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精选3篇）
京师同文馆 篇1
京师同文馆的开办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序幕。它的设立, 表明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开始由观念变为现实。正是由于它的“头羊”作用, 才有紧随其后一批外国语言学校的创立和众多其他类型洋务学堂的涌现。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京师同文馆建立的历史背景
1860年,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等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 依次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清廷在被迫与英、法等国不断地商谈、签订和修改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 均需翻译官员参与传译, 而清廷的会同四译馆及已经名存实亡的俄罗斯文馆 (成立于1757年, 目的是训练俄罗斯语口译和笔译人员) 自然无法提供懂得英语的翻译官员。除了林则徐为了解敌情设法雇佣多名中国人做翻译外, 在许多谈判中, 清廷干脆直接依赖英、法、美等国使节所带的翻译进行传译。当时, 英、法、美等国也还没有经过正规培养通晓汉语的翻译官, 于是他们主要雇佣在华传教士充当临时翻译。而这些翻译人员中不少已是“中国通”, 他们往往在谈判前向本国的谈判代表提供大量中国政治、军事情报, 并为谈判出谋划策;谈判时则竭尽恐吓与欺骗伎俩, 为本国攫取更多的特权, 甚至利用中方无人通晓外语之际, 在外文条约的文字中弄虚作假。
在这种形势下, 清朝统治集团的洋务派极力主张兴办学校, 培养外国翻译人才。清廷要臣恭亲王奕䜣等于1861年上奏:“欲悉各国情形, 必先谙其语言文字, 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 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恐无以悉其底蕴。”[1]214李鸿章也认为要办洋务, 培养译员是第一步。他指出, “互市二十年来, 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 其尤者能读我经史, 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 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 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 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 仅持通事。凡关于军营交涉事务, 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 而其人逐为洋务之大害”[1]202。清廷中顽固派尽管死抱住祖传封建教条, 坚持闭关自守, 反对洋务变革, 但此时此地也无可奈何地同意由“拒夷”的立场转变为有限度的“与夷合作”的立场。之所以有这样的立场转变, 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惧怕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坚船利炮再次入侵北京;二是企图借助洋枪洋炮来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就这样, 满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两派势力, 在兴办新式学校, 培养洋务、翻译人员这一点上, 至少暂时有了一致的意见。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 随着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的涌入, 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影响了朝野一批有识之士。苏州一位为李鸿章当过几年幕僚、备受人们尊重的学者和教育家冯桂芬, 曾经强烈呼吁政府鼓励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各种学科。他曾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文章, 在文章中哀叹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无知, 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认识到中国同西方列强继续接触是不可避免的, 他把20年来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所遭受的奇耻大辱, 归咎于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和依赖于那些无能的中国通事来翻译西方著作和介绍西方情况。冯桂芬对后一弱点感到忧心忡忡。他指出有许多外国人学会了中国语言并熟悉中国的事务, 有些甚至读过中国的经书和历史,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不会讲欧洲语言, 对西方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与西方人谈判时, 中国官员完全依赖那些通事。他们不外是两种人, 一种是出生于广州或宁波的只懂得外语皮毛的闲散商人, 另一种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这些人出生于社会地位不确定的贫苦家庭, 其中有些人已经洋化, 有些人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这些通事对于中国或西方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仅有肤浅的外语知识。这对于跟外国人谈判, 以及对西方力量与意图的正确估计, 都是极大的障碍。冯桂芬认为, 挑选可以依靠的能顾及国家利益的读书明理、聪明才智之士, 给他们以外国语言和文化科学的教育, 培养其成为翻译人才是十分必要的。他提出要改革科举制度, 采取西学, 设翻译公所, “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
与此同时, 在华的西方传教士认为, 富强的中国可能更有利于他们通商和传教事业的发展。目睹中国衰微不振之状况, 他们时常著述、演讲、上书、游说, 希望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当然也希望由清政府官方出面兴办学校, 培养通解英文的人才。1840年, 美国基督教美理会传教士卫三畏曾提议, 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创办美华书院。这是西方传教士第一次提出利用退款办学的方案。这个方案只是由于当时美国国务院反对而终未实现。在通商之五口岸设置商栈洋行的西方商人, 早就在巴望中国能多开设洋学堂, 尽快培养一批懂洋文的帮办, 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所以, 他们也乐意从在中国巧取豪夺来的大笔钱财中, 拨出一个零头资助清朝官方来兴办学校。据毕乃德回忆, “赫德对于文馆, 自然就极热心, 允许每年由海关支付项款维持文馆, 要求丁冠西担任总教习, 而且关于文馆财务, 也允他一力经营”[2]63。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帝国主义先后得到了往北京派驻使节的权利。为应付频繁的外交事务, 清咸丰帝于1861年正式批准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逐步取代原来的鸿胪寺、理藩院及会同四译馆来统一管理外交事务。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0款有三项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 遇有文词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 亦照此例”。培养洋务人才, 为当务之急。因此, 奕䜣奏请设立英、法语文馆, “查咸丰十年冬间, 臣等于通筹善后章程内, 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 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携带各国书籍来京, 选八旗中资质聪慧, 年在十三四以下者, 俾资学习”[3]15。因一时找不到外语教习, 直到1862年京师同文馆才正式开学。
京师同文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校, 与在中国延续了1200年的以科举为目的的私塾、书院有着极大的区别。从中国英语教学史的角度看, 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学可以说是学校正规英语教学的开端[1]5。
二、京师同文馆的办学过程
咸丰十年, 恭亲王奕䜣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并附章程六条。其中第五条是“认识外国文字, 通解外国言语之人, 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差委, 以备询问也。查与外国交涉事件, 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 文字难辩, 一切隔膜, 安望其能妥协”[1]6。至于学生, 奕䜣等建议模仿当年之俄罗斯文馆, 在八旗子弟中遴选, “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 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 各四五人, 俾资学习”[1]。上奏一周后,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月20日成立, 而学馆则因“所请派委教习, 广东则称无人可派, 上海虽有其人, 而艺不甚精, 价则过巨, 未便饬令前来, 是以日久未能举办”[1]14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筹备, 京师同文馆终于于1862年6月正式开学。同文馆先开设英文馆, 招收学生十名, 进行试教。校址设在总理衙门内, 隶属总理衙门领导。同年8月, 奕䜣等提出《新设同文馆酌议章程六条》, 对招生、教师的聘定、学校的管理、考试、学生今后的官阶之待遇及办学经费等六个方面作了规定。1863年4月, 同文馆增设法文馆、俄文馆, 每馆各招生十名。至此, 同文馆已初具规模。1866年12月, 奕䜣等奏请扩大同文馆规模, 在英、法、俄馆之外, 另设天文、算学馆。天文、算学馆于1867年开设, 部分学生来自上海、广州两个同文馆的毕业生。1871年同文馆又增设德文馆, 同年又开设医学、生理学讲座。1888年, 增设翻译处和格致馆。1897年, 开设东文馆, 招收12名学生学习日文。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同文馆全体师生解散。1902年, 京师大学堂复校, 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三、京师同文馆的招生情况
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 要动员青年去攻读外语可是一件难事。在两千多年孔孟儒家礼乐的熏陶下, 上至官僚, 下至一般的平民知识分子都认为学习“华夏正音”之外的语言都是“非王之道”。在中国, 科举考试是通向名誉地位的公认道路, 凡是有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不会选择其他道路。由于普遍的对西学和外国教员持这样的态度, 实际上是不可能劝说人们到新式学堂学习的, 只有那些没有受过传统教育或被认为没有希望而无出息的人才进这种非正统的学校。特别是在当时的京师, 更是如此。所以, 尽管当时同文馆招生条件为“选八旗中资质聪慧, 年在十三四以下者, 俾资学习”, 而且还采取了一些吸引学生入学的措施, 如开头规定学生可以“坐补马甲钱粮”, 后来又供给学生每月“膏火银”三两, 但实际上入学的只有那些在旗人学校无法读下去的, 低能的或是懒惰的孩子, 或是他们的家庭没有什么政治影响的人。据说, 到京师同文馆来学习的旗人家庭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只有少数有才干的学生到京师同文馆来学习, 直到9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京师同文馆初创时, 原定之招生人数按俄罗斯文馆之旧例, “额设学生24名”, 但1862年6月正式开办时, 仅招英文班学生十名。据奕䜣等人奏请, “事属创始, 学生不便过多, 拟先传10名, 俟有成效, 再行添传”[1]6。到1895年, 仅英文馆学生却已有50名之多:“乃近来到馆诸生, 皆婉转恳求习学英文, 而于法、俄、德三国文字, 若有不愿学而不屑学之状。现在英文馆学生业有50名之多, 法、俄两馆各仅有20余名, 德馆尤少, 不过十余名。是英文馆较别馆多至二三倍, 倘有不酌示限制, 则英馆必拥挤不堪, 教习亦有训迪不周之虑……嗣后应如总教习之请, 明定缺额。英文馆以50名为率, 法文、俄文馆以25名为率, 德文馆以20名为率, 著为定额, 以免拥挤偏废。诸生等宜善体此意, 实事求是。”[1]140
京师同文馆的开办顺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潮流, 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外语人才。总结其历史经验, 可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3]李良佑.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清代京师同文馆外语教育概览 篇2
自执掌中国政权以来, 满清政府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 然而, 鸦片战争的无奈落败与《南京条约》的耻辱签署, 使满清政府在面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日益深感屡次与帝国主义各国列强交涉时由于语言不通、文字隔阂对国家主权利益所造成的极大伤害。比如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 按照当时惯例, 朝廷大员出于身份和安全考虑, 不与西人直接进行接触, 而英国人坚持要与信守诺言的朝廷高级官员谈判, 这就使得缺乏那些掌握西方语言文化知识幕僚支持的朝廷高级官员在对英谈判时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只能在炮火威胁下草草签署了根本尚未予以充分思考和讨论的《南京条约》条款, 极大损害了中国领土、海关等政治和经济方面主权利益。之后, 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望厦条约》 (1844) 、《黄埔条约》 (1844) 、《天津条约》 (1858) 、《瑷珲条约》 (1858) 、《北京条约》 (1860) 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 尽管其中主要是由于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血腥的残暴武力所造成的, 但也与当时满清政府缺乏卓越、足够的对外交往人才互有一定关联[1]32。当时, 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外交条款规定:中外交涉条约均用英文书写, 只在三年内可附用中文。并且还规定:自今以后, 遇有文词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为正义。
面对如此境况, 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主张积极学习西方, 兴办“洋务”和“西学”。左宗棠是清末重臣, 他之所以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 概得利于阅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 其云:“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 物形无遁, 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曾国藩也是晚清时期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 虽崇奉程朱理学, 但他也讲究“经世致用”之学, 对于魏源编著的《圣武记》、徐继畲介绍西方各国的《瀛环志略》等书籍尤为推崇, 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构成了他兴办洋务学堂的思想基础。因此, 为了巩固统治政权, 满清政府听从了左宗棠、曾国藩等这些有识之士的建议, 同意在北京开办一所学习“西文”和“西艺”的洋务学堂, 采用班级集中授课形式, 培养专业性的外语翻译人才。这样, 同治元年 (1862) , 满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 开创了中国官办机构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历史先河。当然, 满清政府起初举办京师同文馆的目的较为单纯, 目的主要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才, 以便在与外国人交涉外交事务时“不受人欺蒙”, 显示出极强的“急用现学”的特点。
二、教育内容
咸丰十年 (1861) , 恭亲王奕訢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 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次年, 也就是同治元年 (1862) 6月正式开课, 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作为中国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 京师同文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 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 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在外语教育方面, 京师同文馆初设英文馆, 最早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10人, 后来逐步扩大到招收汉族学生, 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 入学学生逐年增多。之后, 随着对外交往的日渐需要, 京师同文馆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等。为了保证和提高学生的外语教育水平, 京师同文馆自设立之初就聘任了许多知识渊博的外籍教习承担馆务工作, 在40年的办学过程中共聘请过54名各国教习, 包括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 也聘任了包括李善兰、徐寿等在内的中国教习。其中, 同治八年 (1869) , 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后, 他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教学作出过一些革新, 学制改为五年和八年两种。关于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宗旨, 丁韪良曾云:“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 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比如在丁韪良的主持下, 同治十一年 (1872) , 京师同文馆拟订了详尽、规范的八年课程计划, 其中第一年到第三年为基础学习阶段, 主要完成“认字、写字, 讲解浅书 (第一年) ”;“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第二年) ”;“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 (第三年) ”等学习内容。第四年到第八年为专业学习阶段, 主要完成“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四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练习译书 (第五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 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 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 练习译书 (第八年) ”等学习内容。由此可以看出, 京师同文馆最初几年比较偏重纯粹的外语教学内容, 后几年则在保证外语水准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了科技学科的学习内容。京师同文馆制定有严格的考试制度, 分为月课、季考、岁考三种。同时, 每三年还要举行大考一次, 凡列入优等者则升官阶, 凡列入次等者则记优留馆, 而对于劣等者则予以除名[2]57。由于京师同文馆具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 而且基本不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科目, 因此其被人们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这也使得凡从京师同文馆毕业的学生, 在日后都大半担任了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以及学堂教习等职务, 显示出一定的特别性。
三、艰辛历程
在思想保守、落后封闭的晚清时期, 倡导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和传播科技知识的京师同文馆的办学历程并非是一帆风顺, 事实上其自开办之初, 便在晚清京城保守的士大夫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曾讥讽同文馆道:“违背祖制、有丧国体”, 当时的京城前门大街上还贴出了如下对联:“诡计本多端, 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 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 斯文将丧”;“孔门弟子, 鬼谷先生”, 对京师同文馆的办学极尽嘲讽之能事。此外, 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内容, 保守派还以俚语笑骂其是“胡胡闹闹, 叫人都从了天主教”, 至于大臣呈上奏折反对设立京师同文馆者更是不可胜数, 以至于朝廷选派负责该项机构的官员时竟然发现无人愿意前去赴任。
由于存在严重的世俗偏见, 在招收外语学员时, 京师同文馆面临的是“投考者寥寥”的尴尬状态, 最后无奈只好一再放宽要求, 规定凡满汉举人、生员、五品以下京外官员皆可投考, 甚至无正途出身的也予以招收, 生源质量自然良莠不齐。比如在丁韪良担任总教习的一次录取时, 全国共有98人投考, 而实际参加考试的只有72名, 最后录取了30名。当时, 总教习丁韪良称这批学生为“老青年”, 但到底有多老, 起初连他本人也毫无任何概念。某日, 当丁韪良看到一个学生带着一个孩子, 他便问对方道:“这是令郎吗?”对方微微一笑, 答道:“是我小孙子。”之后, 经过深入细致的了解, 丁韪良这才意识到,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几乎全部已婚, 其中还有两对是父子关系。实际上, 京师同文馆当时招收的学生大多仕途落魄, 功名坎坷, 且为有科举功名者所“不屑和唾弃”, 甚至被科举之士斥之为“名教罪人”或“士林败类”, 而对于这些接受外语教育的学生而言, 自己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以至于“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 尽管历经风风雨雨, 京师同文馆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通晓英语语言、熟知西方文化的有用之材, 许多毕业生之后活跃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外交、教育领域,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比如首届英文生张德彝, 他曾侍奉光绪帝阅读英文, 并在四十余年中多次出洋考察, 还先后担任过驻英国参赞, 出使英、意、比国大臣;又如同文馆毕业生沈铎, 亦曾担任过总理衙门的英文翻译官;还如同文馆毕业生汪凤藻翻译了我国近代第一本英文文法书《英文举隅》[3]53。此外, 京师同文馆亦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的标志。紧随其后, 广州、福建、上海等沿海地区纷纷开设近代新式学校, 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典范。光绪二十七年 (1902) , 当近代学制颁布之后, 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改名京师译学馆, 并于次年开学, 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 这也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前身。
参考文献
[1]薛伟强.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原因[J].历史学习, 2005 (11) .
[2]陆茂清.同文馆逸事[J].新一代, 2011 (5) .
浅析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 篇3
一、京师同文馆设立的背景分析
通过对我国近代史的了解发现,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主要是基于以下背景而设立的。
1.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的谈判增多。
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由于势弱, 被迫与英法列强进行谈判并签订不平等条约。由于英法等国的诉求较多, 又常在谈判和条约上做文章, 导致清政府与英法列强签订的条约逐渐增多, 谈判次数也越来越多。在这一过程中, 由于清政府没有英文翻译人才, 常常是借用英法列强所带来的翻译, 或者是依赖当地的外国传教士。但是由于这些翻译人员都是抱着讨好英法列强的心理去的, 所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 清政府并不占优势, 相反多数时候甚至无法正常理解谈判的具体内容。基于这种形势, 清政府决定设立同文馆, 培养自己的英语翻译人才。
2. 在谈判的过程中由于我国没有英语人才, 对条约内容了解得不细。
由于当时清政府没有英语方面的人才, 导致在谈判过程中, 完全无法与对方进行有效沟通, 由此导致了清政府在谈判过程中甚至对条约的内容都无法阅读和了解。往往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就签署了条约, 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当时的谈判中, 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英法列强利用了清政府没有英语人才的劣势, 在条约上大做文章, 采用欺骗的方式, 恐吓、欺骗清政府的谈判官员, 最终为本国谋取更多的利益。这在当时的割地赔款谈判中非常常见。由于对条约内容了解得不细致, 甚至完全不懂条约的内容, 造成了清政府不明不白地多赔了不少白银。
3. 英法等国家故意在条约文字上故弄玄虚, 设置陷阱。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 英法等国家还利用传教士做清政府的翻译, 利用传教士的身份来蒙蔽清政府谈判官员, 在条约文字上故弄玄虚, 用以迷惑清政府官员, 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秘密。有的时候英法列强甚至在谈判条约上设置陷阱, 这为当时的清政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的清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之后, 开始致力于英语人才的培养。于是在当时学馆的基础上, 开办了同文馆, 用来培养英语专项人才。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之后, 培养出了一批英语专项人才, 有效缓解了清政府在谈判中的劣势, 使得当时的社会经济及洋务运动取得一定的效果。
4. 清政府基于正确理解谈判内容并掌握谈判节奏的需要。
由于在谈判中无法正确理解谈判内容并有效掌握谈判节奏, 清政府意识到了英语人才的重要性, 于是在各地学馆开展英语教学活动, 旨在培养大量英语专项人才, 用以谈判之用。从根本需要上讲, 清政府开办同文馆的最初目的是基于正确理解谈判内容并掌握谈判节奏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洋务运动的开展, 对英语人才的需求量大增, 这也给当时的同文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这种形势下, 京师同文馆在英语教学开展和英语人才的培养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为当时的清政府培养出了大量的英语专项人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1]57。
二、京师同文馆英文课程设置特点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非常必要的, 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虽然京师同文馆是在一百多年之前设立的, 但是其英文课程设置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不但在当时取得了积极的作用, 就是对当今的英语教学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经过对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分析后发现, 其英文课程设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注意了英文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的结合。
考虑到当时清政府的现实需求, 不但需要英文方面的语言人才, 还需要既懂英文又了解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这与当今的教学理念比较相似。基于这种需求, 京师同文馆在英文课程设置的时候, 不但偏重了英文语言知识的教学, 还同时开展了专业知识的教学, 使英文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有益地结合在一起, 使这两种教学相得益彰, 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专业知识, 实现了英文语言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双提高。
2. 京师同文馆在开展英文课程的同时, 也注重了汉语课程的开展。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 京师同文馆在开展英文课程的同时, 并没有放弃汉语课程的教学, 而是在英文课程之外, 同时开展了汉语课程教学, 使英语课程和汉语课程能够结合在一起, 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由于当时参加学习的学生素质参差不齐, 京师同文馆开展英文课程的同时, 注重汉语课程的开展, 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使学生的英语能力和汉语能力都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从当时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来看, 多数学生都具备了较强的英语能力和汉语能力。
3. 京师同文馆在开展英文课程的时候, 采用了全英文教材的教学模式。
在京师同文馆开展英文课程的时候, 主要借鉴了当时英国的教材和年级设置。由于当时缺乏必备的英文翻译人才, 当时所采用的英文教材均为全英文教材, 学生受到的教育均是英语语境下的教学。虽然这是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教学措施, 但是在今天看来, 却是优点比较突出的教学方式。因为直到今天为止, 在英语教学中也未达到采用全英文教材的局面。所以, 当时的英文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学生英语能力都比较过硬。
4. 京师同文馆在英文课程设置中着重了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
在京师同文馆开办的时候, 由于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比较迫切, 当时的教学目标比较明确, 就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因此在教学设置上偏重于学生的口语训练及设计英语运用能力的培养, 这与我们今天的英语教学注重语法教育略有不同。在这种教学目标的指导下, 京师同文馆培养了大批英语实用性人才, 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 从教学目标上来看, 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 将培养学生英语实际运用能力放在首位, 体现了当时教学意识的超前性[2]95。
三、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带给我们的启发
从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来看, 其带给我们的启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 给多学科全英文教学带来了启发。
在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中, 所传授的课程不仅包括英文课程, 还包括其他的自然学科, 例如几何原本、平三角、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国际公法等, 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 全部实现了全英文教学。对于整个教学过程来讲, 英文课程更多的是作为工具学科而出现的, 这是与当今英语教学最大的不同。目前在全英文教学过程中, 多数都是英语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实现的。因此, 对于英文教学与其他学科的全英文教学同时开展的做法,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2. 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 给当今的英文教学带来了方法的借鉴。
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进行研究后发现, 其采用的英文教学方法比较先进, 除了采用全英文教学之外, 在教学模式上也借鉴了当时英国比较主流的英文教学方法, 开展了所谓英语中的语文课, 在教授英语语言的同时, 还涉猎了以英语为语言工具的多个领域。通过这些英文课程的设置, 使英语教学的范围得到了扩大, 有效解决了英语教学内容单一, 针对性不强的特点。在京师同文馆毕业的学生, 许多学生的综合能力甚至比现在的英语学生要高, 这带给了我们英文教学方法的借鉴[3]139。
3. 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 给英文教学的教材选择带来了启发。
在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中, 在英文教学教材的选择上, 全部选择了全英文教材, 虽然这是当时的无奈之举, 但是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当时的英语教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英语教学中, 选用全英文教材的突出优点在于可以脱离汉语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使整个英语教学过程中, 学生能够实现完全的英语语境教学, 这对于英语教学是十分有利的。所以, 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 给英文教学的教材选择带来了启发, 给我们现代英文教学以有益的参考。
4. 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 给英文教学目标的设定带来了启发。
通过了解发现, 在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中, 有着清晰的教学目标, 结合当时的形势, 京师同文馆将培养学生的实际英语能力当做了主要的教学目标, 这为当时的英语教学指明了方向, 使同文馆开展的英文教学方向性更强, 促进了英文教学取得实效。从这个经验可以看出, 京师同文馆对于当前的英文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给现代英文教学最大的启发在于:开展英文教学的时候首先应该设立明确的教学目标。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京师同文馆在当时的环境下开展英文课程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英语实用性人才, 其教学过程对当今英文教学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和启发意义。所以, 我们要积极研究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设置的优点, 总结其成功经验, 为当今英文教学提供有益参考和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章征科.清末民初知识分析趋新意识的成因及特点[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9 (1) .
[2]叶德明.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教育思想初探[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