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共12篇）

伪满洲国 篇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迈出了侵略中华的第一步,而后便迅速地占领了东北三省。为了巩固侵略的果实,日本帝国主义于1932年3月1日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此后在东北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反动统治。出于开发和管理的考量,以行掠夺和侵略之实,日伪当局十分重视交通事业的发展。铁路、公路、海运、河运、航运等交通事业的建设贯穿于伪满洲国统治的始末。纵然,日伪政权对交通事业建设的出发点带有明显的殖民性,但却无法就此否认这一时期东北交通事业所取得的长足发展。

一、伪满洲国发展交通事业的目的

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和巩固统治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是在古代抑或是近代都备受当政者的重视,伪满政权亦是如此。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甚至在东北扶植伪政权,其企图占领中国、掠夺物资资源的野心昭然若揭。为此,日伪致力于东北等地区的开发、管理,以便达成其野心。伪满洲国自成立之初,就对交通事业十分重视,不遗余力,着力完善海、陆、空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交通的运营与管理,其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了实施有效的殖民统治。伪满当局着力完善交通网络,尤其是陆路交通网,其主要目的便是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有效统治。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受到中国封建传统的束缚,进展十分缓慢,交通的近代化进程也是如此。落后的交通对于统治而言无疑是百害无益的,尤其是对由日本侵略者所扶植的伪政权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伪满当局十分重视交通事业的建设,以期在东北地区实施的反动统治能够长久、稳定。

第二,为了达成日本开发和掠夺各地的资源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一开始就以中国广博的物质资源为目的而发动殖民侵略战争,所以,在傀儡政权确立后着力发展中国近代交通事业,其最根本上是为掠夺资源做准备。因此,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资源之野心,不断推进资源开发事业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客观上推进了交通的近代化进程。

第三,为了发展境内的经济贸易和进行城市建设。出于长期统治的考量,伪满当局不得不发展本地的经济、贸易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和提供国家财政支出。交通事业不仅关系着政治统治,还事关长远的经济发展大计。因此,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然将交通建设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以此来加强各地经济联系,推进各地贸易的发展。

“交通尤其是公共交通,是改变城市的主要动力之一。因为它决定着城市的空间结构、人口的流动、市民的生活方式等等,交通的状态往往成为城市发展的里程碑。”[1]伪满洲国在大都市计划中,将交通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囊括其中。臭油马路、石子马路、电车轨道的规划、铺设,几乎是面面俱到,切实地将交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一环。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交通事业备受伪满当局统治者的重视,将其作为大都市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重要保障。

二、伪满洲国交通概况

近代以来,西方交通工具的传入,给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伪满时期,海、陆、空交通事业全面发展,东北的交通日益呈现出中西交融、新旧并存的特点。在公路交通领域,人力车、铁轮马车、电车、汽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并行流转,交通繁荣。国道、县道、乡道、街道的兴修、维护,电车轨道的铺设都为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中,电车作为公路交通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交通工具,颇受统治者的重视。在伪满时期,电车在城市交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电车数量不断增加,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方式也在不断地完善。电车以其快速、安全、便捷等优势为市民所喜爱,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三、电车的起源与发展

“电车是在马车铁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而此后,马车铁路难以适应人民对于车辆运量和速度的要求,因此,在电力牵引方式出现后,有轨电车应运而生。1879年,世界第一辆电车在德国被制造成功。随着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有轨电车也随之来到了中国。1899年,德国在中国北京修建了电车轨道。随后,电车在中国各租界城市、港口城市逐渐蔓延开来,成为重要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四、伪满洲国电车的经营与管理

1. 电车的轨道和候车室的建设。

(1)电车轨道的铺设与维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开发、掠夺资源、加强统治的需求,伪满当局不遗余力兴修电车轨道等在内的道路,不断完善城市和乡镇交通网络。电车轨道的铺设作为公路交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伪满州国成立之初便被纳入到大都市计划的日程。在大中城市内部,电车轨道主要针对市民和商业往来的频率进行有计划的分期铺设。电车轨道的铺设主要集中于城市繁华街道,集中于人员往来频繁之地,或集中于风景名胜之所,以便商业往来和城市发展。就程序而言,电车轨道的铺设需进行前期的复测,对电车路沿线“应拆应留房间,均经画明标识”[3],以便定期开工。就方式而言,伪满时期电车路的铺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采取招标的方式,将工程整体承包;二是采取招募的方式,募工修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在工程进行过程中都会有专员督修并上报进度,便利工程的合理调整。针对各城市人口和人流变化,伪满当局适当增设电车轨道的铺设和电车的营业。以大连为例,由于“市面发展,人口增多,比之十数年前,竟有天壤之别,而日满人口,亦达四十万之余……电车停留场,自朝至夕,候车者,非常拥挤,尤以通学之学子,垣有因而误课者,电车中时有人满之患”[3],对此,伪满当局计划分期增设电车轨道,购置新电车,增加电车流通车辆,满足市民的乘车需求。此外,由于开发、发展城市和乡镇的需要,伪满当局在增设轨道的同时,还着手延长原有电车轨道,以利交通,以重发展。

鉴于电车轨道铺设以后,可能会由于人为或非人为因素造成电车轨道损毁诸现象,伪满当局或电车厂为预防此类事件,规定定期派专员进行检查和维修,并针对电车的运营成效,及时整备电车轨道,或改道而行,或是增铺新轨,抑或是延长旧轨。

伪满初期,在电车沿线及候车室旁,多有“洋车及摊床,罗列交杂,颇碍行车……”[3]致使电车行驶缓慢,不利通行。因而,为保障电车在市内能够畅通无阻、减少交通争端和事故,伪满当局下令取消电车轨道沿线的摊贩、广告招牌等障碍物,以增快电车行驶速度,既节省市民出行时间,又能增加电车运营,颇为便利。

(2)候车室的建设。随着电车乘客的逐渐增多,各站候车处常常人满为患,候车拥挤、无序等问题日益凸显。如若遭遇特殊天气等情况,乘客往往无处躲避,于乘客而言,颇为不便;于电车经营而言,颇有损害。有感于此,电车厂决于各站设置候车室,“以资乘客休息候车及避风雨之用”[3],便利市民候车。

2. 电车的运营。

随着电车事业的循序发展,电车厂对于电车运营的管理也在逐渐地完善,从电车的运营时间,到员工的管理,再到电车的安全管理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系列近代化的管理办法和奖罚规定。

(1)电车运营时间。电车厂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减少成本,依据市民集中出行的时间适时调整电车行车钟点。逢夏日,电车厂以“天时延长,市民出行势必提前,若再每日早晨六时三十分出车,及夜间九时十五分收车,于人民使用上殊感不便,是以为便利行旅起见,决定重订夏季行车时间,改由早六时出车,晚十时收车”[4];逢冬日,电车厂鉴于“天时骤短,夜间严寒,一般乘客在绝早及深夜之时势必减少,为恰合市民需要及减少使用电流起见,特重新制定冬季行车点钟”[4]。此外,每遇佳节庆典,电车厂也会就电车的运营时间作出恰当的调整,以便市民探亲访友或尽游玩欢庆之情,“以符合事实之需用”[4],不仅增加了电车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2)电车的经营。电车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公共交通工具,在一开始还不为广大市民所接受和认可,因此,电车的业绩难以提升。针对于此,电车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招揽乘客。首先,举行赠表活动。电车厂为吸引乘客,“实行赠送‘建国’纪念表”[4],以示优待。其次,开展奖券活动。“奉天市电车厂,举行‘建国’纪念乘车奖券,每日三奖。”[3]并为增加乘车者兴趣,电车厂还特别增加额彩。再次,开展特殊时期减价优惠活动。以旅顺为例,在旅顺赛马会期间,电车厂便实行了电车车票减价活动,乘客可凭借入场券获得乘车优惠,以便利一般乘客观看赛马。最后,优待特殊社会群体。针对学生、军人等特殊社会群体给予优待。在电车厂运营之初,各地存在政府机关免费乘车的优惠政策。而后,则“为注重收入,以维业务起见,对于免费各乘车者,兹特加以限制”,但仍规定“凡市政公署职员,及警察宪兵、邮政等机关”[3]可以免费乘车。且以“满日军人卫国保安勋劳可嘉,特定优待办法,凡满日军人乘车不分远近,概收一段价”[3]。此外,针对学生乘车,电车厂虽然在优惠票价和乘车地点上稍有变动,但也一直秉持优待原则,以便利学生乘车。

(3)电车员工管理。电车厂对于电车员工的管理较为严格,已经初具了当代企业员工管理体制的基本雏形。首先,电车厂对乘务员的聘用采取考试制度,考试电车厂“乘务员司机士等各员资格是否符合限制及明晰行车定规”,考试内容如下:“(一)为每点行速度为若干里等;(二)为路线共长若干里等;(三)电轨每节长方若干尺等;(四)轨道宽方若干尺等。”[4]其次,员工实行轮流休息制,限制休班乘车。电车厂“职员及乘务员司人数众多,每日轮流休班,均有余暇。往复乘坐电车,殊与乘客方面有所不便”[4]。因此,决计限制电车厂员司休班乘车,如有正当事务,需向车务处领取乘车执照方可乘车,否则予以惩办。最后,电车厂奖励员司,颁发年度奖金、节赏。电车厂以“车务人员及司机车掌等办理行车业务勤慎之至,因之办车赁激增成绩卓著”,所以对“此勤慎人员”加以奖励,“以励精勤”[4]。此外,电车厂“至节关”针对素日职员“服务克勤克谨,诸所辛劳”者“酌予奖赏”,“以示酬庸”[4]。至“年度终结之期”电车厂还会以“所有职雇人员及司机车掌等服务辛劳殊堪嘉奖”,按可考的“劳绩”[4]颁发奖赏。

(4)电车的卫生与防疫。电车作为伪满时期东北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疫病高发时期也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区域之间传播疾病的载体。在伪满时期,各地疫病频发,鼠疫、虎疫、霍乱等层出不穷,因此,防疫工作成为每一个公共场合或公共交通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电车厂及警务厅非常重视公共交通卫生建设,主要施行以下三项卫生防疫措施来预防疫病的产生和传播:一是禁止携带肉蔬腐果。市电车“以电车通行时每有多数乘客携带兽肉腥鱼及一切腐烂蔬果不良食品等项,颇与卫生有碍。当兹疫病发生之际更易传染疫菌,殊属危险,故决定从严禁止,凡携有此等物品一人,一概不准登车”[4],警务厅对此更是饬令从严取缔。二是日常的卫生清扫。随着电车事业的不断腾飞,电车客流的不断增加,电车的车内卫生逐渐堪忧,尤其是在飞尘较多的春季,电车卫生更是亟待清理。有鉴于此,电车厂决定每日进行电车的清理,以保证电车内部的卫生清洁。三是对电车进行定期的检疫。电车厂以“每日电车所载乘客不下万人,其中,染患疫病者未必无有假令患病掺杂其间,与其他乘客危险殊多”[4],因此,决议对电车采取分线分段的检疫,以保证车内乘客安全,减少疫病传播。

(5)电车安全管理。在伪满时期,交通工具种类繁多,交通法规不尽完备,交通事故频发。电车与自行车、汽车、人力车、行人的冲突时有发生,交通安全系数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市民安全意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有鉴于此,电车厂为保障行车安全,不断严查妨害行车事件。沈阳市电车厂有鉴于“本厂各叚轨道近来时有无知幼童置放石块污物及一般车辆横行砾轧以至妨害行车并损伤轨道,为维护路政藉谋安全起见……饬令线路股保线员巡务即各就管叚之内严厉查缉,倘如发现前项情事,即将其意存妨害之人捕获送交警署,依法严惩,以昭戒云”[4]。此外,由于天气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线路破损,电车厂所送出之电往往有电流外露的危险。因此,电车厂对本厂所送出之电进行定期检视,检查线路是否有不良之处,以便及时修整,防范事故于未然。

五、伪满洲国电车营运管理评价

对于伪满洲国电车交通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做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其侵略性的一面,又要剖析其进步性的一面。

伪满洲国无论是电车事业,还是汽车、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都体现了一定的侵略性和殖民性。日本帝国主义假借伪满洲国政权行侵略之实,其发展中国交通,开发中国资源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掠夺中国资源和维持长期的傀儡统治。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侵略和殖民中国。因而,在其意图下所发展的交通事业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侵略与殖民的印记。

纵然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日本在达成其侵略目的的同时也将西方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中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电车事业的发展。当时,日本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西方一些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也已经植入日本,为日本民族所认可和应用。因此,日本在中国实施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将这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带到中国,应用到各行各业。在电车交通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也应用其中,并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有力地推进了电车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电车厂的业绩不断提高。

首先,电车厂对电车厂员工考试、奖励、休班等一系列制度的建设,不仅保证了电车员工的员工素质,为乘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且,奖励机制的设立有效地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轮流休班制度的实行促使员工得到适当的休息,避免了因疲劳而造成的工作懈怠。以上措施都有效保证了电车厂对乘客的服务质量。服务质量的提高,乘客的满意度和乘客数量也随之增加。其次,电车厂通过赠奖、优惠等活动不断地招徕乘客,逐渐地在公共交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其安全、快速的优势逐渐得到市民的认可,逐渐成为广大市民值得信赖的交通工具。因而,其营业收入也随之而增长。以大连的电车营业收入为例,其1935年“四月一日至九月末日间”营业额为“八十八万六千三百七十元,比之去年同期,纳增十万元”[3],且电车较其他交通工具而言,其营业绩效也占有绝对优势,以自动车为例,比较如下表:

由此表可以看出,在1935年上半年,大连电车厂的营业收入较之自动车营业收入高出三十七万余圆,乘客人数更是高出一千八百三十万余人。由此可见,电车在公共交通领域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后,“双轨开通以来”,市民颇感便利,于是“乘客骤增”[3]。各地双轨电车的铺设也为电车营业的收入锦上添花,增加了电车的优势,使得乘坐电车者络绎不绝,电车业绩几乎是一路直上。

2. 电车安全系数和卫生指数的提高。

(1)电车安全系数不断增强。第一,在电车轨道安全问题上,电车厂定期排查妨害路线,定期派专员检修电车轨道,使得电车轨道的安全得到了切实的保障。第二,在电车车体安全问题上,电车厂也开展了定期派专员检修的工作,在检修之后,电车厂及时更换电车车辆,避免电流外漏等意外事故的发生,有效地保证了电车的车辆安全。第三,在电车行驶安全问题上,政府下令将一切妨害行车的商业活动取消,减少了一定的交通摩擦。电车司机的严格考核制度为电车行驶安全更是增加了一层保障,双轨电车的通行,在便利行车的同时,也在电车行车的安全系数上有所增益。通过在电车轨道、车体和行驶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电车厂行车的安全系数,促使电车得以快速、安全运营,更好地服务于市民。

(2)电车的卫生指数不断上升。此前,中国的公共交通事业还未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在公共交通卫生问题上也没有明确的规章。但伪满洲国电车卫生的治理确实颇有成效。第一,形成了日常的电车清扫惯例。电车厂为了保持车内的卫生环境和美观,规定每日对电车进行及时清扫,较之此前不定期的卫生清理有了较大的进步。第二,对乘客携带物品有了明确规定。电车厂规定电车乘客禁止携带腐烂果蔬,以重卫生,以壮观瞻,不仅有利于改善电车的卫生环境,更有利于市民形成文明的乘车习惯。第三,开展检疫、防疫工作。公共交通工具作为市民集中之地,无疑也成为疫病传播的“绝佳之所”,电车厂切实在疫病高发期实行检疫、防疫工作,有效减缓了电车中疫病的传播与蔓延,确保了电车的卫生安全,提高了电车内部卫生水平,不仅有利于文明出行,更为市民的健康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3. 便利市民出行。

电车厂的经营管理为市民的候车和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首先,电车厂鉴于昼夜长短的变化,依据时令的变化而更改行车的钟点,在提高营业额的同时,更方便了市民的出行。此外,对学生、军人、部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一些优待政策的出台,更是为学生上学、政府办公提供了方便。候车室的修建,不仅使乘客乘车地点得以规范和秩序,而且也使乘客避免暴晒和雨淋,为市民候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电车轨道的增设、电车的增加和提速都更加便利了市民的出行,缓解了电车内乘客拥挤的问题,缩短了行程时间,使市民乘坐电车出行能够更加安全、快速和舒适。

4. 电车交通网络不断完善。

伪满洲国通过多年的电车事业建设,不断完善电车轨道的铺设,由短途到长途,由单轨变双轨,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电车交通网络,交通事业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交通线路多元化、广泛化。在电车业兴起之初,电车仅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或中心城市营业。随着经济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电车网络逐渐延伸到一些乡镇。依据市民的乘车需求,电车厂及时调整电车轨道的起止点,或者直接增修电车轨道,使得电车轨道的纵深和线路不断增加,促进了电车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2)电车数量不断增加。由于“营业发达,原有车辆不足于用”,电车厂往往“购入新车多数”[4]来满足所需。随着市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电车车辆也随之不断的增置。随着伪满洲国电车事业的不断发展,电车的经营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电车运行周期日益缩短,每日电车往返频率与日上升,以此便可以窥见电车事业发展的一斑。

伪满洲国电车事业的发展较之今日相比,纵然有不完善之处,但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而是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量。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而言,伪满洲国对于电车的经营管理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其中电车管理中的一些规章、规范至今仍然沿用,影响深远。

伪满洲国交通事业备受当政者重视,在陆路交通中,电车事业占据重要地位。伪满当局对电车事业的经营和管理措施,为我们留下一定的经验。纵然,伪满洲国交通事业的发展中难以掩盖其侵略的本质,尤其是警备道路、轨道的修建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交通的近代化事业中所起到的客观作用,其中一些先进的管理方式仍为今日所沿用,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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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国栋,苗彦英,张素燕.有轨电车的发展历程与思考[J].城市交通,20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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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三省公报[N].沈阳:奉天省议会主办,1932、1933.

伪满洲国 篇2

长春伪满皇宫导游词篇一

伪满皇宫位于长春市东北角的光复路上，占地面积12公顷，是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宫殿，他在从1932年到1945年间曾在这里居住。伪满皇宫的主体建筑是一组黄色琉璃瓦覆顶的二层小楼，包括勤民楼、辑熙楼和同德殿，这三座小楼风格独特，是中西式相结合的格局。伪皇宫可分为进行政治活动的外廷和日常生活是内廷两部分，现分别辟为伪满皇宫陈列馆和伪满帝宫陈列馆。外廷(皇宫)是溥仪处理政务的场所，主要建筑有勤民楼、怀远楼、嘉乐殿，勤民楼是溥仪办公的地方。

此外还有花园、假山、养鱼池、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球场、跑马场以及书画库等其他附属场所。内廷(帝宫)是溥仪及其家属日常生活的区域，其中辑熙楼是溥仪和皇后婉容的居所，是日常起居之处;同德殿是“福贵人”的居所，另外还设有一些娱乐设施。如今，帝宫的一部分已辟为吉林省博物馆，展出高句丽、渤海、辽、金等在东北建立的封建王朝的史料。伪满皇宫博物院是建立在伪满皇宫旧址上的宫廷遗址型博物馆。以伪满时期的文物、文献、图片资料为主要收藏对象，以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历史、伪满洲国史、伪满宫廷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伪满洲国皇宫旧址为载体，以陈列展览为手段，通过举办《伪满皇宫原状陈列》、《从皇帝到公民》、《勿忘九·一八》等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揭露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以及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卖国求荣、效忠日本、甘当儿皇帝、奴役残害东北人民的罪行;展示溥仪及其“后”“妃”被扭曲的宫廷生活。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近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进而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目的。

主要收藏对象，以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历史、伪满洲国史、伪满宫廷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伪满洲国皇宫旧址为载体，以陈列展览为手段，通过举办《伪满皇宫原状陈列》、《从皇帝到公民》、《勿忘九·一八》等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揭露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以及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卖国求荣、效忠日本、甘当儿皇帝、奴役残害东北人民的罪行;展示溥仪及其“后”“妃”被扭曲的宫廷生活。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近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进而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目的。伪满皇宫博物院成立于1962年，后与吉林省博物馆合属办公，1982年恢复建制，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接待观众，原馆名吉林省伪皇宫陈列馆，2000年划归长春市政府属地管理，2001年2月18日更名为伪满皇宫博物院。

现保护范围13.7万平方米，其中展览面积4.7万平方米;现有员工161名，院藏文物近两万件。开馆至今已接待国内外观众近500万人次，并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美丽的北国春城—长春市东北隅，有一处与现代建筑迥然不同的建筑群，它就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遗址，占地面积13.7万平方米。其中宫廷主体部分即核心保护区为4.6万平方米,其余为附属部分。伪满皇宫是我国至今所保存较完整的宫廷遗址之一，在历史渊源上与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有着秘不可分的联系。伪满皇宫本身的性质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代君主----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宫廷遗址，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并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伪满皇宫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文化内涵的多重性，决定了其性质的独特性，以及文化资源的稀缺性、世界性和独有性。伪满皇宫现已开放展出各类原状陈列和专题展览20多个，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海内外观众前来参观，收到了极好的社会反响，也给人留下不尽的遐思和启迪。您到过美丽的北国春城长春吗?您了解溥仪和伪满皇宫吗?不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将是您人生的终身遗憾!

长春伪满皇宫导游词篇二

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们好!欢迎您参观伪满皇宫。伪满皇宫，位于长春市东北部，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 溥仪 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遗址。它虽然没有中国传统皇宫那般庄严肃穆，也不像西方宫殿那般宏伟壮观，但建筑风格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既有中国旧式带廊瓦房，又有“中日合璧”的殿堂，还有欧式情调的楼宇，可谓古今杂陈，中外并举。

宫廷占地总面积13.7万平方米，略呈南北窄而东西宽的梯形。外周为993米长宫墙所围，内有围墙368米，附岗楼11座，共有宫门7座。伪满皇宫正门位于南部，称莱薰门，此门伪满时期专供“皇帝”溥仪、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及来伪满访问的各国政府首脑出入使用;莱薰门的西部有专供伪满官吏和其他有资格者出入的侧门——保康门，它有“保卫康德”的含义(“康德”是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年号);莱薰门以东有出入建国神庙及伪祭祀府派驻帝宫内管理祭祀的机构庙务所的日式鸟居门;北面由西向东分别为体乾门、福华门、含宏门;西面有一禁卫门。内部宫门主要有仅供溥仪及其眷属日常出入使用的长春门、伪满皇宫东区的正门同德门及日伪官吏进出伪满皇宫西区外廷的必经之门——兴运门和迎晖门、伪满皇宫西区内廷与外廷的分界线——中和门等。兴运门建成于1934年1月，时值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洲国皇帝前夕，溥仪认为自己即将成为九五至尊，便命人在其门楣上雕刻二龙戏珠图案，并亲自将其命名为“兴运门”，希望国运从此兴隆。

伪满皇宫主体部分为4.6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不对称的区域。西区由三进式四合院构成，包括内廷与外廷，二者以中和门为界。溥仪依据《礼记·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句话为此门命名，以表达他的处事观“中庸之道”。中和门两侧房间除由溥仪的乳母、部分随侍和御医居住外，还有一间是宫内府司房的办公室。司房是处理溥仪日常生活的办事机构，它负责管钱、管物、收发、传达，隶属于近侍处。内廷是溥仪及其家眷居住和日常生活的区域，包括中国古式四合院和西御花园。四合院的正房居北，为溥仪的寝宫缉熙楼，西厢房为溥仪的中膳房和茶房，东厢房为皇后婉容的画师崔惠茀小姐及佣人的住房，南部为洋膳房。

外廷是溥仪的政务活动区，主要建筑有溥仪处理政务及举行大典的勤民楼、供奉列祖列宗的怀远楼、伪满皇宫的综合管理办事机构——宫内府及关东军派到宫中负责监视溥仪的特派机构——日本宪兵室等。东区包括集居住、办公、娱乐于一体的同德殿、举行大型宴会的嘉乐殿、书画库、东御花园、御用防空洞、游泳池和网球场等。此外，宫廷还包括西部的跑马场、汽车库、御用花窖、禁卫军营房，东部的“建国神庙”遗址、“天照大神”防空洞、祭祀府派驻帝宫内管理祭祀的机构庙务所、禁卫军营房等附属建筑设施。如今，伪满皇宫的主体部分已全部对外开放，以其独特的风貌向游人诉说那段蒙耻的历史。

伪满皇宫，原为民国时期负责盐务管理与运输的吉黑榷运局所在地。因为它是当时长春市内最好的建筑之一，所以，溥仪于1932年3月8日来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4月3日便住进这里。溥仪本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复辟大清王朝，却没想到反被其操纵和控制，在这里渡过了13年4个月零8天的傀儡生涯。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小皇帝住盐仓，咸(闲)龙一条”。

现在，请让我们共同走进伪满皇宫，了解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血统治下，充满了怪诞气息的宫廷以及溥仪及其后妃被扭曲的，迥乎异常的宫廷生活。

参观长春伪满皇宫篇三

今天早上，学校组织了一次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活动，大家听后都欢呼雀跃，好想立刻就到伪满皇宫去看一看。过了一会儿，同学们都等到了出发的时间，接着我们便有秩序的坐上班车往伪满皇宫。

在路上，我们都有数有笑，有的人说：“那里是什么样的?”

有的人说：“皇宫是什么样的呢?”;有的人说：“那里的环境一定特别好。”

……再看看窗外，看哪里哪像伪满皇宫，就像伪满皇宫使用了分身术。

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伪满皇宫门口。只见有一个大棚，起初我以为是博

物院的的大门呢!没想到，竟让是在博物院外面花园的大门。随后，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皇宫的怀远楼。

怀远楼分为两层，一楼为伪皇宫近侍处、掌礼处、侍从武官处和帝会计审查局;二楼为伪皇宫书府、侍卫处，中型宴会厅，名清宴堂。看起来都有一股当代皇帝的风味。

接着，我们随着人群来到了缉熙楼。进屋一看，没想到，竟然也是两层的。在二楼的西侧为溥仪的生活区，主要包括卧室、书房、理发室、佛堂、卫生间和中药库。溥仪的卧室装修得简洁明快，床为雕有二龙戏珠图案的红木床，床上的一对缎枕，据说是祥贵人谭玉龄亲手缝制的。溥仪天生怕热，从小养成了盖毛巾被睡觉的习惯，夏天盖一条，冬天盖两条，贴身处衬着一个白色的卫生单，每天都要换洗。奇怪的是，南部窗下还摆放着一男一女两具仿真人体模型，平时用布盖着。临睡前，溥仪常把它们竖在床前。据说，这是溥仪为防人暗算而用作防身的“护卫”。

了解完溥仪的卧室，现在咱们来看看他的理发室。溥仪的理发室不大，但理发用具却是一应俱全。有一个叫津田的日本人专门为溥仪理发，每次剪下来的头发都要用黄绢包起来，标明日期，妥善保存起来，以示对其龙发的珍视。此外，这里也用做消毒室，溥仪用来注射进口强壮剂荷尔蒙的用具，便在此消毒。溥仪有洁癖，不仅衬衣每天必须换洗，而且到了夏季，他还随身携带酒精盒，即便苍蝇落在身上，也要用酒精棉擦拭消毒，以免沾染“细菌”。

然后，我们挤出人群组织好队伍，又来到了东北沦陷的史陈列馆。进去以后，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因为这里是由阴谋篇、残暴篇、抗战篇三大板块构成的，一共展出历史照片1200余张，珍贵文物1000多件，采用了声、光、电等高科技，并展览以大量且无可辩驳的史实、实物、资料，全面真实地展示了东北沦陷的屈辱历史，深刻地表现日本军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坚守东方战场，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夺取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的伟大壮举。使我了解了一些长春、中国的故事，受益匪浅。

最后，我们在百年蒸汽机车前照了相，留个纪念后，我们就练来那不舍地走出伪满皇宫，坐班车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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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策划成立伪满洲国 篇3

10月25日，土肥原卸任奉天伪市长后的第五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见土肥原，正式授予他迎接溥仪的任务。两天之后，土肥原来到天津，与寓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在会面中，土肥原欺骗溥仪说：“日军在沈阳的行动，只针对张学良一个人。在张学良的统治下，‘满洲’三千万民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且，土肥原向溥仪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最后，土肥原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

为了保证溥仪顺利出逃，土肥原又导演了“天津事变”。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命令汉奸李际春等人纠集流氓、兵痞组成1000余人的便衣队，在驻津日军的配合下，直接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土肥原通过驻津日军司令部下令戒严，开来负责保护溥仪的日军铁甲车，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静园封锁起来。随后，乘天津发生骚乱之机，溥仪于11月10日化装藏在一辆敞篷车的后备厢里，由日本人护送，秘密离开天津，来到东北。

就这样，日本人将溥仪连哄带吓、连欺带骗地劫持到东北。1932年2月28日，溥仪正式公布“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政权终于成立了。

论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职能 篇4

一、伪满中央银行的设立

1932 年3 月15 日,伪满中央银行的筹备会在长春被服厂召开。当时的关东军统治部长兼任伪满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代表伪满国务总理宣布设立满洲中央银行。7 月1 日,伪满中央银行总行、分支行正式开业。实际上,在“九 • 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就已有三十多年了。1899 年,正金银行在营口设立支行,陆续又在奉天、旅顺等东北多个城市设立支行。1909 年,朝鲜银行也开始在安东建立支行。截止到“九 •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银行,总行和支行总数达到58 处。名义资本达三亿一千多万元,实缴资本一亿三千多万元。(1)当时,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占外国总投资的72%。(2)“九 •一八”事变前,东北也有自己的金融银行体系。东北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被称为“四行号”。四行号是当时东北金融的决定力量。因此,四行号成为日本侵占东北之后的第一目标。

自“九 • 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就开始陆续占领各地的银行,疯狂掠夺金银现金。以“实力保护与监视”的名义,关东军和满铁、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对原来东三省的银行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然后,关东军为各行号重新开业设立了苛刻的限制条件,要求各行号要谋求财产安全,在未获得容许的情况下不得保有通货,伪政府成立时要全部移交;防止为敌对者方面逃避军资。迫使各个银行的接受了苛刻的限制条件后,才得以重新开业。同时,向四行号派出监理官。监理官由日本满铁、朝鲜银行、正金银行的人员组成。6 月6 日,伪满政府通过了《满洲中央银行法》《该行组织办法》等一系列法令。之后,于6 月15 日任命了伪中央银行的主要头目。由原吉林省财政厅长荣厚担任总裁,由山城乔六担任。荣厚是空有名头,实权在山城乔六的手中。理事六人,中日双方各三人。日本理事有正金银行的鹫尾矶一、朝鲜银行的吴安福男、关东军五十岚保司。中国理事有吴恩培、刘燏棻、刘世忠。

二、伪中央银行性质

在伪满洲国刚刚设立之初,日有关当局认为当时的政府急需“统一币制并且稳定通货价值,设立能发行钞票的现代化的国立中央银行”(3)。他们需要一个具有政府性质的金融机构来统一币制稳定金融,成为其掠夺东北经济财富的重要工具。因此,伪中央银行应运而生。从伪中央银行成立的目的看出,其虽然具有现代中央银行的目的,但是其宗旨是为了日本殖民侵略服务的。伪中央银行的筹备成立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掌控中一步一步完成的,而且重要的制度、法案都是由关东军政治部参与制定的。在伪政府筹建之初,关东军统治部就同时开始着手筹建伪中央银行。1932 年1 月,关东军统治部就开始起草方案,并且从日本招来人员成立谘询会议,制定《货币及金融制度方针纲要》。3 月初,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长五十岚保司就被委托主持办理伪中央银行筹建的全部事务。之后,在驹井德三的授权下成立筹建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责是商讨筹建工作纲要、各类相关的法案草案、银行的制度、职责和人事配备。成员共七名,这七名均是来自满铁、朝鲜银行、正金银行,成员中除一人外均是当时派驻四行号的监理委员。3 月15 日,伪中央银行创建准备会成立,创建委员会共十人,五十岚保司担任委员长,委员共十人,由四行号的监理委员和四行号的总办和经理组成。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货币法》等管理办法。至此,伪中央银行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主要法案已基本敲定。银行从开始的谋划筹备到成立,都是在关东军一手谋划的,虽然有中国人参与其中。参与的这些总办和经理都早已为日本人忠心办事了。

在前文中,提到过伪中央银行的人事配备。具有实权的是副总裁山城乔六,山城乔六是驹井德三的亲戚。总裁荣厚是汉奸熙恰的亲信,其他三位理事也都和汉奸袁金铠有特殊关系。这样的人事安排只是为了欺骗当时的民众。同伪中央银行的职能、组织结构一样,在《满洲中央银行法》中做了规定,用法律赋予权力的障眼法。实际上操纵伪中央银行的还是关东军。

从伪中央银行筹划、成立的过程以及其人事安排中,都可以看得出日当局和关东军、日本两大银行都完全参与其中,而参与的中国人完全是日本的附属品,是日本人千挑万选的忠心汉奸人选。满洲中央银行彻底操控在日本人手中,成为其殖民东北,为其战略筹资的重要工具,其殖民地性质已经显而易见。

三、伪中央银行的职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央行渐渐从商业银行中分立出来,中央银行性质越来越凸显,实行其不同于其他商业银行的职能。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具有领导、管理和监督职能。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保障金融体系稳定。伪中央银行具有特殊的殖民地性质,导致了它职能不能像其他中央银行一样,职能存在严重的缺失。伪中央银行的设立不以稳定国内金融安全和稳定为最终目的,它每一项金融政策的制定和职能的行使都是为日本殖民侵略服务的。中央银行一般具有三项职能,分别是“发行货币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从伪中央银行的各项主要业务看,伪中央银行对于发行货币和回收旧币职能严重膨胀,同时又缺失银行的银行职能,有些不该是央行应具备的职能却由伪中央银行执行。(4)

发行货币的银行。伪满政府通过的《货币法》规定了伪中央银行仅有货币制造及发行权的行使权力,真正的权力归政府所有。换而言之,它是政府实行发行货币的最终流程。伪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成为国币,伪满洲国实行银本位,规定23.91 克纯银作为价格单位,为“元”。

国家货币发行量应该是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相等的,也就是和生产商品的供求关系相当。而伪满洲国时期的货币发行量却没有和实际的生产力水平相等,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伪中央银行建立初期,伪满货币发行量相对平稳,1932 年-1935 年均维持在1292 万元-1786 万元。但是从1936 年发行的2542 万元开始,每年开始大额增加发行量,涨幅在1000 万以上,到1939 年末激增到6236 万元,1941 年末达12615 万元。)(51936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需要大量的军费。之后,战争压力的增加,导致了日本对东北的财富需求更加急迫。在“产业开发”计划实施之后,伪满洲国建立了很多垄断公司,进行大量投资。(6)

银行的银行。集中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最后的贷款人和商业银行清算这三项业务是央行该项职能的主要体现。央行通过这些业务对其他银行进行金融监管,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实际上,办理商业票据贴等在《满洲中央银行法》中有所规定。但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以银行的银行这一职能的业务,上述规定只能算是间接的清算职能。而对于贷款方面,伪中央银行的贷款不局限于商业银行,而是对于个人、组织、政府均可。

国家的银行。此职能是代替政府行使管理金融的职能,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国库、代发政府债券、管理国际储备等。伪中央银行的国家银行职能最为完善,换而言之,这些业务是伪中央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满洲中央银行法》的规定里有相当全面的相关业务规定。比如第三款“外国国币的买卖”,第六款中对政府发行的票据证券为担保的放款,第九款“汇兑和押汇”。这些业务都在法律层面上做了详细规定,可见日本对于这些关于其金融统制的政策是何其的在意。

1933 年,伪中央银行开始对东北的金融机构进行整顿。经过了十年的整顿之后,民营银行由原来的165 家缩减到16 家。之后,设立“共同融资制度”,强行规定存款总额的30% 交给伪中央银行。

但是,伪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独立性并不强。1932 年6月15 日,伪满财政部专门发布训令对政府管控央行的事项进行规定。这本是正常的国家对特殊机构的监管,但是其内容却逾越了监管的范围。训令中规定央行总裁在变更公定贴息及放款利息、变更存款利率、决定发行准备金用的生金银价格和发行公债和其他证券价格时必须经财政大臣批准。

除了上述三项央行应有的职能之外,伪中央银行还有其他的业务。如上文提到的,伪中央银行有商业贷款的业务、吸收存款的业务。这都是作为央行不应该存在的业务,但是伪中央银行为了能够更好地使日本在东北利益最大化,采取了这两项最基本的金融业务。1941 年后,日本对于战争的军需更加急切,加紧实行储蓄义务制,储蓄指标激增,从1942 年15 亿到1945年60 亿(7),强行剥夺人民财产,供应军费和“产业开发”。

伪满洲政府期间,日本通过伪中央银行对东北进行金融统制。伪中央银行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东北金融的作用,但是都是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战时军需为目的,肆意敛财搜刮物资,使当时的东北经济一片混乱,民不聊生。

注释

11姜念东,伊文成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249页.

22 横滨银行调查部调查报告.《满洲国特殊公司制度问题》,1942年2月28日,第11-13页.

33 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44 付丽颖.《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外国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55 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66 沈燕.《伪满时期的金融垄断机构-满洲中央银行》.中国钱币,2015年第1期.

关于观伪满皇宫心得 篇5

伪满皇宫在，世事物人非。帝制“逊位”儿，“康德”做傀儡。笼鸟腹中怨，圣谕纸里灰。愧对黑土地，半人半为鬼。注：伪满州国皇宫中的主要悲剧人物是爱新觉罗.溥仪。他在大清朝被推翻“逊位”后，于1932年3月9日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出任“满州国执政”。1934年伪满推行帝制，“满州国”改为“满州帝国”。3月1日溥仪在勤民楼举行登极大典，由“执政”改头换面为“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其“执政府”随之改为“帝宫”，俗称“皇宫”。 在这座伪满皇宫里溥仪当了十一年“康德皇帝”。从展览的历史文物与宫殿内务管理机关设置可以了解到当年在伪满州皇宫中生活的康德皇帝-溥仪犹如笼中之鸟，虽有好吃好喝的待遇，但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自己的执政主见，是被玩弄于日本人股掌之间的玩偶。溥仪人生的悲哀是他对大清帝国祖先的亵渎，也是对东北这片大清帝国龙兴之地上的人民的犯罪。 参观完伪满皇宫对溥仪这个“末代皇帝”真是又气又恨又可怜。可恨可气他没有民族气节;可怜他受制于日本侵略者甘当伪满皇帝最后落得一个战争罪犯，被捕入狱的下场。最后还是新中国政府改造了他，挽救了他从末代皇帝、战争罪犯脱胎换骨转变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公民。

融合与创新：伪满洲国建筑研究 篇6

关键词：伪满洲国建筑；八大部；科技价值；艺术价值；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TU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54-01

长春的城建是从一条铁路开始的。我们看今天的东三省铁路布置可以发现，主干铁路是呈丁字型排列，黑龙江省由东到西（满洲里到绥芬河），以哈尔滨为中间点到大连（旅顺），呈由北到南的形式。中东铁路的建立是的沿路一些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起来，而长春就是属于这一类城市的代表。1906年日俄战争战败，中东铁路所属权归于日本，长春这座城市开始出现日本人的踪迹，尤其是1906年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日本人巧取豪夺取划分了大块的“南满铁路附属地”，长春也入列其中。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正是接管东北，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人开始大肆建造长春，而长春也从一个作为中转站的小城市一跃成为“一国之都”，日本人也将大量的现代科技带到了这个北方小城，其中建筑技术的引入使得中国在今后现当代建筑的发展上取的了便利条件。

一、科技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建筑材料是以砖木结构为主。以紫禁城为例，紫禁城所采用的木材是金丝楠木，是中国特有的珍惜木材，所用的金砖更是精心烧制。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根据文献记载，紫禁城所准备的建筑材料耗时11年之久，建造时长达14年。虽说数据有些夸张，但是足以见得中国国代建筑的特点：1.用料繁琐，过度的砍伐木材造成资源浪费。2.建筑时间之长，耗费巨大的人力资源。虽说这是皇居，但是作为普通的豪门大宅，单从重檐，石基和琉璃瓦的制作来看，是费时费料的。

通过观察，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大多数融合了舶来文化，从外滩、厦门到天津、青岛，其建筑风格少了檐牙高啄，多了高耸入云，尖头圆顶。像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其建筑风格大多采用折衷主义建筑风格，既有古希腊罗马过廊和圆柱，也有巴洛克风格的精心装饰，这种建筑风格大多是拿来主义，看着也不过是以为的模仿，没有本土城市的特点，而且由于装饰的复杂，建造起来也不是十分的方便。

而伪满洲国的建筑，由于当时收到日本建筑师前川国男受到大型朴野式建筑的冲击，对于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上多进行了削减。

（一）建筑材料的削减。

中国传统的土木建筑，对于木头和石头的开采过于依赖，其实对资源也是一种破坏。而欧洲传统的巴洛克式建筑以及洛可可建筑，其对于繁复装饰的依赖，以至于建造周期的延长，也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而伪满洲国建筑，大多数采用钢筋混凝土这种建筑材料，将主体框架所需要大量的木材转变成为混凝土和钢筋，这样对于土木资源的节约是有利的。

（二）建筑装饰的简约。

中国传统的檐瓦都会有精心雕刻的图案，如恭王府的蝙蝠和“万”字金符。再加上斗拱和和横梁上的彩绘，其装饰的繁复不亚于洛可可式建筑。但是从伪满洲国建筑来看，其对于建筑物的雕刻和装饰一再删减，大朴野式建筑风格，虽粗狂但不简陋，在装饰简约的同时不乏精致，既对建筑材料和人力资源进行节约，也将这种实用的建筑技术在东北普及。

二、史料价值

其次，这些建筑是历史产物，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这些建筑中，我们可以发掘出当时日本人的建筑水平和及其政治侵略思路。后者更为重要。试想一下，如今的伪满皇宫只不过是一个“吉黑榷运官署”，真正的皇宫则是当今东西民主大街中间的“皇家用地”，如今地质宫的位置就是初步确定的皇宫位置。而从皇宫正对的这条街道就是新民大街，两侧的建筑从近到远分别是伪满洲国军事部（西侧）、伪满洲国国务院（东侧）、伪满洲国司法部（东侧）、伪满洲国交通部（西侧）。由此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皇帝”从皇宫出来，最近的就是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的规划者是多么的穷兵黩武。这些建筑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三、艺术价值

抛开政治因素，建筑本身的美是应当被人欣赏的。这些建筑有很多算是“名噪一时”的建筑作品。例如关东军司令部官邸采用花园城堡建筑样式，外墙采用当时流行的有竖向条纹质感粗糙的棕黄色面砖和地产石材，利用色差和光影变化使建筑看起来丰富精致，局部装饰采用日本风格，黑色的铁皮尖顶则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再如伪满皇宫中有很多门或者墙壁上的雕刻采用了“十六瓣八重表菊纹”。这是日本的皇室标志，一般只能出现在日本的皇宫或者鸟居之中，而日本这种家纹的文化艺术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中国，所以如今的伪满皇宫有很多细节的装饰都是用“高粱花纹”和“兰花纹”。这在个符号艺术方面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因此，如何辩证的看待这段历史以及历史遗留产物也是我们应该思考和讨论的。既然当时的建筑采用了当时的高工艺和高科技水平，那么建国后的建筑是否也是那个时间段上的“佼佼者”呢？在实用性上是否有新的突破呢？当时的建筑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建筑的先后顺序极其讲究。那如今，这些建国后期的建筑是否也有很深刻的寓意在里面呢？而这些建国后建筑又有那些艺术价值呢？

最后，我们从发展观的角度分析一下：新事物的诞生是否对应的就是旧事物的灭亡呢？这些建筑没有被彻底拆除，这不正是一种“包容”吗？这是来自文化、历史和艺术的包容。

伪满洲国 篇7

一

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是复杂的、是多元的。 学界注意到了当时的“抗日文学”, 其中的一些作品除了体现抗日的主题外, 还反映出了东北乡村的黑暗、 麻木和落后, 人们意识的守旧、禁锢。 却没有注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 “伪满洲国”时期的都市文学, 其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当时沦陷区都市的真实风貌, 以及生活在都市中的种种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点。 而当时的伪满作家爵青是伪满洲国时期都市生活的写作者, 他的文学创作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归乡小说”, 继承了“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的传统, 另一部分的小说创作便是“都市小说”。

爵青, 原名刘佩, 中国现代小说家, 笔名另有可钦、辽丁等, 是东北沦陷时期“艺文志”派的代表作家。 他爱好诡异而沉湎于想象, 擅长于描写不同于平常人的独特的性格与非俗的故事, 因此而被人称之为“鬼才”。 而由于他政治身份的复杂性, 其作品并没有全面细致的分析, 因为“民族主义式的研究是二十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主要方式, 此时的伪满文学研究主要是为一些具有左翼思想倾向且较为明朗的作家平反, 着重挖掘他们作品中的‘反满抗日’和‘左翼’倾向, 被认为与日本关系密切的‘艺文志’派同人都被刻意遗忘或漠视。 ”1笔者承认但在本文不议爵青本人政治身份的复杂性, 而是以艺术审美作为标准去探究其写作的“都市小说”。 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刘晓丽教授在其相关的论文中如此说 “把爵青的小说放在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背景下认识更具意义。 ”2学者张毓茂和阎志宏也肯定了爵青小说的价值与贡献, 认为爵青所写的一部分小说“将都市知识分子在殖民地社会中的孤独寂寞从旧的废墟 (封建大家庭) 走出新的废墟 (现代都市) 的无所依托感深切的表达出来, 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饥饿’。 ”3这些评价和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

爵青笔下的都市是喧嚣交织着个人的孤独, 笔下的知识分子是与当时的都市是格格不入与疏离开来的, 他们对于城市都是落魄、失落的知识者, 他们对于城市的生活是一种“冷眼旁观”, 始终以一种“望”的姿态呈现。他的小说《哈尔滨》在开篇就写出了主人公穆麦对于城市的所见, 是一种疏离的眺望:

由高岗望下去, 建筑物群恰如摆布在灰色的盆地中的绝崖, 被夹在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街路, 形成着纵横的脉状河流。 人马、车辆、错乱的步伐就像迅速奔流着的液体似的。 远处屋顶尖上端的广告灯, 随着落日划出花文字来。 哈尔滨的都市风景沉没在黄昏的紫雾中了。4

小说中家庭教师穆麦不喜欢“嚣尘的都市”, 可是迫于生存的无奈又不得不接受这都市的眼花缭乱, 因为他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这低气压的都市, 最后走向情欲的堕落———与女主人偷情。 被男主人发现, 他在小说的末尾说到 “一件头疼的事情, 又要开始了。”令人头疼的命运, 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结果会是怎样。 都市的“霓虹”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悲哀、迷茫与堕落。

再如他的都市短篇小说《某夜》, 主人公也是表现出对于都市的观望与远离:

抬起头来, 由积满尘埃的窗帘上面望出去, 我们可以看见香肠形的或棱柱形的裤子, 在窗外往复的摇摆着。 时时让我们觉到我们是坐在这大城市某街段的地下室里, 对面那些悬着比政治宣传更富于心理刺激的商店广告, 吐出了灯光。5

这种“看”就是一种疏离。 全篇是以主人公和朋友罕在夜晚的行走中的所见所闻为主要的描写。 在这夜色中行走他们看到了繁闹都市中晦暗、堕落的地域:卖淫女的生活、 醉汉和饥寒者驰名的街道、不久被拆塌的菜市和鱼市、狭长的窄路上撞到的纷争的人群, 等等。 一边是关于城市的美好的“想象”与“高歌”, 一边又是城市丑陋的袒露无疑。 主人公的“看”, 也是作者的“看”, 也是身处在都市中的知识分子精神矛盾的体现。

爵青笔下的都市是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 但在这些繁华背后却交相掩映着人的命运悲剧。 他对于城市的描写不是对都市的赞美, 而是一种“暴露”, 暴露严酷的社会生存状态, 以及对于女性悲惨命运的抒写与同情。

他的一部分都市小说以女性作为主人公, 并且他笔下的女性多为社会地位卑贱的妓女。 在伪满洲国时期, 做卖淫女其实已经俨然成为了一种可以谋生的职业,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混乱不堪。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女性没有工作, 也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 所以出卖自己的肉体是最快也是最容易赚钱的工作。 所以作者眼中的都市是这样的:

… … 狭小的窗子露着血红色的光, 有阴湿的气氛杂着腥鱼味飘了上来, 隔着一层玻璃和布帘, 便廉价地拍卖着人肉…… (《某夜》) 6

茅路的尽头上, 一条往下坡去的斜道现在黑暗里了。 他知道那里是丑恶的另一个世界, 那是在黑暗中的垃圾堆那面的一个世界。 湿泥, 水沙和腐烂了的新闻纸所造成的垃圾堆上, 滚动着发霉的食物, 酸臭的汤水, 铁丝网, 玻璃片和烟卷盒玩具类, 就在这大都市的排泄物的垃圾堆那面存在着一个奇异的世界。 在这夜里, 这世界开展着, 恰似一个颓废的贵族的花园似的, 开满了被荼毒的肥料所培养出来的惨艳的植物;那里依然没有光, 更没有一盏可以发光的微小的路灯。 他知道:那里有卖淫妇们。 (《巷》)

他写的这些女子都是不得不寄生在这暗夜之中, 都是为了求得生存。 在他的小说《恋狱》中的丽丽, 她自己口述从南部地方来, 想以自己的肉体做买卖, 到哈尔滨当舞女。 如果不是生存问题的逼不得已, 有谁想出卖自己的肉体? 而这些女子是善良的, 是值得同情的。 虽然丽丽是沦落风尘的女子, 但她对于陌生的“他”给予了不求回报的帮助, 分别两年对“他”恋恋不忘, 两年后仅仅是第二次见面, 丽丽就敢于为这个陌生的“他”放弃物质金钱, 而小说中的心心念念的爱人却因为三千块钱和一串项链抛弃了她。 小说《巷》中的女子素姝为了自己爱的人而堕落进烟花柳巷, 最后进而也为自己所爱的男人而死。

这是作家爵青对20世纪30年代东北都市原貌的赤裸裸的呈现与暴露。 展现着与都市繁华相对立的百态人生。

二

爵青的小说写都市, 展览都市。 而在当时日寇侵占的东北, 现实主义已经成了东北现代文学的主潮, 所以“爵青特立独行的创作在东北文学界造成了某种‘生疏’之感。 ”8学者刘晓丽对于他的小说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的 “他的小说无论是文体形式还是内容, 都拓展了特定区域的都市文学空间, 可以和‘海派’都市文学相呼应。 ”9中国现代文学中的 “海派”是一个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半期活跃在上海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主要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创作为主。 这样在时间上, 爵青所创作的都市小说同“海派”的创作时间呼应。 从地理位置上, 一南一北在地域方面也遥相呼应。 此外, “30年代的新感觉派是在以横光利一, 片冈铁兵等为代表的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都市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10而“爵青深受纪德象征和唯美风格影响, 风格诡异神秘, 充满迷惑, 实验性强, 具有鲜明的现代品格。 ”11二者的创作兼具现代主义成分。 但又由所处的地域的不同、生存环境的不同, 二者的创作又同中有异。

从小说的题材上, 新感觉派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生活日常, 侧重去描写都市的畸形与病态。 新感觉派的作家乐于感性的去描写具有都市气息和特征的人物:舞女、银行职员、姨太太、投机商等等, 将他们的出场地点设置为歌厅、剧院、赛马场等地点。 写出了都市生活的糜乱不堪:暗杀、乱伦、卖淫、性欲的放纵等等。 “而对于那本身就象征繁华和堕落、联结着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舞女’, 新感觉派尤擅长描写, 并由此造成了‘海派文学’的甜俗之气。 ”12但是30年代的海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展现了半殖民地都市的真实图景, “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于人性的戕害。 ”13而爵青同写都市的黑暗、堕落与病态, 也写妓女、小工、商人等等, 却没有海派小说的甜俗、艳俗之气, 而多了一种对都市现实呈现的冷峻之感, 在他的笔下灯火阑珊的都市也有阴暗的一角;笔下的卖淫女虽艳丽十足, 却难以丢掉她们身上的悲哀和凄惨。 此外, 爵青的都市小说也融入了东北地域文化的特点, 由于东北的地理位置北邻俄罗斯, 所以在他的小说中会出现俄式的建筑描写、 也有外国名称的街道, 在小说中也会出现诸如俄国人的外国人的角色, 这都是属于东北城市哈尔滨独有的地域特色, 也因此为他的都市小说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烙印。 相比之下, 爵青的都市小说并未像新感觉派小说家过度地描写都市, 而是展现出了作者对于都市繁华背后的各色人生的冷静、大气的观察与思考。

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方面, 新感觉派小说家去“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 ”14以个人主体的感性体会为主, 将个人的感觉外化, 如“她的眸子里还遗留着乳香”;写出的钟声是带有颜色的;自己内心的沉重是可以听到叹息声的, 还有诸多类似的描写。 爵青的都市小说并不是以个人的感性体验为主, 而是“乐于使用粗线条描写和庞大的类比物来比喻。 他还常常采用俯视和远视的视角, 用冷静的笔调, 作为一个旁观者把庄严、粗犷、喧嚣、繁华尽收眼底, 不带明显的感情色彩, 行文显得冷郁深沉、雄浑苍凉。 ”15

新感觉派在创作中还借鉴西方的意识流的手法来写作。如施蛰存的《梅雨之夕》, 情节简单, 全文都是主人公内心想法的表述、主人公意识的流动。 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 全文也并没有连贯的情节, 所有的叙述都具有跳跃性。 爵青也写作意识流的小说, 但他的意识流小说同海派作家单纯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的创作不同, “爵青的小说把自己的意识纠缠在其中, 通过小说反复玩味自己的困惑。 超强的自我意识左右作品的一切, 很多作品是他自己和自己的对话, 甚至是写给自己的。 ”16这些意识更多的是作者爵青本人精神上的困惑与矛盾, 在伪满洲国这很特别的历史与社会的环境下, 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立场的抉择也是充满矛盾性的。 从爵青的小说中即可看出。

三

通过对爵青都市小说的创作和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比较发现, 二者写作相同的都市题材, 都擅于运用现代派的创作手法。 同时爵青在都市小说创作方面对于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小说是一个南北都市小说的呼应, 但爵青的都市小说的创作又不同于新感觉派的小说, 究其原因可以做如下阐释:

首先, 从历史环境和地域条件来讲, 新感觉派所描写的主要地域是在当时的上海, 城市所处的位置处在东南沿海, 相对于东北地区比较开放, 城市的现代化气息浓厚, 经济文化发达, 所以新感觉派的小说是更具“都市”意味, 或者说更加的“名副其实”。 而爵青所写的都市, 是中国内陆的东北地区, 地理条件比较闭塞, 而当时的政治经济又都处在日本侵略者的操控之下, 这个都市的自由程度和发展程度显然是相对而言的。 国破家已亡, 作者还是看到了伪满洲国时期打着“城市”幌子的民不聊生、社会凋敝的深刻现实。

再者, 从作者的自身经历来看, 爵青生活在日本统治了14年的伪满洲国时期, 作家精神与思想本身就具有矛盾性, 笔下的都市是沦陷后的都市的图景, 自然也有着作者自己对于“生存”和“命运”的思考。所以爵青笔下的都市小说又不单单是暴露社会的混乱与黑暗, 还有着时代和历史所造成的特殊的厚重感。

伪满洲国时期也有其他的作家创作当时东北地域的都市小说, 但是却难以达到爵青都市小说的写作高度, 爵青是伪满洲国时期都市小说创作的“异数”, 从小说的自身价值而言还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与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周青民.东北作家爵青接受史.当代作家评论, 2015 (3) .

[2]刘晓丽.伪满洲国作家爵青资料考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5 (3) .

[3]张毓茂, 阎志宏.论东北沦陷时期小说 (上) .社会科学辑刊, 1992 (2) .

[4]爵青.爵青代表作.叶彤选编.华夏出版社, 1998.朱栋霖, 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上)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5]谢朝坤.异态时空的反抗及其命运———论爵青小说中时间与空间的书写.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5 (2) .

[6]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7]金晓燕.爵青短篇小说的创作风格.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12 (4) .

伪满洲国 篇8

言语接触 (language contact) 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种语言现象。它是指不同语言的人类群体在空间上以某种形式相遇, 不同的语言系统相互互动或相互影响[1]。

言语本身彼此是不会发生接触的, 能够接触的是言语的使用者。人们运用言语的态度影响着运用言语的方式。运用不同语言的人如果彼此认同, 那么他们就会调整言语, 增加发音或词汇, 尽量达到共识。反之, 彼此并不认同, 那么就有可能在言语中强调相互差异。一般情况下, 人们彼此间的交流是否成立, 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交流对象的社会地位、身份都有很大关系。在交流过程中, 处于较低社会位置的语言会逐渐消失, 甚至于会被另一种处于较高社会位置的语言所替代。比如说满语、鄂伦春语、日本北海道的阿依奴语等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就属于此种现象。

语言接触的类型,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词汇的借用。只要社会之间有接触, 就会出现词语的借用现象。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借用词, 当代英语词汇就被其他语言大量地借用。同时, 16世纪和17世纪英语也从拉丁语和法语中借用了大批词汇, 借用词汇运用频度之高, 甚至有些已无法清查其词源。汉语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多种形式的借词。如:德律风、麦克风、水门汀、克隆、纳粹、布拉吉等。

此外, 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 文化交流, 移民杂居, 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 还产生了一些语言的特殊形式。一般情况下是指洋泾浜 (pidgin) 、克里奥耳语 (creole) 。

洋泾浜语 (pidgin) 是语言接触的特殊形式。它是指使用不同语言的若干社团在相互接触、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混合语或称接触语 (contact language) 。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基于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的洋泾浜语[2]。关于洋泾浜语 (pidgin) 一词的来源说法不一。该词被广泛认为是英语词“business”经过广东人的变音而形成的。因为中国洋泾浜英语起初被称为商业英语 (business English) , 而“business”一词在中国洋泾浜英语中被读作“pidgin”, 后来“pidgn”代替了“business”成为语言学中的术语。另外, 还有人认为它源于希伯来语“pidjom”, 意即“barter” (易货贸易, 物物交换) [3]。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 世界很多通商口岸或国境接界处都出现过。 克里奥耳语 (creole, 又叫混合语) 通常是从洋泾浜语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已经成为“母语”的洋泾浜语。从来源上来讲它是两种或几种语言的混合体, 是在洋泾浜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真正的语言。在洋泾浜语的使用群体中出现使用者“第二代”时, 这种语言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代”的母语。在一些客观情况推动下, 这种洋泾浜语的语法会变得更加完善统一, 词汇也会变得更加丰富, 语言的覆盖面会更广, 发展更为稳定。通过“新一代”的不断运用, 此种新语言现象的语言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词汇、语法、及语用系统的迅速扩展, 形成了克里奥尔语言。可以说二者是言语接触条件下形成的不同阶段的语言现象[4]。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洋泾浜语都是以贸易为目的而产生的。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这两种语言接触的产物与17世纪以后英国、法国、葡萄牙等欧洲列强对亚非等地的殖民扩张统治、战争征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 出现这种语言现象的地区多以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为基础。例如, 在非洲有以英语为基础的斯瓦西里语 (sranan语, 现已成为当地的共同语, 约80万人使用, 为第一语言) 、以法语为基础的法属圭亚那克里奥尔语 (French Guyana Creole, 目前约5万人仍在使用) 、以葡萄牙语为基础的Nikari Karn Pidgin (现已消失) 。在亚洲以葡萄牙语为基础的澳门语 (Macauenho现主要使用区域为澳门) 、以英语为基础的竹英语 (Bamboo English主要应用于朝鲜战争中, 现已消失) 。在日本也出现了在日语、英语、葡萄牙语相互接触中产生的日本洋泾浜 (Pidgin从长崎开港至20世纪40年代都在使用) [5]。日本筑波大学教授Stefan Kaiser的论文“Exercises in the Yokohama Dialectと横浜ダイアレクト”中, 就对日本开港后的横浜ことば (“横浜ことば”一词为日语, 直译为“横滨方言”,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它又与“方言”是不同的体系, 它是在横滨开港后, 由英语、汉语、日语等相互接触形成的一种混合语。在本文中为了避免意义混淆, 笔者暂且使用日文原说法) 的使用者、适用场合、词汇的变化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对比分析[6]。

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都是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表现形式, 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各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从语音上来讲, 与源语言相比, 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的语音系统简单, 突出特点是音素缩减。从语法特点来看, 二者的突出特点是缺乏语法的复杂性, 因此, 经常被看做是简单的或者是被简化的语言。但是其语法构成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意思与形式紧密相连。从词汇特点来看, 二者词汇量一般都有限, 词汇量虽不大, 但是表达力却很强, 大部分词汇来源于英语, 经过改造后, 被赋予新的内容。

二、台湾多语言混合现象及“伪满洲国”言语接触

目前, 关于言语接触产生的语言新现象的研究大多是以英语为基础, 而在近现代史上一度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 在不同语言接触中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时至今日, 在台湾某些地区的老年人群中, 还有不少人仍在使用这种特殊的 “混合语”。

大阪大学真田信治教授与台湾学者简月真合作的“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クレオールについて”的研究报告就对台湾的这种接触语言现象进行了实地调查与分析[7]。台湾的语言状况较为复杂, 其中包括台湾原住民语、客家话、闽南话、北京话等。从1895年至1945年50年的日本殖民地时期, “日语”一直都是台湾的“国语”。日本战败后, “北京话”成为台湾当地的“国语”, 其他语言、方言在公共场合及媒体中是被限制使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全岛岛民都完全会讲日语或北京话。在台湾东部的宜兰县大同乡与南澳乡等地,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使用殖民地时期出现的一种由原住民语、客家语、闽南话、北京话、日语的混合体语言。

例如:saing koko to utux meymey (汉译:兄二人、妹一人)

二 兄 と 一 妹

句中出现的“saing”、“utux”为泰雅族语 (原住民语) , “koko”为闽南语, “to”为日语的罗马字音标注, “meymey”为北京话“妹妹”, 完全呈现出了多语言接触的特色。不仅在词汇方面, 在语法角度方面, 这种接触语言也已经有了其自身特殊的时、体、态的表现形式。

笔者生活的中国东北地区曾经也有一种语言现象在汉语与日语的接触过程中出现过, 那就是伪满洲国时期汉语与日语接触的产物——“协和话”。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及东内蒙古热河一带曾经出现了一个日本统治长达13年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伪满洲国) 。它是一个以宣扬“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为“建国理念”的伪政权。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在日本人与当地中国人频繁的言语交流接触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日语又不同于汉语的“协和话”。“协和话”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 (主要为日本人、中国人) 为了能够达到沟通思想、意图而产生的一种接触语言现象, 是当时的一种“日汉语混合现象”。“协和话”体现出的是伪满洲国时期的统治者日本人对当地中国人实施的教育政策及日语的渗透。“协和话”并不是“汉奸”的“专利”, 使用者既有日本人也有当地中国人, “协和话”对当时本地区的日语、汉语都产生了影响。

伪满洲国时代的日本作家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媽媽、姐姐、老頭兒、野雞、饅頭、火車站、鋪子、沒法子、小孩、沒有錢”等一些繁体字。而其中的诸如“媽媽、姐姐、小孩、老頭兒”等词汇并不一定完全与日语中的“お母さん、お姉さん、子供、老人”等词一一对应, 某种场合下是专指中国人[8]。日本作家对汉语词汇的使用并不是将汉语渗入日语, 而是利用汉语词汇唤起读者的想象与共鸣。例如, 在日本作家山田清三郎作品《老宋》中就出现了夹杂汉语的描写“間もなく土壁の門をくぐって、美しいが家の表に降ろされて、が来たのです。……” (“美しいが家の表に降ろされて、が来たのです”中的标注是日本人模仿“花轿、娶亲太太”的汉语发音的片假名标注) 。这句话是作品中的奶娘玉英对自己出嫁那天的回忆。作者将“花轿”“娶亲太太”两个汉语词照搬进日文的作品中, 就是为了更好地描述中国的娶亲风俗, 渲染娶亲的氛围。

在日本作家秋原胜二的作品《草》中出现了中国人“郭”与日本人“行村”的对话。例:

行村:今頃、何しに行つたんだ。

郭:わたしね、おかねない、行つた。

行村:怎麼樣。

郭:少々的好。

在上例中既出现了日语又出现了汉语。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人“郭”使用了日语, 日本人“行村”使用了汉语, 这说明“协和话”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影响了日语, 并逐渐渗透到当时的汉语中。此外, 在当时的汉语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诸如“美濃紙、注射、味嘖湯、麒麟啤酒、病棟、通帳、自動車、洗面所、洗濯、運転手、常習者”等日语词汇。在“芸文志”第四期古丁的作品《新生》中就出现这样的一句“老陳!你打予防注射 (“注射”为日语, 意为“打针”。但在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注射”一词, 如“注射室”) 沒有!”

不仅上述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协和话”的使用, 在战时军事明信片中也经常会出现既非汉语又非日语的语言混合现象。本人在日本首都大学研修期间, 通过图书馆搜集、竞拍、及与该校人文科学学科博士张守祥先生的共同研究等多种方式, 搜集到大量的伪满洲国时期发行的明信片, 从中也可以重新认识这种接触语言现象。

该图片集由伪满洲国时期军事明信片96张组成, 所有汉字皆为繁体字, 多以漫画的形式绘制了当时的军队生活, 并将日本人与当地人在交往中的语言进行了文字化处理[9]。虽为“漫画”这一艺术形式, 并且与现实的描述会出现偏离甚至于歪曲, 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 却为当时的言语接触现象留下了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手材料。例如:

在图片1中,

日本人:“ニデー、チイソイ” (你几岁?)

孩 子:“オデーリウーソイ” (我六岁。)

在图片2中,

日本兵1:“おやッ、ラオラマ―ラ” (落了马了。)

日本兵2:ウワツ、痛い

在图片1、2的对话中, 日本人说的“ニデー、チイソイ”、“ラオラマ―ラ”使用了日语中的片假名来标记发音, 会读日语片假名的人稍加实践就会发现这是在努力地模仿汉语发音。有意思的是, 汉语为母语的当地人 (孩子) 却也在努力地模仿日本人生硬的汉语发音, 也许是孩子将日本人生硬的汉语发音误认为是日语, 也在努力模仿的缘故。此外, 明信片中还用日语的片假名标注了很多汉语词汇, 如图片3中“、、、、、” (为了体现图片原文, 本文中的例词就为繁体字。词语的标注也是模仿汉语发音的日语片假名标注) 等, 日本人在这些词语的发音方面都在尽量地模仿其汉语发音。

不仅在上述的发音方面, 从图片中还能发现日本人在对话中出现了“的”字的使用现象。如图片1中“ニデー (为便于读者理解, 此处模仿日语“ニデー”发音, 汉语拼音读作“ni di”) , チイソイ”即为“你的几岁”。很明显, 加了“的”的是有语病的句子。不仅是图片1, 在很多句子中日本人都会过剩地使用“的”。而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我们现代的日常生活调侃中也会使用。诸如“大々的好、少々的、大々的漂亮”等既非汉语又非日语的词汇。此外, 在图片集中还可以找出语法方面的变化特点。同时, 借助于图片资料, 中国人在此种言语接触中的语言特点也是笔者今后的研究课题。

三、总结

言语之间的接触是一种普遍现象。只要语言的使用者不断移动, 语言就会不断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 自然会出现某种语言的消失, 但同时又会出现新的语言现象, 这也正是研究言语接触及其产物接触语言 (contact languge) 的魅力所在。在今后的资料搜集及整理过程中我将重点就“伪满洲国”时期的言语接触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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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亚军.洋泾浜语、克里奥尔语及其语言特点[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91-94.

[5]中岛平三.言語の事典[M].日本:朝倉書店.2005.

[6]Stefan Kaiser.Exercises in the Yokohama Dialectと横浜ダイアレクト[J].日本語の研究, 2005, (1) :35-49.

[7]真田信治, 简月真.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クレオールについて[J].日本語の研究, 2008, (4) :69-76.

[8]岡田英樹.歪んだ言語風景―「満州国」における言語の相互浸透[G]∥近代日本と「偽満州国.日本社会文学会《编》.不二出版, 1997:130-141.

伪满基层政权组织形式的演变 篇9

关键词：基层政权,保甲制,街村制,国民邻保组织

伪满地方基层政权是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 为实行殖民统治的需要进行多次的演变, 是日本不断强化殖民统治和加紧经济掠夺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

一、伪满保甲制度

东北沦陷初, 日本在东北农村保持了民国时期的旧制, 但东北人民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日斗争。为了从根本上剿灭抗日武装力量, 控制基层民众, 日本侵略者采用保甲制度。据日伪官方文件记载, “满洲国虽然建立, 但是事变的硝烟未息。国家财政自不待言, 各种机关亦未整备, 特别是全满的治安维持, 不管日满军警如何对待, 由于地理条件和经费的限制, 反满抗日分子的煽动极为顽固。另外也有因利己和不满而背叛匪化的, 也有受赤俄的唆使而不逞跳梁者。鉴于此种状况, 作为对策, 将在中国取得长期经验的有效的发挥地方性治安维持技能的保甲制度采用起来, 与日满军警的积极的治安肃正工作并行, 努力使国内治安完善起来”。

1933年12月22日, 伪满政府颁布《暂行保甲法》。保甲组织规定, 无论城乡居民, 十户为一牌。一村之牌为一甲, 保甲制度的最大单位为保, 设置保公所。保公所设保长、副保长各一人及会计、事务员若干人。“保长受所辖警察署长之指挥监督, 统辖保之一切事务。”职责是:保内住民之教诫事项, 褒赏救恤事项, 保及甲自卫团事务及监督, 保所需经费预算编成, 审查甲及牌所需经费之预算及其征收之监督。甲设事务所一个, 设甲长、副甲长各一人及事务员若干人。甲长受保长及警察署长的指挥监督, 统辖甲及牌一切事务。保甲制度所依靠的中坚力量各牌长、甲长、保长, 都是从忠于警察机关意志的旧统治阶层中挑选的, 意图在于把地方的旧统治者纳入到满洲国的民众统治机构中去, 以其替代关东军统治地方。日本侵略者充分利用地方上的劣绅、地痞流氓与实力派人物掌握基层政权, 充当日伪统治机构头目, 压制民众, 控制乡里, 为其殖民统治效劳。保甲内的居民必须在门前悬挂门牌, 登记家长姓名、家族人数、同居者人数等。完成日伪政府指派的各种任务, 如出壮丁、修筑警备道路、收集抗日情报等, 使东北人民成为日伪殖民统治下的顺民。

保甲制度最毒辣之处是严厉实行连坐责任制度。十家连坐, 一人“通匪”全家受罚, 一户“通匪”九家连带受罚, 一保内出了“匪”保长要受到制裁。日本侵略者试图以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方式来防止居民参加或支持反满抗日活动。日本侵略者同时奖励告密, 根据事件的大小确立奖励金额。牌长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全牌免受连带之罪, 不得不经常注意各家的动向, 居民之间也互相监视、戒备, 正常的邻里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心里受到压抑和摧残, 处于高度紧张和极其不安的生活氛围中。同时保、甲、牌和伪自卫团的巨额费用均由保、甲、牌内居民分担, 使人们的经济负担急剧加重。机械的保、甲、牌的划分打破了原有自然村落的划分, 给农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伪满的保甲制度到1936年取得了日伪当局认为的预期效果。随着日伪殖民统治秩序的建立和街村的发展, 保甲制度被逐渐吸收、归并到基层工作中。

二、伪满街村制

日伪殖民统治秩序稳定以后, 保甲制度已不再适合日伪当局殖民统治的需要, 于是日伪政府1937开始实行街村制度。

1937年12月1日日伪政府正式颁布了《街制》和《村制》。“这一新制度以民族协和为基调, 街村被认定是法人。采用大街村主义。原来的保并为街、村, 甲改为屯。其目的使国家之施政, 十分普及于乡闾, 且振兴邻保共同的生活。其中最重要之点是使街村具有经济职能及保甲的机能, 以谋街村行政之综合化。使行政和经济融合, 实现行政机构单一化, 防止地方行政与经济互相脱节。至此地方制度得以确立。”由此可见, 街村既吸收了保甲制度对基层的行政控制机能, 又融合了经济职能, 在对民众控制的基础上, 加强了对地方经济统治和资源的掠夺。

《村制》规定, “村为法人, 承官之监督, 于法令范围内处理其公共事务, 并依法令或惯例属于村之事务。”村设村长、助理员、司计、事务员及其他必要之吏员, 为有薪职, 村长统辖村、代表村。村依次接受县长、省长、国务总理大臣的监督。村长担任村之事务, 并关于警戒防御村住民之紧急危害事。村长指挥监督吏员并得行惩戒, 其惩戒处分为谴责及五元以下之过怠金。助理员辅佐村长, 村长有事故时, 代理其职务。司计承村长之命, 掌村之出纳及其他会计事务。村为管理方便, 得将村之区域化为数区划, 每区划置区划之长一人, 区划长为名誉职。1937年12月23日, 日伪当局颁布了《市街村自卫法》, 仍保留了保甲制中关于组建伪自卫团和连坐罚金等内容。街村组织业务仍“以运用自卫团为第一要义, 对连坐罚金制, 则扩大了“犯罪”范围, 所涉及罪名已大大超出保甲连坐制度的规定内容, 表明日伪对基层民众的控制并没有因为治安的稳定而减弱反而进一步的加深。

日伪实行街村制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基层统治机构, 便于推行各项统治人民的殖民政策。村屯组织与伪警察、协和会组织不仅辖区一致, 人员也一致, 实现了基层行政工作的单一化, 以图伪国行政渗透为第一目的。日伪原定村制由县指导下五年完成, 但实行不到二年, 因配合伪满统制粮谷, 就把街村组织强化, 变成县行政的爪牙。特别是自1938年实行经济统制之后, 街村就变成了直接执行压榨掠夺农民粮食的工具。

街村制在实施的过程中, 局限性暴露出来。由于财政的限制, 街村制采取大街村主义, 这样县的指导力量只限于街村, 没能达到屯以下的邻保组织,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 农产品的征收, 提供劳动力只靠村长是不行的。日伪政府决定实行国民邻保组织。

三、伪满的战时国民邻保组织

1940年12月2日伪满洲国颁布《国民邻保组织确立纲要》, 1941年3月下达各省。纲要声称, 国民邻保组织立足于国民生活之邻保互助、生活协同之实态, 即应地域之实情, 以一定地域之全体住民而构成之;以协和会会员为其中核。也就是在农村设立屯、牌, 在城市设立班、组作为伪满洲国的基层组织。一定地域的全体居民均要参加, 屯、牌长均要以协和会会员充之。日伪政府声称国民邻保组织是“显现建国精神, 确保健全之国民生活, ”但从其使命和机能非常明显地看出, 国民邻保组织是以经济统制和资源掠夺为主要目的的, 协和会已经深入到基层组织的末梢, 通过协和会控制基层政权, 实现了行政机构与协和会的“两位一体化”, 进一步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 使日伪政权对农民的各种摊派、劳力役使、经济统制、防止反日活动等能够贯彻。日伪当局毫不掩饰说“如果把国民邻保组织比作陀螺, 那么, 协和会便是陀螺的心棒”, 即由协和会左右着基层政权的运转, 轨道是日伪政府设计的经济统制和搜刮政策。

国民邻保组织在农村进展并不顺利,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粮食、劳工, 急需农村的支持, 但作为承受者的农村, 其实际情况依然旧态如故。日伪推行邻保组织目的是实施农产品搜刮和榨取农民血汗, 但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同时有些地区协和会力量薄弱, 对基层控制不力。于是伪满政府在1942年4月颁布了《自兴村设置五年计划》, 扩大实验村设置, 大规模进行自兴村运动。所谓的自兴村建设完全是日伪当局在战时的统治需要, 是对农民的进一步的搜刮, 农民负担加剧。

四、结语

伪满基层政权组织形式的变化, 说明日伪对东北基层殖民统治逐步加深, 直至基层组织的末梢。统治基层, 控制基层, 把基层民众动员起来纳入战争体制, 最后把战争负担转移到基层民众。伪满基层组织演变的过程是基层民众负担极大加剧的过程, 是受日伪殖民统治逐步加深的过程。对基层的统治和搜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也就标志伪满政府走向了最后的灭亡深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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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档案馆, 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卷[B].北京:中华书局, 1991.

长春伪满时期建筑室内空间研究 篇10

1 长春伪满时期建筑室内空间的影响因素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 将长春定为“首都”, 后改名为“新京”。长春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 它成了伪满洲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1932年12月完成了规划区域为100平方公里的伪国都建设计划。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 以长春为中心进行了大量建筑活动。其城市建设发展的情况代表了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的“政治”和“国际”形象, 其实质是为吞并东北, 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和亚洲服务的。所以这时期建筑与政治联系十分紧密, 即体现日本军国主义的“新国家”、“五族和谐”及“满洲的气氛”等政治要求。表现在室内设计上更多的体现出对其功能性要求的室内空间、构造和细部以及材料的精致处理、中式和日式并存的室内布置、东方式图案和造型的装饰等。

2 长春伪满时期建筑室内空间的形式划分

在对长春伪满时期建筑室内空间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一些其共性和个性的基本特点, 如下浅析:

共性: (1) 多出现2层及2层以上的通

伪满中央银行俱乐部:外墙贴横条面砖, 并将外墙的饰面材料大量引入室内通廊和门厅, 以体现草原式住宅质朴的风格。把室内与室外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 并通过室内外环境空间的变化以及门窗形式的转换来达到最佳的室内外空间效果, 并使用借景的手法以丰富室内空间的视觉效果。

伪满外交部:空间组织上更灵活, 以折线、方圆体量交接, 使内部空间变化多端, 辅助功能空间, 如:卫生间、楼梯间巧妙地布置在转角不规则处, 而规则空间用于主要功能区布局, 平面灵活加上内部空间高差的划分, 使各功能空间变化丰富。平面功能复杂, 却布置有序, 交通流线明确。

3 长春伪满时期建筑室内设计系统的特征

伪满时期建筑由于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室内装饰上具有极强的历史气息;构造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木构架的特点, 如雀替、斗拱等构件的大量使用。同时存在一些日本及西方的装饰特征。如:第一厅舍、二厅舍:相贺兼介所说的在内部与东方交织的做法, 实践上只是在一些使用空间内加入设计者所诠释的东方式的室内装修。在梁、柱之间的连接处设置斗拱的装饰构件, 在女儿墙的转角处多带有东方式图案和造型的突出装饰, 来强调转角部位空间的视觉效果。虽设计者在建筑样式中也注明其为“满洲式”, 但其鲜明的个性对于长春这块土地来说它显然是个与众不同。伪满洲国总理官邸:没有遵照中国传统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 (上接188页) 奖优”的好风气。 (4) 由班干部组入口两侧的铸铜壁灯有龙的造型, 这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理念中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伪皇宫同德殿的大厅上空悬挂有大型宫灯。整个建筑装饰豪华, 木造墙壁的格子内皆用锦缎装饰, 天花板仿旧宫殿样式。

伪满时期建筑及其室内在设备设施方面有所进步。采用设备有制冷及制热的通风设施、通过送冷水在夏季降温, 通过送热水在冬季取暖, 调节房间内的温度。除此之外, 有电梯、采光井、暖气等设备设施, 功能性较强。

伪满时期建筑及其室内的整体强度、坚固程度较强。如:伪满中央银行俱乐部, 大楼正门为厚重敦实的檐口, 门柱以十根带棱凹槽的花岗石雕成, 挺直的柱身以台基上挺拔而起, 大厅正面和两侧有天然大理石柱28根, 是典型的古希腊式建筑。墩链式的围墙, 独具特色。地下室的金库大门是在美国订做的, 金库门长4m, 宽2m, 厚1.5m。最轻的15t, 最重的25t, 均为钢铁制作。当时日本人称这是亚洲第一坚固的建筑。伪中央法衙, 室内楼梯、扶手及墙裙都采用米黄色水磨石贴面, 使用至今, 仍平稳光洁如新。

参考文献

[1]李之吉.长春伪满时期的建筑活动与形式特征[D].硕士论文, 2002.

[2]戚勇, 杨远照.伪满长春建筑风格浅析[J].华中建筑, 1988 (3) .

[3]刘亦师, 张复合.20世纪30年代长春的现代主义活动[J].新建筑, 200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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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之吉.长春伪满时期的建筑活动与形式特征[D].硕士论文, 2002.

[2]戚勇, 杨远照.伪满长春建筑风格浅析[J].华中建筑, 1988 (3) .

伪满洲国 篇11

关键词：伪满洲国；奴化；殖民统治；思想控制；法西斯统治

民族、民间传统音乐，“国策文艺”音乐、学校教育音乐、新传人的西洋音乐、爱国抗日音乐，构筑了伪满洲同时期东北地区音乐文化的主要框架。

1931年几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了我国的东北，使得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为了站稳脚跟，实施殖民奴化统治，丁1932年3月9日扶植傀儡政权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

殖民奴化统治对百姓大众的摧残在身体和精神上的打击是灾难性的。“伪满傀儡政府”顺应日本的侵略统治，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纳入日本殖民奴化的统治范畴。由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强权，在其长期的恐怖殖民奴化统治下，东北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就民族音乐而言，东北本土原有的音乐文化产牛了巨大的撞击，直接改写了东三省近代音乐发展的进程，在日本军国主义和伪满洲囝的殖民奴化阴影下，使中国东北形成了被殖民地音乐文化的局面。

日伪强势控制舆论、宗教、文学、音乐、电影，给民众洗脑建立愚民思想，灌输奴化意识。对民众实行恐怖奴化教育，在精神上摧残人民的意志，使我们文化倒退落后，学校教育是其奴化人民思想的重要工具，伪满洲同时期的哈尔滨民众牛活十分困苦。不论日常生活还是小学、初高中学校教育课程中都充斥着日伪殖民奴化思想的军国控制。由于东北是中国较早沦陷的地区，日本侵略者为巩同其统治对东北地区进行高压的思想控制，妄图使中国东北人民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安顺良民，然后将东北作为拿下全中国甚至全亚洲的根据地。日伪从中、小学教育进行强制干预，废除原本的教育制度，建立为其殖民奴化服务的教育制度。强制实行日语教育。想从根本上抹除中国的民族意识，在国策教育环节中教师是起主导作用，如果控制了教师就可以培养出日伪所需要的各类傀儡。为了实现日伪血腥的殖民统治，日伪不择于段地控制教师，运用军事于段监视、拘捕、暗杀等于段实行残酷的外在控制，在文化教育界造成恐慌，日伪竭力实行殖民奴化教育，大肆进行文化侵略，给东北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伤害，使沦陷的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与停滞。其表现出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日伪的殖民奴化教育对当代中国教育体制、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屈辱的一贞，而音乐作为人思想与心灵的承载工具自然成了日伪禁锢人们思想的有力手段。

伪满洲同时期日伪对中国音乐戏曲态度上采取提倡京剧歧视评剧的政策。因此，京剧得以安稳的发展。而评剧处境艰难，实力赢弱，但顽强地残存下来，并在一定的局限下有所发展，编演了一批新戏而且有艺术上的创新。

中国的东北涵盖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份，地大物博、资源辽阔，是汉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集聚地，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其音乐元素多元、丰富，包含许多行为仪式。例如，蒙古族的赛马、汉族的秧歌、二人转、朝鲜族的祝酒歌。沦陷时期，南丁伪满洲日伪对音乐题材内容的限制，使得各音乐形式发展缓慢或停滞，但也激发了新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用相对隐晦的方式抒发情感。北方人民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伪满洲国时期日伪的殖民统治将这些传统文化摧残殆尽，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让人们看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交响乐，使得当时的沦陷地区的音乐呈现出了中西音乐并存的特征。1905年后陆续出现了一些音乐团体。日伪为达到给民众“开化”的目的在东北开建了音乐学校。并丁1932年建立了主管文化的资政局弘法处。为实现稳同殖民统治既需要曲艺、文艺团体又要限制言论白南，这体现了伪满洲国时期日伪统治下的两面性，而东北民众在接受殖民奴化控制的同时也奋起反抗、饱含斗争热情，因此伪满洲同时期的音乐发展体现出多样性。

“建国、日满德心、惟神之道”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把伪满洲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武力镇压的同时给思想也套上殖民奴化的枷锁。并推出了《艺文指导纲要》，资政局弘法处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对沦陷地区的思想控制已经有了完整的体系。为此各音乐团体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将哈尔滨中央放送局人员更换为日本人，以控制媒体舆论，传播殖民奴化思想的文艺音乐，妄图用这种形式将日满音乐植入人们的日常精神牛活。并成立了哈尔滨交响管弦乐协会，将日满音乐元素灌人人们的耳朵，从而限制甚至扼杀了民族音乐的传播与发展。爱国音乐人及音乐团体受到严密的控制，被迫演奏为日伪歌功颂德的乐曲，无法抒发真实情感。长此以往日伪就达到了麻痹人们精神世界的曰的。更无耻地写出了伪满洲国国歌，国歌是体现一个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人们牛活美好愿望的集中体现，日伪用这种残酷又滑稽的方式压迫、践踏中国东北人民的心灵，伪满洲围国歌采用了C大调大三度和弦以体现高亢、积极的态度，这与日本本国民族传统二度音为主调的平和氛围完全违和。并在歌词中强调日本天皇统治，奴化人民的精神思想。但伪满政府也心怀鬼胎，以溥仪为代表的傀儡政府，想要的是恢复封建帝制，所以带有可笑的“爱国情怀”。因此，伪满洲国国歌也几经修改，最后的成品也不伦不类，连作者都无法认定。当然伪满政府和日本共同的目的都是殖民统治、奴化民众思想。

音乐的诞生无从考究，但可以肯定它是伴随人类文明成长的，是人类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表达方式，表达情绪的本能音乐和与社会属性产生联系的情感音乐，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具有历史画面的史诗乐章。

伪满洲国 篇12

1. 皇宫选址规划。

1932年3月9日, 溥仪在长春宣布开始执政, 在没有皇宫前提下, 将当时吉黑自椎运所作为临时皇宫驻地。自从扶植溥仪当满洲国皇帝之时, 日本就积极参与策划伪满皇宫建设。为了早日建成伪满皇宫, 向世界宣传满洲独立, 日本为此多方进行论证, 并要求将伪满皇宫建成极具规模的皇宫建筑群。经过多方测算和实地考察, 一共出台五种设计方案, 每个设计方案都根据图纸选定不同地区。第一种方案建筑位置在长春新民广场东北, 第二种方案选址在杏花村一带, 即现在长春地质宫前后。第三种方案是在现今吉林省政府农机研究所一带。第四种方案是伪皇宫仍在杏花村, 官员生活区在现今长春纺织厂一带。第五种方案是皇宫设置在杏花村, 官员生活区在农机研究所一带。经过新京政府与日本人进行沟通协商, 伪满皇宫最终从五个候选方案中选定第二种设计方案, 满洲皇宫选址确定后, 大规模土木基础工程开始建设。1934年, 溥仪由执政正式宣布变成满洲国康德皇帝, 以帝王姿态等待属于自己的皇宫落成。在伪满皇宫选址确定后, 皇宫内部建筑方案正式开始, 主持满洲国皇宫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时中国建筑专家彭野, 伪满皇宫内建筑规划方案很早就开始讨论、设计。各方曾先后提出20余个建筑设计方案, 在彭野主持审核下, 最终方案得到大多数专家的首肯。这种设计是以北京故宫建筑格局为依托, 将中华传统建筑文化融入伪皇宫建筑中, 同时在伪满皇宫内, 以中国园林艺术为陪衬规划布局。整个皇宫占地面积南到兴仁路, 东至万寿大街, 西至西万寿大街, 北到康平街。整体造型以南部长方形, 北部半圆为特征。在通往伪满洲国皇宫路上修建顺天大街, 在街道两侧建有国务院和满洲国党政各个机要部门。

2. 伪满皇宫的结构特征。

伪满皇宫建筑格局依然保留传统特色, 在伪满皇宫中天安门至神武门间只安排了午门、太和殿、御书房、重华门、田坤门、御花园等六处。皇宫内部也延续传统皇宫格局分为三部分, 最里面为寝宫, 是皇帝及皇后休闲休息场所。中间为皇宫核心地区, 建有皇宫大殿, 皇帝在此办公。最外面为正门外广场, 也仿制故宫设立金水桥, 广场面积达到12.5万平方米。整座皇宫南部地势平坦, 中间地势稍低, 其地势走向如同一条巨龙。皇宫位置恰好建在北部地势最高处, 占龙首位置。皇宫四周还建有宽大的护城河, 四周也设置护城角楼, 护城墙高达十米, 护城河也有五十米宽。四周角楼虽然没有故宫角楼复杂, 但同样设计得大气威严。这样的设计, 在保证皇宫安全的同时, 也能体现皇家地位及尊贵, 给民众以威严之感。伪皇宫在宫殿选址上依然采用传统方式, 在高台上建造宫殿, 以体现宫殿巍峨居高临下, 突出帝王之威。在皇帝生活区内, 设计传统园林艺术, 有万代池、万寿山, 各种观赏树木间掩映亭台楼阁。伪满皇宫正门顺天门, 朝南设计, 建筑结构与故宫天安门相仿, 这种方向设计也隐含深意, 整体宫殿朝南, 是指向太阳方向, 称为“朝日”, 也就是面朝日本之意。这种方位设计也体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伪满皇宫虽然在整体建筑规模上比故宫要小一些, 但其结构对称, 布局严谨, 主体大殿“太和殿”气势雄伟、富丽堂皇, 其他一些建筑也体现出不同建筑风格。从整体来看, 伪满皇宫还是中国式的皇宫建筑群。这样的建筑格局, 在当时曾争论了半年之久。日本对皇宫建筑极为重视, 当时日本天皇曾主张伪满皇宫采用日本皇宫建筑布局和建筑式样, 这样的提议, 被溥仪否决, 溥仪坚持采用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式样。日本派来的几名建筑专家, 在最终选定建筑格局的会议上被排除在外。伪满皇宫占地面积为51.2万平方米, 比北京故宫面积72万平方米小近三分之一, 宫殿建筑设计为2000多间, 建筑面积约十万多平方米, 也小于故宫。但整体规模和建筑格局依然表现出宏大的不凡气势。其整体艺术造型, 仍能体现中华传统建筑博大精深特色。在日本全面侵华的第二年, 即1938年, 万众瞩目的伪满皇宫终于开始动工兴建, 当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一路猛进, 占领中国大片领土, 在日本最高统治者那里坚信吞并中国指日可待, 在战争一切利好的气氛中, 伪满洲皇宫建筑工地也在加紧建设, 数万民工夜以继日地在工地上忙碌施工。整个皇宫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皇宫规划放弃了北京故宫传统的中轴对称设计, 而采用全局对称, 在主体建筑太和殿两侧, 分别设置警备、总务、太庙、佛堂等对称建筑, 在皇宫正门朝南外设有三万平方米的国民集会广场, 以方便国民在此遥拜皇帝。在皇宫内除了建筑用地之外, 其他面积都用来种植植物和开挖太液池。这一点与故宫内部差异较大, 在伪满皇宫身后还规划了数倍于皇宫面积、用以未来开发用地。此地应是希望以后建设皇家园林。正当伪满皇宫土木基础工程完毕, 主体建筑即将全面开工之际, 战争形式急转直下, 曾经不可一世的天皇日军在中、美、苏全力夹击下节节败退, 日军本土在美国扔下原子弹后放弃抵抗投降。侵占中国的日军在国共两党共同抗击下, 也纷纷放下武器。在东北, 日本关东军在苏联全线进攻下, 因本土和中国战区相继失守而崩溃。傀儡皇帝溥仪在仓皇逃跑过程中被苏军俘获, 伪满皇宫建设也因时局的突变而彻底停滞。

3. 伪满皇宫建筑特征。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伪满皇宫建筑图纸和详细建筑数据中, 我们可以管窥当时伪满皇宫的规模和形制。伪满皇宫的建筑格局, 参考了北京故宫建筑形制居多, 从顺天门开始进入承光门, 其建筑格局如同故宫天安门到午门。道路中间是石板御道, 宫墙高十米, 巍峨坚固, 在确定将午门命名为承光门之时, 溥仪当时曾积极表态, 希望以此为名, 寓意继承中华民族遗产发扬光大之意。承天门的命名和寓意让日本人十分反感, 据满洲关东军档案记载, 当时对承光门的命名关东军曾密报日本天皇, 天皇指使满洲关东军向溥仪施压, 希望能改变承天门命名, 但溥仪对此命名一直坚持, 没有随日本人心愿。承天门建筑格局也同故宫午门相同, 采用重楼特色, 高度与故宫午门相同都是35.6米。在承天门两侧将建有重檐楼阁各一座, 使得承天门在整体上更加突出庄严肃穆, 皇家威严的凸显, 使得这里更加符合满洲皇帝在此举行各种仪式。

从承光门进入就是伪满皇宫核心地区, 这里按功能结构分为内廷和外庭。外庭以太和殿、宫内各部、万姓园和勤见室组成。在这里溥仪将行使满洲皇帝权力, 颁布号令。内廷建有皇帝寝宫和众嫔妃入住的东西宫, 再往里就是御花园, 这里是皇帝与内眷休息娱乐场所, 这里的建筑没有外庭的高大威严, 更多呈现出生活气息。内廷中各个房舍自成体系, 同时又以曲廊、甬道、广场相连。亭台楼榭之间绿树红花掩映, 小桥流水、假山怪石的设计, 让这里成为展现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建筑群体。满洲伪皇宫的建筑格局和规模整体上比北京故宫要小, 但伪皇宫中太和殿的建筑规模却要大于故宫太和殿, 这也是伪皇宫中唯一超越故宫的地方。伪皇宫太和殿采用与故宫太和殿相同的重檐歇山屋顶造型, 正面前后以六根巨柱, 侧面左右各四根立柱支撑起大殿整体框架, 在正面中间设立四道殿门, 殿门两侧各有两扇巨大窗户相衬。在大殿两侧以十字抱厦的殿座为映衬, 其气势规模和华丽程度, 已经完全超越故宫太和殿, 成为满洲伪皇宫中最具威严气势的建筑。太和殿是伪皇宫中的核心地区, 是皇帝在此举行各种册封庆典的地方, 为了将这一神圣之地更加突出, 伪皇宫的太和殿下面砌有三重台阶, 高8.13米。台阶之上的大殿高度达26.92米。整个太和殿面积达到惊人的4120平方米, 而北京故宫太和殿仅有2730平方米。在富丽堂皇、庄严大气的外表下, 伪满皇宫太和殿建筑如此巨大也有其内在因素, 因伪满皇宫面积没有故宫大, 因此太和殿就将故宫内太和殿、保和殿、武英殿功能集于一身。这样既节省空间, 又能充分利用大殿整体功能发挥效率作用。在溥仪的建议下, 太和殿内部建筑采用中西合璧进行装修, 门窗及大殿内四周采用西方装修工艺, 大殿内屏风、台阶以及龙椅等采用传统中国工艺形式。大殿内外梁柱仍是以中国传统贴金和彩绘进行装饰, 显得艳丽异常。整座太和殿被中西文化装饰得富丽堂皇。在伪皇宫中, 除了太和殿外, 也有一些房屋装修采用了日式装修和现代玻璃彩画的运用, 这使得伪皇宫传统建筑富于现代特色。在整个满洲伪皇宫的颜色确定上, 溥仪仍然坚持采用与北京故宫相同的黄瓦、红墙、朱楹、白玉雕栏颜色结构组成, 以此表明其中华民族传统宫廷建筑习俗。

长春伪满皇宫建筑, 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出中华民族一段屈辱历史, 在它大气奢华背后, 隐藏着亡国受辱的悲哀。虽然它的建筑形式彰显中华传统建筑特色, 但在日本扶持下的皇帝和皇宫建筑, 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长春伪满皇宫建筑, 设计精美, 其建筑规模和表现形式, 都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建筑的最高水平。如果建成, 长春伪满皇宫将同北京故宫一样, 成为中国经典宫殿建筑群, 是珍贵的历史遗产。但历史不能重演, 长春伪满皇宫展现的不但有精湛绝伦的民族建筑工艺, 同时也照射出曾经被凌辱的伤痛。伪满皇宫在土木基础工程完成之际, 就因时局突变而成为历史上永远无法建成的建筑群。但这并不影响它辉煌的建筑规模和昭示后人的历史价值。

摘要：伪满皇宫是日本吞并中国东北之后, 为了掩盖其罪恶目的, 扶持傀儡皇帝溥仪, 以满洲国皇帝名义, 建立的皇帝宫殿群。虽然伪满皇宫没有最终建成, 但从留存下来的建筑图纸和资料中, 我们仍能管窥这座皇家宫殿的气势和规模。

关键词：伪满皇宫,溥仪,皇宫选址,结构特征

参考文献

[1]李彦生.伪满皇宫博物院[J].党员之友.2002 (17) .

[2]杨乃运, 李晔, 荆宏.长春的历史影子[J].旅游, 200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