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

虐童（共12篇）

虐童 篇1

一、引言

最近虐童事件的频发, 尤其是在浙江温岭市幼儿园女教师颜某“虐童事件”的曝光后, 再次将保障儿童的基本权益这个问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我们怎样才能切实的保障儿童的基本权益呢

二、我国法律对虐童行为的规定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管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 虐童事件已经明显触犯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但为何法律惩处仍然不给力, 还是不断的上演虐童事件呢其原因在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实践中, 原则性、政策性明显大于实用性, 没有配套的监护体系和操作细则, 在司法实践中缺少操作性。所以, 对于严重的虐童行为, 《未成年人保护法》显然不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

我国《刑法》中明文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 能否用来惩处严重的虐童行为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 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害人至少要达到轻伤以上, 比如在本案中颜某行为虽然给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造成了伤害, 但身体伤害并未达到轻伤及以上伤害的标准, 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故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其次,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规定, 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 破坏社会秩序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随意殴打他人, 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 情节恶劣的。但是本案中定“寻衅滋事罪”是否准确呢第一, 我们知道, 寻衅滋事罪的客体是侵犯社会公德, 扰乱社会秩序。而虐童行为侵犯的是儿童的身心健康;第二, 寻衅滋事还有个要件是扰乱社会秩序, 对于扰乱社会秩序, 各方观点不一, 有人认为幼儿园属于公共场所, 也有观点认为颜某施暴在狭小空间内, 并未扰乱社会秩序[1], 因此, 对颜某等人定寻衅滋事罪也不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原意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 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因此, 社会大众和法律界人士呼吁, 我国刑法应当尽快增加独立的虐童罪罪名, 放宽虐童罪的入罪标准。

三、虐童罪入刑有待商榷

对于将虐童罪入刑一事, 从我国目前立法状况来看, 立法条件还不是十分成熟, 而且我们也不可放大或者高估虐童罪的效用。首先, 法律具有稳定性, 法律的稳定性是指法律在一定时间内应保持相对的稳定, 以保持法律的权威, 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稳定性是法律内在属性之一。人们从法律规定中可以知道自己或他人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标准和界限, 因此, 法律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从而使法律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法律朝令夕改, 不仅使法律本身难以实现其作用, 而且会使人们无所适从。今天出现虐童事件, 我们增加虐童罪, 如果明日出现敬老院严重虐待老人的事件, 或者社会救助站严重虐待智障、流浪人员的事件, 我们又该如何适从呢当然法律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其次, 立法之后, 它的操作性以及执行力是有待商榷的, 如何给虐童一个明确合理的界限幼儿园老师对学童的合理批评、轻微惩罚, 乃至较为隐蔽的羞辱, 算不算虐童所以, 也不可高估虐童罪给我们社会带来的作用[2]。

四、结论

由此, 就目前来看, 更为可行的办法不是增设“虐待儿童罪”, 首先, 我们可以扩大虐待罪的适用范围。将适用对象扩大为家庭成员之外需要被监护、救助和看管的儿童、老人、流浪人员等, 同时犯罪主体应扩大为家庭成员之外的其他人员, 如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养老院的保育人员和社会救助站工作人员等[3]。将虐待罪适用范围扩大, 符合社会大众对于将“虐待儿童罪”入刑的立法需求, 同时也能起到监督和警示教育机构、养老院和社会救助站工作的作用。

其次, 对于虐童事件的发生, 教育结构及其相关的部门应及时的做出反应,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解聘幼师或者停止幼儿园的一切办学活动, 发挥法律法规的明示作用。同时, 教育部门应该建立健全教育监督机制, 提高幼儿园师资力量的准入标准, 禁止师德不良者混进教师队伍。

最后, 要彻底的解决虐童问题, 我们还必须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 这就关涉到我们的道德和我们内心做人的良知。法律是外化的, 道德是内化的, 法律仅仅规定外部行为, 对于行为的内在动机所在并不涉及, 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性以及所具有的强制力和威慑力, 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了教育和警示作用, 但是并不能从思想上来约束人们内心的欲望, 而道德关注度的是人们的内心的动机, 道德发乎于心, 传递于情, 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是人们内心一种向善的自我约束力, 思想境界的提高才能更好地约束自我行为, 所以, 要从根本上避免虐童事件的发生, 必须不断的加强和弘扬道德建设。中国有句古话,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现代中国人的基本修养, 在现代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应当不断的秉承这一优良传统, 不断地加强教师队伍的道德建设, 这才是防止的根本。

摘要：最近虐童事件的频发, 除了愤怒的谴责之外, 我们还要不尽的反思, 要切实的保护儿童的权益, 法律该如何作为。面对恶劣的暴力虐童行为, 我们的道德良知在哪里, 我们又该如何守住人类的道德底线, 让儿童在教育机构中能够更好健康成长。

关键词：虐童罪,道德,法律

参考文献

[1]常晶, 王泱.“虐童”难入罪, 法律该如何作为[N].中国教育报, 2012-11-25 (02) .

[2]秦淮川.虐待罪难担源头治理之责[N].法制日报, 2012-10-30 (007) .

[3]田野.幼师虐童事件:虐待罪适用待反思[N].人民法院报, 201211-03 (007) .

虐童 篇2

幼儿教师虐童事件

华图教育

薛飞

 热点概述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我国幼儿教师现在很缺，很多幼儿园根本招不到人。特别是从2010年开始，国务院出台了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国十条”，幼儿教育大发展，新建一大批幼儿园，很多老幼儿园也被扩建，使师资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有的公办幼儿园就只好从中小学调入一批教师，而这些教师很多并不熟悉幼儿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其余缺口就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特别是民办和农村幼儿园，师资标准一降再降，使大量没有幼儿教师上岗资格的人从事幼儿教育。

幼儿教师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幼儿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近些年，一大批中等幼儿师范学校纷纷升格为专科，高中毕业的学生已经错过了培养基本幼教技能的最佳时期。在课程设置上，技能技巧课程安排偏多，教育教学类课程安排偏少，幼儿教师师德建设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很多幼儿教师缺乏爱心，动辄体罚学生。一项调查显示，在17—28岁的受访者中，近半数人有“幼儿园阴影”，60%的人称自己或身边的孩子受到过体罚。

 相关评论

＠ 信息时报：健全司法体系，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法律的保护固然重要，但若仅仅如此也是治标不治本。幼师虐童事件频发，根源在于无证的“黑幼师”的随意聘用。要遏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就必须对症下药，加大监管力度，狠抓聘用“黑幼师”的幼儿园，推进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提高幼师收入待遇。在这方面，中山去年出台的《中山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就有关注，增加公办幼儿园的比例，提高教师收入也被列入计划中。痛定思痛，幼教改革势在必行！

＠ 光明日报评论：教师是立教之本。要从根本上破解“虐童”问题，需要大力加强幼儿教师教育建设，培养一大批有爱心、懂教育、善沟通的幼儿教师。一要加强幼教师资建设。适当恢复部分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并新建一批学校，将选拔优秀人才的关口前移。在现有的专科学校，可以考虑采用3年中专加两年大专的方式，既解决了学历问题，也能够连贯地系统培养。二要开展督导清理。国务院刚刚通过了新的教育督导条例，要借助这个东风，对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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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推动社会进步

儿教师学校和专业开展检查清理，对不合格的及时进行整改。三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目前许多不合格的教师已经进入幼儿教师队伍，要正视这一现实，集中开展全员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幼儿教师的师德和基本教育教学能力。

加强幼儿教师教育很重要，但幼儿教育配套政策也不能忽视。比如，目前很多幼儿园没有编制，使得许多幼儿教师无法安心教学。需要制定幼儿园教师编制标准，合理核定幼儿园教职工编制，解决他们的身份尴尬。同时，还要考虑尽快把幼儿教师工资纳入绩效工资范畴，使他们的待遇得到保障，让优秀幼教能“进得来”、“留得住”。教师有了幸福体面的生活，也才能确保幼儿的健康快乐成长

＠人民日报：法治与管理只能维护教育的底线。缺失了爱，避过摄像头或公众眼睛的施暴者一样会换个方式作恶。在某些幼儿园里，怎么打孩子看不出痕迹、怎么让孩子挨了打不告状竟然成了一个“课题”。情感教育，培养孩子爱的能力与正义感，原是幼儿园、小学时期教育的最重要功效。怒气冲冲、口不择言，甚至肆意体罚施暴，伤害的远不是一个被打的孩子。这会给更多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精神伤害，又会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仅仅事后惩戒肇事者，是不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的不是奢谈什么“蒙特梭利”之类，而是找回那份最基本的爱与尊重。这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 模拟题

针对近年来越演愈烈幼儿教师虐童事件，你怎么看？

 参考解析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需要我们的爱护，也需要我们正确的教育与栽培。可是，近来却屡有虐童事件被曝光，我们在感到震惊与愤慨的同时，更得深刻的反思。

造成这种现象我认为：

第一，幼师团队的职业素质与个人素质参差不齐。本来幼师的工作就比较辛苦，待遇又不好，再加上大众对此职业的重视度不够，因此其在招聘时标准不严格，造成鱼目混珠。针对此情况我们一方面要在选拔招聘过程中严格把关，要兼顾他的专业知识素养和他个人品德的考察;另一方面要重视与加强对幼师培训的建设，既要灌输其全面的理论知识，提高其业务素质，也要通过政治学习与实践参与，培养其高尚的职业道德，使其对待幼儿能有爱心，细心，耐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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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推动社会进步

第二，幼教机构良莠不齐。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这是我们现有幼教机构的普遍问题。我们政府应该考虑加大对幼教这一块的财政支持，多开设公办园，优化资源。另外也要对幼教机构的办园规模、人员配备、园舍要求、教育安全等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提高幼教机构准入门槛，缩小民办园的差异，从根本上杜绝不合格机构的出现。

第三，监管打击力度不够。发现的不够及时，而我们听到的后续处理差不多都是学校道歉，老师被处罚或辞退，就这样不了了之，执法的不严厉，使我们只能看着其一再上演。因此，教育部门应该加强对学前教育的管理和监督，对其从业人员可以定期安排心理健康学习与检查，建立档案，跟进管理。相关执法部门也应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办事，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打击力度做到位，以儆效尤。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政协的民主监督，民众的社会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等，维护幼儿的基本权利。

总之，只有我们的花朵，能明媚健康的成长，灿烂的盛放，社会才能安心，祖国未来才会更辉煌。

山西华图教育 薛飞 2014年06月18日

“虐童案”何以一再上演 篇3

网上一度疯传的9岁男童那组背部、手臂及腿上遍布伤痕的照片，触动了所有人的痛点，不啻全社会之耻：它映照出中国未成年人保护的尴尬现状。如果不是学校老师的关注，不是有图有真相的揭露，针对男童的家暴伤害，是不是还在继续？

此案一个焦点在于，男童养父母都是高知身份，怎能对无辜孩子下此狠手？聚焦虐童养母的身份背景很自然，因为这打破了很多人的认知定势，知识都学到哪里去了？从媒体披露的内幕看，这并非男童第一次被家长暴打，其悲惨境遇响起警钟：虐童无关财富、职业，也无关文凭与教育。环保部长陈吉宁在清华大学当校长时，曾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告诫4000多名研究生，要拒做“高知坏人”。从男童养母的心理状况及行为后果看，斥之为“高知坏母亲”也不为过。

现在问题来了，顺利办理收养手续，她是如何做到的？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收养孩子？要命处在于，现行法律对收养人的门槛设置极低：只要没有子女，无特殊疾病，有经济能力，年满三十周岁，即视作符合收养资格，根本未对心理状况提要求。对照一些发达国家的收养政策，收养孩子不仅要经济条件良好，更要注重收养人的心理健康，要确保被收养儿童心理不被压抑和扭曲。发达国家的收养资格审查细到什么程度？收养人及其配偶与其他家庭成员是否滥用药物，是否有性虐待或家暴记录等，都会被全面调查，调查人员还要对养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情感能力作全面评估。

施姓男童不是第一次被养父母暴打，学校和老师此前也曾发现过，竟无可奈何无法干预，这在许多国家简直不可思议。海外一般都有法律规定，收养孩子获批后，会有儿童保护团体和部门长期跟踪孩子的生活情况，工作人员会定期登门收养家庭了解收养孩童情况，询问孩子意愿，同时会通过社区、学校等途径，掌握孩子的真实状况。一旦发现孩子遭虐待甚至冷遇，收养将被暂时停止。换言之，如施姓男童在国外，恐怕这对“高知坏父母”早就被抓了，其养护权也肯定早被剥夺了。南京此案特殊处还在于，男童养母实为孩子的表姨，对亲属间收养，国内民政部门一般绝少回访。

制止虐童,有法仅仅是起步 篇4

不能否认, 近年来各个部门出台了不少禁止虐童的法律法规。从未成年人保护到教师职业道德准则, 从对学生保护到对教师自身职业要求, 可谓是名目繁多, 但却未能阻止虐童事件一次次地发生。可以预见的是, 今后还将会继续出现虐童案。

保护儿童和老人是人类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一规则源于人类保护弱小者本能。即便没有法律规定, 这也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如何才能减少虐童事件的发生?只有道德层面的制约和法律层面震慑同时出手, 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虐童案件的发生。有专家提出“虐童”入罪的建议, 这不能不说是个好办法, 但这样做的效果也仅仅是治标而已。

分析虐童案件发生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幼儿教师遭受了各种挫折后, 将气撒到了儿童身上。幼儿是弱者, 也就成了部分教师的迁怒对象。必须要解决教师迁怒心态, 才能有效降低虐童案件的发生。有法才仅仅是制止虐童事件发生的第一步。

韩愈曾将教师的职责分为传道、授业、解惑三个方面。将教授做人道理排在第一位, 自然对老师要求首先是品行, 其次才是学问。现在许多民营幼儿园在硬件投入、教师待遇、业务培训等方面得不到政府资金的支持。身份待遇的差异导致部分教师心态失衡, 这也是虐童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虐童事件”有感而发 篇5

最近虐童事件频频发生，孩子被揪耳朵拎起来，被贴胶带封嘴，被强迫抱在一起接吻；算不出数学题被老师打耳光，不听话被老师打到做手术，半身瘫痪。心情不禁沉重愤恨！

如此残暴的虐待行为，发生在托庇孩子的幼儿园里，不禁让家长们心有戚戚，不知自己的孩子何时也会遭此厄运。而肇事“老师”在视频、照片上表现出的暴戾、冷酷，也让人产生更普遍的疑虑和担心：即使不考虑幼儿教师的身份，她们的行为也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常识。已经或即将为人妻、为人母的她们，本该对孩子们具备基于人性本能的关爱，而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她们背弃或丧失了这样的天性而变得那么乖戾而残暴呢？

从没有想过如此残暴的行为会发生在幼儿园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身上，我认为教育是要充满爱，尤其是在天真活泼的孩子身上更要充满爱心。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被誉为教育学“圣经”——《爱的教育》中文版译者夏丏尊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翻译此书时说过的话。我还想说，教育如果没有爱，那些被称为“太阳下最光辉职业的人”也不配为人师表。

随便问问周围的人，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公办幼儿园？经费充足的公办幼儿园硬件好、师资条件好，连伙食都很好。家里有幼儿的人都知道：送孩子进公办幼儿园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说公共教育资源的短缺与倾斜是造成民办幼儿园幼师素质层次不齐的一个客观因素，那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失察难道不该为一起起揪人心的虐童事件承担责任吗？个别幼师的暴虐只是个人的师德品质问题，但如果教育资源长期得不到平衡、行政监管经常缺位、法制的阳光照射不到，缺少教育公平的幼教体系势必诞生虐童等怪胎。“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

虐童案件的刑法分析 篇6

关键词：虐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无罪；立法完善

一、学界定罪争议介评

被曝光的虐童案例越来越多，法律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就此番种种虐童现象来看，學界主要持五种意见，分别为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以及无罪。

（一）故意伤害罪

学界第一种观点主张虐童行为应该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故意伤害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虐童行为客观上对儿童身体上的伤害，主观上是故意，可以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然而实践中主要争议点在故意伤害罪的客体以及客观方面。

故意伤害罪的客体通说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这是故意伤害罪区别于其他人身犯罪的本质特征。刑法意义上的伤害他人身体健康，是指他人的生理健康遭受实质的损害，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不能构成本罪。实践中，损害他人健康是否包含“精神损害”，答案是肯定的。伤害应该包括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两种。[1]但是实践中确实应当把思想心里范畴的精神与生理范畴的神经区分开来。

（二）虐待罪

第二种观点主张应以虐待罪加以定罪。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冻饿、紧闭、有病不给治、强迫从事过度劳动等各种方法。从肉体和精神上肆意进行摧残迫害，情结恶劣的行为。”实践中主要争议点在虐待罪的对象还有主观方面。

本罪的行为对象通说将其理解为按照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在同一家庭生活，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有相互抚养，相互帮助义务的人。但是是否可以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扩大解释，应该说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度的扩大解释。[2]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虐待儿童的行为符合虐待罪的所有构成要件。

（三）侮辱罪

第三种观点主张应以定侮辱罪加以定罪。根据刑法第246条侮辱罪的规定，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低他人的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争议点主要有二：一方面是客观方面中公然性的界定；另一方面是情节严重的界定。[3]时下，有人认为，侮辱行为强调的是在公共场所公然地侮辱他人人格，由于上述案件中的虐童行为都发生在相对封闭的教室里，行为看似不具有“公然性”，因而行为性质不属于侮辱。按照刑法的规定，构成侮辱罪应以“情节严重”为必要条件，情节严重是指侮辱手段恶劣、动机卑鄙、侮辱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多次实施侮辱行为、侮辱行为给社会带来极坏的影响等等。因此，如果行为人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虐待儿童，公然侮辱儿童人格，情节严重的，应构成侮辱罪。

（四）寻衅滋事罪

多数虐童案在实践中就是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进行批捕的，也是在四个罪名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罪名，其中对于社会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的争议最为激烈。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是由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分解而来的。1997年增设了寻衅滋事罪等一系列罪名。依据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沿革以及现行刑法的具体规定，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法益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的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意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中现实或者目标的设定，法益的抽象程度越高，其包含的内容就越广，处罚的犯罪就越大。

（五）无罪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其内涵当然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要看刑法条文有无明文规定，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显然，寻衅滋事罪作为一个口袋罪就成为了一个边缘罪名。既然虐童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当然就不能在相关行为明显不符合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仍然勉强选择所谓“最接近”的罪名——寻衅滋事罪加以适用。

二、本文观点

（一）故意伤害罪

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罪是处理虐童案中涉及的一种罪名。笔者认为，对于符合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的虐童案件，应以本罪论。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而案件中多是行为人行为的行为随意，就是无故，就是没有任何的原因、理由，殴打行为完全出于一种寻求刺激的冲动。而在客观方面，虐待行为人积极身体作为，对儿童拳打脚踢，损害了儿童的身体健康。当然，对于一般的推拉撕扯行为并不能满足轻伤的入罪标准，此前的西安用锯子惩罚调皮幼童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幼童正常的生理机能。令人发指的是在今年4月微博上传出的一案件，应以本罪论，教师以学生做不出题目太笨为由用针头刺小学生的生殖器，导致儿童下体疼痛加之心理创伤。这是继去年温岭虐童案之后又一引起广大民众讨论的案件。当案件从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主客体特征看均满足时，情结严重符合条件，即定故意伤害罪。

（二）无罪

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务必要转变过去“消化”案件的习惯思路和做法，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凡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一定要以犯罪论处，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要千方百计地想出一个罪名予以处罚的观念。这都会严重地损害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当然，不可否认，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传统刑法观念很难得到突破，在我国要做到这一点确非易事。其次，无罪不代表无责，从其他法律责任层面分析，对于相对轻微，没有达到触犯刑法程度的虐童行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行为人追究民事、行政责任。

三、立法完善建议

（一）扩大虐待罪主体

针对上述描述情况，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而非增设虐童罪，更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刑法体系的完整性。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更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如果增设虐童罪，虽然刑法条款变得明确具体，但是法律如何让面对现实情况中接踵而至的诸如虐待老人、妇女等的案件，如此一来，刑法必然将变得冗杂。

（二）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

刑法中关于虐待罪的法定刑设立基本犯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加重犯是两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应当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

1.从人权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诚如上面所说，在亲权和人权的博弈中，人权不应该妥协。由于在虐待现象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往往是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对虐待人有一定依赖性的人，因此，应更好地履行对此类对象的教育、扶养以及照顾义务。

2.从防治效果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遏制频发的虐待案件

法定刑过低导致惩罚力度不够，既不能通过将惩罚适用于犯罪人，也不能对其起到警醒的作用。纵观今年发生的教师虐童案，曝光后的当事人虽然绝大多数受到了处罚，但是虐童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即使有少数被判处刑罚，其刑罚力度之低，带来的威慑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有必要重新审视虐待罪的立法情况，加重其法定刑，以实现良好的防治效果。

四、结语

我国正处于深度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激烈的社会解构与重构必然带来层出不穷、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微博等平台的蓬勃发展，民意和舆论获得了充分的表達，民众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度不断加深。因此，不断曝光的虐童行为所引发的巨大反响乃是情理之中。刑法作为保护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法律尽其效用而不足以调整相关行为时才能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因此，建立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预防和监督机制，形成完整的、成熟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福利机构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焦点和着手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倪泽仁.暴力犯罪刑法适用指导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261.

[2]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二版）[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993-994.

[3]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63-764.

[4]周道鸾.张军.刑法罪名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533.

[5]潘信哲.杨华.关于虐待罪问题的探讨[J].理论探索，2004（2）：23.

[6]李希慧.刑法解释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98，112.

[7]潘信哲.杨华.关于虐待罪问题的探讨[J].理论探索，2004（2）：23

[8]李希慧.刑法解释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98-112.

[9]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2011：78-80.

[10]柏浪涛.刑法攻略[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2.53.

作者简介：

虐童 篇7

关键词：“南京虐童案”,新闻策划,新闻失衡

2016年3月13日, “南京虐童案”被告人——养母李征琴刑满一年出狱。3月14日, 《京华时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新闻报道, 让这一极具争议的社会热点事件时隔1年再次进入公众视线。但《京华时报》在李征琴出狱前后报道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引来纷争不断, 不少网友对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表示质疑。

一、“南京虐童案”事件回顾

2015年4月3日晚21时15分, 新浪微博用户@朝廷半日闲爆料称南京某区养父母虐待其合法收养的男童, 男童伤情日渐严重, 班主任及任课老师多方努力未果, 试图寻求网络帮助。“南京虐童案”首次进入公众视线。事件一经曝光, 立即吸引了大量媒体微博如@央视新闻、@头条新闻、@广州日报、@京华时报、@南京晨报等, 以及微博大V如演员赵薇、主持人黄西、编剧李亚玲、网络作家瞬间倾城等知名人士纷纷关注转发, 引发网民热议。

4月4日, 《南京晨报》《南方都市报》等主流媒体对“南京虐童案”进行了新闻报道, 开设了相关的报道专栏, 网易网、腾讯网、凤凰网等全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网络媒体随即转载, 南京警方对虐童事件展开调查。4月5日, 南京警方通报虐童事件, 养母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 《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持续跟踪报道。截至8日, “南京虐童案”的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了1888万, 曾一度登上微博和百度搜索热榜, 成为网友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9月28日至9月30日, 备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开庭审理。9月30日, 南京浦口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李征琴因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10月10日, 李征琴以此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为由, 正式向南京市中院提起上诉, 要求改判其无罪。11月20日, 南京浦口虐童案二审宣判, 裁定驳回被告人李征琴上诉, 维持原判。

2016年3月13日, “南京虐童案”被告人李征琴刑满出狱。

二、“南京虐童案”舆情分析

(一) 媒体报道分析

以“南京虐童案”为关键词, 百度中找到相关结果约113万个, 相关新闻约16400篇。仅从事件曝光截至7日, “南京虐童案”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报道转载的媒体约有2230余家, 新闻报道约2891条。其中, 《法制晚报》的《南京“虐童”父母从外地被带回配合调查》报道被转载1090万次, 人民网的《南京警方通报虐童事件:养母涉故意伤害被刑拘》报道被转载370万次。

由于网络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无法匹敌的巨大优势, 因此网络媒体对“南京虐童案”的关注、报道、转发要比传统媒体多得多, 主要集中在凤凰网、新京报网、新浪网、网易网等网络媒体, 并迅速在新浪、网易、天涯等大型论坛、澎湃新闻APP、新浪微博及微信朋友圈扩散传播。根据蚁坊软件舆情监测系统统计, 报道南京虐童养母涉故意伤害被刑拘的新闻约占39%, 报道受虐男童暂被亲生父母带回家的新闻约占24%, 报道受虐男童称不怪养母的新闻约占19%, 反思如何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新闻约占11%, 其他新闻约占7%。

根据百度指数舆情洞察显示, 以“南京虐童案”为关键词, 限定时间为2015年3月1日~2016年4月30日, 媒体的新闻监测历经了三次小高潮和两次大高潮, 找到相关新闻约10600篇。媒体的关注热潮与“南京虐童案”事件进程相吻合。总体而言, 媒体的报道数量由2015年4月3日曝光至4月中旬达到顶峰, 其后一年内呈逐渐下降趋势。由于“南京虐童案”时间跨度较长, 事件的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削弱, 媒体对它的关注度也会逐渐降低, 尤其体现在对于“南京虐童案”被告人李征琴出狱的报道大部分都转载自《京华时报》和《法制晚报》的原创新闻。

(二) 受众分析

伴随着媒体对“南京虐童案”的普遍关注, 受众的视线也聚焦于此。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阵地就是新浪微博。以名人微博为代表的认证用户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发表观点和看法, 媒体微博配合传统媒体平台传播, 吸引了更多的微博草根阶层参与话题讨论。

从百度指数对“南京虐童案”的人群画像可以看出, 总体呈现东部沿海关注度高, 西部地区关注度弱, 沿海向内陆关注度依次递减的局势。案件发源地江苏关注度最高, 其次是北京、浙江、广东。这三个地区的经济水平相对较高, 信息获取更为便利, 居民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 特别是传媒行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仅从事件曝光截至7日, 受众的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七个方面:传播南京虐童事件的言论约占29%, 谴责施暴者恶劣行为的言论约占24%, 有关事件最新进展的言论约占19%, 呼吁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言论约占16%, 有关儿童被亲生父母狠心抛弃的言论约占7%, 其他言论约占5%。[1]随后, 与事件进展相对应的有关“南京虐童案”庭审进展的言论、有关养母出狱的言论也纷纷出现。值得关注的是, 养母出狱后的言论走向更多的是朝着抨击媒体职业道德等方面发展。

受众的态度也历经了五次变化:第一阶段, 事件曝光初期, 受众对“南京虐童案”的态度基本呈现“一边倒”的趋势, 要求警方彻查此事, 甚至展开了“人肉养母”的活动。第二阶段, 随着媒体的热炒, 受众对案件看法不一, 集中于对男童的关注。第三阶段, 公安和检方的介入, 让受众更多地了解事件本身, 关注养母是否获刑、男童的归宿等问题。第四阶段, 受众更加关注虐童案背后的意义, 及类似事件如“铁链女童案”。[2]第五阶段, 受众不满养母出狱前后报道态度的变化, 直指媒体和记者态度有误, 三观不正。

三、《京华时报》报道态度前后不一

《京华时报》是国内少有的对“南京虐童案”被告人出狱进行报道的两家媒体之一, 因此把《京华时报》作为探讨媒体报道态度前后不一问题的研究对象是十分合理的。

据统计, 《京华时报》对“南京虐童案”的报道总计17篇。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划分为:有关事发初期的报道2篇, 有关庭审过程的报道13篇, 有关养母出狱的报道2篇。由此可以看出, 《京华时报》对于“南京虐童案”的始末进行了详细的跟踪报道, 大量笔墨集中于对庭审过程的报道, 甚至出现了一连三天、一日三版的情况。

从报道态度来看, 《京华时报》在养母出狱前的报道都采取了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 对事件本身发生发展进行跟踪报道, 高举着法律道义的大旗, 宣传正义凛然, 并从法律角度解读此次事件。而养母出狱后的报道尽管从标题来看都是关注男童的去留问题, 但报道中字里行间都是在同情养母遭遇、为李征琴洗白的嫌疑。报道中“手有点抖”“瘦了25斤”“边被训斥”“被变成了罪犯”等字眼, 以及所描述的李征琴、施小宝及其生母三人在监狱门口的“一哭一跪”都颇有苦情意味, 备受争议。与之相对应的是《京华时报》官方微博中两条微博, 第一条被转发901次、评论3093次, 第二条微博转发2.44万次、评论3.67万次。

究其原因, 是在同质化的竞争中, 《京华时报》为迎合市场需求追求卖点, 助长了新闻消费主义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京华时报》以春秋笔法的形式大力渲染李征琴在狱中生活的艰辛、受害人施小宝对养母的想念以及施小宝生母对李征琴的愧疚。这其实也就是媒体在现实竞争的冲击下和长期的运作过程中出现了新闻策划的偏移。具体操作起来, 就是对一项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包括确立报道思想、报道的中心与重点、报道所包括的几部分内容、报道的形式、报道的规模及阶段、报道的时机、报道力量的安排以及其他报道的关系, [3]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 都会影响到新闻报道的质量和社会影响的强度。

四、结语

为防止出现类似《京华时报》养母出狱报道般破坏舆论风向和践踏法律尊严的现象, 媒体必须做好新闻策划工作, 记者在报道时也必须严格遵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保持客观理性, 不能消费公众情绪。

记者在进行新闻策划时要遵循以下三点要求:第一, 新闻报道要坚持真实全面原则, 做事实的搬运工;第二, 新闻媒体要明确引导舆论导向, 克服物质诱惑;第三, 新闻媒体要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和适当的操作方法进行策划。[4]

参考文献

[1]南京虐童事件[DB/OL].鹰眼舆情观察室, http://www.eefu ng.com/hot-report/a20a500c-5c05-4264-b380-c2ed43aa084f2015-04-08, 2015-04-08.

[2]胡梦凡.南京虐童案舆情事件分析[DB/OL].http://www.njdaily.cn/2015/0408/1115712.shtml, 2015-04-08.

[3]董素青.都市报新闻组版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 2005:46.

虐童 篇8

1.1 部分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较弱

幼儿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天真、幼稚、可塑性极大的幼儿, 幼儿每天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幼儿园这个环境中, 与教师朝夕相处。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反映出幼儿教师的工作状态, 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在浙江温岭幼儿教师“虐童”事件中, 涉事教师颜某把对生活不满、感情失意的不良情绪发泄在幼儿身上, 认为“虐童”是一件好玩的事。我们痛心于幼儿教师的失德, 但是回顾以往触目惊心的“虐童”事件, 我们发现家长、领导和同事对“虐童”幼儿教师评价较好的不在少数, 她们大多数没有主观上的恶意意图, 但在实际活动上却实施了“虐童”行为。这说明部分幼儿教师存在心理素质差、自我情绪管理能力较弱、易冲动、缺乏基本的正确行为引导能力等心理问题, 导致她们不能正确看待幼儿好动、“不听招呼”等现象而做出过激行为。

然而, 影响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工作压力、社会地位、个人因素等。据报道, 西安早慧幼儿园一名幼儿教师用钢锯锯破幼儿手腕, 原因是孩子在体操比赛彩排中不认真, 该教师担心排练不好会影响比赛成绩;山西太原蓝天蒙台梭利幼儿园的一名5岁女童因不会算术题, 被幼儿老师狂扇70多个耳光……综观这些“虐童”事件, 幼儿教师之所以有这些过激行为, 很重要的原因是担心幼儿的表现和发展水平没有达到其预定“要求”, 进而影响其工作的最终考核成绩。其次, 幼儿教师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偏低、待遇偏差,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有人把幼儿教师看成是“底层”职业, 对幼儿教师缺乏必要的尊重。尤其是在民办幼儿园, 幼儿教师的工资普遍偏低, 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普遍存在, 致使部分幼儿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和个人成就感不足, 容易产生失望、自卑等心理问题。甚至部分教师无法正确对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将受挫的压力感带入教室, 把不良情绪发泄在幼儿身上。因此, 幼儿教师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 无法管理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 极容易发生虐待儿童事件。

1.2 幼儿教师资格准入推行力度不够, 教师素质参差不齐

教师资格证是一种特定的职业许可制度, 是国家为了保障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必要手段, 是衡量教师的知识水平、教育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 其教育质量关乎着我国下一代国民素质的综合水平。

在多种影响幼儿教育质量的因素中, 幼教师资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而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是保障幼教师资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继浙江省温岭幼儿教师“虐童”事件以后, 有人调查并公布了一组数据:浙江省约有四成 (合计四万人左右) 幼儿教师没有获取幼儿教师资格证。山东省约53%的幼儿教师没有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 17%的幼儿园园长没有取得园长任职资格证。从当前各地学前教育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 幼儿教育的半壁江山由大批“无证上岗”的幼儿老师支撑起来。并不是说拿得到幼儿教师资格证, 就能成为一名好老师, 但教师资格证却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有了这个证书才说明教师曾经受过专业的训练, 熟悉并明确儿童的权利、儿童的心理以及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应该承担的责任等, 才具备做一名幼儿教师的职业素质。

大量幼儿教师缺乏教师资格证, 有一定的社会背景。近几年来国家重视发展幼儿教育, 将幼儿教育逐渐推向市场, 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民办幼儿园。由于社会需求量大, 幼教师资相对紧缺, 大多数幼儿园在招聘、录取幼儿教师的时候不得不将条件降低, 只要有从事幼儿园教育工作的愿望, 会唱会跳, 就能到幼儿园工作, 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导致民办幼儿园涌现出了一批没有教师资质的幼儿教师, 而近年来新闻报道的“虐童”事件也多发生在民办幼儿园, 说明现在幼儿教师的资格准入制定推行还比较疲软, 幼儿教师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2 进一步加强幼儿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途径

2.1 树立科学的儿童观, 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关心、爱护儿童

儿童观是指看待和对待儿童的态度和观点的总和。它涉及到“儿童的特性、权利和地位, 儿童期的意义以及教育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儿童观是幼儿教师开展保育、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指导和支配幼儿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内驱力。因此, 幼儿教师的儿童观决定着幼儿教师保教活动的态度、方法和对教学内容的选取。近段时间, 频繁发生的幼儿教师“虐童”事件, 皆源自部分幼儿教师对儿童持有错误的看法, 认为儿童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从而做出了伤害儿童身心的行为。要防止各种“虐童”行为的再次发生或避免各种“以虐童为乐”思想的死灰复燃, 要求幼儿教师必须树立科学的儿童观, 切实做到关心、爱护儿童。

因此, 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育工作者, 要充分认识到幼儿是天真可爱的, 他们在人格上与成人是平等的, 要充分尊重、爱护儿童的生命, 科学、民主地对待每一位孩子, 不歧视、不虐待、不伤害孩子, 以一颗“母亲”的心来关心、爱护儿童, 促进其健康成长。

2.2 尊重幼儿教师、提高其待遇, 为她们的专业化成长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要改善目前幼儿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师德师风素质下滑的现状, 笔者认为首先要解决好幼儿教师的编制待遇问题, 逐步提高幼儿教师的工资水平、社会地位, 以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充实幼儿教师队伍, 逐步减少无证上岗幼儿教师的比例。同时, 作为幼儿家长, 对幼儿教师应该给予充分的信任和尊重, 放弃社会化的“潜规则”, 相信幼儿老师能一视同仁地对待自家孩子。我们相信随着幼儿教师从教环境的净化, 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师德师风会逐步提升起来的。

2.3 幼儿教师自身在思想上要重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高个人修养

师德师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师德师风建设的主体, 幼儿教师自身要有意识地提高个人修养, 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准, 对幼儿充满责任心、爱心和耐心。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 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个人修养, 为孩子们树立好榜样, 善于聆听幼儿的心声, 在与孩子们的朝夕相处中保持一颗不老的童心, 真正感受到孩子们丰富的情感。

我们相信严格推行幼儿教师准入制度, 严把幼儿教师入职关, 加强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尊重幼儿教师, 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会重新迎来幼儿教育的这片“净土”。

摘要：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中的基础, 其特殊地位决定了幼儿教师的重要价值。然而这些年来幼儿园内频繁发生幼儿教师“虐童”事件, 暗示着幼儿教师的师德师风水平出现了下滑趋势。本文通过阐述幼儿教师“虐童”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 尝试提出加强幼儿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途径, 以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贡献绵薄之力。

虐童 篇9

一、媒体司法的是与非

媒体司法是指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在对案件事实做客观报道的同时夹杂对案件结果的评判和指引。媒体司法又有“舆论审判”之说, 西方又称“媒体审判”。从主体上来看, 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台、电视等, 现代媒体主要指网络媒体, 包括主流网站, 也包括个体的博客、微博、论坛、空间等;既有集体又有个体;既有专业法律人士又有非专业法律人士。从内容上来看, 媒体司法对案件的评判和指引包括代表集体观点的评判、指引和代表个人观点的评判、指引。这里的评判、指引包括专业法律人士从法律的角度对案件的解读和对案件结果的预测或者定论, 也有非专业法律人士从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角度对案件的评判, 在评判和指引过程中还有可能掺杂个人的感情色彩在里面。

媒体既是司法的宣传工具, 又是司法另一种监督。如今社会媒体深入生活各个领域, 司法也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体运用社会舆论来评判是非, 弘扬善良正气, 追求道德上的公平正义;司法则运用法律解决矛盾,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追求法律上的公平正义。双方在公平正义”这个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媒体本质上的“正义感”, 使媒体过多关注司法 (几乎每个电视台都有法制类节目) , 加之部分媒体为迎合媒体受众者的猎奇心理而追求“看点”、“点击率”、“收视率”, 致使媒体在报道案件时过多介入, 以致有“炒作”、“干涉”司法之嫌。这样往往把司法部门推到社会舆论的浪点, 也致使有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多少地受到媒体的影响。本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变成“以媒体为准绳”了。这也造成了很多司法部门对媒体心存戒心, 致使本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两个行业对立起来。笔者以为应该用“豪猪取暖”来处理两者的关系, 一方面媒体不要干涉司法独立, 还要对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司法可以为媒体提供普法素材, 利用媒体的监督提升办案质量。这样两者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才会实现。

温岭虐童事件从披露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再到如今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撤回案件补充侦查、无罪释放, 期间很多媒体特别是个体网络媒体中涌现了“媒体司法”现象。但是司法部门借助媒体从刑拘到撤案补充侦查, 到无罪释放, 说明没有被媒体司法所影响, 保持了司法的独立性。

二、充分运用法官解释权, 依据现有的法律解决多变的问题

温岭虐童当事人是以涉嫌寻事滋事罪被刑拘的, 但是随后警方又撤回补充侦查。11月16日, 温岭警方已释放了涉案幼师。之所以撤回可能是因为当事人的行为不符合寻事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该事件是“虐待”, 但是又不符合虐待罪的主体条件;事件中的幼儿经鉴定没有受轻伤, 那么当事人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也就是说目前的法律规定中找不到对大家“群体共愤”的虐童幼师刑事处罚的法律依据, 那是不是说虐童幼师的行为就是合法的而不要受到处罚呢?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 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折射[1]。现实生活不但是发展变化的, 物质生活条件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虽然立法者总是穷尽一切手段力图条文内容涵盖已知未知的社会层面, 囊括已知未知所有的法律行为。但是立法者的知识有限性和社会突变性必然形成法律的滞后性。再加上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 各地区文化差异大, 经济发展不平衡, 这必然对法律的适用带来新的挑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司法解释”, 二是“法官解释”。这两种解释理论界多有诟病, 但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司法解释”应该是一种有权 (授权) 解释;而法官解释权应该是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不光是“有法可依”时对量刑做一定的衡量, 当“无明显法可依”时, 应当根据现有规范的旨意和法律精神, 通过法律思维, 对法律适用与案件事实进行释明。正如陈金钊教授所讲:“法律解释就要在法律与事实之间的目光往返中建构裁判规范。这里的裁判规范是指那种建立在一般法律规范基础上, 由法官在其与事实的互动关系中找出的针对个案的判决标准或理由。”[2]2003年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警方侦破的秦淮区法院审理的“同性卖淫有罪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权发挥作用的例子[3]。

当然法官的解释权也不能滥用, 必须建立在法官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极高的道德修养基础之上, 并保持中立还要具有一定的经验。

三、进行刑法修正, 规范以后虐童行为

中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最早出现在1910年《大清新刑律》, 表述为:“法律无正条者, 不问何种行为, 不为罪。”[4]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是法治社会坚守的底线。解决困境的方案是立法者的法律解释和增设新的罪名。法律是僵化的, 而社会是发展的, 新的事物和行为的出现必将超出立法者的意料, 这就需要立法者通过司法解释或增设新的罪名来对新事物和新行为进行规范, 成为司法的准绳。像“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罪名都是在新事物或新行为出现后增设的。

温岭虐童事件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 为特别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也可以在虐待罪中增设一条针对未成年人的虐待行为, 虽达不到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情节严重的也构成虐待罪, 这样就避免了类似虐童事件适用虐待罪主体上的纠结。著名法学家何兵教授主张“虐童行为”作为“伤害罪”里面量刑情节加重处罚, 目前“伤害罪”的依据是肉体伤情, 没有“精神伤情”的标准依据。“我们以前说故意伤害, 会强调肉体 (伤害) 的客观标准, 比如肋骨断了三根属于重伤, 肋骨断了一根属于轻伤, 就没有考虑给人的精神损害, 如果把精神损害算进去, 那我觉得那确实也可以重新考虑是否构成犯罪了。”[5]这也是不错的建议, 虽然不是罪名在增设但是也是要涉及到刑法的修正。

事件中儿童受到伤害是明显的, 目前这种法制状态下, 幼师还是能够受到处罚的, 儿童也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救济。虽然幼师没有受到刑事处罚, 但是不代表本人和涉案幼儿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都是有先例和可行的。

“真正的法律和正义是同义语。”[6]媒体有权利对虐童事件女幼师进行评判、贬斥, 但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舆论一边倒, 显示也是非理性行为。虐童事件的主角以无罪释放落幕, 应该可以看做是涉案当事人在现行法制框架内被公正处罚, 也许会像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那样, 对虐童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困境因该事件而有所突破。

摘要：温岭虐童事件又反映出媒体司法的影子, 但该事件司法没有被媒体所影响。面对虐童行为的严重性和媒体的呼声, 可以通过法官的解释权、增设罪名、增加量刑加重情节等方式解决司法困境, 保护儿童合法权益。

关键词：虐童,媒体司法,解释权,刑法修正

参考文献

[1]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

[2]陈金钊.法律解释 (学) 的基本问题[EB/OL].法律教育网,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800/209/2006/8/zh6083194911178600216807-0.htm, 2006-08-07.

[3]郭晓飞.对一起同性卖淫案的法理学解读[J].开放时代, 2004, (5) .

[4]宫本欣.法学家茶座:第七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1.

[5]熊俊敏.南都公众论坛嘉宾何兵作题为《从三打两建看人民司法》的演讲[EB/OL].金羊网, http://news.sohu.com/20121119/n357956363.shtml, 2012-11-19.

虐童 篇10

关键词：幼师虐童,立法缺失,监管缺位,完善之道

近年来频发的虐童事件之中折射出的教师师德低下触动着社会敏感的神经, 网络曝光视频中虐童幼师脸上面带满足的微笑与被虐幼童无助表情的鲜明对比拷问着所谓的现代法治文明, 幼童被虐现象因何频频惊现网络, 到底是什么环节的缺失导致如今惨痛的局面如果说, 幼师个人的道德素质低下涉及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多元利益冲突下人格扭曲的层面, 有待于诉诸教育制度的整体完善和国民素养的普遍提高来逐步引导, 那么在本文中, 笔者则主要从立法和监管层面提出个人看法, 力求为减缩法治文明阴影建言。

一、立法缺失及建议

我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一) 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 (二) 体罚学生, 经教育不改的; (三) 品行不良、侮辱学生, 影响恶劣的。教师有前款第 (二) 项、第 (三) 项所列情形之一,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该条文可知, 对于体罚学生必须经教育不改并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才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否则仅仅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 也就是说, 在尚不足以构成犯罪却给学生造成严重心理阴影的情况下, 其处罚不过是行政处分或解聘, 如山西太原幼师虐童案中公安机关也仅是给予行为人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 造成损失的也仅仅是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如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 却无需承担其他任何性质更为严重的法律责任。即便构成犯罪, 也存在罪名确定上的牵强与障碍, 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中对行为人就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却没有注意到寻衅滋事罪所侵犯的是社会公共管理秩序而虐童行为发生地是处于相对封闭的幼儿园内的事实。也就是说, 在其他法律设定的惩罚措施不足以对儿童进行必要保护的情况下, 现行刑法仍然很难通过确定恰当罪名并运用相应刑罚的方式追究虐童教师的刑事责任, 这对于学生尤其是幼童而言是严重缺乏保护力度的, 也给某些基本道德素质低下的教师利用法律疏漏发泄变态情绪恶意体罚学生提供了可乘之机, 近年来频发的幼师虐童事件就是法律责任偏轻的产物。

此次虐童事件再次惊现网络, 在社会广泛的道德批判之外, 法学界众多学者则普遍呼吁将虐童行为纳入刑法立法, 专门设立“虐待儿童罪”对包括幼师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体虐待儿童的行为进行规制, 并设定相应的刑罚予以处罚, 以提高法律对虐童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通过刑法条文的规定将对虐童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到刑罚层面的立法足以引起社会公众对儿童保护的深切关注, 对虐童行为人或其他不稳定分子造成更大的震慑作用。笔者认为, 这样的呼吁是合乎我国目前立法和实践现状提出的严峻要求的。我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所说的“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由于“虐待儿童罪”或其他类似罪名的缺失而选择适用其他罪名, 如“故意伤害罪”, 而在定罪时却忽略了故意伤害罪要求达到“轻伤以上”结果导致的未达轻伤程度情况下儿童人身受到侵害无法得到刑法保护的弊端, 故而专门针对儿童身心健康这一直接客体规定“虐待儿童罪”符合儿童保护的现实要求。笔者建议, 在制定具体条文的过程中, 应当考虑虐童行为对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危害所具有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而适当放宽入罪标准, 并区分一般社会主体与教师确定法定刑, 规定教师尤其是幼师为本罪的特殊身份主体, 承担更为严厉的刑事制裁, 以刑法所特有的威慑力对儿童身心健康进行更为强力的保护。

二、监管缺位及建议

虐童事件之中,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幼师作为特殊的社会主体, 与儿童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之所以幼师虐童事件频发, 与幼师资格准入监管的缺位密切相关。我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应当取得教师资格证, 而幼师无证上岗的现象却普遍存在, 有关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行政管理的缺位导致大量不具备教师资格的幼师涌入学前教育市场, 师资力量良莠不齐。同时, 我国存在大量的私立幼儿园, 其设立准入机制缺失, 有关的行政管理秩序相当混乱, 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私立幼儿园遍地开花的状况, 对幼童身心健康保护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针对有关行政教育部门监管缺位的现象, 除应当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综合素质整顿工作外, 还可在有关教育管理部门中实行幼儿园备案监督机制, 对批准设立的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设备、上岗师资状况等进行定期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备案在册, 若幼儿园检查结果不符合有关标准, 则将检查评定结果报知登记主管部门, 由登记主管部门决定是否撤销登记, 有关登记主管部门同时提高幼儿园设立门槛, 对不符合幼儿园设立要求的, 不予登记注册。在幼师资格准入方面, 将幼师资格审查和教学评价的责任归于幼儿园, 一旦发现幼师无证上岗, 或有虐待幼童行为, 则幼儿园有义务解聘该幼师, 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

三、结语

虐童 篇11

【问题一】虐童事件中侵害了儿童的哪些法律权利？

在虐童事件中，实施虐待行为者可能会侵犯儿童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多方面的合法权利。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身体权所保护的是身体组织的完整及对身体组织的支配。健康权是指公民以其机体生理机能的正常运作和功能的完善发挥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也称作行动的自由权，是指自然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为和不作为，不受非法限制、剥夺、妨碍的权利。颜某拧耳朵、用胶带封嘴巴等行为就侵害了儿童的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如果虐待行为致儿童死亡，则构成侵害生命权。

【问题二】虐童教师颜某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根据实施虐待行为性质的不同，实施虐待行为者依法应当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刑事责任中，目前我国刑法中的虐待罪仅指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而不包括教师虐待儿童的行为，所以无法按照虐待罪定罪处罚。但如果虐待儿童行为造成轻伤以上直至死亡的后果，则应按照故意伤害罪的标准定罪处罚。另外，如果虐待过程中具有侮辱行为且情节严重，受害儿童的监护人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以侮辱罪对加害人定罪处罚。

就本案而言，颜某的行为难以定性为犯罪，但颜某实施了殴打儿童、公然侮辱儿童等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且情节较重，因而被当地公安机关给予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另外，根据《教师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可知，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因此，颜某应承担相应的行政处分。

对待虐童案件，除了追究实施虐待行为者的刑事责任或给予其治安处罚外，受害儿童的监护人还可以提起民事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可知，如果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实施虐待行为者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问题三】怎样运用法律手段预防虐童事件发生？

虐童 篇12

基于上述事实, 本文依据我国儿童身心健康权法律保护的现实, 认为当前儿童身心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并不在于法律的创制, 虐童罪入刑并不必然, 而在于已有法律法规的实施。

一、基于虐童罪的实质, 虐童罪入刑的非必要性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儿童虐待 (ChildMaltreatment) 是指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 做出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 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及对其进行商业的或其他形式的经济性剥削。[2]有研究认为儿童虐待有一个普遍认可的、框架式的基本内容, 综合起来包括四个方面: (1) 儿童身心当前或永久性地受到伤害; (2) 基于社会标准结合专业知识, 认定这些伤害是由某些有意或疏忽行为导致的; (3) 这些行为可能是父母 (监护人) 以及任何受委托照顾及管教儿童的人士, 如儿童托管人、亲戚、教师等所实施的; (4) 这些行为是由个人利用本身的特殊条件 (如年龄、身份、知识、组织形式) 而有能力单独或集体地对儿童造成伤害。[2]因此, 所谓虐童, 就是指有责任照顾及管教儿童者, 对儿童实施的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各种形式的人身伤害行为。虐童造成的后果, 就是儿童身心当前或永久性地受到伤害。

从法律上看, 我国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有虐童罪, 因此, 没有明确的虐童与虐童罪的概念。引发虐童罪入刑话题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近年来虐童事件呈上升趋势, 且有些虐童行为甚至不时达到挑战民众人性底线的程度, 影响极坏, 性质恶劣, 似已达到非以法律严惩而不能平人心的程度。所以, 当温岭幼儿被老师拎耳拍照照片流出时, 就成了虐童罪入刑的导火线。人们认定这是一起极其恶劣的虐待儿童的事件, 主张以虐待儿童罪惩处该教师。但是,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 人们找不到专门针对虐待儿童行为的罪———虐童罪, 因此主张增设虐童罪入刑, 以虐童罪惩处儿童虐待的行为。

那么, 当前真到了非增设虐童罪入刑不可的地步了吗?要明确这个问题, 必须清楚法律意义上的虐童罪的实质是什么。虐童, 毫无疑问是一种虐待行为, 虐童罪要规范的是虐待儿童的行为。在刑法中, 规范虐待行为的罪是虐待罪。为了清晰地认知虐童的实质, 可先假定虐童罪已入刑, 那么, 同是规范虐待行为的虐童罪与虐待罪有哪些异同呢?虐待罪的构成及刑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260条中有明确的规定:虐待罪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给治病或强迫做过度劳动等方法, 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 情节恶劣的行为。由此可知, 虐待罪规范的是家庭成员中发生的残害身心健康的情节恶劣的违法行为, 施虐与受虐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即家庭中不排除儿童在内的任何年龄阶段的成员。

假设存在虐童罪, 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看, 虐待罪与虐童罪的最大区别在于: (1) 前者的主体限于家庭成员, 而后者不限于家庭成员; (2) 前者的受虐对象不限于儿童, 而后者的受虐对象仅限于儿童; (3) 前者未突出儿童作为家庭成员的特殊性, 而后者则强调儿童作为社会成员的特殊性; (4) 前者的客体是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 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 尤其是人身权利;后者的客体更直接地指向儿童的人身权利, 尤其是儿童的身心健康权。虐待罪与虐童罪的相同点在于: (1) 在立法的目的方面, 两者针对的都是虐待行为; (2) 在保护的内容方面, 两者都涉及个体身心健康的权利; (3) 在保护的方式方面, 两者都运用于刑法。比较虐童罪与虐待罪, 两者的不同只是在于被侵权的主体是儿童、成年人, 或者只是特指儿童。两者的共同点在于, 两者的立法目的、保护方式、保护内容及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即运用刑法的严厉性, 惩处由于虐待导致的人身伤害进而影响身心健康的侵权责任。

基于虐童的概念和民众对虐童罪入刑的祈求, 虐童罪入刑的实质, 就是强调虐童行为的恶劣、放肆、令人发指性, 强调虐童影响的恶劣性, 强调虐童对儿童身心健康危害的严重性, 强调儿童身心健康权的不容侵犯性, 强调虐童法律后果的严重性, 强调法律处罚虐童行为的严厉性, 强调刑法在虐童侵权行为中的威慑性, 并依据刑法的刑罚打击虐童侵权行为, 达到预防、减少、杜绝虐童行为的发生, 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 避免儿童身心健康权遭受侵害。如此, 若一定要给予侵害儿童身心健康权的侵权行为以刑事处罚, 即使虐童罪不入刑, 参照虐待罪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抑或提请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是可以把虐童引发的儿童身心健康权的保护提高到依据刑法保护的高度的, 因此, 一定要增设一个虐童罪就并非必然。[3]

二、基于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 虐童罪入刑的非必要性

从目前看, 我国儿童权利保护专门性法律法规的体系已经形成[4,5], 虐童造成的身心健康的侵权责任, 在儿童权利保护专门性的法律法规体系中责任清晰。虐童造成的儿童身心健康的侵害, 依据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 按照法律责任的类型, 侵权责任可分为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三类, 具体表现为:

(1) 我国民事法律责任中, 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依据主要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0条“违反本法规定, 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教育法第81条“违反本法规定, 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利, 造成损失、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我国行政法律责任中, 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依据主要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0条“违反本法规定, 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行政处罚的, 从其规定。”第63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为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依法给予处分。”第70条规定, 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虐待、歧视未成年人, 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教师法》第37条规定, 体罚学生, 经教育不改的, 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32条规定,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负有责任且情节严重, 学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将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9条和第18条规定, 对体罚学生的教师, 可给予“撤销教师资格”的行政处罚。第10条规定幼儿园工作人员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警告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幼儿园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 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 公安机关对体罚学生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 可予以行政拘留, 其期限为1天至15天。《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规定, 幼儿园工作人员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3) 我国刑事法律责任中, 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依据主要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0条“违反本法规定, 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师法》第37条规定, 体罚学生,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幼儿园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 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幼儿园工作规程》第41条规定, 对不履行职责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32条规定,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如果有关责任人的行为触犯刑律的, 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主要区别详见表1:

依据表1内容所述, 对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 体罚、变相体罚学生, 不履行职责等行为, 导致的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权的侵害, 根据我国现有的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 应当承担内容包括依法赔偿等民事责任, 行政处分、警告、解聘、撤销教师资格、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责任。及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包括主刑与附加刑内容在内的刑事责任等侵权责任。如此, 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 对儿童身心健康权的侵权责任的规范内容清晰全面。

三、基于刑法与侵权责任法的侵权责任, 虐童罪入刑的非必要性

1.刑法对虐童造成的儿童身心健康权的侵权责任的规范明确、详尽

依据表1所述, 侵害儿童身心健康权的侵权行为, 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将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规定, 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是犯罪。第234条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 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246条规定,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依据宪法, 儿童作为公民, 在刑法中同成年人一样, 享有刑法赋予的一切受保护的权利。由此, 上述刑法关于人身伤害的处罚, 同样适用于侵犯儿童的人身权利或其他合法权利, 如体罚、变相体罚导致的身心健康的损害, 及不履行职责发生的学生伤害等侵权责任。

刑法除了上述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规范外, 还有专门保护儿童人身权利的特殊侵权责任规范, 如刑法的第236, 237, 240, 241, 242, 261, 262条中, 都有针对儿童人身权利保护的专门法律条款。在刑法中, 与儿童身心健康侵权责任密切相关的还有第138条:“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 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 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此, 虐童产生的儿童身心健康权的侵权, 刑法有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无期徒刑、死刑等在内明确而严厉的法律责任, 虐童罪入刑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权并非必然。[6]

2.侵权责任法对虐童造成的儿童身心健康权的侵权责任的规范清楚明晰

儿童因其学习、生活的实际, 使其活动的时间、空间绝大多数都处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中。对于在读儿童, 学校或者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最可能成为儿童被虐待的主体。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儿童人身权的损害有专门的、明确清楚的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第38, 39, 40条明确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应当承担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 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 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此明确、清晰的侵权责任规范, 应当也是虐童罪入刑所要规范的, 所以增设虐童罪并非必然。

四、基于法律运行的实效, 虐童罪入刑的非必要性

从法律运行的角度看, 儿童的权利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 并不完全取决立法, 立法只是使权利以法定的形式得到确定, 法定的权利能否转变为现实, 还必须依赖于法律的实施。而法律的实施也只是法律实现的前提, 没有法律的实施就无谈法律的实现, 但是法律的实施不一定达到法律的实现, 如果法的实施没有取得法律实效地话。[7]

虐童罪入刑只是法律实现的立法阶段, 而儿童权利法律保护的实效是需要贯穿于整个法律运行的始终。祈求单纯依赖刑法, 增加一新的虐童罪, 来加大惩罚力度以威慑侵害儿童权利的行为, 达到有效保护儿童权利的目的, 从理论看, 是不充分的。专门针对某种行为增设一个新的刑法罪名, 可能对这一行为会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是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是一个包括立法和法律实施系统的体系, 单纯依靠重新设立一个新的刑法罪名, 加大惩罚力度是不能够一蹴而就地杜绝虐童行为的, 如果法律没有得到有效地实施的话。

在某种意义上, 刑法作为法律规范社会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 应当是在其他法律尽其效用不足以调整行为规范时才能运用。从世界各国对虐童行为的立法情况看, 虽然有的国家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特定罪名以遏制虐童行为, 如新西兰设立有“虐待未成年人罪”, 在《新西兰刑事法典》第195条中规定:“虐待自己监护、照顾的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纵容自己监护、照顾的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受虐待, 致使被害人身体受到伤害, 精神失常或精神障碍的, 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德国设立“违背监护或教养义务罪”, 在《德国刑法典》第171条中规定:“严重违背对未满16岁之人所负监护和教养义务, 致使受监护人身心发育受到重大损害, 或致使该人进行犯罪或卖淫的, 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但是也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刑法都设立虐童罪这样专门的罪名, 如法国、荷兰、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并未设立具体罪名, 而是将造成严重后果的虐童行为纳入到其他犯罪的规制范围里。我国香港《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第27条规定:“任何超过16岁而对不足该年岁的任何儿童或少年人负有管养、看管或照顾责任的人, 如故意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该儿童或少年, 或导致、促致该儿童或少年受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 其方式可能导致该儿童或少年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损害, 即属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循公诉程序定罪后, 可处监禁10年;或循简易程序定罪后, 可处监禁3年。”[8]可见, 参照其他国家与地区遏制虐童行为的立法看,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儿童权利的屡受侵害, 应该是与法的实施的关系更为密切。从幼儿老师颜某要求同事协助拍照, 肆无忌惮地上传照片, 毫无忌讳地炫耀照片的行为动机看, 她仅仅是觉得这样的行为好玩, 觉得某某小朋友有趣, 是和小朋友闹着玩。她自始至终从未意识到她的行为与儿童的权利有任何实质性的瓜葛, 恐怕也不会认识到儿童还享有包括最基本最重要的身心健康权在内的各种权利, 更未了解我国还有诸多的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规范, 约束侵权行为, 规范侵权责任。

所以, 儿童权利的屡受侵害, 并非是我国关于侵害儿童权利的侵权责任的立法不够。如上所述, 儿童权利专门保护的法律法规、宪法、刑法、侵权责任法等各种法律, 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和权力机构制定的各种各类的部门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 对包括虐童在内的侵害儿童身心健康权的规定都是非常明确的。假设将来在刑法中增加了虐童罪, 但是, 幼儿教师“颜某”假如仍然不知道刑法设有虐童罪, 也不知道虐童罪的基本内容, 那么如果还觉得拍这样的照片好玩, 还会不会虐童呢?

可以肯定的是, 立法, 对于解决社会中新产生的某些矛盾纠纷会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刑法, 对于打击违法犯罪, 其具有不可摇撼的地位。但是, 一味地强调立法, 尤其是一遇到法律纠纷的疑点、难点问题, 动辄上升到刑法, 过多地强调立法、刑法的作用, 而忽视对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守法、执法、司法和监督等法律的实施。如此, 立再多的法, 或再严厉的法, 也无助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同样也无助于规范儿童虐待行为, 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权。

虐童罪入刑不是遏止虐童行为、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权的必然, 即便虐童罪入刑, 虐童行为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遏止, 儿童的身心健康权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虐童产生的儿童身心健康权的侵权责任, 现阶段, 在我国与儿童的身心健康权有关的法律法规中, 有明确、清楚、详尽、量刑适当的法律规范。当前, 虐童行为的规范、儿童身心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更应当关注法律的实施, 而不是法律的创制, 重点应当在守法、执法、司法和监督等法律的实施环节。

参考文献

[1]央视四问幼儿园老师虐童事件:园方真不知情?[EB/OL].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21026/17494401.html.

[2]尚晓援, 张雅桦.建立有效的中国儿童保护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9-10.

[3]金岳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69-177.

[4]王勇民.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348-349.

[5]李双元, 李赞, 李娟.儿童权利的国际法律保护[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198.

[6]陈波.逻辑学导论[M].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293-306.

[7]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