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精选6篇）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篇1
一、新自由主义概述
(一) 兴起背景及发展脉络
梅纽因曾说:“如果一定要我用20世纪做个总结, 我会说, 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 但是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和理想。”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正是在20世纪这个大环境之下, 具体来说, 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似乎终于过去, 不仅意味着百废待兴, 更意味着“滞涨”所宣告惨败的凯恩斯主义应该由一个更为新鲜适用的主义所代替。新自由主义把握了良机, 从而得到了自身的复兴。
“1927年, 奥地利的米瑟斯出版《自由主义》一书, 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 否定社会主义, 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这同一时期, 米瑟斯和哈耶克还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 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论战, 论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具有实行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以这场大辩论为标志, 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
哈耶克与1944所作《通往奴役之路》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 1947年11月贝伦山学社的建立则是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关键转折点。在70年代左右, 通过讲座和信报, 也由于“滞涨”使得凯恩斯主义不能自圆其说, 人们的关注点从旧式的经济思想上转移, 新自由主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占据主流。而在80年代, 新自由主义由理论、学术跃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 甚至成为一股国际性思潮。
(二) 产生流派及其主要观点
1. 伦敦学派及哈耶克。
伦敦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兴起的学派, 以哈耶克、坎南为代表人物。“哈耶克一贯主张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 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始终与效率无缘;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 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 才不会有人控制我们的权利, 我们才能以个人身份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 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 还是属于独裁者的, 谁行使这个管理权, 谁就有权控制我们。他认为公有制、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 他甚至主张, 即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给予私人银行, 而不能让政府垄断。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2]。”
2. 其他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
(1) 现代货币学派
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现代货币学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 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 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坚持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 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2) 理性预期学派
20世纪60年代末, 理性预期学派从现代货币学派中分离出来,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E·卢卡斯, 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 即在个人和企业进行理性预期条件下,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而“理性预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 人是理性的, 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该学派主张“政府无效论”, 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 要保持经济稳定, 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
(3) 新制度经济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四个方面, 即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罗纳德·科斯。该学派认为, 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那么无论产权归谁, 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只要企业产权落实到自然人, 也就是私人, 其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业, 因此, 私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率比公有制企业高[2]。”
(4) 供给学派
该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一个美国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费尔德斯坦, 但是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因此只在美国的影响较大。
(三) 目前研究与存在问题
新自由主义在当下的研究是比较混乱的。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也不统一, 甚至是同一个学者, 也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 仅都认同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继承人;国内的现状具体表现为罗湘的广义与狭义说;傅殷才把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构成的学说称为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左大培认为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大辩论, 主要包括:美国的芝加哥集团、英国的以伦敦经济学院为中心的集团、奥地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集团、拉丁语国家集团、德国的弗莱堡学派[3]。”
除去定义的混乱之外, 学者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研究也十分混乱, 在此不一一例证,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批评者会把新自由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划上狭隘等号。
(四) 未来发展方向
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政策主张的诸多消极后果包括: (1) 消费需求不足, 阻碍经济增长; (2) 导致泡沫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新的危机; (3) 加剧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两极化[4]。
因此, 正确认识何为新自由主义, 达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和答案;对新自由主义做出客观正确且因地制宜 (区分开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的评价和总结;对新自由主义已经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弥补;提出更加完善的新自由主义完善理论, 是我所认为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哈耶克自由观概述
(一) 渊源与哲学基础
1.渊源。哈耶克的思想受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家的影响极深。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缘起于他的学术经历和对这些启蒙运动哲学道德家的学习认知。其一是路德维希·米瑟斯, 主张“终极的知识源自认知”的知识论, 对哈耶克的研究方法影响极深;其二是亚当·斯密, 其在经济领域“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给了哈耶克以启发, 哈耶克认为这“形象地揭示了自生秩序的内在特征”;其三是大卫·休谟, 其主张的普通的人性科学, 反理性主义的道德学说对哈耶克之后提出的自由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四是卡尔·门格尔, “其货币起源理论经常被当作是自生秩序理论的典范, 从无数个人主观理解的概念出发, 最后形成社会性的制度的见解为哈耶克的研究领域过渡到社会政治领域提供了思路, 将苏格兰的传统推进一步, 从而启发了哈耶克[5]。”
2.哲学基础。哈耶克的自由观大致基于三个哲学理论基础, 其一是“个人主义”, 哈耶克沿袭了米瑟斯的主观主义哲学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个人主义”, 探讨其“真与伪”, 主张真个人主义因其特征而使得社会自由得以保障, 使得社会宽容度提升;其二是“无知观”, “无知表述的是个体对自身的了解, 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 但是一种相对的无知, 即社会中每个个体都拥有对社会的分立的知识, 每个个体的分立的知识构成整个社会资源的一部分, 且无知的涵义不仅表现在每个个体对其他个体拥有的知识的无知, 也表现在对整个社会秩序形成过程的无知[5]”;其三是进化论的理性, 一种“有限理性”, 即立宪民主社会的特殊主题是公共理性能够实现的社会文化条件不是私人理性, 社会制度不应是刻意设计的结果, 即非先验理性所设计。
(二) 自由理论内容
1.哈耶克自由概念。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对自由的定义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 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
他将自由大概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基于能力之上的自由;二是政治自由, 三是意志自由。哈耶克还创造性得提出自由的核心概念是免于强制的一种状态, 亦即哈耶克分类的三种自由类型中的政治自由和意志自由往往是传统政治国家公民所缺少的自由[6]。”
(三) 法治与宪政下的自由观
哈耶克认为, 自由要靠法治来保障, 法治是自由的基石。其对混淆“公法”与“私法”进行了批判, 并对欧陆国家所产生的“法治衰微”现象进行思考总结, 并由此提出“私法”应该大于“公法”的理想模式, 以及用“公法”的形式来实施私法的宪政设计。
“哈耶克也认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 这和否定性定义中的和平和公正一样。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 是要求消除一切妨碍个人努力的人为障碍, 而不是要求社会或国家提供具体的福利。它并不排除必要的集体行动, 或至少不排除使某些服务得到保障的更为有效的方式, 但它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因此也必须受法律之下平等的自由这项基本原则的约束[7]。”
(四) 社会理论下的自由观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社会理论也进行了阐释, 以社会秩序分类学及知识论的基础作为其研究的起点展开探讨, 大致可包括自发秩序、正当规则 (即正义) 和社会秩序。
自发秩序是一种经济秩序, “‘自生自发秩序原则’, 可以被视为经济学的第一原则。布坎南晚近更是认为自生自发秩序是经济学的惟一原则[8]。”
关于正义问题, 哈耶克不主张将正义同诸多繁复的价值和形而上的善联系在一起, 而认为“正义涉及人的行为和所遵循规则的正义性, 正当的行为就是正义, 否则就是不正义, 伦理问题的实质就成为规则的正义性问题, 而规则的正义与否与正义的否定性涵义有关[5]。”
哈耶克指出, 社会秩序是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形成的。但人们在不断改进规则, 即规则并不是完全自生自发的, 它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自生自发的产物, 包括习俗和道德, 另一部分制度和法律规则, 则具有不可避免的刻意设计的特性。
三、简要评价
(一) 对于哈耶克自由观的思考
哈耶克作为一位探讨自由的学者, 恐怕最为担忧的是自己“否定的自由”变为对自由本身的束缚、扭曲甚至威胁。定义自由不易, 维持自由更是难上加难, 哈耶克解构了以往的自由与理性, 用自己的知识论方法论重构了另一座自由方碑。他的自由观并不仅仅在哲学领域脱颖而出, 更是在政治经济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 政治。
哈耶克关于自由与法治的辨析引出他所设想的宪政设计, 对于现当代建设法治国家仍有其现实意义。对于国外 (如美国) 的权力分立性质的政体, 哈耶克的“三权五层”宪法新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而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启示, “哈耶克对社会内部规则的强调和关于法律主要来源于内部规则的认识, 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维度的观察视角。在哈耶克看来, 法律主要不是来源于国家立法权的运作结果, 而应该是出自许多个人组成的群体在其日常生活中的交互行为[9]。”
每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的, 每一种理论也都不是万能的, 哈耶克的思想中免不了有其不再适用于现下, 各自国情, 以及偏颇之处, 在实际应用中仍然要实践, 纠错, 再实践。
2. 经济。
哈耶克可以算得上是集“古典”与“新”的大成者, 他不仅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精华思想, 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另外一个领域———经济领域中, 并着重分析了三方面:以古典主义为基础, 将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出发点;从知识和信息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反证其合理性。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哈耶克的理论显示出了它一定的局限性。他片面强调市场的重要性, 忽略了政府的强制性作用。自商品市场形成发展以来, 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从中国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到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 再到现下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政策拉动的经济增长和美国每年的就业新政, 如果刻意忽略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 将是极为偏激的。
3. 文化。
哈耶克在哲学领域的造诣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自由主义思想的探究中, 着重对于传统的继承, 着重对于个体的重视,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及核心的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其撕去理性面纱, 重新解读与构建了重要理论如个人主义的真伪辨析, 无知观, 有限理性等。
但哈耶克的思想时代局限性仍然很明显, 比如“真个人主义”有着一种内在的不安, “他一再强调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划清界限, 但是最终没有超越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的批评[5]。”
再比如哈耶克对于贫富差距也没有做出过多的“平等”论述, 相反, 哈耶克认为社会的进步就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收入差别和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也拒绝为“平等”做出努力, 这不论对国家福利还是社会保障都是不可忽视的忽视。
因此, 当我们在今天谈论哈耶克时, 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辩证看待。
四、总结
经过对大背景“新自由主义”和哈耶克自由论的简单综述, 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做了一次古典范式的回归, 他所阐述的自由的两条理路, 肯定的, 否定的, 相伴出现, 相互对比。哈耶克对于“否定的”自由的坚持同时也是对“肯定的”自由的否定, 因为后者混淆了自由原本的意义。
因此, 让我引用一段罗文·吉布森的话作为结语:“重思未来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明天永远是一个活动的靶子。这意味着, 当我们完成了对未来的重思之后, 还要从头再来。”
参考文献
[1]梅荣政.新自由主义的谱系、流变及影响[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5.
[2]何秉孟.再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J]当代经济研究, 2015.
[3]林光彬, 张蔚.新自由主义研究综述与研究新思路[J]教学与研究, 2005.
[4]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双月刊) , 2003.
[5]张黎.哈耶克自由思想研究[D]2009.
[6]陶晓鸥.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研究[D]2013.
[7][美]佛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冯克利,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300.
[8]邓正来.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86.
[9]文科.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法哲学思想研究[D]2008.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篇2
经验主义学派往往主张采取比较方法对企业进行研究, 而不是从一般原则出发。戴尔在他的著作中故意不用“原则”这个词。他在196O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有关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 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他在该书中主要研究了美国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民钢铁公司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等四家大公司的一些“伟大的组织者” (皮埃尔·杜邦、艾尔弗雷德·斯隆等人) 成功的管理经验。戴尔认为,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掌握企业管理上的“通用准则”, 至多只能讲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他认为, 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的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才能。
思想理论
戴尔认为, 要掌握成功的企业和“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就要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组织, 发现并描述各种不同组织结构的“基本类似点”。把这些“基本类似点”搜集起来并予以分析, 就可以得出某些一般结论, 应用于其他类似或可比较的情况, 作为一种对发展趋势作预测的手段。比较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试图确定一般结论可以适用的领域。比较方法不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用少数定理来说明所有的组织的全部问题, 而至多只是在某些范围有限的问题上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例如分权化对管理费用的影响, “专权管理”或个人控制对管理潜力发展的影响, “平等主义”或委员会组织对高层管理效率的影响等。通过比较得出一般结论的方法可以采用演绎法 (从假设出发, 到实际情况中去检验) , 也可以采用归纳法 (从具体情况的观察人手中去检验, 得出一般性结论) , 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从以上各种方法得出的范围有限的一般性结论还要经过实际的检验。用这种方式就可能得出某些指导方针。如果再考虑到各种组织之间的差异并针对具体情况作些修正, 这种指导方针有可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作出预测。
为了使组织的比较研究有效, 必须在研究中满足某些必要条件。这些重要的却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必要条件包括:
首先, 建立一个要领的框架。研究者必须选择在不同情况下进行观察的各种变数。这些变数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可以通过各种职能来对组织进行研究。组织为了取得成绩, 必须行使一些什么职能和职权, 履行一些什么职责?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分类方法。
例如按切斯特·巴纳德提出的经理人员工作的过程来划分:做工作的地点、做工作的时间、做工作的人、工作的对象、工作的方法或程序。
如苏逊教授在1951年出版的《经理人员行为》一书中就对不同公司中的十二位主要经理人员作了这样的分析比较, 用定量方法衡量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有关的成果, 也可以像埃里契·弗洛姆1947年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所做的那样用归类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主要经理人员进行比较。他把经理人员分成以下五类:容忍型、榨取型、销售型、贮藏型和生产型。按这种分类法对经理人员进行研究, 有可能了解他们领导的组织结构的类型。例如, 可以通过对不同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检验控制幅度随着管理等级的上升而愈来愈小的假设。
接着, 注意事物的可比较性。在对不同组织的类似点进行描述和比较时, 也必须考虑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 其间的差异可能很大, 以致比较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在两个进行比较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基本类似点的情况下, 比较才有价值。这可以举以下例子来说明。有一家公司在进行一项劳资之间的集体合同谈判时, 工会代表以其他公司为例, 要求对怀孕的女工给予工资补贴, 而资方代表不同意, 谈判几乎破裂。但以后有人对本公司的职工队伍进行了分析, 才发现本公司一共只有五个女工, 而且全部超过了60岁。所以根本不存在上述问题, 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还有, 要明确地表述目标。只有明确地表述了所研究的组织的目标和目的以后, 才能对它们进行比较并评价其效果。这种目标可能是利润最大化、权力、士气、职工幸福或以上各项的结合。一般来讲, 目标明确的人比目标不明确的人易于成功。有的人成功地实现了他确定的目标, 却被一些并不明确表述自己的目标的人所攻击。例如, 有的管理人员取得较好的组织效率, 却受到某些组织“工程师”的攻击。原来这些组织“工程师”所追求的并不是组织的效率, 而是组织图上的整齐美观, 成为对称形、金字塔形或“扁平形”。如果偏离了这种“对称性”, 就被看成是异端。但他们却不把自己的这种目标明确地表述出来。又如有些人际关系学者对正式组织理论进行攻击, 认为它们使组织成员感到压抑、不愉快、烦恼。但他们也不把自己的目标明确地表述出来。其实, 任何组织都需要对“投入”和“产出”进行平衡, 这就必须有一定的正式组织。不加区别地对正式组织进行攻击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 比较和结论必须恰当。对组织进行的比较和得出的结论必须符合于原来提出的假设和条件。如果得出的结论带有限制性或不能令人信服, 那也不足为怪。因为, 可能随着资料的增加和分析的深入, 会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和扩大适用的范围。戴尔认为, 如果具备了以上一些必要条件, 比较方法可能总结出一些成功企业的经验, 并应用于其他企业。他并指出, 比较方法可应用于对各种机构、职能、思想意识进行研究和分析。
奥地利学派与经济学人本主义 篇3
一、当代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方法论
在当代的经济学方法当中, 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 即:人, 从本质上来讲, 是一部刺激-反应机器。而这一假设又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效用函数这样一个基础假设之上的。从这个角度上讲, 人类不过是一台精于计算的机器, 我们所进行的选择行为仅仅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限制下进行数学计算的结果。一个人在一个市场上偶然发现一些目标价格, 之后他在这些价格的基础之上权衡着自己的选择。这种研究方法出自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认为, 在一个总体系统内, 一件特定的事情发生了, 是因为另外的某件事情发生了。从长期上看, 这一切都是因为“全事件” (Total Event) 正在发生。自然主义把人类包括在“全事件”当中, 这一观点被普遍应用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之中, 它假设人类行为产生于一种自然的因果关系。
自然主义研究方法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个体的意志处于自然主义者的研究范围之外。反过来讲, 作为道德的或者是不道德的行为的观念也已被抛弃, 最多可以说某个人的行为是在某种特定形式下经过好的或者是坏的计算, 而且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 人本主义同自然主义在某些方面是相对立的, 所以, 也是同现存于主流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相对立的。人本主义认为人类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超越自然法则的个体, 但行为主义不承认这种超越。因此, 主流经济学研究错失了很多人类的重要属性, 从而提供了一些对于人类研究来说并不充分的解释。人类个体构成的多样性导致了对于自然世界不同刺激的不同反应。然而, 把经济学的讨论限定在这样的刺激-反应中, 意味着人类本身更加有趣的方面被忽略了。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 这种有趣的经济现象通常是由企业家行为造成的。而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在强调人类此种行为的重要性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学者有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柯兹纳等。门格尔为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门格尔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一起促成了所谓的边际革命。对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而言, 商品的效用决定了商品的最终市场价格, 进而效用指挥着市场中的种种选择行为。效用同人类心理被商品激发出来的某种感觉一致, 这意味着市场过程需要个人偏好起作用, 但并不一定符合他个人的意愿。但是对于门格尔来讲, 他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源自于他对经济财货构成的独到理解。在门格尔看来, 一种经济财货的存在价值取决于它具备的“财货特征”的多少, 但是这种财货特征并非与生俱来的, 它需要人类运用自身不断积累的知识在不断的实践行为中才能发现, 这种知识和行为的目的在于使用财货的某一有用特性从而达成一个具体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 行为个体和他的意愿就显得十分重要。
人类行为学 (Praxeology) 属于奥地利学派的独特的方法论, 最先把这个词应用于奥地利学派方法的是门格尔的学生米塞斯。他不仅是该方法论的主要创立者和详细阐述者, 同时也是将其最充分和最成功地应用于构筑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人类行为学是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方法, 也是早期古典学派的一个分支的基本方法。米塞斯对于人类行为的关注在其经济分析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而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彻底的主观主义经济学者, 同时米塞斯等人也不愿意把他们的研究方法同数学以及经验主义妥协。奥地利学派认为, 人类行为学的基础是:个人从事有特定目的的行为。此外, 人的行为还意味着, 有意地选择特定手段, 去达到其目标。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些目标对他来说必定有价值, 这些价值支配他进行选择。正如柯兹纳在讨论市场过程以及企业家在其中的作用时谈到:对于奥地利学者来说, 人们相互之间的知识在某一给定时点上是充满差异性的, 市场过程可以提供一组系统的力量, 存在于企业家的警觉之中, 这组力量会减少相互之间的那种无知的程度。知识并非完美, 但是无知也并非不可征服。均衡从来不曾达到, 但市场确实显示出其趋向均衡的强大趋势。市场协调不应该通过假设来混入经济学, 但是它也不应该通过引入不确定性的概念而被简单地拒绝。
在柯兹纳的著作中, 他还提出一种对于具有自我决定能力的经济人的理解。经济人既不是全知全能的, 也不是完全无知的。他借助手边所掌握的知识和资源来达到他所期望的结果。成功企业家的努力与奋斗是不可被事先预料到的。因此, 如果目标是为了理解市场的属性以及市场如何变化的, 运用数学模型进行严格的均衡分析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误导。这样的观点符合奥地利学派一向反对数学及计量经济学的传统。奥地利学派认为计量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盲目模仿自然科学, 从而把复杂和不同质的历史事实当作可重复的、同质的实验室资料。奥地利学派认为计量经济学是把每个事件的质的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数字, 然后错上加错, 把这些数量关系看作人类历史中的不变关系。米塞斯一再强调, 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不变的数量关系的经验发现。与自然科学明显不同, 计量经济学无法在人类历史中找出一个不变的关系。人的意志、知识和价值观总是在变化的, 且人与人不同。很难想象计量经济学能够在某一天找到一个不变关系。
三、经济学人本主义
尽管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看起来切实可行, 但它也并不是无懈可击,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者理论派别都只是在某些方面具有侧重性, 相对的在其他的一些方面难免有一些疏漏。奥地利学派的分析虽然强调或者说完善了对个体行为的考察, 但仍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奥地利学派是在不对人们选择的结果进行评判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同时, 该学派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人们达到某种结果的更有效率的程度上。但从另一方面看, 经济学人本主义的出现是为了恢复一种旧有的、可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传统。这一学说产生并发展于经院学派的道德哲学观。
经济学人本主义希望把人类学研究并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中。人类行为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来说是起到基础性作用的, 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将会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 从道德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个体。行为人被视为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自由个体。这种自主性表明行为个人最终要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同时认识到与这种选择相关的内在的道德问题。经济学人本主义认为善良的行为反映的应该是一种依据可能是最高道德价值标准的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学人本主义者关注制度结构, 从而最大可能地考虑到行为个体的整合, 这种整合最可能在行为人承担其行为造成后果的时候发生。
把经济学人本主义同其他研究方法区分开来的是它强调人类选择的复杂性。功利主义选择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它的决定论本质, 它提供一种关于选择的粗浅的描述, 但这几乎等于可供人们挑选的选择根本不存在。根据这种方法, 行为人或多或少的是一架根据环境条件机械地、被动地做出反应的机器。而奥地利学派始终坚持更为现实的人类行为假设, 他们倾向于从已经被接纳了的超然于人类行为的种种假设当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 如果人类超出了与他们的决定相关的自然属性, 那么道德立即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学人本主义承认这一现实, 并且针对什么是行为人以及行为人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 进一步寻求理解人类行为和经济学。当理解了每个人是根据其自我意识做出行动的时候, 就可以理解人类行为的真正属性。
四、结论
在当今数学方法和经验分析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研究中, 奥地利学派仍然坚持自身独特的分析方法, 在批判日益严重的数学化倾向的同时, 也应该更加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经济学人本主义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补充, 呼吁关注人类行为中的道德因素。在大多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当中, 道德标准通常是一种隐含的假设, 而一旦功利主义思想占了上风, 它就被抛弃了。正因为如此, 人本主义方法将会进一步参与经济学的研究, 为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奥) 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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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d ed[M].Chicago:Contemporary Books, 1966.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篇4
关键词：犬儒学派,庄子,自然主义
犬儒学派和庄子作为生活在社会动荡时代里的智者, 都为各自时代的人们设计了自处之道。借用杜德雷的话说, 犬儒学派和庄子都是布道人, 他们所布之道是, 不管世道怎么个变法, 日子总得过下去。但两者毕竟生活时代相距近一个世纪, 正如一个学者指出的, 任何一个学派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建构有三个条件:一是时代的需要 (即社会根源) ;二是立足的传统 (即文化根源) ;三是个人性格和志趣。这三者的综合统一往往形成学派或者思想家思想建构的起点和基础。据此, 犬儒学派与庄子思想就有了异同之处。
一、异曲:不同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
1、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不同社会根源
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 统治方式的重大调整以及社会的大变迁是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社会根源。犬儒学派即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 又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古希腊在公元前八到公元前三世纪处于剧变之中。战争使城邦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社会苦难的加深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也导致了古希腊的城邦危机:自由公民的没落、国家范围的扩大导致了城邦公民集体理想的破灭。同时, 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审与处死以及柏拉图出走西西里等一系列事件中, 受到了心灵上的冲击, 感受到了民主制度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这些都使希腊哲学家把“伦理问题” (人的社会生活规范和理想) 提到重要地位, 从而给这时期希腊思想带来了某种个人主义或世界主义的色彩, 而犬儒学派则是这股力量的代表之一。而庄子所处的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转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旧有的宗法世族统治开始动摇, 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使得西周以来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较大的调整, “井田制”也逐步走向瓦解。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 政治局面的错综复杂, 军事斗争的层出不穷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同时在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中也急需要理论的指导以求增强统治的应变能力;由于这时政治空隙比较多, 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了官府, 摆脱原来的依附性服务地位。因此, 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异彩纷呈, 庄子思想便是“百家争鸣”其中之一。这些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加剧的历史时期, 当政治暴力可以随意摧残个人生命而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的时候, 就容易使人转入内在精神世界, 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 必然激发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从而催生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2、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不同文化根源
公元前八至公元前三世纪出现了对世界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三个文化中心, 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古典时代的希腊便是其中之二。雅斯贝尔斯曾说, 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 都进行了思想的突破性发展, 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 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这一时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 也是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文化根源。雅典的民主政治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 而这个时期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 也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 开阔了雅典人的视野, 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与希腊的民主政治并行的, 是古希腊社会的学术自由。在这种民主政治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 希腊出现了学派蜂起、百宗争立的文化繁荣的局面, 涌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 他们为后世各个流派的思想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源泉。从崇尚自然或本性来看, 犬儒学派虽受过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影响, 但犬儒学派主要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伦理学, 犬儒学派的奠基人安提斯泰尼的学说就主要集中在伦理学方面, 他发挥了苏格拉底重视德行的思想并常以道德医师自命, 这些伦理学原则后来被这个学派所发挥并身体力行。同样的, 春秋战国时期虽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 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 但这样的时代却造就了儒道墨法等百家的蜂起, 正如孟子所概括的, “圣王不作, 诸侯放恣, 处士横议”。生活在“百家争鸣”时代的庄子则吸收各家各派的思想, 特别是老子的“事天”思想和儒家道德思想。班固曾这样地概括庄子思想, “及放者 (指庄周—引者) 为之, 则欲绝去礼学, 兼弃仁义, 日独任清虚, 可以为治。”可以说, 这个时期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学术环境为犬儒学派和庄子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然, 一个思想体系的建构也与思想家个人性格和志趣有关, 因为面对同样的现实选择, 不同的人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而面对不同的现实选择, 不同的人又可能有着完全相同的选择, 而犬儒学派和庄子在面对大体相似的生活现实, 理性自觉地选择了相同的自处之道。
二、同工:自然主义思想与虚无主义的价值归宿
1、社会观:排斥人类文明
在犬儒学派看来, 就积极的人生而言, 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的独立和昂扬的个性。他们提出了“德行本身就是幸福”, 因为美德对于幸福就足够了, 而美德则意味着行动, 它既不需要许多学问, 也不需要过多的雄辩。如果科学研究与此相无关, 就没有任何价值, 如在安提斯泰尼看来, 一切精致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 因为凡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 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第欧根尼也认为, 人类幸福所需要的一切文明结果, 并非人类一概都需要, 相反, 正是社会文明造就了腐败和罪恶, 它是人类不幸的根源, 因此他反对智者主张的素朴社会进化论, 认为“原始人以智慧征服自然并不是通向文明的社会, 只是通向罪恶和堕落。”假如没有这些视为必需的文明成果, 一个人会更加安逸地享受生活的乐趣。犬儒学派把这种思想原则贯彻到社会层面上, 则鄙视技艺、学识、数学与自然科学;批判一系列文明形式, 拒斥人类社会的各种公共生活方式以及摒弃一切人间的享受, 甚至把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准上, 即一件外套, 一根拐杖, 一个装少量食物的破袋子 (安提斯泰尼) 。庄子则从“道性自然”出发, 认为人类的原始状态是无心计和无知识的, 因而过着无忧无虑的和平生活, 但自从黄帝、尧、舜等来到人间, 这种生活环境就被破坏了。君主的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 引起了人类私欲的膨胀和对权势的争夺, 使人心更加败坏, “民之于利甚勤, 子有杀父, 臣有杀君, 正昼为盗, 日中穴阫”, 和谐遭到了破坏, 人类也遭受了文明的羁绊。因此, 君主是真正的大盗大贼。对于圣人, 庄子认为“黄帝尚不能全德……。尧不慈, 舜不孝, 禹偏枯, 汤放其主, 武王伐纣, ……, 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性情, 其行为乃甚可羞也”, 而孔子也是“鲁国之巧伪人”。同样, 庄子也举田成子的例子来说明圣人学说不过是“窃国大盗”的工具。在庄子看来, 文明是人的意识行为而非自然所故有, 文明违背了自然道性, 文明越发展, 离自然道性也就越远, 人们的文明程度越深, 受自然的惩罚就越重, 这样的文明制度不但不是自然状态的改进, 而是对自然状态的污染和毁灭。所以庄子提出“绝圣弃知”的主张:“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2、自由观:崇尚精神自由
犬儒学派和庄子通过对自然和现实必然性的超越走向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犬儒学派认为, 社会上的自由与奴役的对立是毫无意义, 因为有智慧的人是天生的主人, 即使身处被奴役的情况下也是自由的, 如狄奥根尼追求的是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精神自由, 他相信虽然没有皮毛或羽毛保护, 但他仍然能够像青蛙一样来去无牵挂。“自足”是犬儒学派的精神追求, 即在理性指导下的自我满足、独立无待。在他们看来, 美德对于幸福就已足够, 对一个人而言, 惟一的善 (他的思想或精神财富) 就是专属于他的东西, 其他的一切如财产、健康、荣誉等在本质上都不是善的。因此, 犬儒学派有些人弃绝宫室, 有些人栖身于大桶中。这种自由是对苏格拉底身心两分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自由”的延伸, 但犬儒学派表达得更加清楚、更加明白。正如皮特森所说, 无论在个人自由的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 犬儒主义总体上完全忠于个人自由的观念与实践。因此, 犬儒主义算是西方迄今为止个人自由的最极端版本。可以用“逍遥游”来概括庄子的自由观。庄子最担心的是精神之死而不是形体之死, 这也是庄子与宗教观念不同的地方。庄子在《外篇·田子方》明确说:“哀莫大于心死, 而人死亦次之”。他认为, 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 到处充满危险。所以在诸侯混战和天下大乱的时代里, 庄子不愿去做官, 因为在他看来, 人一旦受缚于名利、权势、毁誉, 就会使自然清洁的精神蒙垢, 仁义道德更是给精神戴上了一具枷锁, 所以人生应是追求自由。要真正地达到自由, 就要无条件的, 即“无待”, 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变”, 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 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能达到这样“无待”的人, 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于是, “鱼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术”则成为了庄子对自己生存方式所作出的最终选择。
3、人生观:远离世俗, 回归自然状态
犬儒学派和庄子不但是“顺应自然论”的倡导者, 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犬儒学派尊重自然而贬抑习俗和法律, 认为理想的生活应是极端简朴和原始的, 即是回归“自然”状态。他们把名利看作身外之物, 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合自然的和无足轻重的;号召人们克己自制, 独善其身, 不依赖于社会;主张只有抛弃文明和文化, 自愿满足于最少的天然需求, 才能做到道德上的言行一致。在他们看来, “吃苦是善”, 因此他们通过衣不蔽体、四处乞讨和聊以维生来表明对文明秩序的鄙视。这是一种禁欲主义乃至苦行主义, 如安提斯泰尼和狄奥根尼将世界国家作为理想国家一样, 主张不要政府, 不要私有财产, 不要婚姻, 不要确定的宗教, 但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苦行主义者, 他只是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 他只是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 正如他所说的, “宁可成为一个疯子也不追求感官的快乐”。因此, 犬儒学派对统治者采取一种有意疏远的姿态, 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在安提斯泰尼的一个比喻里:“政治像火, 距离近了会被灼伤, 距离远了又会挨冻。”庄子在《外篇·马蹄》中指出人性即“素朴”, 其内容就是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同这种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相对立的便是社会的法度、礼义、规范, 这些对立的东西是对自然本性的桎梏。于是庄子主张, 既然人性属自然, 同自然没有差别, 那么人就应该回归自然, 消除对回归自然本性的干扰, 保持内心中的宁宁安泰, 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逍遥自由。他要求回到“浑沌”世界, 即所谓的“至德之世”:“夫至德之世, 同与禽兽居, 族与万物异, 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 其德不离, 同乎无欲, 是谓素朴, 素朴而民性得矣。”又说:“至德之世, 不尚贤, 不使能;上如标枝, 民如野鹿。”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因此, 庄子临终有言:“吾以天地为棺椁, 以日月为连璧, 以星辰为珠玑, 以万物为赍送”。庄子崇尚无欲无求, 犬儒学派也不追求感官上的享受。从这种意义上讲, 这二者都具有禁欲主义色彩。但犬儒学派和庄子对他们理想社会的描述, 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 而应理解为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状态, 包含着打破现状、要求前进的合理内核。
4、价值观:虚无主义
有学者指出, 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 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 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这三者, 庄子是集于一身的。在这个意义上讲, 庄子算得上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庄子和犬儒学派以各自的立场和思想为基点, 不但怀疑现实, 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从而把怀疑精神推倒了极端;他们不相信一切价值, 或对当下的政治保持着清醒的距离意识, 或有意与政治家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和对峙;但是他们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因此用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的方式表达对现实不满和妥协的文化立场和处世态度。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分析犬儒主义, 他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其背后则是一种理想主义或说价值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所导致“犬儒式”的生活态度就具有了两面性:对现实不满, 但又拒绝参与社会世界, 加上缺乏替代性的选择, 这种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就很可能转化为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 这一点也表现在生死观上。庄子曾指出:“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 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 死生大事不过是气聚气散而已, 一切都顺其自然。犬儒学派也像庄子一样, 将死看作自然而然的事, 只不过是通过“自杀”来表现:“第欧根尼是犬儒中自杀的第一人, 他平静地躺在自己的外套里死去了, 生命获得了解脱。后来的一些犬儒如梅特罗克勒斯活到高龄, 自我窒息而死。德莫那克斯快接近百岁, 绝食而死, 柏里格利诺斯, 自焚而死。”这是一种追求自由的理想幻灭后的无奈的悲鸣,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娱和自欺。他们思想中的消极和颓废的一面, 成为不少弱者的精神安慰剂, 也为后世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
有学者指出, 全球或地方的政治、性别、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印。和层面上, 都可能带有犬儒主义的元素或充满着犬儒主义的氛围, 而中国也正处在犬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人们不但不是更昂扬有力, 反而普遍感受更无力、更无助、更没有希望、更没有安全感、更犬儒。因此, 纪杰克在1989年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著作中非常关切犬儒主义的问题, 他宣称:今天的敌人不是什么基础主义者, 而就是犬儒 (现代语境的而非历史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犬儒主义是某种意义上人类精神的道德示范, 用爱比克泰德的话说就是“保持在我控制之下的事物”, “真正的犬儒主义者道德纯洁, 有高度的忍耐精神, 具有对于这个人类实施监督的王者身份。”虽然犬儒学派和庄子都持自然主义的立场, 但由于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想体系, 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存在着差别, 所以尽管他们面对大体相同的时代变局和时代需要, 但他们所感受到的问题和作出的回应态度也是存在区别的, 这体现在犬儒学派虽把个人主义作为他们体系核心, 但其在本质上仍是道德哲学 (政治哲学范畴) , 而庄子哲学则是生命哲学 (个体哲学) , 这种差异就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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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剑桥学派理论发展史研究 篇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逐渐由英国转向美国, 作为凯恩斯的追随者, 以萨缪尔森 (P.A.Samuelson) 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把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的学说改造成为微观经济学, 把凯恩斯的学说发展成为宏观经济学, 建立起一个以微观、宏观理论为基础和基本结构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并在战后几十年中在经济学领域占据着支配地位。面对这套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 英国一批以罗宾逊 (J.Robinson) 、斯拉法 (P.Sraffa) 为代表的自称为正统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 在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和分配理论方面同新古典综合派展开了争论, 形成了所谓的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 又叫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左派”、“英国凯恩斯主义”。它是现代凯恩斯主义在英国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于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的剑桥大学任教, 其理论又是背离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特征的, 所以叫做“新剑桥学派”。
1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学术主张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埃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等。他们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其中琼·罗宾逊和尼古拉斯·卡尔多是这个学派的实际领袖。
1.1 琼·罗宾逊和她的政策主张
琼·罗宾逊 (1903-1983) 是世界级经济学家当中的惟一女性, 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 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应该获得而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她是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作过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向马克思学习”。著作甚多, 除《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外, 还有《就业理论引论》,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论文集》、《资本积累论》、《经济学的异端》和《现代经济学导论》等书。
琼·罗宾逊主张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作为研究方法, 认为凯恩斯革命的本质是以“历史概念”代替“均衡概念”。如果采用历史分析方法, 那么制度因素的作用是重要的。
此外, 她于1956年在《资本积累》一书中, 提出了“黄金时代”的概念和经济增长模型。她的“黄金时代”是指劳动充分就业和资本充分利用的均衡状态。假定技术系数不变, 即资本与劳动比例不变, 当劳动量增长率与资本量增长率相等时, 就实现了“黄金时代”。她的一般增长模型如下:
利润率=经济增长率/资本家的储蓄倾向
模型表明, 利润率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成反比, 资本家消费愈多, 从而储蓄倾向愈低, 利润率就愈高;在资本家储蓄倾向不变的条件下, 资本积累与利润率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即一定利润率产生一定积累率, 在技术系数不变的条件下, 随着积累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利润率就会提高。
1.2 尼古拉斯·卡尔多和他的理论主张
尼古拉斯·卡尔多 (1908-1986) 是当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作为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提出与经济增长论相溶合的收入分配论和建议以消费税代替个人所得税。卡尔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很广, 从厂商理论到福利经济学, 从资本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到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 从国际贸易理论到货币政策、税收政策。
卡尔多在30年代的论文尚未跳出传统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框框, 但被认为在那时已显出他在理论上的“创见性”。其中有他所命名的“蛛网理论”, 即用供求弹性的相对差异分析市场稳定条件的理论 (1933) ;有在福利经济学中称为“卡尔多补偿测验”的“补偿原理”。后者是卡尔多在《经济学的福利主张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 (1939) 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判别社会福利是否提高的标准。新福利经济学在V.帕累托的“最佳状况”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判断一种经济变化是否使社会福利有所改善的标准是:在一部分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 没有任何人蒙受损失。但实际上, 采取一项政策, 在一般情况下, 总会使一些人得到改善, 另一些人受到损失。
斯的投资-储蓄分析为基础, 从宏观入手, 结合经济增长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分配。
他把国民收入Y分为利润 (或财产收入P) 和工资 (或劳动收入W) 两大部分;认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P/Y取决于投资率 (投资对国民收入的比率I/Y) 和利润的储蓄倾向 (利润中的储蓄比率sp) 与工资的储蓄倾向 (工资中的储蓄比率sw) 之差。在通常情况下, 工资的储蓄倾向等于零, 即sw=0, 则利润的相对份额就取决于投资率和利润的储蓄倾向。投资率愈高,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愈大。利润的储蓄倾向愈高, 则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愈低。如果利润全部用于储蓄, 则利润的相对份额将与投资率一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确定了, 余下的即为工资的份额。这个分析是对边际生产力决定收入分配的传统理论的否定。卡尔多以后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分析方法上和他的宏观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按照卡尔多的模式, 若工资的储蓄倾向等于零, 利润的储蓄倾向小于1 (即不全用于储蓄) , 则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同利润率的利润和储蓄比率之乘积相等, 才能使经济不断地稳定增长。
1.3 皮埃罗·斯拉法和他的理论主张
皮埃罗·斯拉法 (1898~1983) 是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斯拉法1924年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在佩鲁贾大学法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 1926年转到撒丁岛的卡利亚里大学任教授。由于法西斯统治的日益强化, 他于1927年夏移居英国, 接受凯恩斯为他提供的剑桥大学讲师的职位。
斯拉法在研究方法上复兴了古典学派的思想, 常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者。他试图找到“不变的价值尺度”, 提出“标准合成商品”以分析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并确定工资和利润的比例。他的理论同20世纪以来西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相对立, 被认为在资本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工资与利润分割模式上都有独到的见解, 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的著作对20世纪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有过两次重大突破。斯拉法于1925年发表了《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的长篇论文, 1926年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在这两篇论文中, 斯拉法指出, A.马歇尔的价值理论是难成立的, 因为其最基本的两个组成部分 (完全竞争概念和利用相交的供求曲线来决定价格与产量) 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他对于要在单位成本与产量之间确立一种函数关系进行了批评。他揭露了传统经济学所普遍使用的完全竞争模式的突出弱点。斯拉法的这些观点体现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线索。
经过30多年的准备和琢磨, 斯拉法于1960年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一书。
斯拉法证明了如何有可能解决李嘉图终生困惑而未找出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他规定一种“标准合成商品”, 或简称“标准商品”, 即经济体系中所生产的合成商品本身配合的比例, 必须等于参加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总量的比例。当收入分配发生变动时, 用标准商品来计量的相对价格就未变动, 除非有了技术的变革。斯拉法还论证了在实际工资为已知和特定的技术条件下, 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就被决定。如果实际工资是用标准商品来测定的, 那么整个经济体系的实际工资和利润率之间的一种线性关系就能被确立, 如下式:
式中R为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 即最大利润率;r为利润率;W为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比率部分。斯拉法的理论结构中, 生产价格的决定所根据的均衡条件仅仅在于每个部门的利润率的均等, 这个假说同为获得一定的生产量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数量的考察一起, 就足以决定分配变量 (利润率和工资) 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因此, 这种研究方法是根据客观材料, 而与建立在消费者“偏好”的基础上的边际主义理论是完全对立的。
1.4 卢伊季·帕西内蒂和他的理论主张
卢伊季·帕西内蒂 (1930—) 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等。帕西内蒂他出生在意大利的贝加莫, 并在米兰读完大学, 接着去英国和美国, 先后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 1962年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是国际经济学协会成员和执委会委员, 经济计量学会成员, 并因为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而多次获奖。主要著作有《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等。
帕西内蒂的贡献被认为是在卡尔多理论的基础上, 扩充了卡尔多模型, 对收入分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丰富了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在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收益率成正比例地取决于劳动增长率, 成反比例地取决于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即在技术不变和保持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条件下, 如果工人的储蓄为零, 则资本的收益率 (利润率) 与劳动增长率成正比, 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成反比。即资本家消费愈多, 则利润率愈高;劳动增长率愈高, 从而经济增长率高, 利润率也愈高。
1.5 结论
新剑桥学派既反对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 也反对“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他们认为,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 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则是一种倒退。他们也主张实行政府干预, 不主张自由放任, 但是, 干预的方向主要不是直接或间接去增加总需求, 而是调节收入分配, 理顺阶级关系, 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新剑桥学派认为, 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根源。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两极分化在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剑桥学派主张通过实行福利政策和增加税收等措施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 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情况。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 征收累进所得税、高额 (没收性的) 遗产税和赠与税, 抑制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 将这些税收用于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 (改进卫生、教育服务) 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
第二, 实行“福利政策”缓解“富裕中的贫困现象”。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向失业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给低收入家庭以一定的补贴、对失业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使其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能从事更高技术水平和更高收入的工作, 以便实现“长期充分就业”。
第三, 对投资进行全面的社会管制, 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 减少财政赤字, 逐步平衡财政预算。根据经济增长率来确定实际工资增长率, 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 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扭转分配的不合理情况。
第四, 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 利用国内资源的优势, 发展出口产品的生, 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 降低失业率, 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第五, 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 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 以减少食利者阶层的收入, 增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第六, 关于对付“滞胀”的政策。
新剑桥学派根据它对“滞胀”原因的分析, 主张首先需要加强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增长之间的调节机制。这就要求各国政府 (或各国际团体) , 单独地或协同一致地持有比私人厂商凭期自己力量愿意持有的更多的初级产品储蓄, 并随时以稳定价格为目的干涉市场。即当农矿产品过剩时通过积累储备阻止农矿产品价格跌落, 当农矿产品供给不足时, 则通过出售农矿产品, 减少储备来抑制价格上涨。
2 简要评述
总体来看, 新剑桥学派属于比较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右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批评, 是有一定深刻性的。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弊端, 也有适当的揭露。但是, 新剑桥学派毕竟是在资本主义视野范围内来看问题的, 因而, 很难提出真正深刻的见解和正确的政策建议。从经济理论方面来看,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弱点在于:第一, 他们自己所提倡的以历史观来代替均衡观的意见并没有真正实行。他们所说的历史因素被片面地理解为时间因素, 而不是从前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对后来经济活动的作用和影响。第二, 新剑桥学派强调的制度因素分析说涉及的也只不过是某些具体的制度, 特别是分配制度, 但是并不涉及对根本性的制度分析。第三, 新剑桥学派把经济波动的原因归咎于人们预期的不稳定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没有深入分析经济波动的更深刻原因和作用机制。第四, 新剑桥学派对收入分配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分析, 仅仅局限在一定的程度内, 而没有作更深入分析。
尽管存在着上述弱点, 但是,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仍然被看做是比较激进的, 具有改良的性质, 他们提出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始终没有被执政者所接受与采纳。
摘要：新剑桥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两大分支之一。该学派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观点, 试图在否定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 重新恢复李嘉图的传统, 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 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在梳理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演变的基础上, 总结其理论核心, 探讨其理论的积极意义和不足之处, 为后人对其进行更深、更广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篇6
(一) 水与钻石悖论是古典经济学上的经典案例
水与钻石悖论, 又称价值悖论, 为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案例, 虽然此问题并非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最早提出, 但正是他提出后, 此悖论成为经济学界的一段公案。斯密在书中说到:“没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换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很少的东西就可以换到水。相反, 钻石没有什么用处, 但可以用它换来大量的货品”。 (1)
具体到水与钻石悖论上, 按照斯密的理论, 水对人的意义是举足轻重的, 人的生命都依靠水来维持, 而反观钻石, 则属于奢侈品, 人离开钻石一样能很好生活, 并非必备品, 因此说钻石基本没有什么用处。然而现实情况是, 水的“价值”很低, 有些地方甚至是免费的, 而钻石的“价值”非常高, 有些甚至价值连城。可见斯密概念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应对某一物品上, 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 即有很高使用价值的一些物品没有或仅有很低的交换价值, 而有很高交换价值的一些物品可能几乎没有什么使用价值。这一矛盾,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来看, 困扰了边际效用学派兴起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长达百年之久。
(二) 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解答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前, 斯密和李嘉图都用了劳动价值论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 即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生产耗费的劳动量。其中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 将商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劳动不能大规模增加其数量的商品, 另一类是劳动可以无限增加其数量的商品。他认为前类商品“有罕见的雕像和图画, 稀有的书籍和古钱, 以及只能在数量极为有限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所酿制的特殊葡萄酒等, 这类商品的价值单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 只随希望得到它们的人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 (2) 可见李嘉图也间接为水与钻石悖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即钻石由很强的稀少性, 追逐的人多了, 因此价值也就上升了, 并非完全由生产钻石的劳动量来决定。
然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此解答仍然不太满意, 他们不知道为何会出现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严重分离, 认为仅仅用稀少性不能很好解决这一矛盾。他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 即“是因为人们潜入水中费力将珍珠取出, 所以珍珠才有价值 (即交换价值取决于人劳动) , 还是因为珍珠有价值, 人们才潜入水中寻找珍珠? (即交换价值取决于其对人类的效用的满足) ”。
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反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学说, 他认为价格也即价值, 取决于供求本身, 而不是劳动量。水和钻石交换价值的巨大差异也即是其各自供求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当然, 萨伊的解答也没有令后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感到满意, 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也同样如此, 直到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三) 边际效用学派对此问题的解答
在当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 对边际革命十分推崇, 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他们认为边际效用学派很好的解决了水和钻石悖论, 使得百年的古典经济学悖论得以化解。
边际学派中, 无论是以重视心理分析方法来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门格尔和庞巴维克, 还是以数学方法进行论证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和瑞士洛桑学派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与帕累托, 他们虽然所用的方法不同, 然其边际分析的本质是不变的。他们认为产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购买最后一单位该产品所产生的效用, 即最后单位的效用决定产品的价值和价格。
回到水和钻石悖论的问题本身来说, 边际学派认为水的价值取决于人们消费最后单位的水的价值, 也即边际价值。水无疑有很大的总效用, 人类离开水将无法生存, 然而水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拥有量是很大的, 而维持人生存的必要需水量是有限的, 因此人们在满足必要用水后, 还有很多多余的水量, 可以满足人类次一点的需求, 如牲畜饮水和农田灌溉, 如果还有多余水量, 则可以满足人类再次要的需求, 如洗菜做饭, 冲洗衣物等等, 如果还有富余的水, 将会满足人类更次要的需求, 如游泳池, 人工喷泉等等, 以此类推, 如果该地区的水量足够大, 则使得人类的需求得以满足到饱和状态。在此情况下, 人们消费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为零, 那么水的价值或价格也将为零。反观钻石, 钻石又称金刚石, 在地球上十分稀少, 南非一钻石矿的开采报告称, 每吨原矿中平均只能开采到不到一克拉的钻石, 其数量远非水可以比拟, 导致了人们消费钻石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非常大, 因此钻石的价值或价格十分昂贵。如果改变条件, 比如说处于沙漠这样的极端情况下, 几乎没有水源, 因此身上仅携带的一瓶水的效用将会非常大, 因为其仅仅只能满足生存的需要, 根本不可能去想什么灌溉农作物, 洗菜做饭, 冲洗脏物等等其他次要用途, 因此, 在此极端情况下, 人们消费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将会非常巨大, 远远大于钻石的效用, 这一类极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因此, 边际学派自认为其给出了古典经济学水和钻石悖论的最终解答。这一边际分析方法随即被广泛运用在经济分析中, 被不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开创了经济学说史的新局面, 是古典经济学的终结, 经济学自有了广泛的边际分析法后, 从此进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
(四) 当代部分经济学者对边际学派解释的批评
对某一经济学派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批评自古有之, 如同劳动价值论一样, 以边际分析法来解释水和钻石悖论, 并非得到了所有经济学者的赞同。
当今一些学者认为斯密的这一所谓悖论完全是自找的麻烦, 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悖论。他们认为, 首先, 边际学派把计量单位不同之物等量齐观, 用所谓的消费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来偷换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水的计量体积单位是毫升, 升, 立方米, 同样也有计量水质量的, 如千克, 吨等;而钻石的计量单位仅限于毫克, 克, 克拉等重量单位, 一般较少以体积来计量。这里就需要明确, 消费最后一单位水, 单位是什么, 用什么来统一, 可以假定都是一克的水和一克的钻石, 自然在一般情况下, 一克钻石远远昂贵于一克水, 但是, 如果消费最后一单位水不是克, 而是千万吨呢?要知道地球上水的总质量是钻石的总质量所无法比拟的, 那也就不见得一千万吨的水会比一克拉的钻石价格便宜了。其次, 斯密把使用价值赋予了一个无交换价值的自然物品。虽然说由于环境污染, 当下很多自然水已无法直接饮用, 但在斯密当时, 工业并不发达, 水源污染少, 可以说水对于人类得需求而言是充分饱和的。而钻石虽然偶尔能在露天拾到, 然最主要获取钻石的途径依然是大规模开矿, 故而两者的对比是十分困难的。
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理解该悖论的内涵
(一) 价格不是价值, 生产费用论也并不构成价值本身
在当下西方主流经济学中, 价值 (VALUE) 和价格 (PRICE) 并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的明确概念区分。实际上, 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市场价格是解释价值最好的工具, 即因该商品市场价格高, 故而价值也高, 同理价值高的商品必然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下, 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服务市场, 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资本市场, 无论是租金市场还是智慧市场 (包含企业家才能与创新才能) , 皆能实现稳定且均衡的价格和数量, 因此, 这一价格也好, 价值也罢, 即为完美市场经济下的一般均衡价格。对此一般均衡价格, 绝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这就是内在完美的价值。
而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价值和价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价格是对现实运行的经济或抽象经济中商品的交换比率, 在长期稳定下, 市场价格表现为市场均衡价格。而价值是解释市场均衡价格为何会是这一价格的, 这不是简单的同义重复, 而是对所以然的解释。即为何市场上不同商品的价格会不同, 价格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因此, 不能以市场本身来解释不同商品价格的不同。以人经济活动为依托的商品价值的本质, 只能由人的劳动来解释, 是人类辛勤的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本质。
(二) 计量不同的商品何以有一样的计价体系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不同的商品之间很难统一单位, 也即很难比较出每单位的边际效用的大小, 似乎这一点能构成对边际学派攻击的重伤。
然而, 情况并非如此。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 自来水也罢, 瓶装矿泉水也好, 都是人们天天必备的生活必需品, 离开了就几乎不可能生存, 而钻石属于奢侈品, 能用钻石作为装饰品的人十分稀少, 拥有哪怕是几克拉钻石, 皆被认为是拥有较大财富, 属于上流阶层的一个标志。因此, 水和钻石不能因为计量方法的不同就武断下此结论。如果单位不同不可比较, 那么几乎任何两个商品皆难以比较了, 甚至是面包和蛋糕这样非常相近的商品。可见, 说“不见得一千万吨的水会比一克拉的钻石便宜了”, 这无疑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在当今社会中, 特别是城镇中, 水皆有其市场标价, 当然钻石无疑有其市场标价了, 在中国, 一般居民消费一年的自来水用量, 不过千元, 而这远不及购买一克拉钻石的花费, 且每个居民皆对自来水的消费比较随便而对够买钻石却十分谨慎, 非高收入者不能买。请问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何以忽视这一明显的社会经济现实?如果以各自商品的计量单位不同, 所以价值就不可比, 那么市场经济下的广泛价格体系还有何意义?
(三) 正确理解该悖论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 水和钻石的悖论, 意义重大。其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人类改造自己的客观世界的重大意义, 以及经济交换所具有的重要特点。
水诚然是人类最重要的物品, 然而并不一定构成商品的必要条件, 只是在当下社会, 人们逐渐在大城市居住,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水质污染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因此才出现自来水厂与水质净化设施等等。这里就涉及到最关键的一点, 即价值由什么来衡量, 这么多种类的不同商品的本质是什么。商品固然有效用, 不是商品的东西, 对很多对人也是有效用的。比如最常见的, 含有氧气的空气, 对于每个人而言, 空气和水都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水已经成为了商品, 但绝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还不是商品。当然, 空气商品的例子也是有的, 在日本的超市中, 有富士山附近的新鲜空气出售, 该商品满足客人需求的出发点在于, 当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新鲜空气成为了大城市生活之人所无法就地获得的物品, 因此, 特殊的富士山空气出售到大城市就有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可能, 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意义下, 空气也成为了一种商品。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使用价值是物品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客观属性, 对人类有使用价值的物品, 不一定有价值, 价值的产生源于劳动, 劳动是物品能成为商品的最关键因素。同时, 价值与商品也依托于市场经济。在原始的物物交换下, 交换比例取决于交换者劳动量和劳动强度, 但在资本出现后的资本社会, 各方所有权者皆参与总价值的分配, 但价值在各所有者中的分配并不能说明价值的本源就不是唯一由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因此该悖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 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价值的内涵与外延, 反击以主观效用和客观生产费用论来决定价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确解释价值规律和其所依托的市场经济规律。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该悖论的有效解释
(一) 水与钻石的使用价值与价值
水诚然有对人类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水对于人类而言固然是有使用价值的, 即能满足人类的需要。钻石对于人类而言, 同样是有使用价值的, 斯密所谓的对人类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的说法, 笔者认为仅仅只是对于人类的生理必备需求而言的, 诚然钻石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是可有可无的, 然而不能说钻石就没有使用价值, 钻石不仅可以作为装饰品与奢侈消费品, 在工业化发达的今天, 由于钻石的坚硬性质, 其还能作为非常好的钻探探头, 不仅钻探力量大, 且耐磨不易损, 这也是钻石使用价值的表现。笔者认为以武断的方式判断水和钻石的使用价值谁大谁小, 是不妥的, 他们都是对于人类而言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正如古语所谓, 尺有所长, 寸有所短, 绝非如斯密所言的“钻石没有什么用处”。
价值是以市场交换为前提的, 而价值的本质在于商品中所凝结的无差别人类劳动, 故而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水的价值和钻石的价值。
先看水的价值。水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用于交换的商品。那时水质没有污染, 水源也是干净的, 可以直接饮用。其劳动仅限于取水的劳动, 各家各户取水的劳动也没有用于劳务交换, 可以说属于个人劳动, 并非社会劳动, 水这种东西在当时几乎只有使用价值而无市场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与价值。主要的变化是在社会进入了工业化发展时期和城市化发展时期, 由于工业的污水排放, 水质和水源皆出现了污染, 直接取的水无法满足人类的正常生理需要, 因此才产生了自来水厂及其中的净化水措施, 乃至于修筑水库与引水渠工程。因此水的这一商品化趋势更明显地发生在中大城镇中, 而在偏远且水源丰富的农村, 只要水源没有受到工业或其他污染, 水都不是商品, 皆不存在价值。在城市, 水虽然成为了商品, 但自来水公司的供水效率比较高, 净化自来水与处理污水的能力也非常强大, 辅之于当下桶装饮用水的产业化生产, 效率进一步提高。对于民众而言, 生产水的效率非常高, 注定了即使水成为了商品, 几乎人人都可以消费。极端情况下, 比如在沙漠上或因严重污染而无干净水源的地方, 水的价格非常昂贵, 水的昂贵并非是缺水的缘故, 一定是生产干净饮用水的效率非常低下的原因。正如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谭立东先生所说的那样, 在沙漠地区, 实际不是完全没有水的, 甚至很多沙漠地区反而有十分丰富的地下水, 但在沙漠, 取水的效率很低, 因此水的价值非常高。如果在沙漠里如果可以发明大规模的取水设备时, 可以预见, 水的价值会大幅度下降。
(总第462期) Times那么现在来看钻石的价值, 钻石作为一种稀有结晶体, 在地球上分布十分稀少, 开采难度更是十分巨大。从最初的地质勘探到最后的进入消费者环节, 钻石产业有六大环节, 即勘探、开采、分选、加工、分级、销售。勘探是寻找可供开采, 钻石矿丰富的原矿;开采即为开采原石;分选即对开采出的原石进行分类筛选;加工即对筛选出来的钻石进行打磨加工;分级即对加工好的钻石, 根据其品相进行分级定价;最后进入市场的销售环节。根据业内人士推断, 一吨钻石原矿也无法提炼出一克拉的钻石, 而生产一克拉的钻石需要经过200多万劳动者的辛苦劳动, 可见因其所蕴含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十分繁重, 且该产业链的难度大, 生产效率也低, 因此其价值非常昂贵。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钻石的生产效率一直难以提升。今天的钻石主产地南非, 即使采用了最先进的挖掘开采与分选机械其效率依然不高。此外钻石不仅有奢侈品的特征, 还是很重要的工业品, 随着工业化的大发展, 钻探的需求日益增大, 钻石作为最佳钻头的材料无法满足人类对钻头的广泛需求, 随之产生了各种钻石替代品, 部分替代品甚至成为了比钻石价格略微低的奢侈品, 比如合成碳硅石与瑞士钻石。
(二) 边际效用学派与马歇尔解释解释的严重错误
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说史上第二次综合的完成者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 关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论述如下:“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 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用货币表示它们的价值, 并称这样表示的每样东西的价值为价格” (3) 这一论述已经表明马歇尔将价格与价值相混淆。随后, 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决定于供给与需求, 即他所言的“一把剪刀的两个刀锋”。其需求理论正是建立在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上的, 而其供给理论, 是建立在生产费用理论的。
实际上, 边际效用学派对该悖论的解释也是边际效用论与生产费用论的结合, 只是边际学派将供给一方尽量简化, 仅仅简化为水的供给量大, 钻石的供给量小, 而突出需求一方, 而马歇尔用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论解释了供给一方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仅此而已。因此, 两者对该问题解释的本质是一致的。
边际学派也好, 马歇尔也罢, 回避价值的本质, 以市场自证市场, 又将市场的地位近乎神话, 将经济学引入一种主观决定论与市场存在即有效正确之论。边际效用说掩盖了价值决定的本质, 虽然说以边际效用说解释价值有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意识形态的因素, 然而这一影响却使得自边际学派兴起后的西方主流基础理论经济学, 特别是价值论, 长期停留在130年前的老认识上。
边际学派所描述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客观存在于消费者的选择和心理感受上的, 人们购买的某种商品不会过度, 更不会不惜超过饱和状态;社会上钱相对少的穷人必然将钱用在维持其生存最重要的基本方面, 随着工资的增加, 工人才能逐步实现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直到较高的工资实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然而, 主观的边际效用论并非是市场上商品价值的源泉, 主观有很强的随意性、盲目性和趋从性, 主观评价也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干扰。此外, 边际学派声称的饱和状态, 即一个人有钱到所有商品皆能到其边际效用为零的程度, 即为人类的终极美好状态, 但是130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的是, 社会无论贫富, 不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达到总效用的饱和状态, 反而是不幸福之感越发强烈。可以说人类存在边际效用理论所描述的现象,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价值就由其来决定。
四、结束语
自1870年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来算, 至今过去130多年时间了, 这一所谓价值悖论的“边际佳话”也成为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案例。然而时至今日, 对这一经典案例的解释依然停留在漏洞百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共证价值上, 这无疑是一种以市场自证市场的循环论证,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自边际学派后的130多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而言, 任何一家学说决不能不拜边际效用学派这个码头。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部分也以此为基础, 宏观经济学部分, 无论是新旧凯恩斯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 皆有边际效用和边际分析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这些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模式。由于边际分析法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 使得很多其他十分有潜力又深刻的经济分析法无法施展自己应该有的空间, 如分工理论和再生产理论。笔者对于经济学界视边际效用论为唯一价值依据, 分析分析发为最主要分析手段的现实状况表示惋惜。
反观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其严格区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 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生产的社会条件, 很好的解释清楚了水和钻石悖论的内涵与外延, 以此强有力反击了边际效用价值说的主管先验与随意性, 这一解释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排斥, 使得其不顾边际效用理论的严重问题, 执意坚持这样的观点。
水和钻石争议以边际效用说的“解决”后, 理论经济学在思想空间上不是更开阔, 而是更狭窄, 其分析工具不是更多样, 而是更单调, 近六十年来, 经济学的创新也仅仅主要集中在应用经济学的层面上, 理论经济学的创新陷于枯竭, 让人感到非常的痛惜。笔者真诚希望有志于学习研究经济学的同仁们, 能进一步打开自己的思维空间, 以更远的角度和更高的深度来理解经济学, 开创一条理论经济学分析方法, 思维模式的新思路, 发扬如劳动价值论、分工理论和再生产理论这些古典经济学的闪光篇章。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4页
(2)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8页 (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81页
[1] (奥)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 商务印书馆, 1964
[2]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 (美) 斯坦利L.布鲁著《经济思想史》,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