政困难,于是向梁山泊八百里水域百姓收取重税,并规定凡是违背禁令者以盗贼论处,这样做的后果是贫苦的农百姓交不起税,最后“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武装聚险,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到宣和元年,这支农民队伍正式宣告起义。”因此,由于当时由朝廷的逼迫,致使宋江走上梁山,即“北宋梁山”出现的原因是官逼民反,也可以看出,“北宋梁山”的出现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也导致了宋江起义,爆发了农民战争

2. 间接原因

“北宋梁山”出现的间接原因是朝廷腐败。史家称其“机巧多技,大兴土木,穷极淫乐,天变民怨”。《宋史》本纪第二十二末尾的赞详细评述了这一事件,

“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余,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这段史实表明宋徽宗由于远贤臣,近奸谀,荒淫无度,玩物丧志最后导致失国,也正是由于这一行为,使得官员腐败,向人民榨取钱财,出现“蔡京生辰纲”事件。除此之外,官商勾结,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而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受到上至皇帝官员下至商人的严重剥削。总之,宋代在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上达到了高峰期,但是出现了“守内虚外、沉潜向内的士大夫政治和军国政事衰弱的情形。”

除此之外,北宋末年的经济措施使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宋朝政府由于财政支出较多,库存不够,再加上“铜料缺乏,增铸铜钱又有困难。于是,北宋政府便采取了、铸大钱、劣钱和滥发纸币的通货膨胀政策,企图通过掠夺人民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和满足统治集团奢侈生活的需要。”

经过朝廷与商人的双重夹击,“梁山”的农民起义是必然的,因此,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这一事件成了其直接原因。

(二)“包头梁山”出现的原因

1. 社会原因

“包头梁山”出现的社会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使得无业人员集聚。在经济上,包头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处于长城口外又是一个水旱码头,因此人口来往较多,经济日益增长,逐渐形成商业中心,同时也吸引了大量无产者以及乞丐,小偷,盗贼等前来觅食。在政治上,清同治年间,为平定甘宁起义,张曜的后方便设在包头。除此之外,李鸿章的的水上巡防营和洋枪队也在包头和托克托的河口镇及萨拉齐的善岱镇防守,这些军事行为使得包头成为军事重镇。一直到了光储年间,伊克昭盟和巴彦淖尔盟等地还非常荒凉,而河套的隆兴长和梁外的羊厂壕地区生活依然艰苦,因此这些地区的官员依然在包头办公,这样包头就形成为内蒙古西部的政治重心。这一时期的包头,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来说都很重要,“因此,军队商人来来往往,包头变成一个流氓无产者觅食的好地方”也就是说,“包头梁山”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包头成为了一个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重镇,致使周围人口包括流氓无产者觅食的人员迅速集聚至此。也可以看出,“包头梁山”的出现是一个主动接受的过程,故而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北宋梁山”,这个组织在以后的发展过程较为平和,并没有出现与政府发生冲突的现象

2. 个人原因

“包头梁山”出现的个人原因是由于“里”“锁”两家的需求。“锁家是乾隆年间在归化城公主府打更的马三红和种菜的秦四海建立的,人员主要是吹鼓手和六合铺的轿夫。里家最早由北八旗的八个穷王爷建立,人员主要是乞丐、打‘莲花落’、‘数来宝’的行吟艺人。”这两个组织在其他地方都是各干各的,互不侵扰,但是在包头地区,存在着由包头工商业资本家组成的的公会组织——大行,和郊区地主们组成的封建集团组织——农圃社这两个组织,因此,他们被这两个组织集中管理,为了扩大势力,便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锁帮里,里帮锁,锁里是一家的‘梁山’组织”,本来小偷和盗窃是不包含在内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于是渐渐地把这些人吸纳了进来。总之,由于包头成为经济政治军事重镇,无业人员大量集聚,再加上“里”“锁”两家的需求,包头出现了“梁山”。由于梁山的头儿拥有绝对的权力,对内部控制严格,成员违反组织的规矩会遭到头儿用拐挺殴打,改业变得相当困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梁山组织多年发展得非常平衡。”也就是说“包头梁山”是一个发展比较静态的组织。

总之,“北宋梁山”与“包头梁山”出现的原因大有不同,前者由消极的因素引起,后者由于积极的因素引起,而且它们在后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形态。

三、组织性质

无论是“北宋梁山”,还是“包头梁山”,它都是一个组织,也有其性质,而且他们的性质大有不同。“北宋梁山”是一个农民起义组织,而“包头梁山”是一个流氓组织,这可以从他们的人员组成以及日常事务上看出来。

(一)“北宋梁山”的性质

据史书记载,梁山泊原为很小的湖泊,因黄河决口使许多原来的小湖泊与之汇合,到北宋末年形成水域八百里的大湖泊,许多破产农民以及一些逃犯据此为生。由于发生“西城括田所”事件后,周围农民和渔民开始“结寨于此”因而从人员组成来看,多为农民及渔民。而后,“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谴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可见,这个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起义,虽然这个组织的起义规模不大,影响不深远,但就其性质来说,是一场农民起义斗争。

(二)“包头梁山”的性质

“包头梁山”是一个流氓组织,这可以从他们的人员组成以及日常事务上看出来。前文说道“包头梁山”的形成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集聚了各地方的无业人员,以及里锁两家固有的人员,而里锁两家的人员都是一些“锁家以吹鼓手和轿夫为主,里家以乞丐的艺人为基干”[8]。从日常事务来看,梁山组织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如:节日拿着皮鞭维持秩序,清理街道垃圾、公厕粪便,掩埋饿死的尸体等。消极方面如:卖掉无人认领的死刑犯的衣服,挖死尸制药、用讹诈手段捞钱等。

虽然他们有好的一面,但是“梁山”组织毕竟参杂了无业游民,故他们的有些行为可以说并没有脱离流氓习气,有的行为违背了人性,如剥去私人衣服捞取钱财,挖人心脑制药,利用讹诈手段骗钱的行为着实有这流氓习气,故,综上所述,“包头梁山”是一个流氓组织。

结语

北宋梁山”与“包头梁山”虽然都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影响,但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前者兴起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公有”事件,间接原因是朝廷腐败,官商勾结,人民处于水火之中。“包头梁山”出现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无业游民得以集聚以及里锁两家的需求。北宋梁山”是农民起义组织,“包头梁山”是流氓组织。

参考文献

[1]脱脱等.宋史[M].中华书局,1997.

“上梁歌”刍议 篇8

上梁是一种建筑民俗礼仪, 主要指安装建筑物屋顶最高的一根中梁的过程。中梁是建筑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 代表着整座屋宅本身的安详。作为上梁民俗风貌和文化内涵的体现, 以文本形式保留下来的上梁文、上梁歌都是举行上梁仪式时念诵的颂祷之辞, 前者主要指由古代文人创作的体式较规范的上梁文, 后者则以现今流传于民间的上梁歌谣为主。就近代民间上梁之俗来看, 歌颂者是建屋的木工、瓦匠或掌墨、掌尺等。本文侧重从民间上梁歌的角度, 探讨小农阶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

有学者认为, 民间的上梁歌是由敦煌六言韵文体的上梁文发展而来。 (1) 从内容上看, 上梁歌没有文人上梁文的庄重典雅, 更多是赞美建筑物的坚固、美轮美奂, 以及为主人祈福。语言上也大多为口诵的祝语, 用平实浅显的语言, 宽放的韵脚, 流畅的段落, 诚挚地表达了农民阶级对新建屋舍的喜悦与对生活平安的要求。而体式上, 则更多使用歌谣的形式, 便于念诵、传唱。从上梁文化以及上梁传播和演变过程来看, 农民阶级作为上梁歌创作和使用的主体, 其思想更多地表现出世俗的倾向性。

民间流传的上梁歌大都与地方民俗风貌相结合, 体现出不同的特色来。例如这首土家族立屋时的上梁歌:

天地开张, 日吉时良。请起土匠, 打起屋场;请起石匠, 窖起连三;请起木匠, 放起青山。青山有在昆仑山, 谁人得知?谁人得见?张郎得知, 鲁班得见。张郎上前来砍倒, 鲁班最后把尺量。大尺量, 三丈三, 小尺量, 丈八长。大锯撩头铜铃响, 小锯撩尾凤凰音。东边修起高豪戴纱帽。西边修起高豪穿衮袍。西天佛爷来取经, 带回鸡蛋转回程。昆仑山上抱鸡子 (孵化) , 抱一个, 穿一个。大个飞到天空去传法, 二个飞在地中海洋去传法, 只有三个无路走, 就等佛等手中拿。身穿五色六毛衣, 头高尾又低, 不等天亮就叫起, 叫得日落西。前有朱雀煞, 后有玄武煞, 左有青龙煞, 后有白虎煞。是天煞归天, 地煞归地, 年煞归年, 月煞归月, 日煞归日, 时煞归时。是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时煞我有雄鸡来抵煞。万丈高楼从地起!起! (2)

这首上梁歌初听起来好像是随口而出, 而仔细品味, 又极富文采。歌谣开篇说明选择的是良辰吉日, 对上梁的重视可见一斑。接着用三个排比句, 表达对立屋上梁期待。“昆仑山”是万祖之山, 歌谣中说造房的木材来自传说中的神山, 不仅喻示了木材的珍贵, 还给房屋增添的几分祥瑞色彩。鲁班和张衡都是古时的能工巧匠, 其中鲁班不仅是土木建筑的宗师, 更是住家的守护神, 所以歌谣中的“鲁班”、“张郎”都是用来标榜建筑工匠的手艺精巧。最后用“纱帽”、“衮袍”, 祈福子孙能入仕为官, 很好地表达了乐观向上、豪放粗犷、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浪漫情怀。

又如福州地区流传的一组上梁歌:

抛梁歌

花梁建造有心机, 雕刻玲珑手艺奇,

号为丹桂厅堂梁, 子孙代代步王基,

满载苍松山上栽, 今朝移作栋梁柱,

他年贵子齐锦绣, 定中魁元伴帝亲,

今朝喜遇紫微星, 又值天恩天吉星,

太阳拱照增福寿, 吉祥如意乐长春。

发锤歌 (打尖)

手捧尖齿在高堂, 鲁班台下串扇桁。

吉日良辰当发齿, 锤开齿发福寿辰。

一声锤响透天庭, 二声锤响保安宁,

三声锤响生贵子, 四声锤响福寿齐。

今日发锤正当时, 鲁班先师叫我来,

金锤打山山存案, 银锤打水水成冰,

铜锤打龙龙滚水, 铁锤打虎虎过山,

鲁班赐我雄锤打, 打去凶神来吉神。

安梁歌

吉日良辰安栋梁, 手提栋梁发丁祥,

此梁乃是深山出, 沐浴雨露共太阳。

经过良工山崖造, 献给您厝做栋梁,

先安梁头添财宝, 后安梁尾纳千祥。 (3)

《抛梁歌》中首先赞颂建房工匠手艺奇巧, 其次用“号为丹桂厅堂梁, 子孙代代步王基”、“他年贵子齐锦绣, 定中魁元伴帝亲”来祝愿屋主兰桂齐芳;最后表达吉祥长寿等世俗化生活夙愿。《发锤歌》中主要描写工匠建屋时热闹的劳动场面, 其中“保安宁”、“生贵子”、“福寿齐”等都是对屋主的祈愿之词;《安梁歌》主要表达对中梁的赞美和房屋的祝颂。

二

从上述上梁歌中我们可以发现, 民间上梁歌更多体现农民阶级以小农思想为核心的求福避祸的世俗心态:

(一) “家”观念

普通民众对上梁仪式的重视, 实质上体现了他们对于家族的重视。小农生产因为活动范围小、地域性强, 所以缺乏广泛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联系, 社会交往只局限于宗法血亲和地缘。“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农民生活的轴心。因此在小农意识中, “家”是一个核心范畴的观念。对于“家“来说, 最重要的是传承与延续,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所以民间上梁歌中总是包含着对于后代的期盼。

(二) 神明崇拜

民间上梁歌的使用和传播的主体是普通民众, 其创作的直接目的就是祈求神明赐福、庇佑。这种功利性极强的“信仰”, 体现了小农意识中的神明崇拜。

小农生产工具简陋、变化缓慢, 这种个体的手工劳动和生活方式造成农民只能“靠天吃饭”, 同时, 难以避免的疾病和灾害也让他们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在对天灾人祸没有任何科学了解的情况下, 农民很容易将其归因于鬼神, 于是他们崇拜任何能主宰他们命运的力量, 例如神、佛, 乞求这些神明来保佑自己。由于传统和习惯, 这些神明被农民物化、形象化, 成为神话。比如上文土家族立屋上梁歌中的“昆仑山”、“西天佛爷”、“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 又如流行于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上梁歌中出现的“玉皇”、“王母”、“龙王”、“七仙女”等。这些神明形象往往被用来唱诵祝吉, 以求得风调雨顺、安居乐业。

(三) 勤劳务实

上梁歌的内容大多是歌颂建筑物的坚固、华美, 建屋工匠的手艺高超, 这集中表现了农民对勤劳务实的赞美。小农生产是以个体劳动和私人占有为基础的, 劳动者不是依靠剥削或他人的赏赐来谋生, 而是凭借自己对土地的精耕细作, 再加上家庭手工业的补充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 所以通过个人劳动获得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上梁歌中经常大量描写建屋时热闹的劳动场面, 例如上文土家族上梁歌中的“大锯撩头铜铃响, 小锯撩尾凤凰音。”又如冀南上梁歌中“师傅迎头来下线, 一线甩到正当央, 刨子下去一来一往, 刨刨刮得紫金亮。” (4) 上梁歌中还经常赞美建屋工匠, 例如上文两篇上梁歌中将建屋工匠比作“鲁班”。冀南上梁歌中的比喻更是奇特:“搬砖的好比四大金刚, 挑水的好比四大龙王, 扔砖搬瓦的好比哼哈二将, 砌墙的好比四大天王, 掌尺的好比天上玉皇。”这些对于劳动者的赞美, 表现了农民阶级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和热爱。

(四) “官”文化

民间上梁歌中关于荣华富贵、称王拜相的追求似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土家族上梁歌中的“戴纱帽”、“穿衮袍”, 福州上梁歌中的“步王基”、“齐锦绣”、“中魁元”、“伴帝亲”等, 都是当官的象征, “紫微星”更是代表着帝星。冀南上梁歌中同样也有大段的描写:“挂红挂到九龙头, 下辈儿出王侯。挂红挂到九龙腰, 下辈出阁老。挂红挂到九龙尾, 做官儿明似镜来清似水。盖了前房盖后房, 盖了左房盖右房, 前房盖的阁老府, 后房盖的祖先堂, 左边盖的金钱库, 右边盖的万年仓, 阁老府里高官坐, 祖先堂里奉祖先, 金钱库里盛财宝, 万年仓里盛余粮。”

这种对官文化的追求源于农民阶级的卑微处境。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 农民始终处于被统治、受剥削、受压迫的弱者的社会地位, 处于无钱、无权、无知的社会底层。地主、资本家可以以钱财傲视他们, 官僚贵族们可以以权势傲视他们, 知识分子也可以以知识傲视他们, 然而小农阶级一无所有, 一无所知, 是社会中的弱者。这种弱者的社会地位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金钱、权势、文化的追求。上梁歌中的“官”文化思想, 其实就是他们寄寓希望、寻求安慰的典型。

随着社会变革, 现在人们盖房都用水泥构件, 不再用木头做梁柱, 过去盖房唱的“上梁歌”也渐渐失去了演唱基础。上梁歌这一屋顶上的古老民俗, 也和许多成为历史的文物一样, 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后悄悄地退出舞台, 静等后人的追忆与怀念。

参考文献

[1]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2]王三庆.上梁文体之流变研究.宋代文学之会通与流变——〈近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一.新文丰出版公司, 2007.

[3]张慕华, 朱迎平.上梁文文体考源.寻根, 2007 (5) .

[4]张慕华.符号学视野下的上梁文化研究.文化遗产, 2010 (2) .

[5]袁银传.析中国传统村落社会小农意识的生成土壤.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2 (6) .

[6]刘永佶.小农意识初探 (中) .社会科学论坛, 1997 (1) .

水泊梁山的大同思想 篇9

在中国思想史上, 士大夫的社会理想偏重于政治伦理, 农民的社会理想则偏重于经济伦理, 水泊梁山则是这两种社会理想撞击交融的结核。它在经济上实行了军事共产的原则, 并由此生发出新道德的因素, 但总体上仍然以传统的纲常伦理体系作为观念认知的基础;如果说在义的理解和实践中尚且表现了新旧观念的二重性, 对于忠、孝等道德范畴则更具有沿袭传统意义的唯一性。在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名著《乌托邦》和《太阳城》的比较中, 它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改良而非革命性的转换。它表明封建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已经侵蚀农民的理想, 成为社会的共识。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凭借旧的道德观念体系以进行富有新质的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并想获致成功和胜利,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想象力和高度创造力的民族。对于理想世界和理想境界的想象、构筑是我们民族创造性心理的重要内容。这种社会理想的构筑, 可以《礼记·礼运》的所谓大同世界为典范: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和等级, 没有剥削和压迫, 生产资料公有, 人人努力劳动、平等互助的社会, 它不仅是上古中国的理想国, 而且也是古代中国关于社会理想构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古代先贤似乎对社会理想的描绘有一种特别的兴趣, 甚至可以说人各有其模型和蓝图, 但无论是士大夫文化还是大众文化, 就其一般性的社会理想而言, 无不与“大同世界”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

作为士大夫文化的理想社会, 其建构显然偏重于政治伦理, 主要表现为个性的自由、经济的平等、政治的清明等。如庄子的丰富想象意在“无为”思想的艺术传达, 屈原的出入天地则旨在政治窳败的现实逆转。《论语·侍坐章》中曾皙的向往:暮春之时, 春装着身, 成年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沐浴于沂水, 迎风于舞雩, 然后唱着歌归去, 引起了孔子的慨叹:“吾与点也。”这里虽然强调的只是个体人格的充分自由, 但作为一种理想和向往, 也具有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意义。孔子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 与个性充分自由的境界和大同世界的境界, 三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性应是完满的、自由的, 人格应是全面的、发展的, 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 应当在探索、把握、驾驭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过程中达到身与心自觉、自由发展的人生境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世外桃园:“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 男女衣着, 悉如外人;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这种社会理想模式, 明显地体现了自耕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时代特征: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相命肆农耕, 日入从所憩”;以男耕女织为基本形态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 成为封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 “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它与外在世俗社会的根本差异, 则在于“俎豆犹古法”和“秋熟靡王税”的理想性, 即遵循古制, 蠲免租税。进一步讲, 它大胆摒弃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统治机构 (赋税在本质上是统治机构的财政基础) , 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主要凭借古老的道德传统和习惯, 即借助于“风俗的统治”来维系和评判。然而它已历史地改换了财产公有这一大同世界的本质特征, 表现了大同世界与道家“小国寡民”的改进型折衷合流。南宋时康与之的空想社会主义, 在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在《昨梦录》中设想了一个社会安宁、民风淳朴的理想国:“此间居民虽异姓, 然皆信厚和睦, 同气不若, ……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之属, 皆不私藏, 与众均之, ……金珠、锦绣、珍异等物, 在此俱无用, 且起争端。……有绮谷、珠玑之属, 众共焚之。所享者, 惟米薪、鱼肉、蔬果, 此属不阙也。惟计口授地, 以耕以蚕, 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这个空想十分奇特:生活资料公有, 但生产资料却私有 (其中牛畜属公有)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但严禁奢侈日用品的采用和普及;社会财富明显增加, 但古代中国最一般的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货币认识和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 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耕者有其田的农业传统理想, 男耕女织自食其力的农民天然权利, 一以贯之。与桃花源相比, 康与之的理想社会更表现出恪守传统农耕范式、抵御商业经济影响的顽强努力。

作为大众文化主体的农民意识, 他们的理想社会更偏重于经济伦理, 主要表现为财产公有和等级的废除。由于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文化垄断, 农民理想的表达只能借助于具有猛烈冲击力的暴力行为, 在起义和革命中方较为清晰而粗呈梗概地显现出发展的轨迹。汉末农民起义以道教的万年“太平”为纲领, “太者, 大也;言其积大如天, 无有大如天者。平者, 言治。太平均, 凡事悉治, 无复不平”。体现了消除社会不平、废除等级特权、要求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思想。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 第一次把“平均”作为一面革命的旗帜。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均贫富”为号召, 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等贵贱”的新内容。总之, 在明末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提出“贵贱均田”和“均田免粮”的历史性革命纲领之前, 农民阶级还只是从现实的自我感性体验出发, 以分散的个体农民必然自发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武器, 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富人财产的剥夺均分、集中在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和消费上, 即如恩格斯所说的, 还只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 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农民并没有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生产, 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造成封建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于土地的分配不均, 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历史上士大夫文化的理想构筑是他们现实政治伦理建设的企求目标, 实际上从未实现过也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历次农民起义如迅雷闪电, 释放巨大能量后也很快消失在漫漫的夜幕之中, 但是, 两种文化的交融和撞击, 在《水浒传》中构筑了农民的理想王国——水泊梁山。它成为以往一个历史阶段具有系统性和总结性意义的文化结核。

与黑暗的封建腐败统治形成鲜明的对照, 水泊梁山是一块光明的理想天地。在这里, 不存在以等级特权为标志的贵贱贫富的差异, 大家互为兄弟;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大秤分金, 小秤分银, 生活资料免费供给, 不存在财产私有和分配不均;以任何手段和途径占有的私人财产都抹去了原有印记, 重新贴上了军事共产的标签, 财产公有, 共同消费, 已成为最基本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原则。英雄豪杰们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 历代农民所能想象的美好愿望, 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实现:

八方共域, 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 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 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 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 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王神孙, 富豪将吏, 并三教九流, 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手, 都一般哥弟相称, 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 捉对夫妻, 与叔侄郎舅, 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家, 皆一样的酒筵欢乐, 无问亲疏。或精灵, 或粗卤, 或村朴, 或风流, 何曾相碍, 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 或刀枪, 或奔驰, 或偷骗, 各有偏长, 真是随才器使。政治上平等, 经济上平均, 各秉所长, 各尽所能, 尽管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但作为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个环节, 正体现和反映了当时农民对于未来理想世界的美好憧憬;作者施耐庵在此所表现的巨大热情、过人胆识和杰出才华, 使得六百年后的我们也由衷敬佩。

然而, 梁山泊这块光明的天地仍笼盖着危机的阴影。起义农民鲜明地反对封建政治统治的黑暗和腐败, 但在道德领域却在总体上规矩于封建的伦理纲常。诚然, 这其中不乏新道德的因素, 如称不劳而获的财富为不义之财, 而剥夺这些剥夺者的财物便是正义行为, 这样智夺生辰纲的英雄合谋即是“七星聚义”, 四十回是“英雄小聚义”, 英雄排座次更是“上天显应, 合当聚义”, 这里的“义”体现了被压迫者和被欺辱者的相互帮助与扶持, 同反抗性的思想和行为紧密相联系。但“义”又具有维系起义农民内部组织结构和思想认知的意义, 成为调节起义将领之间关系的道德行为准则。具有鲜明农民阶级特质的行为规范被认同于与宗法等级秩序相联系的孝悌道德伦理。“义只是知事亲如此孝, 事长如此弟”, “知得事亲不可不孝, 事长不可不弟, 是为义之本”。在这种宗法等级观念的基础上, 起义军自发产生的富有反抗意义的“义”, 不自觉地衍化在社会一般性的道德规范之中了。过去人们曾注意到小说中义气的狭隘性, 其实这正是消融阶级对抗性的宗法道德观念的必然产物;过去人们多以武松为例, 分析个人恩仇的矛盾表现, 其实这一矛盾普遍地存在于整个理想王国。李逵听说宋江强娶民女, 怒发冲冠, 扯碎杏黄旗, 抡斧径奔宋江而来, 要杀了这个贪色的不义之徒;但又惟宋江是从, 每每称道:“哥哥剐我也不怨, 杀我也不恨。除了他, 天也不怕!”“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 便由他杀了罢。”当宋江毒其致死, 还要归柩楚州, “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生死不能冲决和超越的事长之悌的道义, 在这里发挥着根本性的效用。所以, 国外有的学者从中国英雄侠义的传统这一方面研讨、分析《水浒传》, 应当说这也不失为对这部小说本质的一种认知和把握。

如果说梁山起义农民对于“义”的理解和实践还具有二重性, 那么他们对于忠、孝等道德范畴的理解和实践似乎更具有单向递进的唯一性。出于义, 大家还可以举起刀枪闹革命, 甚至可以迸发出“杀去东京, 夺了鸟位”一类光耀千古的思想火花;但出于忠孝, 便只能恪守作为一个臣与子的义务和责任了。宋江带领一批倒戈反正的将领由清风山去梁山, 石将军村店寄书, 言道父亡停丧, 专候迁葬, 便撇下众人独自奔丧去了。从小说的结构来看, 固然存有联系更多的人物与故事汇集梁山的作用, 但宋江当初恐怕并未思虑得如此久远, 主要还是表现孝子的事亲之爱。请注意, “孝义黑三郎”这顶桂冠上最夺目的光彩首先是“孝”, 其次才是“义”。相对于起义农民内部同志加兄弟的深情厚义, 体现“父为子纲”的封建宗法道德的“孝”更为重要。进一步说, 封建社会事父之孝与事君之忠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封建家长制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奠定了社会性的广泛基础, 封建王权则成为封建父权的一种必然膨胀, 如同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 皇帝的每一位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夫孝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 ……故以孝事君则忠, 以敬事长则顺, 忠顺不失, 以事其上, 然后能保其爵禄, 而守其祭祀。”朱熹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于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 故顺可移于长:便是本。”既然事兄之悌、事父之孝、事君之忠是为人立身的根本, 而忠君顺长又是纲常伦理的核心和最高境界, 则“忠”就不仅是维系“君为臣纲”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 而且是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原则和最终归宿。仅从这一点来看水泊梁山这一农民的理想王国, 它的生存危机就已十分显明了。在九天玄女授予宋江的起义纲领中, 便已经预伏了这种危机:“汝可替天行道, 为主全忠仗义, 为臣辅国安民, 去邪归正。”也就是说, 当封建帝王被蒙蔽时, 你可以替天行道, 行侠仗义, 暂时做个山大王, 但不可利令智昏, 忘却忠孝;一旦帝王悔悟, 你便要改邪归正, 听从调遣, 去辅国安民, 梁山农民起义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正是玄女娘娘法旨的具体体现。袁无涯夹批“数语是一部作传根本”, 可谓慧眼独具。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 是基于对社会时局的如此认识:“今皇上至圣至明, 只被奸臣闭塞, 暂时昏昧”;是基于对人生价值的如此判断:“博得个封妻荫子, 久后青史留得一个好名”;是基于他对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系统的总体认同:“宁可朝廷负我, 我忠心不负朝廷。”所谓忠, 朱熹认为实质在于言也”, “尽己只是尽自家之心, 不要有一毫不尽”。宋江对于封建朝廷和君主专制忠义兼备, 李贽因此屡屡以为宋江“有些道学气味”, 确是一语中的。

水泊梁山是古代中国乌托邦理想的另一种范式, 较之西方的乌托邦, 如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同与异都十分显明。同为伟大的空想家提出的思想, 都主张建立公有制的社会模式, 连地理位置都同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作为美好的社会理想, 没有私有财产, 没有阶级和等级, 全部财富归社会所有, 生产和分配由社会统一组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财产公有限定在社会一个等级中的设想, 陶渊明“小国寡民”而宁静恬淡的世外桃园, 在此都得以创造性的转换。相异之处主要有二:首先、西方的乌托邦十分注重发展生产, 尤其是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内容极为丰富, 如城市建设、卫生教育、婚姻生育、学术研究、法律制度、社交生活、军事战争等等, 显示出全方位的伟大社会变革。而水泊梁山的社会模式则单纯而简炼:消费资料和公有财产的主要来源并不在于社会生产, 而在于平均思想指导下的劫富夺豪;社会生活的天平极度倾斜于军事战争, 其余似乎无暇顾及, 乃至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这一巨大的差异当然是时代的产物。作为“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工作”, 《乌托邦》和《太阳城》标志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 水泊梁山仍立足于封建的生产关系, 并不以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整个上层建筑的伟大革命为己任, 而是旨在反对特定意义上的封建王朝的残酷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 并设想以美好的统治集团 (其中可以包括幡然悔悟的专制君主, 甚至可继续维护其统治) 和理想的分配方式 (即实物的平均分配) 替代之。其次、在《乌托邦》和《太阳城》中, 社会的伦理道德只是儿童科学教育中的一个内容, 既然财物私有已被公认为是社会的万恶之源, 全民的共同富裕和自由发展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兼之民主和法律的保护, 人的道德自律已成为理性的自由。而在水泊梁山, 如上所述, 封建的义理道德已普及深入, 成为维系起义农民内部关系的精神支柱, 已经具有了这个理想王国社会调节系统的机制和功能。法律苍白无力, 法官形同虚设。

论辛弃疾的《新居上梁文》 篇10

上梁是建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它代表着建筑工程即将顺利完工投入使用, 故凡重大建筑人们都要选择吉日举行隆重的上梁仪式。而上梁文就是专门服务于上梁仪式的文体, 它的本质是为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祝福, 是创作主体自身情感和精神倾向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对于这种文体, 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有详细界说: “上梁文者, 工师上梁之致语也。世俗营构宫事, 必择吉时上梁, 亲宾裹面杂他物称庆, 而因以犒匠人。于是匠人之长, 以面抛梁而诵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俪语, 而中陈六诗, 诗各三句, 以按四方上下, 盖俗体也。”[1]然而, “论此体者, 多不能穷源, ”[2]上梁文“不知始于何时, 宋以后此体屡见, 杨诚斋、王介甫集中皆有之。”[3]可见, 宋代之前, 这种文体还未被一般知识分子注意重视。延及宋代, 这种与建筑风俗相关的特殊文体乃大盛, 今存众多的宋人文集中都有上梁文。清代彭元瑞编《宋四六选》, 在众多的四六体裁中, 只选了诏、制、表、启、上梁文、乐语六种。上梁文在宋代诸多骈文体裁中占有一席之地, 并非可有可无。

上梁文不仅大盛于宋代, 其文章规模体制亦定型于宋代。元代陈绎曾在《文章欧冶》之“四六附说”中, 专门介绍了十余种骈文体式, 其中就有“匠人上梁之文”, 按陈氏的解释, 上梁文一般分成四段: “一、破题; 二、颂德; 三、入世; 四、抛陈梁, 东西南北上下诗各三句。”[4]“文用骈语, 皆寓颂祈之意, 实《小雅·斯干》之遗。末附诗, 上、下、东、西、南、北凡六章。每章冠以‘儿郎伟’三字, 亦有不用者。”[3]据此, 及览宋代上梁文, 上梁文文体规格局面大致为“骈文—诗—骈文”的艺术形式。所以, 这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 在体制上由骈文与诗歌两种文体合成, 其结构在古代文体中很有特色。一篇好的上梁文还有很高的艺术性, 不仅读起来音节铿锵, 富有风味, 而且辞藻瑰丽, 属辞比事警策精切, 可以一见作家的才情见识。

建筑物的功能不一、风格多样, 而究其根本却总是有一种“精神情结”凝聚其中, 并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但由于北宋时期的上梁文大都是应制或应命而作, 使用对象多属公益建筑, 故模式化特征较为明显。如在内容格局方面, 大致呈上述的“序引 ( 骈体) —上梁祝辞 ( 诗体) —礼毕祈愿 ( 骈体) ”三段式结构。在运思造语方面, 如序引部分大部分都包括阐明兴建的原因, 赞扬主事者的功业, 称美建材之质地、工匠之技艺、建筑的规模格局等等, 且称美之词多是套语。而礼毕祈愿之辞也多以“伏愿上梁之后”开头, 然后道出所期之祈愿, 内容则不外乎国泰民安、上下安居、子孙蕃盛之类的吉言。但随着上梁文的使用范围的拓展及题咏对象的转变, 如除了公益性的建筑, 增加了私家苑囿中的亭台楼榭、起居室、读书堂乃至于隐居静养的茅屋草庐, 上梁文开始由实用走向抒情, 个性化逐渐凸显。尤其是南渡以后, 时世的变迁, 政局的动荡, 使广大士大夫文人生活经历与精神境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写作的上梁文, 其精神实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本文要探讨的这篇辛弃疾的上梁文, 就是富于时代特征、个性色彩的情感和志趣的典型作品。

辛弃疾出身宦门, 祖辈仕于北宋。靖康之难家乡沦陷, 祖父辛赞: “以族众拙于脱身, 被污虏官。”[5]但其素怀复国之志, 并因此影响和教育辛弃疾, 使他从少年时期就立下杀敌复国的雄心壮志。22岁时的聚众起义, 是他酬志的第一步实践。南归的二十年里, 一方面他不忘恢复之志, 如上奏《美芹十论》和《九议》等; 另一方面在辗转地方时, 他亦因地制宜做了许多利民、便民的实事。然而, 历来政治斗争都是纷争不息的, 这一点在辛弃疾南归的第二个十年体会尤深。1175年, 辛弃疾因平定茶寇有功, 被授予“秘阁修撰”, 其任职也都是方面大员, 这虽表明皇帝对他的信任, 但也使辛弃疾处在政治权力斗争的中心, 因为辛弃疾属于从金邦脱身回归南宋的“归正人”。由于有些“归正人”南归后暗中让金朝来索请回金, 故南宋朝廷对“归正人”多不信任。而且南宋与北宋不同, 用人重南轻北。而辛弃疾身具“归正人”和北人的两重身份, 再加上他个人性格果敢刚正, 非常不适合政治斗争, 他的备受重用肯定触犯了南方士大夫群体的利益, 受到他们的嫉妒和怨恨。而辛弃疾自己对此也有所感, “年来不为众人所容, 故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6]他一边为公尽心尽力, 一边精心策划, 营造自己的小安乐窝, 以作退居之备, 避祸之所。而这篇《新居上梁文》[7]大约作于1181年, 是辛弃疾的带湖新居落成后为其中某一栋而作的, 也是在这一年, 辛弃疾被弹劾落新任, 开始了九年的带湖赋闲生涯。

“百万买宅, 千万买邻。”人生孰若安居之乐; 一年种谷, 十年种木, 君子常有静退之心。久矣倦游, 兹焉卜筑。稼轩居士, 生长西北, 仕宦东南。顷列郎星, 继联卿月。两分帅阃, 三驾使轺。不特风霜之手欲龟, 亦恐名利之发将鹤。欲得置锥之地, 遂营环堵之宫。虽在城邑阛阓之中, 独出车马尘嚣之外。青山屋上, 古木千章; 白水田头, 新荷十顷。亦将东阡西陌, 混渔樵以交欢; 稚子佳人, 共团栾而一笑。梦寐少年之鞍马, 沉酣古人之诗书。虽云富贵逼人, 自觉林泉邀我。望物外逍遥之趣, “吾亦爱吾庐”; 语人间奔竞之流, “卿自用卿法”。始扶修栋, 庸庆抛梁:

抛梁东, 坐看朝暾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 也应忧国愿年丰。

抛梁西, 万里江湖路欲迷。家本秦人真将种, 不妨卖剑买锄犁。

抛梁南, 小山排闼送晴岚。绕林鸟鹊栖枝稳, 一枕熏风睡正酣。

抛梁北, 京路尘昏断消息。人生直合住长沙, 欲击单于老无力。

抛梁上, 虎豹九关名莫向。且须天女散天花, 时至维摩小方丈。

抛梁下, 鸡酒何时入邻舍。只今居士有新巢, 要辑轩窗看多稼。

伏愿上梁之后, 早收尘迹, 自乐余年。鬼神呵禁不祥, 伏腊倍乘自给。座多佳客, 日悦芳樽。

这篇上梁文的序引, 其中有表达作者新居落成的喜悦, 如描写带湖新居周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青山屋上, 古木千章; 白水田头, 新荷十顷。亦将东阡西陌, 混渔樵以交欢; 稚子佳人, 共团栾而一笑。梦寐少年之鞍马, 沉酣古人之诗书。”仿佛置身于此可忘世忘忧。然为何要筑此新居, 逃入山林? 文中亦有叙述, “久矣倦游, 兹焉卜筑。”因为要远离奔竞, 如京路尘暗、虎豹当关, 而自己久经宦海沉浮, 已疲惫不堪, 欲击无力。但“公 ( 辛弃疾) 有英雄之才, 忠义之心, 刚大之气, 所学皆圣贤之事, 朱文公所敬爱, 每以‘股肱王室、经纶天下’奇之”。这样一为英雄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南来的理想志向的, 而观其一生, “笑先生, 三仕三已。”故第一次的退居只是辛弃疾的避祸举措, 乃进中之退。而且, 从上梁祝辞中, 可以看出辛弃疾并非真要归隐忘世。这种在新居落成的喜悦和倦游感的背后隐含着的, 是对国家、对恢复的眷念和种种不情愿: “抛梁东, 坐看朝暾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 也应忧国愿年丰。”“抛梁北, 京路尘昏断消息。人生直合住长沙, 欲击单于老无力。”是对自己左右掣肘和动辄得咎遭遇的牢骚与怨愤: “家本秦人真将种, 不妨卖剑买锄犁。”与稼轩词中“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取东家种树书”的自嘲一致。至于序引中的“静退”和“倦游”之语, 带湖多么优美的风光, 都不过是作者无可奈何的反语和聊以自慰的谐笔而已。这篇上梁文的主旨, 乃在于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和忧国之愤。

北宋中后期, 苏轼《白鹤新居上梁文》首开先河, 借其叙写自己隐居情怀, 为宋代上梁文开辟一条个性化的道路。但大多以抒写人生经历、叙写居隐野趣、展示文人雅志等为主旨, 展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两宋之际政治巨变, 抗战意识的勃兴暂时打断了宋代士大夫追求内在精神的趋势, 一时众多热血之士纷纷呐喊要备战抗战, 以雪靖康之耻, 而辛弃疾就是这一潮流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精神情结”的变化肯定会给文体带来一些突破。辛弃疾的《新居上梁文》, 开篇即以自喟平生、张扬个性的真情独白代替叙讲缘由的陈规俗套, 文中几乎难觅模拟式的颂祷之辞, 不啻为一篇“吟咏情性”的绝妙小品。它为南宋后期的文人居隐上梁文提供了一个范式, 使其呈现出极其鲜明的个性化色彩, 更加注重文人自我情感的抒发和宣泄, 完成了从实用向审美的成功转型。

参考文献

[1][明]吴讷, 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169.

[2][清]王之绩.铁立文起[G]∥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315.

[3]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文体刍言[M].北京:商务印书社, 1910.

[4][元]陈绎曾.文章欧冶[G]∥王水照.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1272.

[5]邓广铭.辛稼轩诗文钞存·美芹十论[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1.

[6]邓广铭.辛稼轩诗文钞存·淳熙己亥谕盗贼劄子[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52.

寻找梁山泊 篇11

历史上是真的有梁山的，不过原名是叫作良山。至于为什么改名，据说是因为西汉时期，梁孝王刘武最喜欢来良山打猎。梁孝王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最得亲妈窦太后的宠爱，常年潜伏在汉景帝身旁，一有机会就准备夺取帝位。无奈汉景帝一辈子非常给力，从不犯错误，梁孝王和窦太后点机会也找不到。最终帝位传与了汉武帝，梁孝王一生郁郁寡欢，便寄情于犬马声色。打猎是他的最爱，而良山则是他最爱的打猎场所。久而久之，良山便因为梁孝王而出名，变成了梁山了。梁山泊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资治通鉴》中：后周显德六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泺，以通青郓之漕。而后在《宋史》中也多次出现，比如：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这里说的“梁山泺”，其实就是梁山泊，可见此地历来就盛产强盗与山贼。

这些足以证明梁山泊确实存在过，那么，这个至少能容纳108条好汉的梁山泊到底有多大呢?按照《水浒传》上说的，梁山泊方圆八百里，那可真不小，湖南最负盛名的洞庭湖也是号称八百里，那么这个“八百里的梁山泊”怎么在《水浒传》面世之前都一直名不见经传呢?

据《邵氏见闻录》里记载：王安石当政时大搞改革，每天全身心地扑在了改革事业当中，他起用了一大批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改革志士，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在政治上投机倒把的小人，比如有个小人见王安石每天都关心山东地区的经济情况，便自以为是地献上了妙计一条，第二天在朝中开会的时候他说：“山东有个地方叫梁山泊，那块地方是八百里水泊，如果把这八百里的水给放掉了，用来改造成八百里良田，那山东地区的经济就妥妥的了。”王安石听后也没有细想，大为惊喜，连连夸赞此人，片刻之后回过神来，便问说：“你这个计划确实不错，但我有一个问题，这八百里的水，要放到哪里去呢?”朝中旁边一个叫刘敏的大臣，此人学富五车，我国最为经典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他就是主要撰写人之一，但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改革，他马上接话讽刺着说“王丞相，这个事情很好办啊，您不如在旁边先挖一个八百里的大坑，把水放到这个大坑里去啊。这不就完美了!”那些反对改革的大臣们一听，纷纷大笑。王安石也只能自嘲地笑笑作罢了。

这个故事背后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不是我们关注的点。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八百里”的梁山泊，按照这个故事的记载，梁山泊在当时确实是有八百里之大。我们还可以找到别的佐证，北宋的大臣苏颂就曾上奏说，梁山泊盛产莲子，所以莲子是当地老百姓的支柱产业，他说到了夏季，当地的百姓们都“锤取莲子，货与莲子行”，然后运送到县城里去卖，一天就有一百多辆车的产量。到了北宋末期，金国南侵，当地百姓还在渔民张荣的领导下起义抗金，时不时地主动出击攻打金军，虽然金军控制着梁山水泊，当时由于梁山泊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随扑随起的根据地。

后来黄河的水回流故道，梁山泊就开始逐渐萎缩了。到了金朝，根据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的记载，梁山泊这里多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恣意种之”，官府也忙着准备屯田。这倒是真的实现了王安石当年的愿望了。到了明朝之后，政府对黄河进一步整理，导致梁山泊的面积更是大大缩小，根据明朝景泰年间(1450年前后)的记载，这时的梁山泊仅仅只剩下了方圆八十里，到了清朝，梁山泊便已经完全干涸，变成了陆地。这也就难怪所以后世一直有人对梁山泊的存在提出疑问了。

编辑杨明珠

梁山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经验 篇12

1 加强领导, 落实责任

1.1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全县自上而下成立了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 指挥部组建了由畜牧、公安、卫生等部门人员为成员的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治预备队, 坚持统一指挥, 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 确保快速反应, 果断处置。严格执行“政府保密度, 业务部门保质量”的防控工作责任制, 县乡政府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 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纳入重要议程来抓, 县分管领导和乡镇党政一把手经常深入第一线督促检查防疫情况, 畜牧部门始终坚守防控前线, 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确保了我县防控工作顺利完成。

1.2 明确职能部门职责

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 先后制定和完善了防控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小反刍兽疫应急预案, 明确和细化了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 做到了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 充分发挥了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保证了在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时, 相关部门能在最短时间内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1.3 签订责任状

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订防控责任状, 县畜牧兽医局与各乡镇兽医站签订防控责任状。在此基础上, 乡镇兽医站与防疫员、监管兽医与饲养场都签订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书, 在“地方政府负总责, 生产者承担第一责任, 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的防控责任体系下, 县乡领导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纳入重要议程来抓, 各乡镇政府把免疫工作任务分解到每个村, 形成上环扣下环, 环环相连结的防控网络, 保证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2 强化防控措施, 提高防护能力

2.1 做好集中免疫的组织发动

县政府春秋两季分别召开由各乡镇政府分管领导、兽医站站长、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畜牧局中层以上领导参加的专门会议, 县领导具体安排部署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 各乡镇政府都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 制定实施方案, 精心组织, 认真实施, 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2.2 认真做好强制免疫

按照“提高密度、确保质量”的要求, 抓住重点、实破难点, 实行程序化免疫与集中免疫相结合。对规模饲养场实行兽医监管, 按国家推荐的免疫程序实施免疫, 对散养畜禽, 实行政府组织下的集中免疫。在防疫工作中确实做到“五同步, 五不漏” (五同步、即免前诊断免疫注射、发放免疫证、加施免疫耳标和台帐登录;五不漏即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头、头不漏针) , 做到防疫到边、应免尽免。实行耳标、免疫证、免疫档案“三位一体”的免疫标识制度, 免疫动物必须佩戴耳标、填写免疫证、建立免疫档案, 免疫耳标佩戴率要达到100%。进一步规范免疫记录填写和畜禽标识佩戴, 切实做到档案规范、记录齐全、上下对应、免疫可溯。乡镇兽医站对每个养殖户饲养的畜禽都要建立养殖、免疫档案, 养殖户要有免疫证, 记录每次免疫所用疫苗种类和免疫时间, 每头牲畜都要佩戴免疫标识。根据强防要求, 及时调拨强免疫苗, 2014年共调拨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455万m L, 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200万m L, 口蹄疫O-亚洲1型灭活疫苗74万m L,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灭活疫苗138.98万m L,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活疫苗30.51万m L, 保证了防疫疫苗的足量供应。为确保疫苗质量, 及时做好疫苗冷链系统的检修、维护, 保证疫苗在运输、贮存和使用过程中的质量。确保了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

2.3 做好疫情普查和消毒灭源工作

在认真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疫的同时, 认真开展了重大动物疫病的普查和消毒灭源工作, 实行消毒和集中免疫同步进行, 重点加强了对规模饲养场、畜禽交易市场、屠宰加工厂等重点场所的消毒灭源, 确保消毒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 消毒面达到100%。

2.4 强化检疫监督

进一步健全“以检促免, 检免结合”工作运行管理机制。 (1) 实施了兽医监管, 对辖区内的规模饲养场户、养殖小区都明确了监管兽医, 对动物免疫、用药用料、无害化处理等情况实施全面监督。 (2) 落实产地报检制度, 使畜禽养殖、免疫档案管理和动物产地检疫报检实现了有机结合。 (3) 实施了屠宰检疫驻场制度, 严把入场查证验物和屠宰同步检疫。 (4) 落实了“四不准, 一处理”的规定, 从源头上杜绝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和传播。

2.5 加强防疫档案管理工作

按照上级业务部门要求, 建立健全免疫档案, 实施档案动态管理, 对养殖场户畜禽存栏、出栏及免疫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做好免疫用疫苗种类、生产厂家、生产批号等记录。做到乡镇畜牧兽医站、村级动物防疫员、养殖场 (户) 有免疫记录, 免疫家畜有二维码标识, 做到免疫记录与畜禽标识相符, 为动物免疫溯源管理提供了依据。

3 做好疫情和免疫抗体监测, 及时进行补免

根据年初制定的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 有效的组织开展监测工作, 认真组织做好主动与被动检测任务, 根据监测结果做好疫情预警预报工作。重点加强种畜禽场、活禽市场、屠宰场、高风险区域及其周围的监测。通过抗体监测, 对全县免疫过程中存在的弱点和不足及时补免, 不给疫病留空档, 有效提高了畜禽保护率。去年县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对全县免疫情况进行了两次检查, 也主要是通过查验抗体水平来判定免疫工作的。

4 做好疫情报告制度建设和日常流行病学调查

建立了县、乡、村、场疫情报告和举报核查制度, 成立了举报核查专家组, 明确了疫情信息报告员和防控信息报告员。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计划, 去年在做好日常流行病学调查的同时, 于5月22~6月8日、11月10月~12月2日进行了动物疫病流行病学专项调查, 对动物健康状况及疫苗临床应用效果进行了调查, 及时了解、掌握疫情状态及免疫情况, 一旦发现可疑病症,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并及时上报。并按时完成监测月报及疫情信息的上报工作。

5 加强督导检查, 确保实效

为了推动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更好地落实国家、省市防控工作安排, 保证工作成效, 我县春秋都分别成立防控工作督导组和防控工作检查验收组。督导组深入各乡镇和村场 (户) 对防控会议贯彻情况、经费落实情况、防疫队伍组织情况、实施方案制定和执行情况等进行多次督导, 检查验收组在春秋两次集中免疫结束后进行检查验收, 验收的成绩列入对乡镇年度工作目标考核成绩, 对全县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