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说还休(精选8篇)
欲说还休 篇1
电脑的小型化, 手机的智能化, 让人们能够随时看想看的, 随时发送想让别人看的———信息化社会迎来了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 英文名为We Media, 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 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 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 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自媒体平台包括:博客、微博、微信、贴吧、论坛/BBS等网络社区。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于2003年7月发布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人联合提出的研究报告, 对自媒体下了一个十分严谨的定义:“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 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即公民在网络社区发布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事件的载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的兴趣和玩物也发生着很大变化, 智能手机无疑是当下各个年龄段人们都喜爱的一个好东西。小朋友用手机玩游戏看动画片, 年轻人用手机购物刷网页, 年龄稍大点的人也会用手机对着微信聊天, 感觉身边世界全被手机霸占了。那么, 我国已经有多少人在使用移动电话呢?工信部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末, 中国移动电话用户为13.06亿户, 普及率为每百人平均95.5部。
智能手机的普及, 使其成为自媒体的主要载体, 微信也就成了芸芸众生的交流主渠道。海量的信息, 快捷的传递, 让人与人联系的时空缩短缩小, 形形色色的移动应用逐渐成为主流的用户入口。无论是传统线上服务, 还是日渐火爆的其他各类服务, 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移动应用方便地访问。“应用”正在变得无处不在。借助智能设备的大范围普及, 移动互联网正在连接一切, 记录着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君不见, 如万花筒般的自媒体微信, 仿佛一个无形的枷锁, 让你随着信息接收而起伏于喜怒哀乐的情绪之中, 甚至让你不分场合、不顾周边环境而低头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连亲情、感情也可以疏远, 甚至酿成人间悲剧!
不可否认, 自媒体方式带给我们方便和愉悦的同时, 也会不时地引发我们心绪的起落, 那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信口开河, 可能让你感到茫然;那些极尽宣泄的消极情绪, 可能让你感到些许不爽;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所谓生活常识, 可能让你无所适从;甚至有骗子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实施诈骗, 让你愤怒至极……
例如, 微信里说不能吃的东西太多, 且大多渲染“致癌”的恐怖。难怪一些微信常客慨叹:活了半辈子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其实,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任何疾病的致因一旦确凿, 它就不会再成为不治之症, 也不会让人们极度惶恐了。科学探索和病因讨论是好事, 但是武断地传播相关信息, 无疑是对人们生活的粗暴干预。
自媒体都带给了我们什么?欲说还休, 一言难尽。在尚无法堵住消极信息无德之源的情况下, 多几分阅读的定力, 少些人云亦云的盲从, 才能多给自己一份淡定的好心情。
欲说还休 篇2
苍茫的暮色给凝重的空气涂了一层阴郁,几缕炊烟在几米高时就解体了,晚霞也黯淡了。牛羊返圈,鸟雀归巢。那女子心灵的操场堆满思念,泪干了,眼角依旧残存着潮湿的忧伤。心碎了,心头激荡的是令人迷恋的梦。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它的资本,历史、岁月是它飞翔的天堂。哀鸿的声响,击退了涌上心头的潮水,沉郁的呼唤,无奈的怨悔交错成一张网,思绪凝固了。郑愁予啊,郑愁予,他真的走了,丢下斑驳的往事,沧桑的记忆。放弃了曾经执着的守候,浪漫的臆想,没有了细心的呵护,款款的慰藉。他带上孤寂的脚印,惆怅的心情,为解读人生奔上归途。远方是他向往的目的地。
远方响起希望的歌谣,这是一泓清泉,孤独在这搁浅,记忆的触角掀开历史的帷幔。在时空经纬线上,沉淀的是未被冲刷的昔日情怀,他匆匆南下,在这鱼米之乡与她邂逅结下不解情缘,岁月的沙漏悄无声息,暮然回首,蝴蝶在喘息间逃逸而去,遥想被潮水溶化的足迹,快乐殆尽,留下残酷现实,所有无不使他落魄感伤。他,豪情纵横,放荡不羁,意气风发在顷刻之间,荡然无存,他悲恸于享受与拼搏的抉择,还有是否能得到理解是远行的枷锁。凛冽的.风挑起波澜,唤起沉睡的心灵,他仰望苍穹,质问:我有机会成为一颗陨落的星吗?
巍峨的高山是阻挡不住流水前行的脚步。逆行的波涛即使碰到礁石也不会退缩。他全身热血沸腾,气息中蔓延的是伟大抱负,他决定穿越这道坎“温柔乡英雄冢”是啊,好男儿志在四方。他如潮汐来去兮。
那女子并没有挽留他,也没有歇斯底里、声嘶力竭的嚎哭,她静默了,倚在柴门前,尽力挥手,示意相别,惨白的脸上可以看出几经波折后的憔悴。曾几何时自己还是“墙里佳人笑”而后却不堪落寞,柳条不再婆娑,草儿不再摇曳,马蹄声响彻穹宇。
光阴荏苒,曾经的一线快乐,浓缩在记忆中,现实里她用凄美的方式埋下璀璨,爽快而又毫无保留,其余则任由时间切割。她叹息自己不是薛涛,可元稹还是走了,但她会像薛涛一样,保留那一份空缺,一直耐心地守候。
栏杆拍遍,欲说还休 篇3
落日楼头,满目忧愁,风雨和流年给你雕出了一道道树皮般的皱纹,而眸里依然金戈铁马,依旧醉里看剑,依旧充盈血泪。时隔千年,泪或已冷,血犹燃烧!
断鸿声里游子熬,碧树孤高天寂寥。
稼轩,你用血和泪,壮然写下这些词,但你的血和泪,改不了朝廷所求的苟安。你的词,在风雨里揭开一道道血痕,词中的一声声斥责和悲泣,让后人与你同慷共慨——纵有一身才华、百般武功、万丈雄心却无所用处。“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扬州的繁华已成明日黄花,英雄泪洒处,危楼栏杆。想当年你呼啸沙场,军旗猎猎,豪情万丈,剑指青空。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求田问舍,你又心有不甘。灯下兵书载着你挑醉看剑,梦里沙场任你呼啸纵横。你流了泪,是不是你回到了分麾下炙、翻五十弦、匹马战元贼的青年时代。
什么都会过去的,稼轩!可为什么你揪住往事,不堪回首却偏要回首?当年你只身匹马怒闯敌营全身而退时,盔缨染红了记忆;那时你豪气干云挥刀杀敌,赢得生前身后名,却换来了什么?
换一腔热血空燃为烈酒,换一生肝胆徒愿手刃敌酋首,换一副经纶沐雨任江流,换一次登楼点点泪洒异乡秋,换一身寂寞独赴死而无人挽留,换一赋层楼欲说还休,换一夜阑珊暮然回首灯火犹!
我以前不解:为了一座倾斜即垮的危楼,为了一艘了无生机的破船,为了一本页残尘满的旧书,你会如此痛心?现在我明白了:你要了却君王天下事,你要让北方重回母亲怀抱,你要让百姓摆脱奴役。
雨淅沥沥地下着。我心中更加寒凉,你胸中藏万件甲兵,到头却“身老沧州”,我仰头望向灰蓝色的天空,阴沉着脸的苍穹似是为你垂泪。雨丝细如牛毛。整个大地,静寂寂的,像是一场哀悼。
雨还在下,是谁的眼泪在飞?你作《美芹》的时候,眼里是否有泪?当你的《九议》也不被信任时,你心里是否有痛?当“横绝六台、扫空万里”的你到最后被当做归正人看待,你口中是否有怨?我还想问,你自己觉得这样做,值得吗?值得吗?
可你不说。
你只是化腹中积愤、万卷经纶为你的那一页页千古绝唱,自怨自艾的自嘲自讽——“却道天凉好个秋!”我相信出现在你词中的那个字“秋”,是你英雄末路上心情的最好体现。
你老了,隔了这么多年,你已不再骁勇,鬓角的白发便是铁证——可又算得了什么?在你眼中,无论年岁,为国尽忠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生亦何欢,死亦何苦?这两言我挪来形容你是最贴切的罢。你眼中是天下,是社稷,是国家,是民族,是疾苦,是民瘼。我宁愿相信就算在你晚年,天命知之以后,眼中依然不容沙染,一如你那颗永远跳动着的,纯血色的心。
可当今天下,能有几人有这样的心呢?
点评
文章紧扣材料中的“认识了哪些人物”,以抒情化的语言和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还原了辛弃疾慷慨悲愤、壮志难酬的生命。文中多处引用、化用、连用辛词,既契合写作对象,又显得意蕴深厚。特别是第二人称的运用,如面对面地娓娓而谈,无形之中拉近了读者的距离,既便于直接抒情,又显得亲切自然。同学们可借而鉴之。
欲说还休 篇4
一
这种欲说还休的状态首先体现在作者叙述笔墨的前后对比中。表面上看, 历史的恍惚与戏剧性贯穿了小说的故事, 对时间的感悟成为了叙事人讲述的动力。楔子中有这样的话:“她说她叫水滴。一滴水很容易干掉, 被太阳晒, 被风吹, 被空气不声不响消化。她说, 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 埋在时间下面, 就是不干。”这种对历史时间的决然态度并没有改变水滴被她经历的全部历史所造就的事实。这也是叙述人要探究和寻找的所在。身世的迷离、身份的低微、养父母的死亡令她充满仇恨, 但她的复仇却不是行为本身。在水滴到水上灯的身份转移的过程中, 这种报复被戏剧性地实现。以玫瑰红之死为例, 听闻玫瑰红被日本人投在天主堂的炸弹炸死的消息后, 水上灯“不觉眼前阵阵发黑”, 因为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杀了这个“仇人”, 但是玫瑰红却“以更悲更惨的形式, 死在自己手上”, 如果水上灯没有掴玫瑰红十个巴掌, 玫瑰红就不会疯, 也不会被送到天主堂医院。不过细细考察当时的叙事情境, 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意味便扑面而来。玫瑰红要求身为“汉剧名角”的水上灯为日本人献唱, 为她撑台面, 这与水上灯的意愿是相违逆的。在个人的底限原则与仇人的羞辱面前, 水上灯选择了愤怒。当然, 水上灯并没有忘记处于本能的自我道德脱罪 (这亦是人性的表现) , 正如后来她的生母李翠所言:“许多的事情, 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它老早就开了头……好比玫瑰红的死, 或许就在她李翠生下这孩子时就已经注定……既然如此, 又能怪谁?”不过, 复仇的结果已然成为了水上灯的内伤。繁华落尽, 恩怨汰除, 她消隐于市, 照顾着幼年时期最为仇恨的水武, 从而在对历史的拒绝中认同了历史自身。水上灯在内心深处想要找回生存目标, 找到朋友林上花所谓的“活下去的理由”, 但如此一来就要和现实社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冲突, 进而无限地增加她的不安、疲惫和空虚感。
实际上, 由历史时间带来的塑造和毁灭性的力量完成了对其情感场域的最大限度的颠覆和反叛。她幽闭于过去, 沉溺于过往的记忆。过去滋养了她, 赋予她意义和价值, 同时又嘲弄了她的现在。仿佛在光芒万丈的水上灯走下汉剧舞台的那时刻, 旧日的历史已经彻底失去了它继续延伸的可能。不过, 水上灯的这种“离开”并不一定是加以哲学点染的“激流勇退”的生存智慧, 反而更有可能是对带给她困惑、迷惘和幻灭的“水上灯” (自身) 身份的反抗, 这也就是为什么水上灯后来又变成了“水婆婆”的深层原因。在这里, 历史被赋予了形体, 因为存在而绽放。这是作者对女性历史境遇和某种历史可能性的探查。“苦难与仇恨”、“活着与死亡”的影像, 烛照着人类面对历史的基本经验。只是, 历史潜在的未被表达的种种挣扎与痛苦被命运一带而过, 似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它的展开、反复和验证, 而深陷其间、披负预言却浑然不知的水上灯也成为了背负自身宿命性历史的“幽灵”, 它超越了养母慧如和玫瑰红出于激愤的诅咒, 化身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历史意象。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作者的叙述笔墨过多地停留在了她抽身离开舞台前飞扬的时刻, 是为“说”;其后的几十年的安稳平静生活则作了速写式的处理, 是为“休”。正如张爱玲所言:“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 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 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 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 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 也可以说是妇人性。”[6]不过, 这在避免小说主次不分、冗长繁琐的同时, 也塞给了读者一种“断裂”之感。现在通往未来的延续感在消亡, 人物心理和思想的复杂性亦被遮蔽。
二
进一步来说, 水上灯的主体性正是在和个人历史的对抗中彰显出来的。“个人”是小说再明显不过的叙事立场。方方虽然没有规避大历史时间 (1931年武汉的大洪水, 抗战期间田汉动员汉口艺人支援抗日等内容皆被写入) , 但也没有“把改变人的苦难、危险、困境的一切机缘都推给政治变革”[7], 即便没有洪水、没有战争, 水上灯还是会为她的身份困扰, 她的仇恨也依然存在, 她不会因为战争的洗礼而演变成革命女性, 更不会因为政局的动荡而放弃现时的幸福。只是, 面对自身地位与命运, 她仍旧清醒而无力。事实上, 方方在此深入的是个体一己的生命时间, 建构的是个人独特的历史性维度。这是一种对历史启蒙的告别。
不过, 在这种历史“言说”中, “休”的一面也为叙述缺陷所暴露出来。首先, 围绕着水上灯的视域勾勒出三个男性人物形象:张晋生、陈仁厚和水文, 他们成为服膺作者叙事策略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棋子”, 人物的性格和行为逻辑被部分弱化。水上灯是现实的,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她准备和张晋生结婚时, 她曾对亲哥哥水文说:“婚姻有时候要的不是爱, 而是安稳。”由此可见, 她并不爱张晋生, 甚至在与张晋生的交往过程中, 她总能感受到陈仁厚的“身影”。事实上, 张晋生这个人物的插入, 不仅是对她安稳而又不避利的生活诉求的满足, 而且是对其爱情的一种确证。在水上灯对爱情的感觉由朦胧迷糊到逐渐清晰之时, 张晋生自动“消失”, 而陈仁厚“适时”地出现了。为了解决读者对张晋生这种消失的好奇与疑惑, 也为了故事历史性的绵延, 水上灯在与陈仁厚逃亡归来后, 经由张晋生的帮助, 住到了法租界, 而陈仁厚在明知张晋生的种种欺骗行为后, 仍旧以“为水上灯好”的名义放弃她而“离去”。其间, 张晋生成为了水文拥有水上灯的障碍 (水文居然能辨析出他对水上灯的喜欢是一种对“亲人”的喜欢) , 他以“被杀”的方式真正“消失”在文本的叙述中。陈仁厚也再次“出现”。虽然, 有限视野叙事的视角 (始终是站在水上灯的视角上) 可以被用来理解人物言动, 但是, 人物性格和行为发展的逻辑性却遭到质疑。人物之间一系列的消失与出现表面上是人物自身选择的结果, 实际上却是对水上灯个人历史或者说是对作者主题意识的被动迎合。历史虽然给了作家虚构的权利, 但并不代表人物的言行可以被如此处理。其次, 作者虽然大胆坦白了女性的身体欲望, 不过展现的方式却似有缺失。小说的第十四章, 水上灯与陈仁厚之间的性爱被展示出来。对于水上灯来说, 外面世界的战争动荡都是抽象虚空的, 只有爱人的身体是具体可感的, “他们要利用这最后的时间将人生该经历的过程去经历一下”, 以此反抗恐惧。这是在生存意识遭到挤压后身体欲望的张扬, 是对人性现实的描写, 亦是方方女性叙事的优势所在。可是, 这种欲望叙事呈现的方式难免突兀。水上灯等待的是张晋生兑现诺言接她离开, 张晋生是她妇孺皆知的“富豪男友”, 而时隔多日不见, 只是出于关心来看看水上灯还在不在的陈仁厚却“突然出现” (在人人逃命, 个个惊惶的时刻, 陈仁厚因为爱而成为了“圣人”) , 成为水上灯灵魂的依靠者和解救者。如此情境下, 陈仁厚居然能超越一切道德的、生理的和时间上的屏障, 由水上灯灵魂的依靠者和解救者直接过渡到肉体的依靠者和解救者。而水上灯也放弃了对张晋生“离开”的疑问, 不再考虑张晋生会不会再来接她, 而且照上文所言的文本叙事逻辑, 张晋生也“确乎”是不来的。
在与历史经验保持有差距性的经验沟通的时候, 文本并没有超越线性时间, 这不能不说是“大历史”叙述的结构性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在同为女性作家的张洁的《无字》、铁凝的《大浴女》、王安忆的《长恨歌》和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中被序列性地呈现出来。虽然历史在这样的序列中似已抛却了某种令人深感滞重的国家叙事下的“失语”, 但却很容易给读者一种“大历史”只是“填充物”的表象, 新历史主义“寻求那些事件结构之语像的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4]的叙事要求也演变为了苏珊·桑塔格笔下艺术家或评论家“为艺术辩护”的阐释手段[5]。
叙述缺陷的产生, 是与作者力图建立的历史在某个特定场域中想象方式的规定性相联系的。在小说的后记中, 方方说她想“写一个与城市有关的故事, 写一个汉剧艺人的故事, 写一个好看的故事”。这反映了作家的对近代汉口城市记忆的历史迷恋。在佛家谶语般“放下着”、“莫错过”的超然与水上灯强烈的悲剧情感之间, 在纯然原始的四季变换与生死跌宕的武汉烟云之间, 在汉剧的“口耳相传”和乐园、德明饭店等城市建筑之间, 历史已然在对照中被纳入了一种艺术或者说审美的秩序中来观照了, 这是小说提供的想象汉口的一种方式。也正是因为汉口的因商起市, 因为众多租借的交融影响, 她才呈现出了一种市井气息浓重的面貌。务利重实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人生观。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水上灯洗了个热水澡, 换上了睡衣。丝绸睡衣散发着清香。这是张晋生买来的。式样和花色, 都让水上灯喜欢。只有张晋生, 能让水上灯觉得生活舒服。”此时对水上灯来说, 物质化的生活比担惊受怕的爱来得更为现实, 这也是她愿意离开陈仁厚的一层原因。就像玫瑰红说的:“像你我这样的人, 在我们有权选择的时候, 不管选择什么都会心疼。一种心疼, 是吃不饱穿不好、过着苦寒日子的心疼, 这种疼, 不光心疼, 身也疼;另一种心疼, 是吃得好穿得好、过着享福日子的心疼。一个人, 有一颗心在疼, 就已经够受了。我不想要心疼身子也疼, 所以我选择了留下。”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在小说中被自觉不自觉地留存了。“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 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 只能是街谈巷议, 可缺了它, 有些事情就不好解释了。”[8]王安忆如是说。
作为武汉市井的寻找者, 方方戏仿了近代武汉特定的话语系统, 这种对历史情境的“回返”或“说”, 虽未着一字褒贬, 而且因经过了民间记忆、个人记忆和史料载述的改造, 已然成为了“第二历史”, 有着种种叙述缺陷般的“休”, 但对时代的凝神思考却最终穿透了特定时代的种种限定, 进入了历史与权力自身, 它从容不迫, 不疾不徐, 委婉地体现了一种城市文化的反思精神。在对某种城市历史的渐次遗忘成为积习时, 重新书写则无疑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情怀, 体现了对当代智慧的垂询。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06.
[2]方方.水在时间之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3]方方.我喜欢写小人物[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245.
[4]海登·怀特著.陈永国, 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5]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5.
[6]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172.
[7]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21.
欲说当年好困惑散文 篇5
“女大两,银钱长。女大三,抱金砖”。这是乡下媒婆经常挂在嘴边的行话。仔细品味,却俗话不俗,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浓缩了老辈人急于传宗接代的封建意识。
寻大老婆,也算我们家族祖传的老规矩吧。当年,奶奶比爷爷大两岁,母亲比父亲大三岁。轮到我这一辈,和父亲一样都是单根独苗,因此,12岁那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样给我找一个大两岁的对象。相亲那天,发育早比我高一头的姑娘提前躲进套间里,至于长相黑白丑俊,全然不知。其实也无所谓,只要两亲家母对脾气,谈笑间就把儿女的终身大事给包揽了。
说来见笑,在青春躁动的梦幻季节,我只跟她匆匆见过面,没说过一句温情话。1976年秋季,我高中毕业返乡,生产队派我去看坡,整天怀揣一本书满地乱转悠。田野里望不到边际的青纱帐绿得扎眼,苞谷棒子吐出红缨,高梁穗擎起火把,青豆角也次第渐黄.澄清如洗的碧空中,几只飞鸟翻跟头鸣叫着呼朋引伴,好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景象,招惹得我禁不住想入非非。此时正是中秋节串亲戚送月饼的季节,她从河西到河东舅爷家串亲戚,中间正好路过我们村。于是,我就有意在村东的大路上等她,想近距离看一眼自个未来的媳妇出脱得漂亮不漂亮。一天下午,我和她在漫天野地不期而遇,终于看清楚“庐山真面目”。一头浓密的短发被发卡拢在耳根,露出一张白里透红的圆脸,眉清目秀,高挑的身材穿一件军绿的确良上衣,浑身透出青春活力。田间四野静穆,眼看她与我擦肩而过,彼此却形同陌路,青春勃动的心抑制不住一阵狂跳,羞涩得急忙低下了头。
几个月后,我应征入伍,临走那天,村里套一辆马车,披红戴花欢送我。才出村口,发现她怯生生站在路边等候,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等距离站在树下,低头自顾抠指甲,连手也不敢碰,就匆忙分别上了路。我当兵一走就是几年,她目不识丁,仨月一封的情书写成半页纸“公开信”,从没尝过谈恋爱的滋味。1979年南疆一场战争,我身负重伤住进野战医院,一度生活不能自理。原以为这桩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此结束,没想到从未出过远门的她搭汽车赶火车,一路找到医院来,花4毛钱从街道办事处领回两张结婚证,在病房里仓促成婚,从此开始了磕磕绊绊的生活。
寒来暑往,30多年过去,早已过了容易激动年龄的我渐感困惑: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生活习惯,乃至于赖以沟通的语言和情感,我们似乎都不属于一个层次,却阴差阳错地纠结在一块,难道这就是前世被月老用红线拴住的姻缘?
人生在世,少不了吃喝穿戴。对于吃饭,她从不讲究,一日三餐,除了糊涂面条,还是面条糊涂,难得变一回花样。有一回,儿子嚷着想吃卤面,她嫌机器轧的面条硬,搁水盆里浸泡,泡成面坨坨,一家人围着锅灶哭笑不得。她喜欢吃辣椒,炒菜盐味重,夹一筷子尝尝,苦咸辣喉咙,我和儿子联合抗议:“卖盐的死啦?”她在一旁撇嘴说:“盐甜油不香,咸了省着吃,流水日子慢打发。”这话听起来虽不入耳,却让人无法辩解。
穿着打扮,她更大众化。刚结婚那阵儿,一年四季,穿我发的国防绿,实在看不上眼,催她赶集买几件衣裳,在服装摊前游来转去,手心里的钱挪出了汗,却舍不得往外掏。有一年冬天,她与人结伴去开封大商场买大衣,别人挑选新潮时装,她却买一件墨色呢子褂,目的是想多穿几年,30岁的女人打扮的像个老太婆,自觉土气,一直挂衣柜里当古董。搬进县城后,因无职业,她在繁华商业一条街做服装生意,好歹也算个小老板了,货架上的时装琳琅满目,自个却是“卖鞋老婆赤脚走路”。寻常逢着喜忧大典的应酬,她匆忙打开衣柜,翻腾个底朝天,居然找不出一件合适衣裳。目睹此状,我在一旁直幸灾乐祸:“一品掌柜就这寒酸样?”火上浇油,她一跺脚走人,勉强凑合过去仍不添新衣。
摆摊练地盘的人,就怕冬夏两季,冬天干风裂石头,那张不善修饰的脸被风沙扑打得皱巴巴的,夏天则又被火辣辣的太阳暴晒得黑明发亮,配上一身过时衣裳,活脱从高粱地里钻出来的“土八路”,看一眼实在让人激动不起来。我曾经暗下决心要好好包装她,雨水、雅倩、还有大宝SOD蜜,一古脑儿往家买,每天早起催她去抹那张底版尚好的脸蛋。外出开会或者旅游,跟着同事一块逛商场,瞅见他们各自为老婆买衣服,还美其名曰:这是培养夫妻感情的一种方式。我心里也直痒痒,自认为搞过美术对花色款式不外行,看准一套丝麻套裙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她穿身上很得体,立时年轻10岁,可满脸阴沉得能滴下来水,先嘟囔我不识货,起码多掏一倍的价钱,继而又嫌套裙颜色太扎眼,涩拉拉地割磨的皮肉不中受,硬把老爷们的一腔好心当成驴肝肺,气得我抓起裙子甩进衣柜里。她也是鸡毛燎火爆脾气,一点就着,平时话语不多,说出来却句句砸人,把你噎得喘不过气起来。虽然家庭无战事,可一旦扭劲儿上来,十天半月彼此互不侵犯,保持冷战状态。时隔一年,她穿上那套裙的.上衣,却不见了裙子,我再三催问,她满不在乎说:“10块钱出手,卖啦!”闹的我哭笑不得,发誓这辈子再不犯贱买衣服。嘴上这么说,可大老爷们心忒软,没多久又“旧病复发”,出差归来掂回一件上衣,惹得她半天不高兴,终于撂出一句大实话:“往后甭再买啦,花恁些冤枉钱,俺心里不中受。”
不过,她的思想终归是进步了,对镜子照一下那张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皱巴脸,或许是内心产生了危机感,狠心兑出20元钱,与人合伙买一瓶由宋丹丹做广告的“艾丽碧丝”祛斑霜,还异想天开跑药店买一瓶维生素B1片,捣碎了掺和着往脸上涂抹。夏天里,她掏4元钱截一块减价大红丝绸布料,送裁缝店做一件短袖衫,穿身上神气活现,却又念叨着心疼那7块钱的加工费。
她不识字,看不惯电视里男男女女扯皮露胯搂搂抱抱的镜头,每天早出晚归,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商场里。久而久之,她的脸谱分明是一张天气预报图,晚上一进家门,就能让人敏感地瞅出阴晴来。生意做得顺手,她紧抿着嘴巴回家来,屁股挨上床沿就用手指沾着口水点票子,点完票子累得倒头睡觉。碰上生意不顺当,黑缝脸进家门,一句话不说直喘粗气,这时候最好别招惹她,那急性的炮捻子一点就着。爱读书爬格子的我是夜油子,晚上只要一拉开电灯,泡一杯茶水,随手抓一把饼干和花生米之类的零食搁在案头,文章思路理顺了,屁股坐在椅子上能熬个通宵达旦。说来也怪,这种熬夜的瘾头在耳濡目染中居然把她给同化了,在互不侵犯的套间里,我伏案疾书,她则躺床上“翻烧饼”,压得床板吱吱嘎嘎响,愠怒中我回首质问其故,她没好气地抱怨说:“这辈子跟你这号人倒血霉,见天连个囫囵觉都睡不成!”抱怨归抱怨,累乏的我早上不睡到“东方红,太阳升”是绝对不起床的,吃饭时瞅见碗里卧俩荷包蛋,心头一热,一切成见立时烟消云散,觉得还是自个的老婆好。倘若不是她大包小包地背货做生意,光靠我那仨核桃俩枣的工资,猴年马月也盖不起至今让同僚们眼红的两栋小楼。
有时候,冷静坐下来反思自个的婚姻,恍惚中觉得生活本身就像一块永远不够尺寸的布料,这里照顾到了,那里难免就会出现缺口,需要不断地充实、完善。人活一辈子不能太自私,三分之一的精力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三分之一的精力承担抚育子女的责任,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才属于二人世界。有个歌叫什么?《如果有来生》。假如人世间真有轮回,她说,我们两口子还做伴。兴之所至,我也“妇唱夫随”,禁不住哼起了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如果有来世,我头一个还找你,不为你多好,就为你是你……”
欲说还休的少年“忧”滋味 篇6
关键词:青春叙事;忧郁;忧虑;成长;诉求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4)03-0113-02
一、80后作家及其美学魅力
无论是韩寒式的“忧虑忧患”还是郭敬明式的“忧伤忧愁”,他们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占据了文学市场的重要位置,引发了文学领域的许多变化,甚至出现了一个标签:80后作家群。他们的书写和叙事因为有着他们独特的角度和情感体验,很快就获得了读者的认同,从而让读者接受、体味并赏析,这既是他们作为80后年轻一代在身体和精神上的成长见证,也是他们的文字书写所具有的美学魅力。
二、书写“忧愁”后面的美学诉求
1.“忧愁”是一种“边缘”状态,它挑战传统经典
同样塑造青春人物,从王蒙的《青春万岁》(1953)到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再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86—1989),他们的主人公的青春和成长是有强烈倾向性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那样“作家不仅是那把他提拔出来的社会环境的表达者,而且也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他把这种社会环境的同情和反感、它的世界观、习惯、思想乃至语言,都带到文学里面来”[1]。因而他们几乎分享了共同的一种成长叙事:郑波、李春(《青春万岁》中的主人公)从学生时代起就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为祖国献身的渴望,他们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这种美好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成长;林道静(《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母亲的贫农背景让她与地主剥削家庭决裂,受爱情的滋润,她拓宽了眼界也受到革命的熏陶,从接触革命到理解革命到投身革命,每一段爱情都让她离革命越来越近,最后成长为成熟的革命家,将个体生命溶入到革命的集体中,对自我的生命意义有了完整和清晰的认识[2]。而孙少平(《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是改革浪潮中从农村走出来的穷少年,接受了教育,在时代的召唤下走向了社会,经受了种种苦难,最终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人生目标,深刻领悟人生的含义所在。在这些经典书写中,青春是没有过多的自我体验的,它消融在时代事件中,是为了理想和目标而设定的一块路碑。这样的一群主人公,他们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忧愁的,理想和行动是他们明朗的指向,乐观向上是他们的性格特质和成功的基本保证,他们也有迷茫和困惑,但在现实生活的激励下,理想又能很快鼓舞他们的斗志。到了20世纪70年代,郁秀与她的《花季·雨季》让在夹缝中顽强生长的青春文学重新获得一些喝彩和关注,与同期的校园民谣一样,郁秀更愿意让作品渗透“新青春派”的概念,以明朗轻快的节奏,积极鲜明的主题,生动鲜活的语言来书写青春印象[3]。个人体验性的忧愁在这样明快的基调中转瞬即逝。只有韩寒们和郭敬明们,他们抛弃了宏大叙事中的时代倾向性,在结构模式上选择了固定式内聚焦式,叙述者始终寄居在某个人物之中,借着他的意识和感官在行动、在感受,故事随着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开始而开始,随着其活动的介绍而结束。而作为其中最不可捉摸又很难表述的“忧”自然作为一种自我体验印象反复出现。它承载着时代和社会背景赋予主人公本身具有的“社会属性”的一部分,又连接着主人公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渴求自由,反抗传统,突破束缚的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边缘化的情绪中我们看到少年的纯真,生命的原色[4]。因而无论是语言的调侃讽刺,还是文风的幽默婉约,不论是颠覆离奇的现实社会还是创建虚幻唯美的国度,无论是淋漓畅快的内心独白还是婉转缠绵的对话,透过这样一些“忧郁”、“忧愤”、“幽怨”、“忧愁”的表述,我们看到了青春写手内心的真实,也是这样的真实深深打动了读者。
2.“忧愁”能产生语言陌生化,营造浪漫诗意体验
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看法,艺术的目的不是提供认知的对象,而是提供感知的对象,是要恢复人们对事物的鲜活的审美感觉。艺术将习惯成自然的东西陌生化。如韩寒在《三重门》里多处对世间百态的描写,“林雨翔心猿意马,踩人脚不断。……你说一个“sorry”可抵上十声“对不起”,与人民币兑换美元英镑的汇率相符,足以证明语言与经济的亲密关系;”“桥已到不惑之年,其实是不获之年,难得能获得维护保留,憔悴得让人踏在上面不敢打喷嚏。”明明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联想到经济与语言;明明是桥的年久失修却写出了憔悴之感来了。“雨翔表哥是个坚强的男人,这类男人失恋的悲伤仿佛欧美发达国家的尖端产品,只内销而不出口。他把哀愁放在肚子里,等胃酸把那些大悲化小,小悲化无。”[5]一种哀愁是不能言语的,却又和最物质的“尖端产品”相比较,这样的言语如果不关注时事是无法产生联想的;又如描写黄昏,“天色都暗了,黑幕里探头出现一颗早熟的星星,映得这夜特别凄凉。”星星的出现是多么自然的场景,而“夜幕”、“探头”、“早熟”却加上了人的情态,在如诗般的意境中添上人物的活动。再如“这位化学老师,声音细得仿佛春秋时楚灵王章华宫里美女的腰,讲几句话后更变本加厉,已经细成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美女的手,纯正的“未盈一掬”。那声音弱不禁风,似乎有被人吹一口气就断掉的可能,吓得四个学生不敢喘气,伸着头听”[6]一种有声有色的描绘就在韩寒的幽默调侃中浑然天成了。而郭敬明更是擅长描写无言的“忧伤”的高手。在《幻城》里,无数次的冰雪世界的描绘,都像是蒙太奇里一个个清晰而冷艳的镜头定格在那里,让人久久难忘。而战争,充满了血与死亡的战争,也在“我”淡定而忧伤的视野里羽化了,如“我看见了和我一起在血雾森林里成长的笈荃,她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天生有着强大的灵力,可是她死了,死在一块山崖上。一把红色的三戟剑贯穿她的胸膛,将她钉在了黑色的山崖上,风吹动着她银白色的长发和白色魔法袍,翩跹如同银色的巨大花朵”。死亡的场面却添加上了“红,黑,白”诸多色彩,悬挂的尸体有“静”有“动”,形似“巨大花朵”,这样一种陌生化的处理,怎么能不让读者感染到那种深彻入骨的忧伤?而兄弟之情的描述更是浓稠得无法化开:在《雪国》篇里,“我能感受到释的头发在我身上留下的寂寞的痕迹,他们的主人已经在多年前死在我的剑下,白色的血迹,伸开的手指,放肆绽开的莲花……一切的一切像是天空最明亮清朗的星象图,可是没有人能够参破里面埋葬了多少的绝望……”[7]轻言细语的背后却是骨肉相残的真相,就像是在卷首的诗序所言:“寻君万里魂魄稀,风卷枯叶急;茫茫人间云归去,深山他年绿。一生一梦里,一琴一首曲,一日换一季,一世等一聚。”[8]忧伤就是少年与生具有的气质,他的忧伤已洒落在他的目光所及之处,铺垫在他所经历之事中。是忧伤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忧伤融合在各种情感中。然而这种忧伤却不是直白或直接的言语表述,它就是故事本身。
三、结语
青春一直在叙说,生命承载着婴儿、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向前奔走。一代一代的青年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记录、传承这个人生必经阶段的喜怒哀乐愁,80后写手也一样。正如郭敬明自己所言一样:“也许人只有在年少轻狂的时候,才会那么放心大胆地展露自己的内心,脆弱的毛茸茸的表面,或者冷漠的光滑的内壁。将所有私人的情感和心绪,像是展览一样盛大地呈现在别人的面前,博取别人的辛酸同情,或者嗤鼻一笑。当时的理直气壮和信誓旦旦,在时光漫长的消耗里变成薄薄的一片叹息,坠落在地面。”[9]悲愤和忧虑,伤感和忧郁,是时光轴上80后写手们刻下的一点点记号,不管褒扬或是批评,都是生命的痕迹。
参考文献:
[1]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M].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2]郭敬明.幻城[M].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3]郭敬明.夏至未至[M].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4]韩寒.他的国[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5]韩寒.五年文集[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
[6]韩寒.青春[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7]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和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朱光潜.西方美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欲说还休 篇7
本片以“婚外恋”为主要表现对象。无论是未曾露面的陈生、周太,还是被爱人背叛的周慕云和苏丽珍, 抑或是陈太的老板与老板的情妇们,每个人物似乎都无法在现存的婚姻中得到满足。不论是始作俑者亦或是原初情感中的受害者,都会随着剧情的推动,打破道德的束缚,跨越世俗的观念,转移情感。
一样的提包、相同的领带、共同的邮票,如此种种就像是婚姻里的显微镜,向观众昭示着情感的破裂、爱人的背叛与婚姻的脆弱。
起初,二位主角察觉到了情感的变质,他们惴惴不安却又固守着内心最后一寸自尊,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 一步步地挖掘出不愿知晓,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真相。接着,还沉浸在名存实亡的婚姻中的二位,似乎还不愿放弃,他们开始模拟爱人偷腥时的场景:他们相约吃西餐,咀嚼第三者喜爱的味道,不合胃口却仍皱着眉头吞入胃袋;他们踩着或明或暗的路灯散步在小巷深处,并肩同行忽远忽近;他们尝试以第三者的口吻,在分别处调情,内心挣扎却不得不说着和身份不符的俏皮话,似乎是在为自己送下爱情的忘忧酒,似乎是陷入失去爱情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又似乎是已经离不开陪着共同演戏的对方。
不久,在日渐稠密的交往中,两颗心也渐渐紧靠。原来他们共享着如此多的爱好——读报、看电影、写武侠……可在此时,敏感脆弱的他们面对情感的新动态却变得不知所措。他们守着自己的城池又想踏入对方的领地,迈入对方的世界却又左右思量,害怕千疮百孔的心再受伤害。他们前进又后退,相爱却不能相守。
这是一段欲拒还迎,欲说还休,相爱相知却无法相守的爱情故事。原因究竟是时刻警醒的苏丽珍、代表世俗成见的房东太太,还是苏丽珍的敏感怯弱?亦或是同样试探却又害怕受伤的周慕云?影片并没有明确交代, 导演更愿意呈现而不是解答。“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这句话不断碰撞苏丽珍的心房,可一旦拿起电话,却哑口无言,只得面对空若山谷回响的忙音泪流满面。其实,这句话也存在于周慕云午夜梦醒的回忆中,他发了疯似的寻找苏丽珍的绣花拖鞋,却从此不再遇见苏丽珍。
此时,已不知身在何方,时间也模糊没有先后。只有那段念念不忘的情感细腻婉转,百转千回,在昏暗的灯光下,在悠长的楼道中,在旅社密闭的房间里,暗自生长。
二、摄影
纵观全片,在镜头的运动与组接上,导演始终遵循慢速的原则。
从镜头运动上说,平稳的移镜头在影片中占据很大的比重。一般情况下,移镜头运用于转场,但此片中, 移镜头让影片产生了更多地化学反应。例如在00:56: 25到00:56:57的32秒的长镜头中,镜头从左移至右, 停顿,再原方向返回。摄影机以中近景构图,摄下了周慕云与苏丽珍在一面三折镜前共同写作的情景。在镜头的运动中,以苏丽珍作为起幅,她眼光望向镜前的一个目标,随之,镜头由左至右,视点由苏丽珍落在了伏案写作的苏慕云身上。此时,苏慕云眉头紧蹙,左手烟丝袅袅。稍经停顿,情感得以发酵。镜头又从右至左原轨迹返回,经过了埋头看书的苏丽珍,落在了镜中的周慕云的身上。此时的他凝神看望,目光如炬。
绝妙的三折镜配以平稳的镜头横移,画面的传递酝酿出眼波的流动,感情不断发酵。通过镜头的流转与镜子的分折,观众得以从各个角度看到若即若离的一对恋人。镜子外的他们沉醉于镜子内的世界,镜内与镜外的世界相互缠绵难舍难分。镜头一来一回,注视者与被注视者身份在此间传递与转换,暗生情愫。
从镜头的时值上说,这也是一个绝佳的长镜头。貌静实动是长镜头的内核所在,时间在镜头内缓缓流逝, 可镜头运动却没因此静止,精彩的镜头内部调度让影片别具一格。在三折镜前,主人公时而颔首低眉,时而抬头凝视。简单的布景与朴素的动作将二人的感情完全催化——眼波流动之时,情愫疯长。
镜头看似平稳,内里却波涛汹涌。
同样的手法,在影中还有一处。在长达69秒长镜头中,演员始终位置不变,动作停滞。69秒钟,一句台词都没有,只有灶台上的沸水不断蒸腾,收音机里的音乐悠远绵长。镜头内容是苏丽珍听着丈夫为她点播的《花样的年华》。她静静坐着聆听,慢慢将头倚向墙边。画面构图以全景的方式展现苏丽珍与环境的关系:巨大的墙体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画面,人物却没有因此得到挤压, 反而由于黑暗墙体的延伸,将视点导向光明处——坐在阳光下的苏丽珍。厨房里水汽蒸腾,收音机音乐悠扬, 苏丽珍静静依恋于墙边。接着,镜头左移,缓缓经过一段暗区,周慕云渐渐出现在镜头中。他手抱着苏丽珍托丈夫从日本买回的电饭煲,耳边听着同样的音乐,不觉也将头靠向了苏丽珍的方向。镜头又摇回了苏丽珍,她仍然后脑倚墙。顷刻,她渐渐侧过身来,对着周慕云的方向侧耳倾听。身后,沸水依旧蒸腾,内心感情却淤积不散。婚姻与爱恋在二人内心拉锯,他们渴望相爱却无法碰触。
人生的惨淡与无奈在镜头的一移一停、有张有弛的调度中传递给了观众。
三、剪辑
除镜头运动的“慢”以外,画面的剪辑让影片叙事更加果断干脆。
在开场寻租那场戏中,周先生被拒后得知隔壁还有房可租,便按响了门铃,第一场戏以此结束。不拖泥带水的剪辑使影片在慢中保持着自己的前进速度。
同样的手法,在影片后期,周慕云将要离开香港远行新加坡时也格外明显。面对离别,苏丽珍终于明白内心的归属,她在出租车内对周慕云说:“我今晚不想回家了。”接着,不若之前一碰触就躲闪的局面,他们终于两手相牵。此后的内容被剪辑师张叔平一刀剪断,后续内容观众也十分明了,无需赘言。
除却剪辑的果断与干脆,张叔平使单一画面担当起了叙事的作用。在画面与画面的组接中,被表现得两位主角不仅感情克制,语言也寥寥。情节的推动在画面的更替中步步前进。如,周慕云大病一场后,得到苏丽珍的鼓励,决定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画面是这样表达的: 全景,周生坐在书桌前,一展顶光打在周慕云身上。由于是全景,他所占画面比例很小,周边堆积着书桌、文件柜。他在拥挤的环境中陷入沉思。接着是一个近景, 以前进蒙太奇的方式,预先展示人物在环境的压迫中迷失。再以近景详细挖掘画面内部信息,使观众注意力全部倾倒于周慕云的神情上,猜测他未来的走势。终于, 他掏出了烟,主题音乐紧随其后。伴随着悠长音乐与暧昧的节奏,下一个镜头转向了云烟袅袅的特写。轻柔似丝绸的白色烟雾在空中飘扬,音乐越发弥漫,某种情绪开始铺张。这个镜头让人理解了蒙太奇的真正意义所在, 镜头所指并没有明确的价值或情绪,然而根据前后不同的画面组接与背景配乐,弥漫在镜头前的轻悠烟丝拥有了千万种可能。周慕云开始写作后,镜头由左摇至右, 在朦胧的窗帘下,一个女子依稀出现。音乐仍自由自在在画面中起舞。随着镜头更加往右,透过门缝,伏案写作的苏丽珍出现在荧屏前。下一个画面,张叔平让观众看见了同样在写作的周慕云。重复蒙太奇让两个相同的动作相呼应,一对共享梦想的男女拥有如此默契。镜头充满暖意。伴随着下一个移镜头,二人共同出现在画面上。又是巨大的墙面,两面墙体的延伸将注意力聚合于狭小空间中的两个主角身上。曾经互相试探的他们,现在终于处于同一空间,共同讨论武侠。
不需要任何台词,演员动作同样寥寥,只需要三个场景,两颗心渐渐靠拢的过程便交代清楚。
此外,音乐在这一组接中至关重要。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隐喻蒙太奇,不同的配乐与前后画面的组接会展现出天差地别的模样。王家卫曾说,采用的电影配乐一定要跟影像产生化学作用,这种化学作用指的不是音乐语言,而是电影配乐一定要能展现出某种影像。本片正是他这句话最好的佐证。
影片末尾,场景首次设定在室外。之前在昏暗发黄的灯光与拥挤狭小的室内,昼夜难分。而今在末尾,影片突然画面明亮,光照也由室内光变为充足的自然光, 天地随之开阔。场景内的人不再束缚在狭小的空间内, 他们似乎终于可以突破一切。可是,一切却早已时过境迁。苏丽珍重新租下了原来的房屋,周慕云再次经过,几经踟蹰却不再按响门铃。他穿过明暗变化的长廊来到吴哥窟,面对墙洞,说出了自己的心绪。
四、小结
平稳的移镜头、简洁的剪辑辅以迷离的配乐、限制的室内空间与昏暗的灯光等手法将一段欲拒还迎,欲说还休的感情纠葛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角色语言不多, 画面的流动不疾不徐,将虚无的人生呈现在观众眼前。正如王家卫所说,电影里有些东西是用不着语言也能明白的,那便是影像的共通语言。
摘要:首先,本文以观后感的形式总结出电影的主题,得出影片表现的内容为婚外恋,却又不仅限于婚外恋的结论。它着眼细致,每个画面都雕刻着两个内心孤独的主人公。他们敏感内向,他们互相试探,他们渴望拥抱,在光阴的流转中,感情越发浓厚最终却无法携手终老。然而,一切心灵感受一旦转换为文字便都或多或少成了误解。因此,本文试图从相对可量化的“摄影”与“剪辑”两个角度探索影片是如何达成主题的。此外,也涉及到布景、灯光、配乐等电影生产过程中的部分领域。最后,经过视像化的影像组织分析,其宗旨得到进一步的提炼与确认。
安乐死:欲说还休的沉重话题 篇8
患了不治之症
还是在四十五年前,时年十九岁的苏北淮安姑娘孟兰英经人牵线搭桥嫁给阜宁县农村的张加才为妻,婚后几十年来,夫妻俩相濡以沫,感情甚笃,尽管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却很安逸、踏实。张加才膝下共有二女一子,两个姑娘早已出嫁,儿子也早已娶了媳妇,孙子已经九岁,在乡邻们眼里,这老两口是个福人,有儿有女,有根有后,而且子女都十分懂礼、孝顺;在当地村干部眼里,这老两口是个标准的本分人,既老实又厚道,与世无争,从未跟别人红过脸,无论是挑河工出劳力,还是村里税费上交从不拖集体的后腿。如果不是十几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不是他积劳成疾落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也许,他的晚年生活则是另一番模样。
1992年夏天,苏北里下河地区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当时,张加才所在的村,许多农田都淹没在茫茫的大水中,为了排除水涝,当地干部群众纷纷投入抗洪救灾。当时,年过半百的张加才在洪水面前并没有退缩,而是跟村里其他青壮年一起,顶风冒雨背泥包,堵缺口,连续奋战了几昼夜,终于战胜了洪魔,减轻了灾害造成的损失。然而,由于平时营养不良,加之劳累过度,又受了寒湿气,张加才一下子病倒了,连续几天几夜高烧不退。刚开始,惜钱如命的他并没有把病当成一回事,以为是伤风感冒小毛病,吃几片消炎、退热的药就会好的,哪知道病越拖越重,最终躺在床上直说胡话,吓得家人连忙将他送到县医院抢救。经检查诊断,他患的是肺结核病,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虽然病情基本好转,但最终却落下了肺结核的病根,给全家人的生活蒙上一层阴影。
几次自杀难遂愿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加才的肺结核病不仅未能治愈,而且还引发了肺气肿、哮喘病等病症,为了节省药费开支,省吃俭用的张加才一直舍不得花钱买好药来治疗,病情复发时,只是从村卫生室买来一些消炎咳嗽药进行简单的医治,实在挺不住了才打吊针输液。2004年9月的一天,他终于又一次被病魔击倒了。经县医院拍片检查,他的结核病已日趋恶化,患上胸膜炎并发症,胸腔里大量积水。为了挽回他的生命,张加才的儿女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还欠下亲友一万余元外债。经过医治,虽然抽去了他胸腔里的大量积水,但却落下下半身瘫痪的后遗症。医生好心地对张加才的儿女说:“你父亲这个病已经没法治了,估计活不了多长时间,把他弄回去买点好的给他吃吃,准备准备后事吧!”
张加才的儿女听了心中犹如刀绞,他们没有想到吃了一辈子苦的父亲,在世上没有享受一天清福,就这么早被医生宣判了“死刑”,尽管心中十分痛苦,愧疚,还是按照医生嘱咐将他接回了家,做好寿衣,作好料理后事的一切准备。
然而,被接回家中的张加才并没有在短暂的时间里悄然离去,而是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着。
病入膏肓的张加才虽然两条腿不能行走,但双手能动,头脑也清醒,面对病痛的折磨,面对沉重的经济负担,他觉得自己愧对妻子和儿女,既然病已无法治愈,又何必活在世上拖累他们,如果自己能痛痛快快地死了,不仅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而且也使妻子和儿女在精神上彻底得到解脱,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滋生自杀的念头。
2004年11月的一天上午,他趁妻子出门赶集偷偷喝下用来为蔬菜治虫的药水,然后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到来。当妻子从集市上归来,闻到屋里有一股刺鼻的药水味,情知不妙,连忙唤来村医生对丈夫进行抢救,也许是农药药效有限,也许是阎王爷还不肯接纳他,在经过一阵紧张的救治之后,张加才并没有遂愿归去。
自己没有死成,家里又白白花了几百块抢救费用,张加才的心里惋惜、沮丧到了极点。他怨艾地对妻子说:“奶奶呀,你找人救我干啥?白白把钱糟蹋了,我早晚是个死,不能再拖累你们了,这十几年病下来,已经欠了你们娘儿几个够多的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毕竟咱们夫妻一场,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呢?你在世一天,我日子过得踏实一天,若是你把我撇下离去,我真不知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说到这里,孟兰英不由伤心地抽泣起来。的确,这十几年来,孟兰英为了丈夫,为了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家庭,她付出了很多很多,由于操劳过度,她自己也落下了不少病症,不仅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去年上半年还患上了脑梗塞,幸亏医院抢救及时才拣回了一条性命。从那时起,她的头脑常有一种迷迷糊糊的感觉。
张加才没有自杀成,他被病痛折磨的日子又得延续下去。也许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受到那种痛苦的滋味,他的五脏六腑就像被掏空了一般,身上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都像被老鼠噬咬一样难受。他想通过自杀来解除痛苦,但是,经历了喝药水事变后,家里人加强了对他的防范,凡是能够用来自杀的物件和用品都远离他的床铺。因为他不能行走,无法下床活动,所以,虽有自杀之意,却难以实现。
张加才自杀的心意已决,既然妻子和儿女加强了防范,他就另外动起了脑筋。2005年春节过后,他借口疼痛难以入眠就寝,让妻子买来安眠药让他服下。刚开始,孟兰英担心他服安眠药自杀,所以对他看护很严,每次只给他服用两粒,而且看着他咽下去才放心地离开。次数多了,孟兰英渐渐放松了警惕,而张加才在服药时则偷偷将安眠药片藏在指缝里,然后故意装着吞咽的样子,表示药已被自己吃下去了,没想到这逼真的“表演”竟然瞒住了孟兰英。到了4月25日,他已悄悄攒下三十多粒安眠药。他估计,把这三十多粒药片都吃下去,自己肯定会痛痛快快、不声不响地走了。这天晚上,他将这些积攒多日的安眠药囫囵吞了下去。然而,这一次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原以为自己会从尘世离去,没想到他在第二天上午又被妻子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是药量不够,也许是他的生命力太顽强,死神再次与他擦肩而过,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人性化执法
这一次自杀失败以后,张加才经常同孟兰英讨论死的话题,竭力打通对方的思想,让她觉得自杀是一种解脱,与其日复一日地经受病痛的折磨和煎熬,倒不如让自己痛痛快快、无怨无憾地去死。在张加才入情入理的开导下,渐渐地,孟兰英的观念也开始转变,她认为丈夫的说法也许有些道理,望着他那被病痛长期折磨得枯槁消瘦的面容和皮包骨头的身子,望着他那绝望的哀怜的眼神,她柔弱的心在一阵阵颤抖。
进入五月份以后,气温渐渐回升,而张加才的病情却日趋严重,没日没夜地疼痛和咳嗽,不仅自己无法入睡,而且连陪护他的孟兰英也难以就寝。
5月5日早上6点多钟,已连续几夜未能入眠的张加才悄悄穿好衣服对陪护在身边的孟兰英说:“老奶奶呀,我疼得实在太难受了,你去把老鼠药拿来给我吃下去,让我早一点走吧,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家里哪有老鼠药呀?”孟兰英莫名其妙地问。
“就放在大橱柜上边,还是两年前村里发下来统一灭鼠的!”
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的孟兰英觉得这一天迟早要来,不由得听从丈夫的安排,在橱柜顶部摸索了一下,果然摸到两包老鼠药。她用剪刀将纸袋剪开,然后将米粒状的鼠药倒在丈夫的手上,看着他艰难地吞了下去。
做完了这一切,就像大功告成了一样,张加才坐在床上开始接二连三地拨打电话。他先给远在上海打工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告知对方,自己已经服下老鼠药了,让他带着媳妇回老家来帮助母亲料理丧事;尔后给村里专门替人家操办丧事的张某打了个电话,告知对方,自己已经服下老鼠药了,待会过来帮助办一下丧事;又给弟弟以及儿女亲家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服下老鼠药了,正在等死。
居住在附近不远的亲戚朋友闻讯后,连忙前来张家探望,张加才见状,忙叫妻子将自己架到堂屋的大桌前陪着说话。转眼间,已过去一个多小时,也许是鼠药早已过期失效,张加才仍然好端端地坐在桌前没有要死的迹象,亲友们因惦记着田里农活,在劝慰了一番之后便陆续离去。
与张家相距不远住着一个名叫于德山的老人,今年已六十八岁,因早年家境十分贫寒娶不起老婆,一直过着艰难的单身生活。于德山虽然不识文断字,但心地善良,待人热情,与乡邻们相处得十分和谐,无论谁家有什么事找他帮忙,他都不惜力气尽其所能相帮。这些年,农村里的不少壮劳力都外出打工挣钱,留守在家的大都是妇女和老人,在农忙季节的节骨眼上,为了不误农时,他今天在这家地里抢着收割,明天在那家水田里忙着插秧,累得他常常是腰酸臂痛、气喘吁吁,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半句怨言,而是觉得十分快乐和踏实。
在乡邻们眼里,雷锋长得什么样从来没见过,但是,于德山老人在他们心目中就是活着的雷锋。提起这些,张加才的父亲更是感慨万千,这位已经八十九岁高龄的张老爹在前几年生活就难以自理,热心助人的于德山在得知后主动请缨搬过来与他同住,无怨无悔地照料他生活到现在。
事发这天上午,于德山刚吃过早饭,就听张加才的二弟说,张加才已经服下老鼠药,快要死了,便不放心过来看望一下。进了张家堂屋,他见孟兰英正陪着丈夫坐在大桌前长吁短叹,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
张加才见于德山前来便客气地招呼他坐下,然后对孟兰英说道:“老奶奶呀,刚才那老鼠药弄得不好是假药,怎么吃下去到现在还没死掉呢,不如你去找一根绳来把我在大屋楼梯跟前吊死吧!”
“他爹呀,不能啊,要吊也不能在楼梯这里吊,媳妇胆小,不然把她吓着了!实在要吊,就到厨房去吊吧!”
张加才听了觉得妻子说得有理,但他早已瘫痪在床,虽然厨房离他所坐的位置只有七、八步远,但他还是无法前去,便对妻子和于德山道:“你们过来把我架到厨房去吊!”
此时,愚昧无知的于德山和孟兰英见张加才执意寻死,以为帮他自杀是做了一件好事,便一人架着张加才一只臂膀来到了厨房门处,由于德山扶着,孟兰英找来一根绳子在门头上打了一个结,因绳子长度不够,她又找来一根布条接上打了一个琵琶扣,然后套到面朝门趴着的张加才的脖子上。
做完了这一切,孟兰英让扶着张加才的于德山先行离开,然后流泪对相守四十多年的丈夫说:“他爹呀,你实在想死我可就松手啦!”说着就将扶着丈夫的手一松,到堂屋里伤心欲绝的哭泣起来。
张加才在家里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出后,热心的乡邻们纷纷前来张家帮助料理丧事。帮助孟兰英将张加才吊死的于德山此时也没有闲着,他在张家的灶屋里灰头土脸地帮着烧火做饭,一边忙乎,一边向他人介绍自己是如何帮助孟兰英将她丈夫吊死的。此时,人群中不知谁冒出一句:“于老爹呀,这件事你可不能往外乱说呀,你虽然是好心帮人,但这是故意杀人呀,派出所若是知道了肯定抓你去坐大牢!”
于德山听了不禁浑身一震,头皮开始发麻,他实在没有想到问题会变得这么复杂和严重。
果然不出村民们所料。当天下午,就在于德山担心派出所会不会找自己麻烦的时候,一辆警车驶进村里,将忙着操办丧事的孟兰英和于德山一起带走审查。
在派出所里,孟兰英和于德山二人态度很好,对作案过程供认不讳。鉴于孟兰英患有多种疾病不适宜羁押,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依法对其取保候审,同案人于德山则被提请县检察院审查逮捕。
针对这起情节和性质都很特殊的故意杀人案,县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没有就案办案,而是从人性化执法的角度,慎重审查处理。在认真审阅卷宗,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他们综合分析了张加才患病、自杀等各方面情况,了解孟兰英和于德山二人一贯的行为表现及当地群众对这起案件的反应。6月2日,县检察院最终以“涉嫌犯罪,无逮捕必要”为由,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于德山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在接到通知后,随即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众说纷纭“安乐死”
因为好心帮人自杀,于德山被警方抓去,现在又被放了回来,在当地村民中引起较大反响。人们在充分肯定司法机关人性化执法的同时,把议论的焦点纷纷转向“安乐死”这个敏感的话题上来。
“安乐死”原意为“安逸死亡”,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在司法实践中,“安乐死”个案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如何处理“安乐死”问题上,由于法无明文规定,司法机关在案件定性、量刑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尺度。有的对帮助实施“实乐死”的人判处有罪,有的则主张判处无罪。长期以来,法学界、理论界对“安乐死”的诸多问题一直争执不休。
改革开放以来,受现代思潮、理念的影响,“安乐死”的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原卫生部一位部长曾说过:“实行‘安乐死’于国于民都是一件有益的事,只是目前条件还不成熟,随着社会进步和传统观念的转变,安乐死迟早会被人们所接受。”邓颖超同志在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她认为“安乐死”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从1992年起,在全国人代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要求对“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使“安乐死”合法化。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郾56%;在北京的一项同样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郾8%。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
有关人士指出,人类个体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人有生的权利,也应该有平静地死的权利,生命诚然可贵,但人应当活得有尊严、有价值,否则,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放弃无价值的治疗选择“安乐死”,标志着人类对生与死的更理性的认识和选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因此,立法机关应针对“安乐死”引发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从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加快推进“安乐死”的立法工作,这正是由本案而引发出来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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