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共10篇）
京师大学堂 篇1
1898年6月11日,光绪谕令《明定国是诏》“,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标志着酝酿筹划多年的京师大学堂正式进入实际日程,7月2日,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内容借鉴了多国教育制度,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大学章程。
一、救亡图存呼唤新式高等学堂
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生存呼唤新式大学堂以育高等人才。“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1]86甲午战败可以说从根本上惊醒了中国的天朝大国之梦。自以为能与日对抗的北洋海军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最终却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这使中国重新陷入民族存亡之地。虽然当时不少国人力求再战,但事实上已无军事实力来“毁约再战”,却表明国人自强图存的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式的西艺兴学育才并非中国之良策,必须重思教育,重谋发展,如何兴学育人再一次摆在中国的面前。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后的发愤图强,重建大学,最终崛起。
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指出洋务学堂教育种种弊端,如“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利禄之路,不出斯途……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提出重思教育,重设学堂,力议于京师设大学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数年之后,则8轩绝域之士,斐然成章;郡国利病之书,备哉粲烂矣。”[2]4即应在京师设大学堂,育高级人才;于各省各地广设学校,广育人才。《请推广学校折》有力地拉开了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序幕,光绪的“著该衙门议奏。钦此”的点批使筹设新的大学堂正式进入官方酝酿期。
同年7月,总理衙门《议覆推广学校折》于文末点明“至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3]6将京师大学堂创办事宜明文交由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有了具体的筹办者,照理说可以步步推进,层层落实,大学堂建立指日可待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无先例可学,缺少足够经费,加上一些手握大权的守旧当权者极力主张缓办。虽然其间社会上下支持者众,社会各界纷纷撰文力推此举“,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厚欤。”[4]229“兴学育才,不可以一日致也,请立学亟亟也。”事实上一直到1898年6月维新变法前都没有实质上的进展。
二、创立京师大学堂
1898年光绪在《明定国是诏》发问,“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这一响亮的发问,实乃令人深思,国家存亡已至关键时刻,必须有所作为。正是在这一谕令下,晚清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已箭在弦上,京师大学堂呼之若出。
谕令开宗明义,令办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于同月的17日命总理衙门发布谕旨废除八股,23日正式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八股取士一经废除,即须有新的教育来替代,大学堂筹办刻不容缓。26日光绪再次发出上谕,要求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即著迅速覆奏,毋稍迟延,其各部院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剋期议覆倘有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治处不贷。”[5]19兴办大学堂,不得有任何拖延!否则严惩不贷!紧接着,7月2日,发布《大学堂章程》[6],大学堂章程的颁布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办学,这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章程中提出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四大要求:拨专款———开办费三十五万两白银,常年经费十八万两。拨官地,以宏建学舍。派大臣,以管理大学堂事务。精选总教习以提纲挈领。章程一出,宣告筹办京师大学堂第一步的成功。
9月21日,政局动荡,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维新派的各项改革措施几乎都被废除。9月26日光绪谕令《著停止变法京师大学堂仍行开办谕旨》,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大学堂不以政治动荡而停止,继续开办,不幸中的万幸也!依然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大学堂具体办学事宜。11月22日,内务府将修缮好的大学堂校舍交给孙家鼐,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开学。孙家鼐通知各省“照得现在京师大学堂业已开办。各省会暨府州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咨送本大学堂,以便核考。”[7]135京师大学堂的招生开学,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进入正常教育秩序,中国高等大学堂由是进入正常化教学。大学堂设有两大类课程———溥通学与专门学,先习溥通学,后攻专门学。溥通学设有“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初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溥通学。”[8]76类似于今天的大学基础课程,每一学生都必须先修。然后才能选某一专门学来修习,专门学包括“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兵学、卫生学”等,这样的课程学习完全符合今天现代大学的学科逻辑与知识逻辑。可惜在1900年5月,义和团运动,北京城大乱,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
1902年1月10日,改任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恢复京师大学堂办学秩序,并将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著悉心妥议,随时具奏。”[9]60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实情作了较充分的调研,提出“办学宜豫定”、“讲舍宜添建”、“译局宜附设”“、书籍、仪器宜广购”、“经费宜宽筹”等五事项,并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蒙学堂章程》等六个办学章程,合称《钦定学堂章程》,由于当年是1902年,也被称为1902年学制,当时也是中国农历壬寅年,故也称为壬寅学制,此期京师大学堂也被称为“壬寅大学”(1898-1900年间则被称为“戊戌大学”)。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完备的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共有8章52节,对于办学宗旨、课程科目、入学要求、学员出身、聘用教习、经费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说明。主要有:明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10]243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为教育方向,课程科目既有传统的中国传统学科,也引入现代西学课程,以京师大学堂章程为基础,京师大学堂逐渐走向近代大学的办学模式,1912年5月,教育总长蔡元培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由此京师大学堂办学由北京大学取代。据已有相关研究可知,京师大学堂不仅在人才培养上有了独立的教育制度支持,更是从具体的学科教育上开创了先河。如,京师大学堂筹划中国第一个大学地理学系,学堂所设的“师范馆”是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之始“,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举行招生考试,师范馆录取首批学生56名。这是中国近代首批高师学生。”[11]可以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启了近代中国大学之路。
三、京师大学堂开启中国近代大学之路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晚清维新变法运动中,急剧的社会动荡,外来列强的种种欺凌,战败,割地赔款,增开商埠,中国陷入民族灾难中,显然它是晚清救亡图存的产物。在酝酿筹办期间,广采他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制度,勾勒出近代中国的国家教育蓝图,并以政权力量推行各项教育措施。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学之门,其开风气之先,树立了全国学堂之表率。
第一,开风气之先,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京师大学堂开旧中国高等教育风气之先,立意新办,为全国高等学堂之表率。李端棻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设立大学堂,招收优秀才俊,育国家栋梁“,以雪旧耻,何耻不除?”张百熙在1902年修订大学堂章程时将大学堂定位为,“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8]75京师大学堂从创办之始便将它定位为全国之表率,育国家之栋梁,待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后,全国兴办大学的风气日盛,到1909年,全国已经创办了110所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引领了全国兴办高等学堂的风气,加快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进程。
第二,开设新学科新课程,大量翻译及编写新教科书。京师大学堂开设有多个新学科。1898年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中提出,京师大学堂拟分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等10门专门学,待修习完溥通学课程后选一门或两门攻读[8]77。这些课程不乏西学的新学科新课程,如农学、矿学、工程学等。张百熙1902年在重订大学堂章程时提出将学科分成两大类———政科与艺科,特别强调医学一门的设置。另外,不管是孙家鼐还是张百熙,都特别关注师范类的教育课程设置。孙家鼐在大学堂里分设仕学馆和师范馆。第一个学堂章程也明确“中国向来无此举,故各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8]75张百熙等在《重订学堂章程折》[12]191(1902)中提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后又在1903年张百熙等编写《学务纲要》重申“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12]193。
京师大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创立了诸多第一,随着大学堂章程的发布,中国大学教育逐渐步入近代化进程,这预示着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它创办后的实际教育效果及办学影响,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
摘要：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随之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借鉴了多国教育制度,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大学章程。1902年政府重修兴学之策,重订大学堂章程,重设大学堂课程,从此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京师大学堂,大学章程,大学制度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篇2
1，李端棻——第一个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
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这是近些年来被许多人引用过的一句话。本文引用这句话，是要提醒人们，在强调北大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曾经为了创办北大而呕心沥血的前贤们。
而在这些前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李端棻。
李端棻，字苾园。贵阳人氏。清同治二年(1863)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要职。在晚清重臣中，李端棻属于思想开明，胸襟开放，能够抬眼看世界的极少数之一。他在云南任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他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遏制了不正之风。在任监察御史期间，他曾就加强海防，整顿武备，简化“大礼”仪制等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襟。他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特别要提到的是，梁启超就是李端棻发现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之
光绪十五年(1889)秋季，李端棻以大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也就是在这次乡试中，他发现了才华超群的梁启超。梁启超在这次乡试中，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从而引起了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官王仁堪的注意，两个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李端棻想到自己多年担任乡试的主考官，却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华超群的学子，感到应该和他见见面，同时，又想到自己还有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缀合这门婚事，并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的学子。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由于李先提出，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半响说不话来。两人只好相视而笑。后来梁启超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李端禁家。
李端棻不仅是一位饱学的名儒，在政治上也很有抱负，倡导新政、新法。主张变法图强以救中国。1896年6月，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建立现代学制的方案，疏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会设中学堂，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重点教习外文、算学、天文、地理、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图书馆、科学馆、翻译局、办报纸和派留学生等。他满有信心地说，如果采纳了这些建议，“自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据说，这个奏折出于梁启超的手笔，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1898年，戊戌变法正式开始，6月光绪皇帝下令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令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8月，原礼部尚书因阻挠变法被革职，65岁的李端棻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长)，主持教育改革。这时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已被慈禧太后强行免职，清朝政府中积极参加变法的二品以上文官仅李端棻一人。李端棻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活动，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十余名维新名士，戊戌变法时，进一步策划新政，与顽固派作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他的维新思想还影响和启迪了流寓京师的贵州籍人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时，贵州举人纷纷参加，现存603人名单中，贵州竟有九十余人，几乎占六分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李端棻被革职发配新疆，在外流放三年，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历尽坎坷，终于于1901年，被赦回原籍贵阳，那时他已69岁。
可贵的是，回到贵阳的李端棻，并不因年老多病而丧失原先的激情与斗志，仍坚持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学，开通风气，还关心桑梓，开办矿业，兴办学校。
李端棻政治上具有卓识，学术上渊源亦深。又善书法，融欧、赵为一家，远肇二王，刚柔相济，极有姿致。晚年喜作楷、行书，楹联字幅。敝寓珍藏李端棻楹联原为合肥李国松旧藏，书云：“手携雷焕双龙剑，迹偏穆八骏图。”上款：木公大教习雅属。李国松，号木公。他是李鸿章的侄孙李经羲的儿子，也是南北知名的大学问家和大收藏家。据说，李国松视藏品如生命，他书房的钥匙总是随身携带，一刻不离。
从楹联原裱标签书“李尚书”，来判断，此时，李端棻正在礼部尚书任上，李国松时任庐州中学监督，故有“大教习”之称。
李公楹联之上联“雷焕双龙剑”取自《延津剑合》的故事。雷焕晋人，据说，他偶然得到“纯钩”、“湛卢”雄雌双剑，将其一赠友张华，张氏携剑到延平津口，其剑化成一龙，津水中亦钻出一龙，凑成一双，飞舞升天而去。张华将此事说与雷焕，雷焕云：去岁渡延平津口，自佩之剑失手落入水中。这个故事，明·凌濛初《三刻拍案惊奇》中亦有演义，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是章开篇词云：世间奇物缘多巧，不怕风波颠倒。遮莫一时开了，到底还完好。丰城剑气冲天表，雷焕张华分宝。他日偶然得到，津底双龙袅。此词名《桃源忆故人》，说着世间物事有些好处的，虽然一时拆开，后来必定遇巧得合。至今人说因缘凑巧，多用“延津剑合”的故说。下联“穆王八骏图”的典故，最早见于周朝。周穆王50岁才得到王位，他为了尽快建功立业，决定巡行各地。苦于一时弄不到一匹好马，马上上路。恰巧有北唐人进献一匹千里马，周穆王大喜。那些讨好的大臣见状，也纷纷搜寻名马进献穆王，不几日共得八匹骏马，都是天下无比的名驹。从此，八骏就成了“龙
马精神”和“马到成功”的象征。
2.孙家鼐——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代的京师大学堂，这是人们熟知的。北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是曾以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于世的著名学者严复，这也是人们熟知的。而创建于一百多年前的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名字就不一定是人们熟知的了。上个世纪末，我曾与程陶庵先生合作在北京和西安举办“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墨迹”展，在展厅的显眼处我们极为敬重地悬挂了孙家鼐书写的对联，展览期间，参观者中询问孙家鼐为何许人者，不下数十人，其中就有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人士和在校生。
孙家鼐，字燮臣，号蛰生，又字空卿，晚号澹静老人，室名澹静斋，谥号文正。安微寿州人(今寿县)，咸丰九年中状元，任修撰，湖北学政。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光绪间，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并列强学会，管理官书局。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设立大学堂。之后，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又上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他认为，当时中国已有的各类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至多只是造就几个专事训诂考据的腐儒或翻译人才，略带新式的学堂，也不过囿于一才一艺，并不能合国家之大用。因此，应将中国旧有学堂和西方大学之所长集于一身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京师大学堂从开办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遭到保守派的竭力阻挠和攻击。孙家鼐亦因大学堂的创立而饱受清廷保守派的攻击，甚至被官降一级。1909年他去世后，又遭后人的漠视，创办大学堂初期的许多业绩得不到肯定。
如此作为，显然对孙家鼐是不公正的。他不仅是力主开办京师大学堂并首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重要的是他在大学堂的初创时期就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而且在他的推荐下，总理衙门同意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来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具体教学和行政事务，成为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以新的方式改革教育内容和宣传西学。从此，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取代了旧式的科举制度，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由此全面兴起。
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说过：“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可见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北京大学是中华民族之魂的一个缩影，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新文化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阵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北大百年校史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浓缩。”(摘自《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第九章)由此说来，作为当初奏请清廷开办京师大学堂并首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孙家鼐是功不可没的。
孙家鼐亦善书法，但存世不多。近些年来，拍卖市场上和民间交流中，几乎没有见过孙氏的寸缣尺素。文中所示孙先生书写的信札，是我唯一的一件孙氏手迹。孙氏乃典型的“士大夫”，书法是标准的“馆阁体”。以下即是原文：
凤纪更新，鱼缄远贲，辱承奖饰，深切感惭。敬惟仲怡大公祖大人：抚序延釐，顺时笃祜，布阳和之盛德，仁风膏雨，普召祥和，应元会之昌期，瑞日祥云，渥承恩宠，引瞻吉蔼，莫罄颂忱。弟久忝朝班，无裨国是，鹈濡滋惺，蚊负时虞，幸百谷之丰登，成歌乐岁，际三阳之泰运，顺颂宜年。肃泐复贺新祺。恭请台安。谨璧谦版。治愚弟孙家鼐顿首。
所谓“馆阁”，是北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另增设秘阁、龙图阁、天籁阁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通称“馆阁”。明代将其执掌移归翰林院，故翰林院亦称“馆阁”。清代沿之。馆阁中人常须应制作文章，其文体、书体皆力求典重工致，世称“馆阁体”。孙氏以“馆阁体”书致仲怡先生，我想大概是出于尊重对方的缘故。
“仲怡”是吴重熹(1838－1918)先生的字。清末历任福建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西巡抚、河南巡抚等。
京师大学堂翻译教育的多元化新探 篇3
一、清朝末期的翻译机构及其翻译政策
1.京师译学馆:近代中国翻译教育的雏形。光绪二十五年,京师同文馆正式并入京师大学堂,张百熙等人奏请将其改为翻译科,清政府便于京师大学堂北河附近设立译学馆,将翻译科正式并入其中。京师译学馆从建立到结束共有九年的时光,曾广泉任第一任监督,其虽非同文馆出身,但是精通外语,曾出使欧洲,并经常为科技刊物翻译稿件。当时的译学馆共聘任125位教职员,其中中国职员110位,蔡元培、丁福保等便曾应聘任教。可见,译学馆是清朝末期外交及翻译人才培养规模最大的一所机构,其为清政府培养了大量的翻译及外交人才,同时为以后的翻译教育发挥着重大作用。译学馆先后招收甲乙丙丁戊五届学生,800余人,分别学习英、法、德、日、俄五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实际毕业的仅300余人。译学馆每届招收学生,报名者很多,《京师译学馆校友录》中提到:“每岁本馆监督请于学务大臣,以定格召集学生,抱文书望门而求试者达数千人。考其家世,则自公卿贵胄无弗具也。”[1]16当时,招收丙级学生100多名,而报名者达数千人“,公卿贵胄”弟子也很多。这样,学务大臣不得不采取考试的形式择偶录取。同时,译学馆毕业的学生在大多在外交部、驻外使领馆任职。可见,到了清朝末期人们已经对翻译教育及工作在态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看法的变化。
2.清朝末期翻译教育的政策。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或维新派建立了系列的翻译教育机构,如京师同文馆、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广学会等,其主要培养翻译及外交人才,翻译内容主要以西方科技知识为主。甲午战败后,维新派的实力占据强势地位,他们创办了一系列的翻译机构,主要介绍与传播西方文化及科技知识,以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基础。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早在17世纪,太常寺少卿龚鼎孳在其奏呈顺治皇帝设立四译馆中提到“:请给公署,以便译学”“、开缺注册,以重执手”的翻译主张。可见,四译馆在当时除了有翻译教育的功能外,还成为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功能。这为以后的翻译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晚清时期的京师同文馆是最具影响力的翻译机构,其影响了中国的翻译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这些翻译学校属于官办机构,在翻译教育上有着明确的章程,《同文馆章程》、《奏定译学馆章程》等。对于入馆的学生,各译馆都有着严格的限制“,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13岁以下者,俾资学习。”该章程还对学生人数进行限定“,学生不便多,拟先选十余名,见成效再行添加,仍不得25名之数。”通过对清末翻译机构的考察发现,京师大学堂注重外国语言文字的训练,并辅以外国文学课程的教育实践,这实践上体现着“改造旧文学”这一翻译教育思想的变化历程。
二、京师大学堂翻译教育的特点
1.“中西并重”的指导思想,偏重英语课程。京师大学堂在学习外文的同时还兼学算术、物理等西方科学知识,同时还注重中国传统文学及历史的学习。中国文学主要包括古文渊鉴、历代文章名家流派、历代名臣奏议等课程,同时将国文与英文设为主要课程,两门功课任何一个不及格便直接影响学生的毕业。例如,乙级英文科学生陆洪奎在毕业考试中,平均成绩远高于优等学生,但由于其国文不及格,只能降级处理。历史档案馆中记载京师大学堂资料中便有一份试卷,其内容主要围绕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而为的作为,其评语为“意乃真切,文风简约。”[2]89从这份试卷中可见京师大学堂翻译教育的具体考试形式及师生的学习态度和素养。在所列课程中,英语占据重要位置,英国文学教育已经进入课堂,英语课时占总学时的比重较大,以后还呈上升趋势。随着英语语言水平的提高,还会增加句法、会话、文法、作文等语言训练的课程比重,此后便在此基础上兼授其他内容。这种教育方式由浅入深,首先从最基本的读写开始,在基础扎实后进行文学作品的阅读,有着良好的教学效果。
2. 注重英语与专业课程的衔接。在英语课程比重提高的基础上,京师大学堂还非常注重英语与专业课学习的衔接,很多的专业课在高年级时便由外国教习进行授课。例如,当时的英国教习哈尔便用英语教授甲级英文课三年级以上的法律课程。当时的西方科学主要通过英语的学习,以帮助他们掌握国际法、政治学等专业方面的知识。例如,乙级英文课的钟文轩在学期间便制定了“中英阅读辑要”,后经学部审定为高等教育参考用书。更高年级开设的课程主要为论文写作、戏剧研究、宪法阅读等,这明显已经打破以往高年级翻译、绘画等的课程设置。英文科使用的英文教材都是来自于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这说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设置及教育方式上都以突破翻译教育的要求。同时,还在语言文字训练的基础上开设有国外文学写作内容。总体上看,英国文学课程设置还存在课程编导不够专业,但学制中出现的英国文学模式在翻译教育中的实践,说明京师大学堂翻译教育开始注重英语语言训练与英国文化的互动关系,突出英语学习的自觉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京师大学堂外文师资及具体科目设置之间的关系。例如,英文科初级教习基本上毕业于教会学校,有些还有国外留学经历,有着较高的英文素养。例如,林纾的得力翻译协助者魏益也曾现身京师大学堂的讲堂上,他与林纾合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便对西方文学有着较高的感受力与鉴赏力[3]107。总之,京师大学堂翻译教育注重语言及文字训练,采用语言训练与专业学科相结合的教育方式,这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去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的的多元化发展路径
1.采取教习聘任制,以外国语言文字学习为主。京师大学堂的翻译教育实行聘任制,明确提出分设教习以专训课,可以同时聘请国内外两种教员。从聘请的教师看,当时的京师大学堂汇集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其中聘任的第一任外国教习为传教士包尔滕,当时又八旗教习提出“止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这种聘任制的教育形式不但保证了师资的稳定性,而且还有利于员工的合理流动。例如,当时的傅兰雅曾被聘任为京师大学堂的英文教习,后来又受聘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担任翻译,京师大学堂的教习不但有傅兰雅、李善兰、华蘅芳等专业人才,而且还有国文与外文知识兼备的舒高、赵元艺等人。当时国内对于聘任外国教习有着不同的看法,张之洞认为外国人担任教习有利也有弊,首先,师生言语不通,仅习其语而不得其学;其次“,西人往往故作迟缓,不尽其技,西师之废已为巨款”,造成翻译人才培养的延误。当时的课程设置以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为主,并将汉语作为必修的内容,李鸿章提出“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贡生课以经史文艺。”从这里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已经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京师大学堂的翻译教育只是为了急学先用,而并不愿意影响自己的功名。《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遇乡试、会试,学生有愿应征者准给一个月假期。”从这里可以看出,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理念,学堂学员的翻译教育只是急学先用,并不愿意影响自己的功名。《大学堂章程》中指出:“凡遇乡试、会试,如有学员愿意应试者,准许一个月假期。”[4]74
2.以培养翻译人才为重点的多学科新式学校。《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对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有着相信的论述,其中有人伦、文学、历史、地理、算术等西方课程,译文馆中还开设有俄文馆、日文馆等。从这里可以看出,京师大学堂已经发展成为以培养翻译人才为重点的新式学堂。另外,学堂对学员的评估较为严格“,分期以骥勤懒,限年以定优劣”,其主要分为月考、季考与年考,并且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优秀的学者可以授予八、九品官职,不及格者留校继续学习。试卷的评阅主要由清政府特聘的外国教习及总理衙门的官员进行评级,优秀者给予奖励,差者予以开除。根据《大学堂章程》规定,馆内教习有陈馆务事的权力,当时的提调相当于校长,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便是第一任总教习。章程中还指出,“今改设大学堂,无用由内阁理藩院咨询,以归简易,应由陈衙门办事司员中筛选满汉各一员,兼职馆内提调,所有馆务皆由其专心经理。”章程中还对翻译人员的设置、门类及业务管理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时期的翻译教育已经实行政务与教务分开的管理方式。京师大学堂的翻译教育学制为六年,课程内容主要由外文、基础课程及专门课程三类组成,其中外文教育主要以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五个国家的语种中任选一种,务必专精,不需要兼习。
参考文献
[1]黎难秋.清末译学馆与翻译人才[J].中国翻译,1998(3).
[2]邱志红.京师译学馆英语教育初探[J].北京社会科学,2011(6).
[3]吴洪城.清末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刍议[J].高等教育研究,2013(2).
京师同文馆记 篇4
为了不受洋人欺蒙
京师同文馆的前身是乾隆年间创设的俄罗斯文馆，目的是为政府培养俄文译员。学生定额24名，由八旗挑选，其管理人员属于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俄罗斯文馆划归该衙门办理，但此时已经名存实亡，学生只是为了领取薪水来馆而已。由于在办理对外交涉事务中，政府急需外语人才，恭亲王等建议广东、上海督抚选送通解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到北京做教习。然而，广东、上海两处一时都没有找到相当的人才。
1862年6月11日，在恭亲王奕等主张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挑选八旗学生10人，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官办近代学校，是北京近代教育的开端。当时办学目的：与洋人开展外交时“不受欺蒙”。
学生淘汰率很高
清政府举办京师同文馆，据恭亲王报告，是培养满族翻译人才。开始时京师同文馆只设英语馆，后来逐渐增加了俄、日、法、德等语言。4年后，京师同文馆开办科学馆，学习科目增加了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学等。学生修业年限为8年，前几年偏重外语，后几年增加其他学科的学习。学生有月考、季考、岁考，还有大考。对这几种考试，简单介绍下，月考在每个月的初一举行，季考分别在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初一举行，而岁考指的是每年十月定期举行的面试，至于大考则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优等的保升官阶，次等的留馆继续学习，劣等的开除出馆。由于考试严格，学生淘汰率很高。丁韪良当校长后，40个学生很快就被淘汰掉34个。
学生开始时只有10人，后来逐渐增加到120人左右。学生入学资格要求颇高，须是有科名，如举人、贡生或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年龄在30岁以下京外的官员才能入学。学生不但公费，膳食、书籍、笔墨纸张等均由馆内供给，每月还发给薪水银10两，考试优等者另有奖赏。
京师同文馆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同文馆开创时期的课程，只限于外国语言文字，同时学习中文课程。英、法、俄各文馆也各请外国教师一名，事先有个商定：只准教学生学习语言文字，是万万不准传教的。到了1866年，同文馆增设了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和算学。但并非只教中国传统内容，而是引进了西方近代学科知识。当时有反对者认为：立国的宗旨在于崇尚礼义道德，而不能注重权宜之谋略；治国根本在于正人心，而不能依赖技艺。认为拜洋人为师，简直是“丧心病狂”！正方则认为，洋人正是依仗先进的武器，大肆侵略别国的，大清国危在旦夕，所以必须“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争论归争论，可以说，天文算学馆的设立，是京师同文馆由翻译学校变为近代学校的重要标志。
没文凭但可以有功名
京师同文馆于1872年拟订了八年课程计划，计为：第一年认字、写字，讲解浅书；第二年练习句法，翻译条子；第三年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如果是年龄较大的学生，无暇学习洋文的，可以凭借译本而学习诸科学课程，这样则须5年时间。
同文馆初办时，恭亲王奕便拟了几条章程，做了学制上的规定。比如，“分设教习以专训课”，规定的是中外教习的设置和薪水。外国教习薪水高，中国教习薪水少。另规定：外国教习是不给官职的，而中国教习给予一定官职。毕业标准，没文凭但可以有功名。
同文馆学生专习一种外国文字，英、法、俄、德四馆的学生各不相混。学生毕业没有文凭，但学识精湛的奖以功名。每三年大考后便授予一批，岁考、季考、月考中都有现金奖励。还有每三年一次的大考，由总理衙门执行。每届大考后，给优秀者授以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馆。七品官又考取一等的，则授为主事。考试的时候，总教习、提调、分教习都出来监场。学生考得官职以后，每年的俸银由奏拨各海关支给。
同文馆毕业生一部分留在馆内，一面继续学习，一面从事副教习，同时大都承担西书的翻译任务，一部分毕业生充当了外交使节的译员。1876年后，中国陆续在外国设立常驻使馆，同文馆为这些使馆提供了大量的译员。也有不少毕业生到各省担任外交译员及顾问，后来这些毕业生渐渐升任了外交要职，还有两名担任了皇帝的英文教师。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北京近代学校的正式出现，为北京近代教育的发展树立了样板。endprint
“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这是北京第一所近代学校——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长老会教士丁韪良对同文馆的总结。京师同文馆是如何建立的？为什么说是北京第一所近代学校？
为了不受洋人欺蒙
京师同文馆的前身是乾隆年间创设的俄罗斯文馆，目的是为政府培养俄文译员。学生定额24名，由八旗挑选，其管理人员属于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俄罗斯文馆划归该衙门办理，但此时已经名存实亡，学生只是为了领取薪水来馆而已。由于在办理对外交涉事务中，政府急需外语人才，恭亲王等建议广东、上海督抚选送通解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到北京做教习。然而，广东、上海两处一时都没有找到相当的人才。
1862年6月11日，在恭亲王奕等主张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挑选八旗学生10人，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官办近代学校，是北京近代教育的开端。当时办学目的：与洋人开展外交时“不受欺蒙”。
学生淘汰率很高
清政府举办京师同文馆，据恭亲王报告，是培养满族翻译人才。开始时京师同文馆只设英语馆，后来逐渐增加了俄、日、法、德等语言。4年后，京师同文馆开办科学馆，学习科目增加了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学等。学生修业年限为8年，前几年偏重外语，后几年增加其他学科的学习。学生有月考、季考、岁考，还有大考。对这几种考试，简单介绍下，月考在每个月的初一举行，季考分别在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初一举行，而岁考指的是每年十月定期举行的面试，至于大考则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优等的保升官阶，次等的留馆继续学习，劣等的开除出馆。由于考试严格，学生淘汰率很高。丁韪良当校长后，40个学生很快就被淘汰掉34个。
学生开始时只有10人，后来逐渐增加到120人左右。学生入学资格要求颇高，须是有科名，如举人、贡生或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年龄在30岁以下京外的官员才能入学。学生不但公费，膳食、书籍、笔墨纸张等均由馆内供给，每月还发给薪水银10两，考试优等者另有奖赏。
京师同文馆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同文馆开创时期的课程，只限于外国语言文字，同时学习中文课程。英、法、俄各文馆也各请外国教师一名，事先有个商定：只准教学生学习语言文字，是万万不准传教的。到了1866年，同文馆增设了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和算学。但并非只教中国传统内容，而是引进了西方近代学科知识。当时有反对者认为：立国的宗旨在于崇尚礼义道德，而不能注重权宜之谋略；治国根本在于正人心，而不能依赖技艺。认为拜洋人为师，简直是“丧心病狂”！正方则认为，洋人正是依仗先进的武器，大肆侵略别国的，大清国危在旦夕，所以必须“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争论归争论，可以说，天文算学馆的设立，是京师同文馆由翻译学校变为近代学校的重要标志。
没文凭但可以有功名
京师同文馆于1872年拟订了八年课程计划，计为：第一年认字、写字，讲解浅书；第二年练习句法，翻译条子；第三年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如果是年龄较大的学生，无暇学习洋文的，可以凭借译本而学习诸科学课程，这样则须5年时间。
同文馆初办时，恭亲王奕便拟了几条章程，做了学制上的规定。比如，“分设教习以专训课”，规定的是中外教习的设置和薪水。外国教习薪水高，中国教习薪水少。另规定：外国教习是不给官职的，而中国教习给予一定官职。毕业标准，没文凭但可以有功名。
同文馆学生专习一种外国文字，英、法、俄、德四馆的学生各不相混。学生毕业没有文凭，但学识精湛的奖以功名。每三年大考后便授予一批，岁考、季考、月考中都有现金奖励。还有每三年一次的大考，由总理衙门执行。每届大考后，给优秀者授以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馆。七品官又考取一等的，则授为主事。考试的时候，总教习、提调、分教习都出来监场。学生考得官职以后，每年的俸银由奏拨各海关支给。
同文馆毕业生一部分留在馆内，一面继续学习，一面从事副教习，同时大都承担西书的翻译任务，一部分毕业生充当了外交使节的译员。1876年后，中国陆续在外国设立常驻使馆，同文馆为这些使馆提供了大量的译员。也有不少毕业生到各省担任外交译员及顾问，后来这些毕业生渐渐升任了外交要职，还有两名担任了皇帝的英文教师。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北京近代学校的正式出现，为北京近代教育的发展树立了样板。endprint
“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这是北京第一所近代学校——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长老会教士丁韪良对同文馆的总结。京师同文馆是如何建立的？为什么说是北京第一所近代学校？
为了不受洋人欺蒙
京师同文馆的前身是乾隆年间创设的俄罗斯文馆，目的是为政府培养俄文译员。学生定额24名，由八旗挑选，其管理人员属于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俄罗斯文馆划归该衙门办理，但此时已经名存实亡，学生只是为了领取薪水来馆而已。由于在办理对外交涉事务中，政府急需外语人才，恭亲王等建议广东、上海督抚选送通解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到北京做教习。然而，广东、上海两处一时都没有找到相当的人才。
1862年6月11日，在恭亲王奕等主张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挑选八旗学生10人，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官办近代学校，是北京近代教育的开端。当时办学目的：与洋人开展外交时“不受欺蒙”。
学生淘汰率很高
清政府举办京师同文馆，据恭亲王报告，是培养满族翻译人才。开始时京师同文馆只设英语馆，后来逐渐增加了俄、日、法、德等语言。4年后，京师同文馆开办科学馆，学习科目增加了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学等。学生修业年限为8年，前几年偏重外语，后几年增加其他学科的学习。学生有月考、季考、岁考，还有大考。对这几种考试，简单介绍下，月考在每个月的初一举行，季考分别在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初一举行，而岁考指的是每年十月定期举行的面试，至于大考则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优等的保升官阶，次等的留馆继续学习，劣等的开除出馆。由于考试严格，学生淘汰率很高。丁韪良当校长后，40个学生很快就被淘汰掉34个。
学生开始时只有10人，后来逐渐增加到120人左右。学生入学资格要求颇高，须是有科名，如举人、贡生或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年龄在30岁以下京外的官员才能入学。学生不但公费，膳食、书籍、笔墨纸张等均由馆内供给，每月还发给薪水银10两，考试优等者另有奖赏。
京师同文馆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同文馆开创时期的课程，只限于外国语言文字，同时学习中文课程。英、法、俄各文馆也各请外国教师一名，事先有个商定：只准教学生学习语言文字，是万万不准传教的。到了1866年，同文馆增设了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和算学。但并非只教中国传统内容，而是引进了西方近代学科知识。当时有反对者认为：立国的宗旨在于崇尚礼义道德，而不能注重权宜之谋略；治国根本在于正人心，而不能依赖技艺。认为拜洋人为师，简直是“丧心病狂”！正方则认为，洋人正是依仗先进的武器，大肆侵略别国的，大清国危在旦夕，所以必须“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争论归争论，可以说，天文算学馆的设立，是京师同文馆由翻译学校变为近代学校的重要标志。
没文凭但可以有功名
京师同文馆于1872年拟订了八年课程计划，计为：第一年认字、写字，讲解浅书；第二年练习句法，翻译条子；第三年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如果是年龄较大的学生，无暇学习洋文的，可以凭借译本而学习诸科学课程，这样则须5年时间。
同文馆初办时，恭亲王奕便拟了几条章程，做了学制上的规定。比如，“分设教习以专训课”，规定的是中外教习的设置和薪水。外国教习薪水高，中国教习薪水少。另规定：外国教习是不给官职的，而中国教习给予一定官职。毕业标准，没文凭但可以有功名。
同文馆学生专习一种外国文字，英、法、俄、德四馆的学生各不相混。学生毕业没有文凭，但学识精湛的奖以功名。每三年大考后便授予一批，岁考、季考、月考中都有现金奖励。还有每三年一次的大考，由总理衙门执行。每届大考后，给优秀者授以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馆。七品官又考取一等的，则授为主事。考试的时候，总教习、提调、分教习都出来监场。学生考得官职以后，每年的俸银由奏拨各海关支给。
同文馆毕业生一部分留在馆内，一面继续学习，一面从事副教习，同时大都承担西书的翻译任务，一部分毕业生充当了外交使节的译员。1876年后，中国陆续在外国设立常驻使馆，同文馆为这些使馆提供了大量的译员。也有不少毕业生到各省担任外交译员及顾问，后来这些毕业生渐渐升任了外交要职，还有两名担任了皇帝的英文教师。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及发展 篇5
一、京师同文馆建立的历史背景
1860年,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等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 依次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清廷在被迫与英、法等国不断地商谈、签订和修改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 均需翻译官员参与传译, 而清廷的会同四译馆及已经名存实亡的俄罗斯文馆 (成立于1757年, 目的是训练俄罗斯语口译和笔译人员) 自然无法提供懂得英语的翻译官员。除了林则徐为了解敌情设法雇佣多名中国人做翻译外, 在许多谈判中, 清廷干脆直接依赖英、法、美等国使节所带的翻译进行传译。当时, 英、法、美等国也还没有经过正规培养通晓汉语的翻译官, 于是他们主要雇佣在华传教士充当临时翻译。而这些翻译人员中不少已是“中国通”, 他们往往在谈判前向本国的谈判代表提供大量中国政治、军事情报, 并为谈判出谋划策;谈判时则竭尽恐吓与欺骗伎俩, 为本国攫取更多的特权, 甚至利用中方无人通晓外语之际, 在外文条约的文字中弄虚作假。
在这种形势下, 清朝统治集团的洋务派极力主张兴办学校, 培养外国翻译人才。清廷要臣恭亲王奕䜣等于1861年上奏:“欲悉各国情形, 必先谙其语言文字, 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 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恐无以悉其底蕴。”[1]214李鸿章也认为要办洋务, 培养译员是第一步。他指出, “互市二十年来, 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 其尤者能读我经史, 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 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 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 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 仅持通事。凡关于军营交涉事务, 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 而其人逐为洋务之大害”[1]202。清廷中顽固派尽管死抱住祖传封建教条, 坚持闭关自守, 反对洋务变革, 但此时此地也无可奈何地同意由“拒夷”的立场转变为有限度的“与夷合作”的立场。之所以有这样的立场转变, 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惧怕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坚船利炮再次入侵北京;二是企图借助洋枪洋炮来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就这样, 满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两派势力, 在兴办新式学校, 培养洋务、翻译人员这一点上, 至少暂时有了一致的意见。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 随着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的涌入, 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影响了朝野一批有识之士。苏州一位为李鸿章当过几年幕僚、备受人们尊重的学者和教育家冯桂芬, 曾经强烈呼吁政府鼓励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各种学科。他曾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文章, 在文章中哀叹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无知, 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认识到中国同西方列强继续接触是不可避免的, 他把20年来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所遭受的奇耻大辱, 归咎于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和依赖于那些无能的中国通事来翻译西方著作和介绍西方情况。冯桂芬对后一弱点感到忧心忡忡。他指出有许多外国人学会了中国语言并熟悉中国的事务, 有些甚至读过中国的经书和历史,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不会讲欧洲语言, 对西方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与西方人谈判时, 中国官员完全依赖那些通事。他们不外是两种人, 一种是出生于广州或宁波的只懂得外语皮毛的闲散商人, 另一种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这些人出生于社会地位不确定的贫苦家庭, 其中有些人已经洋化, 有些人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这些通事对于中国或西方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仅有肤浅的外语知识。这对于跟外国人谈判, 以及对西方力量与意图的正确估计, 都是极大的障碍。冯桂芬认为, 挑选可以依靠的能顾及国家利益的读书明理、聪明才智之士, 给他们以外国语言和文化科学的教育, 培养其成为翻译人才是十分必要的。他提出要改革科举制度, 采取西学, 设翻译公所, “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
与此同时, 在华的西方传教士认为, 富强的中国可能更有利于他们通商和传教事业的发展。目睹中国衰微不振之状况, 他们时常著述、演讲、上书、游说, 希望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当然也希望由清政府官方出面兴办学校, 培养通解英文的人才。1840年, 美国基督教美理会传教士卫三畏曾提议, 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创办美华书院。这是西方传教士第一次提出利用退款办学的方案。这个方案只是由于当时美国国务院反对而终未实现。在通商之五口岸设置商栈洋行的西方商人, 早就在巴望中国能多开设洋学堂, 尽快培养一批懂洋文的帮办, 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所以, 他们也乐意从在中国巧取豪夺来的大笔钱财中, 拨出一个零头资助清朝官方来兴办学校。据毕乃德回忆, “赫德对于文馆, 自然就极热心, 允许每年由海关支付项款维持文馆, 要求丁冠西担任总教习, 而且关于文馆财务, 也允他一力经营”[2]63。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帝国主义先后得到了往北京派驻使节的权利。为应付频繁的外交事务, 清咸丰帝于1861年正式批准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逐步取代原来的鸿胪寺、理藩院及会同四译馆来统一管理外交事务。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0款有三项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 遇有文词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 亦照此例”。培养洋务人才, 为当务之急。因此, 奕䜣奏请设立英、法语文馆, “查咸丰十年冬间, 臣等于通筹善后章程内, 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 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携带各国书籍来京, 选八旗中资质聪慧, 年在十三四以下者, 俾资学习”[3]15。因一时找不到外语教习, 直到1862年京师同文馆才正式开学。
京师同文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校, 与在中国延续了1200年的以科举为目的的私塾、书院有着极大的区别。从中国英语教学史的角度看, 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学可以说是学校正规英语教学的开端[1]5。
二、京师同文馆的办学过程
咸丰十年, 恭亲王奕䜣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并附章程六条。其中第五条是“认识外国文字, 通解外国言语之人, 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差委, 以备询问也。查与外国交涉事件, 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 文字难辩, 一切隔膜, 安望其能妥协”[1]6。至于学生, 奕䜣等建议模仿当年之俄罗斯文馆, 在八旗子弟中遴选, “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 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 各四五人, 俾资学习”[1]。上奏一周后,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月20日成立, 而学馆则因“所请派委教习, 广东则称无人可派, 上海虽有其人, 而艺不甚精, 价则过巨, 未便饬令前来, 是以日久未能举办”[1]14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筹备, 京师同文馆终于于1862年6月正式开学。同文馆先开设英文馆, 招收学生十名, 进行试教。校址设在总理衙门内, 隶属总理衙门领导。同年8月, 奕䜣等提出《新设同文馆酌议章程六条》, 对招生、教师的聘定、学校的管理、考试、学生今后的官阶之待遇及办学经费等六个方面作了规定。1863年4月, 同文馆增设法文馆、俄文馆, 每馆各招生十名。至此, 同文馆已初具规模。1866年12月, 奕䜣等奏请扩大同文馆规模, 在英、法、俄馆之外, 另设天文、算学馆。天文、算学馆于1867年开设, 部分学生来自上海、广州两个同文馆的毕业生。1871年同文馆又增设德文馆, 同年又开设医学、生理学讲座。1888年, 增设翻译处和格致馆。1897年, 开设东文馆, 招收12名学生学习日文。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同文馆全体师生解散。1902年, 京师大学堂复校, 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三、京师同文馆的招生情况
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 要动员青年去攻读外语可是一件难事。在两千多年孔孟儒家礼乐的熏陶下, 上至官僚, 下至一般的平民知识分子都认为学习“华夏正音”之外的语言都是“非王之道”。在中国, 科举考试是通向名誉地位的公认道路, 凡是有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不会选择其他道路。由于普遍的对西学和外国教员持这样的态度, 实际上是不可能劝说人们到新式学堂学习的, 只有那些没有受过传统教育或被认为没有希望而无出息的人才进这种非正统的学校。特别是在当时的京师, 更是如此。所以, 尽管当时同文馆招生条件为“选八旗中资质聪慧, 年在十三四以下者, 俾资学习”, 而且还采取了一些吸引学生入学的措施, 如开头规定学生可以“坐补马甲钱粮”, 后来又供给学生每月“膏火银”三两, 但实际上入学的只有那些在旗人学校无法读下去的, 低能的或是懒惰的孩子, 或是他们的家庭没有什么政治影响的人。据说, 到京师同文馆来学习的旗人家庭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只有少数有才干的学生到京师同文馆来学习, 直到9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京师同文馆初创时, 原定之招生人数按俄罗斯文馆之旧例, “额设学生24名”, 但1862年6月正式开办时, 仅招英文班学生十名。据奕䜣等人奏请, “事属创始, 学生不便过多, 拟先传10名, 俟有成效, 再行添传”[1]6。到1895年, 仅英文馆学生却已有50名之多:“乃近来到馆诸生, 皆婉转恳求习学英文, 而于法、俄、德三国文字, 若有不愿学而不屑学之状。现在英文馆学生业有50名之多, 法、俄两馆各仅有20余名, 德馆尤少, 不过十余名。是英文馆较别馆多至二三倍, 倘有不酌示限制, 则英馆必拥挤不堪, 教习亦有训迪不周之虑……嗣后应如总教习之请, 明定缺额。英文馆以50名为率, 法文、俄文馆以25名为率, 德文馆以20名为率, 著为定额, 以免拥挤偏废。诸生等宜善体此意, 实事求是。”[1]140
京师同文馆的开办顺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潮流, 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外语人才。总结其历史经验, 可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清代京师同文馆外语教育概览 篇6
自执掌中国政权以来, 满清政府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 然而, 鸦片战争的无奈落败与《南京条约》的耻辱签署, 使满清政府在面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日益深感屡次与帝国主义各国列强交涉时由于语言不通、文字隔阂对国家主权利益所造成的极大伤害。比如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 按照当时惯例, 朝廷大员出于身份和安全考虑, 不与西人直接进行接触, 而英国人坚持要与信守诺言的朝廷高级官员谈判, 这就使得缺乏那些掌握西方语言文化知识幕僚支持的朝廷高级官员在对英谈判时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只能在炮火威胁下草草签署了根本尚未予以充分思考和讨论的《南京条约》条款, 极大损害了中国领土、海关等政治和经济方面主权利益。之后, 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望厦条约》 (1844) 、《黄埔条约》 (1844) 、《天津条约》 (1858) 、《瑷珲条约》 (1858) 、《北京条约》 (1860) 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 尽管其中主要是由于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血腥的残暴武力所造成的, 但也与当时满清政府缺乏卓越、足够的对外交往人才互有一定关联[1]32。当时, 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外交条款规定:中外交涉条约均用英文书写, 只在三年内可附用中文。并且还规定:自今以后, 遇有文词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为正义。
面对如此境况, 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主张积极学习西方, 兴办“洋务”和“西学”。左宗棠是清末重臣, 他之所以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 概得利于阅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 其云:“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 物形无遁, 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曾国藩也是晚清时期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 虽崇奉程朱理学, 但他也讲究“经世致用”之学, 对于魏源编著的《圣武记》、徐继畲介绍西方各国的《瀛环志略》等书籍尤为推崇, 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构成了他兴办洋务学堂的思想基础。因此, 为了巩固统治政权, 满清政府听从了左宗棠、曾国藩等这些有识之士的建议, 同意在北京开办一所学习“西文”和“西艺”的洋务学堂, 采用班级集中授课形式, 培养专业性的外语翻译人才。这样, 同治元年 (1862) , 满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 开创了中国官办机构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历史先河。当然, 满清政府起初举办京师同文馆的目的较为单纯, 目的主要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才, 以便在与外国人交涉外交事务时“不受人欺蒙”, 显示出极强的“急用现学”的特点。
二、教育内容
咸丰十年 (1861) , 恭亲王奕訢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 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次年, 也就是同治元年 (1862) 6月正式开课, 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作为中国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 京师同文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 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 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在外语教育方面, 京师同文馆初设英文馆, 最早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10人, 后来逐步扩大到招收汉族学生, 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 入学学生逐年增多。之后, 随着对外交往的日渐需要, 京师同文馆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等。为了保证和提高学生的外语教育水平, 京师同文馆自设立之初就聘任了许多知识渊博的外籍教习承担馆务工作, 在40年的办学过程中共聘请过54名各国教习, 包括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 也聘任了包括李善兰、徐寿等在内的中国教习。其中, 同治八年 (1869) , 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后, 他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教学作出过一些革新, 学制改为五年和八年两种。关于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宗旨, 丁韪良曾云:“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 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比如在丁韪良的主持下, 同治十一年 (1872) , 京师同文馆拟订了详尽、规范的八年课程计划, 其中第一年到第三年为基础学习阶段, 主要完成“认字、写字, 讲解浅书 (第一年) ”;“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第二年) ”;“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 (第三年) ”等学习内容。第四年到第八年为专业学习阶段, 主要完成“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四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练习译书 (第五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 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 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 练习译书 (第八年) ”等学习内容。由此可以看出, 京师同文馆最初几年比较偏重纯粹的外语教学内容, 后几年则在保证外语水准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了科技学科的学习内容。京师同文馆制定有严格的考试制度, 分为月课、季考、岁考三种。同时, 每三年还要举行大考一次, 凡列入优等者则升官阶, 凡列入次等者则记优留馆, 而对于劣等者则予以除名[2]57。由于京师同文馆具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 而且基本不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科目, 因此其被人们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这也使得凡从京师同文馆毕业的学生, 在日后都大半担任了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以及学堂教习等职务, 显示出一定的特别性。
三、艰辛历程
在思想保守、落后封闭的晚清时期, 倡导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和传播科技知识的京师同文馆的办学历程并非是一帆风顺, 事实上其自开办之初, 便在晚清京城保守的士大夫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曾讥讽同文馆道:“违背祖制、有丧国体”, 当时的京城前门大街上还贴出了如下对联:“诡计本多端, 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 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 斯文将丧”;“孔门弟子, 鬼谷先生”, 对京师同文馆的办学极尽嘲讽之能事。此外, 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内容, 保守派还以俚语笑骂其是“胡胡闹闹, 叫人都从了天主教”, 至于大臣呈上奏折反对设立京师同文馆者更是不可胜数, 以至于朝廷选派负责该项机构的官员时竟然发现无人愿意前去赴任。
由于存在严重的世俗偏见, 在招收外语学员时, 京师同文馆面临的是“投考者寥寥”的尴尬状态, 最后无奈只好一再放宽要求, 规定凡满汉举人、生员、五品以下京外官员皆可投考, 甚至无正途出身的也予以招收, 生源质量自然良莠不齐。比如在丁韪良担任总教习的一次录取时, 全国共有98人投考, 而实际参加考试的只有72名, 最后录取了30名。当时, 总教习丁韪良称这批学生为“老青年”, 但到底有多老, 起初连他本人也毫无任何概念。某日, 当丁韪良看到一个学生带着一个孩子, 他便问对方道:“这是令郎吗?”对方微微一笑, 答道:“是我小孙子。”之后, 经过深入细致的了解, 丁韪良这才意识到,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几乎全部已婚, 其中还有两对是父子关系。实际上, 京师同文馆当时招收的学生大多仕途落魄, 功名坎坷, 且为有科举功名者所“不屑和唾弃”, 甚至被科举之士斥之为“名教罪人”或“士林败类”, 而对于这些接受外语教育的学生而言, 自己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以至于“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 尽管历经风风雨雨, 京师同文馆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通晓英语语言、熟知西方文化的有用之材, 许多毕业生之后活跃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外交、教育领域,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比如首届英文生张德彝, 他曾侍奉光绪帝阅读英文, 并在四十余年中多次出洋考察, 还先后担任过驻英国参赞, 出使英、意、比国大臣;又如同文馆毕业生沈铎, 亦曾担任过总理衙门的英文翻译官;还如同文馆毕业生汪凤藻翻译了我国近代第一本英文文法书《英文举隅》[3]53。此外, 京师同文馆亦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的标志。紧随其后, 广州、福建、上海等沿海地区纷纷开设近代新式学校, 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典范。光绪二十七年 (1902) , 当近代学制颁布之后, 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改名京师译学馆, 并于次年开学, 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 这也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前身。
参考文献
[1]薛伟强.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原因[J].历史学习, 2005 (11) .
[2]陆茂清.同文馆逸事[J].新一代, 2011 (5) .
京师大学堂 篇7
高中教育研究中心首先要发现高中的问题, 然后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的目的在于提高高中的教育质量。建议高中教育研究中心建立大学与高中教师之间的互访机制, 双方多互动交流, 常态化地打通高中与大学的隔阂。
现在高中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高中发展的政策法规亟待出台。目前没有相关高中的法律, 校长顶着阻力办学。比如教师编制问题, 今天听河南一所学校的校长说, 他的学校有400名教师没有编制, 这真是太可怕了!再比如学校安全问题, 同样没有法律保障。校长没有办学自主权, 而责任却一大堆, 我们讲是“无限责任公司”, 出事了校长就得担着。高中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它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如何规范高中教育的发展等诸多问题现在都没有解决。我们呼吁通过研究, 尽快实现高中教育阶段的立法。 (2) 师资问题。不能以城市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情况, 中国是农业大国, 更多的应该看到农村地区。农村地区或偏远地区的师资力量极其不理想, 缺人, 同时质量不高。高中的师资数量与质量应达到什么标准?该如何保障?很多学生因为高考成绩不好而只能读师范大学, 他们毕业后再从事教育事业, 而最优秀的学生不愿意做教师, 这会影响到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 (3) 课程问题。学校的核心问题是课程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学校开设选修课很随意, 但是否符合学生的需要则考虑得不够, 它的效果如何也考虑得不够, 只是有什么样的教师就开什么样的课程, 而不是学生需要什么而开设什么样的课程。 (4) 管理问题。学校现在没有办学自主权。校长拥有无限的责任而办学自主权却极其有限。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5) 学校评价问题。对学校的评价不要只看有多少人进了清华、北大, 要看这些学校的学生刚入学时的成绩与他们毕业时的成绩相比而进步的情况。这种增值评价才是评价最应该做的。可现在我们的评价很显然没有做到。
北京师范大学东莞石竹附属学校校长高彦春:
高中教育要培养学生热爱学习和生活, 有自主精神, 能协同学习, 否则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很难获得成功。喜马拉雅山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它屹立在高原上。高中范围内的基础教育, 要为大学做准备, 准备好了吗?什么叫准备好了?现在高中与大学的衔接, 注重的是学养的衔接, 德养的衔接还比较薄。对于未来拔尖人才的培养, 我更渴望的是, 北师大能够在德养方面给予很大的引领。我校的一个班能有四个学生上清华大学,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我更期望的是他们以后别太世故了, 别太俗气了, 能有一些理想与信仰。另外, 建议高中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后能分片区地开展活动, 方便校长们在一起相互交流, 相互启发。关于国际化的问题, 我想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国际竞争力的人。所以单纯引入国外课程, 不是很妥当。
山西省实验中学校长苏建庭:
关于办学的特色化和多样化, 其实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 国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特色化和多样化的问题?肯定是我们单一了。分析一下这个单一, 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的体制, 办学体制单一, 都是以公办为主, 民办学校发展不起来。但是体制的问题, 总体上是政府的问题, 是出资人的问题, 学校校长没有这个发言权。再一个, 涉及课程的设置或者说我们的培养目标单一, 说白了就是我们都是瞄准大学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从一个应试的价值取向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这种目标还不是单一的, 比如有的学校瞄准清华北大, 有的学校瞄准一本, 有的学校瞄准二本, 甚至一些学校瞄准的是三本或者高职高专。当然还有说我们培养方式上的单一。但事实上, 我们培养方式也不单一呀, 有的学校靠抓竞赛来提高学校的升学率, 有的可能以加深拓宽来培养学生。我们学校就把教学难度降低, 控制在70%多能保证考个二本。再说方式上, 我们也搞得很多, 体育、艺术、美术、书法特长, 这不是模式挺多的嘛。那么为什么还要提这个多样化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应试和升学的价值导向上来思考我们的多样化和特色化, 我们根本找不到答案。如果不转变价值取向, 我们的教育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应试的升学模式, 那么我们所谓的特色, 所谓的多样化, 可能会演变成单纯的技能培训班。我想这不是我们希望出现的结果。解决多样化、解决特色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如果不能回归教育的本质, 如果不能彻底转变我们的教育价值取向, 我们只能在应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且越来越背离我们教育的一些本质的东西。
辽宁省实验中学校长关俊奇:
现在的高中是千校一面追“分”, 落在育人评价上很难。北师大成立高中教育研究中心,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谈谈多样化这个问题。现在, 各地都在办特色学校, 如果每所学校办出特色, 区域内就多样化了。我们学校办学的特色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体制变化, 二是育人模式变化。
在体制上, 由政府主导, 名校品牌输出管理。这种模式,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个总校十个分校, 占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在育人方面, 我们实施国际课程本土化, 本土课程国际化。我们与美国一些高中合作, 高一、高二的学生, 上午学习国内课程, 下午学习国外课程。现在办学效果挺好。
北京师范大学大同附属中学校长何光忠:
我已从事教育工作31年, 主要反映一些现象:一是高中教育经费不足。听说“2015年高中普及, 取消20%的择校生名额”, 这会使我们的经费更短缺。高中择校生的收费, 主要用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提高教师的待遇。若取消了, 对高中发展有很大阻碍作用。另外, 教师缺编, 代课教师临时代课, 代课的费用主要来自择校费, 而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 后备教师资源不足, 如果上级的经费没有到位, 会导致教师很大的流动。
二是课程改革。大家起初都比较规范地执行新课程方案, 但现在又逐渐回到应试上, “穿新鞋, 走老路”, 校本课程、选修课程都被取消, 还是高考考什么, 学生学什么。
三是评价问题。新课程设置的评价方案是很好, 但落实不了, 主要还是以高考定终身。所谓的综合评价也是流于形式。真正的好学校就是看高考成绩。日常教学中评价单一死板, 以卷面考试为主。
衷心希望通过北师大高中教育研究中心的努力, 使我国高中能够:规范化发展, 多样化、特色化发展, 创新发展。
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中学校长朱丹:
高中教育研究中心的成立, 非常必要。建议中心要多与行政联系, 这样中心的研究结果才能转化为政策推广。另外, 一定要选好实验基地, 一定要到实践中考察, 选择真心实意要干的合作伙伴。再一个均衡化问题, 啥叫均衡化, 就是在政策上不要人为地划分, 不要人为地挖沟, 也不要人为地添沟。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幼儿园、中小学的均衡化, 高中多样化, 大学精英化, 这才是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张国平:
这些年随着新课程改革, 北京很多中学尤其是知名的学校, 都在做高中的特色与多样化发展, 都办了一些特色班。但是, 都是在高一、高二做, 高三都收回。特色办学与高考冲突。
推进均衡发展的教育模式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有矛盾。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不是用考分体现的。另外, 中学这么多年开设很多选修课程, 其实师资力量不够, 希望大学能帮助开展高中的师资培训工作。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校长隋丰俊:
我们讲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那么对于高中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首先要有明确的标准, 拔尖创新人才的质量和整个评价体系都得有一定的标准来衡量。无论如何衡量, 都必须是基于高中生的实际情况。另外, 需要明确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高中的任务是什么, 大学的任务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得研究。如果对于高中的任务认识不清, 就可能会出现“拔苗助长”的现象。
高中是基础教育, 我们讲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要的不是高中培养的学生拿多少专利, 而是要根据学生的爱好和兴趣特点, 在高中阶段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兴趣, 为他们将来在某一方面成为领军人物奠定坚实的基础。
河北省衡水中学副校长王建勇:
大学与中学的衔接点是什么?这应该是大学与高中共同研究的, 应该是双赢的。这个衔接点应该是科学的, 可操作的, 可以出成果的。建议高中教育研究中心改名为“高中教育研究发展中心”, 因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高中教育。另外, 中心的研究要贴近高中的实际, 可分层次地对各地区的高中进行分析。
我们对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做法是开设大学讲堂, 把它作为一门课程来开发, 让学生对大学有更多的了解, 以避免学生对大学专业不了解而盲目选专业, 以及上了大学之后对大学生活不适应。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黄伟民:
我校是我省目前唯一一所211大学的附中, 我们也思考跟大学的合作。如果大学与高中衔接得好, 并有保障机制, 例如设置一个实验班, 学生高考达二本线以上就可进大学, 我才敢放开手去搞。另外, 大学先修课程不能一刀切, 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来进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中学校长助理沈建军: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 一般学校都是成立英才班或拔尖创新班。但是这个班怎么办, 值得研究。我校的做法是: (1) 请大学专家、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来做讲座, 建立常态化的讲座时间表。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励志, 二是为了拓展学生的视野, 让他们对大学的各专业都有所了解, 对社会上的各行业都有所了解, 这样便于他们的生涯规划。 (2) 特色课程。我们开设了学生领导力课程、积极心理学课程等等。 (3) 小班制。40人左右。 (4) 实行导师制。导师不仅关注学生的学科成绩, 也关注他们其他方面的发展。导师要做学生学科与生活的引领者。
另外, 自主招生的力度越来越大, 但是出题方式、出题风格不应千校一面, 应该按各高校的风格来出。高校的试题应有特色,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出什么样的试题。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校长谭斌:
开设A P课程, 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在我国, 开设A P课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是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 可家长不一定这么看。家长认为别的学生学了, 自己的孩子没有学A P课程可能就要吃亏。如果一些学生通过A P课程, 在自主招生中受到了优待, 那家长们就会更加要求自己的孩子也学A P课程。没有A P课程, 学生的负担已经十分繁重, 再学A P课程, 负担会不会更重?另外, 我们很多学校教师不具备编教材的能力,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督学吴智园:
我们高中是为大学输送人才, 只有高中办学多样化, 才能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就高中课程与大学课程的衔接问题, 我认为, 大学先修课程在高中很难推广, 如果先修课程在高考中都不被承认, 势必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那肯定走不了多远。先修课程当然是好事, 有利于拔尖人才培养, 但要考虑到大部分学生达不到那个水平, 大部分学生能够学好现有课程就已经非常好了。
北京市第一O一中学校长助理熊永昌:
高中办学体制问题解决不了, 其他问题很难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公办学校没有什么办学自主权, 其实我们要求的是管理权问题, 能否把管理权交给校长。北京市前两年还有体制改革校、民办校, 现在都是一刀切。从国家层面上, 应该给公办学校校长管理权, 也应该适当地给民办学校一些补贴。
高中原先的办学定位不准, 之前除了考试, 高中和大学没有衔接, 在人才培养上存在脱节。以课程改革解决教育中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很多课程实施之后都有走样, 课程改革遇到体制的墙, 没有翻过。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教研室主任许序修:
京师大学堂 篇8
人口快速成长、城镇化加快、汽车保有量不断攀升, 致使环境和交通压力倍增, 汽车共享商业模式应运而生:首先, 汽车共享方式使用时间弹性比传统租车方式更好、不需要负担保险和维护等费用;其次, 可以异地取车还车;再次, 多人共乘的方式整体性价比更高。因此, 汽车共享不仅是汽车消费模式的创新, 也是出行方式的一种革新。但由于汽车共享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有赖于政府、企业及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协同合作和消费者理念的转变, 其实现和推广仍有待不断深入探索。
5月10日, 首届“526汽车共享工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工信部、科技部、交通运输部、清华大学、中国产业互联网联盟、北京新能源汽车发展促进中心、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绿色国际经济协会等多部委协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宝驾出行高管齐聚一堂, 就拟建“526汽车共享工程”建设专家委员会达成共识, 并为筹建技术专家委员会、评审专家委员会、顾问专家委员会达成初步意见。
据了解, “526汽车共享工程”是实现城市新能源、新技术、新生态的智能化出行方式, 是为创造绿色的智慧共享城市而创立的系统工程, 其在缓解城市交通堵塞、车位紧张, 减少空气污染, 降低对能源的依赖性等问题上具有积极意义。
此次探讨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行业专家学者的前期研讨、论证基础上, 由宝驾出行牵头进行平台的搭建, 并负责相关事宜的推广工作。同时, 宝驾出行将深化与租赁企业、汽车厂商、互联网企业的合作, 至2020年落地实施百城百站计划即在全国100所城市, 每个城市建立至少100个提供电动汽车分时租赁服务的示范汽车共享站, 其中10个重点城市将达到千站规模。
高新民:技术应用是共享经济发展的突破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会长高新民曾牵头做了约四年有关国内外智慧城市的课题研究。会上, 高新民分享了阿姆斯特丹汽车共享案例, 特别强调了共享技术手段的应用。他指出, 移动互联网出来之后, 移动终端及APP的普及, 使整个共享应用的覆盖率或者便捷度和用户体验得到了很大提升。
作为线下物质资源的共享, 高新民认为, 共享经济是互联网的一个新阶段, 而共享平台的搭建则需要物联网、定位、传感器及跟踪技术等相关新领域技术的应用。
同时他指出, 汽车共享在国内的推广难点在于社会信用水平的提升, 单靠企业或某个城市操作成本很高, 需要有切实的解决办法。当前, 技术问题仍然是汽车共享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保证信息等分享的安全性, 尤其应引起入局者的高度重视。
近期一些厂商相继进入分时租赁市场, 并未形成规模效应, 需要有一个平台使这些资源得以整合, 真正实现汽车共享。高新民建议在厂商、租赁公司等之外, 建立如宝驾出行的第四方平台, 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和资源整合, 同时也切实解决相关的安全及便捷性等问题。
王浩:分时租赁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主任王浩首先解释了“不为所有, 但为所用”的汽车共享理念, 并从行业的发展背景、负外部性、优势特点等多方面分析了当下汽车共享的特点—汽车共享既能满足公众的机动化出行需求, 又能让使用者免于私家车应承担成本和车辆维护等, 可填补当前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出行空白, 发挥城市公共交通的有益补充作用。他表示, 汽车共享通常适用于人口密度、公共交通系统完善和私人汽车依赖程度不高的城市区域。
同时, 王浩也指出了汽车共享当前面临的一些障碍:比如城市的停车运营费用问题, 其解决过程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和周期。另外, 城市的停车管理系统也会涉及多个部门,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部门之间协调起来困难较多。
“分时租赁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 包括当下的公务车改革。我相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政策的持续向好, 分时租赁将对汽车共享领域和出行模式的改革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王浩说。
杨东日:智能交通商业模式的核心是信用体系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云计算研究中心主任杨东日表示, 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模式是有代表性的、可开发的, 而其整个商业模式的核心是对信用体系的打造。
另外, 杨东日认为, 现在正是介入智能交通商业模式的最佳窗口期。把前期的工作做好, 一旦新技术模式出来后, 马上与分时租赁结合起来, 未来就有非常大的发展优势。
同时, 他还指出, 当前地方政府都很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 而新能源电动车和分时租赁模式都属于新兴产业战略发展范畴之内, 因此地方政府在推动时会更有积极性。
陈贵如:转变观念便捷出行
研讨会上, 北京新能源汽车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陈贵如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 应促使公众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中国目前还缺乏相关政策和个人信用建设, 所以通过宣传推广等方式转变观念是首要任务。
其次, 相关企业的经营理念也应适时而变。陈贵如说, 从2014年至今北京发放的纯电动小客车租赁指标已达7千多个, 上牌车辆为5千多辆。但拥有纯电动车的租赁公司仅以租赁为主要业务, 真正使用分时租赁模式的仍然很少, 这就需要租赁公司经营观念及时做出调整。
第三, 分时租赁是社会化行为, 目前看公务出行的分时租赁模式更易实现。这是因为这种租赁模式既可以实现减排目标, 也可满足公车改革之后中央机关等工作人员的出行需求。同时, 由于新能源车涉及到充电桩建设和布点的问题, 要实现大范围覆盖意味着重资产投入, 在目前这个阶段还不现实。而政府机关等公共机构用车路线、距离稳定, 同时方便建设配套充电设施, 对新能源汽车租赁来说, 正好扬长避短。
李如彬:打造驾车出行共享网络
宝驾出行创始人兼CEO李如彬表示, 分时租赁模式是把一辆汽车在不同时段分配给不同用户使用的时尚租车方式, 鼓励短时用车、衔接式用车。与私家车相比, 这种汽车共享模式可以大大减少出行成本。
对于为何将共享日定为每年的5月26日, 李如彬解释说, 因为“526”是“我爱绿”的谐音, 去年宝驾出行就倡导发起将5月26日定为“世界汽车共享日”,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今年, 宝驾出行欲携手行业部门和专家共同启动“526汽车共享工程”, 其本质正是致力于智慧城市的交通建设及环境保护。
李如彬还表示, 宝驾出行一直致力于打造驾车出行共享网络, 但汽车共享是一个“重”工程, 新能源车的分时租赁是新事物, 人们需要转变原有的观念, 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厂商、汽车租赁企业等在实施过程中互相“打磨”。他呼吁尽快推进“526汽车共享工程”建设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以便指导及推广汽车的共享理念, 真正实现城市交通的智慧化, 由此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和消费方式。
“汽车分时租赁是分享经济的关键板块, 2016年或将成为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发展的关键节点。”李如彬认为, “巨大的市场前景与明确的政策导向将为未来汽车分时租赁模式的发展打开全新的发展机遇。”
时值国内新能源汽车和分时租赁模式刚刚兴起,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可谓恰逢其时。其提出的理念和行动计划, 不仅为新能源车分时租赁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 也为城市绿色便捷出行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式, 对于未来在汽车共享领域和智慧交通建设上将会结出怎样的硕果, 我们拭目以待。
寻访《山东大学堂章程》 篇9
谈起翌年即是山东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已是耄耋之年、坐在轮椅上的衣复恩询问自己能做点什么。
徐显明如实告知，这次来台湾最重要的目的，是寻找山东大学堂的起源。
山东大学获知，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呈《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获准，由此，山东大学堂成为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但这份《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山东大学寻访多年未果。
在北京参加常委会会议的间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大学现任校长徐显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告诉记者，正是这一次拜访衣复恩，让山大的寻访之途柳暗花明。
弄坏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彩色复印机
“我们一直知道这份章程，但从来没有找到过。”山东大学合作发展部副部长井海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早发现这份章程的存在的，是山东大学原校史办公室主任史若平。1990年，他在山东省图书馆查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份章程的照片，虽然没有具体内容，但足令他欣喜。
从1999年末至2000年上半年，山东大学校史办公室的李彦英与同事到北京寻访《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李彦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跑遍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地，每日奔波，却一无收获。
后来李彦英又去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万县档案馆（抗战后，山东大学内迁到重庆万县），都没有发现章程的踪迹。
寻访未果，他们推测此文件可能会在台湾。于是，2000年徐显明借访问台湾之机，特地去拜访了衣复恩。
衣复恩给徐显明推荐了一个人，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和台湾“国防部长”的孙震。
“孙震也是山东人，在台湾有很大影响，他说我不敢保证现在就能找到，但我会通过各种办法寻找。它总会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徐显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后不久，孙震来山东大学访问，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曾繁仁会见了他，并再一次提出寻找章程之事。
孙震回台后，传来好消息，《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确是在台湾，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孙震的一个学生在故宫博物馆工作，他为此助力不少。
2001年10月11日，山东大学百年校庆之时，孙震以山东大学老朋友的身份出席。这次，他带回了极珍贵的礼物：《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及皇帝朱批的复制本。
新任校长展涛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里，郑重接下了这份厚礼。
据徐显明介绍，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是一个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对与大陆的文化教育交流很热心，复制本是在其大力支持下取得的。跟原件一模一样的复制本价格不菲，由于复制品长达52页，工作量很大，据说弄坏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台价值昂贵的彩色复印机。
“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
远涉海峡复制回来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是山东大学堂的立校之本。
1901年9月14日，即《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的第7日，为挽救危亡，清政府决心兴学育才，变法自强。
仍在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云：“人才为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
此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上谕后，一向赞成改革、重视新学的袁世凯立即组织人员起草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于1901年11月6日上奏。
奏折写道：“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顾学校不难于大兴，而规划实难于妥拟。”
12天后，朱批下来：“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这份奏折里面，附有详尽完整的《山东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四部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学堂经费，共计96节。
《章程》规定了办学的宗旨：“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
《章程》规定，所招收的学生应在15岁以上23岁以下，“通解经史，文理明顺，身家清白，体质强实，并无习气疾病嗜好者”。考试为“策论经义”。毕业后，由总办、总教习选择心术端正、学术渊博者，资遣出洋留学，因为，“出洋留学最易造就人才”。
《章程》详细规划了学校设施，藏书楼、博物馆、病房、浴室一应俱全，甚至规定学生“每七日淋浴一次，凡遇停课日期，有愿沐浴者，亦听其便”。对于寝食作息，均有具体规定。如，夏季早五点半鸣钟一次，早上七点半、中午十二点半和下午六点半各钟鸣一次，分别准备吃早中晚饭。细微详尽至此。
在课程设置上，除经学外，还开设了20多门课程，包括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这在当时，堪称别开生面、颇有清新之气了。
学堂重视体育运动
1901年秋，济南泺源书院门口挂出了校牌：山东大学堂。
彼时，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由于难以维持，已于1900年8月停办，尚未复校，山东大学堂遂成为一枝独秀的官立大学堂。
根据章程，学堂招收了第一批新生300多名，分专斋、正斋、备斋。备斋相当于各州县小学堂，学习浅近知识；正斋，相当于中学堂，学习基础学科；专斋，相当于大学堂，学习专门学科。名为大学堂，本来只应设专斋，但是，考虑到“各府直隶州设立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之小学堂，尚未能一律聚设，虽有大学堂之名，而一时无所取材，惟有先设立备斋，次立正斋，初学易于造就”。
谁是山东大学堂的首任校长，至今仍有争议。一说是唐绍仪（后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一说是周学熙（后两次出任中华民国的财政总长）。
唐绍仪任首任校长的说法，来自于《山东高等学校建制沿革纪略》。这是1914年山东大学堂停办时自己编辑的校史。其中有一份《山东大学堂历任校长名单》提及，唐绍仪、周学熙和方燕年这三名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到校年份都是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但后来山东大学校史办公室经过查阅史料，认为首任校长为周学熙。
袁世凯请来登州文会馆馆主、美国耶稣教长老会传教士赫士为总教习（相当于今日之教务长），聘有教习110余名：清末进士宋书升等30余人任经学教习，归国留学生沙庆、孔祥柯等任科学教习，还聘有英、美、德、日等外籍教习8人。
相比旧式私塾书院，学堂重视体育运动，认为其“不但借以卫生，并可兼娴武备”。每日下午功课余暇，学生都到操场练习体操，并派一名西方人教习督操。备斋学生练柔软体操，正斋学生加练器具体操，专斋学生再加练兵式体操，“以循序渐进”。
不过，尽管设立了许多西学课程，在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框架下，主要课程仍是固“中学之本”。
学堂开设的第一门课即是经学，在礼仪上，尊孔崇道。学堂条规规定：“课士之道，礼法为先，而宗圣尊王尤为要义。”每月朔望之日，由教习率领学生叩拜孔孟，宣讲孔孟之道，“诸生环立敬听，听毕向教习三揖，诸生各相向一揖”。每逢孔子生辰，“均须齐班行礼，以志虔恭”。全校师生除外籍教师外，都是长袍马褂、脑后留辫。由于男女有别，不能男女同校，所以学堂只有男生，没有女生。
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张研所著《原来袁世凯》所述，由于袁世凯过于重视孔孟之道，赫士终与袁不欢而散。
各省在奏折中表示要效仿山东章程
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地书院改办新式学堂，但具体如何改，并无先例。《山东大学堂章程》为当时书院改学堂提供了详实可行的范本。徐显明认为，这份章程具有示范意义，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
1901年11月27日，清政府再次下令：“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拟先于省城建立学堂一区，分斋督课，先从备斋正斋入手，俾初学易于造就，渐有师资，再行次第推广，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而淳淳于明伦理，循礼法尤得成。”因此，要求各省“立即仿举照办，毋许宕延”。
此后，各省纷纷将书院改为大学堂，或新设大学堂。
据山东大学校史办公室副主任李彦英考证：浙江巡抚任道镕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江苏学政吏部左侍郎李殿林将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河南巡抚锡良奏设河南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太原开办山西大学堂，贵州巡抚邓华熙奏设贵州大学堂，江西巡抚李兴锐将豫章书院改为江西省大学堂，等等。
各省在奏折中均直言，学堂的课程、等级、班次，“不外山东章程”，或者是“仿照山东章程”，根据本省的情况和财力，变通办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实行新的教育制度，山东大学堂（彼时已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被裁撤，于1914年停办。
山东大学堂后来历经重办、合并等变迁，《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流落何处，如何辗转到达台湾，已不得而知。
2009年3月，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访问台湾时，向台湾方面请求看看这个办学章程的原件。也是经过孙震从中斡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资料库里取出了这份原件。朱正昌戴上手套、口罩，亲手触摸了这份保存一百零八年的文件。
“文件保存得很完好，几乎看不到任何破损，字迹也很清晰。”随行的山大海外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姬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0年11月3日，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之前，校长徐显明借到台湾访问的机会，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经申请，他和同行的人也如愿看到了这份珍贵的文件。
京师大学堂 篇10
2014年4月6日至4月12日, 应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吴玉军教授的邀请,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哲学和法律系系主任科林·麦克劳德 (Colin MurrayMacleod) 教授进行了题为“儿童·权利·家庭·正义”的系列讲座, 围绕儿童的抚养、儿童言论自由、儿童信念的塑造、父母的自主权、善、儿童身份等问题对儿童政治哲学进行讲解。该系列讲座对儿童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读, 同时也反映出当代西方学界关于儿童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一、儿童抚养:“谁”应该负责?负有什么责任?
谈及儿童, 必然要从儿童的抚养问题说起。儿童是社会中的特殊成员, 他们的发育尚不健全, 需要给予特殊的关心和照顾, 儿童的心智发育水平、道德能力与成人存在差距,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权利方面应该低于成年人。在科林教授看来, 出于社会正义, 儿童应该享有与成人平等的基本权益。
科林认为, 儿童权利问题方面存有最低供应论 (minimum provision thesis) 和平等供应论 (egalitarian provision thesis) 两种理论。最低供应论认为, 所有的儿童都应该获得必要的、基本的养育, 以便过一种体面的和富有尊严的生活, 这需要提供给他们基本的需要来发展他们的道德能力 (moralpowers) 。最低供应论对因种族、民族、阶层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是予以容忍的, 它并不要求所有儿童拥有一样好的童年、拥有一样好的未来前途。
平等供应论有温和与强烈之分。前者认为, 儿童在教养方面应该机会平等。温和的平等供应论比最低供应论要求的要多, 但它允许在儿童教养质量方面有一些不平等, 关注的是儿童的未来。在它看来, 并不是所有发生在童年时期的事情都能影响儿童的未来, 不管是在富有家庭中成长的儿童, 还是在普通环境下成长的儿童, 只要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即可。而强烈的平等供应论认为, 儿童应该享有平等的福利和发展利益, 以确保他们有平等的机会过一种好的生活。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社会正义要求所有的儿童都应该拥有平等的生活前景。
科林教授赞成平等供应论。因为正义要求消除影响人们生活前景的一些偶然性因素, 如种族、性别、国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但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不平等问题就是由这些不可选择的偶然性因素引起的。
科林教授还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即责任敏感性或选择敏感性问题 (responsibility/choicesensitivity)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物质方面的不平等可能与个人工作努力与否、自愿选择怎样的生活等因素密切相关。然而, 在科林看来, 责任感、自愿选择度等主观因素并不适用于儿童, 因为与成人相比, 儿童对责任和选择的敏感度是相对较低的, 儿童并不能意识到承担某种责任或做出某个选择对他未来产生的影响, 责任敏感性只适用于成人。抚养人有义务帮助儿童和保护儿童, 这是抚养人基于正义平等应该承担的。那么, “谁”有责任抚养儿童?在此, 科林教授区分出几种责任:一是无差别责任和有差别责任。前者适用于所有的抚养人, 例如, 所有的抚养人都有责任保证儿童权利不受侵害。这是无差别的责任, 是每位抚养人都必须承担的。在其他情况下, 不同的抚养代理人在满足儿童的要求方面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如学校、家庭和社会, 在抚养儿童方面各自承担的具体责任是不一样的。二是首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儿童监护人有首要的保护儿童权利的责任, 但当首要责任人不能和不愿意履行时, 应该由其他人来承担这一责任, 即为次要责任人。三是辅助责任问题。例如, 在学校, 教师对儿童负有首要责任, 但父母要辅助学校并帮助儿童完成学校任务。四是指导责任与承担费用的责任。指导主要出于儿童不能自理和做出正确决定的考虑, 成人有指导儿童的责任。无疑, 父母负有费用承担的责任。但在此, 科林教授特别指出, 不能让父母承担孩子的所有抚养费用, 儿童接受教育的一些费用以及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一些花费应该由社会或国家来分担。
那么, 在抚养儿童方面, 父母、学校、国家和社会这些代理人是如何协调各自的责任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人们就必须找出它们最基础的潜在联系, 也要顾及抚养代理人的权利要求。科林教授认为, 责任分配存在两种标准, 即策略性配置 (strategicallocation) 和原则性配置 (principled allocation) 。前者主张将抚养儿童的责任分配给最佳代理人, 因为他们有能力保护和抚养儿童, 这对保障和实现儿童的权益是有益的。在科林教授看来, 策略性配置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意义的, 要求父母要尽可能地给孩子提供教育费用, 以便满足儿童成长的要求;同时也能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抚养代理人会失去抚养孩子的资格, 如父母在遗弃和虐待子女的情况下, 就会面临被剥夺抚养人的权利。尽管如此, 策略性配置在很多情况下是说不通的, 如“我的邻居更为富有, 他有更好的能力抚养孩子, 但不能因此就要求他来抚养我的孩子”。
科林赞成原则性配置。他认为, 抚养孩子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如配置正义、尊重父母的自主权、互惠性等。在抚养儿童与保护儿童权益方面, 父母是最佳人选, 国家和社会也应帮助父母承担部分责任, 但他不赞同将不打算生育的人列入责任承担者的行列, 认为不打算生育者分担社会养育儿童的费用, 这对他们而言是不公平的。在父母的自主权方面, 科林教授认为, 父母养育孩子是因为他们希望拥有家庭的温情, 而将抚养孩子的权利交给那些“最适合”的父母, 实际上忽略了父母作为孩子代理人的基本权利。
二、自由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儿童言论自由
从密尔到罗尔斯,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主张言论自由。尽管自由主义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 但自由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探讨并没有聚焦到儿童的特定权益领域。因此, 科林教授在考察自由主义关于言论自由理论的基础上, 对儿童的言论自由问题进行分析。
科林教授认为, 在自由的言论环境下, 儿童可能会受到一些不良影响, 如过度接触暴力和色情的图片、影像资料会导致儿童产生反社会的行为, 使儿童对暴力行为感到麻木, 进而阻碍他们正常的道德发展, 同时也会影响家长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因此, 人们提议应将儿童和成人加以区分, 将一些文件和材料印上“成人”标志, 禁止儿童接触, 诸如色情和暴力的内容。但, 一些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反对将儿童和成人分开, 认为这对成人言论自由构成威胁, 同时, 对成人言论自由会对儿童造成的危害, 他们也深表质疑。
将儿童与成人区分开来的做法, 难道就与自由主义理论相对立吗?科林教授认为, 言论自由主义者不能是绝对主义者。他认为, 言论自由十分重要, 无论是对个体心智的发展, 还是对社会的进步都有显见的价值。但, 过度的言论自由会导致煽动社会仇恨、有损他人声誉的问题。对言论自由予以“时间、地点和方式”上的限制是合理的。对一些诽谤性、煽动社会仇恨的言论加以制止也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言论也有不同的类型, 如政治型言论、宗教言论、审美型言论、科学型言论与商业型言论等, 不同类型的言论应该给予区别对待, 特别是不能让商业型言论主宰整个社会。
既然言论自由十分重要, 那么过度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 因此, 我们就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 即如何使儿童远离有害言论;二是未成年人的言论表达问题, 即怎样承认和尊重儿童的言论自由。
科林教授认为,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儿童的脆弱性, 绝不能将儿童视为单纯被动的存在者, 一定要承认儿童成长时兴趣转变的方式。基于此, 科林教授谈论了三个主要话题, 即儿童在发展方面的权益 (developmental interests) 问题, 主要关注儿童道德能力的提高和健康的发展;儿童的生活品质问题, 主要关注儿童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言论自由如何影响儿童的生活状况;监护人的权益 (guardianinterests) 问题, 主要关注父母是否有权管控、如何管控儿童对自由言论的接触。
科林教授对这三种权益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 未成年人处在尚未定型过程中, 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在儿童道德能力发展中, 如果过多地暴露在一些不当的言论下, 会有损他们正义感的发展;过多地暴露于肤浅的媒体内容下, 会影响儿童想象力的提高, 阻碍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一些广告, 如烟草广告可能会危及儿童的幸福。我们要让儿童接触各种符合其心智特点且令人愉悦的东西, 如健康的图书、影片和歌曲,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在监护人方面, 由于儿童最初阶段会缺乏对“善”概念的认知, 他们要承担起塑造孩子对“善”的认知的责任, 有权控制孩子接触的一些东西。科林教授强调, 监护人可以帮助孩子塑造价值观念, 但不能将价值观强制灌输给孩子。当孩子长大后, 监护人对孩子接触的外在音像、图片等素材的控制权会有所下降, 孩子们也有了他们自己的考虑和想法。
科林教授提出, 平衡儿童的利益, 一方面要获取和扩充有助于儿童权益的言论, 另一方面要消除威胁儿童权益的材料, 把两者平衡起来。人们需要认识到随着儿童的逐步成长, 两者的平衡点会发生变化, 要积极探求成人的言论自由权如何与这种平衡做到共存。
三、塑造儿童的信念
科林教授已经分析了儿童由于自身的脆弱性需要抚养人的引导和帮助, 需要他们引导孩子远离不当的言论, 那么抚养人要如何引导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呢?科林教授在开场白中讲述了自己家族的一个故事, 说他的爷爷是从英格兰到印度的基督教传教士, 后来移民到加拿大, 因为自身信仰的缘故, 爷爷希望自己的父亲也信仰基督教, 为此, 他教导父亲查阅《圣经》, 分享《圣经》中的故事和箴言, 但最后父亲还是没有信仰基督教。科林教授与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旨在表明, 儿童有自我促进 (autonomy facilitation) 的能力, 他们的心智是不断发展的, 孩子们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 确立自己的信念, 人们要尊重他们的信念和选择。由此, 科林教授引申出“苏格拉底式”的培养 (Socratic nurturing) 问题。
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 儿童的情感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发展, 他们会理解和体会人们所追求的各种关于“善”的观念, 获得和评价各种重要事情的信息, 会对一些重要的事情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做出独立且审慎的思考。科林教授认为, “苏格拉底式”的培养方式旨在发展儿童的理性反思能力, 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自主能力。在他看来, “苏格拉底式”的培养方式也包括培养孩子的推理技能, 引导他们接触多样性的观点。
“苏格拉底式”的培养方式有“温和论”和“强烈论”之分。“温和论”认为这种培养方式仅仅是一种手段, 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方式鼓励儿童接受父母赞成的观点。“强烈论”认为这种培养方式恪守尊重儿童自主性、发展儿童自主性的承诺。科林教授指出, “苏格拉底式”培养方式的合理性建立在下列看法的基础上:人们对“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的判断并不可靠, 需要识别正确的观点、修正错误的认识, 需要不断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才适合自己, 即人们需要培养和发展审慎能力。良好的审慎能力有助于人们阐明为什么要承担这一义务, 使人们认为这一责任是自己做出的。而且审慎能力的发展和提升是对“人之为人”的本性的认可, 是对“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的确认。
在科林教授看来, “苏格拉底式”的教育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 如何处理儿童自主性与义务承诺之间的关系, 这一教育是否会将目标的可修正性置于目标的遵循之上, 是否会夸大理性选择的重要性等。
由于儿童心智不成熟, 如何才能让儿童接受父母的启发, 比如家长会让孩子参加课外培训班, 认为这对他们未来发展有很大的益处, 但儿童有时会产生抵触和反抗, 这时家长应该如何解决?针对“如何启发儿童”这一问题, 科林教授认为, 在启发儿童的过程中, 父母必须保证儿童的自愿原则, 他们可能会让儿童接受某种他们认为的对孩子成长有利的事物, 强加给儿童, 但无论如何, 家长需要与儿童进行良好的交流, 这在儿童的养育过程中非常重要。
四、父母自主权
科林教授认为, 父母自主权 (parental autonomy) 问题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因素。儿童生性脆弱, 容易遭受其他影响且具有依赖性, 但父母的养育可以深刻地塑造他们的自主性。与之相对应, 儿童缺乏必要的指导他们自己生活的能力, 不具备与成人一样的自我指导能力, 会服从成人的权威。在现实生活中, 父母塑造儿童的价值观念, 指导他们的生活, 希望将自身“善”的观念传递给儿童。
科林教授指出, 父母自主权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父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管束儿童, 并向其传递“善”的观念。针对这个问题, 科林教授认为, 最低供应论是父母自主权的界限, 即家长要满足儿童的基本权利, 儿童有权获得基本的营养、衣着、住房、医疗和教育;父母自主权的实施要求基本的道德平等, 即平等地对待儿童和成人的利益。
为了进一步阐明父母自主权问题, 科林教授阐述了父母的权益 (parent’s interests) 、儿童的权益 (children’s interests) 和社会的权益 (societalinterests) 这三种权益。在科林教授看来, 儿童有权过一种好的生活, 过一种和其他儿童一样体面的和富有尊严的生活, 需要发展自身的道德能力。对父母而言, 父母有权在没有明显干预他人的前提下实施自己“善”的观念, 将孩子纳入自己“善”的观念实践 (如宗教活动) 中, 将特定的“善”的观念传递给他们。对社会而言, 社会有权确保儿童成为负责的、有益的公民。社会应当承认, 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且尊重他们的权利, 应当让儿童了解民主进程以及如何参与民生, 应当引导儿童学会对自己负责, 以免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科林教授指出, 关于父母自主权的问题, 学界有三种理论, 即保守主义的父母自主权理论、民主主义的父母自主权理论和自由主义的父母自主权理论。
保守主义的父母自主权理论认为, 家长有权决定儿童关于“善”的观念。科林教授认为, 保守主义的观点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第一, 假定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利益和谐一致, 且认为父母将子女看作是自身存在的一种纯粹延伸。第二, 父母对儿童利益有着特别的认知, 无条件的父母权威最有助于儿童的利益。第三, 父母的仁慈动机, 即父母对儿童的关爱确保父母的权威, 有助于保障儿童的利益。第四, 父母很强的自主权对实现家庭的亲密关系十分必要。科林教授认为, 保守主义的观点忽视了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养成的意义和价值, 没有充分认识到民主公民身份的必要性。
民主主义的观念改良了保守主义父母自主权的观念, 要求儿童接受基本的公民教育, 认为这有利于宽容、尊重他人权利美德的形成和发展。民主主义的观念认为父母有权利用自己的权威决定孩子的目标。在关于父母对儿童利益的认知、父母的动机以及家庭亲密感的建立方面, 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具有相同的诉求, 即父母自主权的提高有助于维护多元主义, 有助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
同时, 科林教授认为, 民主主义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 误解多元主义的价值, 将多元主义的维护本身看作是有价值的。多元主义之所以有价值, 是因为它有助于公民审慎精神的培养, 有价值的多元主义应该来自人们富有反思性的选择。民主主义理论低估了公民批判性审慎能力的重要性, 而对民主社会的公民而言, 恰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儿童有权对“善”的观念进行自由、理性的思考, 父母不能独断地确定儿童的观念。父母应该在各种不同的“善”的观念中保持中立, 儿童需要理解和体悟不同的“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 人们关于“善”的观念的判断容易出错, 好的生活有赖于人们能够富有反思性地接受一种关于“善”的观念。
在科林教授看来, 自由主义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 会危及那种植根于共同承诺的家庭密切关系, 削弱家长对孩子亲密呵护的良好动机。同时, 这个观点有点自欺欺人, 缺少家庭的亲密情感纽带, 缺少对某种“善”的观念的认知和承诺, 儿童不可能成为富有反思性的理性审慎者。
鉴于上述理论的缺陷性, 科林教授主张一种改良的自由观 (refined liberal view) 。改良的自由观关注儿童自主权的发展, 否认家长有权决定儿童的目标, 允许父母在某种“善”的观念方面拥有暂时的特权。具体而言, 在家庭领域, 父母告诉孩子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要让孩子理解和参与到这些想法中。在家庭领域以外, 父母要给儿童提供接触多元文化和多种资源的机会与途径, 不可以将儿童与其他“善”的观念相隔离, 儿童必须有接触信息的途径, 有权了解各种不同的“善”的观念。父母要鼓励儿童接受不同的“善”的观念, 培养他们的批判能力和反思精神。
五、基本善、能力与儿童
何谓正义, 不同理论流派的看法各不相同。功利主义认为, 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基本标准是功利原则, 即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幸福的实现。罗尔斯不赞同功利主义主张的幸福或福利, 更为关注社会对“基本善” (primary goods) 的分配方式。阿马蒂亚·森同样反对以福利为标准的正义观, 但对罗尔斯关于“基本善”的观点做出批评, 他认为正义应该关注能力 (capabilities) 问题。
科林教授认为, 就个体生存状况的比较而言, 不同的评价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假设A有1000美元, 其幸福感为500;B有500美元, 其幸福感为1000。资源主义者 (resourcist) 会认为A的状况要好于B, 但福利主义者 (welfarist) 会认为B的状况比A更占优势。
在回顾不同正义观的基础上, 科林教授对用“基本善”作为正义评判标准的观点和以“能力”作为正义评判标准的观点进行分析。他认为, 诸如自由、机会和收入等“基本善”对人的道德能力发展、对在思考和反思过程中道德能力的运用、对在追求有价值的目标过程中道德力量的运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用“基本善”这一尺度评判正义与否, 体现出“自主性假设” (agency assumption) , 假定人们能够运用道德能力, 能够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 能够承认并尊重其他人的自主性。同时, 他又指出, 这种自主性假设是有问题的, “基本善”主要用于具有道德能力的人, 与缺乏成熟道德能力的人无关。很显然, 儿童并不具有完备的道德能力。同时, 这些“基本善”虽然与道德能力的发展相关, 但不能用来评判儿童之间的比较优势。例如, 两所学校都成功地培养了儿童的道德能力, 但其中一所学校的孩子有更多的学习音乐的机会, 而另一所学校的孩子则缺少这样的机会。在这里, 用来进行优势比较评判的是两所学校的孩子们所拥有的学习音乐的机会, 但这种机会与道德能力的发展无关。
在对以“能力”为正义批判标准的分析中, 科林教授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 认为能力 (capability) 是指人们有机会获得某种功能性 (functioning) 活动, 如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政治参与等活动。通过比较个人有多大机会获得某种功能性活动, 可以对他的个人状况做出评价。科林认为, 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能力方法” (capability approach) 强调人们之间的多样性, 这一方法对转化因素, 即将资源转化为功能比较敏感, 但他在界定能力的过程中如同“基本善”的方法路径一样, 建立在“自主性假设”的基础上, 倾向于将一些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视为成人自主性的特征。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关注自主性问题, 忽视那些并非植根于自主性基础, 但对儿童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善”。在科林教授看来, 童年有其内在的“善”, 如天真无邪、亲密关系、想象力、玩耍等, 这些“善”对儿童来说必不可少, 对衡量儿童的状况十分重要, 它们的价值并不能够使儿童更好地成为成年人, 而是因为它们能够让儿童更好地成为儿童本身。
六、儿童的身份权问题
身份 (identity) 或认同问题, 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少数群体, 如少数民族、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 他们对自身权利的争取往往是与身份紧密相关。因此, 科林教授对儿童的身份权 (identity claim) 问题进行了专门考察。
科林教授认为, 学术界和现实中关于少数群体权利的讨论通常与成人的身份有关, 缺乏关注儿童的身份权问题。这一状况的背后实际上蕴含这样的假设, 即成人的身份权与儿童的身份权没有什么差别。但在科林教授看来, 这一假设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一做法实际上忽视了两个问题, 即在何种意义上, 人们认为儿童有身份权?儿童的身份要求与儿童的其他要求, 如福利权、道德发展权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科林教授就身份的三个维度, 即身份的来源 (source) 、特性 (quality) 和可变性 (alterability) 进行分析。
关于身份的来源有下列几种观点。一是给定性来源 (givensources) , 即身份特征植根于生物谱系, 不容易改变。二是传递性身份 (transmitted identity) , 即身份特征源于个人得到怎样的养育, 如接受的语言、受到的宗教熏陶等。这些因素是偶然的, 不是出于个人自愿。三是假定性身份 (assumed identity) , 即身份特征产生于人们的选择, 如宗教信仰的改变就属于这种情况, 具有自愿性。四是被施加的身份 (imposedidentity) , 即个人的身份特征是由排斥他的那些人施加的。科林教授指出, 不管这个身份是给定的、传递性的还是假定的, 通常与个人如何看待自己有关, 虽然被施加的身份通常不是个人的自我认知, 但他会认识到, 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会影响到他们如何对待自己。
身份的特性有重要和次要之分。一些重要特性, 如语言、宗教信仰等往往在个人的身份构成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有些特性虽然真实存在, 但在个人的身份构成上并不产生多大影响。可变性涉及个人的身份特征能够改变的程度。
科林教授认为, 可以从上述三个维度比较成人和儿童身份权的异同。成人的身份和儿童的身份既有相同点, 又有不同之处, 其共性是儿童和成人都有自己给定的身份, 不同在于成人有传递性的身份和假定性的身份, 但对年龄小的儿童而言, 他们没有传递性身份和假定性身份, 他们身份的可变性要强于成年人。科林教授还特别指出, 儿童的身份与父母的身份可以不同, 甚至平行存在, 如父母的宗教身份不必然决定孩子的宗教身份, 父母不能将构成自己身份的因素, 如宗教、文化、语言等直接归结到孩子身上。事实上, 父母与孩子在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语言等方面不一定相同。
此外, 科林教授指出, 判断一种身份要求合理与否的标准有三个:一是价值状况 (value condition) , 对受保护者而言, 寻求保护的身份因素具有重要的价值。二是脆弱性状况, 即那些有价值的身份因素处于受到威胁的境地。三是公平性, 身份权问题必须辅之他人的公平对待。现实中, 很多关于少数群体权利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言权问题、同性恋的婚姻问题及不同种族间的接纳问题等层面。
那么, 如何判定身份的价值, 科林教授对两种观点进行区分, 即建构性的身份权益观 (constitutive identityinterests) 和工具性的身份权益观 (instrumentalidentity interests) 。前者认为人们维护某种身份完全是出于身份本身, 而非为了增进某种好处;后者认为人们维护身份是因为这种身份在增进他们的非身份利益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工具性身份利益并不依赖人们已有的身份因素, 如道德力量的提升依赖语言学习, 但并不依赖对某种特定语言的学习, 并且身份因素和非身份利益之间存在很大的变量, 对道德能力的提升而言, 语言因素比国籍因素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