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

啃老（精选7篇）

啃老 篇1

摘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 造成“啃老族”的因素有三。首先, 中国文化的家族一体意识把父母和孩子各自对生命的责任捆绑在一起, 难辨你我;其次, 传宗接代的思想使结婚和生养后代成为父母和孩子共同的需要和义务;第三, 父义、母慈的道德价值促使中国父母对孩子保护和关爱过度, 阻碍了孩子培养独立解决困难的意识、应对挑战的勇气、对自己生命的自主精神。中国父母的爱需要在感性和理性这两个特征之间取得平衡, 前者是温柔的、无条件的, 而后者是智慧的、有节制的。识别中国“啃老族”产生的深层文化动因, 并自觉消解文化传统对人的束缚不失为帮助“啃老族”迈向独立自主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啃老族”,家族一体,传宗接代,独立性,责任感

引言

“NEET”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 当时人们用这个词来指年龄在16—24岁之间 (尤其是16—18岁之间) 、无职业、不在读也不在接受职业培训的年轻人, 用英语来表述就是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缩写为“NEET”。[1]在法国, 这一类人被称为“袋鼠族”, 该称谓首次出现在1998年法国时政杂志《快报》上[2]。无独有偶, 中国近几十年来也出现了类似于“NEET”的“啃老族”, 但笔者认为, 中国文化下的“啃老族”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具有工作能力但不工作, 完全依靠父母支付自己所有生活费用的子女, 第二类是虽有工作, 但仍然从父母那里获得部分或者全部生活、租房、购房以及结婚等费用的子女。第一类子女可能未婚, 与父母同住, 而第二类子女则可能独居或者已婚。

徐安琪在2004年对上海徐汇区746户人家的调查结果显示, (1) 1/3以上有男孩的家长认为父母应全力帮助儿子解决住房的费用, 无男孩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负担女儿的住房费用; (2) 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用房付出了3万—50万的成本; (3) 在88位不在读的未婚子女中, 只有48%的儿子和42%的女儿自信他们无需依赖父母, 自己有能力承担结婚、买房等费用, 但仍有62%的儿子和37%的女儿认为结婚时父母会在费用上资助自己; (4) 不在读的未婚子女中85%的人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其中除了租房/购房费外, 最高的费用是在家吃饭 (年均4 000元) , 加上服装、手机上网以及零用钱等, 每年人均仍要父母支出14 000多元[3]。

200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江中联在他的提案中指出:“新失业群体”数量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4]。这一失业现实很有可能加大中国父母对已成年子女的经济负担, 从而使更多的人加入“啃老族”的队伍。

英国的“NEET”主要指16—24岁之间, 尤其是16—18岁之间的年轻人, 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 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 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2]171。此外, 徐安琪的调查结果也表明, 中国的“啃老族”的年龄范围不仅仅限于16—24岁之间, 这意味着, 中国的“啃老族”人数可能远远大于英国的“NEET”族。是什么原因催生了“啃老族”?为什么中国的“啃老”问题会日趋严重?我们将在下一节探究这些问题。

一、“啃老族”产生的社会文化动因

中国“啃老族”形成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包括市场经济变化的因素、人才需求与学校专业设置之间的脱节、个人对职业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家庭教育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 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探究中国社会文化 (尤其是家庭文化) 对“啃老族”现象的影响。

在我们讨论中国文化对“啃老族”形成的影响之前, 我们需要界定文化的概念。广义的文化泛指“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 它包括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指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 及对人类具有积极意义的技术成果”[5]156。本文中的文化主要指的是精神和理念层面的内容, 它们不仅影响着个人的行为方式, 也规定了家庭成员的责任、义务、价值观、相处方式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等。

(一) 家族一体意识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家族或宗族制, 一个人与其大家庭中的父母、手足以及舅舅、伯父、叔叔、婶婶、堂兄弟妹、表兄姐妹等构成一个庞大的人际互动体系, 家族成员之间因为血缘的纽带关系而彼此照应和帮助。而且, 这种亲情的联系不仅仅限于家庭内部事务的处理上, 而且还会扩大到社会政治、管理和经济的层面。在政治和管理上, 一个当权者往往会把自己的亲人安插到自己所属的部门, 或者委托朋友给自己的亲戚安排职位, 以便这些亲戚获得某种照应和利益;在经济上, 则可能形成家族企业或公司。这种血亲关系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催生了一种“家族一体”的集体主义文化: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生死与共、利益同享的关系, 一个家庭成员的事就是大家的事, 因此, 家族越大, 该家族所汇聚的力量也大, 其地位和影响也就越大。龚小平指出, “中国家庭文化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 仅把人看作家庭的一分子, 是他所属家庭关系的派生物, 他的价值因家庭而存在并借此体现, 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家庭。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社会结构形式决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存在首先依存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他在家庭中享有某种家之外无法得到的安全、连续和持久的地位, 于是他被固定在这个关系网上, 在这里满足自己的一切社会性需要, 也履行各种必不可少的义务”[6]8。

虽然, 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 中国家族的人数在急剧减少, 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正在日益缩小为由3人或4人构成的小家, 但是, 传统文化中“利益与共的家族一体意识”仍然存在。家庭成员之间患难与共、相互帮助的意识虽有积极的意义, 但却产生了一个反作用力:那就是在无形中阻碍了中国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责任感的发展。当一个中国孩子遇到工作上的某种困难或挫折, 或者不想辛苦挣钱养活自己的时候, 他就寻求家庭的庇护, 依赖于父母或亲人的帮助。而其父母或亲人也认为给予孩子经济上的支助是他们当尽的义务, 如果他们拒绝帮助孩子, 那么就会因为没有遵循文化规约行事而感到不安与歉疚。而孩子也往往会认为这样的父母或亲人冷酷、缺少亲情和关切之心, 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从亲密发展到疏远, 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因此, 尽管孩子长期的依赖也会使父母或长辈因不堪重负而产生怨言, 但是他们通常不会毅然中断对孩子的经济支持。

与此相反, 西方文化却强调个体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鼓励个人发挥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他们认为, 依靠父母或者他人养活自己是无能的表现, 有损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人格。在西方文化中, 一个人“能招请整个世界的人来庆祝自己的幸福, 但不能让其家庭和亲友分担他的不幸”[6]109。这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个体强烈的自主、自立和担当意识。因此, 西方的父母相信并且期待孩子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独立直面困难、应对挑战。西方的父母不仅不为成年的孩子包办家务, 也不会专职或长期承担照顾第三代的责任。

可见, 在中国的家庭中, 父母和成年孩子的责任是捆绑为一体的, 而在西方文化中, 父母和成年孩子的责任是分离的。这种责任共担的家庭文化成为中国孩子躲避困难和啃老的“温床”。中、西文化对父母和孩子的责任的不同观念和意识可以用图1、图2表示。

(二) 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

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中国的孝文化把一个人不娶妻生子、从而使家族的香火断绝视为“三不孝”之一。在中国历史上, 男权社会是主导的社会政治形态, 因此, 不孝行为主要指男性不结婚从而无子嗣。但是,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家族血脉传承的重视。今天, 生活在都市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把儿子视为香火的唯一传承人, 他们对女儿也同样珍爱。出于对家族生命延续的责任感, 中国的父母总是极力主张孩子在成年后尽早结婚生子, 以期在自己百年归天之前, 能够看到家族后代的繁盛。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 中国的父母往往为孩子的婚礼以及组建家庭的费用买单, 甚至在成年孩子不能养活自己的情况下, 也鼓励他们早育, 这势必使一些父母不仅要承担孩子的生活费用, 而且还兼养第三代。

与此不同的是, 西方文化中没有传承家族血脉的观念。纪伯伦在《先知》一书中写道:“你们的孩子, 都不是你们的孩子, 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你们而来, 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和你们同在, 却不属于你们。……你们是弓, 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7]可见, 西方的父母生养孩子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家族的繁衍, 他们认为宇宙这个“大生命”把儿女托付给自己教养, 父母的角色是“弓”, 其责任是为了让孩子像箭一样地迈向生命完善的目标, 释放自身的潜能。所以, 西方孩子对家族繁衍的责任感远比中国孩子的淡薄, 西方的孩子们是否结婚、是否生养后代需由他们自己决定, 不必考虑繁衍后代的责任。西方的父母通常不会因为要鼓励孩子早婚早育而承担孩子的婚礼以及婚后的生活开支。

(三) 感性的爱过度, 理性的爱不足

中国人的道德价值以仁、义、礼、智、信, 以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核心内容, 而西方却以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为主要的道德价值追求[5]。对比中西方的道德价值观,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突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关系, 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社会成员之间都讲求仁爱, 看重的是人际的互助与扶持。在这种道德价值的熏陶下, 中国的父母把对孩子的慈爱发挥到极致, 把孩子置于自己的双翼之下, 百般呵护, 看到孩子摔倒了, 中国的父母往往立即把孩子扶起来, 生怕孩子经受任何的风雨与挫折, 甚至当孩子成年以后, 还替孩子洗衣做饭、支付账单, 帮孩子选择所学的专业, 通过朋友或亲戚为孩子谋求职位等等。可见, 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种非常感性的爱, 缺乏理性和智慧, 一味地追求付出, 却滋长了孩子的惰性和依赖性, 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和独立的人格。在古代, 父义、母慈、子孝规定了中国父母和孩子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它在中国家庭成员之间建构了一种平衡和相互制约的责任与道德体系:父母爱护孩子, 孩子对父母竭尽奉养之孝道。但在今天的中国, 父母的慈爱过度, 而孩子对父母的孝心不足, 因此, 父母与子女的责任与义务出现了不平衡和断裂, 这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思考的问题。

与此不同的是, 在四种美德中, 智慧被西方文化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智慧的基础和前提是理性, 因此, 西方人更多地从理智的角度来审视人际关系, 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所以, 家庭成员之间的爱也具有浓郁的理性成分。因此, 西方的父母看到孩子摔倒了, 往往会鼓励孩子自己爬起来, 而且他们很早就让孩子做兼职、分担家务、去吃苦、去周游世界、去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和能力。可见, 他们爱孩子的方式是理性地帮助孩子发展其天生的潜能, 比如创造力、想象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性、责任感等, 使孩子成为独立、自主、自足的人, 而不是把孩子放在温室里加以保护。因此, 西方的成年孩子在困难面前往往体现出勇敢面对和担当的精神, 很少退回到家庭中寻求庇护。

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认为,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家族一体意识把父母和孩子对各自生命的责任捆绑在一起, 难辨你我;传宗接代的思想也让父母把孩子的结婚和生养后代的事视为自己的需要和义务的一部分。此外, 父义、母慈的道德价值促使中国父母对孩子保护和关爱过度, 剥夺了孩子们发展独立解决困难的意识、应对挑战的勇气、对自己生命的责任精神。这些因素成为中国的“啃老族”产生的深层的文化动因。因此, 中国父母的爱需要在感性和理性这两个特征之间取得平衡, 前者是温柔的、无条件的, 而后者是智慧的、有节制的, 如果父母只是感性地表达对孩子的爱, 则可能扼杀孩子天生的潜能, 阻碍孩子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参考文献

[1]http://en.wikipedia.org/wiki/NEET

[2]张科.“啃老族”的形成原因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 2008, (9) :171-174.

[3]徐安琪.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J].青年研究, 2004, (12) :1-8.

[4]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qkjc/txt/2005-06/30/content_5903369.htm

[5]顾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6]龚小萍.中美家庭文化的比较与审视[J].电影评介, 2007, (20) .

[7]Kahlil Gibran.The Prophet.Hertfordshire[M].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8.

啃老 篇2

5啃老、自力更生、奋斗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is picture aims at revealing a current social problem : the number of parents-dependants is growing.In the picture, the ageing parents, sweating all over, are still serving as the ATM(Automatic Teller Machine)for their grown-up son who, however, is taking all this for granted.It is now increasingly common for the young to depend on their parents because they are unable to support themselves even though they have grown up.Numerous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phenomenon.On the one hand, the young generation has been too spoiled by their parents to be strong enough to confront the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On the other hand, more and more parents, afraid that their beloved children may be frustrated by the pressure and strain from the competitive world, are more than willing to exert all their energies to help them.In addition, the modern world is becoming far more competitive than people could bear.It is obvious that the young generation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their parents who have already made painstaking effective measure must be taken to avoid this trend.First of all, a positive mental guidance must be popularized among young people to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striving for a better life all by themselves and of relieving their parents of the heavy burden.Secondly , an educational campaign must be launched to help the young to be self-dependent and get away from too much stress.

中国的“啃老族” 篇3

“啃老族”的由来与现状

“啃老族”在我国是个新名词，也是个舶来品。它的前身是法国的“袋鼠族”，最早出现在1998年法国的《快报》上，比喻大学毕业以后，到了就业年龄，却以薪金太少为由躲避工作，仍旧依赖父母过活的年轻人。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东方的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等地，“啃老”、“傍老”也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此类人又被冠以“NEET族”的称号。“NEET”一词(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发源自英国，专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由此可见，“NEET”所体现的内涵就是长大不成人，仍然依赖父母生活。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出现的快速转型和急剧变迁，我国“啃老族”的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分布的年龄范围更加广泛。根据中国老龄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高达30％的成年人基本依靠父母的供养。如果环顾周围，我们就会发现身边的“啃老族”并不鲜见，而媒体、报纸、网络上有关“啃老族”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当时我国15～29岁青少年人口有31494．5万人，其中尚未就业便开始失业或者在就业与失业之间不断游走、经济上完全依赖或半依赖父母的“啃老族”竟然有1152．7万人，占15～29岁青少年人口的3．66％，接近一个北京市的总人口。也就是说，每100个15—29岁的青年人中就有近4人是“啃老族”。城市中“啃老族”的比例高于农村，61．4％的“啃老族”集中在城市，有707．3万人，占城市中15～29岁青少年人口的5．36％，其余38．6％的“啃老族”分布在农村，有445．5万人，占农村中15～29岁青少年人口的2．43％。以上的统计数据虽然反映的是五六年前的情况，但若从就业竞争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目前“NEET”的数量以及比例可能会更高。

另外，也有人对目前“啃老族”的类型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样的年轻人主要包括7类：第一类是低学历没技术的青年，由于收入偏低而不愿就业：第二类是期望值过高的部分大学生，工作待遇与期望值相去甚远，因此放弃择业I第三类是被解雇后，不愿再就业的，第四类是无法适应工作环境或人际关系，自己辞职的I第五类是创业欲望强烈、不愿给别人打工的创业幻想型失业者，第六类是习惯性变换工作的失业者，最后一类便是“小皇帝”型年轻不就业族，一个名副其实的“袋鼠族”。

“NEET”缘何“啃老”?

我国“啃老族”的形成有其社会、历史、现实和自身等方面的原因。

1．怕苦的心态

“太辛苦”、“太累”几乎是所有“啃老族”拒绝工作的原因。大多数的“啃老族”都出生在1980年以后，曾一度被称作“小皇帝”、“小太阳”，他们是在父辈祖辈百般呵护、没有经历过风雨的“温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社会适应能力差，缺乏吃苦精神，但同时他们又拥有很强的自尊心、非常高的自我期望，对不符合理想的工作不屑一顾。他们缺乏社会责任感，认为父母养自己天经地义，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

“啃老族”怕吃苦的最突出表现是他们的就业期望、自身能力和社会需求三者存在巨大差距。“啃老族”们执迷于“干活少、拿钱多、社会地位高’的工作，而自身往往学历低、缺乏专业技术、社会适应能力差。

2．无奈的现实

现如今，全社会都面临就业难的问题，学历、户籍、技能、工作经验、社会背景等等无一不成为求职时的重重障碍，面对残酷竞争的社会，没有勇气参与竞争、“怕苦”的“啃老族”只好无奈地呆在家中当“啃老族”。

“啃老族”的出现其实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供养不工作的人口。许多“啃老族’在家一直是娇生惯养，无论他们多大年龄在父母眼中永远是“孩子”，父母认为抚养他们是自己应履行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事。

3．教育被指责

在网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许多网友将“啃老族”的出现归因于我国现有教育的“失败”，将“棒子：不遗余力地痛打在“教育”上。这些观点认为教育的多样性已经被应试教育严重破坏，教育全面的功利化和工具化，以至于将教育的功能目的完全变成了拿文凭。当前的学位大跃进不仅逼迫非学历人才接受学历教育，而且也使大量高学历人才毕业后进人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不论是其个人还是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期望值都水涨船高，客观上造成了高学历人才的眼高手低难以就业、就业无途径，“啃老”也就不奇怪了。

“NEET”，社会的隐忧

毋庸置疑，“NEET”群体出现所造成后果是不可低估的。虽然他们只占极少数，其危害性却非常严重。如若这种风气一旦扩散开来，形成“啃老思维”定势和取向，成为人们普遍默许的事实，甚至是不以为然的事情，必将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诸多深远的负面影响。

首先从社会的角度看，“NEET”族的出现向社会发出了一个特殊的预警信号，不劳而获不仅在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中被认同，甚至成了能力、本领的代名词，而且在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眼中也被视为理所当然，自食其力、独立自强在这里被虚化了。而任何社会的发展需要每一个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如果那些“啃老族”一味索取，而不懂得付出，那么，社会为他们付出的投入也就化为一缕轻烟，消遁于无形之中。表面看来，“啃老”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实际上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成本增高最终会转嫁到整个社会，至少使社会负担加重了。除此之外，根据国外经验，无所事事“NEET”族更容易走向吸毒、暴力犯罪等，更容易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和社会不安定因素。

其次，从家庭的角度来看，“NEET”族为父母增加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负担。对于一些不太富裕的家庭，本指望孩子长大成人至少可以经济独立，减轻家庭负担，但“NEET”族的出现，着实让好些父母苦不堪言：一边是年轻力壮的“成年孩子”挥霍着青春和精力，挥霍着父母辛劳挣来的金钱，一边是年迈的父母为了维持生计在辛劳地工作着。

另外，从个人角度来看，年轻人要真正走向独立、成熟，就业是必不可少的。然而“NEET”族却不工作，这将不利于他们的社会化，不利于他们完整人格的发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劳而获，面对挫折只能消极躲避，就如同“温水煮青蛙”，在现实竞争中既无心也无力。正如国内某家大型企业总裁所言，同样的情况下，宁肯收录应届毕业生而非“NEET”族。

大学生有工作就强于当“啃老族” 篇4

据社科院8月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预测, 明年大学生的失业率将超过12%。今年毕业的560万大学生中, 到年底预计有150万人难就业, 沦为“啃老族”。这与教育部7月的统计“应届毕业大学生68%找到工作”相互映衬。

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需要就业的人群中, 16~34岁的占总量约84%。“新失业人群”已超过“老失业人群” (即“4050”人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项调查也表明:现在有一部分青年人不找工作, 需要依靠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

这些“啃老族”们大多是独生子女, 他们风流潇洒:出入饭店, 上网冲浪, 结伴出游……其啃老的理由无非是:“工作难找”“工资太少”“老板难伺候”等。

工资太少不干

罗洪, 1.8米的身高、俊秀的脸庞, 这让他常常陷入自我欣赏之中。读了3年大专, 罗洪毕业后曾就业过1次, 那是在北京一家大型网站做网管, 月收入1 700元。今年初, 罗洪炒了老板的鱿鱼。他要找一个更“美好”的工作, 月薪3 000元的工作, 最少也要2 800元。

罗洪的父母均已退休, 他们曾劝罗洪不要辞职, 并答应每月补助他1 000元生活费。但身为独生子女的罗洪, 并不理会父母的任何忠告。工作没有了, 罗洪不愿回郊区的家中居住, 在城里每月花1 000元租房住。

一天, 罗洪的母亲收到一张银行的通知单, 上面记载罗洪的信用卡透支了1.5万元, 但用途不明。她打电话追问罗洪是怎么回事, 罗洪回答“不用你管!”就把电话挂了。20天后, 罗洪的叔叔打电话问罗洪的母亲:“罗洪要借1.5万元, 但不肯说用途, 给不给他?”母亲明白罗洪是要还信用卡的欠款, 只得说:“你先借给他, 过几天我来还给你。”

几天前, 记者见到了罗洪的母亲。她告诉记者:“罗洪要用那1.5万元去国外旅游散散心。”

“他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呢。所有的亲戚都在帮他找工作。他嫌这个工作钱少, 那个工作没前途, 或者单位的名气太小。总之, 十几个单位没有一个是他满意的。现在, 亲戚们也都不愿管他了。我们怕他没钱, 再干出什么蠢事, 每月保证给他2 000元。”罗洪的母亲很无奈。

患上就业恐惧症

“一直无业, 二老啃光, 三餐饱食, 四肢无力, 五官端正, 六亲不认, 七分任性, 八方逍遥, 九 (久) 坐不动, 十分无用。”陈露的父母在网上用一首打油诗来形容自己大学毕业的女儿。

90千克的体重一直是陈露最大的烦恼。大学毕业已满1年, 她从没去过任何一家用人单位面试。她心里始终有一种就业恐惧感。女生本来就难找工作, 胖女生就更难找到工作。于是, 陈露索性“破罐子破摔”, 不找工作了。在家上网, 下载流行歌曲, 网聊, 都是陈露每天沉湎的“工作”。

父母多次托人给学中文的女儿找工作, 陈露一次也没敢去面试。她听了太多的传言, 怕用人单位面试官挖苦她的身材。家人催逼得紧了, 陈露就大发脾气。

时间久了, 家里人也开始体谅陈露的心情, 便不再催促陈露去找工作, 只是偶尔背着她向别人发一点儿牢骚。但家人的忧虑一直没有间断, “将来可怎么办呀!”这就是陈露父母的心结。

陈露自己认为:“我患了就业恐惧症, 需要时间, 需要思考、思考、再思考……”

上班了还要家里补贴

“啃老族”当今真的很流行。没工作的“啃老”, 有工作的也照样如此。

马娟的母亲对记者说起宝贝女儿来, 真是有苦难言, “我们家的时髦小丫头, 大学毕业两年了, 在一个剧团当剧务, 每月有两三千元收入。可她和我们签了个三年君子协定, 每月支付其各项费用3 000元。不然, 就住在外面不回家, 打她的手机也不接。这不, 前几天, 我刚把这月的3 000元打进她的银行卡里, 她还没回电话呢!”

“她每月的花销怎么要这么多呀!”记者表示惊讶。

“你想想, 一瓶化妆品有多贵!她在剧团工作, 跟女演员学, 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用不同的化妆品, 什么早霜、晚霜, 这水那水的, 这笔开销每月就不是小数。再说时髦的衣服也不能少。吃饭也是以下馆子为主, 她那点儿工资连一个星期的花销都不够。大家都是一个孩子, 从小娇惯坏了, 年轻人比吃比穿, 当家长的能有什么办法呢?”

“邻居家的女孩子也这样吗?”记者问。

“都差不多吧!不可能有‘艰苦朴素’的。有个26岁的女孩子被家长说了几句‘花钱太冲’, 她就搬到男朋友家住, 不搭理父母了。”

就业难不是“啃老”理由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大学生就业难和收入水平降低, 这是事实。但就业难与在家“啃”父母实在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当前的职场上, 尽管千人争一岗的招聘会场面比比皆是, 可低薪不就业更是屡见不鲜。一些大学生的眼光高得离谱儿, 总想找个薪水高、上班与玩乐相得益彰的“好单位”, 小城市不想去, 枯燥的工作不愿干, 他们心安理得当“啃老族”。

61岁的何先生现在每天仍要上班发挥余热, 挣一些收入补贴家用。可他27岁的儿子却每天在家里上网打游戏。何先生对记者抱怨道:“我实在看不惯他, 却也说服不了他。我自己17岁就参加工作, 那时月薪38元还要给父母20元。现在有些年轻人缺少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更没有人生的危机感。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出了问题, 还是社会传统过时了?”

对此, 北京市劳动问题专家郭兴昌认为, 在“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影响下, 有些青年学生就业观念产生严重偏差, 就业主动性越来越差。他们书读多了, 反倒对工作没有了热情, 热衷于享乐。事实证明, 这部分年轻人所表现的劳动惰性与家庭的教育、国家的教育直接相关。高等学校教育不仅要教会年轻人书本知识, 更应教会他们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自己养活自己。

一些80后大学生也在网上发帖指出:现在不少同学有好多想法太虚无缥缈, 好像太空人。他们不知道去踏踏实实地干一份工作, 其实只要有能力, 不管什么工作都可以干好!任何工作都需要有人去干, 而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有前途的。

就业难不是当“啃老族”的理由。郭兴昌指出, 不挑不拣, 珍惜和把握每一个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 要找到一份工作未必是难事。即便一时没有合适的岗位, 也可以先找些零活干干, 总比在家闲着强。

不当文化“啃老族” 篇5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我们要充满感情、礼敬自豪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珍惜宝贵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不能纯粹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借艺术之名、假娱乐之手，做贬损民族、蔑视传统，矮化先人、贻害后人之事。改编名著、再现历史，必须坚持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相结合、历史規律与艺术规律相统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交融，用科学的历史观反映社会本质，用崇高的价值观引领民族精神，用严肃认真的态度解读经典、演绎经典、传承经典，而不是随意改编、亵渎历史文化遗产和独特的中华人文精神。

人民是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的最终评判者。当下，人们一方面对“粗暴”开掘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对原创力则发出了深切呼唤。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学习和重温历史，是为了在继承基础上开拓创新。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拿出能代表时代的属于自己原创的作品来，而不是忙着为功利目的翻来覆去、一遍又一遍地啃老祖宗的那点家产。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自觉地投身火热的生活，才能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啃老 篇6

大学生不仅是社会精心培育的栋梁之才, 也是父母的骄傲, 寄托着社会和父母的期望。然而部分大学生毕业之后, 无论是否愿意参加工作, 有无收入, 收入高低都要继续靠父母养活, 不能自食其力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已经成人且具有劳动能力, 应该独立却在经济上依赖着父母, 这一现象被称为“啃老”, 这一群体被称为“啃老族”。“啃老族”不仅增加了个人成本、家庭成本, 还增加了社会成本,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

二、大学毕业生啃老成因

从微观的大学毕业生主体内在因素出发, 以心理学为角度对“啃老”现象进行阐释。从心理学的层面进行深刻的分析, 有利于心理辅导工作的积极有效开展。心理原因分为以下四点:

1、亲子一体化思想

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一体化思想, 是指父母和孩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彼此相互拥有, 相互依赖, 这里主要指孩子在精神和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

在一定程度上, 正是亲子一体化思想阻碍了孩子自主性的获得。自主性是一种独立的心理状态, 没有获得自主性的大学毕业生, 其思想、情绪和行为都有很强的依赖性, 也是不成熟和不独立的。在依赖性思维的影响下, 他们缺乏坚定有效的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样很难独立于社会, 也不可能真正的成熟起来。

2、社会角色的转换

社会角色是人类生活中现实的角色, 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必须承担的角色。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 自然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同时也只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才能够存在发展下去。

踏入社会后, 大学毕业生的活动场所由学校转向社会。校与社会相比, 生活环境、工作条件、人际关系都有着很大的变化, 难免使那些心存幻想、踌躇满志的毕业生造成心理反差和强烈的冲突。

经过一段时间的角色扮演, 他们并未充分认识到将要担当角色的性质, 或者自身的品质才能不与角色匹配, 或者并未积极主动地从精神上和行为上完全投入这一角色, 因而不适应社会角色的转换。亲身体验到冲突和不适应所带来的问题困惑, 面对困惑, 他们不能很好的予以解决, 因而选择逃避, 不愿意面对眼前的, 继续生活在父母的庇荫之下, 选择过去的生活方式。

3、延缓偿付期的延长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延缓偿付期”这一概念引入发展心理学, 指年轻人虽然在生理上已表现出足够的成熟, 但是在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方面适当予以延缓。

延缓偿付期本是社会给予年轻人的一种保护, 然而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教育方法更新滞后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了延缓偿付期延长现象越来越普遍, 很多大学生没有真正度过“延缓偿付期”就不得不进入了毕业就职阶段。这就导致一大批延缓偿付者的出现, 这些“延缓偿付期延长综合症”患者的特征表现是:只懂得关爱自我、无止境地追求膨胀的自我。遭受任何批评都会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同他人不能结成亲近的关系, 做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4、挫折容忍力低

广义的挫折是指需要不能满足, 动机无法实现而产生了焦虑、郁闷、失落、痛苦心理反应。挫折容忍力是个体遭受挫折时能承受精神上的打击而免于心理或行为失常的能力。它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对挫折的自我张力或适应能力。

就业形势严峻, 竞争激烈,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之路并非平坦大道。部分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不能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自我, 不能正确分析就业中产生的问题困惑, 对自我认知上出现偏差以及挫折的归因偏差。他们这些思想的认知偏差会产生消极的行为表现, 如退化、逃避等现象。

三、解决对策

针对以上高校毕业生出现的啃老问题, 有必要从心理学的视角来提出一些对策和策略, 期盼能对他们起到应有的作用。简析如下:

1、心理“断乳”, 培养独立意识, 获得自主性

处于青少年晚期——“第二次心理断乳期”的大学生毕业生, 他们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自主性的获得, 脱离父母的庇护。

大学生心理“断乳”, 摆脱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子一体化, 培养独立的意识, 使自己真正成为独立的个体, 获得自主性, 从而感到自我满足, 产生职业愿望。在不依赖父母的或缺少父母控制的情况下, 其应规范自身行为, 对自身决定进行合理的选择。有效地引导自己独立自主, 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2、积极心理学指导下的挫折教育

目前社会求职市场充满着激烈竞争和严峻考验, 大学毕业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 不可避免要经历挫折失败。如何应对挫折带来的消极影响, 积极心理学思想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

积极心理学称为心理学的第四势力, 通过发挥人性中的优点, 培养积极的人格力量, 使大学生发挥自身潜能抵抗挫折, 使他们能够克服困难。使用情景联想法和埃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培养大学生的积极情绪, 增加其的心理资源, 使其相信结果会更好。利用系统的目标管理方式和引导大学毕业生挫折后正确归因, 借此培养积极人格。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积极组织系统。通过培养大学生积极情绪、积极人格和积极组织体系, 从根本上提高大学毕业生的抵抗挫折的心理能力。

3、角色试验

部分大学毕业生尚未形成自我同一性, 他们处在自我同一性最终形成之前的自由试验阶段, 此时, 他们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很迷茫, 其头脑思想意识里的需求承诺就显得混乱。

角色试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试验不同的新角色、新价值观、以及新的信仰体系, 这使得他们了解如何才能使自己适应新的社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为自己赢得正面的评价、形成明确的个人概念, 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大学毕业生可以采用角色试验的方法, 提前对自己的预期进行自由的角色试验和角色扮演。这样可以有效的为他们步入职场打下良好的基石。

4、自我认识、自我接受、自我实现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多方面的综合评价, 包括对个人能力、性格、知识水平的认识也包括对自己的理想、将来的发展方向的认识。正确的自我概念产生正确的归因和内在的动力。具有积极自我概念的人, 对自己的认知更为准确, 自我评价高, 在面对困境时也会更加积极主动, 接受挑战, 有较好的自我效能。指导大学毕业生全面的认识自己, 形成正确的自我概念, 肯定自己的积极品质, 对自己的不足能改变的改变, 不能改变的完全接纳。个体能得到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是真正的接受自我。

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和潜能, 引导大学毕业生追求自我目标的实现, 当自我实现成为一种需要, 就会成为一种动机, 促使他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使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变得更具有效率和更具创造性。

大学毕业生首先要树立独立的意识, 摆脱依赖。同时对挫折有正确的认识, 提高耐挫折能力。培养自己的积极情绪, 积极人格, 认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性质和所需品质。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接纳自己的不足, 努力达到自我实现。

参考文献

[1]白学军.发展心理学 (下) [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97-399.[1]白学军.发展心理学 (下) [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97-399.

[2]鲁艳, 谢明浩.大学生由大学走向社会的角色转换[J].山东电大学报, 2008, (1) :32-34.[2]鲁艳, 谢明浩.大学生由大学走向社会的角色转换[J].山东电大学报, 2008, (1) :32-34.

[3]王丽.当代大学生挫折承受力养成教育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 2008:8-9.[3]王丽.当代大学生挫折承受力养成教育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 2008:8-9.

他们为啥“啃老” 篇7

谜底是：“啃老族”。

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在我国的城市里，目前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啃老”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依靠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而《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在2011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10多万人选择“啃老”。

其实，“啃老”不是当今社会才出现的现象，古已有之。史书记载，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就“啃老”，且到了“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下炊，父母不与言”的程度。但“啃老”者成为社会中一个群体，并引起广泛关注，这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事。

就业压力、结婚、买房、好吃懒做、父母对孩子的过分溺爱都在滋生着“啃老族”不断发展壮大。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啃老”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也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有社会学者认为，“啃老族”很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

有人戏言，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养儿啃老”。“啃老”虽代表不了年轻人的主流，但这种说法能够在相当的区域内流传开来，并引起共鸣，说明年轻人“啃老”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一些年轻人对老人按需所“啃”，困难的“啃”物，富裕的“啃”力；物质上“啃”金钱，精神上“啃”创作……现在的“啃老”，虽然在尽孝的意义上少了些传统的“野蛮无知”，多了点现代的“温柔文明”，但对老人来说都有切肤之痛。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家庭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母对孩子的养育是一种投资，到达一定阶段后就可以收到回报。“啃老族”是否意识到，给父母造成了极大经济压力的同时，长期的失业，将离社会就业群体越来越远。只怕等到父母有心无力、“啃老族”不得不面对现实之时，已悔之晚矣！（若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