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起诉状

2024-06-04

彭宇案起诉状（精选5篇）

彭宇案起诉状篇1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二、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本院认定原告是否系被告撞倒属于事实真伪不明，理由如下：

1、本案发生的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且是人流量较大的上午时段。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环境，原告也有滑倒或自己绊倒的可能性。即使是被撞倒，也很难在人来人往的现场确认撞倒自己之人。所以有原告想当然的认为第一个来扶她的人就是撞倒她的人。并且原告人被撞的伤情严重，在被撞倒时，下意识的应该是顾着自己的伤情，而无暇去辨认撞倒自己的人。事实证明在此过程中，证人陈二春也协助被告人将原告人送往医院。原告提供的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系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而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原告倒地原因无法确定，是否为被告所撞倒更加无法确定，因此不能认定是被告撞倒原告。

二、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

根据前述分析，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应适用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原告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倒地是与被告相撞所致，因而原告不能证明其主张。应当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不应承担原告的损失。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先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寿兰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90元、其他诉讼费980元，合计1870元，由原告徐寿兰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彭宇案起诉状篇2

2006年11月, 南京市民彭宇在某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过程中, 见一位老人摔倒后, 主动上前搀扶并协助其家人将老人送至医院, 后又垫付了200元的医药费, 事后经鉴定, 老人左股骨颈骨折构成八级伤残。2007年, 老人一纸诉状将彭宇告上法庭, 称自己是被彭宇撞倒, 要求其赔偿各种费用总计13万元。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做出判决, 称“彭宇自认, 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从常理分析, 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 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 即45876元。①判决结果一出,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人们纷纷对这一判决结果进行批判, 舆论也一边倒的倒向了当事人彭宇这一边。在本案判决书中, 法官认为,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在公交车这样人员聚集的公共场合, 撞到原告的人是不可能轻易逃逸的, 而被告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因此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做好事, 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 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 而且被告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完全可以自行离开, 可被告未做出这样的选择, 显然与常理相悖;对于被告给付原告的二百多元, 事后被告也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原、被告素不认识, 一般不会贸然借款, 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 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 而如果撞伤他人, 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 事后双方也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 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 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因此, 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 而应为赔偿款。[1]法官依此认定, 原告是被告撞到的, 被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从判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法官在解释案件事实的过程中, 大量的使用了“日常生活经验”“可能性”“常理”等词汇, 法官在解释案件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如法官的个性或前见;社会背景 (特别是常识及常情) 等, 但这是否意味着该案法官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呢凭借法官个人的生活经验来推定案件事实能否令人信服呢法官的创造性解释应以什么为限度呢

二、法律解释的创造性

本文语境下所使用的“法律解释”这一概念, 并不是指国家有权机关对法律所做出的具有普适性效力的解释, 而是指法官按照法律的规范意旨和法律精神, 运用法律思维方式,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和事实的意义所作的阐明。[2]法律规范是“死”的, 而法律适用却是“活”的, 法律适用的效果是通过法官的创造性适用实现的。法律解释之所有具有创造性是因为法律作为一般的规则, 是对大量的案件的共性的抽象, 但这种抽象本身并不是目的, 它的目的在于应用, 在于把共性的规则个别化, 从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只有经过法官的具体解释才能在具体案件中适用, 这一过程是共性的法律规范与具体案件结合的过程, 也是一个法律与事实相互影响的过程, 法律规范着法官去阅读案件, 但案件却以其自身丰富的个性影响、改变着法律规则, 因此, 法官审理案件是一种理解性地阅读法律和案件事实的过程, 这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 没有这种创造性, 法官适用法律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因此, 我们可以说, 以往的那种认为法官只是机械的适用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理论在法律解释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 它可以保障法律生命的持续性。其次, 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就是承认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 这无疑是对立法权的一种限制, 是权力分工效果的一种继续。

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解释创造性的不足和弊端。一方面, 法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可能做进行比较随意的解释, 尤其是一些不负责任或者业务能力不高的法官, 将一些非法律性的因素考虑进去, 做出令人难以信服的判决, 不能有效的平息案件的争议。另一方面, 无论承认与否, 法官的解释都是一种独断性的解释。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 司法权因为其独特的性质而不能像其他权利一样为每个公民所享有, 法律要想得到实施就必须只能为一方主体所掌握, 如果为过多的主体所掌握, 每个人都享有判断权那就难免众说纷纭, 使法律得不到实施。

三、法律解释创造性的限制

法官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应严格服从法律还是可以创造性的解释法律, 是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创造性的解释虽能弥合法律条文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天然缝隙, 但却扩大了司法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法律解释客观性理论为法官严格服从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 在维护法治的同时也带来了司法裁判的僵化。综合看来, 两者各有优劣, 我们当下更应该倡导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中服从法律而不是创造性的解释法律。这是因为, 首先, 我们正处于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 严格遵守规则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也还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 再加上我国法院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创造性的法律解释, 很有可能会出现基本类似的案件却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的结果, 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虽然立法者所创设的规范不可能完善或细化到为每一个案件立法, 但法官置身于职业的立场分析案件、解决纠纷的时候必须站在严格遵守规则的基础上, 最多只是在法条模糊不清的时候, 临时把自己假想成立法者, 若自己是立法者面对案件时该如何处理, 而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是立法者。其次, 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都会自觉不自觉的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法官要对案件做出判决, 其所直接依据的并不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抽象的法律规范, 而是经过解释之后所形成的审判规范, 创造性的解释是并不需要提倡, 而是法官解决案件所必需的, 这要求法官在解释的过程坚守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法官在解决案件的过程中对法律和事实所做出的解释并不是随意的, 其间必须受到约束, 法官在对案件做出解释时必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 坚守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严格法治主义要求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严格地依照法律文本的含义严格调查当下个案的案件事实, 在进行充分的法律说理后产生个案的司法判决。换言之, 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应当尽可能的尊重立法原意, 而不应动辄超越立法, 应当尽可能的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而不应动辄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行解释。“彭宇案”中的法官所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仅仅就其所依据的法律来看, 我们可以说, 其对法律所进行解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说, 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的解释并不仅仅是指对法律的解释, 还有对案件事实的解释。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案件事实的时候, 其问题就一下子暴露了出来, 在本案证据不明的情况下, 法官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进行细致的案件调查或者因为案件证据不足做出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而是武断的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将案件的事实解释成原告、被告发生了碰撞, 原告的损失是被告造成的, 并依此对案件做出了判决, 这明显违反了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二) 考虑案件判决可能带来的不利社会影响

法律解释与其他种类的解释不同, 它保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姿态, 对后来的案件审判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导向都会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法官在做出判决时, 应考虑案件的判决是否会给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不利的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牺牲个案中的当事人的具体诉求而只追求其社会效果。要避免这种不利社会影响的出现就要求法官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应坚持追求或者实现法的内在价值, 尤其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 必然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倾注积极的主观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的渗透, 必须切合法律的内在价值。法治的原则在客观上要求法律解释的公正和平等, 解释法律并非是自作主张, 没有公正与平等价值的约束, 法律解释就会超出法律价值范围侵犯公众的权利。因此, 法律解释主体须以法为上, 释法科学合理, 掌握法的整体价值要求, 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内在价值。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法官的创造性解释是受到正义等法的价值的限制的。

“彭宇案”的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显然忽略了这样的一种考虑, 每一个案件的判决都会对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 人们总是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 总是会以判决书的结果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如果案件是关乎社会公众价值观念、关乎社会传统美德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②参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本案做出的民事判决书, (2007年) 鼓楼一初字第212号。

彭宇案遗憾篇3

刘志伟称，彭宇案的基本事实在于“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这分别可以通过两个证据印证：一是南京中院在一审判决后查找到的当事双方报警记录上，可以看到原、被告在事发当日分别向警方陈述事实时，均表示与对方发生了碰撞：二是城中派出所的调查询问笔录。

刘志伟分析称，该案被舆论误读成“好人被冤枉”及“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中派出所的调查询问笔录在城中派出所房屋维修过程中丢失；第二，一审法官在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情理”的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第三，原被告双方在二审开庭前达成了庭前和解协议，双方要求不得向媒体披露案件相关的信息。

舆论再次哗然。很多网民作“恍然大悟”状：原来彭宇骗了大家：也有一些网民质疑官方表态的真实性。有位微博网友指出，既然是“揭露真相”，为何还让人感觉“遮遮掩掩，神秘莫测”?

案件和解三年多后，为何官方突然打破沉默?一位南京当地官方媒体人士告诉记者，其中+背景是，2011年“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中国社会道德进行的讨论和批判进入新高潮，而彭宇案被视为让好人“不敢做好事”的起源，官方认为有必要澄清，以转变社会道德风气。

刘志伟称，彭宇案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但当地媒体人士告诉记者。他们仍被要求“不要报道此事”。

在学者们看来，这起原本可以在司法程序中澄清的案件，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说明时间和场合，空留遗憾。

真相“罗生门”

彭宇案發生于2006年11月。南京徐老太在等公交车的过程中，被撞倒摔成骨折，医疗鉴定为八级伤残。老太太指称将他扶起并送往医院的彭宇是撞人者，向法院起诉索赔13万多元。

2007年9月，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彭宇需对受害人承担4096的损失，支付4万多元。而彭宇则称自己没撞人，扶起老太太是做好事。此案由此引起广泛争议。

双方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08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江苏省高级法院院长公丕祥透露，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该案了结。

据媒体报道，最后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彭宇赔偿原告1万元人民币。此后，双方当事人即对媒体保持沉默，官方也未有相关解释。

其后，“彭宇案”成为一个标签，但凡某地发生交通事故纠纷，被诉一方声称自己是做好事被冤枉，往往就会被称为“某地彭宇案”。

还有评价称，彭宇案使得中国道德倒退了几十年，因为大家都不敢“见义勇为救人了”。

而此次《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称，彭宇最近表示，徐老太确实与他发生了碰撞。事后经法院调解，他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记者拨打彭宇的电话，一直处于无法接听状态，发短信也未获回复。

其他媒体也未联系上彭宇本人，对于前述说法，目前尚无当事人彭宇的证实。

刘志伟提及的证据和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法官采信的证据，内容基本一致。但是，刘志伟提及了一个新证据：二审中，南京市中院曾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找到事发当日双方分别报警时的两份接处警登记表，其中“报警内容”一栏，记录了两人相撞的情况。

一审过程中的关键证据的蹊跷丢失，是这起案件成为“罗生门”的主要因素。城中派出所对事故双方所做的询问笔录原件丢失，原因是当时派出所装修。

而在法庭中展示的询问笔录，主要是基于伤者儿子用手机自行拍摄的照片以及据此誊写的材料，还有当时接警民警事后的称述及谈话笔录。

但这些证据遭到彭宇一方的质疑。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均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

在证据的证明力不足的情况下，一审的主审法官在判决书中进行了情理分析。法官的这部分“自由心证”后来成为判决广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法官在判诀书中运用了“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常理”“社会情理”等词语，阐述了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而彭宇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

法官的情理分析还包括彭宇陪着伤者及其家属去医院，并且垫付了200元钱的情节，最后认定彭宇和伤者发生了碰撞，并按照民法上的公平责任的原则，判定彭宇承担部分责任。

法学界中对此判决批评甚多。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法官在案件审理中运用经验法则是完全合法、正当的。但是，关键在于推定和事实认定时，作为推定的中介是否属于经验法则，是否具有事实之间的高度概然性。这种可期待性、概然性要求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例外的。在彭宇案中，判决书中所提及的常理结论显然太过草率。

司法为何止步

彭宇案在一审之后引发巨大社会反响，但最后案件结果却悄然无声息地以“和解”告终。留给社会公众的，仍然是各种猜忌以及“好事做不得”以及“好人没好报”的顾虑。

和解可能是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结果。案件被广泛报道后，双方都承受了巨大压力，选择尽快结案情有可原。

然后，从媒体报道和各种公开信息来看，和解结果背后有隐隐约约的权利操控之手。据《南方周末》引述南京市中院一位负责人的话说，“二审时，省市领导都对此事很关心，为了给十七大营造良好氛围，建设南京和谐社会，领导提出来要化解这一矛盾”。

报道还提及，南京市中院有人士透露，时任江苏省委领导对此有批示，批示内容主要围绕着建设和谐江苏，对民事案件本着调解的原则，避免炒作。为此，江苏省高院和南京中院按照省里领导要求制定了相关的调解意向，并且做调解工作，最后案外和解，当天撤诉。

后来，彭宇案曾被江苏相关领导作为“平安江苏”的案例提及，称这样的案件也可以按照法律去判，但以和解结案，对各方、对舆论、对社会影响或者道德示范都有好处。

记者从多个渠道证实，江苏省高院和最高法院当时也对彭宇案进行了调查和讨论，但结论都没有公开。

对此，张卫平教授认为，一审判决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对证据进行质证辩论，让证人到庭接受双方询问来重新判定。二审法院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直接改判。但原本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在法庭上辨明事实真相的案件，却在“大调解”思路下，以一种和稀泥的方式来结束。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傅郁林也认为，在“大调解”思路下，公众睁大眼睛期待司法对热点问题给出意见时，法院总是希望以调解的方式平息热点案件。司法有自己的矫正程序，但外部干预却惯于用息事宁人的调式应对社会反响激烈的事件，使彭宇案一审判决给社会道德信仰留下了不可弥合的伤口。(原载《新世纪周刊》)

彭宇案起诉状篇4

一、负面新闻——舆论导向“双刃剑”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认为, 大众传播有“环境监视功能”的社会功能: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 人类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由此, 人们认为大众传播对社会起到了“瞭望哨”式的作用。

负面新闻报道作为大众传播中的一类, 同样具有“瞭望哨”作用。学者张威这样定义负面新闻报道:“负面新闻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这个“反常现象”包括了社会中的阴暗面和丑恶面, 比如一些抢劫, 见死不救等等。见到老人摔倒不去扶, 见到小女孩被碾视而不见, 笔者认为此类报道属于与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负面新闻报道。

“负面新闻报道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目的在于反映和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 以使公众瞩目、震惊警醒。”曾有学者这样概括负面新闻报道的正面效用。

但如果负面新闻报道方式不当、思想偏离, 会引起恐慌甚至社会秩序紊乱。“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 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 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中国人民大学郭庆教授光在《传播学教程》中论述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在彭宇案报道中, 不少报纸用不当的标题、词语渲染事件、摆明报纸立场。如《扶人却被判撞人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男子称扶摔倒老太反被告被判赔4万》等, 媒体替受众思考和研判, 制约了人们的认知和行为。

二、负面新闻报道的负面效应:彭宇案怪圈

彭宇扶老人反被告, 法院判决彭宇给付老人损失的40%。此事被媒体披露后, 随即引发激烈的辩论, “今后看到老人摔倒还有人敢扶吗?”正当大家讨论不休时, 各地版本的“彭宇”如雨后春笋:大学生李凯强扶老人被赔近8万元;天津许云鹤扶老人被赔10万元;海南军人刘某扶老人被赔3000余元……整个社会陷入“彭宇案怪圈”。

大众传播学“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 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 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谷歌搜索“扶老人”, 随即出现100多万条“扶老人被讹/被告/被赔偿”的新闻及类似事件, 媒体报道与转发近乎“疯狂”。媒体一方面有责任充当“瞭望哨”, 即强调此类事件让民众通过新闻报道来关照身边存在的各种已现和未现的危机;另一方面, 媒体却无法控制的给受众灌输了“好人没好报”的观念。

刻板印象使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而忽视了事物的特殊性。发生“彭宇案”之后, 人们就认为:从此再也不能去见义勇为了, 因为这样做会吃亏。如此“刻板印象”的后果就是全社会陷入道德危机中。大部分网友认为法院判决使“社会无疑将变得更冷漠、人与人之间将变得更互不信任”。

媒体报道彭宇案后, 高达62.5%的网友选择“绝对不会扶老人”, 公民的道德观念并未完全泯灭, 而是因为“怕惹麻烦”。媒体对事件“负面”影响进行强化和渗透, 5年来也并未消退的披露老人摔倒无人扶的新闻, 可以说助推了“彭宇案怪圈”。

三、负面新闻报道的正面效应:道德大讨论

媒体有责任把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并促使负面效应向正面转化。扶老人被讹事件的频发, 佛山女孩被碾无人扶, 可以说刺激了国民的神经。整个社会深感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必要, 挽救日益滑坡的道德让国人产生共鸣。

网友、学者、专家以及相关部门各抒己见, 提出道德建设的意见。媒体详尽报道, 力图引向一个理性、正确的方向。

如网友强烈谴责和鞭笞社会冷漠现象:“社会在前进, 道德在倒退。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 忽视了道德的培养, 救救我们中华民族!!”“南京的法官让中华五千年文化化整为零!”虽然话语偏激, 但清晰凸显着主流民意, 映射出社会的良知和基本伦理。知名媒体社论也在引导, 呼吁公权力机构能明辨是非, 伸张公正。专家学者呼吁用法律介入道德建设……

四、媒体应对方式

本文所举负面新闻报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应该让媒体反思。进行负面新闻报道时, 媒体不应刻意夸大事实吸引眼球, 应站在公众立场讨论问题;严格筛选案例、注意报道倾向和报道手法;报道出来后, 应考虑到受众的接受能力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样, 才能真正让负面新闻报道起到预警、教育的作用。

摘要：“南京彭宇案”后, 5年来“扶老人反被讹”“老人摔倒无人扶”的新闻充斥媒体版面。最近, 佛山“小悦悦事件”被爆出, 受众的认知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 整个社会陷入道德危机。另一方面, 媒体将社会舆论引向拯救传统美德的探讨, 呼唤民众觉醒。负面新闻是把双刃剑, 媒体在进行此类报道时秉承客观、公正、准确的新闻理念是基本原则, 进行预警、教育、正面引导则是责任。

关键词：负面新闻,彭宇案怪圈,道德探讨,媒体应对

参考文献

彭宇案起诉状篇5

近年来“彭宇案”现象频现，人们因此相当迷茫。司法，作为当今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其社会导向功能发生了重大偏差，在这场“闹剧”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文章试图通过“彭宇案”现象探知司法对社会的作用机理，分析当前司法社会导向偏差的原因，进而提出一些建议。

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

2006年南京彭宇案、2008年河南李凯强案、2009年天津许云鹤案……近年来“彭宇案”似乎已成为一种现象，“扶不扶跌倒老人”让很多人无比煎熬。比较相关案件我们发现，其最大共性、最为人所抨击的都是当地法院的判决。对此时社会困局的出现，司法的责任不容推卸。面对这般社会现实，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样简单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司法能够对社会产生如此影响？怎样更好地发挥司法的社会导向功能？

一、司法的社会导向功能概述

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司法活动对社会影响巨大。一般理论认为，司法具有定纠止争、引导公众、公共政策形成等一系列功能，而本文所谓司法的社会导向功能即通过司法活动对社会整体价值进行选择，引导社会公众合理行为，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

司法能够对社会进行引导原因何在？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论证：（1）信号传递说。法院判决起着信号传递作用，改变人们行为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激励当事人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波斯纳认为，法院判决的结果向社会传达了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支持的，法律对于什么行为具有强制的约束力，从而引导人们以判决结果为参照来界定自己的行为。（2）社会控制说。司法作为法律的特殊实现方式，通过对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进行直接的司法配置，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主体行为。法社会学者庞德明确指出，一个法律制度可以通过由司法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用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实现人们的要求、愿望或需要。

学界相关阐述各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司法对社会引导最本质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权威的服从。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作为群居动物，人们对于权威有朴素的依赖感。法律在现今社会中存在“至高性”，司法传承了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兼之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对我国民众所具有的天然威慑力，司法才可能“深入民心”。司法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强制而非鼓励的姿态，司法导向出现偏差也可能为人们所服从。“彭宇案”现象即为这种偏差导向最直观的体现。

二、司法社会导向偏差剖析

“彭宇案”现象频现已经给整个社会环境带来极大破坏。虽然这是各方面因素混杂所致，但笔者认为司法社会导向偏差是出现该局面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偏差的出现并非偶然。

1.部分法官断案能力有待提高。司法过程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判断过程，更是一种诸多社会因素影响下的利益衡量。由于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极大差异，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不可避免，司法活动合理进行很大程度需要法官们以其自身的知识储备、经验积累等为依托，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司法技艺，合理运用经验法则、证据规则等手段理性做出裁判。在南京彭宇案中，法官对经验法则的运用遭到公众广泛质疑，而天津许云鹤案的判决理由则对该理由进行机械复制，这可以说是对我国部分法官法律素养的极大讽刺。

2.司法独立性有待更多维护。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但各方面的监督也不可或缺。外部监督与司法独立这对矛盾在“彭宇案”现象中通过民意、媒体等与法院之间的冲突直接体现，并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各方对于监督“程度”如何把握难以达成共识。

三、完善我国司法的一些建议

作为司法的社会导向功能的重要特性，我们应该注意到司法对社会之影响有被片面夸大的一面。从以往经验看，人们对司法活动有公平正义的当然要求，因此其正向意义上的引导通常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而一旦出现偏差，则可能被公众片面放大其示范效应，因此从相关方面进行适当改变对促成我国司法的进一步完善很有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司法活动应该考虑社会效果。目前，司法活动是否应当考虑社会效果仍为学界争论不定，笔者认为对社会效果的考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从该意义看，司法作为法律实现的手段，必须以社会福利为其行为指导，对社会效果的考量当然应该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机械应用法律可能与司法的终极目标相悖。

第二，注意法官群体的培养和选拔。司法裁判是法官做出的极具个性的对当事人权益的再分配，个人依赖性使公众对法官要求很高。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司法领域中法官个体原因导致的判决说理不明、裁断不合理等情况还有很多，因此应注意在法律人才培养中加大实务比重、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制定更为严格的选拔标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