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分开

四个分开（精选5篇）

四个分开 篇1

近30年来,医院改革一直围绕产权制度、客户关爱,沿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把宪法赋予的公益性的医疗事业提供的诊疗服务分为公共产品和基本产品,把病人当成客户,把医疗事业当成产业运作,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管理目标,把企业管理方法不加任何改造用于医疗行业,导致了医疗费用不断提高,医患关系不断恶化,直至发展到今天的医患信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报告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院管理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

1 报告重申了宪法赋予的医疗事业的社会属性

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同属公益性事业,医院属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受国家机关领导,经费主要由国库支出,因此,医疗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现状,政府无力包办,所以政府应鼓励社会参与。但无论何人兴办,凡属非营利性质的医院都应属于事业单位,国有医院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而且国家对社会办的非营利性质的医疗机构在政策上要与国有医院同等对待。

2 医疗系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复杂系统,在管理体制构建上必须实行“政事分开”

建国以来,我国的医疗管理体制是按行政区划建立的,分中央、省、市(地)、县(市)、镇(乡),医院的级别分别为厅(司)、处、科、股级单位,医院的管理干部按国家干部的管理权限由各级政府任命,享受与政府同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医院功能定位按行政区划确定,医院管理制度政府化,区域医疗规划难以实施,医疗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医院管理体制政府化、运行机制僵化,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构建“政事分开”的医院管理体制,把医院按事业单位的规律和特点进行管理,有利于区域医疗规划的实施,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十七大报告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院管理体制指出了方向。

3“管办分开”是为了转变政府职能

“管办分开”是从政府职能转变的层面提出的。近年来政府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把大量的精力用在本属医院管理层面的、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诸如药品招标、顺价作价、控制单张处方金额、药品收支两条线,最近又提出什么“药事费”等一系列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控制措施。而对政府应该管的,按区域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控制医院运行成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医院运行补偿机制显得无能为力。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管办分开”是要求政府职能部门从微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属于医院的管理权限还给医院,政府职能部门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制订并认真实施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医疗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控制医院运行成本,根据医疗系统特点建立以医养医的补偿机制,根据社会多方办医的国情,创造良性竞争氛围,为医护人员行使职业使命创造良好的职业环境。

4“医药分开”是为了切断药品收入和医院利益关系链,从根本上解决看病用药贵

在以药补医的医院运行补偿机制驱动下,我国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占50%以上,在医院临床用药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临床用药所必须的。更重要的是,一些药品的价格背离药物经济学的定价原则,在流通环节上层层加价;医院为了生存发展,极力选用高价药,在这种局面下想治理药品经营腐败是困难的。

十七大报告提出“医药分开”是为了切断药品收入和医院利益关系链,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目前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大力推行“医药分家”,医院医生开方院外药店配药;取消医院药房,实行“药房托管”;开办平价药店,无限制地降低常用药品的零售价格等一系列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举措,即便这些举措全部落实,也不能切断药品收入和医院利益关系链。

首先是,医药自古为一家。医院药剂科不仅根据医院各科临床用药需要,在病情紧要关键时刻即时用药;有些急救药物即便无利可图,药剂科也必须储备;而且医院药剂科的药师还要参与临床诊疗活动指导和监督临床医生用药,向医生、病人提供药物咨询。药剂科的这些职能,院外药店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医药分开”绝不是“医药分家”,医院药剂科永远不能从医院分离出去。

其次是,医药生产、供应带有公益性,但从其社会属性上讲是社会产业,最多也只是自然垄断产业,作为产业经营的目标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国家不可能、也无能力从国库中拿钱来补助药品的生产、供应行业。当政府采取的价格低于运行成本时,他们可以退出市场,政府无权干涉,当前出现的价格低、疗效肯定的常用药断档就是例证。在这样两种不同社会属性的行业都以药品差价利润生存的条件下,政府推行医院开方药店配药的举措,不能切断药品经营利益与医院的关系链。

要真正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精神,解决看病药品贵,必须实行“医药分开”。把医院作为公益性事业管理,建立以医养医的医院运行补偿机制,让医生和病人一起选择用钱少、疗效佳的诊疗方案。医药行业具有一定公益性,政府对药品生产行业按企业生产成本控制出厂价和零售价,按药物经济学原理确定药品生产、引入品种的准入。对于违规者严加惩处,这才是政府应该办的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看病用药贵。

5“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是为了满足社会多阶层人群的医疗需求

作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不复存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社会出现了多种阶层,阶层人群之间经济收入有很大差距。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办的事很多,对国民的医疗费用只能有限承担。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允许开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以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的医疗需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医疗系统纷纷开展“基本医疗”和“特需医疗”。从医学角度,医生在诊疗活动中,所有诊疗措施都以病性为依据,根本不存在“基本”和“特需”。在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下,医院不得不开展诸如专家门诊、特需病房、特需检查、点名手术等“特需医疗”。这对高收入阶层确实得到了满足,而对低收入阶层带来的却是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这种局面不改变,我国国民的医疗保健享受将越来越不公平,我国的医疗卫生将背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目的是把我国的现有医疗资源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要保障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作为国有医院和社会办的非营利性医院应减少“特需”,尽力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提供优良的医疗,应提高“特需”诊疗项目价格,实行高收费。作为政府主管机关应尽快对“营利性”“非营利性”作出可操作性的界定并严格控制,对营利性医疗机构价格放开,照章纳税。把现有的医疗资源首先保障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医疗,确保国民医疗的公平性。

6 讨论

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已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形势,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十七大报告对医疗卫生改革提出了“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其目标是要政府卫生主管机关转变职能,政府站在更高层面做应该做的事,把国家出资办的医院办得更好、管得更好。医院作为政府举办的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按事业单位的特性构建机制灵活、运行通畅的管理体制,为国民提供成本低廉、质量优良的诊疗服务,承担起宪法赋予的使命。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不是政府出钱多少,而是政府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政策。在我国目前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对医疗费用只能是由政府、单位、个人三方分担。我国允许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存在,也鼓励社会兴办非营利性医疗事业机构。面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共存的现实,政府应努力办好国有医院,并通过向国有医院投入资金控制诊疗项目价格水平,保持诊疗项目价格稳定,使人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医药分开”,不是把医院药剂科从医院分出去,更不是医院医生开方社会药店配药,而是切断药品进销差价与医院利益关系链。要实现这个目标,前提是建立起以医补医的补偿机制,使医院医护人员的劳动得到补偿,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由医生和病人合作选择价格低、疗效好的诊疗方案。

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医疗事业属公益性事业。我国国有医院沿着市场化道路,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按产业化管理模式实施管理已走过了3 0年。如果管理理念不转变、管理体制不改革、补偿机制不建立、医院内部管理环境不改变,十七大报告对卫生系统的要求无法实现,政府拿出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国民看病贵看病难。

管办分开的实质是监管与执行分开 篇2

当前, 在医药卫生改革领域, “管办分开”是个热词。新医改文件提出公立医院要管办分开, “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出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管办分开。我认为, 强调“管办分开”, 是因为“管办不分”导致的“监督”缺位。正是“老子管儿子”的时候, 可能有不忍心下手或越俎代庖之弊;在既是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时候, 可能有给自己“加分”之嫌。

何谓“管办分开”?为什么要“管办分开”?这是要研究回答的基本问题。管办分开中的“管”与“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主管”与“举办”分开;另一种是“监管”与“执行”分开。从理论上讲, 第二种含义更加符合实际。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与公立医院均具有社会公益性, 是服务民生的社会组织, 政府出资举办是应当的, 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应当是“监管”而不是“主管”, 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与公立医院应当是具有充分自主权与能够独立履行社会服务职责的事业法人, 而不应当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就是说, 政府是举办者、政策制定者与监管者, 而不能越俎代庖;应切实做到“政社职责分开”, 赋予执行机构充分自主权, 而不是再另设监管机构或者将公益性社会事务进行所谓的“市场外包”。

因此, “管办分开”的要义应当是“监管与执行分开”, 不能“自己执行自己监督”。其核心内涵是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之间的制衡与促进机制, 划清政府、社会、市场的边界, 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建立起自我发展、依法运行的法人执行系统, 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 公立医院要管办分开, 医保经办机构也要管办分开。

四个分开 篇3

一、管理体制与土地集体所有的相互绑定

我国农村产权改革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性,尽管当时改革的萌芽发生在最基层,但那仅仅是为了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当这种创新模式上升到政府层面,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时,政府所考虑的首先还是一个社会稳定问题。面对一个没有私人产权的整体计划经济系统,农村产权改革所选择的土地集体所有只能是一个先于理论的综合甚至妥协的结果。从我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来看,土地集体所有更多地体现的是尚待改革创新的制度短缺。这种短缺不可能通过激进的改革方式解决,而只能依赖渐进主义在社会具备足够承受力的某个时期后实现。

实际上,建国后对私人资本的改造和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解读外,更多的压力来自于由意识形态对立所主导的外部硬约束的存在。从理论和社会理想两个层面,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掠夺之上,面对西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封锁,要生存就只有自力更生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当时摆在新中国政府面前的不容回避的最大难题。如果不集中社会最大的力量和资源发展民族工业,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国际分工中的被动局面和产业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在这种生死存亡的选择面前,新中国政府的国有化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想需要,更多地还是一种自救和自保的必然。

在这种背景下再来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和管理体制,我们就能够理解其金字塔式结构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除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外,这种体制的一个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最有效地集中和调配有限的社会资源,将其用于城市建设和工业积累。具体到农村,土地私有的合作化过程不仅是一个所有权的重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管理体制的自然生成过程。由村社(在当时为“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实际上还有更小的组织“生产小组”)到乡(当时为“公社”)再到县、市(相当于“地区”)和省,这种逐级严密的管理体制在当时体现的不仅是政治管理的需要,而且也是对农村经济管理的需要。除了农村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需要之外,这种以拥有生产要素所有权为基础的合二为一的政治和管理体制拿走了农村经济几乎全部的剩余收益。也正是由于这种集中的制度优势,才实现了如罗森斯坦所谓“大推动理论”式的工业基础的建立。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政府来说,这是唯一的也恰恰是最节约成本的一条工业化之路。当然,正如诸多学人指出的,农业和农民就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要承担者。从激励原则看,劳动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一种社会理想和精神诉求,物质(或收益)激励则很少或几乎没有。从实践来看,农村这种闭环式的简单再生产不可能永远建立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机会主义等自利算计将会逐渐侵蚀掉农民联合生产的积极性。这时候,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也已经难以为继。

但是,面对已经形成的多极管理体制,即使意识形态不存在障碍,我国的农村产权改革也只能走一条折中和渐进的道路。更何况对于当时改革前的城市经济系统而言,农业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来源,这一渠道仍然需要管理体制上的保证。因此,当个别基层出现基于生存极限的体制内突破时,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仅仅是承认和推广了这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并没有从所有权上恢复合作社以前的状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实际与改革前的“三级所有”没有太大本质区别。农民通过家庭经营获得了可预期的更多的农业收益,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基层管理组织(指乡以下)也没有因此受到利益损害。相反,随着城市改革的成功和城市化、市场化的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在新一轮的资源配置浪潮中其地位还不断得到了加强。不考虑政治管理的需要,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力仍然建立在其对土地资源的主导性上。而这种所有权的本质性也就决定了农民在生产上的非稳定预期,加上城市改革所带来的岗位空缺和相应选择权的扩大,农民由家庭承包经营所带来的生产积极性也就逐渐消失了。

由此可见,我国的农村产权改革存在着难以避免的路径依赖和体制“锁定”现象。产权改革前的多极管理体制本身决定和选择了土地集体所有,而时至今日,土地集体所有本身反过来也维系和强化了多极管理体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农村产权改革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对生产力的有限解放,生产关系则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触及。代理者要通过对土地的主导权寻求可能的制度收益,农民则通过短期化经营或土地抛荒实现自己的理性化选择。这样的一种产权安排及其演变过程从源头上就注定了其非市场化特性,农民很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农村产权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怪圈。多极管理体制和土地集体所有之间的相互绑定意味着后者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改革的“盲点”。要简化管理体制,将其转化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公益性或有尝性的非政府组织,就必须切断其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理。如此,农村土地在所有权归属上就至少有两个选择:其一就是农村土地也为国家所有;其二就是像建国初期一样,农村土地归农民家庭所有。

二、农村与城市产权改革的产业特性与要素主导性差异

城市和农村产权改革的共同点也就是任何产业所必需的基本生产要素相同,它们都离不开劳动、土地和资本等。农村产权改革的“锁定”不仅仅来自于体制层面,农业产业和土地要素的特殊性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产业特性实际上是由其主导生产要素决定的。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及其不可移动(或流动)性,决定了农业产业与以资本为主导要素的工业产业的巨大差异。

尽管资本和技术要素在现代化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仍然是土地。这一点在传统粗放经营的农业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因就在于土地在农业生产中是一个活跃性和生产性的要素,这种作用与土地在其他产业(如第二、三产业等)中充当“场地”的作用有天壤之别。换言之,农业产业中的每一个生产主体(劳动)都必须与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够实现生产目的,而在工业、服务业以及知识等第二、三产业中,劳动者只要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就能够实现其工作(或生产)的目的(得到工资收入等),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其生产作用已经隐性化或者可以说资本化了。在以资本(或技术)为主导的城市产业中,政府只需要与企业(实际上是与企业法人)厘清所有权问题。在厘清所有权的过程中,土地这一隐性化的生产要素成了资本自然而然的伴生物。人们除了将其看作国有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外,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对此并无异议。国企改革所谓的资产盘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土地的资本置换。这种转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抓大放小”的过程,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企业对其“场地”的完整产权。“土地”是企业进行生产的必备要素但并不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主导要素,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自企业投产运行后好像与“赖以其上”的土地再没有任何关系。从收益分配来讲,二、三产业的生产特性和城市的集聚消化功能也能够在一个不长的期限内让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体认到绝对福利和相对福利的增加,从而稳定繁荣了城市经济。而对于第一产业的农业而言,其最大的约束条件就在于组织化的困难(这里指企业化经营),这不仅受制于粗放式经营所必然的低利润甚至亏损,而且还主要面对着无法消化和吸收的巨大农业劳动人口,在培育企业化的农场经营和社会稳定面前,稳定肯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不仅是农业产业特性使然,而且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使然。因此,从本质上看,我国的农村产权改革实际上仅仅是在土地集体所有这顶大帽子下的一种经营方式的变革,由过去以“生产队”为主的联合劳动变为以“家庭”为主的个体劳动,在技术和资本含量很低的粗放式经营条件下,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适应了生产力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是有限的,摆脱不了舒尔茨“低效率陷阱”的困境。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个体劳动必须向联合劳动回归,这同样也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产权改革后联合劳动向个体劳动的转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主体农民的劳动效率,但却无法促成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的转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农民对农业产业的主导要素土地没有长期稳定的预期,加上传统农业的利润率低,农民缺乏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动力。而土地的所有者“集体”则更没有向土地进行资本投资的任何积极性。这样,农村产权改革与传统农业的改造成了一对无法绕开的矛盾。

显然,通过行政手段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是不现实的,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当初的农村产权改革。同样,个体劳动也不会在现行的产权结构中自动地向联合劳动回归。因为这种转变和回归过程不仅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与其它产业不同,农业产业的规模化仍然还是一个对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界定问题。在没有内生稳定预期的产权安排下,联合劳动本身所对应的较高生产力也很难培育。没有基于生产过程收益权的土地所有权代理者“集体”和短期化行为的农业生产主体,都无法基于市场原则进行组织和生产活动。对于前者而言,它可以通过寻求和创造寻租空间实现效用最大化;对于后者而言,农业产业和土地要素的特性恰恰在生产范畴上限制了其退出和选择权。

三、寻租后果、“政企分开”与制度重构

从前面两部分的分析来看,我国目前的农地产权安排所处的困境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由于担心土地在将来会被调整(或收回)而不愿意或不敢进行长期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作为对农地享有所有权(也就是最终支配权)的各级政府管理者则不会“真正”关心具体的农业生产经营问题,他们关注的是农地调整过程中所产生的租金问题。正如代理理论所分析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民与管理主体之间不存在激励相容条件。他们之间不存在合力(或合作)的制度约束基础,加上我国这种由计划经济延续而来的具有强大控制力的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农民在农地的最终处置上基本没有任何抗争的权力和习惯。当他们的权利被损害时,并没有一个独力的(或中立的)的制度设计能够为他们主动维权,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上诉”这一条途径。而这个“上诉”对象恰恰是“侵犯”他们权利的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这就形成了一个制度怪圈:管理主体主动“侵犯”农民权利,农民被动“求助”管理主体。这种制度怪圈就只能导致机会主义盛行和大量的“贪渎”出现。的确,如果把我国的产权改革分成三个阶段的话,农村产权改革就是属于“小步子的”“试验性的”“微调的”的第一阶段,城市产权改革则是在农村产权改革基础之上的“比较彻底的”“具有理论和实践突破的”第二阶段。而面对由于城市产权改革所带来的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选择权的急剧膨胀,农村产权改革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已经在所有权代理者的“疯狂寻租”面前成了改革者无法绕开的巨大障碍。这也就意味着我国产权改革的第三阶段已经“被迫”走上议事日程。这个第三阶段不是别的,正是对农村产权的进一步深化改革阶段。当前发生在我国几乎每个角落的土地违法案件以及遍地开花的“小产权房”模式,实际上都是各利益主体随着城市化触角的延伸而“群雄逐鹿”的寻租结果。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重拳屡出,但面对这样一个制度怪圈,其“震慑性”和实际效果可能不大:你不可能将“羊”摆在“老虎”面前而又不让“老虎”吃。这也就是为什么杀了“吃羊”的“老虎”却还有其它“老虎”继续“吃羊”的根本原因。唯一的办法是,你要么将“羊”通过产权改革也改造成“老虎”,老虎吃老虎就没那么容易;要么将“老虎”通过体制改革改造成“羊”,这样只要有“草”,羊和羊就能够相安无事。

正如第二阶段的城市产权改革是在第一阶段的农村产权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所推行的一样,现在到了农村产权改革反过来向城市产权改革学习的时候了,其学习的重点应该放在所有权清晰和政企分开两个方面。这里需要探讨至少三个问题: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单位应该与企业同等看待。长期以来,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中一直没有把家庭承包经营看作是一种企业行为,而事实上它与企业经营的本质相通。只不过家庭承包经营绝大部分所从事的是第一产业,而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经营的产业范围更广。应该说,家庭承包经营是一种没有工商注册的企业化行为,除了特殊的产业政策外(比如说对农业税的免除等),应该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享受平等的权利;二是在农地国家所有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家庭承包经营。既然家庭承包经营实质上是一种企业经营,那么农地的集体所有所带来的代理问题实际上就与改革前的国企一样。正如前文中所分析的,土地是农业产业中的主导性和决定性要素,尽管家庭承包经营已经是农村产权改革的主要成果,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农地)的代理问题。这就有必要将农地收归国有,与国企改革中政府对土地的处理方式类似,并在此基础上明晰政府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的产权关系;三是农地集体所有本质上是一种政企不分的表现。这一点从前文第一部分关于体制“绑定”的探讨中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与国企比较,农村产权改革面对的“婆婆”则更多。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不从体制改革下手是很困难的。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制度重构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农地所有权这个核心问题寻找可能的答案。显然,农地集体所有已经成了农村产权改革一个亟需重新思考的命题。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它成了导致农村经济徘徊不前的主要产权原因。如果我们放弃农地集体所有,那么就只有农地国家所有和农地家庭(个体)所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农地国家所有主要面临的仍然是一个代理权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制度设计去实施监督。我们可以学习城市土地的产权安排经验,但面对生产力相对落后和分散化经营的农业产业现状,其代理设计的复杂程度恐怕要远远大于城市土地。不过,与对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一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思考对农业产业领域的“抓大放小”呢?农地的家庭所有虽然不存在代理方面的问题,但它却面临着最棘手的管理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阻碍。不过,既然国企改革能够成功推进并突破意识形态阻碍,同样是国有资产的农地就为什么不能呢?可见,无论是农地国家所有中的代理设计还是农地家庭所有中的管理体制改革,其共同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改革目前的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这种改革至少有两个方向:一是切断管理者与农地所有权的主导关系;二是减少管理层级。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地级(市级)和乡镇这两个层级就大有重新界定的必要。尤其是乡镇一级,在失去对农地的主导权之后,除了转变职能还可以考虑撤并的问题。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农地集体所有,那么这个“集体”就必须“法人化”,就必须从管理体制中完全剥离开来,转变成一个由农民认可的自发的与农民激励相容的能够被农民监督的“自组织”,而乡镇以上的管理主体不应该具有对农地所有权的任何干预处置权,相反,则应该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力对土地的使用方向(用途)等实施严格的控制和监督。当然,这里仍然存在着至少两方面的制度重构问题:一个仍然是减少管理层级的问题;一个就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出台针对农地使用(用途)等的一系列严格的规划和法律法规。

摘要：我国农村产权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在所有权关系基本不变前提下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调整，它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尽管农村产权改革为后来的城市产权改革提供了社会稳定和实践经验的条件，但由于产权安排的内在矛盾，它却落在了城市产权改革的后面。这种矛盾的一个主要表现就在于管理体制与农地集体所有之间的相互绑定，加上农业的产业特性和主导生产要素的不同，我国农村产权改革已经走到了亟需进一步深化的临界点。与城市产权改革一样，农村产权改革也必须“政企分开”和制度重构。

关键词：农村产权改革,管理体制,土地集体所有,要素差异,政企分开

参考文献

①陈锡文：《中国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天津人民出版，1993年版。

②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医改政策下的医药分开 篇4

一、加强基层医院建设

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基层医院的建设, 在城市大力发展社区医院, 在农村大力发展村级卫生所和乡镇卫生院, 使得小病、多发病、常见病等能够在基层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得到解决, 以减少对大医院和“名医”的需求。

二、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国家投资兴建的公立医院, 应该展现出准公共品的品格, 用比较低廉的价格向低收入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以起到平抑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的作用;医药分开必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医院的收入, 无论是从医生的积极性讲, 还是从医院整体能力的提升上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政府应该进一步的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 不能全盘的把医疗卫生推入市场。政府在允许医院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时, 要掌握适度的原则, 切勿失去对医院的控制, 也切莫管得太死, 方针政策要更加灵活应变。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就会形成一个医生心情舒畅, 药店积极向上, 满足百姓医疗用药需求的富有竞争和效率的医药卫生新局面。

三、建立健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逐步推进全民医保, 最终形成患者看病, 保险公司付费的格局。因为保险公司有能力聘请专家和医院博弈, 改变患者和医院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对称的局面, 防止医院利用这两点索要高价。

四、实行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

由于医院收入结构会由此彻底打破, 主要收入渠道“断流”将严重影响医院长远发展, 因此, 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降低药品、耗材以及检查设备价格, 提高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及技术含量的诊疗技术价格, 扭转当前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此外, 由于基本医疗保障付费特点, 迫使医院降低高值耗材的使用。这些举措都将降低医院药品、检查、高值耗材等在收入中的比例, 加速医疗收入结构调整, 从而提高医院医疗收入含金量。

五、建立广泛的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

当前药品品种太多, 同一种药多家生产, 药的成分一样, 疗效没有太大的差别, 药厂为了销售, 采用利诱医生用药的办法。在利益面前, 一些医生很难洁身自好。药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 对药品的使用推荐、指导, 医生拥有绝对的权威, 没有患者主观上医生让服用哪种药, 而不服用这种药, 这种绝对权威导致了一种偏差。就是一旦让医生参与药品分配, 就会出现趋利性, 医生可能更多地选择高价药和高利润药, 而患者被动地接受。对药品这个特殊的商品, 有这种推荐权的医院不应参与药品的经营。需建立完善的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 一是让有能力的大型医药集团、大型的零售集团接管药房, 让医生的用药推荐和药房的药品流通分开。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推动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兼并重组, 发展统一配送, 实现规模经营;鼓励零售药店发展连锁经营。否则, 不但国家对医院的补贴、对保险的补贴将是个无底洞,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时仍难以彻底解决。

六、合理收取药事服务费, 完善药事服务体系

合理收取药事服务费是减轻患者负担、体现药学服务人员劳动价值及保证医院正常运营的关键之一。药学服务是药学人员利用药学专业知识和工具, 向社会公众提供与药物使用相关的种类服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药学服务要求药学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尽量降低总的医疗费用;二是药学人员应提供安全、有效、经济的治疗药物;三是药学人员应以合法的方式提供药品。药学人员提供药学服务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即为药事服务费, 具体是指医生和医院在向患者提供诊疗服务时, 就向患者提供的合理、安全用药方案加收的一项费用, 也包括药师调配药品及药品在用于患者前的运输储存等物耗成本。根据这个定义, 药事服务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医生向患者提供的合理、安全用药方案的劳动价值;二是药师调配药品的劳动价值;三是药品的运输储存等物耗成本。

七、逐步推进医药分业, 细化医药医疗市场

医药分开的本质应是:医疗专业与药品专业分开;医疗机构与社会药店分开;医生开处方与销售药品分开。实现医生开方, 药店卖药的合理专业分工。医生应以诊断、开方、手术、治疗的医疗行为获得收入, 社会药店应以销售药品和合理用药咨询服务赚取利润, 所以‘医药分开’的实质是医药分业。

医改的目标非常简单, 让穷人能看得起病, 让有钱人能看得好病。看病贵的问题只有通过改善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 单纯通过公立医院的改革很难实现。医药分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要基本消除“看病贵”的问题, 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从长远来看,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将是减轻群众药费负担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张国强, 李治.适应新医改做好医院药事工作的思考[J].东南国防医药, 2010,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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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的思考 篇5

一、评聘分开的含义及其必要性

“评”和“聘”作为两种不同的机制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同时运转, 这是职称改革的新思路。首先评审机制和聘任机制是两种互为前提、互相补充的机制。评审的目的是为准确聘任, 如果没有聘任, 评审就失去意义;同时聘任也必须以评审为前提, 只能在评审出来的有任职资格的人选中择优录用。其次评审机制和聘任机制是两种不同的、同时并存的竞争机制。评审是对学识、才能、业务水平、工作能力、成果业绩的综合评价, 是以“水平”为尺度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全面衡量, 必定选拔一批, 淘汰一批, 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向专业技术的深度发展。聘任是对人才的录用机制, 根据工作需要从有资格的人员中录用一批, 进而淘汰一批, 这是又一次竞争。聘任的竞争促使专业技术人员时刻保持旺盛的斗志, 积极为开创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充分体现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一些人即使水平很高, 但由于身体欠佳, 或其他原因, 不能在岗位上积极为事业的发展作贡献, 就不应当享受上岗待遇, 就应当及时淘汰、解聘。最后评审和聘任是不同权力部门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不同评价。评审是由各专业专家组成的评委会, 对专业技术人员学术水平、科研水平、工作能力的综合评价;聘任是基层单位行政领导的用人权。评审限制了单位领导的用人权, 要求他们在具备相同任职资格条件的人选中择优录用。评审是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 聘任却包括着基层单位领导人的各种感情因素, 人为色彩。聘任是一种双向选择机制, 既有行政领导的用人权、聘任权, 也有专业技术人员的拒聘权。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这种评价机制与聘任机制相分离的评聘分开制度非常有必要。

1、建立评聘分开制度, 将任职资格的评定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相分离, 有利于建立多种激励机制, 便于调动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有利于专业技术队伍的稳定发展。评审是专业技术深度学术水平、业绩成果的竞争, 有利于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向科学技术的深度发展, 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创造性的贡献。聘任制有利于随时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即使水平提高, 不好好干工作照样可以不聘或解聘。

2、建立评聘分开制度, 实行社会化、行业化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 有利于确立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权威性与统一性。在首次职改中出现的所谓的职称贬值, 主要是由于未实行行业化评审, 同一专业性质的任职资格未由同一评价机构评审, 各系统、各部门自行一套, 标准参差不一, 竭力向低水平参照, 从而导致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贬值。

3、建立评聘分开制度实质上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内在的必然要求。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的专业技术工作岗位, 由行政领导在经过评审委员会认定的、符合相应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中聘任或任命, 评审委员会是学术组织, 它主要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进行衡量, 经它评出来的人行政领导不见得全部聘用, 这样就存在着评审与聘任的脱节。为此要先有任职资格, 然后在其中反优聘任, 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内在要求。

4、实施评聘分开制度, 有利于打破“论资排辈”的不良习惯, 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要努力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 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制度, 就是创造这种良好社会环境中的主要环节。可以按实际能力、贡献、水平, 解决在工作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老同志、老专家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问题, 对他们一生的业绩、水平、贡献作出公正的、客观的评价, 让他们能心情舒畅地退居二线, 这样就会空缺出许多一线的专业技术重要岗位, 年轻力壮的同志就可以补上去。

二、评聘分开的几点好处

1、以保证评聘人员的质量。

评资格, 是对被评人员达到某种水平的确认, 如“德、识、能、勤、绩”的认可, 也有一定质量要求, 如组织、协调、思考、决策能力等。

评聘合一, 则上述质量要求的差别, 一般体现不出来, 易出现顾此失彼、忽视某一方面的质量;评聘分开, 使职务“资格”与胜任“职务”得到不同的体现。而且, 在经过严格筛选的人中选择评聘, 自然就保证了质量。

2、可以废除职务终身制。

废除终身制乃是职称改革的目的之一。评聘合一, 决定了任职资格和职务不能分离。要解聘职务, 就得伴以任职资格的取消。但实际上任职资格取消了, 其任职资格 (或某种水平) 依然存在。因此, 与任职资格联系甚密的职务也就难以解聘了, 废除职务终身制就成了一句空话。评聘分开, 由于取消了任职资格与职务间的必然联系, 解聘职务无需取消任职资格, 这使岗位进出渠道易于疏通, 体现了职务终身制的废除。

3、可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竞争意识。

强化竞争意识, 促使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履行职责也是职称改革的目的之一。而评聘合一的客观结果却与此相悖。特别是一些年轻同志, 不可能参与高层次的任职资格的竞争。专业技术人员一旦评聘上某一职务, 尤其是高级职务, 就犹如到达长跑终点, 无需努力, 竞争意识自然消失。若评聘分开, 则任职资格的评定, 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或续聘都存在着竞争。因此, 专业技术人员在激烈的竞争氛围中, 无论是高聘还是低聘, 都不得不尽心尽力地工作, 他们竞争意识必然强化。

三、评聘分开的实施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 是一项艰巨繁杂的工作, 应精心研究、谨慎从事, 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开设职称评定系列, 确保职称评定质量。

专业技术职称不仅有知识性、专业性, 而且有严肃性、法规性。因此, 职称系列的开设应由国家审查和控制, 成熟一个, 批准一个。不仅要看其是否有雄厚的基础知识, 系统的专业理论, 而且要看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前景。在严格开设职称系列的同时, 制定明确的考核评定标准和办法, 确保评定质量, 防止出现范围不清, 标准不明, 人人要职称的局面。

2、加强宏观比例限额控制。

职称评定是根据条件标准进行考核确定, 不受指标数额限制。但作为专业技术职务, 则受其比例结构岗位设置的限制。在目前进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中, 国家根据各部门的人才状况、工作任务统一下达专业技术职务宏观控制指标。这一作法在实行评聘分开工作中尤为重要。第一, 国家根据我国的科技发展规划及各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统筹分配专业职务数额, 控制和调整各部门各地区的人才分布结构和比例, 保证重点部门用人。第二, 通过下达宏观控制指标, 要求各单位在比例限额内设置岗位, 利于建立岗位责任制, 防止因人设岗等现象发生。

3、加强职务职称分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