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共8篇）
女红 篇1
女红,泛指旧时女人所做的针线活,染织、刺绣均在此列。翻开绚丽斑斓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篇章,极尽工巧、细致、精美的女红成品总能赢得人们的阵阵慨叹。然而,真正能够陈列在博物馆的女红成品少之又少,而且身价不菲,因为它们的主人地位尊贵、声名显赫。相比之下,来自于民间的女红成品更是难得一见,倒不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不够精良,而是因为这些用于穿戴的衣帽鞋袜、用于装饰的挂件帘盖、用于小孩子把玩的玩具小物,实实在在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没有人会将其视为民间工艺美术重要的一环。时代的发展,使曾经装扮了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的女红,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走出人们的记忆,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理论落后于实践
首先,工艺美术定位低劣。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明等级,别贵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三千年的封建思想使国人在意识形态上重“道”而轻“器”, 一句话,道,就是做人上人,干出一番经天纬地之业, 光宗耀祖,报效国家;与高高在上的“道”形成鲜明对比, “器”势必要沦为“粗鄙”、“卑贱”的代名词,成千上万的工匠艺人们身处百工之肆,他们挥洒着汗水,辛苦地劳作,世世代代做着君子所不为的行当。即使在今天, 每年国考报名者多如牛毛,而投身到工艺美术行当中的有志者却寥若晨星,传统工艺美术后继乏人,这不能不说是重道轻器思想的遗毒。
和其他民间工艺一样,旧时的女红行当也被打上了卑微低下的烙印。“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 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诗中流露出的哀伤令人动容。那些配戴着精致玲珑的香包、扇套、钱夹的文人们,一边以此炫耀自己的身份, 一边又对女红行当流露出不屑和轻慢,骨子里将女红工艺视为下贱、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把戏,甚至连从事女红行当的女人们恐怕也打心眼里瞧不上自己的职业。这种意识形态确实要了女红艺术的命,今日女红技艺传承的青黄不接,与昔日女红定位低下、不被重视不无关系。
其次,以技艺取胜的观念占据主流。女红艺术发端于原始社会,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直游走在民间、闺阁绣、宗教和宫廷之间。这后三者对材料、做工、艺人的文化艺术修养都有很高的要求。以闺阁绣为例, 其绣艺之超群甚至可以与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相媲美, 享誉刺绣界的“露香园顾绣”便是其中的代表。面对顾氏韩希孟所绣制的《宋元名迹册》,文人墨客不吝溢美之词,纷纷咏诗撰文赞誉其“见所未曾”。清初尚书郭荣亦为韩希孟绣制的《花鸟册》题文:“近世有苏郡顾氏出,始作画幅。凡人物、翎毛、花木、虫鱼之类,深浅浓淡,无不如意,亦无针痕缕迹,使人不辨为绣为画也。”董其昌夸赞顾绣为“非人力也”。尽管宫廷女红、闺阁女红和宗教女红依然隶属于女红范畴,但对技艺的一味追求,使这些生活必需的衣饰,没了民间浓郁的生活气息, 少了刚健质朴的意趣情感,成了供特权阶级赏玩的陈设, 或彰显身份地位的工具。而技艺如同一把双刃剑,它使这门工艺极尽奇技淫巧,也正因如此,它同样抑制了艺人们才智的发挥,使女红工艺不能从艺术的目的和手段上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和完善。
纵观女红的发展历史,真正能够担得起“文献著述”之名的恐怕只有清末的《绣谱》和《雪宧绣谱》了,而这两部著述的作者,都是苏绣的早期代表,但绝非普通老百姓。《绣谱》作者丁佩,如果不是夫君早亡,恐怕也是个封疆大吏之妻;《雪宧绣谱》作者沈寿,深得慈禧赏识,拥趸者无数。这两部著述,集中阐释了闺阁绣的技法要点,对刺绣者本人的天赋、秉性、文化修养亦有相当高的要求。显而易见,这种对刺绣工艺的梳理、归纳和创新并不能为乡土气息浓郁的民间女红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即便是在今天,要想让农村妇女对自己亲手所做的虎头鞋帽、肚兜荷包的纹样寓意、制作程式说出个“一二三四”也绝非易事。这种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阻碍了民间女红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如果不能及时抢救,我们只能心痛地面对一个现实——传承人在,艺在;传承人亡,艺亡。
二、根植土壤的缺失
民间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三千年的小农经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对外交流不便的局限、典型的人文情态的特点,使民间艺术形成稳定的、自足的艺术审美取向,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下,老百姓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女人们种麻、纺线、织布、浆染、剪裁、刺绣、缝连、编结。对女人来说,想不碰针线活儿都难。
一八四零年,随着一声炮响,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 古老的封建体制开始土崩瓦解,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量的洋货疯狂地涌入,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制约;民国政府上台,四大家族疯狂敛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民不聊生;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国共内战, 使百姓流离失所。百年浩劫,生灵涂炭,生存的巨大压力使人们无法喘息,更何谈业余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了, 女红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几乎停顿。紧接着,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现代工业文明的无情冲击、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传媒大众化纷至沓来, 广大劳动妇女从旧有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她们扔掉手里的针线,走进工厂,下到车间。没有了人,传承成了空想,这必然给民间女红的持续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民间女红深深扎根于民间,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民间旧有的风俗习惯都逐渐消失,这种改变对女红工艺的发展是致命的。丢了一样风俗,就丢了这样风俗活动下的女红成品存在的价值和依托。以婚嫁礼仪为例,旧时新娘要坐花轿,头蒙大红盖头,身穿大红绣花礼裙,脚蹬大红绣花鞋。正是这种礼俗活动,才催生出诸如轿帘刺绣、蒙头符刺绣等女红成品。今天的青年男女结婚仪式已经基本西化,曾经五彩斑斓的中式新娘装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即便是有,也被简化得“形容枯槁”,风韵无存。快节奏的生活,瓦解了人们对节日习俗的固有观念;快餐式的爱情, 遗忘了香荷包的质朴、绣花鞋垫的厚意;老一辈人的相继离世,斩断了青年人与往日生活连结的记忆和纽带。人们在拥抱新生活的同时,将乡土气息浓郁的女红远远甩在了身后……
女红这项工艺虽然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发端,到了春秋战国日渐成熟,甚至三国时期、唐宋时期都有杰出的女红代表为人们所熟知,更有人将她们载入史册,然而寥寥数语不过是极力夸赞其高超的织绣技艺,而这又怎能涵盖泱泱女红的浩瀚精深?时光静静流过,当时间的脚步来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当后人们充分意识到女红的伟大而奋力挽救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绝艺早已经随着一位位传承人的离世而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女红若想得到持续的发展,离不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离不开政府大力的倡导扶持,离不开民间有识之士的奔走疾呼,离不开工艺教育的研究挖掘,更离不开有志青年的锲而不舍。想要拯救女红,就必须重新审视、重新判断、重新定位、重新认识这项工艺,也唯有这样才能使女红跟上时代的脚步,焕发出新的生命。唯有这样,民间女红这个美丽的精灵才能常驻民间,这项古老的工艺才能得以传承。
摘要：女红是民间工艺重要的一环。随着经济的发展,女红工艺日渐式微。究其原因,一是人们重“道”轻“器”思想观念的余毒未清,导致理论落后于实践;二是女红工艺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使女红不再成为人们的必备技艺。拯救女红工艺,迫在眉睫。
关键词：女红,重道轻器,小农经济
女红 篇2
“女红”早时指妇女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等针线活，它是华夏民族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妇女聪明才智的结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孟郊《游子吟》);“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王建《织锦曲》);“慵线懒针，几曾作女红。”(《桃花扇》)……古往今来，关于“女红”的诗句不少。《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勇睛雯病补雀金裘”也可谓“女红”的一个经典故事，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晴雯凭着一双夺天工的巧手，临危不辱使命，终化干戈为玉帛。
每当拿起针线，我常常会想起母亲，她无论是缝纫、绣花、编织、钩花，样样都做得非常精细。儿时的回忆总是和母亲的针线相连着的，从早到晚，总看见母亲在飞针走线。耳濡目染，我和姐姐也学会了基本的“女红”，特别喜欢裁剪衣服、钩编衣服，尽管没有母亲和姐姐做的精致，但也时时会欣赏自己的拙作，为一件件成品形成而欣喜!
成家以后，有了女儿，无论工作、家务多忙，我都习惯自己做衣服、钩编毛衣，只要一拿起针线，一种温馨总在心里涌动。总喜欢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人羡慕，惹人喜爱。而今条件好了，衣食无忧，只要愿意花钱，什么纺织品在商场都能买到。女儿也长大了，不再需要穿我做的、织的衣服了，钩针、毛线什么的就很少派上用场了，缝纫机也被冷落在一旁，成了“烫手的山芋”，卖也不值几文钱，只能留做珍贵回忆了。
现代化的代价，就是把女性最大程度地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连手工活都生疏或不会做了。如今，提起“女红”，年长者恍如隔世，而年幼者则不知所云。曾在那个久远的年代身价百倍的“女红”，进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却仅剩一抹淡影，不受注意地存在于少数人的记忆里。“女红”这个字眼，正由现实向古董演变。
在轻松的同时，我隐约觉得还是缺少点什么，是对“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亲情怀念?还是对“珠珠泪似针纫处，寸寸肠如结线时”的缠绵渴望?不得而知。忽然觉得自己放弃了“女红”，实在是荒废了一种悠然的心情，失去了一份沉静的心态。多年的“女红”情结始终缠绕着我，难以忘却!
其实，若能在细雨霏霏的夜晚，放一段轻柔的纯音乐，一个人静静的坐着，任手指间绕山绕水，一种软软的、柔柔的亲切而温馨的气息瞬间便由指间传到心里。穿针引线，钩花绣朵，任乐声袅袅地飘忽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喃喃低语，慵线懒针，不需要想什么，只要看着手中的针线，安静地听，细心地做，让那心脉间的悠悠秋千随着针线的飞舞，跟着音乐的指引渐渐地扬起，这也是一种最美的享受，很是惬意。特别是当你织出的一针一线、钩出的一花一朵得到别人的赏识和索要，给别人带去一份美丽时，那种成就感也足以让你幸福和满足了!
女红,今昔岁月各不同 篇3
时至今日，女红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已经有了陌生感。然而穿越到数百年甚至千年前，女红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贯穿了无数女人的一生。
代代相传已多年
女红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环，过去多指女子在针线活方面的工作，包括纺织、编织、缝纫、刺绣、拼布、贴布绣、剪花、浆染等，女子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都被称为“女红”。女红讲究天时、地利、材美与巧手，而女红技巧常常由母女、婆媳世代传袭，因此又被称为“母亲的艺术”。
古时女子无论出身贵贱，都要学习针黹，富贵之家的小姐也是一样。《礼记·内则》说，女子十岁便要“执麻集，洽丝茧，织红组钏，学女事，以共衣服”。到司马光的《居家杂仪》中，六岁就要习女红之小者，十岁后习女红之大者，比较能干的女子可以做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女红是古时女子的必修课，横针不拈竖线不动是要被人取笑的。《红楼梦》中比较少动针线的反面典型大概要数林妹妹了，连袭人都忍不住酸溜溜地讥讽她一下：“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
古时女子在女红中耗尽一生，女红自然也成为女子情感的寄托，针针线线包藏着女儿家的心事，传递出一股浪漫而又心酸的气息。《全唐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开元中，赐边军纩衣，制自宫人。有兵士于袍中得诗，白于帅，帅上之朝。明皇以诗遍示六宫，一宫人自称万死。明皇悯之，以妻得诗者，曰：“朕与你结今生缘也。”这首感动了唐明皇的诗是这样写的：“沙场征戌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愿结后生缘。”女人的钟灵毓秀，女人的绵绵情意，女人的坚忍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默默缝进了细密的针线中。
针线之下写传奇
在众多女红技艺中，刺绣可谓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了。历朝历代的各种诗词、书籍中，都不乏对女子刺绣绝活的描写。据说三国时期的吴王赵夫人有“三绝”：可在指间以彩丝织成龙凤之锦是为“机绝”，能用针线在方帛之上绣出“五岳列国”地图是为“针绝”，以胶续丝发作罗丝轻幔是为“丝绝”。
相传唐代永贞元年有一奇女子卢眉娘，年仅十四就能在一尺绢上绣七卷《法华经》，字仅粟粒大，且点划分明，品题章句，竟无遗漏。
清末民初也有一位较出名的女红刺绣专家沈寿，她曾进入宫廷传授绣艺，办过绣校和女红传习所，为了研究刺绣，甚至还东渡日本考察，另有《雪宦绣谱》女红专著出版问世，影响深远。此外，在服饰方面，登峰造极的服装莫过于皇宫贵族的龙袍官服、凤冠霞帔了，这些都是女红的代表之作。
可惜的是，如今机械化替代了手工活，女红也受到极大冲击，原本小姐丫头，姑娘太太做女红活计必备的那些女红用具，如剪刀、熨斗、针线盒、顶针、量具、绕线板、针拔、刮板、喷水壶、绣花棚、架针、线篓等，也都淡出人们的生活，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而且关于这些女红用品的资料少有记载，极其难寻。女红，就这样在岁月的打磨中，不断远离人们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近些年开始流行十字绣，对此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这种已经有了图样缝“格子”的创作，更像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消遣。古时女红作品中的艺术感和女子命运的寄托感，只能随着历史的脚步，越行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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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绣大多以套针为主，绣线套接不露针迹，常用几种同类色线或邻近色相配，套绣出晕染自如的色彩效果。同时，在表现物象时善留“水路”，即在物象的深浅变化中，空留一线，使之层次分明，花样轮廓齐整。人们在评价苏绣时往往以“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八个字概括。
粤绣以广绣为代表，产品特点体现为远看非常醒目，近看精细非常。一是盘金刺绣，二是丝绒刺绣。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辅以彩纷刺绣，金碧辉煌，灿烂夺目，雍容华贵。丝绒刺绣开丝纤细，色彩缤纷，绣出的花鸟尤为精美。
湘绣的特点是用丝绒线(无拈绒线)绣花，其实是将绒丝在溶液中进行处理，防止起毛，这种绣品也被称作“羊毛细绣”。湘绣多以国画为题材，形态生动逼真，风格豪放，曾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湘绣人文画的配色特点以深浅灰和黑白为主，素雅如水墨画。
蜀绣的针法包括12大类共122种，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讲究“针脚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蜀绣绣品种类繁多，包括被面、枕套、衣、鞋和画屏等，既有巨幅条屏，又有袖珍小件，是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的精美艺术品。
传统女红店:返璞归真新时尚 篇4
2008年奥运会的圣火烧红了北京城, 一些有特色的产业纷纷展露新角。目前市面上专门从事布艺品经营的店还不多见, 特别是纯手工的工艺品。对返璞归真的追求, 使得手工粗布鞋、绣花鞋, 以它特有的韵味, 舒适的脚感, 激发了人们怀旧返古的感情。开这样一家店, 首先你要耐住性子, 保持良好的心态。
投资设计
场地:旺铺20-30平米, 租金加上装修约2万元。
设备:印染加工所需要的机器有缝纫机、烫熨机、裁剪机等, 需3万元。
人员:一般人员2-3人, 月工资700-1000元左右, 加工工人的工资可以采用计件制。
经营建议
其实, 做生意的时候贩卖的不仅是产品, 还有文化。在这方面做得出色的如肯德基、麦当劳等, 它们的成功, 得益于他们在市场和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化的伟大国度,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足以构成一个有庞大基础的产业, 如果能将这些传统与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 既是对祖国文化的弘扬, 也是商机所在。
经营艺术品、手工制品, 最重要的是勤劳加智慧。布店的活儿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辛苦在所难免, 图案的设计更需要集体的智慧。
尽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的要求, 诚意待客。开始的时候可以根据客人的需求定做,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畅销的样式做出固定大小的鞋子, 这样可以减少赶工的时间。
特别提示
开家传统女红店等 篇5
楚楚
【项目简介及市场前景】
2008年奥运会的圣火烧红了北京城，一些有特色的产业纷纷展露新角，目前市面上专门从事布艺品经营的店还不多见，特别是纯手工的工艺品。对返璞归真的追求，使得手工粗布鞋、绣花鞋，以它特有的韵味，舒适的脚感，激发了人们怀旧返古的感情。开这样一家店，首先你要耐住性子，保持良好的心态。
【效益分析】
其实，做生意的时候不仅贩卖的是产品，还有文化。在这方面做的出色的如肯德基、麦当劳等，他们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在市场和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是第一个拥有5000年文化的伟大国度，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足以构成个有庞大基础的产业，如果能将这些传统与市场有机的连接起来，即是对祖国文化的弘扬，也是商机所在。经营艺术品、手工制品，最重要的是勤劳加智慧。布店的活都是手工做出来的的，辛苦在所难免，图案的设计更需要集体的智慧。尽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的要求，诚意待客。开始的时候可以根据客人的需求定做，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畅销的样式做出固定大小的鞋子，这样可以减少赶工的时间。另外奥运期间，要准备一些新型的花样，如：绣上奥运标志，中国传统的鸳鸯戏水、龙、喜字、脸谱等的花样也必不可少。
【特别提示】
由于布艺工作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性的，刚开始，一定要用心。
人们也要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接受，要有心里准备。
机制木炭烧出熊熊财富
晓卓
我国幅员辽阔，据有关部门专家统计，每年农作物秸秆等剩余物为60-70亿吨，其利用率仅有20％，其余大部分作为垃圾烂掉，树枝、锯末等也有上亿吨扔弃，水稻地区的稻壳不计其数。本项目每套设备每年可使1000吨废料变500吨新能源——机制木炭。
每吨机制木炭成本一般在300-500元左右，而国内机制木炭的价格是在每吨1600-2000元。每套设备每年可产木炭500吨左右，可获毛利润80余万元，减去一切杂费每年获纯利润50万元是可靠的，不到半年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如能具备一定生产规模，木炭出口国外，每吨可高达3000-4000元，优质炭可高达4000-5000元/吨,加上机制木炭副产品——木焦油的收入，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投资少，见效快：
筹建一个年产500吨的机制木炭厂设备投资8.8万元，需厂房50-100平方米，流动资金几千元，总投资不到10万元，（如现有厂房，或有稻壳、锯末为原料投资更少）设备到厂后接上电源，可立即生产，10天后即可销售产品见回头钱，它的见效之快是其他项目无法比拟的。而十多万元办个企业更适合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技术简单，易学：
其他项目，没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技术人员难以掌握机器性能，而木炭机操作技术简单易学，不论有无机械电工技术基础，经实习1-2天即可操作维修，月内即可排除一切故障，无需外聘技术员。
产品用途广泛：
女红 篇6
1. 女红展现女性智慧和才华
女红中包含了大量的女性文学和艺术造诣。女红的织造方式和环境影响了女性的思维方式, 与男性的书写和言语方式不同, 女性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和跳跃性, 这与女性编制和刺绣的过程比较类似。女性善于在杂乱无章重复的方式中找到头绪, 如同在一堆线头中找到所需要的一根是相通的。
这种现象是普遍的, 在小说《红楼梦》中, 当时的官宦人家几乎每个女子甚至女仆都能掌握女红, 莺儿手工精美, 袭人绣的鸳鸯让女红技艺颇高的宝钗惊叹。许多女子“生而朗润, 慧解灵通, 纂纫剪制, 不习而能。女红之余, 略涉文史, 通《女戒》诸书。”1如著名的刺绣才女沈寿, 天资聪颖, 又好钻研, 十六七岁时成为苏州有名的刺绣能手, 光绪三十年其绣品作为慈禧七十大寿寿礼上贡, 得到慈禧的大加赞赏。沈寿的追悼会上, 灵堂上悬挂张謇亲撰的挽联和《雪宦哀辞》道:“真美术专家, 称寿于己, 寿不称于名, 才士数奇, 如是, 如是;亦学诗女弟, 视余如父, 余得视犹子, 夫人为恸, 丧予, 丧予。”
2. 女红是女性修养性情的方式
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观念中, 女子以弱为美、以德为美, 柔顺恭顺、贞洁耐劳、矜持庄重等都是女性应该具备的品质美德, 而这些境界都需要通过文化熏陶、行为规范、潜心修炼才能培养具备的。丁佩所云“闺阃之间藉以陶淑性情者, 莫善于此。以其能使好动者静、好言者默, 因之戒慵惰、息纷纭, 壹志凝神, 潜心玩理”2。 (如图1展现了女性在女红制作时的娴静温雅的气质) 女性在进行女红制作时需要沉心静气, 气定神闲, 才能有条不紊, 细致入微。“眉目分明, 楚楚有致, 必其道理通达者也;一丝不苟, 气静神恬, 必其赋性贞淑者也;肌理混融, 精神团聚, 必其秉气纯和者也。否则, 蓬头垢面, 挛曲支离, 即使神针复生亦未如之何”3。女红作品可以体现出制作者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面貌, 不同个性和情绪下的作品大不相同, 心平气和下的作品整洁精致, 心浮气躁下的作品粗燥繁乱。女红这样一项需要长时间耐心静坐、专心致志看似枯燥的工作对女性的性情培养具有极大的益处, 是高雅爱好。
3. 女红可提升女性生活品质
女红制作的时候需要整洁的环境, 这样可以保持作品的整洁和清洁。“艺之巧拙因乎心, 心之巧拙因乎境。诚使窗明几净, 虽拙者亦为之改观;室暗灯昏, 虽巧者亦失其故步”4。女子必需有条不紊地对女红制作的相关物品进行整理和归纳, 针剪线布排列规整方便取用, 才能创造出一个最有利的创作空间。 (如图2是女性制作女红时的场景) 即使在当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能歌善舞、才华横溢的女子, 擅于女红仍然是她们心中女性必备的品德和技能。“技艺以翰墨为上, 丝竹次之, 歌舞又次之, 女工则其分内事, 不必道也”5。女红是每个女性最基本技能, 当女红熟练之后再可习得其他技艺, 但由于当时女红商品的兴旺和普及, 由于生活用品都能购买得来, 许多富贵家庭的女性少做女红, 被当时评论为“予谓妇人职业, 毕竟以缝纫为主, 缝纫既熟, 徐及其他。”通过女红养成耐心细致, 勤俭持家的生活习惯, 成为封建社会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规范。
二、女红对于女性的束缚——女性家庭地位低下
1. 女红在婚礼中的应用
女红与女性的婚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订婚时所需要的彩礼所需女红物品极为丰富, 等到正式的婚礼之中, 所需女红更是甚多, 各种刺绣织锦装饰繁复华丽, “婚礼隆杀, 以予所见, 大概如常……未几而纯用红绸刺绣。又未几而用大红织锦或大红纱绸满绣。”6婚礼中最基本的绣品包括绣花袄、盘金绣大裙、绣花鞋等, (如图3和图4是新娘穿着婚礼服饰) 这些物品要在女子出嫁的那天带到婆家, 分别送给各位亲朋好友, 用来展示自己的心灵手巧和妇德, 技艺水平的高低也将决定婚后家庭地位。送给男性的主要有腰袋、名片袋、褡裢、扇袋等配饰, 送给女眷们的主要有粉盒、镜袋、绣花鞋等服饰品, 婚礼中还有绣花红盖头, 绣花轿帘, 新房中有挂在床上的床帘子, 绣有百年好合、多子多福等吉祥寓意的各种花样繁多的女红装饰品 (如图5和图6是婚礼所用装饰品) 。
2. 女红成为束缚女性的工具
女红的实质是适应当时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 但在封建社会中, 女红始终与女性的道德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 被赋予了男尊女卑的形象, 成为压迫和束缚女性行为的工具, 它成了“三从四德”的表现形式之一——妇功, 对女性劳动能力和技术水准的认证标准, 赋予女红道德内涵, 让女性认为勤习女红理所当然, 使其心无杂念, 也赋予了女性家庭和社会的角色。无论家庭贫困或者富有, 针、剪、顶针、绣架等都是女性的必备物品, 社会依赖女红制作家庭必需物, 为家人提供衣被和服饰御寒防暑, 还有祈福避祸的吉祥物品, 儿童的玩具等。勤习女红有助于形成贤良、律己、慎行、勤劳等的优秀道德品质和素养。清代到末期有许多这样的女教著作, 成为众多家庭女子的必修书目, 其中都有强调女性修身养性、勤习女红、持家之道的内容。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价值的最基本要求, 对女性的言行和思想进行禁锢, 让女性心甘情愿认同和服从男性所设定的女性行为规范, 包括女红在内。
3. 女红可维护女性的贞节观
女性的贞节一直是儒家思想所大力提倡和重视的, 在当时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 青年女性守寡者众多, 以前的女性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在经济上完全依靠家人或者丈夫, 政策所给予的支持也极其有限, 远不能维持生计, 如果夫家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对于妇女的守节就十分困难。依靠女红, 女性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独立解决守寡后的生计问题, 尽量减少改嫁状况的产生, 对于女性遵从“从一而终”的贞节理念起到保障作用, 一旦守寡后, 她们大多数都可以靠女红维持自己和后代的基本生活。《吴县志》中记载:“周氏年十八, 适陈诰。诰卒, 索逋盈门, 氏勤做女工内以谋生, 外以偿负……”寡母守节抚孤可以得到社会尊重, 甚至可以扬宗耀祖, 国家还会对这样的女性表彰, 并记入宗谱。
失去丈夫的女性不仅能依靠女红养活自己, 还可以抚养后代, 为之成家立业。当然也有其他可以维持生计的手段, 例如卖身为妓等, 尽管为养育子女出于无奈, 但在当时是绝不被社会体系所认可和赞同的, 而女红即能获取利润维持生计, 又能展现女子良好道德品质, 有效维护了贞节观念, 被社会所大加赞赏。
三、女红产生的经济收益——女性家庭地位提高
1. 女红的商品化产生
女红的商品化早在明代时候就已有萌芽, 社会经济逐渐发展, 许多受到“重农抑商”体制影响的农民逐渐变为“弃农从商”, 女红的物品也进入市场成为商品, 例如《无锡县志》中所记载女子制作网巾养家, 即使家里没有男性劳动力, 妇女也可以此作为维持家庭生计的手段, 并且独立营生。到了清代在苏州、松江等地, “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 十二三岁即能织布, 一日之经营, 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7, 女子通过女红的这条经营之路已驾轻就熟, 且收入越来越可观。清末时期大量纺织厂在中国建立, “本邑妇女向称朴素, 纺织而外, 亦助农作。自通商而后, 土布滞销, 乡妇不能得利, 往往有因此改业者。近来丝厂广开, 各招女工以缫丝。此外, 精于铁车者, 可制各种衣服及鞋袜;精于针黹者, 可制各种顾绣;精于手工者, 可制各种绒线之物。苟擅一长, 即能借以生活。惟获利虽易, 而勤俭之风不古, 若是可叹也。”8土布的滞销促使劳动妇女走出家门寻找新工作, 也促使了女红商品化的进程。
2. 女性自觉意识觉醒和家庭地位的提高
女红的产品已经不再是寄情之物, 也不完全等同于闺阁文化和妇女之德, “女红”成为许多乡下的女性所从事获取家庭收入来源的事情之一, 女性也伴随着获取收入使得家庭地位也不断提高, 同时强化了女性身份的社会存在感。这种商业化趋势的不断加深, 使得女性的优秀作品可以得到社会肯定和经济利润, 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在封建时代对于女性来说是很难得到的。有些家庭还因为手艺精美的女红而声名远扬, 甚至可以以此来挽救一个家族的兴衰。女红技艺的商品化是清末时期女性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学习和工作的推动力。女红行业如此兴盛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提高和知识理论的完善, 女红刺绣方面出现了较为专业的理论著作, 总结了刺绣的技术方法及其对作品的表现方式。
女性对于家庭的收益甚至超出于男性, 《松江府志》记载:“百工众技, 与苏杭等。若花米踊价, 匹妇洗手而坐, 则男子亦窘矣。”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江南家庭的经济主力。相比起来, 有些男性因为农耕的收入相对较少而依靠女性养家, 在这种情况的家庭中女性地位更高一些。越来越多的女性经济独立性提高, 不需依赖男性生存, 经济收入也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 获得更多尊重, 使得她们也有更多的热情投入到女红当中。
四、结语
女性在一针一线中编织出对家庭和未来的情感寄托, 对幸福的期盼, 超高的手工艺和审美品格使得这一时期才女辈出, 令人惊叹, 这在如今的时代中是很难以复制的现象。女性在传宗接代, 养育子女, 料理家务, 侍奉公婆之外还能完成如此工作, 体现了女性极大的耐心, 很高的自我牺牲精神, 以及心灵手巧的智慧。女红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状况下产生, 发展和延续的, 在前进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渐渐凋敝, 近代时期称为女红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高度, 但这对于女性发展研究的价值不可忽视。
摘要：女红在母女、婆媳之间世代传承, 充满女性生命理想和美好祈愿, 也是女性群体生命情感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女红艺术的价值远远超越了艺术本身, 她成为女性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 成为女性表达生活、寄托情感、祈求吉祥兴盛的重要载体, 在传统价值体系中, 女红是衡量性心灵美和技艺的重要标尺。随着明清时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女红也逐渐由传情达意之物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 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或者用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从而使女性在家庭中具有了经济地位, 随之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关键词：女红,服饰,女性文化
注释
11. (明) 文征明.文征明集补辑[C].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28.
22 . (清) 丁佩.绣谱·自序.美术丛书 (二集第七辑) [M].神舟国光社, 辛亥孟春出版刊行, 1911:219.
33 . (清) 丁佩.绣谱·品论第六.美术丛书 (二集第七辑) [M].神舟国光社, 辛亥孟春出版刊行, 1911:246.
44 . (清) 丁佩.绣谱·择地.美术丛书 (二集第七辑) [M].神舟国光社, 辛亥孟春出版刊行, 1911:223.
55 . (清) 李渔.闲情偶记.声容部·习技第四[M].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125.
66 . (清) 叶梦珠.阅世编.礼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2
77 .尹会一.敬陈农桑四议疏[M].见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1826.
女红 篇7
一、荷包的形制及其功能
当下所谓的“荷包”称谓自宋代以后才产生, 在此之前因年代不同, 对其称谓亦有差异 :古称筭袋、鱼袋、龟袋、衿缨、缡、香缨、佩帏、容臭, 也称鞶囊、荷囊等。荷, 指负荷 ;囊, 即袋, 宋代以后普遍称为荷包。我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 荷包的称谓也随民族、地域的差异而不尽相同 :如满语称之为“法都”;北方多省称之为“兜兜”;四川方言称之为“裹袋儿”;云南一些地区也称荷包为“褡裢”。
《诗经》中有“乃裹糇粮, 于橐于囊”的早期荷包形态的记载, 在这段文献中, 作为盛放粮食的器具可以看做早期荷包的雏形。据此推断, 使用“橐”、“囊”的习惯可追溯到先秦甚至更早的时期。荷包雏形为鞶, 鞶即指用皮革制成的囊, 因而又有“鞶囊”之称。
周代起鞶分为鞶革和鞶丝, 《礼记内则·十二》曰 :“男鞶革, 女鞶丝。”1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曾出土一件羊皮鞶囊, 考古学家认为此为春秋时期遗物, 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鞶囊实物, 在汉代《礼记·内则》篇记述的“容臭”是盛装香料的容器, 亦可视作荷包。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 四角垂香囊”的描写, 表明这一时代的荷包已不仅仅作为服装实用佩饰而存在, 它已经脱离了服饰而被作为单独的装饰品所使用。
唐代服饰受胡服盛行的影响, 武官的腰间配有蹀躞带, 在蹀躞带上垂挂盛放宫廷鱼符的鱼袋以及其他饰物。唐代佩挂荷囊的情况, 在出土的唐代各类壁画、石刻及陶俑上都有反映。在荷包的发展过程中, 其实用功能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日益转化为装饰功能的荷包向各种不同的形态发生转变, 以至于丧失了原本的荷包功能。
唐代诗人张祜有诗《太真香囊子》云 :“蹙金妃子小花囊, 销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王重解得, 一生遗恨系心肠。”2安史之乱时, 唐玄宗被迫绞杀杨贵妃, 待到收复西京后, 唐玄宗派人将她的遗体重新安葬, 却发现贵妃的遗体已经腐烂, 惟有临死时佩戴在胸前的香囊完好如昔, 由于香囊面料为冰蚕丝织成, 又内盛防腐避瘟的香料才得以保存。
汉代官员的佩绶制度在唐代得以巩固和发展, 唐高宗时实行佩鱼制度, 实则由汉代官员佩绶制度演变面来, 盛装鱼符的袋子称为“帛鱼”或“鱼袋”, 用帛织造, 内盛鱼符 (官印) , 是木雕或铸铜的鱼形符信, 为官员的身份标志。宋朝也承袭唐制, 腰间束以革带, 旁系佩绶, 仍推行佩鱼制度, 不过只授鱼袋, 没有鱼符。清代《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规定每年有制作定数, 供皇帝皇后在年节、万寿圣节及四时八节作例外赏赐只用, 每年岁末, 皇帝要赏赐给王公大臣“岁岁平安”荷包。3荷包的佩戴虽已经纳入官方的盛绶制度和帝王的奖赏, 但在民间香囊荷包仍然是人们的欣喜之物, 无论是帝王还是一般官员, 不管是达官显赫还是黎民百姓, 都喜配之。在某些时候荷包更是一种传情达意的信物。
清代皇室也把荷包最为订婚的信物。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叙述皇帝选定皇后或皇妃时, 看中了谁, 就把自己身上的荷包挂在她的衣襟扣子上, 叫做“放小定”, 而后举行聘礼, 送如意等叫做“放大定”。可见荷包在皇室生活中所负担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
民间也有将自己亲自绣的荷包作为送给情人作礼物风尚, 民间的绣荷包更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彼此有意的男女青年中, 姑娘们往往背着父母偷偷地刺绣荷包, 送给她们的意中人, 以此私订终身或是作为定情的信物。有时年轻的妇女接到出门在外的丈夫捎来的书信要荷包, 于是飞针走线赶紧绣制荷包, 遥寄思念之情。小小的针线绣品和那委婉秀美的歌声寄托这她们的情思, 蕴藏着她们心底的秘密。
姐在房中正描花, 忽然想起俏冤家。
临行嘱咐奴几句话, 再三叮咛莫要忘了咱。4
……
这里以俏皮的笔触描绘了一位思念情郎的女性角色在房中寄相思于刺绣的情景, 这种亦绣亦歌的传统在当今已然消失, 对这种民间生活样态与民间艺术形态的挖掘, 必然会有其意义和价值。
二、绣荷包与女性
从荷包的功能研究可以发现其连带的庞大表意符号网络。在世俗生活里, 荷包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 都以其对应的功能充当着维系该关系精神情感的物质载体。不管是在家族礼仪、装饰、避瘟防虫方面还是区分身份、帝王赏赐、传情达意方面, 荷包都反映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性别的角度出发, 传统社会制度下的女性被打上了“宜室宜家”的烙印, 女性的家庭属性决定了她不同于男性在各个领域中的身份与活动, 为了强化这种性别的区分, 社会更是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作为判断女性的贤良淑德。女性的自主意识在男权社会文化制度下被压抑和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没有完整的独立人格, 她们通过另外的途径参与社会文化构成, 也通过特殊途径表达自我。传统社会的男子有较为优越的受教育条件, 而妇女的自我意识受压抑, 处于男性从属地位的女性是边缘的、软弱的、无力的, 但即便如此却不影响她们在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挥自身的能力和表达自身的情感。绣荷包是符合传统社会对女性要求并又能表达女性独立品格的形式之一, 在与男权社会产生较小关系的基础上, 女性通过荷包刺绣参与社会文化建构, 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情感, 实现自己的价值判断。
历史留下来的出自女性之手的文学作品极少, 这些为数不多的词文中又都以书写个人生活情思为主, 一般的良家妇女不敢将内心的真情实感写作记录下来, 但歌妓所作之俗曲却表达出她们对一份真诚深挚的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如 :《鹊桥仙》:
说盟说誓, 说情说意, 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 是那个、先生教底。
不茶不饭, 不言不语, 一味哄他憔悴。相似已是不曾闲, 又那得、功夫咒你。5
又如 :《抛绣球》
珠泪纷纷湿绮罗, 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妹 (原作“姊姊”) 分明道, 莫把真心过与他。仔细思量着, 淡薄知闻解好么 (原作“磨”) 。6
这些出自歌妓之手的语言湿她们情思的表露, 对男子的责怨也好, 失望的落空也好, 这些情思都叙写着她们对与爱情真挚专注的投入, 所反应的绝不仅仅是一首歌词之女子的个人情感愿望, 它还代表着千古衣来所有女性的共同情思和愿望。因为在传统社会中, 作为女子, 既然别无自我谋生独立之能力, 而且在整个社会之无可抗拒的文化风习下, 舍去婚姻之一途以外, 女子实更无其他出路可供选择。因而其亟盼能得到一个可以终身仰望二相爱不渝之人, 就成为所有女子的一生一世之最大的愿望。7
然而, 更多的中国传统女性大都没有接受正统教育的权利, 也没有像歌妓一样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心声的勇气, 她们更多是遵循传统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 在传统观念的统摄下, 她们只能在闺阁之中对自己诉说内心的诉求。女性作为荷包的创造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作为家庭劳动力生产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女性通过刺绣荷包向世人传达着她们的内心需求。古代女性的人生价值只有通过家庭才能实现, 确切地说是脱离了其父母之后的再生家庭才能让女性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定位。绣荷包之中包含的女性情愫表达, 是女性释放这些情感的途径。与现代文明相对比, 古代女性是有所压抑的, 绣荷包能够为其排遣这些压力产生相应的作用。
妇功, 是指女性的手工技艺, 是四德之一。在传统社会的下层民众中, 男子的个体劳动虽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 妇女的生产劳动也是支持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说女性的价值所在是丈夫对自己的认同并不是毫无依据的, 这种认同的基础, 除了丈夫对妻子三从四德的道德评判外, 女子在家庭的生产劳动产品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也是获得丈夫价值认同的因素刺绣作为妇功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女性家庭生产劳动的重要活动。建立在这种意义上的荷包也就已经不再仅仅是方便实用的价值定位, 而更进一步是与现实的物质生活相关联的物质创造的作用和意义了。
刺绣本就是与女性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 当刺绣的物品被赋予了社会评判标准后, 刺绣也让女性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与现实社会的接触。通过刺绣她们不再与世隔绝, 通过绣品她们找到了一种可以直接向外界社会传递心声的渠道。绣荷包无一不是将女性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联系在以其的最好途径。在没有笔墨可以书写, 没有友人可以倾听的条件下, 通过刺绣来表达女性的精神生活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将内心的惆怅化为一针一线的花鸟鱼虫, 以寄托这份不为人知晓的情愫。农历的七月初七的“乞巧”节, 至今在一些地区仍保留着女性祭拜巧娘娘, 祈求赐福、祈愿心灵手巧的传统习俗。可见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对于女红是有其传统的。
荷包大不过手掌, 功能可谓是物尽其用,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都发挥着大大小小的作用。但当荷包成为女性情感的代言时, 其意义已远不止于社会交往中的各种功能, 通过荷包上千变万化, 层出不穷的刺绣技艺, 可以能看到女性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 荷包也就成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承载物。同时, 通过与此相关的民歌绣荷包, 也能关照古典形态下充满勃勃生机的艺术形象所表达的先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全国《绣荷包》民歌的源流
民间传唱的《绣荷包》是我国各地都广为流传的传统小调, 笔者所在西部民歌研究所收集的资料中仅四川地区的《绣荷包》就有五十余首, 在我国各地区流传的同名《绣荷包》更是不计其数、种类繁多。在如此庞大的民歌体系中, 为什么“绣荷包”题材的民歌数量如此之大, 流传范围如此之广是值得深思的。
不管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女红荷包作品, 还是那些偶尔如今还会在乡野间唱起的《绣荷包》小调, 都能够体现在历史传统中的文化沉淀, 能体现民族个性与历史图景, 能体现社会风貌与女性精神风貌。最重要的是能够体现《绣荷包》在多元形式中的勃勃生机。
传情达意的绣花荷包常被青年男女视作为爱情的信物。荷包的花样繁多, 而各地以“绣荷包”为题材的小调旋律与情趣也各有不同, 久而久之, 伴随着姑娘绣制荷包时唱的《绣荷包》调, 便成了我国各地民歌中的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
对于从属于民间文学的民歌而言, 能够被广泛流传并长期被保留下来的民间小调, 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沉淀和一代又一代的润色加工, 因而如今所能在各地谱例中见到的《绣荷包》是有所差异的, 在历史留给我们的资料里我们是能够见到的当时民歌的传唱盛况以及它的早期形态。
嘉庆年间, 有这样的描绘 :“太平景象地天交, 落拓狂生仁笑嘲 ;到处歌声声不绝, 满街齐唱《绣荷包》”, 在公元1813年的《都门竹枝词》中收录的这段文字所描绘的情景极富感染力地描绘了《绣荷包》流行于街巷之间, 引得众人纷纷学唱的盛况。公元1818年, 有这样的记载 :民间流行的不知由谁创作演唱的新调《绣荷包》, 在画舫与青楼之中广泛传唱。在《画舫余谈》中的这一记载不仅提及在画舫青楼等声色场所为《绣荷包》的流行提供了平台, 还由此推广到坊间集市的妇女、儿童, 最终成为人人熟知的民歌小调。8
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写“明、清民歌、小曲部分存目”9一节中也列举到了《绣荷包》曲名。
据现代曲艺理论学家傅惜华考证 :在《曲艺论丛》中有《绣荷包考》, 描述了清代民间关于《绣荷包》小调流传情况 :“《绣荷包》为清代中叶民间最盛行的一种‘时调’小曲, 自乾隆末年迄道光间, 流行甚广, 举凡城市乡村, 无不唱此曲者。”10
清人张林西的《琐事闲录续编》 (咸丰元年《义文斋》刻本) 载 :“《绣荷包》一曲, 盛于嘉庆初年, 无论城市乡曲, 莫不递相喊唱……遍及各省, 尤盛于京都。余幼时曾记闾巷之间, 无不习歌此曲者。”可见《绣荷包》多年来流传于民间, 且不论城市还是乡村, 首都还是地方, 都在不同阶层之间广为流传。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绣荷包》最早的谱例是贮香主人于道光十七年 (公元1837年) 编辑的《小慧集》卷12第78篇中小调谱第二首的记录。箫卿主人用公尺谱的记谱方式再现了此曲的原貌, 虽仅记录了两段唱词, 但这两段唱词与在此之前华广生所辑刻的《白雪遗音》11中记录的该曲12段唱词的前两段相同。
另外, 具有代表性的还有 :《绣荷包》12 (湖广调)
1. 姐在房中正描花, 忽然想起俏冤家, 临行嘱咐你几句话, 再三叮咛罢哟, 喝喝咳咳, 莫要忘了咱, 再三叮咛罢哟, 喝喝咳咳, 莫要忘了咱。
2. 越思越想好难丢, 情人只在奴的心头, 我为情人才把荷包绣, 快快的给他罢哟, 喝喝咳咳, 方算把情留, 快快的给他罢哟, 喝喝咳咳, 方算把情留。
……
由题目便可知该曲是用“湖广调”来演唱的。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认为 :“所谓《湖广调》只有《绣荷包》和《绣汗巾》的两篇, 都是以五更调的格式出之的。……以‘喝喝咳咳’为助语, 乃是《湖广调》的特色。”13在今天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均未在这两个省发现近似的《绣荷包》留存下来。类似歌词的曲目倒是在在江苏、北京、河北等地有类似的曲目流传。可见其流传的复杂性。我国各省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相续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 大多数省份都能找到以“绣荷包”为题材的小调, 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人文风情、风俗习惯有着较大的差异, 甚至每个演唱者的生活阅历、情感体验乃至受教育程度的不同, 甚至田野考察时演唱者技艺的高低的差别和收集、整理者的个人情感等因素, 因而我们所见到的《绣荷包》呈现出不同歌词内容、不同旋律风格、不同节奏、不同速度、不同调式、不同调性、不同表情。
虽然各地的曲调多样, 各具特色, 但其唱词内容情结类似, 基本上与《白雪遗音》中记录的《绣荷包》有相同之处。
四、小结
绣荷包是中国刺绣历史中的一个缩影, 却反映了整个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及女性的生活情态。我国长期存在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现象和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 使劳动妇女成为民间刺绣艺术的主要创造者和继承者, 同时由于这一原因, 绣荷包的歌唱主体往往也与女性的心理活动相关。
当乡村不再是城市的基础,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便愈发之大。城市的功能逐步拓宽, 乡村便成了城市的附属, 与城市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在这个基础之上, 生长于乡土中国的绣荷包便无法被拢络了极多资源的城市接纳, 绣荷包就日益淡出了大众的视阈。当这种传统的、立足民间的文化形态“丧失其自主性, 但却作为亚文化继续保持身份” 14的时候, 主流的文化便不自觉的对其产生一种压力。在当代, 绣制荷包、演唱《绣荷包》民歌, 已经基本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即便在广大的农村, 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女红制品已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或廉价或昂贵的工业化生产的各类看似精美的钱包、眼镜盒、或手提袋。笔者通过走访发现, 现在依旧会唱《绣荷包》的老人除了采风者来了偶尔唱起这些山歌小调, 已经基本远离了这些承载着丰富情感和复杂故事的歌曲。可以想见, 如不对其进行抢救式的搜集整理, 这些民歌将濒临消失。非物质的文化不易保存, 以实物形态保存下来的荷包还能够在博物馆、私人收藏者那里见到, 只可惜, 它们已从民间广泛存在的生活必备品成为了仅供参观的收藏品。
浅议传统女红文化的美育价值 篇8
中国传统女红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将女红艺术中积极有益的因素体现在学校教学中，是培养学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關键词：女红艺术；美育价值
女红（女工），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将它作为一门“文化”而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是近20年的事情。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关中国传统女红艺术的研究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除了对已形成的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和探讨之外，也开辟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女红文化研究成为交叉学科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论著有张道一先生的 《中国的女红文化—母亲的艺术》[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著作从狭义和广义上定义了女红艺术的范指，并指出中国女红以其淳美风格哺育了其他上层艺术，造就我们的民族文化具备“母型”特质。《遮蔽的美丽——中国女红文化》[2]（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胡平博士在该著作中对女红文化作了全景式的扫描，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构架了女红文化理论的叙述方式。《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3]（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作者潘建华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中国女红艺术，强调中国女红是女性群体生命情感的象征，亦是一部生存艺术史。
从现有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学者对中国传统女红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分类研究和地域性研究三个层面，而对于传统女红文化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今还少有论著。将传统女红特有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和创作手法作为美育的载体，引导学生开展适宜的审美实践活动， 促进学生的审美和创造能力，培养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民族归属感，对于生活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学生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潘鲁生曾经指出：“其实中国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包括手工制作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特别是民间艺术。我们要学习的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了解和认知”[4]。传统女红艺术自身具有朴素和谐的审美特征，是群众自由表达淳朴情感和美好意愿的审美创造物。发挥传统女红艺术的美育载体功效，将女红艺术中积极有益的因素体现在教学中，满足个体美育需求。
传统女红艺术的美育价值主要表现为：1.具有寄意托情的作用，在拜神祭祖、人生礼仪、节令习俗、文艺游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女红是自古以来中国女性用一针一线“穿连”出的和谐美满的生活画卷，是人民大众表达美好愿望， 期盼美满生活的外在显性形态。传统女红艺术无不与“吉祥”的主题表达有关， 凝结着大众真诚善良的意愿，“真、善、美”通过传统女红艺术多姿多彩的形式， 真实和谐地显现出来。2.造就民众乐观的生活态度， 补偿心理平衡需要。传统女红艺术是劳动大众为满足自己内在情感和精神需要而创造出的艺术品。当实际生活不能尽如人意时， 创制艺术品成为一种补偿方式， 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与平衡。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生产资料相对匮乏。此外，女性“从属”的社会地位性质，也促使她们需要以特有的女性艺术的创作方式来渲泄烦闷的情绪，营造欢乐的气氛。因此，传统女红艺术中洋溢着祥和喜庆的气息，同时也是广大女性坚强乐观精神的写照。3.凝结民族精神， 和谐社会关系。女红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群体精神的沉淀。传统女红艺术中“吉祥”意象主题和多样统一的造型样式以及精美的工艺风格， 不仅是本民族群体精神的体现，人们也凭籍传统女红艺术来传达友好和善的情谊。如常见的龙凤与团花图案， 展现的是团结和睦的期盼；梅兰竹菊显示着高风亮节的气质；羊（祥）、宝瓶（保平安），流露的是期盼社会安宁和生活太平的心态。总之，不论是动物、人物之类的具象图案，还是“万字文”、“盘长结”之类的抽象图形，都表现出特有的中华民族文化， 显示了作为中华民族同心同德的群体意识，民族自信心和自我肯定， 有助于凝聚民族精神。
传统女红艺术以广泛的题材内容，多样的表现形式，极具人情味的造型，喜庆热烈的色彩、无限美好的意境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受人们的喜爱，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广泛的解读性和普适性，它的信息受众囊括了全民族范围。它独特的视觉魅力体现出的丰富寓意性、象征性的审美特征和喜庆热闹的装饰美感，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建构性和选择性的艺术媒介，从中不仅可以探寻自己的美学观念和思维方法，而且可以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法，使我们的校园文化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师生的目光穿越校园的围墙，具备更为宽广的社会发展的视野，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因为女红文化本身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将传统文化纳入教育体系是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与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张道一.中国的女红文化—母亲的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胡平.遮蔽的美丽——中国女红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潘建华.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4]潘鲁生.民艺回到民间去[J].中华手工.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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