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门（共5篇）
窃听门 篇1
尽管出台了一些补救措施, 但时间过晚, 体现出的诚意、力度不够, 将令未来美国在与各国打交道, 尤其进行各种资讯合作时, 遇到更多障碍和更大阻力
今年10月21日, 法国《世界报》根据美国监听计划爆料人斯诺登提供的信息, 称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在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1月8日短短一个月间, 录音截取约7030万个法国电话通讯数据, 严重侵害法国公民个人隐私权。
仅仅几天后, 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通讯被NSA监控的消息, 又在《明镜周刊》等德国媒体上被曝出, 导致法德两国领导人在10月24至25日欧盟布鲁塞尔峰会上联手发难, 对美国“窃听盟友”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 并直接对美国政府表示不满和抗议, 迫使奥巴马和美国政要疲于奔命, 忙于“灭火”。
愈演愈烈的“窃听门”事件, 让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国际组织间的关系, 变得尴尬、微妙, 也严重损害了美国及其领导人的国际形象。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美国府院犯了许多公共关系学上的错误, 令原本已是“大问题”的“窃听门”公关命门越暴露越大, 终于到了如法国《解放报》所言的“几乎失控地步”。
“棱镜门”之后错失良机
众所周知, 由于NSA外包雇员斯诺登的“大爆料”, NSA针对本国及外国目标进行窃听、监控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而事实上, 斯诺登之所以能如此方便地“一言动天下”, 关键在于借助了维基解密的曝料体系和媒体、人际关系。
“棱镜门”曝光后不久, “NSA窃听欧洲目标”的传闻就不胫而走, 并引发德国的不满, 曾饱受东德特务机构窃听之苦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反应强烈, 而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在欧盟场合提议, 可以通过暂时中止美欧自贸协定谈判向美施压, 迫使美国在尊重欧盟国家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上“给个说法”。如果此时奥巴马和美国政府、美国情报部门能正视这些伙伴的不满, 及时采取措施安抚, 这场公关危机本可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美国府院却虑不及此, 而是一方面把矛头对准斯诺登, 动用各种手段将之“妖魔化”, 力图把这个后患逼上走投无路、只能回国受审的绝境, 一方面用“未监听盟国关键人物”、“窃听目的是反恐, 对保护盟友安全有利”等理由, 为窃听和监控行为辩护。
表面上看, 美国的上述公关行为暂时取得成功:迫于美国的强势和自己的有求于人, 那些怀疑自己遭到美国窃听的盟国忍气吞声, 对要求“给个说法”浅尝辄止 (牢骚最多的德国甚至否决同病相怜法国“暂停自贸协定谈判”的建议) , 甚至还通过联手阻挠玻利维亚总统专机入境的手段, 试图帮助美国方面捉拿斯诺登。而这些强势公关措施在美国国内大见成效, 斯诺登的形象很快一落千丈, 国内传媒几乎一边倒地站在政府立场, 一贯“逢政府必反”的共和党强硬派,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比奥巴马更“高调”。
然而斯诺登最终成功滞留俄罗斯, 使得这种强势公关留下危险的预后。事实上, 即便斯诺登被抓, 他埋下的“定时炸弹”——储存未宣秘闻的存储棒之类, 早已交到与之形影不离的维基解密人士那里, 并通过他们转至关系媒体手中, 随时可能爆炸。对此美方采取的公关应对措施, 同样是既强势又颟顸 (如动用英国关系强抄《卫报》报社, 检索其电脑硬盘等) , 一副“高级黑”的做派。
“窃听门”引爆后处处被动
“窃听门”引爆后, 美国的公关应对更是处处被动。法国、德国信息被窃听的消息刚刚传出, 白宫就匆忙撇清, 表示“查无此事”, 总统奥巴马更亲自出马, 致电法德领导人进行安抚;奥巴马话音未落, 后续猛料曝出, 白宫又有意无意称“奥巴马本人不知情”、“直到今年夏天才知道”等, 力图大事化小;见“不知情说”难以服众, 白宫再度祭起小道消息的“绝招”, 让《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吹风, 说奥巴马正考虑宣布针对盟国领导人的监控为非法, 但“尚未最后决定”。
然而由于民主、共和两党矛盾激化, 曾在6月间“护短”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拆台, 如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罗杰斯, 众议院议员彼得·金等则抛出“窃听对美国和盟国安全都有利”、“如果法国人知道窃听是为他们好会开香槟庆祝”、“二战前纳粹猖獗就是因为美国当时窃听得不够”、“欧盟反应太过虚伪”等说辞, 其目的固然主要是让奥巴马难堪, 却无疑损害了美国本身的公关形象和利益。
更为严重的是, 白宫和奥巴马的公关危机处理手段, 等于将情报部门本身推向千夫所指的风口浪尖, 对此情报官员们愤愤不平, 并立即采取行动。10月29日, NSA主任基斯·亚历山大将军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在美国国会众院情报委员会作证, 称欧洲媒体针对NSA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 并否认NSA在欧洲的行为是搜集欧洲公民信息, 而将之称为“和北约盟国的共同合作, 目的是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 后者更扬言称“监控外国, 哪怕是盟国领导人, 是情报界的基本原则, 已流行了几十年”, 而且直接否认“奥巴马事先不知情”的“官办传闻”, 称“争取和政府间的相互理解, 是情报部门的主要使命之一”。
克拉帕是负责美国16家情报部门的“美国情报大总管”, 他暗示美国政府对NSA的监控行为不仅知情而且支持, 这和《纽约时报》放出的“奥巴马正考虑宣布针对盟国领导人监控为非法”风声自相矛盾, 自然令奥巴马难堪, 更让美国政府和国家的公关形象雪上加霜。道理正如法国《新观察家报》上评论员菲利普·布雷·热尔库文章所称, 不论奥巴马事先是否知情, 损害都已造成, 因为倘若奥巴马说的是实话, 那么就表明他是个无能的总统, 反之, 他则是个谎言连篇的虚伪总统。
诚如许多分析家所言, 鉴于几乎所有涉嫌被窃听、监控的美国盟友都有求于美国, 加上美国仍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 盟国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徒劳和无奈, 报复手段也注定是雷声大雨点小, 姿态多于实际。不过, 美国的形象遭受的损害, 却是难以补救的。
后续公关且观后效
似乎是终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公关力度。10月31日, 国务卿克里在一个半公开场合坦承, 在某些方面, 美国的窃听行为“太过分”, 并承诺“类似情况将不再发生”;同日, 美参院情报委员会通过立法草案, 收紧对情报机构处理通讯记录的控制, 并规定保留这些记录的最长年限为5年。
然而这些措施出台过晚, 体现出的诚意、力度也不够, 虽然如前所述, 相关各国实际上对美国的做法无可奈何, 但正所谓“士不敢言而敢怒”, 美国公关形象的受损, 将令未来美国在与各国打交道, 尤其进行各种资讯方面合作时, 遇到更多障碍和更大阻力。
不仅如此, 美国至今未能解决“内部不同调”的问题:国务院虽含蓄道歉, 真正的执行机构——情报总监和各情报部门却咬紧牙关;执政党民主党占上风的参院情报委员会在主席迪安·范思坦主导下, 开始努力修补政府受损的公关形象, 但在共和党控制的众院, 由迈克尔·罗杰斯任主席的情报委员会, 却仍沉浸在另一个腔调中。这无疑将令美国政府的相关补救措施效果打折。
事态仍在发展, 谁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料曝光, 更不知道美国府院会采取怎样的后续公关措施, 未来情形如何, 只能且观后效了。
“窃听门”里的媒介与政治 篇2
窃听丑闻波及唐宁街十号，给英国首相卡梅伦出了个大难题——其内阁的前任公关主管卡尔森曾任《世界新闻报》主编。而且，就在接受这份任命前不久，他刚刚因为该报皇室窃听案发后辞职。卡尔森被逮捕后，有媒体将之称为卡梅伦执政以来遭遇的最大政治困境，卡梅伦立刻改口，从“我任命安迪是基于当时对他的了解，他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他”，改为“对这一决定非常后悔、非常抱歉”。
《世界新闻报》可谓八卦报纸的代表，其声名狼藉的程度与其惊人的发行量颇成正比。但它又是政府机构公关顾问的“黄埔军校”。眼下对卡梅伦批评最为尖锐的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其现任媒体顾问也曾供职于《世界新闻报》。更有甚者，本应依法调查《世界新闻报》的伦敦警察局，竟于2009年聘请与一系列窃听行为有牵连的该报前执行主编尼尔•沃立斯担任公关顾问。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英国政客长期以来跟八卦报纸之间既相互利用又彼此厌憎的畸形关系。
在政治选举媒介化的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媒体。政客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报道的框架和基调。政客们需要“专业人士”替他们操控舆论导向，设计与选民沟通的方案，在面对政治危机时通过有效的公关策略变被动为主动，这也就是所谓公关主管（communication director）的职责。公关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恰恰是熟知游戏规则的八卦报纸。因此，卡梅伦不计“前科”任命卡尔森并不奇怪，他是否“了解”卡尔森在窃听事件中的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场公关游戏中卡尔森是否能帮助他操纵公众、左右政局。
政客们需要媒体，正如媒体需要政客。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进军英国媒体以来，默多克利用手中报纸的影响力，不断和历届政府及议会进行着权力的博弈。
一方面，八卦小报动用各种手段挖掘名人隐私尤其性丑闻。历史上因为得罪了八卦小报而被“批倒批臭”的政客不在少数，比如因呼吁对小报加强管制而被爆性丑闻的保守党议员大卫•迈勒等。这就使得议员们在媒体管制问题上总是小心翼翼，三缄其口，谁也不愿成为八卦火力的下一个目标。另一方面，默多克深谙资本与权力的相互转换之道。他是唐宁街十号的常客，跟布莱尔以降的英国历届首相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便当年他旗下的《太阳报》刊出布朗首相之子的医疗记录这种极端隐私的信息，也并不影响他的孩子们被邀至首相府参加派对。这一套对政客”恩威并施”的策略，使默多克不仅得以在自由市场的名义下，一次次规避各国政府对媒体所有权的限制，大举扩张，甚至屡屡逃脱法律的约束，改写媒体产业的游戏规则。
媒介政治化的更深一层隐忧是，政治生活的逻辑向媒体运作的逻辑靠拢。媒体选择和呈现的头版头条，变成公众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并进而影响政治议程。可别以为八卦小报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娱乐，一个只读《世界新闻报》的读者，跟每天看《金融时报》的读者，他们对“时事”和“政治”的理解肯定不同。
默多克帝国在商业上的成功，正在于对媒介高度商业化时代的掌控。新闻的公共性往往被其商品性所遮蔽——制造卖点，刺激欲望，追求好莱坞式的奇观效应自然比客观公正，条分缕析的调查性报道更能吸引眼球。从辛普森案到9•11袭击，从威廉王子大婚到“窃听门”丑闻，媒体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呈现给观众最跌宕的细节，最耸动的奇观。影像与修辞盖过内容与实质，再沉重再复杂的话题都可以被改编成一出好莱坞大片。善于制造媒体奇观的默多克，深知自己这一次成了被观看的对象，所以他接受议会质询时，硬要打断流程，加上一句事先设计好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卑微的一天”，期望这句话第二天出现在各报头条，为本场奇观定下基调。
窃听门 篇3
一、“窃听门”事件回放
该报于1843年在英国伦敦创刊, 1969年被传媒大亨默多克收购, 成为实现其“提高报纸销量必须降低报纸格调”理念的平台。它主打名人花边新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甚至色情信息;为获取独家内幕信息而不择手段, 因之树立典型的英国“小报”风格。自默多克接管后, 该报以曝料明星、政客的各种丑闻和内幕消息而闻名于世, 并取得良好的市场业绩。截至2011年, 报纸发行量平均每期达到260万份, 是英国最畅销的周报之一。[1]而其不道德与非法的获取信息的方式, 也为世人所诟病, 并直接导致其电话窃听门危机、报社关门倒闭。
据媒体报道, 该报始于2005年就对英国王室成员的语音邮件进行窃听。2006年8月8日, 该报王室版编辑克里夫·古德曼与私人调查员格伦·穆尔凯尔就因窃听皇家侍从的电话而被捕。2010年9月, 《纽约时报》爆料该报曾通过电话窃听来获取资料。英国警方遂于2011年1月对其窃听指控展开调查, 报社陷入了危机。2011年7月, 该报再因窃听事件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7月4日, 英国《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报道, 该报在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 甚至干扰了警方破案。[2]这说明该报不仅网罗王室、名人、权贵等公众人物, 而且捕猎弱势人群。之后, 更多的窃听事件不断被曝光。据报道, 从2005年开始, 受到该报电话窃听的人数约为4000人, 其中有20多人对该报提出法律诉讼。而该报也最终被窃听事件击垮, 于2011年7月7日, 被国际新闻公司宣布关停。7月10日, 该报正式永久停刊, 168年与8674期的办报历史就此终结。[3]
二、“窃听门”事件发生的原因
前文即已叙述“窃听”是该报获取信息的常态手段之一, 因而“窃听门”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 这与媒体以新闻自由为盾牌寻求眼球经济、从而扭曲了媒体标榜的新闻价值观直接相关;而政府与媒介的合谋与新技术的不当使用亦有关系。
(一) 不法手段获取信息
新闻自由指的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介获知新闻、发表意见的自由;新闻媒介采集、报道新闻事实, 表达社会舆论的自由;政府必须接受公众通过新闻媒介进行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部门对上述权利予以保障, 同时厘定相应的责任义务范围, 使其不妨害其他法律上的自由和权利。”[4]然而, 就西方新闻界而言, 新闻自由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常常有所背离。沈正赋指出, “西方新闻自由从古典新闻自由过渡到现代新闻自由, 再发展到当代新闻自由, 在理论上虽然不断得到修正、调整和完善, 但现实中的新闻自由权却被媒体及其记者肆意滥用”。[5]以该报为代表的英国小报多年来正是以新闻自由保障的知情权和采访权为盾牌, 频频突破新闻自由的边界, 利用各种手段获取“猛料”, 甚至不惜触犯相关法律。而在内容上, 该报并没有承担应有的公共责任, 而是以媚俗的花边新闻、娱乐新闻、明星政客丑闻为主, 并以窥探、挖掘别人的隐私为炒作卖点, 甚至还充斥着淫秽、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
首先, 以重金购买新闻。该报规定, 只要事关名人绯闻, 无论大事小情, 爆料者均可得到数百英镑以上的酬劳。例如, 该报在2004年为获取球星贝克汉姆及其私人助理鲁斯之间的绯闻, 就付给鲁斯30万英镑。[6]其次, 以不法手段获取信息, 即通过雇佣侦探监视拍照、利用木马技术侵入别人手机与邮箱等方式来窃取对方的隐私。据报道, 英国王室、社会名人、政界要人甚至英军阵亡家属都被这家小报纳为窃听对象, 也包括普通百姓, 如2002年, 该报指使私家侦探窃听了失踪女孩米莉·道勒的手机语音信箱。此外, 该报还在2003年至2007年之间贿赂英国警察和王室工作人员, 以获取内部信息。
以不法手段获取信息, 不仅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 也严重扭曲了受众的知情权。新闻自由并非绝对自由, 而是有法律、社会责任、伦理道德等边界。因此, 该报的这种非法行为滥用了言论自由权利和知情权, 不仅违反了新闻伦理道德, 还触犯了相关法律, 也伤害了媒体客观、公正的形象。
(二) 新闻价值观的扭曲:追求利润, 社会责任缺失
该报利用重金贿赂、窃听等非法手段获取信息源自经济利益诉求, 因为西方媒体大多是私人企业, 追逐利润是其固有的本性, 并以新闻自由为实现利益的盾牌, 该报亦如是。
在高度市场化竞争中, 该报面临传统报纸与新兴媒体的两重压力。“英国7000万人口, 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总数超过1200份。根据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 平均每1000名英国成年人拥有383.4份报纸, ”[7]由此可以看出竞争的激烈。此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 各种新兴媒体的出现又进一步挤占了纸质媒体的获利空间。
如何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呢?该报树立“消费者至上”的观念, 竭尽所能以满足受众的需求, 包括非法窃听他人电话、非法侵入他人电子邮件账户、化装、秘密跟踪、拍摄、录音等卑劣手段去挖掘吸引眼球的“猛料”, 迎合诸多受众在日常生活中热衷于阅读名人的八卦新闻、暴力犯罪、体育丑闻的需求。
该报以吸引受众注意力资源, 从而获取广告利益。以“消费者至上”为圭皋, 逐渐偏离了“爬粪行动”的西方新闻价值观念。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商业传媒首先要满足与商品的促销相符的需求, 那种无利可图, 或威胁其经济利益的文化需求, 是不会被理睬的”。[8]换言之, 西方新闻自由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商业化媒体一方面既要独立于政府在市场中自由运作, 获取利益从而赢得生存;另一方面又要担负公共责任, 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但是资本逐利性和社会责任之间难以平衡, 在实践中, 媒体常常对社会公器弃之不顾, 而只热衷于追逐利益。正如默多克之子、身为新闻国际CEO的詹姆斯·默多克坦陈:“《世界新闻报》希望督促他人承担责任, 但它自己却未能做到这一点。”[9]
(三) 媒体与政府的合谋关系
除了商业化媒体为逐利而不择手段外, 我们还应看到其内在的政治动因, 即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一般来说, 政府和媒体之间构成制衡的关系, 政府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媒体进行管理, 媒体则对政府进行监督。但是在现今西方社会中, 媒体与政府之间越来越呈现一种“共谋”的关系, 即媒体与政治精英之间互相利用, 媒体倚重政府所拥有的政策、权力资源, 而政府则利用媒体去引导、操控舆论。换言之, 一方面, 政治精英为了获得有利的舆论环境, 提升自身形象和影响而有意地靠近、利用媒体。例如梅杰在担任首相期间, 曾与默多克商讨如何利用媒介改善他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而他亦以其资源投桃报李。另一方面, 媒体也极力帮助政治人物, 从而获得利益寻租。
默多克的传播帝国建基于英国, 这和他与英国政要关系密切不无关联。早在20世纪70年代, 他就在撒切尔政府的帮助下, 收购了大量的英国报纸, 为以后的新闻集团奠定了基础。他先后帮助梅杰、布莱尔、卡梅伦成功竞选为英国首相, 同时在他们的协助下, 默多克的传播帝国不断开疆拓土。媒介与政府之间的共谋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已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形成干扰, “西方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媒体绑架民意、民意胁迫政客、政客勾结媒体’这个难以解脱的恶性循环。”[10]
(四) 技术对新闻业的负面影响
卡斯特认为, 计算机网络为当代基于网络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形态的运行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11]毫无疑问, 从口语时代到印刷、电子一直到今天的网络时代, 传媒业无不仰赖于媒介技术。近几年来, 随着网络、移动通信、数字技术的发展, 涌现了一批新媒介, 对传播形态和媒介形态以及新闻业态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但是,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合理的使用会加速传媒业的革新;反之, 也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技术的普及、设备的精巧, 功能的强大以及低廉的价格使得多数人很容易掌握相关技术, 拥有设备。技术与设备本是中性, 没有善恶之分, 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如果用于满足低级趣味而伤害他人正当的合法权利, 技术则成为作恶的推手, 如该报的“窃听门”事件, 它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使人们对技术产生恐惧和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的人高度依赖网络, 数字化设备如电脑、智能上网手机, 这也给他人更多的可乘之机。新闻从业人员利用技术与设备侵入别人的私生活, 窃听、窃取私密信息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新闻伦理道德, 甚至触犯了法律。这种行为如果呈泛滥之势, 势必对整个新闻业带来巨大的灾难。
通过该报的“窃听门”事件与关闭引起我们诸多思考:如何再认识西方媒体所秉持的新闻自由理念?新闻自由的边界在哪?大众知情权与私人隐私权如何平衡?媒介商业化与公共责任如何协调?这些都为处于改革中的中国新闻界提供了反思的路径与个案思考。
三、我国新闻界对此的反思
我国某些媒体为了获取新闻信息业已背离职业道德, 甚至已经触犯了有关法律, 如某些介入式暗访、隐形采访、体验式采访。该报的“窃听门”事件即是一面镜子, 折射的诸多问题, 尤其值得我国新闻界警醒与反思。
(一) 个人层面:提升职业道德, 遵守法律, 坚守新闻伦理底线
作为媒体从业人员, 首先要有良好的道德情操与个人修为, 这是职业道德的基石。媒体从业人员需遵循职业操守和道德水准, 牢牢树立社会公器的责任意识, 维护公共利益与公平正义, 并切身躬行。此外, 加强对各项法律法规的学习, 在新闻工作中, 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获取信息;对暗访、隐形采访等非常规方式须慎之又慎, 以不违反法律为前提。
(二) 管理层面:加强对新闻机构的管理
“窃听门”事件证明, 媒介组织难辞其咎。因此, 首先, 媒介组织的主导思想应以遵守法律与行业规范为准绳, 规范其从业人员的行为, 做到有章可循, 更不得唆使与纵容其从业人员作奸犯科。其次, 各级新闻主管部门也应各负其责, 对各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 对媒体组织及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对违反职业道德以及行业规定的组织和个人应及时、严格处理。最后, 加强法制建设, 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三) 受众层面:提升媒介素养
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公众需提升媒介素养。一方面, 受众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减少对媚俗信息的关注, 从而有效消减媚俗信息市场;另一方面, 受众需加强媒介的使用能力, 强化防范意识与提高防范能力。而这既需受众自身的努力, 也需有关机构的知识普及。
总之, 防范与减少窃听门之类事件的发生, 既需新闻界的行业自律和他律的双管齐下, 也需受众努力提升媒介素养。
四、结语
该报的“窃听门”事件折射出了西方媒体为资本逐利而不择手段的弊病, 这与政府的监管不力、媒体的放纵、受众的低级需求、技术与设备的易获得性有关。“窃听门”事件警示我们的不仅仅是如何规范职业操守与强化有关的法律法规, 更应思考如何在社会公器与经济利益诉求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而这对处在改革中的中国传媒业来说, 更具有现实意义。何梓华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比喻为自行车的前后轮, 而在实践中, 这种比喻如此苍白, 经济利益常常抛弃了社会利益。俗话说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应该防微杜渐, 或做些亡羊补牢式的补救。此外, 我们亦须警惕政府、有关组织和个人以此借机抑制新闻自由、压制监督权与知情权。这些对我国新闻业无疑均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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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喻满意.世界新闻报“八卦”的前世今生[EB/OL]. (2011-07-23) .http://epaper.tianjinwe.com/mrxb/mrxb/2011-07/23/content_6489537.html.
[3]刘伟.世界新闻报停刊全程披露:卫报头条曝光窃听丑闻[EB/OL]. (2011-07-18) .http://news.163.com/11/0718/13/798FK3QQ0001121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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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正赋.西方新闻自由的理想王国与现实图景[J].当代传播, 2011 (5) :8.
[6]李维.英国小报不惜重金买绯闻[EB/OL]. (2006-02-16) .http://gb.cri.cn/2201/2006/02/16/401@902750_1.html.
[7][9]王希怡.激烈竞争催生英国畸形小报文化:“要挖到猛料, 都必须越界”[N].广州日报, 2011-08-14 (A8) .
[8]罗伯特.哈克特, 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M].沈荟, 周雨,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40.
[10]吕岩松.窃听折射西方媒体制度困境[EB/OL]. (2011-08-02)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08/02/c_121759312.html.
窃听门 篇4
一、重谈新闻的真实问题
(一)新闻业视角的“真实”
“追求真实”一直是新闻业的首要职责,不同的报纸都把对“真实”的追求放入口号中——英国最早的定期报纸口号是“依靠最充分最确实的信息”;法国首家报纸的编辑说“竭尽全力获取真实,这件事我当仁不让”;普利策在提倡“真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精确”概念,提出了“精确、精确、再精确”。
(二)新闻学学者视角的新闻“真实”
新闻学学者更提倡新闻“真实”。甘惜分认为,新闻真实是“新闻报道反映客观事实的准确度。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新闻报道是客观事实在记者头脑中的反映,主体与客观必须一致,否则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2]童兵则指出,“新闻传播的真实,就是指新闻报道与所反映的客观现实的相符合程度。”[3]陈力丹、闰伊默认为“新闻的真实表现为一个过程”,因为事实的发生和演变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相对应地,人对事实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杨保军进一步论述了新闻真实论中“事实、真相、真实”三个关键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即“与事实符合,是新闻真实的起码要求”,记者“碰到的都是事实,但并不都是真相”,而“与真相符合是新闻真实的最高境界”。[4]
综上所述,新闻业界和新闻学学界都表现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观点趋于一致,即“新闻真实”讲述的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问题,符合便真实,不符合便不真实;符合度越高,便越真实,符合度越低,则越不真实。
(三)“新闻真实”研究中的问题
从业者、学者在研究新闻“真实性”时,大多关注具体某一新闻事件报道的真实,即新闻内容的真实,却忽略新闻的“真实”是贯穿整个新闻业和新闻过程中的“真实”:纵向表现为新闻事件作为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发展的“真实”;横向表现为贯穿新闻整个流程中“合法有效的”“真实”;同时还是整个新闻行业“整体的真实”。“真实”是新闻业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新闻业赖以日常运作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新闻的“真实”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实践的、功能性的真实”。[5]所谓的“实践的功能的真实”,关注的就是新闻业“整体”的真实:它不仅仅包括某一新闻报道过程的真实,还包括作为整体的“新闻业”的实践整个过程(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传递)的真实,这种“实践的、功能性的真实变化多端,如同学习,它像岩洞中的钟乳石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滴增长起来的”。[5]这种真实最终体现到新闻组织甚至整个新闻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诚信”。
二、事实的“真实”与行业整体的“真实”
《世界新闻报》使用“窃听”非法手段获得名人、政治家、军人甚至伦敦地铁爆炸案遇难者家属的信息。该“窃听”丑闻的爆发不仅有市场竞争、政治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也是西方过度的新闻自由使然。作者将从“新闻自由”、新闻监督和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底线角度分析“窃听门”事件的原因。
(一)滥用“新闻自由”权利的恶果
新闻自由,又称“出版自由”,指的是媒体和公民在新闻传播活动领域所享有的自由权利。“新闻自由”口号诞生于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以法律确认的形式,使自由主义报刊成为一种制度,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自由主义理论自身的局限性而饱受诟病,如过分强调“自由”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只强调播者的权利而忽略作为公众的受传者的权利;谈论对象主要是意见、观点或思想的自由,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作为私有企业的媒体进行盈利活动时的信息传播的性质和影响问题等。新闻自由属于一种民主权利,它是新闻传播活动得以实现的必要保证。但是伴随着这种权利,新闻传播者也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世界新闻报》窃听行为的受害者可能多达4000人。”《世界新闻报》有关人员多次使用巨款资金实现与受害人的庭外和解,雇用私人侦探掠取信息,删改被谋杀女孩的手机语音信箱就是滥用“新闻自由”理念的最好证明。这些事件都表明西方新闻媒体已无限度地扩大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窃听门”事件实际上就是滥用“新闻自由”权利产生的恶果。
(二)实施新闻监督功能过程中对监听科技的滥用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实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6]新闻媒体在发挥监督功能时,按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方法,对于一些揭丑的新闻或者对公众利益有促进的新闻,不得不采用非常规手段,才能揭露真相。科技的进步恰恰为新闻业提供了这种“非常规手段”。“监听(窃听是监听的一种),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段或设备等技术手段,对相应的声音或事态的发展进行探听的一种行为。”[7]西方各国对“监听”都有相关立法,“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行使侦查监听权的执行主体为侦查机关”;“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将监听权授予检察官或者由司法警察独立行使”。[8]根据各国的法律,《世界新闻报》都不该成为监听行为的执行主体,无权使用监听手段。但《世界新闻报》一意孤行,屡屡采用这种“非常规的违法手段”。所以“窃听门”丑闻,不是在新闻的“真实”上出了问题,而在于新闻采访手段的违法性。《世界新闻报》通过非法窃听的手段获得了大量的独家新闻,其报道出来的信息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但在该过程中,《世界新闻报》过于追求新闻的“真实”“独家”,却忽略新闻获得的过程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整个过程还必须是“有效的”“真实”。《世界新闻报》只强调新闻“内容”真实,而忽视新闻“取之有道”的原则,最终失去了诚信。
(三)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的底线——目的的正当性且不能偏离公众的利益
新闻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其目标是服务全体公民,服务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的利益。“清华大学博士陈致中指出,《世界新闻报》关门的原因其中一个是‘源于它把窃听的对象延伸到一般民众身上,如受害者家属、退伍军人眷属等,这就触犯了新闻伦理的底线,对普通民众也进行这样的监控,就很明显超出了第四权的界限。’所以,道德滑不滑坡不在于‘窃听’这种行为,而在于‘窃听’的对象。”[9]暨南大学教授支庭荣分析,“目的的正当性与采访手段所受压力是呈反比的。默多克所面临的此次危机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失衡,‘当目的很正当的时候,手段受到的压力比较小。但当目的不是那么正当的时候,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9]美国新闻史上“水门事件”曝光过程中,《华盛顿邮报》记者就采用非常规的采访手段对事件真相进行了揭露。但是“水门事件”目的的正当性却压倒了一切,巧妙地引导人们关注重大政治丑闻,而忽略了正当目的背后违法的采访手段。
此外,西方国家的新闻报道规范制定得极为详细,关于消息来源,提高报道的准确性,如何避免偏见,如何报道冲突、指控或批评,何时使用引语,记者的外部活动规范,如何规范隐私报道,如何进行犯罪报道和法庭报道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具有很好的自律的制度保障。例如,英国PCC从业守则关于新闻报道特别规定:“如果与儿童私生活有关的资料被公开,其必须具有公开相关资料的正当理由”,“在进入医院或类似机构的非公共区域进行采访前,记者必须指明自己的身份并获得其负责人的允许”,“禁止媒体寻求获得或发表通过隐藏的相机或秘密监听装置得到的资料。通常只有在为公共利益并且通过其他方式不可能获得资料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不实或秘密手段”。[10]反观《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早在2007年,《世界新闻报》两名工作人员因为在《世界新闻报》刊登一篇通过非法窃听皇室助理手机的语音信箱而获得威廉王子膝盖受伤并报道而被判入狱,但并未引起公众普遍反感。2009年,英国《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在《卫报》上揭露,默多克的报纸支付了超过160万美元来解决有关电话窃听的法律诉讼,也未引起多大反响。2011年7月5日,《卫报》刊登了记者尼克·戴维斯又一篇报道,揭露《世界新闻报》在2002年雇用侦探窃听13岁失踪少女道勒的手机并删除其手机中的语音留言,干扰了警方的侦破工作,这才最终引爆了公众的愤怒。在此之前,公众普遍认为,电话窃听丑闻只是影响了明星、政界人士和皇室家族,而这一报道揭示《世界新闻报》窃听对象不仅局限于名人,还包括普通人甚至是受害者。窃听目的不正当,偏离甚至违背公众利益,招致公众一致的愤怒,导致《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不断被放大。
三、结语
新闻的“真实”应该是“整体真实”,是贯穿整个新闻业和新闻过程的“真实”:纵向表现为新闻事件作为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发展的“真实”;横向表现为贯穿新闻整个流程中“合法有效的”“真实”。《世界新闻报》违背法律,一意孤行,采纳了“窃听”这种违法手段,突破了新闻职业的底线和一些社会公认的标准,造成了对公众权利的侵害。而在新闻媒体发挥监督功能的过程中,新闻职业道德的底线是目的的正当性,且不偏离公众利益,否则,就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媒体的诚信也会坍塌于一夕。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了各个视角的新闻“真实”,结合《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丑闻提出:新闻的“真实”是贯穿整个新闻业和新闻过程的“真实”,纵向表现为新闻事件作为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发展的“真实”;横向表现为贯穿新闻整个流程“合法有效的”“真实”。
关键词：真实,窃听门,合法性,正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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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18012.htm.
[7][DB/OL]http://baike.baidu.com/view/3477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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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专家称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折射英政府管理问题[N].南方日报,2011-07-19.
窃听门 篇5
关键词：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主体,新闻专业主义
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已经有168年的历史, 却在2011年陷入窃听丑闻, 记者非法窃听, 干扰警方破案, 致使当事人利益受到损害, 引起了公众舆论的谴责, 最终倒闭。经济利益的纠缠渐渐取代新闻专业精神的考量, 引起了世界的眼睛对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重新审视。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宪法都有明确的规定“言论、出版自由的主体是公民”, 新闻自由作为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 它的主体是公民, 而不仅是新闻工作者;但另一方面, 党管媒体的形式下, 在一些重大和敏感问题上, 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 常常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与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外界认为中国缺乏新闻自由的最大理由。
中西方的新闻自由内部都存在着矛盾, 但都没有做到新闻自由的最佳状态, 究竟什么才是保持在法律和道德约束范围内的新闻自由的准则?我认为, 就是新闻受益主体的绝对性。无论是采用什么方式, 只要新闻传媒机构能秉持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准则, 最后必然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 长久而健康的生存下去。
1 西方新闻自由的内部矛盾
西方的新闻自由本身就是矛盾的, 编辑权和经营权无法分离,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只是脱离政府管制, 利益集团办媒体, 媒体工作者要服从媒体所有人的观点。脱离了政府, 却逃脱不开非新闻专业领域权力者的控制。
美国著名媒体批评家Norman Solomon著作《目标伊拉克:新闻媒体没有告诉你的新闻》中写到:“我们今天, 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是在包含了大量的经过筛选的、扭曲的事实和画面的宣传信息中寻找真相。”书中以伊拉克战争时美媒的报道为例, 用数据指出:战争期间, 在电视画面中出现的79%都是政府相关人员, 在接受对战争看法采访的393人中, 与反战相关的只有3人, 还有不少记者因为表达了心中真实的反战愿望而被开除。
西方新闻自由的实质是“新闻执政”, 虽然西方政府不直接控制媒体, 但他们也可以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等手段来达到操控媒体控制舆论的目的, 另一方面媒体也需要依靠政府的影响力。奥巴马每年进行的几十次演讲也是一定程度上提前设计的新闻。
西方新闻自由的矛盾是典型市场新闻业环境下的矛盾, 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趋势下, 媒体无法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出现道德和法律不允许的现象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2 中国新闻自由的内部矛盾
前文提到中国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所有公民, 按理说普罗大众都应该得到新闻机构的爱护, 对社会不公正现象口诛笔伐, 但现实中不论是国内国际, 对中国新闻自由的认知都是“远远不足”的。在美国自由之家组织的国际新闻自由排名中, 195个国家里中国排名第181位, 居于越南之后。马克思把报纸看作“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 但在中国特色的体制下, 无论是从两只手操控的市场经济角度, 还是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 中国的新闻体制中媒体工作者能感受到来自政府时刻对媒体的管辖。包括依托于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自媒体平台也“隔墙有耳”:贴吧、微博、论坛敏感字符的屏蔽便是一个很普遍的体现。
但从正面的角度看, 媒体建立价值的功能能通过健康的政府引导发挥出来, 倡导主流价值观, 潜移默化的去通过“影响人们想什么”最终达到“影响人们怎么想”的效果。这也可以说是发挥了媒体优化社会的作用, 避免了过度自由和个人主义导致的社会思想混乱、不稳定发展等弊端。
3 达到新闻自由最佳状态的途径
1) 健全新闻媒体行业的法治。自由的另一面应该是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道德是媒体自律, 而法律则是媒体管辖的根本, 职业行为不能凌驾于一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之上。”当媒体自律被商业化经营模式给蒙蔽了眼睛的时候, 完备的法律制度就成为公众隐私权的最后保障。”
2) 新闻工作者专业主义精神和规范的培养。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念认为:在新闻报道中应该保持中立, 消除主观性和倾向性。这不免是用绝对的概念去定义必然相对的自由而出现的错误。
媒介的首要功能是发布信息, 媒介在发布这些信息时会进行一些能动操作:通过概括提炼, 反映其本质和要点;通过选择突出, 强化正面信息的作用;通过淡写弱化, 降低负面信息的影响;通过传播整合, 提高信息质量;通过淘汰净化, 去除信息中的固有弱点。经过这一系列的“选择性”操作, 其发布的信息无疑具有了相当的倾向性;媒体的第二功能是表达观点, 发挥“模拟公众”的作用, 代表公众发声, 就必须要有评论、解释等表达的观点。最终便能实现上文所说的建立价值的终极目的。
因此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水准便成了这个倾向性所带来结果好坏的考量。西方和日本等一些国家相对于中国, 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规范确实更加完善。如在汶川大地震的图片报道中, 国内媒体频繁宣传如《那只手》组图之类的血腥场面, 来展示灾区人民的死伤惨重和痛不欲生, 而同去采访的国外媒体却大部分懂得规避直面残忍画面, 通过影子、对比等暗喻、衬托的摄影技巧来温柔间接的表达灾情, 更具有人性。日本NHK电视台在报道日本大地震时, 在余震发生的演播厅里仍坚持头戴安全帽进行直播, 向外界传递有效信息, 不将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煽情之中, 赢得了国际媒体的赞誉。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相较于西方应该在此块进行更努力的完善。
4 坚持绝对的受益主体——公民, 践行社会责任理论
社会责任理论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新闻自由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我觉得, 媒体工作者的专业秤杆, 应该是让公众受益, 这里有两点解读:一是主体是公众, 二是报道的过程、方式、结果都能给公众带来正面的影响。
新闻自由是相对的, 但是作为大众传媒, 新闻自由的主体和受益方是绝对的,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 或者说公众、公共利益。无论是政府还是利益集团都应该让步于公共的利益,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像一些小报之所以流行和生存, 也是因为它让一部分的公众喜欢。但作为大众传媒, 是社会的舆论脊梁和人民利益与权利拥有者的传声筒, 就应该时刻秉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作大多数人、即主流公众的发声体。也就是说媒体要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 也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有塑造作用。
“天赋人权”, 其实应该是“人赋新闻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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