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

五老（共6篇）

五老 篇1

张庆老师立论颇多, 诸如工作策略类的, 语文教学类的, 社会活动类的, 家庭生活类的……不但质朴深刻, 而且脍炙人口, 雅俗兼备。其中关于生活幸福指数的“五老论”, 很得圈内同仁特别是老年朋友的赞同。何谓“五老论”呢?就是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幸福, 首先, 要有一个“老本”——健康的体魄;其次, 有一个“老伴”——恩爱、体贴自己的爱人;再次, 有一帮“老友”——几位知心的朋友;第四, 有一个“老窝”——温暖舒适的住所;第五, 还要有“老头票”——比较充裕的人民币。笔者不想也没有能力对张老师的这些高论作准确而深度的剖析, 只想就其行, 解其言, 因此, 只能称为“别解”了。

提升生命的“性价比”———使“老本”的作用最大化

对于常人来说, 保护好老本就是期望远离疾病的侵扰, 幸福地生活, 渴求健康长寿。然而, 张庆老师除此以外, 还用他的行动使其老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提升了生命的“性价比”。

且不说张老师一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献身于语文教育, 也不说张老师数十年如一日, 笔耕不辍, 探索不止, 甚至也不需要历数他全身心地投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建设最辉煌的十多年历程, 只说2002年以后他病魔缠身的这几年, 就可见一斑。

2002年春, 张老师因视网膜脱落做手术, 落下了集群性头痛症, 常常彻夜不眠, 反复发作, 断断续续地折磨他两三年。就是在这两三年的病痛折磨中, 张老师为苏教版 (国标本) 小学语文教材建设和实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是统稿、打磨了四至六年级的六册教材, 亲自编写了“单元练习”和“学和用”的大部分栏目;二是提出并撰写了中高年级教材编写的理念、原则及其教学建议;三是根据教材实验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倡简、务本、求实、有度”的教学原则。在这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建设和实验的关键时期, 张老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06年4月, 张老师因患白血病离开了他钟情的语文教育岗位, 经过长期的住院治疗和在家疗养, 他奇迹般地康复了。而在病魔威胁的这三年里, 他仍是心系语文, 思考着疗养的这段宝贵时间, 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于是, 他和时间赛跑, 编写了长达30多万字的《感悟语文》一书, 把14年来以教材建设为中心的母语教育改革的经验总结了出来;而后, 他又完成了工程巨大的《张庆文集》编纂、审校工作。与此同时, 他还为下一轮教材的修订编写了新的课文。

张老师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他的生命观, 诠释着他的价值观。他是一个语文教育改革的领跑者, 直到病魔缠身的这几年, 他仍然冲刺在前!

如果说上面的事例近乎典型化, 似乎与“老本说”大相径庭的话, 那么, 我们再从张老师百折不挠地与病魔抗争的行动中, 看一个生命的强者形象。

张老师确诊白血病后, 他首先调整心态, 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怕死, 争取活, 活得好!”变被动地接受治疗为主动地研究白血病, 通过一边看病, 一边钻研白血病的专业书籍, 增长了不少有关白血病的防治知识。在采用化疗迅速控制病情以后, 他为自己提出了“药疗、食疗、体疗和心疗”的整体治疗方案, 逐步提高身体的气血水平, 达到固本培元的目的。现在的张老师, 脸色红润, 头发变黑, 体格硬朗, 大有返老还童的迹象。

相互关心和激励——“老伴”是他心心相印的守护神

张老师的太太芳名陈永美, 她终生从事小学语文教育。职业的相同使他们成了语文教学的知音。在张老师的引领下, 陈老师不但喜欢、胜任了小语教学工作, 而且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然而, 她的智慧和付出, 大都被同行们记在张老师的功劳簿上。对此, 她不但毫不介意, 而且引以为自豪, 总是一句话:“是的, 我的课堂教学, 我的交流发言, 只要有闪光的地方, 都是张庆指导的。”

陈老师对张老师的支持, 不但在自己的工作上, 而且体现在家庭中。

张老师因高度近视, 家中大权全部“放手”。陈老师则大权独揽:衣食住行、人情交往等均由她处理;抚育子女、服侍老人都由她承担;家庭添置、经费支出多由她决断。

有一次陈老师跟我聊天时说:“我和公婆的关系如同父母, 不但服侍他们衣食住行, 而且生病也是以我照顾为主。公公生病期间, 常常是我陪他去医院。后来行动不便, 我就学习注射, 在家里给他打针;学习理发, 在家里给他剃头。记得我最后一次给他理发, 他说:‘孩子, 咱们家多亏了你, 亲闺女也不能对我这样好。你这是最后一次给我理发了, 以后不会再拖累你了。但是, 婆婆和孩子们还是你的负担, 以后还要难为你呀!’公公的遗言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为张庆守好这个家是我最基本的责任。”

张老师生病期间, 她不但精心护理, 而且在营养品和膳食上都作了科学的安排。

白血病的化疗反应特别大, 除了厌食、呕吐外, 每次都要发烧。为了减少化疗反应, 缓解病痛, 陈老师首先给张老师增加营养品灵芝、冬虫夏草等。其次调整膳食结构, 如主副食的搭配, 荤素菜的比例, 药用功能等。在陈老师的精心护理下, 第四次化疗奇迹出现了——张老师不但没有发烧, 而且食欲很好, 头发也没有掉。每每谈到这些, 张老师就对陈老师表扬一番:“你既是个优秀饲养员, 又是一个称职的导盲犬, 我能康复, 给你记头功!”

听着他们的调侃, 我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多么美好的感情, 多么美丽的晚年!

寻觅事业的知音——“老友”是他志同道合的打拼者

张老师的朋友“遍天下”。与他相识相交的朋友中, 教育领导者有之, 基层的教学研究人员有之;大学教授、知名的语文教育专家有之, 一线的小学语文教师有之。认真地历数他的朋友, 你就会发现几乎都是语文教育这根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他与徐州市小语会会长李蒙钤联手, 引领徐州地区的小学语文老师们拨乱反正, 探寻语文教育的本真和规律, 制定了《改革阅读教学六要点》;带领徐州市各县区语文“掌门人”高万同、郝敬华等进行“借助直呼, 提前读写, 实现中低年级衔接”实验;与语文教学“奇才”于永正联手进行“言语交际作文”的实验;与“名嘴”高林生研究、撰写文化史方面的文章。90年代初, 他高举素质教育大旗, 深入推进徐州地区小学语文教育改革, 在贯彻“南通会议”精神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94年至今, 他担任了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主编, 与朱家珑、李亮等搭档, 吸收了全省乃至全国有关语文教育专家、名师的建议和智慧, 打造了一套享誉全国的好教材。回望张老师的足迹和成就, 他成功的秘诀不仅仅是付出了智慧和汗水, 还付出了真诚和无私。是他的智慧和执著, 赢得了同行们的尊敬;是他的真诚和无私获得了同行们的支持。这些同行们, 既是他的朋友, 又是他的战友, 是他语文教育事业志同道合的合作者、打拼者。

张老师之所以能担当教材主编的重任, 靠的是实力和人格。他与朱先生的合作如鱼得水, 珠联璧合, 相得益彰。有一次我和张老师聊教材时, 他说:“和朱老师的合作, 使我受益很大。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没有他的掌舵和引领, 是绝对上不到这个品位的。在编写过程中, 他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如要突出写字的地位, 把写字训练贯穿于小学三个学段的始终;要重视习惯的培养, 教材要安排‘习惯篇’;选文标准要突破, 内容上要开放, 形式上要多样, 做到文质兼美, 贴近儿童, 短小精悍;课文字号尽量放大, 保护孩子视力;教材开本的设计与装帧要精美等等。我们教材的特点和风格, 大都是他力排众议、顶着压力形成的。”我说:“最近我研究咱们的教材选文, 认为在政治禁区、情感禁区、文化禁区和课文形式上都有所突破。如《卢沟桥烽火》《鞋匠的儿子》分别歌颂了抗日的‘国军’和美国总统林肯;再如《爱如茉莉》描写的是夫妻之间纯真的情感, 《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表现的是恩仇转化, 凸显了大爱无痕、大爱无疆的人性之美。这些文章编进课文, 是需要勇气的。”张老师说:“是呀, 这就是朱老师的胆识, 没有他, 我们的选文视野就不会这么开阔, 这些课文也不可能进教材。”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张老师为结识朱主编这样一位朋友加战友而庆幸、自豪, 也为能得到众多同仁的支持和帮助而幸福、骄傲。

营造学术领地——把“老窝”作为学习研究的最佳场所

对老窝的营造, 张老师可谓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主要财力。张老师由五六十年代住在“棚户区”, 到80年代住进了“黄河厅”, 再到90年代住进绅士花园, 不管居住条件如何, 家庭始终都是他业务学习研究的重要场所, 他发表的七八百篇文章, 除近几年在南京编书外, 几乎都是在家中完成的;大纲本的苏教版小语教材也多是在家中所编。

现在走进他的家中, 你会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氛围:大厅、走廊和书房里分别悬挂着名人字画, 博物架上陈列着古色古香的陶罐和仿古工艺品, 书房里两面“顶天立地”的大书柜里藏书6000余册, 案头上经常摆放着的书是《史记》《论语》《老子》等。所有这些, 都彰显着主人高层次的文化修养和高品位的审美情趣。

如果说这些仅仅是直观所得, 那么, 我们再深入考察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新发现。

镜头一:看到写字台上的计算机, 我问:“张老师, 这里装着很多宝贝吧?”他说:“《四库全书》《汉语大词典》和近几年‘百家讲坛’的重要视频资料。我最爱的是《四库全书》, 因为是检索版, 查阅起来特别方便。”

镜头二:看到张老师的茶几上摆放着不同版本的《论语》译注, 我问:“张老师, 你最近又开始研究《论语》了?”他说:“是的, 在家讲给我的孙女和外孙, 每周六讲半天。”我问:“于丹讲的不是很好嘛?”他说:“那只是‘一家之言’。给孩子们讲要力求最权威的解释, 这是基础, 要严谨、准确。”

镜头三:走进张老师的地下室一看, 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问:“这儿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书?”他说:“书房里放不完, 剩下的这2000多册只有放在这儿了。另外, 还有整理、装订的文稿、资料等, 也只能放在这里。这是我小时候搜集的一百单八将, 是这些图片引导我喜欢上了《水浒传》;这是我当年的手抄本《红楼梦诗词选注》和《字源》;这是我抄写的唐诗卡片, 当年利用上下班走在路上的时间, 把一本《唐诗选》背完了;这是在孙菊斋先生的指导下, 我写的近百篇的文言习作;这是我设计的教材手稿……”听了他的介绍, 我不由得发出了感叹:“这个地下室成了地下学术宝库了!”

信奉君子之道——使“老头票”彰显出人的精神境界

张老师说:“经济是基础。没有‘老头票’, 不但制约了学习和研究, 而且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证。但是, 要按君子的取财之道和用财之道对待‘老头票’, 不能因金钱而丧失人格。”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上个世纪80年代, 学生的课外读物和教辅用书逐步泛滥开来。一些杂志社和图书经销商们都不约而同地瞄准了教学研究人员, 试图通过巧立名目、数额不等的各种费用, 取得教研人员的支持。徐州当时在校的小学生约130万名, 这理所当然地成了经销商们的首选。对于张老师来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凭着他的人格和威望, 只要向各个县区教研室打个招呼就可以得到不菲的待遇。然而, 张老师丝毫不为所动, 谢绝一切经销商的馈赠, 不为任何读物宣传, 不向任何单位打招呼;谢绝一切非教育、教研单位的邀请, 不为其编写任何“练习册”“复习资料”和“检测试卷”等。

烈火炼真金, 危难见真心。在张老师身患绝症住院治疗的日子里, 他给夫人“约法三章”:第一, 不准接受研究所支付的医疗费。第二, 在研究所的食堂给他做饭, 一切花销自理。第三, 不接受研究所出资请护工。

孔子云:“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张老师乃真君子啊!

五老 篇2

简 报

兴仁县鲁础营民族小学

2014年9月18日

学校关工委邀请宣讲员对学校工作者和学习关工委的五老义务监督员10余人进行了相关法律知识培训。

8月21日上午，鲁础营民族小学关工委邀请社区宣讲员对学校工作者和学校关工委的“五老”义务网吧监督员10余人进行了相关法律知识培训，进一步促进了“五老”教导辖区内青少年的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培训会上，社区宣讲员同志们认真地学习了如何抓好五老队伍建设与社区“五老”队伍培训提纲等内容。讲解了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帮扶措施，关工委工作的性质、任务；讲解了社区“五老”工作的意义，鼓励社区老同志自愿参与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来。让社区五老人员发挥余热，做点工作是一荣誉也是责任，为了早日实现富国强民的中国梦，做一个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人，老年人也要活出青年人的人生价值。

“五老”人员对此次会议进行了热烈的响应。

“延安五老”读书轶事 篇3

徐特立：与其马虎读十本书，不如老实读一本书

徐特立青年时就酷爱读书，他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壮年时他有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二十串钱（当时可买二十五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他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用来变卖以买书。当然，当他读通了书之后，他也破产了。这是他罕见的读书境界，由此他购置了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就在“破产读书计划”的第八年（1905年，时徐28岁），果然家里的经济提前濒于破产了，不过，徐特立也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有许多塾学和学校争相聘请他去执教。

徐特立读书，注重实效，他认为与其马马虎虎读十本书，不如用读十本书的时间老老实实去读一本书。他的读书，与其为人的厚道、稳重相称。

谢觉哉：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

谢觉哉的一生是好学深思的一生，笔者曾阅读过他的日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六十岁寿辰时，董必武在贺寿诗中称其“屡有文章警海内”，而其读书的经验之谈则是：“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诀。此外，读书也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谢老曾说：“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谦虚；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一定谦虚。”当然，读书还须有恒心，他说：“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他还认为读书的好处是：“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这是对古人“心之官则思”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因为脑子不用就会变得迟钝，特别是老年人，长期不用脑子，就会有得老年痴呆症的可能。

谢觉哉读书，讲究贵在用心、贵在消化，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反对“囫囵吞枣”式的读书，并认为读书可以养心，反之则会轻浮急躁。他还将读书与人格相联系，认为读书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出一些正气、庄严与崇高，也会自然地产生对知识的敬畏态度，而这都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素养。延安时期，谢觉哉在日记中系统反省了此前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他特别警惕那些“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套一套的“读书种子”，认为他们学风错误，夸夸其谈，是“左得可爱”的一些人，而这些人的主观、教条积习深入骨髓，是“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因而对中国革命危险甚大。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党内是非常难得的，后来毛泽东也指出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有社会、国际根源，也有政治根源和主观根源，其中即有党内理论水平的异常薄弱，从而使得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能够有市场。也是在延安时期，谢觉哉觉察到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异样，意识到领导干部在面对权力时，如果没有由读书带来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谨慎，就会缺失忧患和勤政的执政理论。这种由读书和反思带来的思想高度，至今还是让人崇仰不已。

董必武：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

参加过党的一大会议的董必武也是党内的饱学之士，他一生博览群书，耄耋之年仍“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他在《八十初度》诗中说：“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这是他酷爱读书的真实写照。

董必武秀才出身，又是留洋学生，还有丰富的革命经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集一身，于是他总能站在历史长河的前列。因为有着丰富的阅历，他格外重视读书，如他总结辛亥革命“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悲剧，就非常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尤其重视理论学习；如在苏区和延安，他曾负责主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党校”，期间都曾举办过各种训练班，主持机关干部的学习，并亲自授课。

董老也是党内著名的诗家，在他的许多诗词中，往往提及有关读书的内容，比如《七十自寿》中：“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以及“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在《八六初度》中：“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等等，可谓读书勤勉。

林伯渠：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

林伯渠谙通旧学，早年又在日本攻读过经济学和法学等，知识领域非常广泛。他对读书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意思是將读书视为修养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剂良药，因此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还自勉：“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惟当谨守绳墨，不敢以浮夸导子弟。”年纪大了之后，他又认为：“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这都是十分可贵的读书精神。

林老读书，首先是出于全党的事业。1941年，他在《自传》中说自己“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这“方向”，就是党的使命。在延安时，他在给朱德的诗中自谦：“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又在六十寿辰时就读书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正是那个“方向”的应有之义。1956年，林老在八大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这是他发自肺腑的体会，而历史证明了它的无比正确性。

吴玉章：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

吴玉章在“五老”中又兼了一层教育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身份，于是他的读书更是带有专业和学者的特点。不过，最初他也是为中华崛起和革命事业而读书的。后来他曾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到苏联去，看了许多宝贵的书，并到劳动大学学习。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实在不够，同时明白了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这是他读书的厚重之处。

吴老一生喜欢历史，但紧张的革命工作使他“无暇从事历史的研究”。在苏联求学时，他克服了资料缺乏等困难，开始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那时他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程》讲义，以及《中国历史大纲》，这使他成为党内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吴老读书，方向感极强，他说：“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目标既定，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都不灰心丧气，不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目标。”“学习能不能有成就，首先决定于他的学习目的是否正确”，此外还要“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时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耄耋之年，他立下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勿怠勿荒。”博学如吴老尚如此，他人更何论？

“五老”长已矣，但是他们留下来的老老实实、谦虚好学的读书大家风范，是我们应该铭记的。

五老 篇4

顾生岳, 历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 浙江画院副院长, 杭州市美协主席, 中国工笔画学会顾问,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是画家, 又是教师、学者。其工笔人物画古朴凝重、高简大气, 其速写用笔洗练、形神兼备, 闻名艺坛。

1983年, 针对当时工笔人物画创作刻意求似、求全、求细之风, 他写了《漫谈工笔人物画“写意传神”问题》, 强调抒发自己的性灵情操和审美要求。在速写教学中, 顾生岳强调速写传神要则:情 (移情) 、意 (立意) 、活 (活画) 、速 (画得快) , 这四字诀是现在美术院校速写教学的实践要求。1996年出版的《工笔人物画探》, 则是中国工笔人物画领域中重要专著。

顾生岳原本修习西画, 工笔人物画师资严重匮乏, 顾生岳虽酷爱意笔人物画, 还是教起并复兴工笔人物画。

代表作:《红衣少女》、《维族长老》、《少女与大佛》、《金丝雀》、《黄金冠》、《阿訇》、《弘一法师》、《宋庆龄像》、《走进印第安》、《飞虎将军陈纳德》等。这些作品, 一改工笔画纤细浮薄的积习, 追求古朴、厚重的审美格局。美术史论家邓白评价其绘画特点是“工而不板, 细而不纤, 谨而生动, 平凡而精奇, 无一笔苟下, 无因袭陈套, 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顾生岳的自我要求:简、厚、静、神———在单纯中求丰富;努力探索高简朴厚德艺术境界;塑造宁静、净化的艺术世界;揭示人物神态和本质的美。

顾生岳虽出生在舟山, 但其祖籍是在宁波大碶, 那里有着他童年时期的记忆。顾生岳曾说, “我是7岁时第一次去镇海, 记得当时有一家卖门画的店铺, 挂满五颜六色的图画,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美术展览’, 让我赖着不想回家。”故乡的景象就这样渗入孩童的记忆, 并一直伴随顾生岳的艺术人生。

受时代潮流影响, 顾生岳早期多钟情于场面宏伟的作品。《春临东海》是其典型代表作。从熟悉的题材下笔, 含有太多故乡意象。《春临东海》画面宏伟壮观, 图中大小船只无数, 船帆层层叠叠;船上人头攒动, 众人都在忙碌之中观看“春节慰问队”的文艺演出。全画洋溢着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上世纪80年代, 顾生岳还创作了一组《童年组画》, 他把很多当时的生活场景表现在画纸上, “其中有舟山的渔港、渔船和镇海的民风、习俗”。解释组画之二《二月春风》时, 顾生岳说:“骑在爷爷背上, 手拿风车, 迎着二月春风, 眼前是一片团团旋转的五色花环, 真是童年一大赏心乐事。简练的造型, 五彩缤纷的背景, 渲染出爷儿俩内心的快乐。”对家乡情有独钟的顾生岳, 还深入到家乡的历史取材, 为家乡先贤画肖像, 如《沈光文肖像》、《贺知章肖像》等。

顾生岳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 并被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抑或选入典集。他出版有多本个人画集、美术理论著作、多篇学术论文等, 对艺坛影响甚大。

尽管因夫人早逝、子女都在国外, 顾生岳的晚年生活并不如意, 深感寂寞, 但仍不间断对艺术的关心。在最后的日子里, 老人口中常常念叨的还是, “如何能把浙派人物画搞得更好。”正如顾生岳学生所言, 他已与速写及工笔人物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份情缘不但伴随了他数十年的艺术人生, 也影响了几代画家的艺术态度和艺术创作。

论蜀中“五老七贤”的意义 篇5

常听老一代成都人谈到蜀中“五老七贤”，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原来，清末民初，成都汇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他们中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礼遇，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称为“五老七贤”。大体上说来，计有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交龙等。这批人都曾在社会上风光一时，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远离政治中心，成为在野的闲人。然而他们身上尚有许多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因此，辛亥革命后，从尹昌衡、胡景伊任四川都督起，一直到后来的督军、省长们都曾聘请“五老七贤”做顾问。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社会上对当时的“五老七贤”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五老七贤”都是些清廉刚正、德高望重的人，确为当时社会和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二是认为，“五老七贤”几乎是当权者手中的玩偶，缺乏独立的人格力量，为一杯残羹而奔忙效劳。其实，在特定时期的乱世中，“五老七贤”能够给成都市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够保持一种民间立场，这本身已经说明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幕僚政客，而是拥有自己的主张和价值取向的。

旧时老成都的“五老七贤”，是100年前光耀蜀中的一个文化群体现象。他们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五老七贤”，就是民国时期生活或寓居在成都的一群耆宿的统称。他们中有前清的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也有“一生不做官，桃李满全川”的教育家。总之，“五老七贤”是一群没有实际官职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遗老闲人。这如同古代“商山四皓”、“会山五老”、“竹溪六逸”、“竹林七贤”一样。至于他们当中，哪几个属于“五老”，哪几个又属于“七贤”，则是没有严格而明确区分的。而且实际归入这个行列的人数，也并不止于十二个人。

二、“五老七贤”的时代意义

“五老七贤”多为通儒博学之士，他们可称之为近世蜀中儒学的代表人物。众所周知，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流，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五老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近现代历史的急剧变革时期，在他们的身上充分地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其中有些人甚至是顽固的封建文化卫道士。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坚持批判性的态度；一方面也应该肯定他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做出的一些有益的贡献。

“五老七贤”著述宏富，如宋育仁的《问鬃阁丛书》，徐炯的《霁园丛书》，刘咸荥的《静娱楼诗文存》，衷冀保的《日本国史》，赵熙的《香宋诗词集》、《荣县志》（总纂），曾鉴、林思进的《华阳县志》（总纂），尤其是上述两部县志乃极富价值的乡邦文献。诸公除以文翰诗墨名扬学林外，又互以名节相砥砺，敢于仗义执言，针砭时弊。他们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处于官民之间，沟通政令舆情，既为官方尊重和忌惮，又为民众所敬仰。

民国期间，“五老七贤”大多从事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性的事业。现代著名人物郭沫若、李劼人和蜀中大学者庞石帚、蒙文通、周太玄，以及当时的军政人物戴季陶、谢持、熊克武等，皆曾分别受业他们门下。1933年，方旭与刘咸荥发起创建了现代成都第一个研究学术艺术的组织——蓉社。尹昌龄主持慈善机构——慈惠堂，秉公廉洁为时称颂。赵熙、颜楷尤精书法，影响及于今，成都人民公园矗立的辛亥保路纪念碑西、南面的题名即分别为其手书。刘咸荥继承祖父——素有“川西孔子”之称的刘止唐的学说而称著学界，又擅诗联和绘画，今武侯祠尚悬挂有他的对联大作。

如今，一些读书人品德气节变坏，有失淳朴善良而流于谲诈虚伪；心地不再像先贤那么淳朴。个别执政者讲话猫猫音，大话、空话、套话、假话连篇；工作则无头绪，当“甩手掌柜”，习惯做“二传手”，不干实事，坐而论道；以会议贯彻会议，作风飘浮不落实；上情不明，下情不清，不调查研究，霸道决策；听喜不知忧，专拣好听的听，专拣好说的说，谈成绩夸夸其谈，说问题一带而过。在一些单位或部门，上班不见人，见人一杯茶、一包烟，接个电话聊半天，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不读书、不学习、不工作，玩游戏、炒股票、聊QQ，工作得过且过。鉴于此，今日缅怀和谈论蜀中“五老七贤”，对整肃机关作风，尊重政府参事和文史研究馆馆员，无疑有借鉴意义。

三、新时期政府参事与文史馆员的作用

政府设置参事，充分发挥参事的积极作用，既是促进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渠道，也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手段。加强参事工作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参事是由政府主要领导聘任的有代表性、有影响力和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的专家和知名人士，学识渊博、阅历丰富、业绩显著、身份超脱。目前全国有41个参事室，900多名参事。长期以来，他们不负重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反映人民群众的客观要求，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出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化视野开阔，均是“德才望”兼备的名人大家，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能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求文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用独到的见解、新的发展思路，给政府和广大民众以启迪。同时，文史研究馆馆员社会影响广泛，大都是某领域的领军人物。

新时期文史研究馆馆员可以发挥好如下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密切联系知识界、文化界的桥梁纽带作用。温家宝总理2007年到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座谈时指出，参事、馆员是个特殊的群体，一定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参事室、文史研究馆是名家荟萃之所，应充分发挥参事、馆员联系广大知识分子的独特优势，使他们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联系广大知识分子，做党和政府的桥梁纽带，既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不断把知识界、文化界力量、资源整合好、使用好，才能对我国统一战线和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二是弘扬国学、塑造民族精神的引领作用。中华文化积淀深厚，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家园。国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研究、继承、弘扬国学对于国家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史研究馆馆员可以通过精湛的文史研究，多出精品，快出精品，充分发挥出中华文化的引领导向作用，成为引领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旗手。

三是推动国家文化建设的资政咨询作用。文史研究馆历来是通过文史研究，对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和社会发展提出真知灼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赞赏和肯定。文史研究馆馆员们“知古见今，鉴往知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挥出重要资政咨询作用。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点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职责、任务、工作重点。文史研究馆馆员要在建言献策、民主监督等方面为国家文化建设建功立业。

四、服务好政府参事与文史馆员

参事、馆员是参事室、文史馆工作的主体。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参事、馆员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需要，为参事、馆员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要对他们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牢固树立尽心全力为参事、馆员服务的观念，自觉尊重参事、馆员，热情服务参事、馆员。

随着新时期参事与文史馆工作进一步加强，我们不仅要强化服务意识，更要在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上下工夫，适时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和学习活动，提高职工认识，转变观念，细心照顾，贴心服务，让参事、馆员心情舒畅、精神愉悦；要把优质高效的服务措施落到实处，形成讲服务、做服务、比服务的的机关新格局；同时，也要找差距、挖潜力，改进服务方式，多一点主动，多一点细心，多一点实事，让参事、馆员满意，为参事、馆员开展研究与咨询等工作的需要当好助手。

今年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60年来，四川参事与文史馆员工作历经了创立与曲折、恢复与转机、继承与发展等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广大政府参事和文史馆员始终满怀对国家和人民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民主监督、统战联谊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四川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强省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政府智力支持系统的一支重要力量。人们谈及政府参事与文史研究馆馆员，都会自觉与不自觉地联想到当年蜀中的“五老七贤”，都会以敬重当年蜀中的“五老七贤”一样敬重今天的参事与馆员。我撰写此文，也是表达这种特殊意义的需要。

作者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成都）

五老 篇6

据记载，书院的创始人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李渤。南唐升元四年（940），南唐政权在李渤隐居的地方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这是一所与金陵（今南京）国子监相类似的高等学府。北宋初年，江州的乡贤明起等，在白鹿洞办起了书院，“白鹿洞书院”之名从此始，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曾由武汉到达庐山白鹿洞书院，住在御书阁，从事革命活动。1959年8月刘少奇主席再次来到白鹿洞书院，旧地重游非常高兴，据当时陪同来的原九江专区专员朱冰同志回忆：“8月19日上午，我接通知乘车到庐山脚下威家公路边迎候少奇同志。会车后，一同沿公路南行。”“当时进书院没有公路，要走三、四里路。少奇同志坚持前往，他一下车，就顺手在随从人员手中接过一顶草帽，戴在头上，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一起走着山村田埂羊肠小道。”“进院时，大家都已汗流浃背。”走到藏书阁前，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曾在这里住过，当时上面有不少书哩。”因阁楼维修，藏书已转移到星子县文化馆保存，不再保存在御书阁里。

白鹿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李渤隐居这里读书，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长庆间（公元821—943年）李渤任江州（今九江）刺史，便在白鹿筑台榭，植花木。

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朝廷在此设庐山国学，亦称白鹿国书院，白鹿国学，匡山国子监，与金陵国子监齐名。后书院历经沧桑，屡兴屡废。至到南宋朱熹知南康军，方得以兴盛。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洞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白鹿洞书院学规

朱熹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六教之山

庐山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则在于“一山藏六教，走遍天下找不到”，在这座云雾缭绕的灵山中，释、道两教从互争雄长走向携手共勉；在这座缥渺的仙山中，移植来了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它们在庐山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把庐山变成了宗教的荟萃地，神灵的伊甸园。

谈起了庐山的宗教文化，引人注目的佛教场所当数庐山东林寺，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由江州刺史桓伊资助，慧远兴建，该寺曾为全国八大道场之一，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第二中心，寺中现有“唐经幢”“护法力士”“柳公权东林寺残碑”“李北海东林寺残碑”“王阳明游东林寺碑”等珍贵文物。古往今来，多少诗人学者，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柳公权、苏轼、黄庭坚、岳飞、陆游、康有为等相继来过东林寺，并在此留下了许多宝贵墨迹和诗篇，堪称江西佛教丛林之冠。使得佛教在庐山出现“钟声长鸣，香烟缭绕”的昌盛时期。

正当佛教在庐山蓬勃兴盛的时候，南朝名道陆修静也来庐山开辟道场，庐山道教由此而迅速发展。同时也开始了佛、道两家在庐山共争共荣的局面。说起庐山道教的福地洞天，当数庐山仙人洞。其实庐山仙人洞只是一个由砂崖构成的岩石洞，由于大自然的不断风化和山水长期冲刷逐渐形成的天然洞窟，这里不仅是历 来最为游人喜爱的胜景，而且是道教的福地洞天。相传唐代名道吕洞宾曾在此洞中修炼，直至成仙，后人为奉祀吕洞宾，将此洞窟更名为仙人洞。洞内有一石制殿阁——纯阳殿，两旁有两副对联：“称师亦称祖，是道仍是儒”“古洞千年灵异，岳阳三醉神仙”，洞旁苍色的山岩下，依山临壑建有一栋斗拱彩绘，飞檐凌空的殿阁，名老君殿，殿为歇山式单层建筑，整个建筑显得庄重而又轻巧，内供太上老君李聃骑牛雕像。

庐山历史上有寺庙360所，道观200余处，使得庐山成为南方的宗教中心。在释、道两教在庐山争雄之际，随着1858年九江被强辟为通商口岸， 外国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为外国传教士进入九江打开了方便之门。始作俑者是一位来自英国肯特郡的传教士李德立。1886年刚到中国，时住汉口的李德立听闻驻汉口的宗教团体涉足庐山，于是也以金钱和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霸占庐山长冲一带，开始了开辟牯岭，传教布道的活动，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立为首的基督教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泛滥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当以李德立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开始经营牯岭的时候，天主教、东正教势力也接踵而至，闻风而动。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俄国东正教牧师尼娑盗买到庐山约之塔寺地产——芦林地区，后转租星洲地区，这样，沙俄东正教在星洲租借地区“建房一切布置”随意进行起来，据《庐山志》记载：“俄东正教堂历来侵占界外之地甚多”。东正教在庐山势力甚嚣一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苏俄政府一再努力，迫使北洋军阀政府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自此，沙俄在华势力灰飞烟灭，庐山东正教势力消弭无形。

法国传教士见英、俄宗教势力蜂拥上山，也迫不急待，加紧涉透，1914年9月，时任统领江西北境六府五教的樊体爱签订租约，在庐山强租土地，获 得77亩新地，成为樊体爱为首的天主教在庐山扩张的巢穴，期间，天主教在山教会组织不少，有安息会、循道会、伦敦会、雅礼会等，他们以租借地为营地，以教堂为中心，与基督教、东正教势力互为呼应，广为活动，此时的庐山处处游荡着外国宗教势力的幽灵。

与西方宗教势力称盛庐山不同的是，伊斯兰教悄然而来，默默无闻。1925年，少许穆斯林在庐山建起了唯一一座供他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圣所——清真寺，力量弱小而单薄，在林立的教堂中黯然失色，毫不起眼，长期占据庐山的佛道两教也在西方宗教势力的冲击和排挤下，而失去了市场，日落西山，风光不再。

物换星移，星斗变换，无论是经历过兴盛与衰败的佛道两教，还是近代介入庐山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而今都以崭新的姿态，焕发了生机和活力，风格各异的宗教建筑，芸芸的宗教徒，袅袅的香火，清悦的梵音，构成了庐山神秘而具魅力的宗教世界，一山兼具六教，庐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道永远让人追溯的课题，从而受到海内外宗教人士的注目。

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宗教胜地，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倾力打造“宗教名山”品牌，积极将宗教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开辟极具特色的宗教文化胜地游，东林寺、西林寺、黄龙寺、诺那塔寺院、仙人洞道院、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清真寺等宗教遗迹场所一道道玄秘深邃、斑驳陆离的风景献给来山朝圣的海内外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