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共12篇）
大跃进 篇1
摘要：2007年, 越南FDI创纪录地达到203亿美元。在近五年的时间里, 越南的增长速度达到与中国、印度相当的水平。
2007年, 越南FDI创纪录地达到203亿美元。
在近五年的时间里, 越南的增长速度达到与中国、印度相当的水平。
1月3日, 越南计划投资部对外表示, 越南计划今后3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00亿美元, 这将使得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 引进外来资本进入越南境内的总额达到900亿的规模。这意味着在2006年与2007年越南已经完成引资320亿美元的基础上, 在3年内“引资入越”再翻两番。而2007年, 越南FDI以203亿美元的成绩刷新了自1988年对外资开放以来的引资记录。
越南, 正在以“大跃进”的姿态, 向全球资本张开自己热情的怀抱。
“越南速度”
据统计, 越南2006年引进海外资本总额为105亿美元, 2007年时这一数字增长到203亿的规模。新增的170亿美金意味着越南引资在去年实现了90%的增幅, 接近翻一番。
“毫无疑问, 越南已经到了一个外国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恒生 (越南企业顾问公司首席顾问张殿生分析这一趋势的内涵, “随着境外投资的大量涌入, 会给越南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这势必会给越南经济的腾飞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张殿生认为越南完成自己制定的“大跃进”目标并不难。越南2005年引资是63亿美金, 比2004年增长40%, 2006年增长60%达到105亿, 今年是90%的增长。“按照这样的速度看, 一定没有问题”。
“越南和伊朗有潜力在未来与德国一样富裕。”高盛最近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新钻11国的国家收入仍然会大幅增加, 但是越南的潜力将会很壮观, 其在未来25年的收入增长将超过5倍, 甚至6倍。
“在新钻11国里, 只有越南一个国家在过去5年时间里的增长速度达到与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相当的水平。”上述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越南的资本市场在新钻11国中表现最好”。
越南计划投资部对外公开表示, 从目前起至2020年, 越南吸引外资的领域将优先集中于信息技术、机械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生产、辅助工业等, 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发展旅游、空运海运、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服务部门。
“我们将逐步扩大对外来资本进入的领域。”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外资局副局长阮春忠说。这表明, 越南正在根据“国际条约”已承诺的路线废除企业营业投资活动所面临的种种障碍。
目前, 外资在越南的投资范围十分广泛, 结构也日趋合理, 除了越南政府禁止外国投资的少数产业外, 绝大多数产业都有外资进入。截至2005年, 各产业的外资分布情况为:工业与建筑业占项目总数的67.7%和合同外资额的61.1%;服务业占项目总数的19.7%和合同外资额的31.7%;农林渔业占项目总数的12.5%和合同外资额的7.1%。在外资实际投入方面, 工业与建筑业的实际投资与协议投资额的比例最高。
按投资方式统计, 截至2005年, 外商独资项目占项目总数的75.4%和合同外资额的53.1%;合资合作 (联营) 项目占项目总数的21.4%和合同外资额的36%。
从外资的地域分布来看, 外商在越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 占一半以上, 北部次之, 中部略差, 而北部山区与西部高原则少有外资进入。
2006年上半年, 越南利用外资的主要行业仍是工业及建筑业, 分别占项目总数和合同外资总额的72.78%和62.7%。新批外资项目主要投资于工业、建筑业和服务领域, 其次为农林渔业。同时外资项目科技含量提高, 信息工业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工业项目大幅增加, 除了英特尔集团投资的电子产品生产线项目外, 还有诸如日本重量级企业泰尔茂集团投资的现代化医疗设备生产项目;日本与越南合资的越南佳能、松下和里特克公司的高科技项目等。
来自越南的吸引力
越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政府每年都要进口100多万吨粮食来填饱人民的肚子。如今, 越南已是仅次于泰国的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国。越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近650美元, 在一些发达城市甚至达到2000美元。走在越南的大城市中, 现代化的气息很浓, 美日韩一些大企业的广告牌随处可见。美国还是仅次于中国的越南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国, 美国游客在越南街道上比比皆是。
在推动国内经济各领域发展的过程中, 越南党和政府对当前国际科技尖端领域的发展极为重视, 其中就包括信息和软件领域, 鼓励重点优先发展, 并且在已经制定出的2006至2010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 提出了该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至2010年, 越南的信息和软件产业产值将力争达到5000万美元。而在2005年, 越南信息和软件产业年产值仅为600万美元, 距离上述指标相差甚远。按照目前的发展水平, 2010年要想实现目标很困难。
2001年4月21日盖茨对越南的访问被认为是越南加速发展该领域项目的一个契机。
吸引国际高科技公司到越南投资的原因有很多, 越南劳动力低廉是重要因素。据统计, 越南有些地方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中国的1/5。
不过, 越南吸引外国企业的不止这一点。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越南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通用电气公司驻越南负责人科林·洛说:“越南是亚洲最令人兴奋的市场之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动力也不容忽视。如今, 美国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 越南对美出口总额达到65亿美元。而在2001年时, 这个数字是8亿美元。此外, 越南给外国投资者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越南最近加速了各种法律制度透明化和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以来, 越南的进口关税从40%降到了4%。
亟须优化引资环境
阮春忠表示, “我们不断完善关于经营投资的有关法律系统、政策, 继续颁行关于落实投资法、营业法说明书等文件, 同时就有关政策进行核对、改正和补充, 以便为投资活动创造清晰、畅通的环境。”
越南亦有引资的短板一方面表现在硬件上。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与之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在2007年9月26日越南政府总理颁布163个国家级招商引资大项目中, 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
另外, “人力资源也是问题”。越南国内经过培训的劳动工人比例只达到30%的水平, 技术熟练工人少, 为高新技术工艺服务的技师就更少。在上述投资项目规划中, 越南政府也把教育列于特别鼓励投资项目。
土地也是问题。张殿生分析, “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以及土地平整费用增高的情况下, 土地供求矛盾比较突出”。
另外一方面表现在软件上。尽管阮春忠一再强调, 越南政府已经很关注行政审批手续繁琐低效给引资带来的瓶颈问题, 但是, “虽然下放了一些审批权, 如经营执照登记、投资证书登记、投资许可签发等, 但投资者申办的各类行政审批手续还很繁琐, 时间长, 不利于企业投资。”张直言。
但是资本的竞逐者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乐观的机会。“我们正在努力完善现有的投资环境。”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外资局副局长阮春忠, 吐露越南加紧引资的改革举措。FIC
大跃进 篇2
——关于大跃进的个人看法
20101031233 张良
摘要：以《“大跃进”的发动》一书为总的纲要，通过大跃进时期在农业，工业以及文化方面的表现，剖析大跃进运动的深层原因和大跃进对于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关键字：大跃进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农业高产“卫星”大炼钢铁文化大跃进浮夸风 客观规律经验教训
半个学期的对于国史的学习，让我对与“大跃进”时期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我将把我自己的关于阅读罗平汉教授的关于《“大跃进”的发动》一书的读后感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关于本书我想提一提个人的看法。《“大跃进”的发动》这本书本书全面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决策过程和发动过程，剖析了“大跃进”得以在中国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生动再现了“大跃进”中的各种荒诞之举，深刻揭示了违背科学发展的历史教训。罗平汉教授在书中充分的为我们展现了“大跃进”提出至执行的发展始末，首先是“冒进”与“反冒进”的党内不同声音，随后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开始批判“反冒进”，提出总路线，最终使大跃进升温，全面发动！罗平汉教授用三个章节的内容分别阐述了“大跃进”在农业，工业和教科文事业三个方面的表现，在我们的面前完美的呈现了一幅“大跃进”时期我国各个方面的真实画卷。
对于本书，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大跃进”发生时期，在农业，工业以及教科文事业上所发生的种种怪诞的事情。
从农业来说，最先开始的就是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兴起。首先我要承认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这是不可抹杀的。全国水利工程按应有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
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这对于我国农业建设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人力，1957年11月为六七千万人，12月为八千万人，到1958年1月份达到1亿人。我想说的是当全国差不多六分之一的人都去修建水利工程，国家还能正常的运转没有发生大的**确实是个伟大的奇迹。这么多的人仅仅是去修水利工程，未免有些可笑！可想而知在这场运动中有多少的劳动力被浪费掉？同时这些修建好的水利工程中，只有50%至60%完全发挥出了应有的效益，而其余的很大一部分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水源问题，土地平整问题，提水工具问题而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甚至最后废弃，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由于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建设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合理的科学规划，有些地方照搬别处的经验，忽视本地生态环境，打乱了原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甚至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在农业大跃进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各地竞放粮食高产“卫星”。大家都知
道，农业生产有自己的规律，人类可以利用自然，利用规律，却无法改变规律！就像拔苗助长一样，违背自然规律必定要受到自然的惩罚！大跃进过程中突然冒出的所谓“科学种田法”让我感到很可笑，深耕，密植，完全违背了自然规律，可想而知这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危害。就是这样的科学种田法，让全国各地竞相放出“卫星”，什么亩产“万斤”“六万斤”的报道，甚至还有“亩产十几万斤”的可笑报道，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也难，以企及。更别说在当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这些可笑的唯心主义口号竟然会在一个宣扬马克思主义相信唯物主义的国家出现！
在工业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全民大炼钢铁”。毛泽东当时提出1958年的钢铁产量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在8月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的这一提议被公开。而此时全国仅仅完成了380多万吨钢铁，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毛泽东的要求根本无法完成！因而产生了“确保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和行动，炼钢成了国家的重中之重。随后各种口号和强制性措施在全国实行开来，而大炼钢铁也开始执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口号传遍全国。炼钢人数从十几万人猛增至年底的九千万人之众，将近全国六分之一的人直接或间接的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而炼钢的小高炉也多达百万座。我难以想象用这种原始的方法练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是合格的钢铁嘛？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整整一年，炼出来的钢只有800万吨，铁900万吨合格，其余皆为废品。我不知道这种将经济活动当作政治运动的方法有什么好处！我只知道这种不计成本的方法，浪费了国家大量的矿石，我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矿石，我只知道今天我们国家的钢铁产业还受制于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矿石出口国。原始的小高炉炼钢的方法，我不知道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农民能否炼出钢铁来，我知道的是很多都被炼成了大小不一，不平不整，含有大量杂质的铁块，甚至有很多连回炉重熔都无法进行，因为杂质太多了。由于全民炼钢，各地滥采矿石，乱伐树木，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对于之后的自然灾害也有一定的影响。“全民大炼钢铁”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了国家钢铁产业的畸形扩大，从而使与之相配套的产业被迫发展，而其他产业的发展就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导致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由于过多地利用了产业资源，加之产业扩大化，职工人数增多，使得国家的负担加重，引起了国家经济生活的高度短缺和紧张。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的抽调炼钢，全国有近10%的农作物无人收割，白白浪费掉烂在了地里，我不知道当时国家的粮食是不是已经吃不完用不尽了，我知道的是直到今天国家的粮食生产也只是勉强持平，略有盈余。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丰收年却迎来了饥荒！
文化方面的大跃进主要包括新民歌运动，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扫盲运动。这些运动无疑是对于中国普及文化知识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扫盲运动对于国家的发展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充实！但是文化大跃进中，违背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基本规律，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过分强调群众需要和科学文化事业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使科技文化工作脱离了正常发展轨迹而彻底的庸俗化。甚至有了“群众出生活，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所谓的文艺创作公式，这无疑是走群众路线的简单套用和绝对化，忽视了科学文化事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违背了科教文事业的发展规律。
以上三个方面的运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干涉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超越了当时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
对于“大跃进”我一直感到很是悲哀，许许多多至今想起来根本是怪诞之极的事情明明白白的发生在了我热爱着的祖国。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用客观公正的眼光去看待“大跃进”，这场运动不是因为某个人，某群人而发生的，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并不能简简单单的归结为毛主席的错误！邓小平曾这样说过：讲错误，不能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个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假象，这不符合事实。
地铁大跃进 篇3
这意味着，5年之内，中国将要新建并开通184条地铁。这些还仅是已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的近期可以开始建造的地铁线路。据《第一财经周刊》的不完全统计，它们的总里程超过了5765.5公里。
新建的地铁线路将会出现在39个城市，这些城市各自都还有一份包含更多线路和里程的远期轨道交通规划。
中国城市正在经历一轮地铁建设的高峰期。自1971年北京地铁1号线开通的30多年间，中国地铁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直辖市。到2005年，除北上广深外，只有天津、重庆、武汉和南京拥有自己的地铁线路。
但从2010年开始，开通地铁的中国城市从8个迅速增加到了21个。它们大多为省会城市，也包括了佛山、苏州、宁波、无锡、大连等在《第一财经周刊》的城市分级中处于“新一线”和二线的城市。
童江很难想象如果重庆没有地铁和轻轨，他的工作日会是什么样的。这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地产公司置业顾问每天早晨需要乘坐3号线从住处回兴站出发，花一个小时经过21站到达长江对岸的南坪站上班。
他上车的站位于目前重庆新楼盘最多的北部新城，从这里开始，重庆3号线的早高峰就已经没有座位了，而接下来的路程中，越靠近城区的站点就会有越多的人上车。由于这条地铁线横跨长江与嘉陵江，连接重庆江北机场和两大火车站，同时还经过观音桥和南坪两大商圈，在2011年开通后迅速成为重庆最拥挤的地铁线。
截至去年年底，重庆3号线的日均客流已经达到了68万人次，这与同期北京地铁6号线的客流相当。为此，重庆地铁运营公司也在逐步将3号线从6节编组调整为8节编组，并缩短发车间隔至2分30秒。
从2004年开通第一条轻轨线路至今，山城重庆已经建成开通了5条轨道交通线路，其中包括2条轻轨和3条地铁线，总里程达到了202公里。
但重庆的野心不止于此。按照其在2013年年初从国家发改委处获批的轨道交通规划文件，到2020年这里还将开工包含4条新线的8个地铁项目，新建里程达215.04公里。而在这座城市的远期规划中，重庆将会形成拥有1条环线+17条射线的轨交网络，总里程约820公里—这相当于上海将在2020年开通的轨交总里程。
一个城市刚刚开始进入地铁时代时，城市建设的变化会尤其明显。与兴建地标性高楼不同，地铁的建设通常需要挖开城市主干道的路面，这就会给城市造成交通拥堵，也会让城市看起来“尘土飞扬”。
长沙在2014年4月开通了首条地铁2号线，但地铁1号线还在建设中。在过去5年的施工期中，由于主干道被挖开，交通阻断，这两条地铁线的换乘站五一广场站周边的交通和商业经营受到不小的影响。
原本是绿化广场的五一广场变成了一片大工地，周围的车辆和行人都需要绕行。在五一广场南侧的黄兴路步行街一直是长沙市中心最热闹的商业街，但在地铁建设期，最高峰时曾有2/3的路面设置了围挡，这使得人形通道最窄处只有1.5米。这条步行街上的客流因此下滑了四五成。
引人注目的建设状态总能激发城市其他面貌的更新。2009年，与长沙地铁2号线开工建设几乎同时，五一广场北侧的东方百联购物广场开始停业改造。两年之后，这个原以百货业态经营的商场变成乐和城购物中心重新开业，并为之后开通的地铁线预留了地下通道。
“长沙的商业地产发展总体来说要比一线城市晚五到十年，但进入地铁时代之后，城市综合体及写字楼、购物中心的建设才被真正带动起来。”戴德梁行长沙分公司副总经理文学说。
与早期开通地铁的城市不同，当新一线城市启动地铁建设时，“地铁上盖物业”这种与地铁出入口相连通的商业建筑概念已经在地产开发中流行起来。不少能拿到市中心地段土地的开发商会主动找到政府部门，商讨为自己的项目“开一个地铁口”的需求。从开发商们在一线城市的经验来看，如果商场或写字楼能够由地铁站直达，项目的客流或租金就能有不错的提升。
上海最早一批商业综合体为此提供了不少成功案例。比如与人民广场站相连通的来福士广场，或是位于徐家汇站上盖的港汇广场，都因为人流可以从地铁站方便地到达而成为上海客流量排名靠前的商场。
但要复制这种成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9年开业的沈阳大悦城同样是一个连通地铁站的购物中心。在沈阳地铁1号线的东中街站，4个出入口都与沈阳大悦城的地下层有通道相连接。
当前沈阳共有两条地铁线，在总里程为55公里的前提下，这个平日客流为3.3万人次的地铁站能为沈阳大悦城增加的客流占商场平日总客流的20%，但到周末，其为商场增加的客流比例降至10%至15%。
“沈阳的年轻人更愿意以开车或者打车的方式来到沈阳大悦城。”沈阳大悦城推广总监李冰说，周末地铁客流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开车到达的消费者比例增高。
李冰观察到，乘坐地铁来到沈阳大悦城的顾客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并不习惯经过地铁与商场连通的地下通道进入B1层，他们更习惯先从地面的出站口出来，再从一层进入商场。
这使得沈阳大悦城的B1层也不像一线城市很多商场的地铁层一样有拥挤的客流。“看上去地铁对沈阳的影响还没那么深。”李冰说。
李冰和她的团队在微信上专门做过引导地铁客流从B1层进入商场的提示信息，也尝试在地铁通道连接处做更多的营销活动吸引顾客。招商部门也在配合地铁客流占比的逐渐增长对B1层进行商户调整，增加更多餐饮店铺。“毕竟我们是地铁上盖项目，最终一定会需要地铁层对业绩和客流有更好的贡献。”李冰说。
沈阳地铁运营公司也会和沈阳大悦城一起监测客流数据，希望能够共同将地铁客流做大。但对于地铁运营公司来说，地铁上盖商业项目的想象空间远不仅仅是增长点客流那么简单。
按照港铁公司在香港开发和运营地铁线路的模式，在建地铁的同时拿下一些地铁上盖或沿线的土地，与地产开发商成立合营公司开发成住宅和商业项目出售或出租出去，可以赚取一笔不小的地产开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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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铁公司2014年的财报显示，这一年它在香港获得了41.9亿港元（约合34.17亿元人民币）的物业租赁及管理收入，占到其在香港地铁运营总收入的16.51%。
广州地铁已在模仿这样的经营模式。“广州地铁正积极开展地铁上盖物业开发的研究与策划，此举既有利于提高土地开发效益，支持轨道交通新线建设，形成良性循环，也有利于为轨道交通提供稳定的客流。”广州地铁公司宣传部主任叶子川书面回复说。
他表示，在广州地铁1号线和2号线换乘的公元前站，广州地铁公司已参与开发了动漫星城、紫薇花园、万胜广场、荔胜广场及贵贤上品、悦江上品等项目。
广州地铁曾在2013年公布过一次收入状况，其中“物业开发收入”一项达到了4.94亿元，占总收入的9.35%。不过这个城市的地铁运营公司似乎有更好的赚钱方式—通过为其他城市提供地铁的设计、监理和咨询业务，广州地铁在那一年获得了12.39亿元的收入。
相对于“地铁运营+物业开发”这一套庞杂的体系，经营地铁站内的商业设施看上去是目前内地城市的地铁运营公司更容易操作的收入模式。这其中包括地铁广告，也包括站内商业设施的租金收入。
广州地铁会在新线规划设计时，就提前预留或考虑地铁站开通后的商业设施分布，其站内的商业设施包括了银行柜员机、便利店、报刊店、点心店、洗衣店、充值点等日常快速消费和服务。
在去年开通地铁的无锡，尽管目前日均客流刚达到10万人次，其1、2号地铁线内也已经开出了15家全家便利店、44台ATM、97台友宝自助售货机和24台自助拍照机等商业设施。
只是这种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地铁运营收入的方式很容易就会在规模上受到局限。南京地铁在2012年公布的收入数据显示，依靠一年7.95亿元的票款收入和1.57亿元广告及租金收入，能够支撑当时只有两条地铁线路的南京地铁公司保持大致的盈亏平衡。但当开通线路增加并延伸到客流较少的郊区，以票款、广告和租金收入为主体的收入结构就很难再完全支付成本了。
受限于中国内地城市的土地政策，港铁在进入北京、深圳、杭州等市场之后也没有完全复制香港模式，其在内地经营的线路仍存在亏损状况。
尽管如此，依然有更多的城市想要加入地铁建设的这一波“大跃进”中。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主城区人口超300万、GDP超100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超100亿元的城市都符合新建地铁的条件，并且预测客流强度要达到每公里3万人以上。
有能力入围这一名单的城市可能已经超出了你的想象—洛阳和芜湖的轨道交通首轮规划方案已经提交国家发改委，等待审批。
高铁沿线新城大跃进 篇4
总投资高达2209亿元的京沪高铁纵贯四省三直辖市, 穿越东部21个大中型城市, 全线设24个车站, 串起京沪“经济走廊”, 被誉为“旷世黄金线”, 让沿线城市感觉披上了霞光万点的金色机遇。
而京沪高铁沿线的一个又一个的新城建设规划, 霎时拼成一幅从北到南的中国式城市化热潮。
造城之势已成
从京沪高铁的建设计划落地开始, 高铁沿线的城市就开始围绕站点的选址和周边几公里内的地区构建高铁新城的发展蓝图, 进行详细的建设规划, 以高铁为卖点的16座新城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也先后破土动工。
京沪高铁的开通, 对沿线城市是一个利好因素, 各地寄希望于高铁拉动地方经济发展。面对如此大量的以新城建设的方式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情况,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提出:“高铁经济如果是基于实体经济转移、旅游餐饮而提高, 那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高铁经济导致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则让人担心。”打出高铁牌一路看涨的房价与周边尚是一片荒凉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比明星, 与冯奎有同样担忧的不在少数。
对此, 山东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岗却表示, 新的高铁车站不同于传统的以交通运输为主的火车站, 它成了涵盖一系列办公、商业、酒店和住宅物业等项目的区域中心, 能为城市带来增值效应。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 办公、商业和酒店等配套设施尚未成型之前, 新一轮的房价上涨潮已经沿着高铁站点辐射开来。这种“经济未富, 房价先行”的现象已然成为高铁建设的副产品, 在各地高铁新城建设中“一枝独秀”。
新城帷幕已开
京沪高铁线上, 不管是大城还是小市都在上演着高铁新城的造城热潮, 以高铁站点为据点, 辐射周边区域, 从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到招商引资, 以及冲着高铁蜂拥而来的地产开发商, 高铁途经之处新城建设的大戏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无锡是最早动起来的城市, 早在2009年就提出了高铁新城的建设规划。据悉, 锡东新城规划总面积达125平方公里, 由三个部分组成, 东部板块规划面积45平方公里, 重点打造S-Park高新技术产业园;西部板块规划面积34.38平方公里, 重点打造V-PARK服务外包产业园;中部板块为无锡高铁商务区, 规划面积45.62平方公里, 是新城的核心区域。锡东新城在规划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生态、生活和人性化等因素, 新城生态绿地将占到总用地的40%, 达到50平方公里。
锡东新城以“一年成名、三年成型、十年成城”为目标, 在2010年底, 形成了以北中路、新锡路、锡山大道、锡东大道为框架的新城快速外环, 于2010年出让了可建设100万平方米的居住类物业地块, 2011年已经形成了居住类物业的集中供应。除此之外, 招商局副局长辛毅介绍, 商务区的项目招商工作进展得很好, 2010年成功引进的“搜狐新动力”注册资本9000万美元。
锡山区副区长、无锡高铁站商务区管委会主任周文栋说:“与京沪高铁铁路沿线的其他站点相比, 无锡是惟一将站区作为新城区、作为城市副中心来开发建设的, 其定位之高、力度之大, 可谓首屈一指。”在高标准的建设规划下, 锡东新城“十年成城”或可预期。
德州市长吴翠云也公开表示, 要以京沪高铁为契机, 到2020年前后基本建成一个面积达56平方公里的高铁新城。德州也在2010年12月19日于北京举行的“高铁时代2010北京·德州产业合作发展峰会”上, 利用京沪高铁枢纽站的地位与央企、北京企业及机构签下超过200亿元大单。
济南市也将其济南西站周边总面积达55平方公里的区域规划为西部新城, 并将西部新城定位为“齐鲁新门户、泉城新商埠、城市新中心”。根据规划, 西部新城总投资概算3500亿元以上, 新城核心区产业定位为“现代服务产业高地”, 将着重发展以交易中心、会展中心、文化中心为核心, 总部经济、商业服务为支持的现代服务, 将规划形成交易中心、展览中心、文化中心三大中心, 总部基地、区域商业两大辅助功能区, 将西部新城打造成新经济现代服务的核心产业聚集区。
同样, 围绕南京南站, 南京也同步规划了覆盖面积达48平方公里的“南部新城”建设。南部新城旨在吸引商贸商务业、区域性总部经济、智力服务业、创意型水岸经济等产业的集聚, 将南部新城打造成南京的“新都市中心”。
枣庄市长陈伟表示:京沪高铁为枣庄的发展迎来千载难逢的机遇。枣庄将利用京沪高铁的地利和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建设高品质的旅游文化名城, 藉此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之旅。为此, 枣庄在枣庄站和站前广场建设上投资接近4亿, 并且规划了26平方公里的高铁新城。
常州市也对18平方公里重点区域内的北部新城进行了详细规划, 力图将高铁站周边打造成为集交通枢纽、行政服务、商务办公 (科技CBD) 、星级宾馆、商业购物、文化休闲、生态居住等功能于一体, 以“生态绿色、活力开放、科技智能”为理念的新型城市中心。
滁州、沧州、滕州、蚌埠等也都依着高铁站规划了本地的高铁新城建设, 都志在建成以商贸、交通、休闲为一体的城市新区。京沪高铁沿线站台内外, 城市化跃进的浪潮汹涌。
高铁造城迷思
高铁沿线的站点在布置的时候大多远离市区, 这是高铁高速的需求, 更有地方政府借力发展地方经济的考量。但是城市的发展不是越大越好, 高铁的建设是为了方便人们出行, 在高铁站点远离原有的车站, 周边配套又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人为的为出行增加了负担。高铁车站与市区的遥远距离, 更是需要地方支付更为昂贵的经济社会成本才有可能一点点拉近。
另外从一个个正在建设的新城规划理念中不难看出, 规划中有很多相同的部分, 都是围绕交通、商业、文化、旅游展开。高铁只是众多发展机遇中的一个, 不应该、也不可能承担起沉重的区域经济整合功能和造城功能。这种同质化的竞争, 会使吸引力低的地方沦为京沪高铁上的过道城市。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期望高铁能带来的实质经济效益尚未显现的时候, 地产开发商高调推出的高铁房高企的房价, 让当地的居民在尚未享受到高铁带来的好处的时候, 就要先承受房价飙升的重压。
如此看来, 高铁沿线的城市不仅仅要从本市的角度考虑城市的发展定位和产业的规划布局, 更要考虑沿线城市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历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篇5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1958年轻率发动的一次严重失误的群众运动，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群众性的盲目蛮干。它打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1960年冬，大跃进运动被迫停止。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国家带头人的前苏联经济发展也异常迅速，十多年的时间就赶上了英国。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超额完成，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这使我党主要领导人产生了冒进主义思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受其影响，中国定下了15年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错误预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
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一个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为了实现产钢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约有9000万人投入土法炼铁炼钢。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大搞群众运动。尽管1958年全国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但只有800万吨是合格产品，同时还损害了大批树林，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严重破坏生产生活秩序。
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全国各行各业都搞“全民大办”，都要“大跃进”。农业生产也竟放“卫星”，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为了达到高指标，避免被树为“白旗”单位，有些单位开始弄虚作假，出现亩产
13万多斤的试验田，超级玉米和巨无霸南瓜，一颗白菜重250斤和千斤大萝卜。这些造假当时不仅没有被批评，反而被树立为典型，从而，严重破坏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给思想领域造成了极大地混乱。
在“大跃进”的同时，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未经试验，仅用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全国农户的99％以上加入了公社。号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将合作社财产及农民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甚至房屋都归集体所有，又人民公社统一调用、统一安排、统一分配，大搞平均主义。人民公司的典型做法是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被当作共产主义因素。但是，当时农村经济水平普遍很低，大食堂难以维持，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
造城“大跃进” 篇6
今年5月，内蒙古清水河县60亿元造新城事件被新华社曝光，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造城运动的强烈关注。
10年前，当地政府规划在距离老城26公里的山坡上，投资60亿元兴建新区，迁移县城。就在新城兴建6年、投资1亿多元后，遇到国家宏观调控。集体烂尾开始。各种成型或半成型的建筑，随即被废弃在荒芜的山坡上，变成名副其实的鸟巢——鸟粪满地，人迹罕至。
值得琢磨的是，被曝光的这座烂尾城并非个案，实际上是国内之前一波造城运动留下的一笔欠账。
让中西部慢下来，很难
清水河县谋划造新城时的年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政府为何要在如此薄弱的财力下，支撑一个无法负担的造城梦?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刘霞辉看来，若将清水河造新城事件放在10年前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从规划到烂尾，有着更为内在的原因——当时，全国正掀起一股“大规划”风潮。
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详细调查，他指出，“大规划”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
当时有个城市，几乎是按照比“大伦敦”“大巴黎”规划面积大出近10倍的规模，设计了一个7万平方公里的发展框架。陆大道院士评价，这样的超大城市，全世界绝无仅有。
“大规划”之风，不久就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按照所谓国际化标准，纷纷上马。
在中小城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中心搬家”。
这种搬家，经常是把政府搬到离老城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外，除了新建办公楼，还修广场、马路、公园等配套设施，工程浩大。与此同时，大多百姓居住的老城被遗留一旁，没人改造。刘霞辉说，这主要因为旧城改造的成本大于建新城——建新城圈地成本小，而旧城每平方米的拆建成本逐年增加。
清水河县是这一做法的典型。大建新城的同时，当地老城却出现这样的情景：城区只有唯一一条自西向东的主干道，且非常狭窄，一些地段仅能容两辆汽车并排经过。10年间，当地居民并未感到县城面貌有变化，还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如今，清水河县重启停滞10年的旧城改造，新城已成为大跃进“遗址”。然而“大规划”、“大手笔”仍在国内许多地区上演，尤其是中西部城市。
5月下旬，重庆传出“将投入1770亿元进行城市改造”的消息。
“不能简单地认为中西部造城就是突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指出，这些年来，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差距在缩小，但城镇化差距却在拉大。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约60％，西部地区只有约38％。因为所处阶段不同，东部沿海已进入城市化减速阶段，中西部恰处于加速阶段。
“让中西部慢下来，很难。要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推进，必须因地制宜，吸取东部沿海地区以往的教训。”魏后凯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王景慧也认为“大规划”不能一概否定。问题在于，中西部造城中的城市规划，相当多的是没有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是直接效仿“浦东模式”：低密度的土地供应、超大尺度的路网。浦东实践大体量规划，取决于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系统中的优越地位，对许多地区而言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于是规划伊始就潜藏了风险。
是“官家设施”，不是公共设施
豪华办公楼，可以说是“大规划”风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标志。
2007年春，陆大道院士将一封针对“造城风潮”的建议书报送中央领导，还附上了从各城市拍来的照片资料，其中让他尤感痛心的照片，就是某些地方异常奢华的办公楼。
今年初，湖南宁乡一个只有8名工作人员的居委会，兴建了占地近7000平方米、耗资600多万元的办公楼，被戏称为“最豪华居委会”。
豪华办公楼之外，奢华公共设施是另一个投资重点，包括大型文化设施，政府做这样的规划时往往显得更理直气壮。
2008年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案《刹住剧院建设奢华之风》。提寨指出，调查发现，南方某省建设40多个剧院全部采取高耗能、高耗材的建筑形式，文化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攀升。
这些剧院面积均超过两万平方米，规模在攀比中盲目扩大，剧场口从11米加长到14米，甚至18米，远超过一个剧场的正常使用规范。其中一座经济不富裕的城市耗资10亿元，建设了近7万平方米的大剧院，用20公斤黄金铺满大幕，用钢总量近1万吨。宣称堪与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媲美。
公共文化设施极尽奢华，其低下的利用率却让当地政府陷入尴尬。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造价达11亿元，然而运行一年半之后，其冰上舞台仅使用一次。整个艺术中心每日维护费用高达9万元。据悉，中心装饰内墙的陶瓷挂片多达15.8万片，全部擦洗一遍要两个月，4700块玻璃幕墙外罩，每洗一次得4万元。
如此高昂的代价为何只换来极低的使用价值?有专家表示，一味追求豪华，将一些本该更关注实用性、真正惠及公众的公共文化设施，最后建成了“面子工程”。正因为过于豪华，所以让公众望而却步。而大多数人能消费得起的群众文化馆等场所，却面临着到处“要饭吃”的困境，难以有效开展活动。
“中国造了很多公共设施，但相当一部分还只是‘官家设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设施。”城市发展研究者、《城记》作者王军说，只有真正属于大众的剧院，才能最终带动城市化过程中整个城市价值的提升。
潜伏的水危机
在各地如火如荼建设标志性豪华公共设施的同时，不少地区的基础性设施却出现严重滞后的情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伴随城市扩张产生的水危机。
安徽巢湖的百姓对于造城运动带来的水危机感触很深。据报道，尽管安徽省政府近年来加大巢湖治理，投资60多亿元建设一批治理重点项目。然而，当前巢湖周边已形成“沿湖造城”之势，不仅破坏了地表，还增加了城市污水处理的压力，巢湖的污染源不减反增。类似的水危机潜伏在更多城市。
魏后凯表示，目前，水的供需矛盾日趋尖锐，在全国已是普遍问题。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处于缺水状态，而因为城市的污水处理设施赶不上城市化速度，导致水污染加剧，水资源进一步短缺。
据水利部统计，截至去年，全国年缺水量达400亿立方米，近2／3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2009年全国城镇污水排放量在400多亿立方米，累计处理
量只有279亿立方米。这种差距特别体现在小城镇。
在2008年的第三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小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约95％以上的小城镇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1％，90％以上小城镇的水体环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小城镇的污水处理水平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过去的投资向大中城市倾斜得太厉害。而从整体来看，伴随着蔓延式的扩张，城市群地区，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面临的水资源和环境压力尤其厉害。”魏后凯说。
面积很大，开而不发
在此起彼伏的造城浪潮中，更深层的“土地危机”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展开。
魏后凯说，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2001到2008年的研究统计，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比城市人口扩张的速度快一倍左右。
陆大道院士这样描述土地扩张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用地出现三次大规模扩张。自2001年开始的第三次过度扩张达到了空间失控的严重地步。据建设部门数据，1991～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万亩，2001年在300万亩以上。部分沿海地区的城市2010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
大量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被圈定为建设用地后，却陷入闲置状态。魏后凯说，通常的解释是“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很多地方为了“铺摊子”，征地后就让它闲在那里。“建了那么多开发区，面积很大，开而不发。”
据2003年国土资源部对24个省市区的调查，当时中国各类开发区达5658个，开发区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其中开发不足和闲置的土地超过70％以上。
2004年中央一度对开发区的闲置土地进行整顿，然而时至今日，开发商仍以各种名义囤地。
土地闲置的数量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大学土地公共管理学院管理系主任叶剑平表示，目前国内几乎没有研究机构掌握土地闲置的具体数量，国土资源部也未公布。2008年中央对土地闲置有所整顿。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供的最新数据是：截至2008年，全国供应给开发商的土地还有14.5万亩闲置，约占当年完成开发面积的四成。
怎样变成土地契约的方式
城市扩张引发的土地危机，并不止于土地被盲目圈定后抛荒，失地农民难以分享土地城镇化后所产生的巨额收益，让问题变得尤为复杂。
据陆大道院士统计，2002年，全国获得的土地收入为2419.79亿元，其中，招标拍卖挂牌获得的收入为968.55亿元，平均每亩的收益为35.67万元。在上海、北京等地，近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时，其成交价格一般在每亩几百万元。农民是按被征用土地原用途的产值倍数获得补偿的，每亩耕地的最高安置补偿费为2.5～3.0万元，低的仅每亩3000～5000元。
失地农民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因城市扩张引发的征地补偿安置纠纷，已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6月初，武汉一农民杨友德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以自制火炮打退拆迁队。王军说，拆迁事件越演越烈，因为一个逻辑始终未变——强制性低价征收农民土地，低价拆迁城市民居房屋，再以市场价格来完成城市化的土地财政收入。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使“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末端的基层政府有时就在土地问题上“任意妄为”。
土地流转不搞大跃进 篇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最近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 绝不能有闪失。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 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习近平指出,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占用耕地不断扩大的补救措施, 是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 但必须带着保护耕地的强烈意识去做这项工作, 严格依法依规进行。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加强对耕地占补平衡的监管, 坚决防止耕地占补平衡中出现的补充数量不到位、补充质量不到位问题, 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要把好关, 不能让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地之实。对耕地占补平衡以及耕地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要加强调查研究, 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习近平强调, 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土地流转实践中, 必须要求各地区原原本本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 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 又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不搞大跃进, 不搞强迫命令, 不搞行政瞎指挥。特别要防止一些工商资本到农村介入土地流转后搞非农建设、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问题。要注意完善土地承包法律法规、落实支持粮食生产政策、健全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乡镇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 推动土地流转规范有序进行, 真正激发农民搞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避免小城镇的“大跃进” 篇8
但问题在于, 即使农民工终其一生劳苦, 能够积累起来的资金也不会太多。将来回家到小镇上买房子、开小店后, 应该也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整个小镇聚集的都是这样的“市民”, 那么, 谁是小店的顾客?或者说, 谁是小镇上的消费者?进一步发问, 这些小镇的生计乃至生机究竟在哪里?
我们可以到中西部地区去看一看, 那里似乎本不缺乏县城、小镇, 可那些小城镇现在有几个是生机勃勃的呢?破败衰落的倒比比皆是。为什么?那里缺少的就是就业, 就是可持续生计。于是, 年轻人即使有城镇户口, 同样得外出打工。
更值得担忧的是, 对于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 一线城市“土地财政”的神话刚刚使那里的领导干部“觉悟”, 有多少地方当局正在跃跃欲试;如果加上政策的激励, “小城镇建设”即刻遍地开花, 这是指日可待的。但是, 在一线城市已经成为痼疾的强征强迁也会随之不胫而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 城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化、市场化的大生产发展的结果。东部沿海地区, 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区和城市群的发展, 与其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相匹配的。但是, 城市群的发展往往会滞后于经济发展。对于本地的和外来的“农民”而言, 当他们的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转向社会化、市场化的大生产时, 就会逐渐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 完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因此, 才有“城镇化”的需求乃至市场。
如果我们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 为追求“城镇化率”而先城镇化, 再工业化,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无疑是揠苗助长。
综上所述, 中国社会确实需要城镇化, 但不是停留在“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既不是名义上以“常住人口”实则是以“两头 (未成年和老年) 在乡”的流动劳动力为统计口径的“城镇化”, 也不是名义上以“城镇户籍”实则是以无可持续生计为代价的“贫民化”的“城镇化”。
零售业并购凶猛警惕“大跃进” 篇9
“他们出价多少, 我在这个基础上增加10%, 你卖不卖?”并购狂人老王近来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最近, 老王在零售行业挖了不少“墙角”——在双方并购即将敲定的节骨眼上, 老王突然杀进去, 以高于对手10%的价格拿下目标企业。
据悉, 老王原本是某大型零售企业的高管, 2008年辞职后被某大佬相中, 让他担任旗下零售板块CEO。这位大佬有多个产业, 资金充裕, “不差钱”。考虑到零售业稳定的现金流, 为了配合其他产业进行资本运作, 该大佬打算并购全国大大小小的零售企业, 整合到某一品牌旗下, 最终运作上市。
“不论企业大小, 只要有愿意出售的, 我们就买”。并购狂人老王只是行业冰山一角。
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在资本的蛊惑下, 本属企业战略层面的并购重组, 变得如探囊取物般轻巧。
并购凶猛
零售业, 特别是毛利较低的超市业, 更加追求规模效应, 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 其定价权、自上而下的倒逼机制、网店配送才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体现其优势。未来国内零售业的集中度还将提高。
近段时间零售行业此起彼伏的并购案频频发生, 这其中仅媒体公开的就有, 华润万家并购江西洪客隆、海航商业并购梅州乐万家, 湖南步步高并购成都统一量贩等。
零售行业并购每年都会发生, 为何今年如此密集?这与在通胀压力之下, 中小区域零售企业的生存高压不无关系。
人力费用、房租等各项成本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激烈的竞争使得零售企业销售额和毛利润同比下降。辛苦运作多年之后, 一些中小零售企业家在日益高企的通胀压力之下已经逐渐萌生退意, “卖身套现”似乎成为区域零售商的不二选择。
另一方面, 一些具有资金实力且善于资本运作的巨头早已摩拳擦掌, 随时准备将疲于应对市场竞争的零售企业收入囊中。可以说, 对他们而言, 这是一场丰收的盛宴。
警惕“大跃进”
然而, 在资本的推动下, 零售企业间的并购早已经远离了零售本质, 被并购零售企业已沦落为资本运作的道具。“哪怕只有一个门店, 我也愿意收购”, 并购狂人老王的话或许道破了其中的天机。
这场皆大欢喜的并购“大跃进”值得令人警惕。
总结零售行业近年来的并购, 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业务整合层面, 类似沃尔玛并购好又多、华润并购苏果这种类型的, 即一家零售商为了增厚业绩或者曲线进入某区域从而并购另一零售企业。
而另一种类型则是资本整合, 并购的目的就是为资本运作而服务的。甚至有些企业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零售的“外行”, 通过并购某区域零售企业, 以此为跳板, 图谋整合上市。
对于零售行业而言, 后一类型的并购来势汹汹, 无疑更为“可怕”。
零售业由于具有区域性的特点, 两家企业的整合本非易事, 而这种一开始就冲着上市圈钱而去的疯狂并购更是难有成效。
无论是食品安全领域诸如染色馒头、“勾兑门”等频频爆发, 还是一些大型零售企业涉嫌价格欺诈的事件, 已经令消费者对传统零售商的信心大跌。大型超市在消费者心目中积累起来的安全、放心、平价等美好形象逐步在瓦解。
在通胀高企的重压之下, 诚信危机缺失时代的零售商盈利空间受到挑战, 此时, 上市圈钱的冲动使得零售企业所有者再无心思经营实体, 零售行业将会变得更糟。
零售企业的发展从某种层面而言的的确确是离不开资本的支撑, 但亦不能本末倒置, 经营实业才是零售商应尽的本分。
让资本回归资本, 让零售回归零售, 才能使行业健康发展。
并购“大跃进”或将降温
从软弱、迎合、超国民待遇的一路“绿灯”, 到如今在正当合理的规则下裁判执法, 有评论认为, 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态度正在转向。
“零售网络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并购成为国内外零售巨头构建全国网络布局的手段, 希望通过收购、整合, 快速实现规模效应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中投顾问研究员黎雪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由于看好中国经济的坚挺及未来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 外资零售商从沿海省份向二三四线城市挺进, 自去年以来步伐明显加快, 包抄中国零售业的意图也更加明显。
今年2月12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透露, 根据《通知》,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将紧紧围绕国家安全的原则, 主要从4个方面审查:一是并购交易对国防需要的国内产品生产能力、国内服务提供能力和有关设备设施的影响;二是对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三是对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影响;四是对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技术研发能力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该《通知》规定的审查范围除了涉及国家和国防安全, 还特别提到涉及国家安全的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等企业, 并购交易对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 对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影响等。
《通知》还特别说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投资者进行并购, 参照该《通知》的规定执行, 包括港资、台资在内外资零售企业以后想通过并购迅速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道路是否将布满艰难险阻?特别是近年来, 随着CPI的张扬, 物价起伏牵动着中国消费者的神经, 流通领域的重要性似乎日益彰显。
“大跃进”迅速发展的原因再认识 篇10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曾经取得过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而在50年代中期以后, 苏联的经济建设也出现了惊人的“冒进”势头,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曾激情澎湃的宣称:“我们的计划设计者的计算表明, 在以后15年中, 苏联不仅能够赶上, 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出量。”而这时的毛泽东就在苏联 (1957年11月2日到21日) 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大会, 不仅他本人受到赫鲁晓夫雄伟计划的鼓舞, 而且带回来一个信息:苏联的经济计划制定者正准备发动一场工业和农业的运动, 一贯为苏联老大哥马首是瞻的中共领导人自然跃跃欲试, 12月2日, 在毛泽东回国不到两周, 刘少奇就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大会上公开阐明了新的经济目标:“在15年内, 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美国, 在同样的时间内, 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人生的传奇经历和个人的精神特质, 决定了他既是新中国伟大的缔造者, 同时也对建国后的工作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坚信,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些过于理想化。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 而且这种优越要尽早体现出来, 加上50年代两大阵营的对峙日趋尖锐, 要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就必须在经济上获得大发展, 1956年8月, 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你有那么多人, 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 资源那么丰富, 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 据说是有优越性, 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 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2. 作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人, 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革命后期的迅速胜利和建国后一系列的成就, 使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过度膨胀。
从1947年6月战略反攻开始, 到1949年4月蒋家王朝在全国的统治终结, 毛泽东从在陕北与胡宗南艰苦游击到取得根本胜利不到两年的时间。三大改造在最初的预计中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 而实际上却大大提前, 再加上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和经济建设中的突出成就, 这一切都使毛泽东信心满怀, 对经济建设的思考过于简单化了, 以至于不论在成都会议上还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泽东都竭力动员干部们破除“迷信”, 让他们相信, 只要敢想, 敢说, 敢干, 任何成就都可以取得。后来出现的“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就能产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等话语正是迎合了毛泽东的这一错误认识。
3. 作为优秀的诗人, 浪漫主义情怀助长了左倾错误。
在中国革命史上, 毛泽东的功勋必然是不朽的, 而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中, 却有诗人主事之嫌, 偏于主观, 过于理想。当年李白曾豪言:“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却在永王帐下一战被俘。可见文学气质、浪漫情怀往往容易屏蔽诗人对现实的甄别能力。大跃进发动前, 毛泽东显然被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占据了头脑, 认为人的精神力量不仅是无穷的, 而且是能改变现实的, 真的能“敢教日月换新天”。有美国学者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 而邓小平是现实主义者, 这话有一定依据。
4. 作为农民的儿子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读书人, 迅速改变落后现状是毛泽东的热切愿望。
让农民改变千百年来受压迫的状况, 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既是农民子弟的现实感受和深切期盼, 也是一位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功业追求。1958年1月毛泽东说:“中国经济落后, 物质基础薄弱, 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 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就是这种迫切愿望的体现。
三、各级领导同志的支持和盲从
从中央来看, 除毛泽东的主观错误外, 其他领导同志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 正如邓小平所讲:“大跃进,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 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个问题上要公正, 不要造成一种印象, 别的人都正确, 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 不是一个人负责, 是集体负责。”
从地方看, 则普遍存在生产计划的层层加码。1958年1月, 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 》要求生产计划工作三本账。其中, 中央做两本账, 一本是必成的计划, 对外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 不对外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 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 这在地方是必成, 地方的第二本账也是期成的。这样, “下到基层, 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不管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 大跃进的各种指标, 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 层层拔高的。” (薄一波) 于是, 在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中, 各地之间的高指标, 高估产, 浮夸风就不可遏止的泛滥起来。
四、世界局势的影响
二战后, 两大阵营的对峙形势日益紧张, 在两大阵营的“捉对厮杀”中, 苏联要和美国抗衡, 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二号”国家, 自然把自己的斗争对象直接定位在了英国身上, 赶超英国就成了我们的目标, 于是我们的工业生产尤其是钢铁生产指标就是要尽快赶超英国, 而这时并没有谁去仔细思考对峙双方 (中英) 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差距。此外, 在东西方矛盾冲突不断升级, 甚至有人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步就要爆发的时候, 要使中国尽量强大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有利地位也是一种必然的想法。
回首历史, 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训, 结合现实, 我们更加体会到了理性分析, 科学决策, 实事求是的重要。
参考文献
[1]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 [N].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变迁.2006 (3) .
另一种“大跃进” 篇11
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做了“文化大跃进”的发言，他讲了15年后中国的文艺：到那时，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国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他的发言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在毛的倡导下，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文化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8年初选编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歌谣选》，毛泽东看后十分欣赏，但他对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印的诗不满意，说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以后几次会上都提到新民歌问题。他说：各省搞民歌，下次会议至少要交100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发给每人3张纸，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毛泽东发话后，全国各地热烈响应，从诗人到大字不识的农民，都充满激情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几乎每个县都举办民歌展览会，省以上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有近800种之多。“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
与新民歌一起风行的，还有大办“大学风”，1958年夏天，一夜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由1957年的229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甘肃省第一所县办大学——永登工业大学，只花500元就办成了。与此同时，好多地方还刮起了“壁画风”，大力普及“壁画县”、“壁画省”，甘肃省平凉地区从三关口至董志原长达720多里的公路两旁筑起了壁画墙，可谓“世界第一大画廊”。
凡此种种，叫人嘘唏不已。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历史老人告诉我们，“文化大跃进”是天上的彩虹，好看但难以持久；是五光十色的肥皂泡，搓几下就没了；是镜花水月，看得见摸不着；是南柯一梦，人一醒梦就破灭了。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现实中很多人喜欢“跃进”，似乎越”跃进”越革命，可“跃进”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摘自《杂文报》本文作者：许家祥）（图片201205-31-1）
大跃进 篇12
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大会拉开了扫盲“大跃进”的帷幕
1958年2月27日至3月6日, 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等单位召开18个扫盲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指出, 扫盲工作是使6亿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 要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一开步走, 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 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发出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这次会议拉开了扫盲“大跃进”的帷幕。扫盲舆论的宣传动员随之一浪高过一浪[1]。
二、1958年——1965年扫盲识字运动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1958年2月, 全国人大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 成为这一时期进行文化革命的新式武器, 首先是普及识字教育的武器。从1958年秋季开学开始, 全国6000多万小学生开始学习拼音字母, 把它作为打开学习汉字和普通话大门的钥匙。在青年和壮年的扫盲教育战线上, 从1958年春季开始“全民大跃进以来, 有41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有1120万人在坚持扫盲学习。到1958年7月止, 根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已经有639个县市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占全国县市总数的 (2274) 的28.1%, 黑龙江、吉林、浙江、甘肃等省已经基本上扫除了文盲。首先在扫盲教育中采用拼音字母的有江苏的江浦, 山东的历城、平原, 河北麻城, 陕西蒲城等地。
1958年1月, 教育部提出农村基本扫除文盲的标准是在14岁至40岁青壮年中, 非文盲达到其总人数的80%, 这一标准1960年又提高到85%。在教材编写上, 根据群众所需, 教育部除统一编著《农村日用杂字》、《实用四言常识》、《农民语文课本》、《算术课本》外, 还要求各地区有相应的补充教材;同时出版《学文化》、《扫盲通讯》等杂志, 提倡“书报下乡”, 建立农村阅览室、图书馆配合扫盲工作。在师生关系方面, 规定两者紧密配合。要求教员了解学员性格特征, 切实关心他们的疾苦, 要求学员积极学习, 配合教师工作。
1960年4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指出注音识字是我国文化革命中一项重要的创举, 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注音识字”法是由山西省万荣县创造的。其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 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 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 不断扩大识字量。此经验得到中央的重视, 它解决了扫盲运动中的两个大问题, 一个是消灭了扫过盲又大量回生的现象, 一个是保证了认识1000多字的农民可以无师自通地大量阅读注音书报, 在自习中不断增加识字的数量, 而且还是推广普通话的工具[2]。5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要求认真学习、大力推广注音识字经验, 争取提前扫除文盲。
1958年, 虽然在历年工作的基础上扫除了一大批文盲, 但却出现片面追求“高指标, 高速度”的浮夸现象, 影响了扫盲工作质量和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1960年以后,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 扫盲工作基本上停了下来。1962年至1965年, 国家经济情况好转, 扫盲工作有所恢复。到1965年, 全国共扫除文盲1亿多人。
三、1958年——1965年扫盲识字运动实践
在总路线的鼓舞下, 上海市虹口区邢家桥南路小学的小朋友们积极地投入到扫盲运动中去, 扫盲队伍从原来的40多人迅速发展到300多人。孩子们称自己的队伍叫:扫盲尖兵队。为了帮助和平村的106厂职工家属中的文盲克服学习上的困难, 组织了红领巾婴托站、小青蛙组、铁木儿组, 并组织小先生组、少年识字组, 解决师资不足困难, 使扫盲工作比较顺利地完成。队员们在和平坊设立了6个岗哨, 每个岗哨有队员3人。他们拿着生字卡热情地请来往的家属识字:“阿姨, 请你认一认这个字, 好不好?”读得正确的允许通过;读不出的由队员教会, 还把生字卡送给她。106厂在和平坊职工家属中的52个文盲, 通过7天的突击, 摘掉了文盲帽子[3]。在大跃进中, 跃进的佳话到处都有。四川鄯县太平乡红星三社女社员倪怀凤, 以10天的时间, 突击读完1500多字的农民识字课本, 完成了扫盲阶段的课程。10天以后, 她当上了扫盲学校的教师, 还包教了两个学生[4]。
在全国文化革命浪潮的推动下, 一个声势浩大的扫盲大跃进的高潮, 已在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中形成, 在“三天突击、百日巩固”的战斗口号中, 0058部队从1958年5月中旬到6月底, 全部队文盲的83%已经达到“四会”1500字以上;某部汽车支队六连, 在90小时内, “四会”1500字的达到原来文盲总数的91%。0057部队高机连和0060部队一支队, 在1958年3、4月间就创造了自编自唱、见物识字、生字开花等群众性的识字方法, 取得了高速度的经验, 形成“处处有课本, 时时可识字”、“训练越紧张, 学习越红火”的生动局面[5]。湖北省长阳县灯塔公社三渔冲大队在学习内容上, 低班以读同音字课本为主, 突击生字;中班以读文化技术课本为主, 结合阅读长阳报纸和一些通俗小册子;高班以学农村人民公社有关文件和报纸为主, 结合读技术课本。在写字和写作方面, 由教师领导学员抄写, 先写笔画、笔顺, 再写基础字、数码字、人名、活路名、工分、课文、便条乃至大字报、诗歌、快板等。大家提出“一天学会笔画, 两天掌握写字要领, 人人写名字, 天天记工分, 五个晚上学会写便条, 继续努力突破写作关。”[6]
辽宁省庄河县兴隆管理区用拼音字母扫盲, 该管理区共有7个高小班、9个扫盲班, 共有学员405名, 占青壮年总数的92%, 其中95%以上的学员已学会了拼音字母。文盲班以拼音字母突击汉字和巩固扫盲成果。当学员都学会拼音时, 教师发给学员教材, 让学员利用拼音字母, 大力突击汉字。在集中班里, 一般的每天都能学会20到30个, 最快的能学会40到50个。如南岭生产队于惠荣在一小时里就学会50多个汉字, 刘屯生产队刘成太、任淑芝等在学习中有不认识的字就用拼音字母拼。他们除在集中班学习外, 还利用劳动的休息时间、做饭的空闲、赶车的间歇等时间进行自学, 平均每天能学会90多个字。刘屯生产队在一个阶段测验中, 有22个文盲半文盲听写50多个汉字, 全对的有10名, 错一到三个字的9名, 错四到八个字的两名, 错八个字以上的两名。从这个成绩上看, 用拼音字母扫盲和巩固扫盲成果是行之有效的[7]。黑龙江省拜泉县丰产人民公社, 全社几年来扫除文盲2552人, 回生232人, 通过拼音字母学习恢复识字量228人。民众管理区的扫盲毕业学员王玉荣, 在扫盲毕业时认识1500字, 经过一个时期回生了653个字, 但学习拼音字母之后, 用它做拐棍, 不仅巩固了原来的识字量, 还多认了1000多字, 已经能够看报、写信、写诗了。到1958年12月末, 全县参加学习拼音字母的就有8.8万余人, 占全县青壮年总数的82%强, 其中基本掌握拼音字母的占青壮年总数的99.4%强[8]。
建国初期的扫盲识字运动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发展过程, 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扫除文盲的文件, 对于当时乃至当今的扫盲教育起到历史性的奠基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庆刚“.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论[J].南都学坛, 2002 (6) .
[2]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N].人民日报, 1960-5-11.
[3]傅梦麟, 万杰民.扫盲尖兵队[J].上海教育, 1958 (10) .
[4]大跃进扫盲传佳话[J].展望, 1958 (22) .
[5]任大卫.部队扫盲跃进中的两条路线[J].创造, 1958 (1) .
[6]李进迪, 覃先哲.三渔冲大队巩固扩大了扫盲成果[J].湖北人民教育, 1959 (4) .
[7]张洪祥.注音扫盲中的汉字教学[J].文字改革, 1960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