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

托尼莫里森（精选10篇）

托尼莫里森 篇1

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 1931-)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 相继推出了九部长篇小说, 她的作品内容往往深入到黑人群体内部, 探索黑人种族文化的特性, 挖掘黑人种族悲惨生活背后的社会根源, 竭力表现黑人种族努力摆脱创伤记忆, 走出创伤奋斗的精神。《天堂》 (Paradise, 1998) 是托尼·莫里森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处女作, 一经发行即刻备受瞩目, 世人对这部作品评价甚高, 毫不夸张的说“这是她写作生涯中最具创新性、代表性的作品, 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作品”[1]。这部小说历时四年, 从构思、创作到出版, 与之前作品相比较, 都有所转变, 尤其是作品的取材, 由生活在白人主流社会之中的黑人群体转向远离白人世界之外的黑人聚居区里的黑人生活。小说有两条主线, 一条是鲁比人二百年的兴衰史;另一条则是修道院中各个妇女的经历和命运。该文将从创伤理论的角度出发, 结合小说的两条主线, 着重分析种族的集体创伤和以女性为主的个体创伤, 并且探讨如何帮助其走出创伤。

1 创伤理论

“创伤”一词本是医学用语, 源自希腊语, 指的是机械因素引起的人体组织或器官的破坏[2]。20世纪90年代后被广泛应用于文学领域, 指人生的一种普遍遭遇和生命体验。作为将心理学及医学领域的创伤理论与文学研究结合的先驱, 凯西·卡鲁斯在她的著作《沉默的经验》中谈到创伤的文化含义, 她认为, 人在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或者突发性事件中的一些不一般的经历, 这些经历往往在日后的生活中挥之不去, 人们在这些经历之后的反应一般会有延迟性, 并反复出现幻觉和其他一些无法控制的现象, 称之为“创伤”[3]。创伤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心理创伤、文化创伤、民族创伤、历史创伤。“心理创伤”是指受害者心理在某次经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口, 受害者不仅仅是个人, 还可能是群体。“文化创伤”与“心理创伤”不同, 它侧重某一事件或灾难对群体产生的影响, 标志着某一群体身份的丧失, 或者社会结构的瓦解对群体凝聚力造成的不良影响。这种“文化创伤”不是群体每个成员都会亲身经历的, 但是它会对整个群体有影响。“文化创伤”不一定是负面的, 由它唤起的集体记忆可能会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2 集体创伤

集体是由个体组成, 集体记忆一般是指种族记忆, 而记忆不仅仅是回顾过去, 也不是对往事的缅怀, 它变成了解过去的一种手段。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耻辱后, 美国黑人群体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 而这些创伤记忆历代相传, 逐渐成为集体创伤和历史创伤。回忆是创伤写作的重要方式, 通过再现黑人种族的集体经历和集体记忆, 直面创伤。《天堂》里多位叙述者从多个角度描述着伤痛的往事, 再现一幕幕悲惨的处境, 回忆当时之人、当日之情节, 以此加深了创伤氛围。

《天堂》以美国内战结束, 废除奴隶制, 黑人得到初步解放为历史背景, 重点描述了一群黑人目睹了自己的祖辈所建立的小镇慢慢变得颓败, 决定以族长为首, 进行再次迁徙重建家园。一个叫作鲁比的小镇在二十年后兴起, 人们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但在镇内外矛盾的激化和突然而至的血腥事件之后, 小镇陷入了动荡不安甚至土崩瓦解的境地。

贯穿这部小说的叙事有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 小说一开始摩根兄弟就回忆了他们的祖辈 (158名自由人) 为了找寻新的生存之地, 经历了长途跋涉, 历经艰险, 遭受了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双重拒绝”, 才终于在俄克拉荷马州建立了由纯黑人组成的小镇——“黑文镇”。在小说中, 这个记忆一直伴随着人们 (主要是男人们) , 使得他们被人们不断的重复。而对于直接经历“双重拒绝”的鲁比祖辈们, 他们以愤怒的方式给以回应, 并固执地否定这一经历引起的自我憎恶感和羞耻感, 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优越性。他们将他们前往黑文镇的历程神圣化, 假装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优于那些上帝不太喜爱的美国人”[4]。在摩根兄弟记忆中, 祖父撒迦利亚就像“圣经中的族长”, 在上帝的指引下, 引领族人抵达了黑文镇。这神秘的经历, 帮助这群在创伤中深受伤害的人们否定了“双重拒绝”带来的人格侮辱。虽然会提升他们的自尊, 降低羞耻感, 但是用神秘色彩故事来压制种族主义所造成的创伤的方式, 也会给他们遗留下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创伤理论学者玛利亚·鲁特认为:“前人身上遭遇的各种暴行所引起的创伤, 其影响会通过形形色色的故事代代相传……时间久了, 这类创伤的性质会自然表现在后代人对特定环境刺激的反应中。这是因为这个人不仅有自己直接的类似创伤经历, 他还负载着前人心理上未克服的创伤。”[5]祖辈的故事每年都会在圣诞节上演, 这些故事不承认“双重拒绝”带来的羞耻感, 而是转化成祖辈们的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精神。在他们效仿祖辈进行第二次迁徙的时候, 途中又遭遇了再次拒绝:摩根兄弟的妹妹鲁比因为她的肤色而没有医生愿意医治, 使得她死在了医院的走廊里。就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拒绝, 使得他们拒绝接纳肤色不是纯黑的人, 盲目排外, 以肤色和血缘论优劣, 并且抑制任何可能令他们想起创伤经历的因素。他们拒绝承认这些给他们带来的集体创伤, 他们甚至把祖辈建造的大炉灶当成他们心中的“圣坛”, 在鲁比的男人们心中, 大炉灶上的文字“注意他紧皱的眉头”[4], 既象征着鲁比人祖辈在危险中带领族群崛起, 也印证了“双重拒绝”留下的创伤, 它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实际功能。对于集体创伤的记忆不仅是祖辈在迁徙过程中受过的屈辱, 还体现在整个黑人民族在美国遭受的种族歧视, 种族主义给黑人造成的创伤无处不在。这类创伤经历使得他们渐渐从生理和情感上疏离社会, 失去对对社会的信任, 因此创建一个封闭的空间来躲避创伤。这也就是鲁比镇的由来, 他实行绝对的排外政策, 在鲁比镇, “外来者和敌人是一码事”[5]。他们躲避种族主义给他们造成的创伤。

3 个体创伤

我们可以发现, 集体创伤记忆更多是由该集体的男性来承担和讲述的, 在这个记忆中, 女性几乎没有发言权。这种集体创伤也是以男性为主来体现的。如果说, 男性承担的更多的是历史上的、集体的创伤记忆, 那么, 女性则承担着现实中个人的创伤体验。相对于集体创伤而言, 个体所经受的创伤体验一般是个体生命所经历过的事情, 它不必通过人们一代代的讲述来维持其生命力, 却可以像前者一样刻骨铭心, 而且还伴随着更多的屈辱和苦涩, 有一种神经质的创痛特征[6]。

《天堂》整部小说共分九个篇章, 每篇都以女性人物命名, 这也体现了小说的第二条主线, 描述修道院中各个妇女的经历和命运。把鲁比镇和女修道院作对比, 叙述他们各自的故事。修道院中的每位女性他们性格肤色各异, 家庭背景不同, 但都遭受了一定的创伤而来此避难:玛维斯生活在丈夫弗兰克的性虐待痛苦中, 在他的责骂和淫威下过日子。因为一次购物意外导致其双胞胎婴儿窒息而死, 使她精神受到刺激, 总担心家人可能会杀她, 开车逃到了修道院。格蕾丝 (吉姬) 因为亲眼目睹了警察殴打黑人群众后, 到处流浪, 其实内心充满对外界种族暴力冲突的恐惧。西尼卡从小被母亲抛弃, 后又被养母的儿子强奸, 不能回家, 身心遭受欺凌的她总是用小刀割自己这种自残的方式来释放内心的痛苦。帕拉斯从小父母离异, 而16岁时带男友去看望母亲时, 发现男友与母亲乱伦。一气之下开车离开, 在路上被人强暴。这些女性都遭遇了人生的个体创伤, 她们不约而同来到修道院, 遇到了修道院的主人康瑟雷塔, 她曾经与鲁比镇的迪克·摩根有过一段私情, 后被抛弃, 加上最亲近的养母 (原修道院院长) 去世, 使她生活无依无靠, 眼睛不能见阳光, 总是戴着一副墨镜在地下室喝的酩酊大醉。除了修道院中女性的个体创伤经历外, 鲁比镇上的女性遭受了创伤也会跑去修道院, 它不像鲁比镇那样排外闭塞, 它就像是一个避难所, 与鲁比镇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未婚先孕的阿涅特生产时就是去了修道院;生的孩子都不健康的斯维蒂也在那得到了救助;被母亲无缘无故打了一顿的比莉·狄利亚同样去到了那里。

这些作者笔下的女性, 都有自己的不幸遭遇, 内心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创伤, 可是她们没有逃避创伤, 她们在康瑟雷塔的带领下, 共同治疗创伤。

4 走出创伤, 走向天堂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认为, “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一个人治愈了创伤 (治愈了整体的让渡关系) , 他就能分辨过去与现在, 能记起那时候到底自己 (或他的亲人) 发生了什么, 并清楚认识到自己生活于此时此地, 享有美好未来。”[3]创伤受害者想要摆脱创伤记忆, 认清现实和自我, 往往只有倾诉创伤经历, 直面过去以摆脱羁绊。修道院的康瑟雷塔要求她们跟着她一起脱光衣服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 摆出最舒服的姿势, 在地板上画出自己的轮廓, 并且讲出自己的创伤经历, 让她们在大声梦语中, 展露内心的羞耻与自我憎恶感。整个过程她们互相分享创伤经历, 了解彼此, 学会直面创伤, 卸下创伤包袱, 使创伤得以治愈。

然而鲁比镇的男性面对创伤却不愿承认, 随着小镇出现诸多问题, 他们却把一切归罪于女修道院, 认为其是对他们威胁的存在, 所以才出现小说一开篇的女修道院遭受了来自鲁比镇一帮男人的袭击。而这次袭击事件也使得鲁比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迪肯·摩根身上。迪肯赤脚到米斯纳牧师那里忏悔的过程就是一个治愈创伤, 破除创伤的过程。迪肯的倾诉为他找回自我、摆脱创伤心理提供可能, 也使得鲁比镇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 构建新的社会秩序, 从隔绝封闭走向开放融合。

《天堂》里无论是种族还是个人, 男人或是女人, 创伤是他们苦难的经历, 但在阳光温暖, 日月普照的灵光下, 我们相信, 心灵能够在荆棘与创伤中成长, 能够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人们能够及时走出创伤, 走向真正的天堂。

参考文献

[1]朱小玲.乌托邦理想与《乐园》的哀思[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4) :90-94.

[2]宋惠玲.对创伤理论的尝试性思考——创伤是生命的体验和需求[J].文学教育, 2013 (6) :22.

[3]史敏.里森小说中的创伤叙事[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3 (3) :75-80.

[4]托尼·莫里森.天堂[M].胡允桓,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5]朱云.疏离、记忆与倾诉——解读《乐园》中的“创伤之家”[J].当代外国文学, 2011 (1) :19-26.

[6]赵庆玲.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创伤情结——以《宠儿》和《天堂》为例[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3) :45-46.

托尼莫里森 篇2

关键词：莫里森；《家》；叙事策略；叙事聚焦；叙事结构；叙事语言

中图分类号：I7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82-006

2012年5月初，托尼·莫里森以81岁高龄推出了第10部小说《家》。这部短小精悍的作品讲述了美国黑人退伍老兵弗兰克·马尼从朝鲜战场归来后饱受多重创伤历练成长，最后和妹妹茜一起回归精神家园的故事。莫里森以往作品的叙事手法独特多变，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读完后才能拨开云雾，理清脉络。有评论认为，《家》重现了莫里森的一贯风格，“叙事手法一如既往， 开篇依然是悬念”[1]，“到最后一块块的碎布会拼接成被子， 一个个事件联系成统一的图景， 逻辑分明， 有时候充满了神秘色彩”[2]。其实，莫里森的这部小说并没有完全沿袭既往的叙事手法，而是显示了崭新的叙事策略。作家采用零聚焦和内聚焦二声部复调叙事，零聚焦叙事一如传统无所不知的视角类型，但在内聚焦叙事上却突破了传统藩篱，第一人称内聚焦“我”不断挑战和质疑第三人称零聚焦的“全知全能”。作品里有两个声音在协同叙事，互相对抗而又相互补充，弗兰克“我”总是试图辖制作者“你”，“我”总是不断疏离和消解“你”的叙事。这种内聚焦试图解构“全知型”零聚焦的叙事手法，体现了莫里森的后现代叙事意识。同时，小说以场景再现作为非线性叙事结构的循环手段，对于深化主人公修复与救赎的作品主题具有象征意义；借代、移情、通感等陌生化语言修辞手法的应用，使这部短小的作品不失厚重，呈现出别样的艺术特色。

一、“疏离”和“消解”的叙事聚焦

叙事聚焦也称为叙事视角，指的是“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3]。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认为，小说的叙事视角可以分为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和外聚焦型。“非聚焦”通常又称“零聚焦”：“叙述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从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看全貌，也可以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既可以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了如指掌，也可以自由地进入人物的内心，透视人物的意识或潜意识。”[4]

小说的第二章就是典型的“莫里森式”的零聚焦叙事，作者在时空和事件中任意驰骋，如同全能的上帝，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把主人公的心情与景色相映衬，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弗兰克饱受战争、童年和种族歧视等多重创伤后的身心折磨。莫里森的这种零聚焦叙事能够摆脱人物、场景及时间的束缚，让故事叙述收放自如，出神入化。

然而，莫里森的作品从来不作简单的重复，作家的艺术魅力就是不断地挑战自我。于是，《家》在内聚焦叙事手法上独具匠心，大胆植入了两种聚焦叙事的精彩对话：第一人称“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第三人称“你”在写“我”，“我”还知道“你”在写什么，“我”甚至知道“你”写的对不对。在传统的内聚焦叙事中，“叙述者好像寄居于某个人物之中，借着他的意识与感官在视、听、感、想，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5]，叙述者不能“全知全觉”，提供人物自己未知的东西，也不能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说。在《家》中，弗兰克也就是“我”不时转向作者的替身“你”，时而干预，时而质疑，时而插话和纠正。在第一章，弗兰克和妹妹偷偷溜进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场，看到一群用后腿站立的马威风凛凛，令人惊叹和羡慕，接下来突然看到马群附近几个白人在掩埋一具黑人尸体，两种场景的强烈对比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惧，这时，“我”对“你”说：

既然你开始说我的故事，无论你想什么和写下什么，都要知道：我真的忘记了掩埋尸体的一幕，我唯一记得的是马群，它们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野蛮，它们像人那样屹立。[6]5

这是小说开篇的一种告诫，“我”警醒“你”，写“我”时不能随心所欲，要懂得“我”的感受；同时告诉读者，“你”所写的 “我”不一定是真实的“我”，这就产生了疏离。

随着小说的进展，“我”的介入越来越扰乱作者的叙述，似乎作者故意让小说露怯。第二章有这样一幕：弗兰克坐在“白人区”后面的车厢里，火车临时停靠在一个食品杂货店旁，一个黑人下车买东西被店主踢出门外并遭到毒打，那个黑人的妻子赶来营救丈夫时，脸上也被石头砸破，流出很多血。作者说到：这时弗兰克肯定以为，那个妻子回家后还会遭到丈夫的打，因为女人看到自己丈夫被打，竟然还来施救，这就等于当众羞辱丈夫。然而在第五章，“我”反驳说：

先前你写到我的时候说，我肯定那个在去芝加哥的火车上被打的男人回家的时候，会因为他老婆帮他反而会打他的老婆，不对，我当时完全没这么想，我当时想的是：他会为她老婆感到自豪，但在火车上当着别的男人的面他不想显示他对老婆的自豪之意，我认为你对爱情了解不多，包括对我。[6]69

作者从黑人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从生活经验去判断，认为黑人男性在外被白人欺负，回家欺负妻子是常态，黑人女性在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在社会和婚姻中总是处于最卑下的境地。这里，作者试图借弗兰克即“我”之口说出，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例外。然而，“我”却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黑人丈夫并不都是这样对待妻子的，他们既能分清对错，也会对妻子疼爱有加。至少，“我”就与“你”的想法不同，“我”要是那个男人，就不会那样做。“我”的纠正制造了悬念和空白：那个黑人男子回家后，打还是不打妻子？作者说的“我”所想不是“我”的真正所想，而是对笔下人物意志的强加，这就似乎出现了三重关系：作者、作者笔下的人物和人物真正的内心世界。实际上，三重关系都在作者的掌控之中，这里出现的“疏离”，是作者对三重关系一致性的怀疑，是作者对自我的怀疑和不自信。endprint

小说里，上述那样的对话至少有五处以上。再如第三章回忆儿时全家被迫从得克萨斯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艰苦夏日迁徙时， “我” 对“你”说：

你不会知道这是怎样的热，你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这种热，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在烈日炎炎的夏日一路从得克萨斯州穿越到路易斯安那州的经历。[6]41

在第一人称“我”反驳“你”的对话时，用的都是诸如“你不知道，你找不到词汇来描述”、“你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因为你没有生活在这儿”、“你想象不出它来……因为你不在这儿”、“你完全错了，如果你认为……”一类的质疑句式。小说要表达的真实思想，被曲折地裹挟在“我”对“你”的质疑当中。

这种叙事手法一方面颠覆了传统的全知型叙事，在无所不知、大包大揽的叙事中插入了故事的主要人物，制造了叙事的疏离；另一方面建立了一个开放的文本，让读者也无形地参与进来，不断保持警觉和积极的阅读心态，这是后现代叙事和阅读、接受的特征，也渗透了若干元小说的元素。传统小说为获取“真实可信”的效果，采取隐瞒叙事者和叙事行为的手法，造成“故事自己在进行”的幻觉，而元小说则有意暴露叙事者的身份，进行“自我拆台”。对于一些现代作家来说，元小说是作家对抗传统现实主义成规，消解“真实”理想及其统辖下的一切制约的有效方式，是对“全知型”叙事的挑战。作者赋予笔下人物以内心世界，与笔下人物真正的内心世界往往并不一致，人物一经创作，就会脱离母体，呈现出他自己应该有的样子，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对“权威叙事”的颠覆弱化了故事本身也消解了叙事的动能，真正解构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也对传统的阅读方式提出挑战。

二、非线性和场景循环的叙事结构

《家》的二声部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过去与现在来回穿梭， 相互交织，“时空不断错置， 且叙事支离破碎”[7]，同一件事由两个声部分若干片段去讲述。

第一人称弗兰克的叙事没有始于故事的开端，也没有选择倒叙，而是从童年的某一个中间点开始讲述。第三人称叙事始于故事主线的开端，然后或而向前，或而向后。《家》的时间分为现在、过去和过去的过去。“现在”是故事的主线，指弗兰克在前往营救妹妹茜的途中的遭遇，以及后来兄妹俩身体和精神的修复与救赎；“过去”指弗兰克去朝鲜战场后到营救妹妹前的一段生活；“过去的过去”则是从孩童到朝鲜战场前的生活。三个时间不断闪回，纵横交错，沿着故事主线展开了很多支线。故事沿着主线叙述时，忽然会跳到另一个场景，例如第二章，弗兰克离开精神病院的途中回忆起20年前15户人家被迫在24小时内从镇边狭小的居住地撤离的一幕。小说有8个章节在持续故事主线，其间夹杂很多回忆，其余9个章节都是在进行过去和过去的过去的叙述。另外，作者与主人公弗兰克在共同完成一个事件的叙事时，是通过“泛中心”多次讲述的。在这些讲述中，作者与弗兰克虽然讲的是同一事件，但都不是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而是从不同层面为每个事件提供和积累互为补充的信息，到故事的结尾才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事件。

虽然小说围绕故事的主线盘根错节，迂回曲折，而故事结尾的场景循环却让这条线神奇地回归主题“家”和救赎。第一处循环是从“房子”到“家”，含义深刻，意境深远。在书的扉页有一段诗：

是谁家的房子？//谁的夜晚遮蔽了这里的光亮？//哎，谁拥有这房子？//这不是我的房子//我梦想另一处房子，甜蜜！亮堂//湖景灿灿！布满画舫//土地宽阔，拥我如双臂//这处房子很陌生//屋影悠长哎，告诉我，为什么这锁与我的钥匙合得上？（1）

故事的序幕就此拉开，读者的心由此而牵动：谁的房子这么幽暗？梦想的房子在哪？怎样找到这处伊甸园？于是，在故事的结尾，莫里森同样以类似诗歌的形式结束整个故事：

我久久地伫立在那儿，//凝视着那棵树。//它看来如此壮实，//如此美丽，//中间裂开受伤，//仍旧富有活力。//茜碰了一下我臂膀，//轻轻地，//弗兰克？//嗯？//来吧，哥哥，让我们回家。[6]147

最后的“让我们回家”让我们忽然开朗，原来故事中的人物寻找的不是房子，而是家。房子不是家，家是温馨的，有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是我们真正可以安顿心灵的地方。这种从“房子”到“家”的结构循环不是简单的首尾呼应，它隐含着很深的寓意和力量：曾经受伤却仍然富有活力的“那棵树”是黑人不屈的精神和灵魂，他们历经沧桑在北美这块土地上忍受屈辱，苦苦为自己找寻一块可以栖息之处。长期以来，美国黑人一直在寻求一种归属，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一个能安放灵魂的地方。弗兰克和妹妹终于在黑人民族力量的感召和社区群体的帮助下，在责任、坚强、自立和直面过去的痛苦中找到了心目中的家园。

第二处循环是尸骨埋葬。在小说的第一章，弗兰克回忆兄妹俩来到佐治亚州莲花镇的一个神秘而恐怖的荒郊农场，看到了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独轮手推车上放着一具尸体，几个白人把尸体扔在一个早已挖好的坑里，尸体的一只脚从坑的边缘露了出来，在泥土的埋压下抖动着，似乎要冲破埋压从坑里跳出来。当茜看到那只粘着泥土的脚底板被草草放入坑穴的时候，整个身子都在发抖。到了小说即将结束之际，弗兰克与妹妹竟然掘开当年白人草草掩埋黑人的那个坑，把几片尸骨和头颅包裹在茜用碎步缝制的被单里，埋在一棵香湾树下，“那棵树从中间劈了开来，头被砍去却依然活着，双臂伸开，一个向右，一个向左”[6]144。弗兰克还把一块沙木钉在树上，上面写着：“这儿站着一个人！”[6]145

弗洛伊德说过，心理创伤的最佳修复就是面对过去的经历。莫里森的作品始终寻求着黑人遭到创伤后的修复和救赎，重埋尸骨就是把伤口撩出来放在阳光下烤灼，让它自然医治。在《宠儿》中，莫里森通过让塞丝诉说和再现内心深处的悲惨经历来修复创伤，直面自己的悲惨过去，从旧的自我里脱胎而出。莫里森认为：“回到过去是关注现在。过去并没有结束……如果我们不澄清过去， 又怎能处理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8]诚然，直面过去的创伤是痛苦的，但只有正视过去才能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重现是建构而不是摧毁，弗兰克与妹妹把那具让他们噩梦缠绕的黑人尸骨挖出来重新埋葬，就是勇敢地面对过去的苦难，鼓起重新生活的勇气。由此可见，重埋尸骨的结构循环，具有强烈的重建和重生的象征意义。endprint

三、陌生化的叙事语言

莫里森在小说《家》中主要运用了借代、移情和通感等修辞手段，达到陌生化效果，从而加深文本意义，彰显了审美意蕴。

小说中多处提到鞋子，这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物品，但是莫里森却以简见繁，以小见大，用小事物来反映大局面，借助鞋子传达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弗兰克从精神病院逃跑时首先想到要从哪儿弄一双鞋子，因为冬天没有鞋子走在路上会遭到逮捕，或者被判为流浪罪重新送回来。这里的鞋子就是一种暗示，含蓄地渲染了他在精神病院以及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的生活处境，还有麦卡锡时期美国的黑暗和恐怖。接着又回忆20年前，弗兰克逃离家乡小镇时曾有过一双鞋，那只鞋的鞋底脱了胶，每走一步路时都会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直到他父亲用鞋带把鞋底绑在脚上，非常形象地喻示了当时逃离的混乱、黑人凄惨的生活和辛酸。后来，弗兰克在火车上结识一个叫比利的黑人，他非常热心，把弗兰克带到家中，特别提到要给弗兰克买一双“像样的鞋子”[6]29。“鞋”的好坏是贫富和贵贱的分水岭，是一种身份和象征。用“鞋”说事，形象具体，寓意深刻，一个冬天没有穿鞋的人，一只“啪啦”的鞋底，一只鞋带，一双“像样的鞋子”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字面意义，因为借代手法的运用而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含义。

移情和通感手法也是小说的语言亮点。例如第二章，弗兰克正在遭受肉体和心灵的创伤时期，在火车上有这样一段景色和心情相互映衬的描述：

弗兰克乖乖地坐在最后一排，把自己六点三英尺的身体缩成一团，紧紧地把三明治袋子抱在怀中。窗外，透过雪片，当太阳点亮了静静树丛，景色变得愈发忧郁，落了叶子的树说不出话来。[6]19

所谓“落了叶子的树说不出话来”，是用树的悲情来隐喻弗兰克心中的痛苦无处诉说，被命运扼住了喉咙发不出呼喊。因为弗兰克精神的伤痛，窗外看到的一切都是悲凉的；又因为窗外的荒芜景色，弗兰克的心情愈加糟糕：光秃秃的树、抑郁的心情和沉重疲惫的身体状态连成一线。这里运用移情手法，将主观的感情转移到客观事物上，反过来又用被感染了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两者融为一体，更好地表达了人的强烈感情。后来，弗兰克在公共汽车上坐到一个妇女的旁边，她穿着红色上衣，色彩鲜亮的裙子：

但他看着看着，裙子褶边上的花朵变成了黑色，红色衣退光了颜色变成了如牛奶一样的白色。然后所有的人，一切的一切：窗外的树、天空、溜滑板的男孩、草地、树篱都是黑白两色，所有的色彩消失了，世界变成了黑白荧幕。[6]23

弗兰克在南下途中，亲历和目睹了无处不在的种族迫害，黑人在白人世界里受尽压迫，每天如履薄冰，轻则被打，重则遭到枪杀。《纽约时报》认为《家》是描述“士兵海外战败， 返乡遭遇种族主义”[9]的代表小说。久而久之，这种伤害和痛苦在弗兰克的感官上形成了错觉和幻象，眼中的世界只有黑人和白人，整个世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这里运用通感手法，使生理上的感受在心理和思维上得到重组，呈现为心灵上黑白两色的幻觉，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莫里森在小说中没有特别提及角色的种族，没有明白告诉读者谁是白人，谁是黑人，似乎给阅读制造了字面意义上的陌生，而正是这些陌生，使得作品富有余味和魅力。我们依赖捕捉和思考，依靠对世界的经验和常识，很容易地感受到作者字里行间的暗示和用心。当弗兰克辗转来到亚特兰大营救妹妹，在乘公交时，上面已挤满了沉默的白班工人：家佣、女仆、种植草坪的男孩们。莫里森没有交代他们是一群黑人还是白人，但人们将要去的地方和从事的工作已经交代了一切。当茜第一次来到医生家找工作，作者对开门的妇女只用了“高大壮实”[6]58一词，我们大抵就能推断出她是医生家的黑人女佣；同样，医生是白人，牧师是黑人，都可以从角色的行话和社会地位去推断。在第一章中，兄妹俩目睹尸体埋葬的一幕，那具尸体露出来的“一只黑色的脚和奶油粉红的脚底板”[6]4让人惊悚和悲怆；作者还有意写到，兄妹俩“没有看清那些埋尸体人的脸”[6]4。很显然，这里的遮蔽制造了陌生，作者有意不让兄妹俩和读者看到他们的脸，因为直白的表达已属多余，这些草草埋葬黑人的家伙一定是白人，或许这个可怜的黑人还是死于非命。莫里森不愧是语言大师，她在茫茫的语言世界里总能让我们发现惊奇和瑰宝。

结 语

莫里森的小说叙事极具特色。批评界普遍认为，莫里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于高超的叙事艺术。正如瑞典文学院的评论，莫里森“用诗意的语言和非凡的想象将美国现实生活的一个基本面写活了”。在以往的9部小说中，莫里森尝试过各种后现代叙事手法，但利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去“消解”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尚属首次。莫里森笔下创作过各色人物，替他们哭，替他们呐喊，替他们感知世界，或许，她觉得自己已经替笔下的人物说得太多了，该是让他们站出来说说话、喘喘气的时候了，至少，应该开辟一块土壤让他们自己耕作了。然而有趣的是，小说中的“你”尽管不断受到第一人称“我”的质疑，甚至“攻击”，“你”却一直在娓娓道来，并不反驳和辩解，坚定而执著地推进故事，完成叙事。作者、人物及读者都各自行走，从而产生各自无限的文本和解读空间，都是全知，又都不是全知。由此看出，莫里森在给笔下人物审视作者权限的时机，也不愿意失去自己的领地，这块领地就是她的信念和执著。多年来，她一直凭着对自己同胞博大的爱和美国黑人民族对“家”的不懈追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朽的作品和人物。莫里森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追求和探索多变和独特的“艺术形式”，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这样“反思”和“怀疑”自己强加给小说人物的所思所想，正是莫里森“后现代”意识的强化和积淀。

非线性和场景循环的叙事结构给小说的自圆其说找到了出路。由于小说较为短小，作者来不及也难以给主人公找到救赎的路径，但是通过从“房子”到“家”的循坏作为回归，埋葬到再埋葬的循环作为梦魇的再现和修复创伤的途径之一，莫里森在不完整的故事中寻到了完美的路径，显现了大师的高明之处。这部小说和莫里森以往小说相比，通俗易懂，语言更加精练和诗意化，许多陌生化修辞手段诸如借代、移情、通感、隐喻、象征的运用增加了小说的亮点和可读性。endprint

总之，《家》的独特叙事特征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让读者充分领略到莫里森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

注释：

（1）扉页题诗的翻译参见：王守仁、吴新云：《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小说<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第116-117页

参考文献：

[1]王守仁、吴新云. 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小说《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3，（1）：112.

[2]Boyd， Herb.Toni Morrisons“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N].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10 May 2012： 20.

[3]胡亚敏.叙事学 [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

[4][法]热奈特.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01-202.

[5]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223.

[6]Toni Morrison.Home[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2012.

[7]梁英. 莫里森《宠儿》的叙事艺术解读 [J]. 短篇小说， 2012，（1）：107.

[8]Rose， Charlie.Toni Morrison Talks Writing Process[EB/OL]. New York. CBS This Morning ，28 May 2012.http：//cbsnews.com/8103-505203_162-57442460/toni-morrison-talks-writing-process-new-book/.

[9]Kakutani， Michiko.Soldier Is Defeated by War Abroad ， Then Welcomed Back by Racism [N]. New York Times ，8 May 2012：1.

托尼·莫里森作品的语言魅力探析 篇3

作为一名具有高度语言自觉的作家, 莫里森的创作思想首先体现于她对于语言本质的反思以及语言力量的创造性运用。莫里森认为“语言不能流汗”, “它是一个爱, 一种激情”, 因为“它的作用和布道士一样:它使你离开座位站起来, 使你忘记自己, 倾听自己。”[1]阅读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种类似于一次次在语言迷宫中的探险, 只有真正渴望体验语言魅力和叙述之多元性的读者才能走出这迷宫, 步入莫里森创建的语言殿堂。因此, 只有准确为莫里森作品中的语言观定位, 才可以在她充满诗意文字的无限张力中, 去感受那份震撼名族与世界的力量。

一、让“手中之鸟”保持生命活力

莫里森认为自己作品的独到之处在于语言。她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把语言比作“手中之鸟”, 认为“语言易于死亡, 易于磨灭, 当然是岌岌可危, 唯有意志的努力方可挽救它。”那只被捏在手中的鸟, 是活的还是死的?那只象征着拥有话语权的人所操控的“鸟”, 需要作家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来挽救。换言之, 当代黑人作家的使命便是掌握自我群体的话语权, 挽救那些处于边缘化, 逐渐失语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群体的“声音”。

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中, 黑人为对抗白人而进行的对于一条重要街道的命名之争, 白人的城市地图上标注这条街道为“干线大道”, 然而由于城里唯一的黑人医生曾居住并去世于此, 黑人便称这条街道为“医生街”, 可是城市的立法机构宣称这条街道“一直叫作今后也应叫作干线大道而非医生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正是这条公告不仅让黑人找到充分理由把它称为“非医生街”, 并且把该街北段的慈善医院称为“非慈善医院”, 因为这家医院从没收治过一个黑人。黑人居民对“医生街”的命名宣告了他们对身份的关心, 以抵制控制他们名字和生命的官方权威体系。这一命名之争可以定义为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叙事权威冲突。这里体现的语言的再生性和多重社会功能佐证了语言的局限性。在这个事件的描述中, 莫里森通过对语言的再创造, 消解和修正其暴力性, 使得一度只能被动接受定义的人, 得到了下定义的权力, 从而突破了语言的局限性。

莫里森作品中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来自她对黑人独特的语言使用的继承与发展, 还表现了语言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小说《宠儿》中有一段对话, 奴隶主“学校老师”质问黑奴西克索偷吃了猪崽, 西克索否认“偷”小猪, 声称吃小猪是为了喂饱自己以便多为主人干活。这段斗智斗勇的语言交锋展现了黑人奴隶与白人奴隶主对于话语权的争夺, 堪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西克索巧妙地运用语言逻辑, 对奴隶主自己的话语, 即黑奴是不具有人性的、只会说话的劳动工具和白人的私有财产这一观念进行辛辣的反击。“学校老师”对于西克索的辩解恼羞成怒, 给了他一顿鞭子。然而他的鞭打并没有使西克索屈服, 反而使得他认为讲英语没有前途, 干脆用沉默来对抗白人的话语霸权。虽然他的反抗最终因为黑白力量间的悬殊而失败, 但是却给了黑奴同伴保罗·D强烈的震撼, 鼓励他反抗奴隶主并逃离“甜蜜之家”, 从而成为莫里森完美运用语言的经典阐释。

莫里森认为语言的本质不仅被所谓的现代精神, 还被表面光鲜夺目的“人道主义”所侵犯, 因此她更加注重探索语言自身的意象, 和语言深层次即精神层面的力量。莫里森借“手中之鸟”这个寓言, 表明了她坚信的语言观:一名合格的作家必须超越以往的一切, 超越所谓的“人道主义”曾经赋予语言以特定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种脆弱的曾经被统治者利用的“一言堂”的作用, 正如她在《宠儿》的前言所说, “语言绝对不能成为障碍”。[2]这句话字字掷地有声, 表达了具有坚定的后人道主义创新意识的当代作家走出一条超越传统语言及范畴的道路的决心。[3]

二、呼应、见证和表意

在美国黑人文化里, 语言是一种美学, 本身就集选词、语调、韵律和意象之美于一体。黑人英语这种复杂的口语形式, 其音声和视觉形式有助于在“字里字外、或多或少展示词汇所具有的功能:韵律、声调、颜色和欢乐”。[4]黑人英语的口语传统在莫里森的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她指出, “我想展示出我们语言 (美国黑人英语) 的优美性, 它的韵律、它的隐喻和它的诗意。我们的人民说话很优美, 带着圣经和布道的韵律。但在过去, 黑人们被告知他们不能讲话。很多文化就这样被边缘化了。” (Olga Kenyon:18) 莫里森文本中的语言忠实地反映了黑人英语的口头传统。事实上, 莫里森之所以选择黑人英语的口语形式来讲述故事, 是为了避免标准英语的书面语引起误会, 因为标准英语中没有黑人英语中那些表示声调变化和身体语言的象征。

《宠儿》中社区的黑人妇女们帮助塞丝驱鬼的情节便是融合了呼应、见证和表意三种美国黑人英语传统中的修辞手法, 来连接和沟通言说者与听众的。黑人妇女艾拉有着痛彻心扉的经历, 她对于宠儿复活所带来的侵扰和毒害, 感同身受。因此她裹挟着对过去苦难的真切感受, 领导了这次驱除过去的创伤和罪过的活动, 扫清了蓄奴制罪恶的遗毒, 抹去了罪恶的蓄奴制在受害者身上刻下的记忆。

黑人妇女们来到塞丝家门前做祈祷的场景就是一种典型的呼应行为, “丹芙看见黑人们低垂的脑袋, 却听不见那领头的祈祷——只听见了作为背景的热情附和的声音:是的, 是的, 是的, 噢是的。听我说。听我说。下手吧。造物主, 下手吧。是的。” (托尼·莫里森:328) 当领头人发出了呼唤, 其他妇女一起回应。呼应作为言说者与听众间情感交流的触发器, 引领了两者之间即兴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互动, 言说者的呼唤不时被听众的回应所打断。读者通过这段文本, 充当了这一神圣仪式的见证人。黑人妇女们的呼唤激发起塞丝记忆中自己曾经见证过的人类声音的力量———婆婆巴比·萨格斯在林间空地上带领社区里黑人做祈祷的情景。想起这些, 塞丝就浑身颤抖, 心潮澎湃, “仿佛是‘林间空地’来到了她身边, 带着它全部的热量和渐渐沸腾的树叶;女人们的歌声则在寻觅着恰切的和声, 那个基调, 那个密码, 那种打破语义的声音。一声压过一声, 她们最终找到的声音, 声波壮阔得足以深入水底, 或者大落栗树的荚果。它震撼了塞丝, 她像受洗者接受洗礼那样颤抖起来。”[2]331

作为黑人社区中的一员, 见证这种具有集体意识的文化仪式, 有助于激发凝聚力, 记录美国黑人文化。目睹集体情感和历史的移情, 证明通过身体语言、符号或语言来表达集体团结的经历, 见证者和读者有义务成为象征意义上, 甚至真实的参与者。在美国黑人口头传统中, 参与者为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作证”, 通过转达告诉他人来分享。见证讲述了说者和听者的共有经历, 读者通过共同的经历和情感与被讲述的事件产生共鸣, 发出回应。

而描述驱鬼场面的段落也极富于表意, “要是那个鬼只是隐身在它的鬼地方捣乱———摇晃东西, 哭叫, 摔摔打打———艾拉会尊重它的。可要是它附了肉体来到她的世界里, 那就另当别论了。她不介意两个世界来一点交流, 可这一回明明是侵犯。”[2]326艾拉话中的表意提醒了读者, 世上有些比祈祷更古老的东西, 是非洲人被掠到美洲时带来的, 祖先的传统使这些黑人妇女意识到阴阳两界间的紧密联系, 还懂得了沟通两个世界间的规则。表意这种叙述行为, 具有说教和包含的特点。在黑人英语口语传统中, 若要使用表意, 就必须接受其含义。因此, 敏感的读者不难明白艾拉话中隐含的表意。

作为黑人女作家, 莫里森不断探索黑人集体生活基本状况, 长期为其获得合法权利而奔走呼唤。她的作品正是黑人女性长期以来在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 努力愈合心理创伤、重构集体身份的艺术写照与浓缩。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尼·莫里森访谈录[J].少况, 译.外国文学, 1994 (1) :24.

[2]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 雷格,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6.

[3]王祖友.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后人道主义研究[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2:258.

托尼莫里森 篇4

关键词:《宠儿》 象征 名字 场景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她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文学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黑人女作家。自1972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之后,莫里森又相继创作了七部作品。其中,《宠儿》是其第五部小说,这部作品在1987年出版,被公认为是莫里森最好的作品。该作品为莫里森赢得了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F·肯尼迪奖,为她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

《宠儿》的背景是1873年的美国重建时期。小说着重表现的是记忆和历史的力量。在小说当中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们,过去已经成为他们现在生活的重负。特别是女主人公塞丝,她竭尽全力想走出奴隶生活的记忆,然而那些记忆却附着在她那死去的女儿的魂灵上一直纠缠着她。18年前,女主人公塞丝带着孩子逃出奴隶主的种植庄园,仅仅享受了28天的自由生活之后,奴隶主“学校老师”追踪而至,为了不使女儿沦为奴隶,她毅然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莫里森的这个故事取材于发生在玛格丽特·加纳身上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她和塞丝一样从肯塔基州的奴隶主庄园逃出来,当猎奴者循踪而至俄亥俄州要抓住她时,她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再沦为奴隶,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宠儿》这部小说游离在虚幻的小说和真实的历史故事中间,通过对一个黑人家庭悲欢离合的记录,深刻地论述了奴隶制历史对美国黑人心理上的影响。《宠儿》自出版以来,一直因其独特的故事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手法而倍受国内外文学评论界的关注。莫里森在这部小说当中,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便是象征手法的运用。象征是文学创作当中最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它借助于具体的形象来表示抽象的事物及意义。象征不仅是对文学作品中一花一草,一丘一岭的感发,而且是通过这种感发来表达作者永恒的思想追求,要从有限的现象走向无限的丰富世界。在《宠儿》这部作品中,各种象征意象遍布全文,相互呼应。为展现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主题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对小说中人名的象征意义和场景的象征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借以管窥莫里森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主题。

一 人名的象征意义

姓名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个人价值,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姓名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一般来讲,人们的命名应该尊重相应的文化传统。在文学作品当中,作家也格外关注作品当中人物的命名,以此来达到刻画人物形象和深化作品的重要作用。《宠儿》中几乎所有的人名都具有象征意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宠儿和塞丝及典型的白人奴隶主“学校老师”。

宠儿是小说当中深具寓意的人物形象。她游离不定的身份使她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象征着从非洲运往北美的运奴船上的那些黑奴,另一方面象征着18年前被塞丝杀死的女儿又以肉体还身的宠儿,她象征着死于奴隶制的冤魂。另外,从她那迟钝的言语和缓慢的行动还可以推断出也许还是被白人长期囚禁的黑人姑娘。因此,宠儿含糊不定的多重身份使她自身的象征意义非常丰富。莫里森通过宠儿的故事让读者可以接触到“六千万甚至更多”的黑人种族的创伤历史。莫里森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重构黑人历史。她指出,美国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不愿回忆黑人的过去。她写《宠儿》就是要重构黑人的真实历史,医治这种全国性的健忘症。这段历史曾因黑奴受到压迫,处于“失语”状态和他们自己刻意忘却身为奴隶的惨痛经历而失落。一个原本在历史上被剥夺了语言力量的民族,却在莫里森书写的这段历史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莫里森通过多重的象征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人鬼交融的宠儿形象,使宠儿成为浓缩黑人历史的一面镜子,启示了黑人种族只有正视和反思自己的过去,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塞丝也是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位自尊而又高傲的女性。她的名字取自于《圣经》第四章第25节。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亚伯。夏娃又生一个儿子来代替被该隐杀掉的弟弟亚伯。夏娃给他取名为Seth。《圣经》中Seth的出生体现了上帝的爱和宽容。莫里森在小说中也采用了这个名字,并在名字后面加了一个“e”,使其阴性化。小说中塞丝(Sethe)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她对孩子们深深的母爱。因此,她成了所有非洲黑人母亲的象征。从她身上我们看到非洲黑人母亲的原型:丰富的乳汁哺育着非洲儿女的成长,使非洲文化源远流长。塞丝的爱“太浓了”,她宁愿杀死自己的女儿也不愿意其沦为奴隶。因此小说中塞丝的杀婴行为也展现了其深厚的母爱。

爱弥是一位在塞丝的逃亡路上帮助过她的白人女孩。她是这样描述塞丝的:

“一棵苦樱桃树。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这儿分杈。你有好多好多的树枝。好像还有树叶,还有这些,要不是花才怪呢。小小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整棵树。正开花呢。”

实际上塞丝背上的树既没有树枝,也没有树叶,更没有花。那是她在名字为“甜蜜之家”的种植庄园奴隶主鞭打她的后背而留下的伤痕。在这里,莫里森是用一种唯美的语言来描写塞丝背上的树的,使读者能深深感受到这一情境的凄美,它巨大的根,巨大的主干,繁茂的树枝之间隐藏着塞丝永远的悲伤。因此,那开花多枝的树就是黑人母亲坚强的生命力的象征。尽管塞丝饱受奴隶制折磨,然而莫里森却为我们塑造一个高傲、坚强、慷慨无私的非洲黑人母亲形象。

学校老师本应该是知识的传播者,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传授者,他们应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然而在《宠儿》中,莫里森为代替加纳先生管理奴隶主庄园的人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叫做“学校老师”。“学校老师”是冷酷无情的白人奴隶主。莫里森将其作为白人文化虚伪邪恶的象征。他在给他的两个侄子上课时,从不把黑人奴隶当作人来看待,而是教他们怎样像动物那样对奴隶们进行研究:测量他们的身体,数他们的牙齿,记录他们的生活习惯。“学校老师”从不参考黑人的意见,他把他们提供的建议叫顶嘴,而且发明了五花八门的矫正方法来对他们进行教育。当西克索与“学校老师”辩解时,他揍了西克索,并让他知道,定义属于下定义的人,而不是被定義的人。 “学校老师”的白人优于黑人的思想是典型的文化霸权的象征。莫里森通过对“学校老师”的描写,表达了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美国,黑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一定要警惕白人的文化殖民思想和文化霸权思想,并且要重新审视自由的含义。

二 场景的象征意义

场景描写是作者对人物所处的环境进行的形象性的描绘,是由语义特征系统形成的,并且与生活于此场所的人物意义发生重大关联。《宠儿》中,大部分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在两个场景中进行的。一个是叫做“甜蜜之家”的奴隶主种植庄园,另外一个是蓝石路124号塞丝一家居住的旧屋。

“甜蜜之家”是莫里森为奴隶主种植庄园起的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名字。这个名字看起来很甜蜜,可那些黑奴们在这里丝毫没有感觉到家的温暖。在《宠儿》中,莫里森对“甜蜜之家”的描写就像天堂一样美丽:

“‘甜蜜之家’里漂亮的树比周围任何农庄都要多。黑奴们最喜欢在那棵叫做‘兄弟’的树下吃饭休息。‘兄弟’便是《圣经》里‘智慧之树’的象征—它古老、宽阔,时刻在召唤。”

最初的奴隶主加纳夫妇在这里实行的是相对仁慈的奴隶制管理制度:他们允许塞丝自由选择丈夫;黑尔可以用几年的周末劳动换来母亲贝比;萨格斯的永远自由;加纳先生要把那些男奴们培养成真正的“男子汉”。可加纳先生去世后代替管理奴隶主庄园的“学校老师”却对他们实行高压政策。终于有一天,黑奴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是生活在美丽的谎言里。于是,他们开始策划出逃计划。

在这里,莫里森用“甜蜜之家”这个场景描写象征了奴隶制的欺骗和邪恶,并且在这里做了暗示,只要罪恶的奴隶制存在,欺骗和邪恶就会存在。黑人要想获得真正自由,必须要根除这种制度。莫里森警示黑人同胞,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要重新审视自由的意义。黑人只有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过去,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蓝石路124号旧屋是小说中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小镇塞丝一家居住的一所旧屋。小说三部分的开头首句都对124号旧屋进行了描述。小说三部分的开头分别以“124号恶意充斥”, “124号喧闹不堪”, “124号静谧无声”命名。作者巧借这种数字开篇,隐喻了黑奴争取自由的艰难历程,从受皮鞭之苦的非人生活到为自由生活的激烈抗争到获得自由后的心理满足。随着对作品的深入了解,我们发现,《宠儿》在1987年出版,从1863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到1987年恰好是黑人奴隶获得法律上自由的124年。而《宠儿》的故事叙述的主要场所也在124号。宠儿出现在124 号,又消失在124号中。从这一点来看,124并非是作者虚设的数字。莫里森似乎在告诫黑人同胞,虽然他们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自由,但黑人的语言和文化正在被白人同化,白人文化的价值观早已渗透到黑人灵魂。所以124号旧屋就成了那等待修复的黑人精神家园的象征。

另外,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获得自由后就居住在这124号旧屋里。塞丝从奴隶主庄园带着孩子冒着生命危险也逃到这里。因此,124这间旧屋就成了黑人的自由和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象征。然而,塞丝在这里只获得短暂的28天自由,随着“学校老师”和他的两个侄子的到来,塞丝的自由被彻底瓦解了,因此便有了杀婴事件的发生。所以,124号就成为一间闹鬼的屋子,成为塞丝难以走出去的心理阴霾。124号是美国所有闹鬼的屋子中的一间,成为了浓缩的美国社会的象征。莫里森仅仅用124号这个旧屋和居住在这里的三代人的悲剧,就让我们触摸到了美国的黑人历史,一部值得反思的美国黑人历史。

三 结语

莫里森在《宠儿》中正是通过象征这种独特的艺术方式,对美国黑人历史和美国黑人同胞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积极探索了黑人同胞的发展道路,展示了美国黑人寻找自我的成长历程。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尽管美国黑人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自由,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种族歧视和压迫。黑人同胞要想获得真正自由一定要重新审视自由的含义。通过对小说中部分象征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莫里森正是借助一系列有着丰富内涵的象征意象铺陈故事背景,刻画小说人物心理,影响和推动小说情节的变化和发展。这些象征意象为深化作品主题和升华读者思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莫里森的文学作品,体会其小说的艺术魅力和领略其作品中深刻思想内涵。

注:科研项目名称:托尼·莫里森小说的象征艺术研究,编号LSSY200901,社科类一般项目。

参考文献:

[1] 胡笑瑛:《托尼·莫里森〈宠儿〉中人名和地名的象征意蕴》,《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 托尼·莫里森,潘岳、雷格译:《宠儿》,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

[3] 王守仁、吳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李忠霞:《〈宠儿〉的象征意义》,《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5] 汪顺来:《〈宠儿〉中的象征和隐喻意义》,《常州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托尼莫里森 篇5

所谓“复调” (polyphony) 本是音乐术语, 是欧洲18世纪以前流行的一种音乐体裁,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旋律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 相互层叠, 构成复调体音乐, 可细分为对比式复调、模仿式复调、补腔式复调等。后由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赫金借用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 用来区别于那种已经定型的欧洲传统的独白型的小说模式。“复调小说”的艺术魅力就在于这种“复调思维”的矛盾性、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 恰恰切合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的多元、暧昧和边界模糊的状态。“复调”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话语和思维方式, 在深刻剖析现代人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魅力。当代著名的法籍捷裔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创作中运用并发展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提出了“文本的复调”理论, 并在自己的小说中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作为现代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复调小说”对读者反映论、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都有深刻影响。

二.对比式文本复调

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表示, 她要在创作中借助于音乐元素来充分表达她所希望传递给读者的思想[1]。显然, 美国黑人批评家亨利·盖茨也注意到了莫里森惯于将爵士乐作为“整部小说的建构原则”[2]的写作技法。深受黑人布鲁斯和爵士乐浸染的莫里森在创作之初就尝试性将音乐的写作技法融入到《最蓝的眼睛》里, 借用了“对比式复调”来构建话语文本。小说正式文本、以“秋、冬、春、夏”命名的四个篇章所象征的年复一年的四季轮回开头, 正式文本之前添加了一个副文本, 引用了三版内容相同、但排版形式屡有变化的重复文本, 第二、三版分别去掉了标点停顿、字符间隔和句首字母大写, 这种不同给人的感觉类似欢笑的童音以越来越快的旋律形成的三重奏。副文本内容是当时流行的美国儿童识字启蒙读物:“迪克和简一家的幸福生活”。这一预设的白人孩子幸福家庭生活的模板式标准, 以简单明快的无调性音乐的形式映衬出了将要开启的小说正式文本中黑人孩子生活的暗淡压抑, 凸显出一种对比度极强、不和谐的色彩基调。这其实就是不分黑白的统一“标准”所造成的强烈的对比效果。复调文本内容如下:

这就是那幢房子。绿色和白色相间。有一扇红色的门。漂亮极了。这就是那家人, 妈妈、爸爸、迪克和简就住在这幢涂成绿色和白色的房子里。他们很幸福 (1) 。看啊那是简。她穿着红衣服。她特别想玩游戏。谁会跟简玩呢?看啊那只小猫。它喵喵叫着走过来。过来玩吧。过来跟简玩吧。小猫不想玩游戏 (2) 。看啊那是妈妈。她人挺好。妈妈, 你愿意跟简玩吗?妈妈大笑。大笑吧, 妈妈, 大笑吧 (3) 。看啊那是爸爸。他又高又壮。爸爸, 你愿意跟简玩吗?爸爸微笑了。微笑吧, 爸爸, 微笑吧 (4) 。看啊那只小狗。小狗汪汪地叫着。你愿意跟简玩吗?看啊那只小狗在跑。跑吧, 小狗, 跑吧 (5) , 看啊, 看啊, 来了个朋友。这个朋友愿意跟简玩。他们要玩个很有趣的游戏。玩吧, 简, 玩吧 (6) 。[3]

三.碎片化叙事

作者在紧接下来构成正式文本的六个片段开头把上述文字肢解成六句话, 分别充当六个片段文本的序, 极像该部分正式文本叙述的小序, 用以叙述与小女孩佩科拉悲剧命运促成相关的社会背景人物, 因而小说正式文本的秋冬春夏四章就由这篇字数有限的副文本解构成的六个小文本统领串连在了一起, 从而形成两个内容相关联的大的对比式文本叙事。这六个同样开头加序的小文本内容情节依次是:片段 (1) 佩科拉一家。一家四口人临时借住在一个店铺前厅的“家”里。与父慈母爱、住在自己的绿白相间的漂亮房子里的白人小孩迪克和简不同, 黑人小姑娘佩科拉的家是这样一番景象:临时借助的破旧的房子 (原来的家被父亲乔利放火烧掉了, 所以小说开头佩科拉被安排到“我———叙述人克劳迪娅”家里借住一段时间) , 家具简陋破败, 父母日日争吵打架, 哥哥萨米经常在父母战争爆发时离家出走, 佩科拉和哥哥萨米还有父母困居一室。对应上述副文本的片段 (2) , 正式文本讲述混血男孩朱尼尔和妈妈的一只爱猫。家住学校操场附近的朱尼尔因一个人无聊把在学校操场碰到的佩科拉邀请到自己家里, 喜怒无常的的朱尼尔生气时推倒了佩科拉, 不仅弄脏了佩科拉唯一干净的一身校服, 还烫伤了朱尼尔妒恨已久的妈妈宠爱的那只猫。软弱的佩科拉不敢反抗骄横的朱尼尔恶作剧的欺凌, 还遭到了朱尼尔妈妈的责骂。片段 (3) 的主题人物是妈妈。小说正文里佩科拉的妈妈波琳由于跛足嫁给了她的父亲乔利, 为了生计波琳与丈夫乔利迁居北方, 还是屡屡遭受到白人的歧视。孩子降生后的生活日益艰难, 这种环境下的乔利却是日渐堕落并最终丧失了对妻儿的责任心, 堕落成一个脾气暴躁的酒鬼。因为无望和厌弃, 妈妈波琳把自己的爱转移给了她帮佣的那家白人孩子。 (4) 叙述了佩科拉的爸爸的故事。黑人私生子乔利的年轻母亲疯了, 将包在襁褓里的乔利丢弃后被姨婆发现并捡回, 长到佩科拉那个年纪时相依为命的姨婆又死了, 于是乔利独自去寻找父亲却不被承认, 在无人教养的环境里长大直到遇上波琳结了婚。爱缺失的环境里长大的乔利不懂爱且不会爱, 一次酒后竟然禽兽不如, 稀里糊涂强奸了自己年幼的女儿佩科拉, 给孤独无助的佩科拉带来了更加致命的伤害。片段 (5) 自命不凡的混血的皂头牧师的身世及成长。皂头牧师借前来向自己求助、妄想拥有一双蓝眼睛的佩科拉之手用毒药除掉了让他一直痛恨的房东太太的那只名叫“鲍勃”的老狗。 (6) 佩科拉终于找到了倾诉相伴的朋友———拥有了蓝眼睛的自己。长期孤独的佩科拉幻想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双和白人一样的蓝眼睛, 最终陷入自我的精神分裂。以上六个片段穿插在一起, 把与主人公佩科拉相关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连缀成“我”所见证的故事之外与佩科拉相关的人物的故事, 呈现了作者对于由复杂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周围社会的深刻理解:“邪恶的人以邪恶的方式去爱, 残暴的人以残暴的方式去爱, 软弱的人以软弱的方式去爱, 愚蠢的人以愚蠢的方式去爱。”一个缺少爱和关心的黑人家庭环境中出生的孩子磕磕绊绊地成长于一个既不纯粹善意, 也并非完全恶意的社会环境里, 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于任何一个像佩科拉一样、尚未建立强大自我主体意识的妇女和儿童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伤害和毁灭。人是环境的动物, 生存土壤的贫瘠和破坏, 是金盏花不开放的原因, 是佩科拉来自父亲强奸而孕育的孩子夭折的原因, 也是佩科拉精神崩溃这一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四.爱的缺失与人物命运

简和迪克所代表的白人一家子幸福温暖、简单快乐的生活范本作为一个对比的手段, 从头至尾片段式插入, 如同一首欢快的背景旋律, 更加渲染衬托出故事人物各自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的的复杂艰难、孤独惨淡。“爱与爱的缺失”是莫里森系列作品的主题之一, 这是导致黑人成人后各种性格缺陷的最直接原因, 而正是这种“贫瘠的土壤”最终导致了那些已出生的和未出生的孩子饱受摧残、甚至夭折的命运。小说的结尾, 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者克劳迪娅 (以“回顾视角”的我) 这样总结:

如今, 当我看见她 (佩科拉) 在垃圾堆里搜寻———搜寻什么呢?被我们谋杀的东西?———我会说当年我并没有把种子埋得太深, 过错在于土壤, 在于我们小镇的土地。现在, 我甚至以为那年全国的土壤都对金盏花怀有敌意。这片土地对某些花卉来说, 生存条件太过恶劣。某些种子无法获得养分, 某些植物不会结果, 当土地决议展开杀戮时, 我们默许了, 说什么受害者无权生存。当然, 我们错了, 然而这无关紧要。已经太晚了, 至少在我家乡的边缘, 在我家乡的垃圾堆和向日葵中间, 一切都太, 太, 太晚了。[3]

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是一种外视点透视, 这段叙述是隐含作者的声音, 隐喻了复杂恶劣的社会环境对家庭无能力保护的弱小“受害者”责任的推诿和对其生存空间的残酷剥夺。作者的写作意图非常明显:解构和颠覆白人所代表的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标准, 重建黑人民族自己的审美意识和身份自信, 拯救那些被不良社会意识摧残的未成年人和妇女, 颠覆白人话语在美国社会文化里的霸权地位, 逐步建设和完善黑人等少数族裔文化在美国社会平等的主体性地位。建构少数族裔的话语权威, 创造出美国社会健康包容的多种族、多元文化共存的语境。

五.结论

综上所述, 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文学教授的托尼·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处女作里, 尝试性借鉴音乐元素精巧地建构了小说的叙事话语。运用对比式文本复调的叙事模式以对话的姿态探究美国黑白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和解决之道。小说形式的独特建构服务于故事所反映的主题:对不合理的白人霸权文化审美标准的解构。非裔黑人女作者惯用的后现代主义碎片化叙事手法很自然地拼接出了主人公生活背景中社会构成的复杂性, 正是这种复杂的成长背景造就了她们悲剧性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哈旭娴.“奏响灵魂深处的旋律”——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音乐叙事[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7 (3) :9-10。

[2]Gat es, Henr y Loui s, Jr.and K.A.Appi ah.Toni Mor r i son:Cr i t i cal Perspect i ves Past and Pr esent.New Yor k:Ami st ad, 1 993:52.

托尼莫里森 篇6

主题词：

《宠儿》;人物;地点;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

董俊峰.1994.六千万黑人冤魂的投诉——《娇女》主题初探[J].外国文学研究, (4) .

蒋欣欣.2002.黑人女性主题的建构——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宠儿》[J].文艺理论与批评, (5) .

孙薇.2002.打开记忆的闸门——记莫里森《宠儿》中水的意向和象征[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4) .

王晓兰, 钟鸣.2004.《宠儿》中叙事视角的转换及其艺术效果[J].外国文学研究, (2) .

Conn, P.1989.Literature in Americ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th, D.1994.&apos;Wonder what God had in mind&apos;:"Beloved Dialogue with Christiantity"[J].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24: (2) .

Hutner, G.1999.American Literature, American Cul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wrance, D.2000.Freshly Ghosts and Ghostly Fresh:The Word and the Body in Beloved[C]//David Middleton.Toni Morrison&apos;s Fiction Comtemporary Criticism.New York:Garland:231-246.

Morrison, T.2000.Beloved.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Sage, L.1992.Women in the House of Fiction:Post-War Women Novelists[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托尼莫里森 篇7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家》,文化人类学,原始文化

一.引言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裔美国女作家之一, 其作品巧妙地演绎了黑人传统文化、展现了非裔独特的文化信仰及深刻揭示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现状, 例如《所罗门之歌》中的黑人会飞的神话、《秀拉》中的全国自杀节等都是作者对黑人民俗材料和文化的传承, 她的2012年新作《家》也无不例外。小说以“家”为题目, 描写了乔治亚州的一对自幼年开始就饱受欺凌和压迫的黑人兄妹从出逃到回归家园的艰苦历程, 演绎了一次人类面向自身始源处的盛大回归。本文试图以跨学科的姿态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解读《家》, 从巫术、医疗和万物有灵说三个方面来探析《家》这篇小说的深层艺术价值, 揭开文中一种伟大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强烈的文化人类学精神。

二.巫术:原始的魔咒

泰勒在《原始文化》中首次对文化下了定义, 即文明,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 是一个复合整体,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连树声, 2005) 巫术与原始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其中神秘的占卜和禁忌在原始巫术中又占据很重要的位置。首先占卜在原始民族中极盛, 详猜偶发事件是占卜的主要方法之一原始人占卜的方式即是把个别少有的或反常的现象和与之有关的事件联系起来, 以此来推断未来的福祸及前途。

希的出生是小说中出现的占卜事件。希的继祖母莱诺在这里充当了“巫婆”的角色。在仪式中巫婆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巫婆手中掌握着神秘的魔法, 对某人采取的行动能作出神秘的预见。知道希是生在半路上后, 继祖母莱诺即宣告生在半路上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她认为体面的妇女都会在家里, 在由一个素质良好的基督教妇女照料的床上生产。虽然只有街边妇女, 妓女生产的时候会去医院……生在大街上或排水沟里却预兆着一个人的命运是充满罪恶和一文不值的。 (莫里森, 2012) 总所周知, 孩子的出生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 地点时间都是随机的, 和他的未来没有丝毫联系, 而继祖母却以出生地点来断定希的一生是何其的荒谬。

和占卜密切相关的是禁忌。禁忌这个词, 学术界统称为“塔布”, 它源于中太平洋伯利尼西亚群岛土语。它是原始居民为了减少对自然力量的恐惧, 祈福避灾编造而来的。简单地说, 禁忌就是心理上以为忌讳的和言行上规定为不能说和不能做的, 若触犯了神秘的禁令, 不幸的结果自然会降临。除了被预言未来不幸以外, 希也被人们当做一种禁忌来看待。从希出生起, 她就像一个晦气之物一样遭受祖母的嫌弃及父母的冷落, 享受不到丝毫亲情的温暖。由于希一家的到来, 莱诺的房子变得拥挤, 故自认为比莲花镇上任何一个人都优越的她把怨恨都放在了大街上出生的小女孩身上。当她每次一看见小女孩进屋, 她就皱起了眉头。 (莫里森, 2012) 希受到家人的排斥和隔离, 更被当做他们想象的危险备受压迫。在后文希得知自己不能生育之后, 希想到了继祖母的预言。早早地被唯一对她父母有影响的莱诺贴上令人可恶的“排水沟孩子”的标签, 就真的如祖母说的一样, 她自己也很同意这个标签, 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总之, 莱诺所体现出的言行方式都明显透射出原始者生活内容的特征, 其中巫术的成分历历可辨。占卜和禁忌都是原始社会的残留物, 是愚昧和无知的表现;正是由于巫术, 导致深受其害的希不能健康快乐地在自己家里成长, 接受良好的教育, 而是跟着别人离家出走。

三.医疗:现代文明的入侵

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 科技极大地改变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 经济水平大大上升, 但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却异化了人类本身。人类最本真也最宝贵的品质逐渐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消失, 例如善良、真诚和无私, 取而代之的是贪婪、自私和虚伪。

医疗是文本中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在小说的开始, 作者就对医疗的描写就已经出现了。弗兰克被诊断为精神有障碍而且被送到了一家医院里, 他成功逃离医院后, 来到一个牧师家。牧师洛克告诉他为了能治疗活着的有钱人, 这家医院把贫穷死者的尸体卖给医学院做试验, 洛克为他逃过一劫感到庆幸。医院没有经得死者家属的同意, 就把死者当做商品一样卖给医学院, 而且让他们充当试验品, 这种残忍的行为完全剥夺了死者的人权和尊严, 背离了人性和道德。

与此同时, 妹妹希却没有那么幸运。希经朋友介绍谋到了一份给医生做帮手的职业, 她满心欢喜, 可是殊不知她真正的噩梦从此开始了。文中的博乐加德医生在希眼中是个很“慈善”的人, 她观察到他帮助很多的穷人, 尤其是妇女和女孩。……当尽管经过他医治后还是去世了的病人, 他还捐葬礼费用。 (莫里森, 2012) 可是这一切都是他欺骗世人的假象。博医生为了研究“优生学”, 残忍地让毫不知情单纯的希充当了试验品。医生的卑鄙行径顿时暴露无遗, 让人唏嘘不已。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 在高新技术的冲击下, 原始人类的仁爱和质朴情操在现代工业文明下荡然无存。

四.万物有灵论:对祖先的信仰

原始宗教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影响。非洲宗教传统代表着非洲居民他们对世界、宇宙与世俗社会的种种看法。其中, 非洲人的“万物有灵论”反映出其宗教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是对祖先的崇拜。泰勒指出万物有灵论有两个基本信条, 一是相信所有的生物灵魂或肉体死亡后能够继续存在, 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二是相信各种神灵可以影响和控制物质世界和人的今生来世。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祖先灵魂的显现。在弗兰克身边反复出现的小个子男人在这里代表着黑人祖先。

第一次这个小个男人出现在弗兰克去芝加哥的火车上。在喝完一杯苏格兰酒后弗兰克把头靠在窗子边上小睡一会, 他觉得他的邻座很好笑, 一个戴着宽沿帽子的小个子。……他一开始睡觉, 穿着阻特装的小个子就起身消失在过道。他的皮革座位上却没有凹进去的痕迹。 (莫里森, 2012) 一般人在坐过的皮革椅子上都会留下凹印, 可诡异的是小个男人却没有留下, 作者向读者第一次暗示了这个小个男人的神秘性。

第二次这个小个男人出现在弗兰克寄宿朋友家里。弗兰克看到一个小个子男人的轮廓, 和在火车上的那个人很像, ……他打开灯, 更加确定他就是穿着淡蓝色阻特装的小个子男人。弗兰克从床上站起来, 向那个人走去。可是走了三步之后那个人就消失了。 (莫里森, 2012) 这个男人又一次的出现让弗兰克有些害怕,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又看到这个小个子男人, 读者的疑惑也跟着再次加深。

第三次小个男人出现在弗兰克和希一起埋葬完一个黑人以后。弗兰克用铲子挖出一个小坟墓, 用希缝制的百纳被包裹住一堆骨头将其放入土中。他们很虔诚地在月桂树下把那个黑人的骨头埋葬妥当后, 希突然在河对岸仿佛看到一个人。

“那是谁呀?”希指着河对岸。

“哪儿呀?”弗兰克说, “我没看见任何人。”

“他可能走了, 我猜。”她看到他好像是一个穿着滑稽的套服, 摇摆着表链的小个子男人, 他还一直在咯咯地笑着。 (莫里森, 2012)

在非洲文化里, 人们通常认为祖先的灵魂常常驻足在河流上与他们活着的后裔相会。“水流动无形、滋养万物, 是让非洲黑人充满敬畏的东西。水还是阴阳两界之间的界限” (孙静波:2008:117) ,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河对岸的小个人男人就是那个弗兰克埋葬的黑人的灵魂。由此可知, 这个黑人的灵魂其实一直在跟随着弗兰克, 一直与弗兰克同在。弗兰克和妹妹以郑重的仪式将黑人埋葬入土, 表达了对黑人祖先灵魂的崇拜之情。不妨说, 埋葬这一行动赋予弗兰克行动以一种普遍的文化人类学色彩: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种族传统, 愿意回归和继承祖先文化, 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 也启示我们应该对宗教的意义给予重新的充分的认识。

五.结语

《家》以文学虚拟的方式真实地为我们展现了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碰撞, 引导现代人们本真意识的觉醒和正确价值观的回归。它通过对巫术这种原始魔咒的批判, 对医疗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入侵的指责, 对信奉万物有灵论的肯定, 反映出了对人类生存出路的探索。文化人类学指出人类必须面向自身始源处找寻答案, 合理地回归原始文化, 一方面要剔除原始文化中的糟粕, 另一方面要继承优秀原始文化。原始文化就像一个未经开采的金刚石, 为了使廉价的金刚石变成价值连城的钻石, 我们必须精心打磨掉愚昧和无知之废渣, 留下善良、质朴和奉献之精华。合理地回归原始文化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有力救赎。因此, 《家》启发现代人们必须合理地回归原始文化, 怀着原汁原味的人文关怀精神, 才能达到人类精神寻求的更高境界。

参考文献

[1]Morrison, Toni.Home.New York and London:Alfred A.Knopf.2012.

[2]弗雷泽, 詹姆斯.徐育新, 汪培基, 张泽石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3]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孙静波.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非洲文化元素[J].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5]泰勒, 爱德华.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纯女性家庭 篇8

关键词：身份,纯女性家庭,莫里森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大多以黑人女性为主体, 描写非洲裔黑人女性沉迷、觉醒和自我发展。正如作家自己所言:“身为黑人和女性, 我能进入到那些不是黑人、不是女性的人所不能进入的一个感情和感受的宽广领域”[1]。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奴隶制的奴役以及在双重意识的挤压下处于浪尖上的黑人男性或沉沦或扭曲而迷失了自己的身份, 使得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性承受更多的苦难, 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莫里森用她独到的视角, 把黑人女性置于没有父亲、没有男人的困境中来讲述黑人女性自我的分裂和复苏。在她的小说里, 纯女性家庭成了黑人女性自我分裂和融合的缩影, 在纯女性家庭中, 黑人母女成为彼此的他者。莫里森在《秀拉》、《宠儿》和《所罗门之歌》里都讲述了这样的纯女性家庭。

在《秀拉》中, 伊娃、汉娜、秀拉组成了祖孙三代的女性家庭。伊娃从丈夫离开后独自支撑着三个孩子的家, 还有外甥女秀拉。秀拉的成长不可能不受到外婆和母亲的影响。首先, 虽然家中没有男人, 但伊娃和汉娜从来不缺男人。秀拉从母亲汉娜那里习得的与男人的关系的经验:性事是愉悦而频繁的,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2] (p44) 。秀拉十年游学回家后, 她和社区不同的男人上床, 甚至和好朋友内儿的丈夫也有了关系。秀拉与男人关系的处理显示了她典型皮斯家女人的特点。其次, 秀拉的自损行为也和伊娃的如出一辙:在丈夫抛弃家庭后, 伊娃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情况下, 把孩子托付给邻居, 失踪18月后用一条腿换来了一家人的衣食无忧。秀拉在面临自己和内儿被白人小孩欺侮时果敢地用小刀削去自己的手指吓退了白人小孩。另外, 秀拉熟知伊娃用汽油烧死了李子, 当她看见母亲汉娜身上着火时, 她站在高高的楼上, 她有的是愉悦。除了对伊娃潜在的恐惧外, 秀拉更多的是认同。秀拉在逗小男孩小鸡玩时, 不小心把小鸡甩到河心, 小鸡被淹死了。虽然少年的秀拉因内疚而哭泣, 但她和内儿一起保守了这个秘密。秀拉和伊娃一样成了谋杀者。伊娃、汉娜和秀拉不同却相似, 因为伊娃和汉娜, 秀拉从小就要成就自我。游学回家后, 秀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外婆伊娃送到养老院去。因为与秀拉而言, 伊娃总是警告秀拉, 女人不能到处走, 不能没有男人、没有孩子[3]。但是秀拉却不愿意过像其他黑人女性一样的生活。两人的自我从融合到分离, 两人相互指责、相互威胁。用火烧死对方成了愤怒争吵时的厥词。但彼此内心都担忧这不是没有可能。出于恐惧, 出于要摆脱伊娃的控制, 年轻的秀拉取代了伊娃户主的地位。伊娃的强势和汉娜母爱的缺少使得秀拉没有中心, 没有生长点, 自然无法成就她自己, 只有分离的自我, 没有完整的统一的自我, 没有中心的秀拉也只能在实验性的生活中死去。

同样纯女性的家庭在《所罗门之歌》里是彼拉多、丽巴和哈加尔。彼拉多没有丈夫就有了女儿丽巴, 而丽巴没有丈夫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哈加尔。和伊娃为户主的家庭不一样, 伊娃是被丈夫抛弃;而彼拉多的家庭从来就没有男人。彼拉多是在母亲死后自己从母亲肚子里爬出来。她的奇特让周围人视为怪异。彼拉多是独立自主, 智慧的女性, 她是一个充满爱心与关切的女人。和伊娃支配控制不同, 彼拉多不为陈规、期待、失望与感伤所累, 她是自由和自然的, 所以彼拉多对子女的态度是任其自然。由于彼拉多奇特的印记, 人们把她看作不祥之物, 彼拉多一家的生活简单而自然, 不受约束, 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彼拉多的女儿丽巴和汉娜一样, 深受母亲的保护, 而且享受这种保护。哈加尔和彼拉多一样聪慧而自然, 所以深得彼拉多的宠爱。和秀拉不一样的是, 哈加尔并没有想要成为自己。她爱上了奶人, 被奶人抛弃后她选择了死亡。当哈加尔收到奶人分手信后, 她被奶人的自傲所激怒, 拿着刀到处寻找奶人, 企图杀死他。彼拉多没有和哈加尔交流, 而只是放任她。彼拉多是莫里森笔下极具光彩的独立自主的女性人物, 但是她对哈加尔的过分宠爱却成了哈加尔死亡的最大杀手。在她的母权范围内, 哈加尔至死也没有学会如何去爱。

在莫里森小说中最具特色的女性之家是《宠儿》里塞丝一家。萨格斯、塞丝、丹弗和宠儿成了124号农舍女性家庭成员。萨格斯从奴隶恢复了自由身后开始布道, 试图唤醒黑人爱惜自己的身体, 她的自爱毋庸置疑地影响了塞丝。在塞丝被学校教师宣布她的孩子和她一样要成为奴隶时, 她选择了杀死自己刚会爬的女儿, 并在墓碑上为她取名为宠儿。在逃跑途中塞丝生下了丹弗。萨格斯的布道和塞丝的弑婴都是黑人主体意识复苏的体现。宠儿来到后, 丹弗意识到她和宠儿的身份融合在一起, 这份融合来自于对彼此的爱。但是宠儿报复性地掠夺塞丝的爱, 而塞丝完全被宠儿控制, 塞丝对宠儿的顺从是因为塞丝内心的杀死女儿后难以言说的痛楚。她要用更多的爱来弥补宠儿:塞丝整天陪在宠儿身边, 不再出门, 家里接不开锅了宠儿仍然缠着塞丝提出各种要求。塞丝成了宠儿精神上的奴隶。被忽视了的丹弗感到孤独。由于母亲的弑婴, 使得周围邻居都远离她们母女。丹芙开始思索18年来她和母亲经历的种种, 面对宠儿变本加厉的恶意和母亲的顺从, 丹芙走出124号寻求黑人社区的帮助, 这标志着她开始融入社会和寻求独立, 这是母亲塞丝没有做到的。虽然塞丝带着孩子逃出了学校老师的奴役, 但正如萨格斯所言:没有谁单凭一人能成功…如果没有人指路, 你就会只能摸瞎[4] (p135) 。塞丝一家终于走出了124号。

莫里森笔下的纯女性家庭以三个为一组的形式出现, 在莫里森看来, 对立和两极化难以诉说黑人女性生活状态和自我构建。不管是伊娃的控制支配、彼拉多的放任, 还是塞丝的顺从, 都是黑人女性在极端生存困境下碎片般自我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泰勒.格思里, 托尼莫里森访谈录, 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 1994。

[2]托尼.莫里森, 秀拉[M], 胡允桓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王守仁、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德小说创造[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托尼莫里森 篇9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宠儿》；生存伦理；家庭伦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165-03

作为美国现当代著名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继赖特、艾里森之后的又一座高峰”[1]。她的文学创作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再现血腥而黑暗的奴隶制给美国黑人带来的长期的奴役和苦难，揭露奴隶制的累累罪行，同时倡导黑人同胞摆脱历史阴影，走出历史的桎梏，勇于重构民族精神和文化，追求黑人民族自立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其小说“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1993年托尼·莫里森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其众多作品中，《宠儿》是展现其思想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宠儿》的故事背景是南北战争结束，奴隶制被废除之后的1873年，在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住着主人公塞斯和她的女儿丹芙。小说是以各种人物的回忆为主线，讲述了废除奴隶制之前塞斯在肯塔基州的“甜蜜之家”农庄当女奴的惨痛经历，以及她与孩子们逃离苦海后的生活。其中，塞斯因“学校老师”—接管“甜蜜之家”的奴隶主的追赶，不愿让孩子重回那可怕的魔窟，像自己一样忍受非人的待遇，她竟然试图杀了自己的孩子们，将“都会爬了”的小女儿的喉咙锯断，替她选择了死亡来避免被摧残的命运，后来为其取名为“宠儿”。也正因为塞斯的惊人之举，她在日后不停地受着这往事梦魇般的精神折磨。“宠儿”的鬼魂不断来讨债使她与孩子们居住的蓝石街124号也成了鬼屋。故事以丹芙和其他黑人帮助塞斯摆脱鬼魂的纠缠，开始新的生活而结束。

一、生存伦理

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伦理主要指的是“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2]“‘生存伦理所关注和反映的就是生存需要和其他诸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生存与个体生命的尊严、生存与个体的独立和自由、生存需要控制下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生存与求生方式等等方面。”[3]

在深受奴隶制影响的黑人世界，黑人饱受摧残，生存异常艰难。他们不被当人看，地位与牲口相差无几。没有自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力，黑人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生活，他们中的许多痛苦地死去，而活下来的黑人必然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撑和隐忍的品格。“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4]《宠儿》的历史背景是奴隶制盛行时期的美国南方社会。废除奴隶制之前，白人处于整个奴隶制社会的顶端，他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奴隶贩卖产业链：运输、租用、抵押、储存、出售等环节系统严密。黑人奴隶的地位如同牲口，被奴隶主肆无忌惮地驱赶着为他们创造财富。同时，他们还面临着随时都会降临的鞭笞和严厉的惩罚。而女奴们的境地更加悲惨，她们不仅要像男奴一样辛苦劳作，还要生育和抚养孩子，更要忍受来自奴隶主的性侵犯。废除了奴隶制之后，情况仍未完全好转。“到了一八七四年，白人依然无法无天，整城整城地清除黑人；仅在肯塔基，一年里就有八十七人被私刑处死；四所黑人学校被焚毁；成人像孩子一样挨打；孩子像成人一样挨打；黑人妇女被轮奸；财物被掠走；脖子被折断。”[5]对黑人奴隶来说在生存都步履维艰的情况下，平等、尊严、自由等一切在文明社会应该享有的权利在这残酷的社会现实中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此在永无止境的被压迫、被蹂躏的条件下，奴隶们对平等、自由、尊严的热切渴望超越了常人所能理解的范围。获得自由是他们活下去的目的，是他们希望逃离苦海寻求解脱的理想，更是他们生存的动力和意义。因此，黑奴们普遍有着这样的生存伦理观—为获得自由而活着。

主人公塞斯的逃亡之路是她为自由而活着的伦理观最明确的阐释。她不堪忍受在庄园被奴役、被摧残的惨痛生活。“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你的整个自我。不止是奴役、杀戮或者残害你，还要玷污你。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不可能再喜欢你自己。玷污得如此彻底，能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不能回想起来。”[6]为了成为自由人，塞斯拼尽了全身所有力量—身体的和精神的，在逃亡路上挣扎着前行。她怀着6个月的身孕；她的脚肿的已经像肉坨，无法辨认足弓和脚裸；她浑身都被捣烂、割裂了，后背那被鞭笞的印迹，像一大棵苦樱桃树一样的伤疤如同一团火在灼烧着她的身体，一团一团的脓包像花一样饱满的盛开着；她整个人被脓水、奶水、汗水一层一层地包裹着。她清楚身后可能有奴隶主追赶，清楚自己可能随时倒下死去，逃跑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使她停下前进的脚步。要么死去，作为解脱；要么活着，为过上自由的生活而拼搏。塞斯渴望自由，她的生存伦理观驱使她要为得到自由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小说中其他黑人有着相同的生存伦理观。保罗·D在“甜蜜之家”时，他的嘴被套上铁嚼子，手被反绑在身后。在他眼里，连一只名叫“先生”的公鸡都比自己自由。为了到达在他心目中“自由的北方。神奇的北方。好客、仁慈的北方”[7]，他不停地躲藏、奔走。他曾在山洞里与猫头鹰争食吃；他偷吃猪食；白天怕被发现而躲在树上，晚上趁着与肤色相同的夜色而赶路；为了躲避，他把自己埋进泥浆里，跳到井里……自由的召唤使他排除万难，朝着光明的人生之路迈进。塞斯的婆婆贝比·萨格斯是最先解脱的。她的奴隶生活“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8]，使她什么都不剩了。她没有选择以死解脱，而是活着。在被儿子以出卖劳力救赎出来，成为自由人之后，她仍不适应，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已经不属于谁了，也不敢肯定大量的时间是归自己支配的。在意识到自由的真谛后，她开始为劫后余生的黑人们进行心灵的洗礼，指导人们忘却痛苦，充分感受自由的幸福。endprint

二、家庭伦理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9]家庭伦理，即在家庭生活环境下，各家庭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形态，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祖辈与孙辈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等。

在奴隶制盛行的畸形社会里，黑人家庭的形成与存在是特殊而难以维系的。“在这段历史中婚姻曾经是被阻挠的、不可能的或非法的；而生育则是必须的，但是‘拥有孩子、对他们负责—换句话说，做他们的家长—就像自由一样不可思议。在奴隶制的特殊逻辑下，想做家长都是犯罪。”[10]因此，在奴隶制扭曲的阴影下，黑人有着异化的家庭伦理观。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威胁，面对不能预知的命运，面对残酷而悲惨的现实，黑人奴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他们无法体味家庭的幸福与快乐。他们得不到结婚的自由，孩子是个奢求，就算有了孩子，也难以成功地将其抚养长大：自己的奶水要首先给白人的孩子吃，剩下的—如果有幸能剩下的话—才轮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就算黑人的孩子长大了那也不能令父母感到快乐，因为他们必然将成为下一代黑奴，重新经历父母的惨痛遭遇，被奴役、被压榨、被摧残着尝遍所有不幸的滋味。黑人父母连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何以设想自己孩子的未来呢？

荣格认为，只有在健康的环境和教育影响下，人格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否则，不健康的环境和教育影响必定会造成畸形的人格[11]。残酷的现实导致黑人人格异化，使得他们背离了正常的家庭伦理，他们的爱与亲情走向极端化：或是由于无法让孩子满足应该得到的爱而对子女爱得深，达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亦或是他们不愿给予孩子太多关怀，因为不愿看到孩子惨遭不幸时忍受那种痛彻心扉的折磨，爱的越深痛的越深，命运使他们选择对亲情淡漠，以致家庭成员之间亲情缺失。

塞斯属于前者。她过于深沉的母爱在令人咂舌的杀婴事件中得以充分体现。当塞斯从“甜蜜之家”成功逃脱来到辛辛那提蓝石路124号时，她才真正品尝到了自由的甘露，赢得了自我。28天短暂而幸福的非奴生活使她更深刻地体会到要为自由而活着的真谛。当“学校老师”带着枪追来时，塞斯拉着、抱着、拽着自己的孩子们躲到了房子后面的棚屋里，为了避免孩子被奴隶主抓去，她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举动—亲手用手锯锯断了那个“都会爬了”的女婴的喉咙。“学校老师”的到来使得她还没来及替其他3个孩子选择自由，是的，这是一个黑奴母亲的选择。她要维护孩子们的自由权利，“我不能让那一切都回到从前，我也不能让她或者他们任何一个在‘学校老师手底下活着。那已经一去不返了”[12]。她不允许她的孩子成为像自己一样被践踏、被蹂躏的奴隶。不堪回首的过去使她坚定了捍卫自己孩子自由的决心，塞斯替孩子们选择了死亡。因为她太爱自己的孩子，“要么是爱，要么不是。不浓的爱根本就不是爱”[13]。现实是残酷的，黑人的命运是注定的。“杀子”在常人看来严重违背了正常的家庭伦理，但是在奴隶制的摧残下，为了孩子的自由和幸福，异化的家庭伦理使得这残忍的行为成为母亲异常深沉的爱的宣泄。

与塞斯不同，贝比·萨格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亲情淡漠。贝比在奴隶生活中和不同的人前前后后共生了8个孩子，但是她对任何一个孩子都毫无印象，他们不是被卖掉，就是被掠杀。总之，贝比没有机会去给予孩子爱，在多次爱而不得的创伤中，她变得淡漠。黑尔是她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时她几乎没瞟上一眼，因为犯不上费心思去认清他的模样，你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看着他长大成人。”“整整七个，都走了，或是死了。如此看重那个最小的又有什么意义呢？”[14]虽然最后黑尔一直留在她的身边，但是她也不敢去爱，因为这爱一旦付出，就会随时给她带来剧烈的痛，她已经受之不起了。贝比从未感受过来自家庭的温暖。没有父母的关怀，没有丈夫的呵护，没有孩子的陪伴，生命中亲情的缺失使得她与爱疏离。“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悲哀就在她的心中，那丧失自我的自我栖居的荒凉的中心。那悲哀，就好比她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们埋在哪里，或者即便活着也不知是什么模样。”[15]

综上所述，《宠儿》不仅揭示了奴隶制给黑人带来的戕害，更深刻地向读者展示了黑人的悲惨命运给他们带来的心灵创伤，这是“更胜于事实的真实。”[16]残酷的现实使得黑人极度渴望解脱，向往自由。在没有尊严充满压迫的日子里，获得自由是他们活下去的动力和目标，为自由而活着是他们普遍秉承的生存伦理。又是残酷的现实使得黑人对亲人的爱无法正常地表达，导致黑人世界的家庭伦理走向极端化。通过对黑人奴隶的伦理异化和道德困境的刻画，莫里森表达了其倡导黑人民族摆脱伤痕累累的历史，重新建构民族文化，寻求伦理回归的诉求。

参考文献：

〔1〕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0.

〔2〕〔4〕〔9〕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评论，2010，（1）：17，19，17.

〔3〕修树新.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生存伦理—以《秀拉》和《宠儿》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12，（2）：109.

〔5〕〔6〕〔7〕〔8〕〔10〕〔12〕〔13〕〔14〕〔15〕托尼·莫里森.宠儿[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208，291， 131，101，111，188，190，161，163.

〔11〕卡尔·荣格.荣格性格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292.

〔16〕伯纳德·W·贝尔.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333.

托尼莫里森 篇10

一、精神生态简介

“生态学”一词最初于1866年由恩斯特·海克尔提出, 随着地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生态学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比利时生态学家P·迪维诺于上个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了“精神污染”这一概念。他在其《生态学概论》的最后一章明确指出, 精神污染成了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运输和交通工具越来越迅速, 另一方面, 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中。”

精神生态是生态学众多分支中的一门, 专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的人与其生存的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 同时也会发生在精神领域。人类在拯救地球的同时, 还要拯救自己的灵魂。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价值取向偏狭, 情感世界的苍白、人性的扭曲和变异, 灵魂的苦苦守望等都是精神生态危机的种种表现。

二、精神污染

《宠儿》中的女主人公名字叫塞丝, 它讲述的是1855年身怀六甲的黑人女奴塞丝为躲避“甜蜜之家”庄园主的侄子, “学校老师”的凌辱和残酷剥削, 只身一人逃亡至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路上在白人女孩爱弥·丹芙的帮助下产下一女。在与非蓄奴州已成为自由人的婆婆萨格斯团聚28天后, 被追来的奴隶主“学校老师”带人包围。情急之下, 塞丝毅然决然地将已会爬走的一岁左右的大女儿的喉咙割断。对塞丝来说, 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免受奴役的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天堂, 因此她杀害了亲生女儿。她宁愿自己永远背负着“杀子”的罪名, 也不愿让她的女儿再像她一样遭到“学校老师”毫无人性的凌辱和压榨。

“莫里森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 同时把自然也看成是人的一部分;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需要发展、需要爱、需要实现愿望。这一需求要么通过自然方式表现, 要么通过扰乱秩序的方式发泄。”在《宠儿》中, 塞丝亲手割断自己一岁左右的女儿的喉管, “想把她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当母亲塞丝处于“两难”的悲剧性境地而无从选择时, 她选择的是这种残暴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母爱。这一行为实质上印证了精神生态危机的另一个事实:人的自然本性的丧失, 原本就是生活的一个“原貌”, 因为在由“自然”与“文化”形成的冲突的世界里, 人们所能交付出的只能是他的“本性”。在小说的开端, 塞丝生活在忘却的记忆中, “她拼命地工作, 尽可能谨慎地不去想任何事情。”但残酷的记忆却深植于塞丝的心底, 一点点小小的触动都让塞丝悲痛不已, 她几近病态的时断时续的谈话和思考, 让我们感同身受。在第一部中, 塞丝站在水泵前, 沾满双腿的春黄菊汁无可避免地勾起她对“幸福之家”的回忆。水冲刷着她的耻辱, 她的罪孽, 但是过去的景象在经过记忆的荡涤以后却愈加清晰: (水波中) 突然, “甜蜜之家”在她眼前摇晃、摇晃、摇晃……这一片段实质是女主人公不由自主回忆的过程。不堪启齿的过去从记忆最深处迸发出来, 在不经意之间如潮水般汩汩涌动。莫里森通过潜流和碎片以意识流的形式散落在小说的不同层面上, 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塞丝对女儿的挚爱。塞丝表现出来的扭曲的爱震撼我们的同时, 也是对这种杀戮悲剧性的社会现状的声讨。更重要的是, 我们感悟到塞丝所遭受的文化、精神上的“污染”。“精神是永远属于人本身的, 是一种时刻产生着的‘行为的秩序结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这精神气质的根本乃首先在于爱与恨的秩序……精神的价值判断与情感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可见, 母爱作为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情感, 它的扭曲是黑人女性精神被污染的根本表征。

三、被救赎的精神

莫里森的小说中有其丰富的自然生态描写, 但与主流自然抒写不同的是, 她强调文化意蕴下的自然环境, 同时, 莫里森更关注黑人, 尤其是黑人女性的精神生态。

丹芙因她妈妈当年所犯下的“罪行”而被疏远, 但她没有变得孤僻, 也没有疯掉。因为她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来让自己的心灵获得宁静——一个树屋, 一个由五丛黄杨灌木交错而形成的圆而空的房间。在那里, 丹芙觉得“在生机勃勃的绿墙的遮蔽和保护下, 她感到成熟, 清醒, 而拯救就如同愿望一样唾手可得。”

在塞丝与保罗·D的对话中, 塞丝提到了她背上的树;为塞丝接生的白人女孩爱弥也把塞丝背上的伤疤比作“苦樱树”, 有树干, 有枝杈, 有花, 有叶。“看哪, 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 朝外翻开, 尽是汁儿。从这儿分杈, 你有好多好多的树枝, 好像还有树叶, 还有这些, 要不是花才怪呢。小小的樱桃红, 真白!你背上有一整棵树, 正开花呢……”在这里, 莫里森把塞丝的惨痛经历与自然的美结合在一起, 用自然的力量帮助她摆脱不堪回首的往事, 向往新的生活。表现了自然不仅能抚平黑人心灵的创伤, 也给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可以让她继续活下去的动力还有一片林间空地——当年她的婆婆贝比曾在其间布道的林间空地, 那里是她可以思考的地方。那片具有梦幻般魔力和无限生机的林间空地不仅仅拯救了塞丝, 它也是奴隶制过后所有黑人由毁灭走向再生的源泉。所有劫后余生的黑人们都跟着塞丝的婆婆贝比在林中尽情地宣泄他们的情感。男人们跳舞, 女人们哭, 孩子们笑, 所有尽情的发泄都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可能。树木向他们注入了生命之气, 滋养净化了他们的灵魂, 使他们不再是奴隶制下的行尸走肉。在最后的时刻, 他们用这种武器拯救塞丝, 使塞丝从精神上获得了最后的和彻底的拯救。

在小说《宠儿》中, 当奴隶制带来的苦难已成为不堪承受的重负之时, 大雨开始吞没了一切, 冲走一切生命的迹象, 只剩下被铁链锁在一起的46名黑奴在雨中苦苦挣扎。雨意外地为保罗·D和他的同伴们带来了逃生的可能, 使他们得以逃出噩梦一般的监狱, 让过去的耻辱——牲畜似的劳作、女人的哭喊、鞭笞的痛苦、死亡的恐惧——在对新生活的憧憬中消失殆尽。像诺亚一样, 保罗·D在这场毁灭之雨中活了下来, 成为一名解放了的黑人。但是, 莫里森对雨的象征意义的阐释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正如芭芭拉·克瑞斯蒂安指出:“在当代美国小说家当中很少有人像莫里森这位黑人女性作家那样, 在小说中自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对自然的理解不仅仅使人物了解自我至关重要, 而且对莫里森叙述的故事及其叙事方式意义重大。”莫里森把自然的象征意义扩大到自然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几乎和战争一样, 席卷佐治亚的风暴以令人窒息的大雨和洪水来扫除罪恶。先摧毁一切, 再让新生活的希望在瓦砾和废墟之中生根、发芽。这种在大雨中产生的生的希望最终支持着保罗·D来到塞丝的门前。作为“甜蜜之家”最后的一名男子, 他和塞丝两人拥有共同的过去, 面对共同的苦难。

在非洲的文化传统中, 大自然总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大自然被认为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人可以通过大自然获得神的启示和力量, 它们是人生命力的源泉, 是心灵的依托。而身为非洲人的后裔, 莫里森知道大自然对黑人的重要意义, 也知道只有大自然才能给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和生存下去的力量。所以, 塞丝、丹芙还有保罗·D从博爱的大自然中获得了新生。

莫里森的作品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 笔触深入到现代美国黑人的灵魂深处。在《宠儿》中, 莫里森不仅构建了在精神生态困境中挣扎着的美国黑人的形象, 并试图为黑人提供解脱精神危机的初步答案。

摘要：作为黑人女作家, 托尼.莫里森的作品深深植根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中。所以, 莫里森是从美国黑人独特视角来看待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的;同时, 莫里森还关注在文化背景下的精神生态状况, 在作品中探讨了精神污染和被救赎的精神。

关键词：《宠儿》,自然,文化,精神生态

参考文献

[1]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M].李耶波, 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7.

[2]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 雷格,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