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然与应然

实然与应然（共11篇）

实然与应然 篇1

摘要：随着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及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落实, 教育中介组织应运而生。但受历史和现实影响制约, 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缓慢, 对其法律地位的认定处于模糊状态, 亟待具体探讨。

关键词：教育中介组织,法律地位,社会行政

一、引论

“教育中介组织”最早可追溯到“缓冲组织 (buffer organizations) ” (1) ,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悠久历史 (如英国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 。二战以后, 西方国家教育民主化浪潮不断高涨, 教育质量问题成为公众焦点;政府却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各国政府纷纷要求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由其负担某些教育责任。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教育中介组织作为参与教育管理和质量保障的社会力量, 不断发展壮大, “是‘促进梦想照进现实’的重要工具” (2) 。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转型” (3) , 政府职能转变与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落实, 教育中介组织应运而生。其职能在相关政策法律中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 “为了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 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与论证, 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 包括教育咨询决策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 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与管理的作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在诸如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办学水平评估、人力资源预测和就业指导等管理服务领域可以发挥作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强调深化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 重申“四个分开”的要求, “即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出, “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可见, 中国政府职能在进一步转变, 教育管理的社会化日趋明显, 教育决策民主化进程日益受到重视, 却“缺乏法律强制力” (4) 。教育中介组织的建立与规范化建设也成为重大现实问题。目前, 理论界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类型与功能等展开研究, 但其法律地位定性是基本研究前提, 亟待迅速澄清。

二、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实然状态:模糊的法律地位

经过长期发展, 西方国家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相对明确, 主要有半官方型、民间组织型和学术组织型等三种 (5) 。半官方型是亲政府的, 学术型是亲学校的, 民间型则介于两者之间。

传统的政府与学校是行政隶属关系, 学校受政府支配和管理。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转型, 学校拥有法人地位。为了使学校能自主自律, 不受政府过多干预, 减少政府与学校的摩擦, 教育中介组织成为协调于政府和学校的机构。但由于中国教育中介机制是借鉴品, 就其发生而言不同于西方。西方教育中介机构是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的组织, 中国的教育中介机构则是由政府刻意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目前主要是半官方型机构, 法律地位模糊、权利义务不明确。政府通常做法是, 既然要求将一部分功能转移给社会机构, 那就把以前的某部门划分出去, 成立新的社会组织, 有时也作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渠道。这些组织机构一不是行政机关, 却与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权力义务来自附属机关的随意指命;二不是社会团体, 它们没有独立财产权, 没有独立诉讼地位。作为教育领域的另一方主体——校方, 也更愿意接受政府管理, 怀疑教育中介机构的行为能力, 担心其成为新的官僚机构。对于社会大众, 教育中介机构的半官方性质使其远离民众, 缺乏广泛认知效应, 其公信力一直备受否定。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官方色彩在不断磨合, 使其发展不尽如人意。

纵观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至少两点趋势:一是它的代表面大为扩展, 经济、科技、行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二是它在参与教育事务的范围及作用发挥方面亦同时扩展, 涉及国家的重大教育决策、高等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教育经费分配政策、学校课程设置、教育考试和鉴定、教育质量评估、学校内部的管理等许多内容 (6) 。通过教育中介组织的参与, 可以大为加强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在更大程度和范围内推动教育和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联系和结合。发达国家在加强对教育立法监督和宏观控制的同时, 还通过其行使政府行政无法行使或行使不力的职能。由于政府在微观管理方面, 特别是对许多专业性强的教育管理内容难以控制和发挥作用, 法律也往往限制政府干预学校内部事务。多数发达国家都把诸如学校专业和课程评估、师资水平鉴定、证书和资格认可等服务性职能交由教育中介组织承担。即教育中介组织在反映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方面, 起到扩大社会参与和民主的、政治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应然状态:独立的法律地位

结合中国政府转变职能和教育体制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 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如欲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应当确立教育中介组织独立的主体地位, “提高教学效率、减少资源投入……推动教育信息化、产业化与现代化” (7) 。

1. 教育中介组织应当成为社会行政性质的教育行政主体

中介组织是在国家与社会分化及公民社会组织不断壮大的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在教育领域就表现为社会行政性质的教育中介组织。社会行政组织的标志性特点是在组织系统、行政职能等方面与国家行政相分离, 保持法律独立性, 自负其责地进行管理活动。即在国家的眼皮底下实行自治行政, 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履行概括的或法律规定的公共事务, 只接受国家法律监督, 而不接受专业监督。社会行政性质的教育中介组织成为教育行政主体的新型组织形式,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教育中介组织拥有的行政权力, 主要来源于以下方式 (8) :一是因接受委托而获得行政权, 二是被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权;三是通过自治规章获得行政权。此类组织是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或根据政府委托, 遵循独立、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 在专门领域里从事法律法规允许的活动。对于教育中介组织, 国家行政机关只负责监督, 不得干预, 社会公众也负有监督义务。

2. 教育中介组织应当成为独立的法人组织

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合法成立必须经过核准和登记, 即由教育主管部门核准同意, 再到民政部门审批登记, 实行的是“双重审查许可制”。这种许可制过于严格且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管理思维模式。正常的逻辑顺序应当是先有相关专业性的教育中介组织, 然后政府根据现实所需, 下放权力选择并给予相应的教育中介组织去管理公共教育事务, 而不是等政府放权, 再临时成立所谓的中介组织来承担相应职责, 当然, 出于历史原因, 中国目前现有的教育中介组织是从原有的教育行政机构中剥离出来的, 是转型期产物。从长远看, 这种审查许可制不符合教育中介组织良性和谐的历史发展趋势。

教育中介组织应当与其他市场经济主体一样, 只需发起者和组织者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 确立组织宗旨, 设立必须的组织机构, 有足够的保证组织运转的人员和经费, 就可申请登记。登记主管机关依法核准就可以使教育中介组织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对内独立行使管理权, 对外独立承担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将专业性很强的事务授权给某教育中介组织执行和管理, 其接受委托后依法行使管理权, 但这种权力的授予并非固定不变, 政府负有监督义务, 一旦发现此组织不能胜任工作, 或有渎职、贪污、腐败等不良行径时, 可以收回权力授予, 并给予相应惩处。没有得到行政授权的教育中介组织照常有自己的工作范畴, 可以在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各种教育服务中生存和发展, 取得良好口碑, 获得官方及民众认可, 成为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主体。具体的制度模式还有待探索和立法确认。

注释

11伯顿·R·克拉克.王承绪, 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59.

22陈芳.大数据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 2015 (34) .

33蒋洁.中欧高校本科课程调整的比较研究[J].教学研究, 2014 (11) .

44许颖.云计算环境下临时复制的法律性质及立法完善[J].中国集体经济, 2015 (34) .

55周光礼.论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 (5) .

66金东海.发达国家教育中介组织及其借鉴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5 (11) .

77蒋洁.教育信息云储流的利弊分析及对策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 2014 (10) .

88龚怡祖.当代教育行政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65.

实然与应然 篇2

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大学生权利的应然与实然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高等教育改革使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高校在对大学生实施教育与管理过程中极易侵害大学生的权益从而引发纠纷;另一方面，大学生主体的权利意识也在渐渐地提升，他们观察处理问题更多地采用法律法规的标准而非校规校纪的标准，其个性张扬也常常触动原有的规则。分析大学生权利的应然与实然及其转化关系，不仅有利于新形势下高校的依法治校和自主办学，也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更有效地维护其正当合法的权益。

一、权利的应然与实然

应然与实然是古老的法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看来，法的应然是指制定法所应当反映的客观现实社会关系的性质、状况、规律以及应当体现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法的实然是指已经制定出来并发生效力的实在法及其实施状态。只有当法的应然与实然完全相符或最大程度相符时，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各种价值和功能。这就要求制定法必须正确反映“事物的法的本质”，要求立法者努力探寻应当成为法律内容的客观现实社会关系的性质、状况、规律以及应当体现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即“发现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可是，由于立法者亦同常人，不可能洞察一切，也会出现判断失误。纵观法律的生成过程，立法者往往会出现三类情况：第一，未作表达;第二，表达不明;第三，表达不当。未作表达也就是没有立法，表达不明就是用语含糊或过于概括，缺乏可操作性，表达不当则是对法律内容的规定与客观现实社会关系的性质、状况、规律以及应当体现的道德准则或价值取向相背离。这三种情况都不能使法的应然成为实然，由此导致法律调控不力，社会纠纷不断，弱势群体的权利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权利是个诱人的字眼，因为它与自由相连，与资格、条件、利益相关。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是指主体有自主行为的自由和享受利益的资格，通常表现为权利主体自由的作为与不作为以及有资格获享某种利益。由于法律权利(和义务)就是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因而权利的应然与实然和法的应然与实然具有一致性。权利的应然是指主体应该享有的权利，通常是一些自然权利和习惯权利;权利的实然是主体实际享有的权利，主要是指法律确认并有强力保障的权利。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渐渐觉醒并日益高涨，主张权利的个案纷争不绝于耳。人们为权利而斗争首先就是要争取权利的法律表达，并且是明确正当的表达。表达法律主要是立法者的职能，但要使权利获得明确正当的表达，仅仅希望立法者有所作为、加强与完善立法、明确各类主体权利义务是不够的，“当立法者未作表达或者表达不明时，主张权利的个人或者组织，可以在设计良好的市场过程、社会自治过程、行政过程、司法过程、公共舆论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相互交织中，寻求权利边界同题的解决方案。”反思权利的应然与实然，就是帮助立法者“发现法律”，界定权利，促进法律对权利的切实保护的过程。

二、应然的大学生权利合法化的障碍

“大学生为什么不能结婚?”、“恋爱的男女同学在校园为什么不能拥抱、接吻?”“英语计算机不过级就不能获取学位吗?”“大学生有无同居权?”“学校究竟有无处罚权?”诸如此类的问题令越来越多的大学师生甚至法律人士感到困惑不解。针对日益增多的校园伤害事故和侵权纠纷，有人出于对学生权益的关心，列出了洋洋洒洒的“校园权利榜”，罗列了包括休息和娱乐权、内心自由权、生活获得照顾权以及获得良好的校园环境权在内的20项受教育者的权利;有的人则从大学生特定身份去界定，主张大学生具有使用权、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奖贷权、就业权。还有的人将大学生的权利分成四类：受教育权、人身物质保障权、民主权、生活方式选择权等等。学子们之所以发出种种疑问，学者们之所以作出上述分类和列举，一方面是居于现实社会中大学生维权的启示，另一方面显然是忽略了区分合理与合法也即应然与实然的界限，认为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合理要求与合法规定都是法的内容。其实，合理性要求并不等于法的内容，合理性只是法的应然状态，合理的内容当然应当被法所吸纳，那些符合大学生身心特点的反映教育教学规律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的的确确是立法必须表达的内容。然而“合理不合法”以及“合法不合理”的现象却在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造成大学生权利保护和维护的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局面。在大学生权利问题上存在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合理的权利主张未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同

主流价值观是指控制着社会话语权的思想言论，往往代表着多数人的看法和主张，是立法者“发现法律”的一条路径。在立法民主化的时代，一种权利主张被主流价值观认同之前，是不可能成为法律原则或具体规则的，只有当其获得普遍认同之后，才易于被法律所吸纳。比如关于大学生的性权利问题，主流价值观就经历了从争取恋爱权到结婚权到同居权及校园拥吻权的.嬗变，那么，相应的高校校规也经历了对大学生恋爱从反对到默认，对大学生结婚从禁止到允许的过程，目前，校规对大学生的同居虽然还没有解禁，但在社会舆论中好像已经不是一个贬义词了。部分高校限制大学生在校园拥吻的做法，则引发了大学生们广泛热烈的讨论，在此过程中，大学生们大胆地宣示自已的权利，以期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大学生同居包括发生性行为而引发的权力与权利冲突案，社会舆论已显示中立、宽容甚至同情学生的趋势。但可以肯定，只有当人们普遍认同同居的“正当性”时，大学生的同居才可解禁，当然其前提是同居者不侵犯任何他人或集体的合法权益，也不损害社会公德。

(二)人们对受教育权的内涵及大学自治的规律认识不透彻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其权利具有特殊性，既享有一般公民的基本权利，又享有受教育的特定权利。前者有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作出界定，后者则由于教育活动的复杂性而存在许多争议与分歧。受教育权在基本权体系中的位置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持有不同的人权体系论观点的学者对此问题看法有所不同。根据国际人权法的权利体系论，受教育权被列入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范畴，而没有列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范畴。从宪法规定方面看，我国的历部宪法虽然都有关于受教育权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没有体现出受教育权的基本原则。关于教育的目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行政的还是民事的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国家与高校、学生与学校、学生与教师各自有什么权利义务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于是有人建议制定《大学法》、《学位法》，还有人建议制定新的《大学生行为管理条例》来理顺各种关系，使高校自主办学和大学生维权有法可依。但不管制定什么法，离开了对大学理念、办学规律、办学特色特别是人才培养目标的真正理解都是很难实现的。“

(三)高校的硬件建设和办学的机制方面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校舍、图书馆、教学仪器设备、校园规划和绿化以及教师的数量与质量等建设却明显滞后，无论名牌老校还是新办高校都普遍存在这些问题，而解决教育资源缺乏与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多的矛盾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办学机制上，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和计划经济体制办学模式下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高校曾一度被喻为“改革的最后堡垒”，在高等教育软环境建设上步伐不够快，对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生管理以及教师评聘制度的改革均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上述背景下，尽管大学生对良好的教育设施、对“好的”教师及“好的”教学内容、方法、教学形式的要求正当合理，但缺乏现实基础，即便立法保护，也多半不容易兑现。因此，尽管获得良好教育条件、选择学校、教师、专业的“学习权”对大学生很重要，法律也无法“确保”，在《教育法》中仅作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有权使用教育教学设施、参加教育教学活动”的表达，这是符合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可分性原理的。

很显然，大学生的应然权利是广泛的，但应然的大学生权利只有在克服上述障碍之后，才能走向实然。

三、法定的大学生权利实现的阻力

然而，大学生的权利归位后，“高校无讼”的历史即被改写，大学生因其合法权益受损害而将学校推上被告席的现象不断出现，起诉高校侵权的纠纷络绎不绝。无论胜诉败诉或被驳回起诉，大学生状告学校的过程都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大学生在特定的校园里处于弱势，若非迫不得已是不愿意与学校发生正面冲突的。许多师生对簿公堂的案例表明，大学生们对其权利的状况是不满意的。而诉讼的结果也确实说明了高校及其他主体侵犯大学生权利的事实存在着，法定的大学生权利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实现。与此同时，还给司法审查带来了困惑。因为在许多学生起诉高校案中，一方是“依法管理”，一方是“”，双方都理直气壮。法院如以民事纠纷定性，校方会辩解己方没有过错，错在学生;如以行政纠纷定性，校方也能够出示“法律依据”，认为自己是按规章办事，并无不妥。

透过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大学生起诉高校的个案我们看到，争议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主张权利与权力的依据不同，大学生们依的是宪法和法律，他们向校规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发出了种种质疑，在无法可依时，则以人权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相抗衡，发出了“开除能约束性冲动吗?”“学校为什么要赚我们的钱?”“同居不是错”“有冤无处申”的呐喊。他们将权利的主张通过司法程序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相比之下，某些被诉高校的应对却不免令人担忧。如郑文滔诉广东某职院分教点对其作出的勒令退学处分案，法院一审判郑文滔胜诉，判决撤销该学院以分教点名义对其作出的勒令退学的处分。但很快，该学院又以总校的名义重新对他发出了勒令退学通知书。被法院判决败诉后，校方不是认真审视自身的问题，重整章法制度，改善管理，维护学生的合法利益，而是变相不执行法院判决，与学生势同水火。试问，如此与学生对抗到底，学生还敢再上法庭吗?由此可见，大学生依维权的阻力并不仅仅是规章越位和程序缺失，更深层更难突破的还是办学主体的“长官意志”、“家长意志”、“不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作风。法定的大学生权利的实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四、从应然走向实然

从法的应然到法的实然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广大学生的强烈愿望，但这种趋势和愿望的实现要人们去推动。从应然的大学生权利走向实然的大学生权利过程中，还有不少阻力和障碍，需要各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

作为大学生应加深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了解，既要懂法，也要敢于并善于用法，从观念层面到个案监督，力促我国依法治教的贯彻落实。法律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启动的被动性特点要求权利主体主动出击而不是等候和观望。大学生主体对法的认识越深刻，就越有利于其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的转化，因此大学生学法用法应比普通公民的学法用法更加深入，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熟悉与大学生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要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不仅要依维权，而且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场所争取权利的明确正当的法律表达，使我国的法律对大学生权利的保护更加合理和完善。

作为高校也应尽转快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树立平等的教育观和教育法制观，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和依法治校意识，自觉理顺相关的法律关系，真正学会依法自主办学。要尽快建立健全依法治校的管理体制，不断推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在实体上，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校规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在程序上，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依程序合法合理地行使，保障学生程序性权利。在制度上，建立学生申诉制度，健全教育行政复议制度，以及启动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国家和社会则应大力支持高等教育改革，帮助大学加强软硬件教育环境的建设，不断推进教育创新，以改革的精神和改革的办法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科学的大学制度和民主的大学管理模式。

实然与应然 篇3

关键词： 双语教师 教师培训 实效性

一、引言

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又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2011年5月5日，新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为21813334人，汉族人口8746148人，占总人口的40.1%，各少数民族人口13067186人，占总人口的59.9%。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共有47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13个民族，还有东乡族、壮族、撒拉族、藏族、彝族等55个民族①。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众多的民族成分使新疆的双语教育占据突出地位，双语教师就显得尤为重要。双语教育是多民族地区政治安定的稳定器、文化认同的沟通桥、民族和谐的溶血剂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稳定发展新疆地区的各项事业，迫切需要将多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明确双语教育作为民族团结之基、民族进步之源的战略支撑地位。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只有具备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才能增进各民族群众的沟通与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与各民族共同进步。这样个人才会有更多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②。此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为民族长远发展着想，国家要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水平。

教学大计，教师为本。教学质量=[学生（1分）+教材（2分）+教法（3分）+环境（4分）]×教师③。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在整个教育系统中起着核心作用，没有好的教师，好的教育就无从谈起。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作为双语教学最直接的实施者和双语教学任务最重要的完成者，双语教师质量将对双语教学目的的达成起到不可替代的影响。教师培训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非常有效的举措，良性的教师培训能有力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现状

目前，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双语”教学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双语”师资“一缺二低”，即数量缺口大、汉语水平较低、汉语教学能力低。在比较落后的南疆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中学比小学缺，汉校比民校缺，乡村比城镇缺。主要为结构性短缺，大多缺音乐、美术、体育、汉语等科目的教师，最缺乏的是汉语课教师④。喀什很多学校反映，在开办“双语班”以后，低年级课程尚且可以找到老师教，但是到了高年级，教师的数量和能力无法满足教学需要，尤其教师能力缺乏，使办学难度很大。全县民族教师中只有9.6%参加过“双语”培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师配备新标准规定”重新核编后，教师数量不足，而教师录用体制是由自治区统一规划，地州统一考核分配，教师的补充工作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短期内得不到补给。如目前墨玉县中小学教师缺编1589人；库车县中学教师缺编422名；喀什市共缺汉语教师150名；泽普县缺编教师530人，各中小学不得不聘用代课教师，累计达464人⑤。而且，双语教师的培训使教师紧缺更突出。由于近年来教育部门对学校教学质量的要求更严格，各地定期举行教师测试，要求不合格者必须离岗培训，所以使一些学校教师数量紧缺问题更严重。据相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在新疆24多万名中小学任课教师中，中小学少数民族专任教师约为16万名，其中基本能胜任“双语”教学工作的教师约为3万余人，占全区中小学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总数的18.75%左右，还有约81%的少数民族教师远远达不到胜任“双语”教学工作的水平⑥。

以上数据明显表现出新疆双语教师数量不足的现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双语教师的状况都不容乐观。目前，教育部门对双语教师的要求是达到HSK的相应标准，而HSK的达标难度并不是很大，只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强化学习一般就可以过关，但这并不表示真正掌握了用汉语授课的能力。双语教师除了需要熟练的语言以外，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素质，大部分双语教师并不能兼得。如南疆地区墨玉县民族中小学汉语课教师只有300多名，不到全县教师总数的1%，而且能力有限，能够胜任汉语教学工作的屈指可数⑦。

三、新疆双语教师培训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政策上从多个层面对双语教师的培养、培训给予了详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培养、培训教师⑧。“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加大了扶持力度，支持中西部省区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工作，教育部办公厅颁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高度重视双语教师培训工作，并提出重点加强双语教师培训的规划编制和机制建设，逐步探索双语教师培训有效模式，切实加强双语教师培训经费的使用管理。

在国家大力提倡并支持发展双语教师队伍培训的背景下，新疆双语教师培训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包含多种形式、多种级别的培训活动。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实际进行中，双语教师培训还存在以下问题：

1.双语教师自身认识不足。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平日里工作繁重，时间和精力有限，对于工作本身就已经疲于应付，对于培训这种“额外的任务”自然在心理上不够重视，甚至一些学校派去参加培训的教师是食堂师傅或者门卫。而且一些双语教师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有关部门对双语教师的培训目的是将其“汉化”，而少数民族教师不愿意丢弃本民族的文化，所以在心理上对双语教师培训持抵触情绪，这样，培训效果自然不强。

2.培训教材缺乏专业性与本土性。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是一项系统的专业性工程，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专业教材，而目前使用的教材大多直接从汉语课本翻译而来，甚至错误百出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教材严重缺乏与少数民族教师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和内容，缺乏本土性，错误的出现是缺乏专业性的表现。培训教师授课基本按照课本内容制定，教材的不适合直接导致教学内容与双语教师脱离。

3.承训院校管理缺失。首先，培训教师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一线教师、骨干教师、承训院校的本校教师等。对双语教师的培训不涉及对培训教师的评价，而且培训教师是根据自身喜好随意制定教学内容的，造成重复培训时有发生，因此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其次，承训院校对少数民族教师管理不力，造成班级纪律松散、学员请假、逃课现象严重，培训实效性难以提高。

四、提高双语教师培训实效性的策略

双语教师培训问题诸多，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素质不高呼声一直很高。笔者认为培训之所以低效，不是培训本身的问题，根源在于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初始素质达不到国家对教师的标准。地基不牢固，即使给予建筑物再多的优质材料也是枉然，双语教师培训同理。因此，要追溯到问题的本源，即双语教师接受教育的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

1.建立一个开放的师范生培养机制。大部分双语教师是“民考民”或“民考汉”教育模式中的少数民族教师，以“民考民”为例，少数民族教师自始至终处于少数民族教育体系之中，接受的是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少数民族教材，接触少数民族文化，从小学到大学都处于独立、封闭的教育系统中，难以与主流文化衔接，难以满足主流社会对人才的诉求。因此，要建立一个开放、兼容的师范生培养机制。

2.调动双语教师自身潜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双语教师自身对双语教育的理解、对自身的认同、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认识等，决定其是否从内心真正接受双语教师培训。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管理者应充分注重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自身的潜质，使其真正认同双语教育理念，接受双语教育培训，从而自发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这样对双语教师培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加强对承训院校的规范管理。承训院校承担着双语教师培训活动，对双语教师具有直接责任，承训院校的好坏直接影响培训实效性的高低。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承训院校的管理力度，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引入竞争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促使承训院校各方面质量提高，使双语教师培训的实效性有一个外部保障。

双语教师培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培训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各级管理者应该在充分了解双语教师的基础上，制定出具有科学性、现实性的举措，避免理论化的建议。双语教师应该保持对教育的高度热情，认同自己的工作，并将终身学习作为一种生活理念。

注释：

①http：//baike.haosou.com/doc/2789721-2944512.html# 2789721-2944512-7.

②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高层论坛论文集[C].兰州：出版者不详，2015.

③卢巍.中学双语教学师资培训途径有效性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④马戎，郭志刚.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C].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150-151.

⑤马戎，郭志刚.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C].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6-57.

⑥李小波.新疆少数民族教师“双语教学”培训管理系统设计[D].长春：吉林大学，2011.

⑦马戎，郭志刚.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C].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151-152.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年10月31日，第二十一条.

参考文献：

[1]http：//baike.haosou.com/doc/2789721-2944512.html# 2789721-2944512-7.

[2]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高层论坛论文集[C].兰州：出版者不详，2015.

[3]卢巍.中学双语教学师资培训途径有效性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4]马戎，郭志刚.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C].北京：民族出版社.

[5]李小波.新疆少数民族教师“双语教学”培训管理系统设计[D].长春：吉林大学，2011.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年10月31日，第二十一条.

实然与应然 篇4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2009年5月2日, 在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到中国农业大学视察教学科研工作, 与师生代表座谈,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指出了光明的方向,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 不断深化对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认识, 统筹谋划“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措施也成为我们当前一个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一、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必然性分析

世纪之交, 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中央做出了实施“985工程”、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重大决策。自此,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也成为高教界的热点话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策是我国经济改革和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一方面, 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表现出对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巨大需求, 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已经和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紧紧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迫切需要以高水平大学建设为龙头实现高等教育自身质的飞跃。几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 “985工程”的实施, 给高等学校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有力地推动了高校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大大提高了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水平, 明显缩小了我国著名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迄今为止, 人们并没有对“世界一流大学”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言, “一流农业大学”理所应当是“一流大学”, 两者只是在概念的外延上存在不同, 在概念的内涵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组成部分, 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历史的必然时, “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也彰显出自身特有的时代意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自然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是破解我国“三农”难题的现实要求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要求, 第一次对一个行业特色性高校提出“世界一流”的要求, 具有特殊的意义。“三农”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几年来的“1号文件”锁定“三农”;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农村改革发展……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的出台无不显示出“三农”工作在国家改革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前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效应。近年来, 尽管我国“三农”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 实现了农业生产获得丰收、粮食总产再创新高、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加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但当前仍然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土地资源与水资源日益短缺,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限, 农村经济金融发展滞后……“三农”难题的破解, 固然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但更需要技术, 更需要人才!在生物经济已见端倪、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科教兴农, 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和高水平农业学科, 以高水平农业科技和教育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 是破解我国“三农”难题的根本大计。

1.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引领农业科技革命, 需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破解我国“三农”难题, 关键在科技。农业的出路在科技。据有关部门统计, l996年美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 (1) 为55%, 日本高达70%以上, 而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仅30%, 与日美等国相比, 我国农业科技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还很低, 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尽管随着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到“九五”期间上升到40%左右[1], “十五”期间达到45% (见表1) , 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60%-80%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农业高等院校占据我国农业应用研究的半壁江山, 是农业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世界一流农业大学首先意味着世界领先的农业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过程就是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的过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可使高水平农业高校在提高农业高校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的过程中紧跟农业科技革命的步伐。只有瞄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 寻求农业生产和技术革新中新的生长点, 才能为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进而有效地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图表来源:转引自金丽华、张学友等.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 2006 (01) .

2. 培养适应农业科技发展的创新人才, 需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破解我国“三农”难题, 重点在人才。以高水平的科研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天然优势。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可促使高水平农业高校在加强科学研究的同时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的改革, 加快教育创新步伐, 积极探索适应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才培养模式, 尤其是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 从而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支撑。

3. 改造传统农业, 推广先进农业技术, 拓展社会服务广度和深度, 需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破解我国“三农”难题, 要求我们加快改造传统农业, 积极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不仅要引领农业技术的革新, 还要关注传统农业的发展和改造。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可以促进高水平农业高校加紧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为驱动, 大力推广适宜的技术、恰当的工具, 提升传统农业, 促进传统农业稳步发展;促进各农业高校因校制宜、因地制宜, 开展各具特色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做好典型性、示范性、有辐射价值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二)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现实要求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崛起的根本前提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 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高等教育事业的规划和发展, 提出了建设卓越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和设想。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也只有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 才能最终实现跻身世界大学领导者之列的愿景。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绝非一两所综合大学实力的提升, 而是意味着一批不同类型和各具特色的高校的崛起。只有各类大学努力向前, 争创一流, 才能建成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只有位于这一体系前列的大学才具有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的实力, 才能最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农业大学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因此只有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才能最终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2.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经历了世纪之交的大改革、大发展、大建设之后,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正处在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核心、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不是一两所学校的事, 而是全国高等学校的共同伟业。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在层次、类型、结构、布局上优化, 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的庞大体系。其中, 一批重点学科和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起着这一庞大体系的骨干支撑和引领发展的作用。因此, 各高校都有一个科学定位、特色办学、争创一流的问题。“办什么样的大学, 怎样办学”是需要我们不断回答的认识和实践问题。“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伟大历史进程对我们提出的明确要求。

二、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实然性考察

(一) 对“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内涵的认识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比较性的、发展性的概念。正如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一样, 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在认识上, 也必然经历一个从模糊、抽象到逐步明确、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 刚开始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 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口号性和动员性。几年来, 经过与国内外农业大学的比较研究, 经历了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实践, 我们逐步认识到,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若干农业类学科率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流的学科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多学科的架构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在多学科群中, 又有一些学科能够独领风骚、成为主体学科或强势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点。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应该在农业、生命科学领域具有若干国际一流的学科。

二是要有若干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领军人才。只有一流的人才队伍才能创造一流的学术成果、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柱,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同样必须具有国际一流的学术带头人。

三是为我国破解“三农”难题和国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应当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农业专业人才, 积极转化农业科技成果, 为我国的“三农”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动植物疫病防治等问题的解决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 最终要以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贡献向世人证明是否达到了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水平。

四是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培养和创新成果培育的先进办学理论、大学文化和大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和谐的学术生态环境, 而和谐学术生态环境的造就需要先进的办学思想、深邃的大学文化和良好的大学制度作为支撑。构建保证学术自由、鼓励学术创新的学术生态环境和富有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也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基本指标。

五是具有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基础设施是大学的物质基础, 对于学校的兴旺发达起着保障性的作用。要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必须首先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 在办学经费、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等可比的办学指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 当前我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基础

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 全国共有农业院校27所, 另有13所含有农业专业的综合性大学, 其中本专科在校生约54.1万人, 占所有高校本专科在校生的3.1%;在校硕士研究生约5.5万人, 占所有高校在校硕士生的6.71%;在校博士研究生约0.98万人, 占所有高校在校博士生的4.71%。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多层次的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 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发展道路,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 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已进入深化改革、快速发展、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新的发展时期, 从而为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建立, 需要整个高等农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更需要位于高等农业教育体系排头兵的几所农业高校的勇往直前。在这一进程中, 已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的农业高校担负着重要的使命, 担负着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重任。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 根据前文所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指标来考察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现实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

1. 当前已基本具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物质资源基础, 但与国际相比, 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211工程”、“985工程”的推动下, 中国农业大学的办学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并以此为基础, 重点开展了综合性基地建设、公共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支撑条件建设, 大大改善了学校发展的基础条件。学校现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6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级研究中心、15个省部级研究中心、1个国家级野外台站、4个省部级野外台站。一批教学科研大楼等的建成, 使学校发展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但与国际上著名的农科大学相比, 在硬件条件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国际著名的德州农工大学为例, 2008年度财政总收入为286699万美元, 而中国农业大学2008年度财政总收入为169954万元人民币, 按当前汇率计算, 德州农工大学年财政收入达中国农业大学的11.53倍, 两校综合财力的差距之大显而易见[2]。因此, 尽管当前我国对中国农业大学的投入逐步提高, 但目前中国农业大学和同领域世界一流大学在财力上还存在很大差距, 仍有待国家进一步提高对学校的支持力度。

2. 当前已具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学科发展水平, 部分学科已经迈进国内一流并接近国际先进学科行列。近年来, 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科门类逐步由单科性向多科性发展。目前, 学科设置涉及农学、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医学、哲学等9个学科门类。学校有65个本科专业;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3个, 二级授权点136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个, 二级授权点71个。设有11个博士后流动站, 已经形成了多科性的学科门类结构。在全面做好学科点布局的同时, 学校不断加强重点学科建设, 国家重点学科数量不断增加, 目前已经拥有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另有6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个国家重点 (培育) 学科, 共覆盖了25个二级学科。从国内两轮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结果来看, 先后有作物学、植物保护学、农业资源利用、畜牧学、兽医学、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7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 部分学科已经迈进国内一流并接近国际先进学科行列。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技评价研究中心给出的学科竞争力排名, 中国农业大学的植物学与动物学学科进入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I数据库) , 在所有进入数据库的643个数据中排名307位, 是国内大学在这一学科的最好记录 (紧跟其后的是北京大学, 在ESI数据库中排名337名) [3]。

3. 当前已基本具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人力资源基础, 但与国际著名高校相比, 高水平领军人才严重不足。截至2008年底, 中国农业大学有院士11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1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1人;有“973”首席科学家9人, 教育部创新团队5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创新群体”4个。学校专任教师比例从2002年的42%提高到53.7%, 拥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从2002年的33%提高到58.9%, 其中的20%是在国外取得的博士学位, 已经基本具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人力资源基础。但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相比较, 高端人才匮乏依然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关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简称ARWU) (1) 中衡量教师质量的指标Hi Ci (各学科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教师数量) 得分情况来看, 我国所有大学得分均为零分, 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等农业类世界著名高校的得分分别达到46.9, 33.1[4], 由此可见, 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迫切需要造就若干名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不断壮大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队伍。

4. 当前已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 为破解“三农”难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重要贡献, 具备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社会声誉基础, 但仍需进一步提高总体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近5年来, 中国农业大学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19项。在《Science》、《Nature》、《Cell》、《Nature Genetics》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篇。中国农业大学2008年发表SCI、EI收录论文数突破1200篇, SCI收录论文数居于全国高校第20位, 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科研成果在部分研究领域已达到国际尖端水平, 国际学术地位显著上升 (参见表2) 。在社会服务方面, 历史上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曾经创造出盐碱滩变米粮川的辉煌,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极大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农业大学也在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一方面积极为“三农”发展提供技术与人力支持;另一方面, 学校积极开展农村政策、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以及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 努力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建议和政策咨询, 不断拓展社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这些成绩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声誉, 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进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社会舆论基础。但在科研的总体竞争力上, 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技评价研究中心给出的科研竞争力排名, 农业类高校的最好成绩是德国瓦赫宁根农业大学, 排名为136名, 中国内地大学的最好成绩是北京大学, 排名192名, 而中国农业大学排名为797名[3], 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差距由此可见。

数据来源:高教发展动态.中国农业大学内部资料, 2009 (01) .

在学校综合实力上, 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 500强大学的研究结果来看, 2007年, 中国农业大学首次进入ARWU500强, 2008年再次入围。

由此可见, 通过几代农大人的历史积累和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 特别是经过“985工程”、“211工程”的重点投入建设, 学校科技创新实力逐步增强, 重点学科建设成绩凸显, 部分学科的学术水平正向国际一流迈进, 已经具备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基础。

三、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应然性研究

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实力和基础, 但是从当前的情况开看, 我国农业大学的发展水平与建成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 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以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指标为目标, 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发展方略, 当前, 以下几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 加大投入, 建立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格局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和兴旺之路, 无不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150年前, 美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其大学实力远在欧洲列强之后。在随后的100年里, 美国利用其雄厚的财力国力, 全力发展其大学体系。50年前, 美国高等教育已经称雄世界, 领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以办学经费为例,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每年的运行经费为20亿美元左右。我国自1998年以来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对清华和北大等几所大学进行重点投入, 这些投入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 但与国外一流高校相比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清华北大尚且如此, 农业高校的资金投入更是与国外一流高校不可同日而语。依据2007年的统计结果, 目前国内农业高校中办学水平最好的4所教育部直属农业高校 (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育事业经费收入之和仅为北京大学的81.38%, 因此, 要加快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必须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 提高对于农业高校的资金支持力度, 为其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多渠道筹措经费来源是国际一流大学办学的经验,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每年的捐款基金都超过百亿美元, 德州农工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也包括了州政府拨款、学杂费、馈赠收入、大学基金和销售服务收入等, 政府拨款、教育事业收入、经营服务收入分别占到所有经费的41.75%、47.98%和10.26%, 而中国农业大学主要来源为中央教育经费 (“985工程”为主) 、科研经费、教育事业收入等, 政府拨款、教育事业收入、经营服务收入分别占到所有经费的66.86%、24.04%和7.33%。从经费来源看, 中国农业大学的经费主要依赖政府拨款, 其中科研经费所占比重较大;而德州农工大学的事业收入尤其是捐赠收入占了很大比例[2]。要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要求我们在大力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多渠道筹措经费来源, 尤其是加大经营服务收入, 积极开展募捐活动, 为大学发展多方筹措资金。

(二) 创新机制, 培养高素质师资队伍

没有一流的师资, 没有一支强大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以及支持世界一流教授队伍的体制及政策, 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就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创新机制, 积极推进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 加强人员的分类管理, 促进教师的合理流动, 建立退出机制, 保障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投入, 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分配体制, 为优秀教师的成长成才创造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环境和生活环境。其次要求我们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尤其要加强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创造良好的条件吸引具有较大科研潜力的年轻的博士后及助理教授, 让他们在国内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让他们的成长和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此外, 大学也不应只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 还要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寻找平衡, 要加大对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人才的引进力度。在许多国外著名研究型大学注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融合与合作的趋势下,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创造更加平衡的人才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招聘知名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 并且为他们提供同等的福利待遇和晋升机会。

(三) 凝练方向, 以世界一流学科引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社会功能, 而学科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共同载体和支撑平台。学科是大学办学思想、制度最直接的承担者, 大学发展的核心是学科发展。没有高水平的学科, 就不可能成为高水平的大学, 也就无法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更不可能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学科建设是学校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基本建设, 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是学校各项工作的龙头。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首先要建设成一批具有国际性创新能力的世界一流学科。而学科建设是一项在不断积累、不断创新、不断竞争中向前发展的过程, 这就要求我们在明确学科战略定位与发展思路的基础上, 不断凝练学科方向。在学校发展战略中, 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学科方向同时都进入一流水平, 只能是优先重点突破, 以部分突破带动全局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科学性、前瞻性、创新性的统一, 坚持继承优势与拓展领域的统一, 瞄准学科前沿, 面向社会需求, 凝练学科方向, 以特色求发展, 以交叉促创新, 以学科优势方向的突破带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当前, 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注意正确处理好学科建设中突出重点与一般扶持的关系、优先发展与蓄势发展的关系、领头学科与支撑学科的关系、传统学科与新建学科、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 努力营造符合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目标的特色鲜明、结构合理、竞争力强的“学科生态体系”, 走一流学科建设的特色发展之路。

(四) 创新理念, 创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使命、大学功能、大学文化的基本认识,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发展的方向。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 其所以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 首先在于美国大学在传承欧洲先进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的基础上, 能立足本国国情, 不断完善与创新大学办学理念, 寻求个性化发展道路, 从而后来居上。可以说, 独特的、个性化的教育理念是美国一流大学最重要的办学理念。在我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进程中, 也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不断创新办学理念, 加强文化和制度建设, 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走特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忠法, 蒋和平.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J].经济要参, 2001 (56) .

[2]高教发展动态[Z].中国农业大学内部资料, 2009 (01) .

[3]邱均平, 等.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报[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101:17-29.

职业教育慕课之应然与实然 篇5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55-0071-02

慕课（MOOC，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缩写），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它是新的学习科学与信息化教育技术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教育信息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在职业教育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鉴于相对较小的考试压力，以及学生“做中学”的专业技能学习特点，职业教育完全可以突破传统教育的桎梏，借鉴慕课的可取之处，围绕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以信息化教育为背景，先行先试，将幕课作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一、职业教育慕课之应然

（一）职业教育慕课的起点：“以形促学”，为激发动机创造条件

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普遍不足，引发学生厌学、教育教学异化等一系列问题。毫无疑问，来校求学的学生绝大多数对专业有求知意愿，也有学好专业技能的心理机制，而这正是培养学生专业兴趣、职业认同感乃至正确职业价值观的基础。职业教育的慕课必须要“以形促学”，借鉴信息化学习平台的构建，利用可移动网络终端，通过视音频信息、多媒体的嵌入、群组功能和协作活动等学生最乐见的形式，通过各种与学生思考方式相关的教学方法，如问题式教学、协作式教学、讨论法、演讲法等来改善教学过程，这样学生“娱乐”之时即是学习之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职业教育慕课的核心：“以转促学”，为翻转课堂创造条件

职业学校的学生往往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不够“敏感”，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课堂之外的动态事物上，自身具有强烈的动手操作意愿。因此，职业教育慕课应更多地强调学习的自主权，让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职业教育的课堂亦可以利用高质量的学习材料（学习包），将知识的传授过程放在课堂外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生则可以带着遇到的问题回到课堂上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讨论、交流，从而为实现课堂“翻转”创造条件。

（三）职业教育慕课的创新：“以评促学”，为过程评价创造条件

慕课的产生为职业教育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創造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参照慕课的持续学习管理，将优质教学资源集中起来，甚至开发出同一门课程的不同版本让学生自主选择。在大数据时代，一门课程的点击率往往代表了其受学生欢迎的程度，实质就是对该课程的一种评价。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慕课可以在课改团队的协作下让学生在类似游戏“闯关”的学习中与教师当面或在线互动，进而享受高质量的课程服务。因此，通过教与学的充分互动，职业教育基本可以实现学生评价（考试）学习化，即将学生评价与学习内在地统一起来，将评价作为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实现评价创新。评价方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包括企业在内的第三方，而评价方式可以因学习内容的变化而改为学生个体的个性化评价、学习小组的团队化评价等。

二、职业教育慕课之实然

对应慕课课程开发之“新”，我们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期许，进而促进职业学校办学的嬗变。

（一）转变一个观念

现代学校所生成的产品是什么？答案应该是“课程”。过去我们一直注重人才培养，这并没有错。但纵观世界的先进教育，课程应该是现代学校首先需要关注的，它是人才质量提升的基础，是学校办学的根本。学生的管理可以通过课程及课程管理来实现。现在看来，这一观念的转变还需要一段时间。

（二）建成一个团队

显然，一位教师，甚或一所学校，很难完美地完成课程和课程资源的开发。团队的创立，是基于课程的，而不应该局限于一地一校，因为慕课视域下的课程是开放的，只要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某一课程的学生。团队的组成可以是中职学校与高职学校的联合，可以是某一区域内多所职业学校的合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职业教育离不开企业的参与，课程开发乃至管理亦是如此。

（三）开发一批资源

教师对于课程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在与学生的互动中自然会带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体现在课堂内外，就是对资源的不同处理，这又是以丰富的资源（资源库）为基础的。资源开发所需达到的目标是：教师可以自由组合一个一个的资源积件（知识与技能的基本单位），按照自己对于课程的理解和学生学习的现实需要形成资源包，并将资源包及时提供给学生。归根到底，这些资源应该是开放包容、不拘形式并不断更新的。

义务教育择校: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6

“实然”通常用来表示事物本来的真实状态,是一个客体性概念;而“应然”指的是主体对事物的价值期待,是一个主体性概念。教育作为一项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人的活动,其发展必然受到现实中诸如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教育的实然发展被理解为:教育受现实诸客观因素制约而表现出明显的现实状况,同时教育又是以人为对象的,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人自身的完善。基于此,教育的应然追求被理解为:教育因人的生成性、开放性以及未完成性而表现出鲜明的终极关怀,在理想——可能层面上流变的寻求历程。

在教育的实然发展中,教育以实体的形态表现出来,它既涵盖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也涵盖正在发生的事实;它既指向静态的结构体系,也指向动态的活动过程。而在教育的应然追求中,教育以观念的形态表现出来,它可能内在地蕴含在某些教育思想之中,也可能外在地表现在某些教育活动、教育制度之中。教育的实然发展首先表现为教育事实,同时也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而教育的应然追求首先体现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一定必然变成事实或立即变成事实。

二、择校的应然状态

择校即学校的选择制度。从发达国家择校的发展来看,择校的应然状态应当是建立在“有教无类”基础上的“因材施教”,即在保证广大受教育者能够满足基本教育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能力特长而选择不同学校教育的制度。

美国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最早起源于人们不满于当时公共教育发展的质量、效益和规模,因此,这一问题也成为了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中心议题。到20世纪九十年代,学校选择制度,尤其是义务教育择校问题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2002—2007年美国教育战略规划》提出了六个具体战略目标,其中包括增加教育的灵活性以及地方机构的权利,为学生家长提供更多的信息及更多选择,这一规划的目标是达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在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总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教育更加趋向于多元化特征,特许学校、磁石学校、学费券、家庭学校等多种教育形式的发展都已初具规模。美国实施学校选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基础教育体系的改革,对于不同特质和能力的学生,无论其社会和种族背景如何,都要运用特别的教育资源与方法来满足其教育需求,从而获得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临教审提出了“教育自由化”、“个性重视的原则”等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理念,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教育要重视个性发展,教育内容要多样化等。基于此,2000年日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开始试行学校选择制度,试图通过这一政策的实行打破长期存在的人才培养单一模式,促进公立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激发教师教学的创造性。同时,在尊重个性教育的主导思想下,满足学生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实现“多元尺度”的教育公平。但是,择校也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公立学校之间一般是不允许择校的,学生只能选择私立学校或私塾。

从美国和日本的学校选择制度可以看出,择校制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应然”的教育公平思想,强调的是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教育权利,保证家长和学生都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及特长来选择最符合需要的学校,强调的是以多元化的服务尽力去满足受教育者的不同需要,使他们尽可能地发展和成长。但它并不强求让每个人的教育权利都得到绝对平等地实现,更没有要求让每个人最终获得同等的教育服务。

三、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择校的实然状况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制度与美国、日本学校选择制度产生的背景不同:我国的择校是在教育发展不均衡,而人们又对优质教育需求强烈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长期以来,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没有将教育经费均衡地分配给各个学校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各地在发展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实行了重点学校制度,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这部分学校予以重点支持,并在招生过程中实行严格的优先选拔政策。在国家教育资源不均衡、学校两极分化严重、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许多家长采取各种手段到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区域外学校就读,择校现象便应然而生。但是,择校这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而且正常的现象,目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有悖于择校初衷的问题,强烈地冲击着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影响了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实现。

1. 择校导致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

造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倾向性较为明显,办学条件越好的学校得到的资源越多,而办学条件越落后的学校得到的资源越少。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惜采用各种手段,缴纳高额的择校费,让其就读于所谓的“重点中学”,此外,一些普通学校的尖子生也纷纷流入“重点学校”。

2.“以权择校”、

“以钱择校”等行为违背了择校的初衷,即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能力进行,影响了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和谐。那种建立在社会阶层、家长收入等基础上,而非以学生的能力及兴趣为依据的择校机制,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而且容易引发乱收费问题。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为了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便利的教育资源,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有违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本意的问题,背离了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要求。

我国在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也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入学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这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就近入学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200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可见,我国是以学生的户籍所在地来对学生的生源地进行严格界定。政府按照学校计划内的学生数量进行教育拨款,我国现在还不能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投入直接化归个人,因此学生只能通过迁移户口、缴纳高额择校费以及凭借较高的考试成绩等手段来达到择校的目的。于是,“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激化了社会成员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和一些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情绪。

四、择校——由实然走向应然

应然状态的择校是建立在教育资源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不同学生、家长需要的情况下,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因素而进行的。但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实然状况却与之相反,是建立在学生家长的地位以及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在教育资源的占有及教学质量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公立学校占主体的情况下,学校的财政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拨款,这种“畸形”的择校更容易导致社会的不公。因此,择校问题从实然走向应然状态,不仅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多样化的要求,同时也是教育民主化的要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对于私立、

民办学校,政府应当在政策、教师招聘、招生等方面予以鼓励,使之获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教育地位、同等的教师待遇。事实证明,大力发展私立、民办学校,有利于充分利用民间社会资本来弥补当前公立教育资源的不足。私立、民办学校可以运用市场机制运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质量,争取以其质量、办学特色来吸引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入学。

2. 对于公立学校,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大学校招生制度和办学体制改革力度,均衡教育首先要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数量,使所有儿童都能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使每个学生都能接受优质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将每所学校都办成好学校,并办出自身的特色,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并用法律予以保障和落实。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重点中学的办学优势和效益,凡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推行九年一贯制,以减少升学和择校的竞争,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依法办学,以满足一些家长为子女择校的要求,使学校和公民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观和就业观。鼓励一些学校在实行义务教育的前提下,实施各类特色教育,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2)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完善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国家应对薄弱学校实行优先发展的政策,要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可以把各地区落实年度审核制度以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办学条件纳入对同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工作实绩考核,在各种地区性评价中,应当把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的改造和发展作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评估的主要指标,使地区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和制度安排等手段,为普通学校搭建发展平台,向薄弱学校提供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其自主发展。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实现通观全局,统筹规划。首先,以市为单位对所辖区域内学校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查了解,然后再决定计划方案;其次,要科学地制定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中小学的布局结构调整要和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划和人口分布变迁的趋势综合起来考虑。在通盘考虑后,确定要新建的学校地址,要保留、合并、扩建、撤销哪些学校。要撤销那些办学条件不合格、教育质量差、办学效益低的学校,并在合适的地点建设标准化的新学校。对那些保留下来并要合并周围一些小学校的学校,要适当扩大其规模,争取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3)切实落实政府应承担的投入责任,建立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改善择校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首要,要扩大教育资源总量,缓解供需矛盾,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并用法律予以保障和落实。此外,“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并设置农村薄弱学校改造专项资金;规范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用法律规范中小学生均经费标准和办学条件标准,规范学校办学条件;创新教师管理体制,对教师管理实行由县市逐步过渡到省级教育部门统一管理、统一配置,实现教师资源的均衡化。

(4)加强对择校收费行为的管理,加大教育收费的监管力度强化政策的权威性,健全地方政府和学校领导的责任制,对择校乱收费的相关责任人要问责处理,要控制择校生的比例,采取学校收费“公示制”,严格处理高收费“乱收费的行为”,实行“统一收费制”。学校收费应由财政部门统一操作,家长将钱统一交到指定的银行或相关部门,统一开具发票。要加大教育收费的监管力度扩大监督面,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深入做好每一环节的工作。具体来说,可以实行教学招生收费的“阳光工程”,将招生办法、招生名额、择校生比例及最低分数、收费办法和标准以及录取结果向全社会公开,使教育收费在阳光下进行,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举报投诉的乱收费要及时检查、处理。

摘要：文章从应然、实然的概念入手,分析义务教育择校行为的应然与实然情况,指出择校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我国出现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不是由于择校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学校的性质及选择学生的标准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择校问题由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转变有其必然性。

关键词：应然,实然,义务教育择校,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生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丁立群.哲学实践与终极关怀[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李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合理性初探[J].中国教育学刊,2007 (10):39.

[5]罗海燕.从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择校现象中探析教育公平[J].教育探索,2005(9):39.

[6]郭燕销.择校:一种阶层分析视角的阐释[J].教育导刊,2007, (4).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7

一、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应然

1.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应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第一, 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在特性使其能够承担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首先, 公民意识教育内涵广博, 至少包含爱国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民主与法治意识、道德与文明意识、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开拓创新意识等内容, 它涵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方面面, 并且都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现代性原则相关的意识。其次, 公民意识教育辐射面广, 大到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 小到保护社区公共环境和向慈善机构捐款, 既涉及“公民社会”理念的传授, 也涉及具体的实践指导。最后, 公民意识教育渗透性强, 它可以融入高校任何一门专业课中, 也可以渗透到各种实践活动中。这种渗透性使其在操作中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能将鲜明的阶级性隐藏起来, 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悄悄地渗透到各种人文科学当中。在国家处于长期稳定发展时期, 它比传统的显性的灌输式的思想教育更具实效性, 也不易导致学生逆反心理[1] 。

第二, 大学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凸显公民意识教育的必要性。以往, 我国的高校教育是精英教育, 在社会青年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 与其同龄人相比, 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他们是社会的精英, 他们会有很好的社会位置, 他们所从事的都是社会上最优秀的职业。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改革的不断深入, 以及高校改革和扩招的影响, 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大学生正处在从“社会精英”向“普通公民”转化的过程中。而很多大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 还没有走出把自己视为社会精英的误区, 进而心理严重失衡。在此情况下, 对大学生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的必要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大学是年轻人成人成才的摇篮, 大学期间是他们社会化的关键时期, 如果他们在校期间没有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 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走上社会以后能当好一个合格的公民, 更不用说模范公民。因此,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合格公民, 是当前高校德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三, 公民意识教育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代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突出“政治”任务来带动教育, 教育的内容往往更多地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上, 教育的姿态往往是站在执政党、国家政权及其相应的政治原则的立场上, 在教育方法上常以灌输的方式强化受教者的思想政治及思想觉悟。它的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某一类特殊人 (例如接班人) 的教育, 教的是如何做一类特殊人。而公民意识教育是以公民的基本要求为基本取向, 是站在法制国家权威、社会公众利益和现代化法制秩序合理性的立场上, 通过施教者与受教者的积极互动, 以多种形式和主动参与的具体操作方式, 来充实和完善受教者的法制意识、道德自律及政治人格。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 教的是人如何在社会或公共空间中做人。

2.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应当成为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出发点

第一, 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推进呼唤公民社会的构建。

第二, 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关键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

第三, 大学生应当成为公民意识培育的先锋军。

二、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薄弱的原因

客观地说, 当代我国大学生关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 具有一定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市场意识、环保意识等现代意识。但是, 仍有一部分大学生对公民概念理解模糊, 公民意识较为薄弱, 具体表现为:一是公共意识淡薄。二是责任意识缺失。三是公德意识稀缺。造成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薄弱的原因如下:

第一, 传统的封建臣民意识的根深蒂固。

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农业大国, 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 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心理, 这种心理集中表现为权力至上、权力崇拜, 并进而引发权力追逐心理, 外化的行为就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人们企盼圣人明主、清官好皇帝, 把公平、正义寄托在开明君主和清官身上, 没有权利本位观念和权利维护观念;社会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 忽视程序规则, 进而演化成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裙带之风盛行, 人治大于法治, 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 重视编织人际关系网, 轻视法制建设, 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 造成人们的消极归属心理, 政治冷漠感强, 政治参与率低, 不是主动参与而是被动参与。这种长时期积淀而成的国民心理特质至今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意识和行为。

第二, 政府引导的失范性对高校德育实效的抵消。

在我国, 德育是由政府来推动并主导的,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动和主导的德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在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中, 政府是主动者与施动者, 其掌握着思想话语权力, 教育的内容都是随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设定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国家政权的统一与巩固是必要的。但长期以来, 由于社会力量的作用与空间有限, 这种现实局面造成了人们对政府介入的心理期待。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必然对教育的受动者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然而现实是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与理想的化身, 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 他们并非是经过筛选和净化选择出来的。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 且这种权力缺乏很好的监督和制约, 政府就会把自己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政府权力的掌握者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推广政府的意识形态及理想信仰, 自己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实利哲学, 弃自己宣扬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而不顾。当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风气时, 仅指望学校里通过几堂德育课就能达到提升学生公民素质的目的是很难实现的。

第三, 高校系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缺失。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缺少公民意识教育的课程。在我国高校中, 公民意识教育通常是渗透在“两课”的教学中进行的, 教育的内容主要设计法律法规教育及道德教育的内容。学生对公民意识内容的学习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且高校“两课”在大部分学生的眼中是一份“副课”, 他们专注的是自己专业的学习, 对于“两课”更多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已。公民意识教育课程的缺失不仅是高校的问题, 在基础教育、中学教育阶段也没有固定的课程。二是高校缺少公民实践的体验。大学生都是年满18周岁的具有选举权利的公民, 但是不少大学生对于选举的体验却十分缺乏。有一部分学生是从来没有参加过社会性的民主选举, 还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参加过选举, 但是他们表示在对候选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投出的茫然的一票, 这样的选举让他们觉得参加不参加都是一个样, 丝毫感受不到行使公民权利的神圣感。然而,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高校的公民意识教育却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美国, “1916 年, 全美教育协会 (NEA) 就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方式、课程设置等向全国学校提出了建立‘社会科’的建议报告, 标志着美国现代公民意识教育的开始, 从此, 美国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即由注重政治教育转变为注重公民能力的培养和公民整体素质的提升。”[2] 在英国, 学校会定期邀请政府公务员去学校演讲, 比如警察告知学生们什么是犯罪, 如何自我防卫, 市长讲述政府和执行机构, 市民责任, 政府的义务等。此外学校还经常会组织“模拟选举”活动, 让学生感受政治参与的意义, 同时锻炼学生团队合作, 沟通和辩论的能力。

摘要：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应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应该成为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根基所在。然而, 当前我国大学生在主流积极、健康、向上的情况下, 也不乏公共意识淡薄、责任意识缺失、公德意识稀缺的现象。究其原因, 一是传统的封建臣民意识的根深蒂固, 二是政府引导的失范性对高校德育实效的抵消, 三是高校系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缺失。

关键词：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应然,实然

参考文献

[1]陈继红.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性思考[J].江苏高教, 2003, (1) .

实然与应然 篇8

2001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 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 更要先行一步, 力争3年内, 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2004年初,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 指出:要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 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2004年8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方案》再次说明:“适宜的专业特别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金融、法律等双语课课程比例≥10%”才能评为A等。基于上述原因, 从2001年开始, 各地高校陆续开始了双语教学改革, 双语课程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双语教学也是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对我国高等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 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途径。结合法学专业的专业特征以及国际法的学科特点, 选取《国际法》这门专业必修课作为双语教学课程, 原因和意义在于:

其一, 国际法课程的内在逻辑需求及国际关系实践对国际法律人才的需求决定了国际法课程实施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各种关系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与国内法不同, 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是条约、国际惯例、国际组织的宣言决议等。《国际法》这门课程以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为研究对象, 具有鲜明的国际性、时代性、涉及内容的广泛性等特点。同时,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 国际关系得以快速发展, 国际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这些特点使《国际法》课程进行双语教学具有必然性, 自然成为了法学专业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不二选择。

其二, 该课程的英文资料很丰富, 外文图书、网络资源较丰富, 是法学专业所有课程中最适合采用双语教学的课程。国际法与我国国内法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国际法的许多重要法律文件和国际法院的判决均用英文起草而成, 国际法院的判决也主要是英文资料。

其三, 国际法这门课程比较其它课程而言, 总体来说不太难, 司法考试对知识点的考查也主要集中在识记这一层次, 要求不高;该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有关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国际协定等条文及其体现的法律制度。

其四, 结合地地道道的英文国际法律文件来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国际法规则的真实含义和解决国际法领域的问题;通过最流行、最标准的英语讲述国际法, 有利于学生掌握用英语表达国际法内容的正确方法。

其五, 通过双语教学, 可以巩固、复习《大学英语》中的普通词汇、句型, 可以拓展学习其中许多普通词汇的含义与用法 (如save作连词,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 ;可以巩固、复习专业英语 (法律英语) 词汇、句型。

二、《国际法》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与实践模型

(一) 教学内容的定位

国际法是“动态法” (living law) , 它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国际关系的发展使得传统国际法中许多规则发生了变化。因此, 本课程的教学力求做到:

首先, 密切关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新发展, 授课内容充分反映现代国际社会中国际法规则的最新变化, 充分吸收国际法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观点, 如: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道法以及国家豁免等问题。

其次, 讲授内容和范围方面有重点、有要点, 而不追求面面俱到, 不局限于某一本固定教材。国际法的法律问题往往因各自的目的和立场的差异而变得纷繁复杂。本课程不追求面面俱到地详细讲授国际法的所有问题, 而是采取有保有压的方法, 在讲授内容和范围的取舍方面, 选取那些对于理解当代国际法的基本规则起重要作用的事件, 如:2003年美伊战争、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中日东海划界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等。

再次, 充分结合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发生的重要国际事件, 如2009年12月29日因我国对英国毒贩阿克毛执行死刑而引发的中英外交纠纷并与2010年4月中国对4名日本毒贩执行死刑一事进行对比, 2010年中国八名海地维和警察牺牲而引发的国际补偿问题, 2010年日本逮捕我国船长而引发的中日外交纷争,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

总之, 力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达到以下教学目标:

(1) 通过内容国际化的双语课程教学, 使学生能较全面地掌握先进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了解当今国际法实践的最新动态。

(2) 突出国际法所涉及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实务, 为学生今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和英文功底。

(二)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定位

首先, 本课程交替采用中英两种语言教学, 主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大量使用英语课堂用语, 在讲课中, 要使用一些承上启下的标志性话语 (discourse markers) , 将讲课的各个部分串连起来, 提醒学生各内容之间的衔接和过渡。这些话语的使用, 将有助于学生抓住教师讲授的内容, 同时也创设了浓郁的英语语言学习氛围, 为学生提供具体的语言环境和较多的练习机会,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活跃课堂气氛, 运用启发式、参与式教学法, 启迪学生思维,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增强双语教学效果。

其次, 充分注重通过案例来解析国际法原理和规则。法学的学习, 需要现实生活实践的支撑。毕竟作为规则体系, 只有与实际生活需要相联系, 落实到法律规制对象的具体行为中, 才能达到对公平、正义和秩序目标的追求, 国际法学也不例外。对于国际法学来说, 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 原因在于, 国际法的很多规则都是抽象与模糊的, 而且缺乏像国内法一样的法律解释机关和解释体系, 因此, 只有从具体案例中体会规则的具体含义。针对法学教学的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特点, 在每一章节中, 根据其内容选取一些中英文国际法典型案例, 通过对案情的介绍和解析来引发该章节中需要思考的国际法问题, 使学生置于国际法理论思考和实践的研究环境之中。

(三) 具体教学改革与实践

1. 教学方法方面

国际法双语教学要适应培养我国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人才的需要, 就必须处理好中文和英文在授课中的关系或所占比例问题, 国际法双语教学中的英文不是解决公共外语问题, 而是解决专业外语问题。开展双语教学必须贴近学生的英语水平, 必须考虑到一个实际问题, 即既要增加内容, 又要尽量避免因此而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所以, 该课程在讲授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使用简单的英语就能准确、完整地表达某一专业知识点时就坚决避免使用复杂的英文语句, 力求简洁明快、流畅通达。同时, 该课程使用英文授课的总量尽量控制在65%-85%之间。为确保英文资料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所引用的英文资料一般来源于国际公约和国际法院案例。

2. 教学手段方面

第一, 教学设施的有效利用。教学中利用多媒体电脑投影仪及电动幕布等设备, 教师可以进行PPT展播、影视播放等, 既方便了课堂教学, 节约了时间, 也使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其中PPT课件只展现英语部分, 对对应的汉语翻译不以课件的方式出现, 而采用教师口头讲述, 其中一些疑难的汉语翻译适当板书于黑板上, 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教师不进行翻译或讲解, 而改为学生回答。这样既可增强教学的生动性, 避免教学过程中形式上的呆板, 又可避免学生在看PPT英文课件时因同时看到了对应的汉语翻译而养成懒惰、不动脑筋的不良习惯。同时, 注意提高课件的美观性和多媒体特色, 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二, 建立网络课堂, 作为辅助教学手段。目前该课程的网络课堂已经基本建成, 上传了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案例库以及部分电子课件与教案等课程资料, 添加了相关网站 (如联合国网站、国际法院网站等) 的链接和辅助阅读资料, 开通了互动平台、在线答疑系统, 以后还将增加练习题库、授课录像, 重点建设互动平台, 进一步完善、丰富网络课堂, 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最后, 为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降低学习难度, 将一些常见的专业词汇以及专有名词汇编成词汇手册, 印发给每位学生, 供他们课前预习或课后查阅, 以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宋纪萍.国际法专业本科双语教学问题探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 (7) .

高校辅导员的实然角色与应然转变 篇9

角色, 是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 也比喻生活中某种类型的人物和戏曲演员专业分工的类别。目前, 角色一词通常泛指某一个体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身份。角色的存在使得人们必须要淡化和抑制自我, 以突出角色。比如说一个主持人, 他是特定传播过程的符号载体, 受众通过他获得的是对整个节目的认识和了解, 他应当具有媒体代言人和节目形象代表的角色性质。教师,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传播知识、教书育人是他的角色。

中共教育部党组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规划 (2013-2017年) 》的通知 (教党[2013]9号) 中对高校辅导员的角色这样定义: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和管理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校园和谐稳定的骨干力量。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教师与大学生之间联系的纽带, 是高等学校开展人才培养和教育工作的基础, 这一角色在高等学校中是特殊的, 也是特别重要的。

社会的不断发展、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客观上要求辅导员角色不断顺应着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变迁, 也愈来愈科学化、合理化。高校辅导员老师变成了大学生们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 是大学生较为亲密的人生导师, 也是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中最基层、最重要的指挥员。

二、辅导员的实然角色

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定》, 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被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要条款;1952年院系调整, 高校各项工作逐步进入正轨, 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的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70年代末80年代初, 教育部考虑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着数量不足、思想不稳的情况, 采取了加强思想政治队伍建设的措施, 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第二学位和研究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2004年、2005年、2006年, 教育部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加强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总体来说, 新的阶段辅导员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越来越被重视, 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理论上来说, 高校辅导员是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职人员;而在实际工作中, 辅导员的工作经常被附加其他的内涵, 被赋予更多的职责, 高校辅导员的实然角色被丰富化, 也越来越偏离辅导员的本体角色与核心价值。

1. 思想政治教育与琐碎的日常事务

高校辅导员需要通过主题教育、党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工作, 要开展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工作, 团学与班级工作、大学生学业辅导与就业创业指导工作, 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提升学生疏导心理危机的能力, 还要带领学生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等等。正是这些方面的工作的开展, 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结成最紧密的师生关系, 大学生们在专业发展之余的所有相关问题都与高校辅导员相关, 高校辅导员成为大学生发展“最重要的人”。因为高校辅导员工作的面非常广阔, 在许多高校实际的管理工作中, 高校辅导员越来越被繁琐的行政事务牵制, 不少辅导员整天忙碌于提交各类材料, 仅仅从事于学生的日常管理比如奖、助、贷、勤、补、免等就让他们无暇从事其他事情, 让他们距离职业化、专业化越来越远。大量的行政事务也限制了他们与学生的近距离接触, 接触的面也越来越狭窄, 有些辅导员甚至对自己管辖范围的学生比较陌生, 大体情况不甚了解。

2. 对大学生成长、成才至关重要而自我价值感低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高的坚强的思想政治保障和人才支持, 高校辅导员队伍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在现实中, 不少辅导员自我价值感低, 缺少外界对自我的认可。许多高校将大学生的成长发展的希望寄托在高校辅导员身上, 学生发展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由辅导员出马解决, 同时给予辅导员的是低待遇和不被尊重。

三、实然角色向应然角色的转变

辅导员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内忧”和“外患”, 这种“内忧”和“外患”成为了辅导员职业成就感偏低和限制辅导员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 也成为辅导员实然角色与应然角色偏离的决定性因素。什么是辅导员的应然角色, 如何在现实发展中实现辅导员的应然角色, 使高校辅导员真正成为教育部发文中所说的“高校教师队伍和管理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校园和谐稳定的骨干力量”这样一支队伍?

1. 解决“内忧”:提高自身专业素养

在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心理辅导员、专业学习指导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 他们被日常的琐碎事务所困囿, 而这些忙碌和琐碎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被接纳”和“被认可”, 他们成为了“可替代”的现实表征。辅导员工作是一项劳心又劳力的活儿, 也是所有责任的汇集地。事实上, 他们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尊敬、认可, 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 拓展自己, 于是越来越难以做到“义无反顾地付出”, 辅导员职业本身因各种复杂的因素陷入了一种可悲的恶性循环里。认真反思, 要走出这一困境, “寻求高校辅导员职业的独立, 既非教师, 又非高校一般行政人员” (1) , 使自己走进不可替代的人群队伍里, 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实现精英化。第一, 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学习, 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第二, 基于自身专业背景进行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法学、管理学等对学科的知识学习与进修;第三, 多渠道、多途径提高自身专业能力, 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能力、大学生党建工作的能力、学生基本事务管理的能力、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能力以及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指导的能力;第-96-四, 争取各种机会比如高校辅导员论坛、、知识竞赛等展现自己的风采, 在与同行的学习和竞争中不断地提高自己, 实现自身价值, 获得社会深度认可。

2. 解决“外患”:政策帮助与扶持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就高校辅导员的职业现状出台对应的政策。比如, 不少高校辅导员一个人管理500-600多个学生, , 这是一个相当大量的书目, 虽然以班级划分的背景下学生班集体配有班主任老师, 但是实际管理中作为专业教师的班主任不能有效履行班主任的工作职责, 日常管理的重担落在高校辅导员的肩上。人数的增多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辅导员的工作量翻番甚至倍数增长, 这种状态将辅导员的精力完全牵制住。应当必须按照一定比例, 一定学生人数配备一名辅导员, 这个比例必须科学合理, 符合管理的实际, 才能体现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实效, 使辅导员有效开展各类活动, 并在活动中坚守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 颇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另外, “要根据实际在科学研究、课题申报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并可适当倾斜” (2) , 开通或者拓宽辅导员的职业晋升机制, 使辅导员忙着“有盼头”, 累着“有干劲”。

摘要：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和管理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高校辅导员的应然与实然状态的基础上, 提出辅导员角色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转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内忧”, 提高自身专业素养;解决“外患”, 政策帮助与扶持。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角色,实然与应然

注释

11 李爱民.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实现路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 (2 ) .

实然与应然 篇10

关键词：地域音乐文化；地方高校；邵阳

1 邵阳地域音乐文化概述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各个地域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的炎黄文明、长江流域的长江文明，还有荆楚文明、湖湘文梅山文化犹如河流本身犹如川流不息、更古长青。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文化色彩，正是这些博大的地域文化碰撞出丰富多样的中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是彰显地域差异性的“主要名片”。

邵阳地处湖南南部，山水隽永、民风淳朴，地处古老的梅山文化圈中心，居住着苗族、瑶族、回族、侗族等39个少数民族。邵阳市地辖邵阳县、邵东县、新邵县、隆回县、洞口县、遂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区、武冈市、新宁县，其中的隆回其与邻近的新化、冷水江等地由于处古老梅山文化的发源地，蕴含着古朴而广博的民族文化。梅山文化是亘古至今文明文化的鲜活体，是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体。千百年来邵阳市的地域文化由于受到梅山梅花的晕染和淘养，固邵阳个县市的地域文化也是一种古朴、原始、广阔、开放多样的地域文化。邵阳境内各个县市的民族音乐文化更是异彩纷呈、例如有被列为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的隆回呜哇山歌，还有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原生态布袋木偶戏、邵阳花鼓戏、古老的武冈丝弦、新宁八侗瑶族跳鼓坛、傩戏。隆回、新宁、洞口还有神秘的山寨文化，拦酒歌、板凳戏、庆堂鼓等民俗音乐文化。这些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既或古朴开放，或豪放幽婉，或火辣含蓄，或神秘浪漫，呈现独特的地域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珍宝，是邵阳人文风情的“身份名片”，是邵阳地方高校教育教学取之不尽的源泉。

2 地域音乐文化与地方高校音乐教育的应然关系

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的关系甚密，它们之间犹如出发的船舶与港湾，地方高校要发展进步需要从港口获取必备的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源承载到目的地。地方高校的发展依赖地方的地域文化，从地域传统文化资源中吸取精华，补充力量。当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工业化”也融入现代人的各个领域，成为我国高校的主要发展特征。各高校都在一致地追求办学规模、办学效率、办学人数和专业设置的“模态式”发展。我国高校的文化性正在被工业性所取代。由于弱化了文化的传承与淘养，高校与高校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在逐渐衰微，我国高校正在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

我国高校正陷入一个“模态式”发展，没有自己的特色。似乎都在成为类似的“人才加工工厂”，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文化的支撑。地域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地方高校实现特色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地域文化沉淀着该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是地域的“身份名片”，固是带领高校走出“身份认同危机”金钥匙。大学的本质在与“文化”，文化内涵是一所大学存在的形式，文化的差异性是区分大学之间差异性的本质特征。办学人数、专业设置、办学规模等这些外显特征不足以区分一所大学与另一所大学之间的差异，地方高校要突破我国高校身份认同的危机，必须与当地的特色文化结合，以特色的文化内涵哺育和淘养自身的特色化发展之路。此外，地方高校对于所在的地域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传承责任。服务地方区域文化建设，地方高校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应该与地方的文化资源融合。地方高校应当不断提高课程的适切性，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要深化认识到把地方文化资源融入教育教学中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意义。固地方高校需要加强地方课程的开发、实施。

音乐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人文教育，“人文性”是其专业教育最显著的特征。然而随着我国高校“工业化”的进程，高校音乐专业的教育教学也被席卷次浪潮中，失去了其学科应有的“文化性”特征。高校音乐专业的教育“技术性”强，而情感精神性弱、“知识性”重，而人文性轻。音乐艺术的教学本质上是“人文”熏陶、艺术感染，面对音乐教学越来越“技术化”的困境，高校的音乐专业教育教学应为地域音乐文化融入音乐专业教育开拓途径。

音乐艺术是一门特殊的文化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是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音乐文化的传承有着很强的专业要求和诸多限制，这也导致音乐艺术的传承困难重重，许多珍贵的艺术都面临濒危。邵阳地区至今还保存着众多古老的音乐艺术形式，隆回呜哇山歌、邵阳布袋戏等，诸如此类的音乐艺术形式的传承需要专门的音乐人士，目前这些原生态的音乐艺术主要还是依靠民间人士来传承，面对如此丰富的地域音乐文化，单依赖民间人士的力量是不够的，地方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师，具备专业的音乐知识和素养，他们的传承地方传统音乐的事业上可以大有作为。

3 邵阳地域音乐文化与地方高校音乐专业之实然关系

邵阳地区古朴多样的音乐文化已然进入了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育科研领域。近几年来，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邵阳学院音乐系的教师纷纷把目光投射到丰富、广阔的区域音乐文化。关于隆回呜哇山歌、布袋戏、邵阳花鼓戏、新宁傩戏、新宁八侗瑶族跳鼓坛、古老的武冈丝弦等地方音乐艺术的科研论文数量可观。例如，《花瑶呜哇山歌传承与保护措施初探》《花瑶呜哇山歌音乐特征探析》《花瑶呜哇山歌起源、发展、和艺术特色》《邵阳布袋戏艺术风格探究》《邵阳花鼓戏艺术特征》《武冈丝弦审美特征初探》等等关于邵阳地方音乐文化的科研论文在各学术期刊上频频发表。而且，在地方学院领导的带领下，学院音乐系还成立了专门的湘中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心，鼓励教师和学生为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建设贡献智慧。

邵阳地方音乐文化进入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师的科研视界。然而，在教学实践领域，如此珍贵的音乐文化资源仍处于面临“弱视”的尴尬处境，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实施仍然沿袭着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课程体系。音乐专业所开设的课程有基本乐理、和声、作曲分析、配器以及各类术科等。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尚未开设专门的“乡土音乐文化”课程，像大部分高校音乐专业一样开设门“民族民间音乐”，课时量少，许多学校都不是专业的民族民间音乐教师，课程设置形同虚设。诚然，邵阳地域独特的音乐文化融入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学领域还有一段距离。

这里关涉到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如何把地域丰富珍贵的音乐文化资源转变为高校教学的课程资源。一方面，音乐文化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需要专门的研究、设计、开发，例如开发“邵阳乡土音乐文化”教材、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另一方面，采取开放式的课程观念，关涉地域音乐文化的课程，可以是课堂的、也可以是课外的、可以是学科的，也可以是活动的、可以邀请民间音乐人士来校以讲座论坛的方式向学生讲述、表演古老的地方音乐形式。活动实践、观摩、采风都可以纳入高校音乐专业教学实践领域。

实然与应然 篇11

应然法和实然法的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 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理性探索。由此, 作为调整人类利益关系的法律, 也可以作出“法律应当如何”与“法律实际如何”的区分。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实施的法律, 而民间法则主要指“这样一种知识系统, 它生于民间, 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 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包括人情、礼俗、家法、习惯等。也就是说, 民间法是处于国家法之外的调整乡土中国秩序的自发流传的传统规则体系。”从应然———实然的角度着手, 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民间法和国家法在同一个社会生态中的运作图景。

法律的应然性是指法律效力的可能性, 着眼于法律规范之所以具有效力的合理性基础, 是要回答“为什么要遵守法律”这一问题, 在这方面, 自然法学派曾有过许多精彩的论述, 他们认为在人类的思想认识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客观性场域, 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都体现了对客观性价值世界的不断认知和无限接近, 所以法律的效力来自于效力明定的“公理体系”, 不论这种“公理体系”被阐释为正义、道德还是神意、人性, 法律都应当体现人类的基本道德和正义, 不断体现和保护人类的主体需求。因此, “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从法律术语本身可以清楚地看出, 它包含有公正、正确地进行选择的意思。”

法律的实然性是指法律效力的现实性, 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强调法对社会生活发生的实际作用。“徒法不足以自行”, 由于种种原因, 任何法律规范在制定出台之后, 都不可能当然被所有规范义务人自觉自愿地遵循。“由文字和规范构成的法律规范不可能自动运行, 而要靠法律关系的参与者通过各种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来实施法律规范, 推动其运行。”为此, 实证法学派主张法律的效力不能从外在价值秩序中获得, 而只能从它自身构成的秩序来观察和了解, 即“法律是一种社会制度, 是一种行为过程和理念的综合模式, 它帮助恢复、维持和创造社会秩序。”

一般而言, 我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可以归纳为乡土本色、血缘和地缘、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基本特征 (费孝通语) 。社群的组织结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通过稳定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在社群内部形成稳定的差序人际关系格局, 礼治则作为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 经过世代教化, 使社群成员形成主动服从于传统的习惯, 并历经千年而不变, 不断进行着自身的再复制, 进而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序。近年来, 随着西方法律思想和体系在国家制度层面取得了强势话语权, 在乡村社会形成了家族法规、村规民俗等民间法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共同发挥作用的局面。但二者不再是相通的、一体的, 国家法不再以民间法为来源和依托, 民间法也不再是国家法的具体化, 礼治传统和宗法文化无法为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法治观念提供任何滋养。与此同时, 传统的民间规范依旧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国家法在乡村层面往往成为虚置的社会规则。既然国家成文法律不足以独自规制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 需要各种非正式规范提供民间救济, 那么国家法与民间法就有可能基于价值偏好的不同而导致规制方法的背离, 这一点在社会转型期或进行大规模法律移植时, 表现的尤为明显。中国近现代的法治进程, 就是对这一结论的最好印证。

“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 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调整社会关系, 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当前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是在外力推动下的自上而下的治理与建构, 而传统的民间法律规范则是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地方性道德知识”。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 乡土社会的治理模式变迁已不可避免, 在这一过程中, 显性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对传统的民间法律规范进行重塑, 而民间法律规范在看似被动回应的同时, 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隐性的反作用力。

毫无疑问, 在这一过程中, 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法将居于主导地位。然而, 一旦国家法在乡村社会中缺乏属于自身的支撑点, 法律的应然效力就无法实现。而作为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民间法, 依托于特定权力网络的运作, 在共同体内部以自身方式调节着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在乡村社会的实然场景中, 国家法往往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规避, 民间法却以发散的、迂回曲折的方式展现着规制效力。可以遇见,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乡村社会都会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多重规制格局。

在当代中国, 任何企图用统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多元社会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由于我国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国家法在法律服务和司法救济方面存在者对乡村社会的严重供给不足, 习惯法的存在, 代表或满足了一定区域内一定成员的法律需求, 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时空基础, “这些规则尽管从来没有被设计过, 但保留它对每个人都有利。”在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 动员现有的民间资源以推进法治进程, 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不同预设基础上的多元价值冲突, 通过理性谋求共识, 形成包容他者的社会共同体。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甚至会贯穿中国法治进程的始终, 但其基础性环节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法生存空间的培育

“民间法”是长期生活场景中积淀和流传下来的规范, 是自发生成的秩序地维护者, 其作用范围内法律文化构成的主要要素, 具有巨大影响力的, 国家法若试图借助法治的名义强行对乡村秩序进行重建, 将是非常困难的。同时, 民间法在国家法缺失的领域内, 还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救济作用, 特别是针对一些标的额较小的邻里纠纷, 民间法的解决成本明显经济的多, 这也是我国独有的民间调节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 国家法必须扩展自身视野, 更多地回应社会的需求, 正视民间法的影响和作用, 保持与民间法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容, 不应进行强制性的替代或约束, 而要尊重社区生活中应有的价值预期, 通过程序规范促成社群内部的民主规制, 以期维护一种多元主义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动态平衡。

2.树立国家法的价值导向作用, 明确民间法存在的合理限度

从终极意义上讲, 民间法和国家法都是人类的理性要求和选择, 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等永恒目标的自然结果。但由于所生活的场域和社会结构的限制, 民间法的正义概念渗透了人情伦理的因素, 是一种“人情正义”, 与国家法所倡导的理性正义、逻辑正义有很大的不同。与国家法在民族国家疆界内的统一性和普世性相比, 民间法具有更加鲜明的地方特色, 注重私人交往的“私德”, 而忽略对公共事务的“公德”, 易于在小的区域内形成秩序, 而难以在一个大的区域内形成秩序, 这显然不适合法治中国的理念培育。因此, 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理性互动模式中只能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 充分保障国家法的权威, 优先注重国家法的完善、发展;在尊重民间法的生存空间的同时注重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导向作用, 以促使民间法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普适性。

3.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相互渗透中实现良性互动

法治秩序的形成注定会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进程, 民间法与国家法将在这一过程中反复博弈, 相互渗透, 并最终实现双方的协调与融合。国家成文法典对民间习惯规范的合理吸收, 自古有之、中外皆然。我国的法治进程一直伴随着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法律移植, 因此充分认识民间法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 民间法的这种渗透, 是在承认国家法价值导向前提下的民间救济, 绝不是纯粹的民间逻辑的演绎, 更不是现代社会中的复古运动。同时, “现代社会的习惯或民间法已完全不可能保持其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那种所谓‘原生状态’, 它必定是同国家法的互动过程中, 不断地重新塑造着自己。”这种重塑, 即是民间法对时代变迁的被动反应, 也不乏对国家权威的主动适应。与传统的民间法相比, 现代乡村社会的村规民约已经极大地向国家法靠拢, 在立法技术上, 大多以国家成文法为参考, 条文较系统规范, 体现出形式理性的倾向;在内容上, 也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等保持一致, 在自治的过程中体现了更多的自为和自觉。

摘要：任何社会规范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逻辑的界定, 反映了特定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基础。乡土社会是中华文明诞生和繁衍的基础, 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是以乡村为依托,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沉积下来的。同时, 在一个经常接触、朝夕相闻、相对封闭的社群内, 也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法律行为规范, 千百年来调节着人际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本文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问题。

关键词：乡村治理,民间法,国家法,调适,嵌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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