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

彭宇案（通用7篇）

彭宇案 篇1

一、“彭宇案”中的法律解释

2006年11月, 南京市民彭宇在某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过程中, 见一位老人摔倒后, 主动上前搀扶并协助其家人将老人送至医院, 后又垫付了200元的医药费, 事后经鉴定, 老人左股骨颈骨折构成八级伤残。2007年, 老人一纸诉状将彭宇告上法庭, 称自己是被彭宇撞倒, 要求其赔偿各种费用总计13万元。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做出判决, 称“彭宇自认, 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从常理分析, 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 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 即45876元。①判决结果一出,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人们纷纷对这一判决结果进行批判, 舆论也一边倒的倒向了当事人彭宇这一边。在本案判决书中, 法官认为,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在公交车这样人员聚集的公共场合, 撞到原告的人是不可能轻易逃逸的, 而被告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因此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做好事, 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 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 而且被告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完全可以自行离开, 可被告未做出这样的选择, 显然与常理相悖;对于被告给付原告的二百多元, 事后被告也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原、被告素不认识, 一般不会贸然借款, 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 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 而如果撞伤他人, 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 事后双方也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 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 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因此, 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 而应为赔偿款。[1]法官依此认定, 原告是被告撞到的, 被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从判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法官在解释案件事实的过程中, 大量的使用了“日常生活经验”“可能性”“常理”等词汇, 法官在解释案件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如法官的个性或前见;社会背景 (特别是常识及常情) 等, 但这是否意味着该案法官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呢凭借法官个人的生活经验来推定案件事实能否令人信服呢法官的创造性解释应以什么为限度呢

二、法律解释的创造性

本文语境下所使用的“法律解释”这一概念, 并不是指国家有权机关对法律所做出的具有普适性效力的解释, 而是指法官按照法律的规范意旨和法律精神, 运用法律思维方式,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和事实的意义所作的阐明。[2]法律规范是“死”的, 而法律适用却是“活”的, 法律适用的效果是通过法官的创造性适用实现的。法律解释之所有具有创造性是因为法律作为一般的规则, 是对大量的案件的共性的抽象, 但这种抽象本身并不是目的, 它的目的在于应用, 在于把共性的规则个别化, 从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只有经过法官的具体解释才能在具体案件中适用, 这一过程是共性的法律规范与具体案件结合的过程, 也是一个法律与事实相互影响的过程, 法律规范着法官去阅读案件, 但案件却以其自身丰富的个性影响、改变着法律规则, 因此, 法官审理案件是一种理解性地阅读法律和案件事实的过程, 这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 没有这种创造性, 法官适用法律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因此, 我们可以说, 以往的那种认为法官只是机械的适用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理论在法律解释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 它可以保障法律生命的持续性。其次, 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就是承认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 这无疑是对立法权的一种限制, 是权力分工效果的一种继续。

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解释创造性的不足和弊端。一方面, 法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可能做进行比较随意的解释, 尤其是一些不负责任或者业务能力不高的法官, 将一些非法律性的因素考虑进去, 做出令人难以信服的判决, 不能有效的平息案件的争议。另一方面, 无论承认与否, 法官的解释都是一种独断性的解释。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 司法权因为其独特的性质而不能像其他权利一样为每个公民所享有, 法律要想得到实施就必须只能为一方主体所掌握, 如果为过多的主体所掌握, 每个人都享有判断权那就难免众说纷纭, 使法律得不到实施。

三、法律解释创造性的限制

法官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应严格服从法律还是可以创造性的解释法律, 是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创造性的解释虽能弥合法律条文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天然缝隙, 但却扩大了司法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法律解释客观性理论为法官严格服从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 在维护法治的同时也带来了司法裁判的僵化。综合看来, 两者各有优劣, 我们当下更应该倡导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中服从法律而不是创造性的解释法律。这是因为, 首先, 我们正处于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 严格遵守规则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也还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 再加上我国法院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创造性的法律解释, 很有可能会出现基本类似的案件却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的结果, 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虽然立法者所创设的规范不可能完善或细化到为每一个案件立法, 但法官置身于职业的立场分析案件、解决纠纷的时候必须站在严格遵守规则的基础上, 最多只是在法条模糊不清的时候, 临时把自己假想成立法者, 若自己是立法者面对案件时该如何处理, 而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是立法者。其次, 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都会自觉不自觉的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法官要对案件做出判决, 其所直接依据的并不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抽象的法律规范, 而是经过解释之后所形成的审判规范, 创造性的解释是并不需要提倡, 而是法官解决案件所必需的, 这要求法官在解释的过程坚守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法官在解决案件的过程中对法律和事实所做出的解释并不是随意的, 其间必须受到约束, 法官在对案件做出解释时必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 坚守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严格法治主义要求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严格地依照法律文本的含义严格调查当下个案的案件事实, 在进行充分的法律说理后产生个案的司法判决。换言之, 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应当尽可能的尊重立法原意, 而不应动辄超越立法, 应当尽可能的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而不应动辄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行解释。“彭宇案”中的法官所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仅仅就其所依据的法律来看, 我们可以说, 其对法律所进行解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说, 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的解释并不仅仅是指对法律的解释, 还有对案件事实的解释。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案件事实的时候, 其问题就一下子暴露了出来, 在本案证据不明的情况下, 法官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进行细致的案件调查或者因为案件证据不足做出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而是武断的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将案件的事实解释成原告、被告发生了碰撞, 原告的损失是被告造成的, 并依此对案件做出了判决, 这明显违反了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二) 考虑案件判决可能带来的不利社会影响

法律解释与其他种类的解释不同, 它保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姿态, 对后来的案件审判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导向都会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法官在做出判决时, 应考虑案件的判决是否会给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不利的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牺牲个案中的当事人的具体诉求而只追求其社会效果。要避免这种不利社会影响的出现就要求法官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应坚持追求或者实现法的内在价值, 尤其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 必然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倾注积极的主观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的渗透, 必须切合法律的内在价值。法治的原则在客观上要求法律解释的公正和平等, 解释法律并非是自作主张, 没有公正与平等价值的约束, 法律解释就会超出法律价值范围侵犯公众的权利。因此, 法律解释主体须以法为上, 释法科学合理, 掌握法的整体价值要求, 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内在价值。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法官的创造性解释是受到正义等法的价值的限制的。

“彭宇案”的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显然忽略了这样的一种考虑, 每一个案件的判决都会对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 人们总是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 总是会以判决书的结果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如果案件是关乎社会公众价值观念、关乎社会传统美德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②参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本案做出的民事判决书, (2007年) 鼓楼一初字第212号。

③陈金钊.法律解释及其基本特征, 载法律科学, 2000年第6期:第35页.

彭宇案 篇2

http:// 2011年09月28日15:22 半岛网-城市信报

彭宇不服法院判决。资料图

当事人徐寿兰老太曾居住的地方

主审法官王浩被调离法院到这儿工作。

2006年11月20日早晨，南京老太徐寿兰在南京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车时，被撞倒摔成骨折。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彭宇表示无辜。

和彭宇案不同的是，今年9月16日“女版‘彭宇案’”在济南上演后，媒体从最初对“女彭宇”刘凤伟的认同，似乎已衍变成了当前对刘凤伟的质疑。

4年前的9月4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判决彭宇给付骨折老人徐寿兰40%的损失。事后，有人形容这一引起极大争议并轰动全国的民事诉讼案，让国人的道德观倒退了50年。

4年后的今天，事实上彭宇案并未在古都南京的秦淮河两岸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彭宇案所留给南京的仍是挥之不去的伤痛记忆。

A 原告老太：躲避“骚扰”搬家

邓府山村，是位于南京市区南部雨花台区雨花南路的一个小区。而在4年前，这个普通的小区、这个小区某幢楼的103户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小区和103户备受关注，是缘于彭宇案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徐寿兰老太就住在这里。

“那些天，被吵死了，天天有人在楼下按门铃。”楼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说，“在楼道外按门铃，有时候按错了，都按成我家的了。”

从那之后，这位邻居才知道住在103户的就是之前被媒体纷纷报道的彭宇案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因为门铃常被按错，他甚至把家中的门铃线暂时切断，“过了半个多月才又接上”。

这位邻居说，因为媒体记者时常上门来找徐老太，那时，徐老太干脆离家到别的地方居住了，等风头一过，才又“潜”回家中居住。而如今进出小区的每一位陌生人，都会被保安问上一遭甚至要登记姓名。

在赶往南京前，记者拨打上海一媒体朋友提供的老人家中的座机电话时，该座机的主人称“天天被错打，吵死了，早知道就不用这个号码”，这个座机的 新主人还称，原来的户主徐寿兰用的电话已经换成了她。小区物业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坦言，彭宇案发生后，来找徐老太的人确实不少，“天天被打扰”。在这幢楼的 楼道里，记者敲了半天103户的门，室内传出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年轻女子称他们是租的中介的房子，她向记者表示她知道彭宇案，但她确实不知道这个房主就 是案件的当事人徐老太。物业公司的这名负责人同时表示，彭宇案事发后，直到2010年，徐老太才从这里搬走，房子确实是租出去了。在楼上的邻居看来，徐老 太可能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

B 辩护律师：结案后离职“隐身”

提及彭宇案，众人会想到彭宇案的当事人之一，彭宇的辩护律师高式东。

高式东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专业，在为彭宇辩护之时，他在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执业。因为彭宇案，也着实让年轻的高式东借助媒体火了一把。

在法院一审判决彭宇向伤者徐老太支付45876.6元后，有人曾对高式东的辩护能力提出质疑，并认为，“事实清晰的案子最终输掉了官司”。

在彭宇案一审判决9个月之后的2008年7月，高式东从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到了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而之前，高式东曾在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执业 达3年之久。高式东是自己选择跳槽还是因彭宇案被迫离开，曾一度引得外界猜想。而对于高本人，他在离职之后，曾将彭宇案作为他办理的有代表性的诉讼案件向 外界“推销”。

自从彭宇案之后，高在媒体面前显得很是低调，几乎不接受关于相关彭宇案的媒体采访。“作为一个律师，他得吃饭，彭宇案审结之后，他是有压力的。”一名南京当地媒体的朋友说，自从彭宇“输”了官司，高式东这几年“隐藏”了，连律师事务所都换了，很少在媒体上公开露面。

记者9月25日电话联系上了高式东本人。高式东说，他当天在外地出差，国庆节之后才能返回南京，对于彭宇案他“不想再提”。而在之前，记者联系 高式东时，高同样表示不会再提及彭宇案。而当记者问及如果将来济南“女版‘彭宇案’”的任何一方让其出面担任辩护律师，他是否可出面时，高式东笑称“不 会，不会再涉及第二次这样的案子”。

C 主审法官：调离法院去了街道办

2007年1月4日，66岁的徐寿兰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彭宇将其撞倒在地致其受伤为由，索赔13.6万余元。这起民事诉讼的一审经过了3次庭审，分别在2007年的4月、6月和7月。对于一场普通的民事诉讼而言，如此频繁的开庭并不多见。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认为本次事故的双方徐寿兰和彭宇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彭宇对受害人徐寿兰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主审法官判决彭宇给付徐寿兰损失的 40%，共45876.6元。判决结束后，彭宇表示不服判决。

当时这起轰动全国的民事诉讼案一审判决后引起极大争议，有人对主审法官王浩的判决表现出了极度不满。

就在众人期待彭宇上诉后能看到公正的终审判决时，2008年3月1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在全国“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度披露该案双方已庭外和解。至此，为时1年多的彭宇案画上了结案句号。

“不管如何，彭宇案本身对法官王浩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江苏省某法院一名法官事后向本报记者称。

之前，记者联系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谈及彭宇案时，一名法官向记者称，“(王浩)人调走了，我不清楚这事”。

9月25日，该法院一法官向记者证实，彭宇案的主审法官王浩确实是调走了，而调走之前王浩在该院的知识产权庭任职。

调离法院，王浩被安排在了离法院10公里之遥的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办。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彭宇案，王浩不可能被调走。事实上，调到街道办的王浩并没有坐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街道办的一名负责人称，王浩到街道办后被安排在了挹江门司法所。

司法所位于南京市镇江路4号的斜对面，这里离街道办的办公场所还有3公里之遥，司法所在一个破旧的居民生活区的弄堂里，看上去有些破落，以至于连一些住在这里的居民都不知道还有个司法所存在。

D 彭宇案后：多数南京人不愿再多事

彭宇案之后，徐寿兰老太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向媒体称“事情都过去了”，之后徐寿兰老太不再面对媒体，而彭宇本人也不再向媒体露面。坊间的一种说 法是，彭宇案之后除了法官王浩被调离原岗位之外，徐寿兰老太在南京警方任职的儿子及某派出所所长和一办案民警涉嫌作伪证和刑讯逼供，同样受到牵连。

而当初徐老太起诉彭宇后，为忙于应诉，彭宇在无奈中从南京某通讯公司辞职。案发之后，彭宇的手机也换了。对于彭宇的去向，也有人称“他已离开了南京”。

彭宇的辩护律师高式东称，现在他和彭宇还有联系，有时在一起打球，因为那一次官司后来成了朋友，但对于彭宇的新联系方式，高式东拒绝透露。

就在今年夏天，南京一名老人在公交车上突发脑病，在此情况下，公交司机没有将车开到医院更没有对老人实施救助，最终老人因发病时间过长死亡。

孙宣宁，南京大件公司的出租车司机。因为天天和乘客在一起，因为跑的路途远，去的地方多，他说在彭宇案发生之前，如果路途遇上摔倒的老人或者妇 女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可现在再遇上这类事件，他可能得犹豫了，犹豫的原因是他“不想多事”。在南京，在彭宇案后，和孙宣宁有着同样想法的并非孙宣宁 一人，他说“多数南京人都会这样想”。

彭宇案后，有公众认为“判决结果让国人的道德观倒退了50年。”

彭宇案，留给南京一个被公认的道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多数人觉得在这个城市里“不是自己的事少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文/图 记者 王永端

◎相关新闻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老人摔倒二话不说就该扶

9月27日上午，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人一直以来呈现着良好的道德风貌，中国人道德滑坡说法不妥。

会上，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就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回答了记者相关问题。

据悉，2007年以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评选表彰两届全国道德模范，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根据中央文明委工作安排，今年开展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今年第三届道德模范评出54名，提名奖获得者260名。

对于摔倒老人该不该扶这一问题，王世明也表示，对扶老携幼，我们的态度是就该去做，没有二话可说，有的被扶老人及其家属冤枉好人、让好人受委屈，导致大家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这是不该发生的事。

对于有记者提到的中国人的道德滑坡问题，他表示，这毕竟是个别现象，不具有代表性。

“评价中国人的道德，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从事实当中得出结论。从主流上看，中国人呈现了良好的道德风貌。从这些年举办的大型赛事上就可以看得 出来。比如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世界性的活动，不管是运动员还是志愿者，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展示出了良好的道德风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王世明说。

不过，王世明也承认，目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客观存在，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问题等反映出诚信出了问题。

全面反思“彭宇案”此其时矣 篇3

在公众苦盼事实真相六年之后，南京市政法委刘书记终于就“彭宇案”说话了。按照他的介绍，彭宇承认确实与老太徐寿兰发生了碰撞，只因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兩人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协议中设立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所以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彭宇案”不应是“好人被冤枉”和“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也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按道理，领导南京公检法的官员已经道出了“秘密”，真相似乎已经大白，这桩公案就该了结了。可这个报道却引发了更多的追问：“如果真相是这样，当初为什么不敢公布出来？”“为什么反映事实真相的报案材料居然丢失了？”“真相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不依此来判案？反而要以‘常理’来推断？”“为什么徐老太不服4.5万的判决反而同意才赔1万的和解？”“为什么法官会被下放到司法所？”等，无数个“为什么”，也告诉我们此案仍需要更全面的反思。

首先需要反思的当然是了解真相且有话语权的官员。虽然告知公众真相比继续隐瞒要好得多，可这一次真相来得太迟了。案件从一审到和解经过将近一年，从和解到现在又经过了五年，“彭宇案”在媒体上和在公众心目中早已被定格为“好人被冤枉”的代表性案件。不仅如此，“彭宇案”还通过一系列案件持续发酵。接下来许云鹤、小张聪、彭承军、贾建英等“扶老太”事件的共同特点是“案发瞬间无法还原、双方举证均不充分”，主动帮扶者都被老太太控告，都被要求承担法律责任。“彭宇案”经过这些事件不断被演绎和放大，马路上的“老太太”已成为让人提心吊胆的字眼，“扶，还是不扶？”已成为对善良心灵的拷问。当一位八旬老人突然倒在杭州南宋御街街头时，人们就只敢围观，不敢出手相扶了。想出手相扶的人还受到了“不要多管闲事，当心赖上你”的警告。等到小悦悦被辗压时，连围观都没有了。在道德善举如此遭遇法律恐慌之时，那些了解“彭宇案”真相的官员们在干什么？他们在保持“高贵的”沉默！他们本该及时征得“彭宇案”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将案件真相公之于众。如果媒体和公众能在和解后第一时间了解真相，马路上的法律恐慌就不会肆意蔓延。

其次需要反思的是受理此案的审判机关。比如本案的事实认定方面，一审判决中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饱受诟病。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相悖”。这些所谓的情理分析就一句话：你没撞她，你怎么会扶她？姑且不论这种推理的结论是否与事实相符，这种推理方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大前提不成立。按照这个逻辑，所有做好事的行为都是“与情理相悖”的。孔融之所以让梨，大约是这小子先偷吃了一个，否则，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会主动把大的梨让给别人，太不合“情理”了。就这样，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竟让马路上的所有主动帮扶行为都看到了法律风险，使人们想帮而不敢帮，想助而爱莫能助，从而成为“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催化剂。难怪有网民惊呼“这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座墓碑式审判，建立了中国司法史上以所谓‘常理’代替证据的……司法审判的先例”。

再比如本案的责任分担方面，一审判决按《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即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判决书是这样写的：“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发生事故。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可是，如果仔细斟酌，原被告双方真的都没有过错吗？彭宇从后门下车时“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是真，但徐老太在经过车的后门时是否也“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呢？公交车停下来了，彭宇有下车的权利，这权利就像绿灯亮时沿斑马线过马路一样理所当然。徐老太赶车时经过停下来的公交车车门，是否应当承担“谨慎注意”的义务？是否应当小心有人上车或者下车？徐老太在事件中受伤严重，花费甚巨，其境遇令人同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在法律上享有当然的优势。她在经过后门时没有合理预见有人下车，没有放慢脚步或绕行避让，就说明她有过错。既然她有过错，公平责任原则就不能适用，“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就失去了理据。实际上，如果本案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法官就没有这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责任的甄别就会更细一些，说理也会更充分一些，至少判决书不会惹来这么大的争议。

还有和解结案的问题。“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在很多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但在本案，调解的缺陷被暴露无遗：全社会都在关注彭宇到底撞了徐老太没有，有无过错，调解却不给出明确的回答；大家都在争论彭宇依法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和解时却只谈责任，不谈依法；一审判决书存在如此多的错误，二审调解却置之不理，不加纠正。不厘清事实，不辨明是非，一团和气，一堆稀泥，这些在调解程序中偶尔出现的问题在本案被集中体现。在其他案件中，和解结案的最大优点是“案结事了”，可本案虽已结，事却远未了。即使现在领导说彭宇自己承认撞了人，人们心中的疑虑仍难以消除。如果要较真，此案仍存在N种可能：彭宇承认撞了人，不等于他真的撞了人。在有些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中，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承认没干过的事并不鲜见。即使彭宇撞了人，他也不一定撞了徐老太，因有其他人同时下车，存在互相碰撞的可能性。在“武汉彭宇案”中，宋老太被电动车撞后一把抓住扶她的小张聪，咬定是张聪撞的。监控显示，当时确有两台相隔很近的电动车可能与伤者发生接触，因距离较远，树木遮挡，无法辨认具体肇事人，经公安的技术鉴定才排除张聪撞人的可能。即使彭宇与徐老太发生碰撞，不一定就是他撞了徐老太，也可能是徐老太撞他；即使是他撞了徐老太，也不等于他有法律责任，等等。由于调解程序“河蟹”了真相，撞人的事实又没有证据证明，唯一能证明的只有彭宇的主动帮扶行为，把老太太扶起来，送老太太上医院，帮老太太垫付医药费，等等。面对这些证据优势，谁能说公众和媒体都是在偏袒彭宇呢？

需要反思的还有我们的法律制度。为什么“彭宇案”会造成如此广泛的法律恐慌？是因为大家发现见义勇为没有法律保障，除了自己要冒风险、可能好心办坏事不说，还可能被受益人或者家属赖上，被个别司法人员作“与情理相悖”的有错推定。没有制度保障，怎怪人心冷漠？虽然一些基本法律，比如刑法有关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规定；民法有关于无因管理之债的规定，等等，为见义勇为者提供了基本保护，但见义勇为所需要的保护是具体的、多方面的。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人不仅需要认定正当防卫以免除刑事责任，还需要误工费、医疗费甚至伤残补助费；在马路上实施救助、报警和作证的人不仅需要对误工、交通和劳务给予适当补贴，也需要在有争议又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被“无错推定”，等等。人人都能成为好人，但他们需要法律撑腰。只有统一、全面、鼓励见义勇为、保护好人的立法和司法，人们才会没有后顾之忧，大胆干好事，社会才能呈现良好的道德风尚。

从彭宇案看网上民间陪审行为 篇4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在公交车站搀扶起跌倒在站台旁的徐姓老太太,并在其家人的要求下陪她去医院。在检查显示其骨折后,老太太认定彭宇是撞人者并将他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数万元医疗费。在三次审理无果后,2007年9月5日,法庭最终一审判决裁定双方均无过错,但责任共担,其中彭宇必须一次性给付原告徐某某人民币45876.36元。此案在发生时,彭宇曾在媒体上寻求帮助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得到了网民的积极声援。本案中最受争议的是判决书称“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多数网友认为这是不讲证据、“好人没好报”,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公民道德和法律制度的网络大讨论。该事件被《南方日报》评为2007年十大网络事件之一。

二、彭宇案中网民的基本表现

本文以对彭宇案关注最多的西祠胡同网站为代表展现网民在这一事件不同阶段中的反应。2007年7月12日,江苏卫视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根据彭宇提供的新闻线索制作了一期题为《甲方乙方之蹊跷的索赔》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当天就有网民在西祠胡同的《南京零距离》论坛发起讨论。(1)

1、一审判决前

从案发到一审判决前,论坛网友在对此案的讨论中大多数言论都比较理性平和,主要集中在对该事件尤其是对被告彭宇的关注、希望有关部门查清此案,态度主要表现为支持彭宇、批判徐某某和当事的警察,并将此事与公民的社会道德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结合起来。比如:“我们为什么会愤怒,是因为我们还有良知,我们不忍心看到正义被践踏,我们不忍心看到邪恶势力为所欲为,颠倒黑白……”

2、一审判决公布后

9月5日一审判决结束后,与大多数人的希望大相径庭的审判结果像一颗重磅炸弹在网上激起了强烈的大规模言论反应。其间主要有三类态度或倾向:(1)愤慨谴责型。大部分网民言论激烈,许多表示不满的帖子都含有灰心、猜疑、谩骂甚至人身攻击的倾向。比如“一个老太太的事后面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事,很多人在这里面有问题”。(2)建议行动型。号召网民打破沉默采取行动,清查整个案件。比如“一定要取得胜利,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人的共同信念……要建群,建帐号,开展反击”;其中也不乏蓄意将事态扩大者,有的网友甚至发动“人肉搜索”行动。比如,“南京的朋友可以发掘徐老太和他那警察儿子、派出所所长、判决法官的详细资料,大家继续谴责他们”。(3)冷静理性型。少数网民对案情本身、审判结果、社会各界的反应加以分析。比如“一件简单民事案投射出的舆论倾向,以及知识分子的惺惺作态,其实关乎社会的信任危机。诸多细节都可以牵出芸芸众生的‘罗生门’里都有各自的‘猫腻’”。

3、事件结果积淀后

对高度关注彭宇的网民来说,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自然容易激发非理性情绪。但是,在一段时间的讨论交流后,各种情绪和观点都已经过充分酝酿、沉淀和稳定,最终大多数网民对该案应该会有自己的定论。从发帖内容的态度或倾向看,大致分三类:(1)无条件地挺彭反徐并反对判决结果。这类网民坚定地从常理和道德推定彭宇无罪,认为法庭判决违背了刑法的“疑罪从无”原则,他们成为要求判定彭宇无罪的舆论的主体,也是谩骂和攻击氛围的主要制造者。(2)理性看待案情。有些人从自身的专业知识(法律、力学)角度对案情作了缜密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清醒面对热炒的彭宇案,在道德上多倾向于彭宇,但更提倡理性思考和不偏不倚的评判,并试图影响那些浮躁的网民,对案件相关部门的权力行使者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3)持续观望者。这类网民多持续、高度地关注该案,并以各种目的发帖来引导或激化网民的情绪,使舆论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转化。比如:“其实我们大多数公众支持彭宇是不想看到因为由这样一纸判决书引发一系列多米诺骨牌似的恶果!这对我们社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和所倡导的传统美德都是一个极大破坏!”总之,这一阶段中持各种主要态度的网民都已成规模地抛出了相应的观点,都表现出想以自己的言论影响和约束该案的现实发展的倾向。

三、网民何以结成“民间陪审团”

在最近两年来的许多网络事件中,网民正在大规模地由旁观者或看客演变为“道德法官”或“民间陪审团”,深入参与事件进程,并对这些事件的发展乃至现实社会都施加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何以如此呢?

1、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是促成民间陪审的社会条件

自由、平等、公正、公平是人类的普遍理想,但在任何社会中这些理想都与现实状况难以完全一致,人们因此必须通过其他替代方式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在彭宇案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没有独立完整的司法体系,公权力不彰甚至为虎作伥,人们往往会由此产生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然而,在网络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人们可以藉由虚拟身份自由对自己的身份和行为能力进行重构,并对现实进行抵制、改造、歪曲或消解。

2006年以来,在“虐猫”、“铜须门”、“最牛钉子户”、“山西黑砖窑”和“华南虎照片”等诸多网络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解构现实的力量。彭宇案中的网民之所以充当民间陪审员,是因为出乎意料的审判结果激发了强烈的道德挫败感和对社会的不信任感,他们以道德和良心作为武器来对抗现实不公,并将自己的舆论扩大化,以形成一个“意见气候”,使反对者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自己。在言论大爆发的过程中,网民一方面寻求认知与心理上的平衡,实现了对自己信念的救济;另一方面也对他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现实问题贡献了关怀。换言之,网络成为法律之外通向公平正义的第二条大道,网民在潜意识里试图建构纯净的理想社会图景,这种构建表现在支持彭宇的倾向,搜集对彭宇有利的证据,并将网络舆论转化为现实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比如,2007年9月19号有网友在西祠胡同上发布了这样的帖子——《徐老太有“碰瓷”的前科》,用一则类似的报道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并说服反对者,希望判决结果最大程度地向他们的要求趋近。

2、自我角色认定和救赎情结是激发民间陪审的心理条件

社会心理学认为,“角色是指处在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而获得和形成的外在行为模式。人的社会角色或身份是多种多样的,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场景中,人们必须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角色以适应这些场景的特殊要求。”网络是社会角色的实验室,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角色的扮演是一种自我授权,它比现实生活自由且更加多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设计或重塑自我身份,而且基本上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担任何责任。同时,中国人自古就有崇尚英雄侠客、崇拜民族救赎的英雄主义情结。而网络的自由开放、双向交互特点构筑了一个自由的言论平台,可以充分满足人的自我表现和话语欲望,人人可以成为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者,正如美国学者梅罗维茨所言:“一定的行为是与相应的情境相协调的”(2)。在网上,人们潜意识里都想扮演言论的主宰者、政府的监督者、社会道德正义的维护者。这三点构成了众多网民在彭宇案中积极发言,伸张正义,甚至通过谩骂、攻击、“人肉搜索”等简单粗暴或极端的方式达成舆论目标,因此自然而然地充当了民间陪审员。

3、趋同心理驱使网民在民间陪审中寻找并体验归属感

通过交流寻求社会认同和支持是人的传播的基本心理。从马斯洛的动机理论看,传播足以达成人类的安全、爱和归属乃至自我实现等重要的需求。在网上,当像彭宇案这种具有分歧性的事件发生后,有一部分网民对于事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于陌生状况和难以作出自己评判的事件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感。而人是社会的动物,寻求与社会和周围环境的协同感是人的社会天性和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们意志的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态度表明的强烈性使得多数人跟随他们的态度和言论,从而很容易形成一个意见气候,跟随者在趋同心理的作用下会附和这个意见气候。彭宇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但也让人难以评判,而法院判定彭宇败诉的结果让很多在心理上归属于彭宇一边的人感到道德上的纠结和情感上的矛盾。这时如果出现一批甚至几个对案件持公允态度、把大多数人期望的公平和正义作为案件判定标准并且表现出有“民间审判者”倾向的意见领袖,就会领导着网民跟随他们结成更大的力量,其中所有参与者将在这种假想的同盟关系中获得并体验到“众”的感觉和力量。

四、“民间陪审团”中的问题

纵观网上对彭宇案的民间陪审过程,可以看到,网民依靠道德良心和团结的力量对构建和谐的社会公共空间贡献了积极力量,其中也存在一些必须正视的问题,这说明民间陪审团角色并不成熟,其原因主要来自于网络环境和网民本身。

1、非理性与偏见

无论是彭宇的绝对支持者、对案件持客观态度者还是理性分析者,大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即丝毫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存在。有不少言论是纯粹的发泄、谩骂或不负责任的人身攻击,有的有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非理性倾向浓重。此外,一些既有的思想倾向或偏见严重地影响了网民对事实真相的判断和对自己观点的把握。也就是说,很多网民的“民间审判者”身份是一种模仿,是对群体中多数意见的条件反射式的无意识模仿。但并非所有多数意见都是基于理性判断出来的。很多支持彭宇的网民认为法庭的审判是在假设彭宇撞了徐老太的基础上得出的,但他们坚持彭宇无罪同样也是在假设彭宇没有撞徐老太的基础上得出的,因而这种对多数意见的服从是很盲目的。可见,在网络这种复杂的群体传播模式中某种程度的群体压力作用容易使非理性或偏见氛围扩大化,促使网民接受某种可能经不起推敲的主流观点或行为。

2、说话与沉默

曾经一度有人认为网络的出现挑战了德国社会学家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因为网络提供了最大化的自由度和匿名的权利,在这种“零”压力下人们不用顾忌网下传播活动中可能遭遇的群体压力和意见孤立,少数派也就没有必要沉默了。但也有调查显示,在网上,当人们发现自己站在多数意见的对立面时,即便清楚地知道他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现实身份,也有近40%的被访者表示会对原有的观点加以修正,更有7.7%的人表示会大幅度地修正甚至放弃原有观点。(3)在“沉默的螺旋”规律的作用下,同样会出现“优势意见”的爆发和“劣势意见”的沉默,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言论格局。在彭宇案中,认为彭宇说谎的观点和试图理性分析案件真相的观点分处于格局的两端,而中间膨胀着的是对徐老太和法庭审判的抨击。实际上,在论坛、BBS这种网络空间,交流大多是简短、快速的,也是感性的和欠缺的,多方信息和意见的交换往往很难准确、充分和深入,相当多的网民只是被动浏览帖子,并不发言,而沉默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少数派或多数派。再考虑到网民只是现实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网络这种条件下网民对“意见环境”的判断可能出现偏差,所形成的“共同决议”无法代表所有网民更不能代表全部人口的观点,而只能代表某些强势网民群体的意见,这同样导致“民间陪审团”的观点并非一定客观理性甚至可能是在少数人恶意引导中形成的。

3、暴力及其破坏性

所谓网络暴力,就其字面意义及其在网上的表现,是指那些对他人进行不负责任的谩骂、侮辱、诽谤、人身攻击或利用“人肉搜索”对他人的现实生活造成不便甚至伤害的网络行为。在彭宇案中,网民以自发形成的“民间陪审团”参与审判,在西祠胡同相关论坛上处处可见暴力性的语言,不仅当事人的详细情况很早就暴露在网上,一些网民还将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网当作批评案件审理不公的把柄实施集体围攻或者我行我素地对别人的观点、人格横加践踏,这种建立在网络暴力基础上的“陪审团”注定形成集体暴力思维,其“审判”的公允和力量也大打折扣。

显然,网络作为言论工具,如果失去合理控制,其建设性力量完全可能转化为破坏性力量。网络空间的高自由度、匿名性以及一个网民拥有多个ID,使网上言论行为具有很大的安全性,但如果言谈者本身只追求“快乐原则”,失去公平、理性和道德的自律,尤其是在面对与自己的观点或利益相违背的事件时,人性中的丑恶面就可能无限制地膨胀,导致虚假的、恶意的等不良内容泛滥,网络也就下降为“泄欲器”。在近年来发生的不少网络事件中,看似公正的民间陪审行为实质上是将当事人的人权践踏在脚下,很多貌似道德、正义的网络言论和行为在无意中兑变成了网络暴力。这不仅说明在当前的网络空间道德的规范作用强于相对滞后的法律,也启示人们要更全面、理性地研究网民行为,加强网络传播的道德引导和制度监管,以期建设健康的、有秩序的网络空间和网络文化。

摘要：在彭宇事件中,众多网民以类似于英美法系中的“民间陪审团”身份高度关注并虚拟审理该案。本文对促成网上民间陪审行为的网络环境及社会、心理条件作了分析,指出这种民间陪审存在的非理性、交流欠缺和暴力倾向等问题。

关键词：彭宇案,网民,民间陪审团

注释

1[1]有关帖子参见西祠胡同的《南京零距离》,论坛:http://www.xici.net/b103081/

2[2]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彭宇案 篇5

“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在广东团全团审议发言时数度哽咽,获得多次掌声。网友取贺优琳名字的谐音称之“忧民哥”。 贺优琳说：“从我当选代表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责任,所以我一直都关注民生问题,带来的议案也都是关于民生的,而且只要我还是代表,就会一直关注下去。”他在会上提出了“四子”(即钱袋子、米袋子、菜篮子、房子)问题,“四子”关系着老百姓的生活,因为“我认为发展的根本就是让老百姓幸福”。

在我们现在的网络里,似乎不缺少什么“哥”：“犀利哥”,“啃雪哥”。我们看到了平民生活的艰辛,也看到了平凡的人们的可爱,贺优琳在发言时的数度哽咽,忧于“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的艰辛,着实让人起敬。所以,我们期待全国“两会”上能出现更多的“忧民哥”。

【素材解读】

被网友力挺的“忧民哥”贺优琳在全国“两会”上的数度哽咽,绝不是什么作秀,这是忧国忧民的真情流露；他掷地有声的真话、实话,绝不是为了图一时嘴巴快乐,而是履职和尽责的具体彰显。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老百姓在你心里的分量有多重,你在老百姓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而网友力挺“忧民哥”则恰恰折射了这个道理。类似贺优琳这样心忧民生的代表委员真是多多益善。“忧民哥”的出场,犹如一面镜子,让人看清了真正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所在,老百姓喜欢这样的“哥”。

【人物花絮】

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两会”上,广东代表团全团会议讨论财政部预算报告时,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最后一个发言,谈到物价民生时,数度哽咽。他动情地说：“发展建设宁可慢几年,也要使百姓活得更有尊严。”10分钟的发言,响起三次掌声。那几日,由其名字谐音而来的绰号“忧民哥”在微博疯传,留言已达数百条。

【运用方向】

话题一：人生定位

话题二：忧民意识

【习作片段一】

中国的网民真的如此富有创意,被他们亲切地呼之为“忧民哥”的贺优琳应为大众政府官员的榜样。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人非天使,自然由人组成的政府也非天使。而广东省人大代表贺优琳显然是个“特例”,在其位,谋其政。身为人民的公仆,贺优琳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钱袋子、米袋子、菜篮子、房子”真正是人民百姓生存的重中之重。试问这样的好代表,这样的好官员怎能不为民所爱戴？只是我们更多的官员需要给自己进行正确的人生定位,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这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立足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引领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习作片段二】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我重读历史,仿佛再现了我们的民族在日寇铁蹄下的深重灾难,在水深火热中,诗人艾青抒发了他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今天同样震撼我们心灵的是“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的声音,这样贴近于民,贴近于心的声音正是来自于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的忧民之心,他被网友力挺“忧民哥”。 “忧民哥”贺优琳之得名,在于他在广东团审议发言时围绕民生问题提出的数条建议,在于他所取的“哀民生之多艰”的亲民态度。我们期望当今社会能涌现更多的能够发出代表人民内心呼声的“忧民哥”——“好大哥”。

【素材展示】

彭宇案,是2006年末发生于中国江苏南京市的一起引起极大争议的民事诉讼案。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在公共汽车站发现一名老太太跌倒,马上跑过去将其扶起并陪同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徐姓老太太股骨颈骨折,需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徐姓老太太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遭到拒绝,并在各种调解失败后,于2007年1月4日在鼓楼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一审判决被告彭宇一次性付给原告人民币45 876元。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10月21日凌晨,佛山被碾女童小悦悦终因抢救无效而离世。

【素材解读】

虽在“彭宇案”发生之前,也有为数不少的“彭宇”,也有并非个例的“徐老太”,甚至还有比“徐老太”更恶劣的专业“碰瓷”者,但是媒体的关注使这件事情广为人知,其一审判决在社会道德滑坡的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我们不能低估彭宇案的杀伤力,它滋生的病毒开始传播,它被打造为一面冷漠的挡箭牌,那么多对匍匐于地的老者的视而不见,那么多对忍痛呻吟的儿童的见死不救,最终看客们都能义正词严：我怕重蹈彭宇的覆辙!

然而,我们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啊!可是这一桩桩悲剧却让人感到：道德在我们面前一天天枯萎,我们在道德面前一天天冷漠。

【运用方向】

话题一：美与丑

话题二：责任

【习作片段一】

犹太作家威塞尔先生曾说：“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 南京市民彭宇的热心救助与徐姓老太太昧心的诬告,一个年仅两岁女童的两次被碾与18位路人的道德沦落,这些将美与丑的内涵演绎得淋漓尽致!虽然,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然而,爱与善的要义和光芒依然时时显现。彭宇案之后,在一连串旁观事件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处处开放的良善之花：在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面对女童坠楼危急时刻伸手一接；在沈阳,七旬夫妇面对街头井盖被汽车轧碎而竖起警示牌；在佛山,拾荒阿姨作为第19位路人毅然抱起了女童,这些都是对美的最好的诠释。可以说,美与丑的内涵泾渭分明!

【习作片段二】

英国王子查尔斯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你可能不喜欢但你不得不去做的事,这就是责任。”每个人都应承担着自己的那份责任,这是个人必备的道德修养。它既包括对自己的责任,也包括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一个人如果没有责任心,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失去立身之本,就终无所成就；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责任心,就可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就是承担责任的重要意义。从几年前的“彭宇案”到而今的“小悦悦事件”,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诠释着“责任”的概念：是勇于担当还是冷漠退让？是见义勇为还是对生命权利的漠视？希望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能拥有“大丈夫的肩”一般的责任感。

【事件补白】

彭宇案最终以和解撤诉而结案,而且双方当事人都比较满意。法律程序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道德反思的终止。面对彭宇案,我们应该进行怎么样的道德反思？

小悦悦已经离开我们了。因她的死引发的讨论和思考,仍在继续。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视角考虑问题,将“小悦悦父母”“18路人”和“拾荒阿婆”都替换成“我们”,然后扪心自问：我,能否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能否为推动这个社会向真、向善、向美做些什么？

彭宇案 篇6

一、走近“见义勇为”的困境

(一)“彭宇案”及其影响

2006 年在南京市公交车站台,一位老太在公交站台等车,于人来人往中被撞倒摔致骨折。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彭宇,将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最后江苏省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因本案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原则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 876.6 元。

“彭宇案不是判例,对其他法院没有约束力,恰恰对民众产生了制约力。”[1]“彭宇案”判决偏离社会主流价值,给予公众的传统道德观念重重一击。

一方面,社会上绝大多数公众因判决中不正确的分析缺乏引导,以致陷入见危不救的“囚徒困境”。公众见义勇为的博弈分析(见表1)。

注:在(-100,0),(0,-100)预期收益之所以会出现-100,是因为笔者将模型建立的前提设定在路人在“彭宇案”影响之下,即考虑到见义勇为可能会为自己招致诉讼,从而引起赔偿,即“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情形下。

从表1 中可看出,虽然集体利益最大化就是均采取见义勇为策略(20,20),但是甲乙从个人理性出发最终选择的是却是见危不救策略(0,0)。综上,甲乙两人更加趋向于都选择见危不救策略(0,0)。

另一方面,对于坚持彭宇是撞人者的公众也会产生错误的引导。一个撞人之后又救人的人竟然可以在社会舆论的保护之下,被宣扬成“见义勇为”者,钻法律之漏洞,免受法律责任的追究。

(二)“彭宇案”的深度分析

对于像“彭宇案”这样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就要求法院在处理时更加地谨慎。既要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同时也要注意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以此来化解公众在类似案件上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彭宇案”之所以演变成“好人被冤枉”的典型案例,并逐渐对社会造成上述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相关重要事实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彭宇案”二审时,当事人要求“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加之法院又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没能处理好案件当事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法院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过若干年的发酵,逐渐加深了公众的错误认识。

第二,面对一个两难的判决,法官在处理时欠缺必要的稳妥。法官在判决中的推理,偏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但法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面向公众解释判决中包含的法律价值,向公众释明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区别。尽管一审判决从法律角度看其所认定的事实和结果均为正确,但由于公众所接收到的信息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判决不公”、“做了好事反被索赔”。当此案的误解逐渐被加深时,法院也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使该错误认识持续地在公众意识中发酵,久而久之便产生了“老人倒地不能扶”等社会负面效应。

二、国外案例的比较分析

正当国内见义勇为因“彭宇案”而走入“囚徒困境”之时,在美国加州也上演了类似的案件。

2004 年,亚历山德拉开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卡在车内动弹不得。其好友丽莎见状前营救,把卡在车里的亚历山德拉拉出。亚历山德拉车祸后身体瘫痪且经济收入极为有限,便一纸诉状将丽莎告上了法庭,称其拉她出车时用力过度才致其瘫痪,要求丽莎为她的瘫痪买单。地方法院不予受理,通过逐级上诉,2008 年12 月19 日,加州最高法院4 比3通过裁决,亚历山德拉可以起诉丽莎。消息传出,加州舆论一片哗然,一边倒地支持丽莎。同时,加州议会也迅速做出反应,于6 月25 日表决,75 比0 票通过了“好心人免责法案”。面对新法案,亚历山德拉只能撤销起诉[2]。

可以看出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会对加州公众再见义勇为产生太严重的阻碍。现在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美对相似案件的回应及其社会影响会如此大不同?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加州法院面对这一棘手案件有以下处理特点:

其一,救助人免责法案的支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州议会及时出台了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好心人免责法案”,引领了正确的舆论导向。

其二,及时、准确地让公众知晓案件信息,免除了其不必要的猜疑。向公众及时公开重要的案件信息,避免了公权力机关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免除了公众因不清楚案件细节而产生不必要的猜疑。

三、走出见义勇为的“囚徒困境”

类似案件由于处理方式的不同对社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为了能更好地缓解中国当前社会存在的见义勇为“囚徒困境”,笔者通过对比“彭宇案”和加州案件,提出关于化解该囚徒困境的以下几点建议:

1.赋予善意救助者有限制的豁免权[3]。在赋予救助人豁免权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好撒玛利亚人法,即在见义勇为人实施救助行为时赋予其豁免权,可以使其在日后免受被救助人的恶意诉讼索赔纠纷。

2.鼓励公众到庭旁听,完善审判程序的公开。让公众亲临法庭旁听双方辩论,保证信息的第一性、客观真实性,以防被媒体片面、错误引导。只有让公众参与到案件中,了解案件真实情况,才不会出现公众片面看待判决从而导致见危而不敢救的情况,只有这样才可缓和此类案件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3.注意对媒体舆论引导。鼓励媒体参与,但同时应重视舆论引导,积极与媒体沟通,确保报道的客观公正,以防出现“媒体绑架司法审判”的情况,让真正有责任的人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4.国家基金保障制度。建立基金保障制度,并扩大该基金的覆盖范围,即不仅包括已被认定是真正的见义勇为者,还应包括提供案件相关证据的旁观者。这样一来,在补偿救助人的同时还能鼓励目击者为案件审理提供证据,更有利于查清案件真相。

在经过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之后,路人之间就是否应该见义勇为的博弈将变成(如表2 所示):

从表2 中可以看出,对见义勇为者采取有限制的豁免权、国家基金保障机制等措施之后,见义勇为反被诉讼而引起的预期成本支出就不存在了,而且见义勇为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补偿金。在这些措施的实施下,民众就可免除社会现状之下的后顾之忧,而且保障基金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见义勇为,进而使见危不救现象可以得到解决。

四、结语

见义勇为是应被倡导的传统美德,见危不救现象的出现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反映。为了跳出见危不救的“囚徒困境”,我们需要借用外部力量,即借助立法手段、制度手段、国家保险等手段。只有通过科学分析现实中见危不救现象的深刻原因,从中去思考正确、有效的解决方法。这样,民众见危不敢救、见义勇为反遭索赔、虚假“见义勇为”等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摘要：见义勇为历来是中国所倡导的传统美德。但近些年来,尤其在“彭宇案”等案例的影响下,见义勇为与被救助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见义勇为者正在陷入一种“囚徒困境”中,这又直接助长了见危不救的社会风气。事实上,对类似案件的处理与传统的案件不同,信息的充分公开对于纠正“囚徒困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国外的类似判例也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处理思路。

彭宇案 篇7

一、法律推理有效性

法律推理从法律规范到案件事实, 从一般到特殊, 其过程可概括为:大前提 (法律规范) ——小前提 (案件事实) ——结论 (判决) , 属于演绎推理。演绎推理具有确定性特征, 只要大小前提确定, 其结论必然确定。法律推理有效性的首要内容就应当是符合演绎推理的形式要件。而结论的正确性还取决于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正确性。“这就使在应用法律时一开始就直接进行演绎推论的机会极为有限, 相反, 必须先确定规则和案件, 考察规则的正确性, 再行演绎推论。”[2]

1. 法律推理形式有效性

“一个推理是否有效是从推理的逻辑形式方面加以考察的。如果用任何一个概念或判断带入相应的推理结构变项中, 并由此能推出必然结论, 则这个推理是有效的;否则为非有效。或者说, 如果一个推理形式是有效的, 当且仅当此推理形式的任一解释 (即符合此情形的任一有具体内容的推理) 都不会出现前提真而结论假的情况。”[3]演绎推理作为推理的一种, 其逻辑结构为:因为, 所有M是P, 所有S是M, 所以, 所有S是P。“其证据支持度是100%, 即前提对结论的形式有效的证据支持关系, 是一种最强的证据支持关系”“一个推理所提供的证据支持度为100%, 称这种推理为必然性推理”。[4]因此, 演绎推理是一种推理形式有效的推理。

2. 法律推理的实质有效性

为了使关注者接受推理得到的结论还要求法律推理满足实质有效性。在大陆法系国家, 法律推理也可称作“司法三段论”。“司法三段论是逻辑三段论在法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但是, 司法三段论并不是逻辑三段论的简单复制, 较之于后者其更为复杂、内容更为丰富……逻辑三段论所考察的仅仅是大中小项之间是否对应以及结论是否符合思维过程, 但是对于如何确定大中小项的具体内容, 其并不作为考察的重点。”[5]“司法三段论”较之于“逻辑三段论”, 其考察重点是大前提与小前提的确定。这就是法律推理实质有效性的要求。

二、法律推理有效性标准及实现

1. 形式有效性标准及实现

形式有效性要求法律推理满足演绎推理的逻辑规则。那么在法律推理中, 首要要求就是应当具备大前提与小前提, 以及大小前提之间有对应关系;其次就是要求大小前提的结构为“凡M是P, 凡S是M”。

2. 实质有效性的标准及实现

实质有效性要求法律推理中所确定的大前提与小前提真实可靠。“法律推理是一种复杂的推理, 其复杂性不在于它的形式, 而在于它的内容……时常出现的情况是:法律无明确规定, 即出现法律漏洞;法律规定之际出现矛盾, 即出现发条冲突;还有法律规定过时, 即出现法律滞后等。另一方面是案件事实的复杂性。”[6]

从形式上看, 援引了正确妥当的法律规范意味着法律规范能够涵摄案件事实。而法律规范是导向社会正义的规范, 那么从根本上讲, 援引正确妥当的法律规范意味着案件的处理结果是符合正义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 难以找到明确的、毫无疑义的涵摄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 这时就要求法官运用能动性, 根据社会大众所公认的正义内容确定应当援引的法律。具体做法是运用某些法律方法来确定, 如法律解释、价值补充、漏洞补充、类推适用、利益衡量等[7]。实质性要求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所确定的法律事实应当真实可靠, 因此, 法官应严格遵守证据规则以及逻辑推理规则, 提取案件中的客观法律事实。

三、对彭宇案判决中认定事实的考察

通过分析判决书, 很明显, 法官认定理由主要以双方陈述和生活经验为基础, 但其所运用的生活经验并不可靠。“法官认定彭宇撞到老太太的事实源于所谓的‘经验法则’推理”, 彭宇案中“推定事实成立的三条‘经验法则’是经不起推敲的, 也就是具备多种其他可能性, 不具有盖然性”。[8]

对于认定理由一, 法官的推理结构为: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撞倒之外, 还有被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被绊倒或滑倒等事实, 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因此, 原告被撞倒的可能性较大。然而, 在本案中, 原告自然不会陈述自己是被绊倒或滑倒, 而被告也无义务主动提出以及证明原告可能是被绊倒或滑倒, 而相反法官应当在庭审中询问比被告更知情的原告相关情况。在法官未履行庭审职责的情况下, 就把不利因素倒向被告显然是不合理的。即使上述推理成立, 接下来的推理过程也不可靠: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相撞之人逃逸;本案事发地点在公共场所, 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 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因此, 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这一推理过程, 似乎更容易得出相反结论。

认定理由二的推理结构也不可靠:被告可能是见义勇为做好事, 也可能不是;如果是做好事, 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 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因此, 被告不是见义勇为。而在本案中, 此推理的小项却不为真。如果原告是被撞倒地, 在混杂的人群中, 社会大众并不会将注意力放在相撞之人身上, 而更倾向于把老太太及时扶起, 以免再次受伤。如果扶起老太太后, 其伤势较轻, 也不会过多责怪相撞之人, 更不会将他抓住。既然“仅仅好心相扶”的做法是存在的, 那么被告的行为可能是见义勇为。

其他认定理由同样存在上述类似问题, 此处就不再详细分析, “原告是被被告撞倒在地这个命题的真实性既没有得到证据的有力支持, 也没有得到论证方式的支持 (推理形式存在多种严重错误) , 我们虽然不能绝对肯定地说这个命题一定为假, 但至少该命题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9]

法官对本案所认定的事实并未达到真实可靠的程度, 其法律推理也就不满足实质有效性, 案件的判决结果难以被接受。

参考文献

[1]张继成.可能生活的证成与接受——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规范研究[J].法学研究, 2008 (5) .

[2]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4]张斌峰, 李永铭, 李永成, 等.法律逻辑学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5]王利明.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6]尹国华.法律推理的有效性及其实现[J].社会科学家, 2010 (8) :77—79.

[7]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8]杨晓玲.经度与纬度之争:法官运用“经验法则”的推定事实以“彭宇案”为逻辑分析起点[J].中外法学, 2009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