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

兼爱（共5篇）

兼爱 篇1

一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内涵

儒家“仁爱”其实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 是一种道德责任义务的倡导。儒家“仁爱”主张“爱有差等”, 即根据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的爱。从维护“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的纲常出发, 儒家主张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以自己为起点, 逐渐扩大至他人, 即“立爱自亲始”。

墨家“兼爱”是围绕“兼相爱, 交相利”这一基本论点展开的。《吕氏春秋》说:“墨翟贵兼。”“兼”的本义是一只手拿着两颗稻谷, 引申为同时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在《墨经》中, “兼”表示“整体”“全部”的意思。因此, “兼爱”主要强调的是爱的范围广泛, 要“兼爱天下之人”。在墨子看来, 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 无论出身是高贵还是低贱, 只要是人, 都是被爱的对象, 这个爱的对象的范围应该是“天下之人”, 也就是整个人类, 也即“兼爱天下之博大也, 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家“兼爱”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 却又要求别人不分差别地彼此相爱, 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之中。与“兼相爱”紧密相连的是墨家的“交相利”的实利主义道德原则。在墨家看来, 爱就是利, 利即为爱。没有实际的“利”, 就无从谈“爱”。

二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同

1. 爱的对象是相同的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相同点在于同样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 所爱的对象是相同的。儒家坚信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仁爱;而墨家则认为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兼爱, 其实这两种理想的人际关系皆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之爱, 不是狭隘的一己私爱。这种普遍之爱是人类之爱, 爱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儒家有“泛爱众”“仁者爱人”, 墨家有“兼爱天下”。儒家施行“仁爱”的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譬也, 可谓仁之方也”, 这种方法就是由己及人。“君子之于物, 爱之而弗仁;于民也, 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这里“仁”和“亲”是两个概念。“仁”是对亲人之外的他人的喜爱。“亲”则是对亲人或相熟的人的亲爱。

2. 爱的道德境界是相同的

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急剧动荡, 群雄蜂起, 诸侯国间频繁的战争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先后出现于这一时期的孔子和墨子皆为之忧心忡忡, 为救时弊, 他们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并以自己的学说“上说下教”奔走, 呼吁以图天下大治。孔子“仁爱”的道德理想与墨子的“兼爱”的道德理想并无根本分歧。墨子将天下祸乱的根本原因归于因人我之别而产生“交相恶”, 为此墨子主张“兼以易别”, 使天下兼相爱。如“兼爱”学说真正实施, 则“诸侯相爱, 则不野战;家主相爱, 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 则不相贼”, 最终达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境界, 而这恰恰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之治。

3. 爱都来自天道的赋予

儒家认为, 人的仁爱之心来自于天地之心, 即秉承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周易·复卦·彖传》中有“复见天地之心”之说。复卦有一阳爻出现, 意味着万物萌生, 显透着生生之意。“天地之心”并不是讲天地中有一个实体的“心”, 而是讲天地流行变化所显透出来的生命精神, 是天地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 (《周易·系辞》) 天地间存在着“生生”之生命精神, 万物才得以化生, 造就大千世界。“生生”之精神, 赋予万物, 内在于万物之中, 成为万物生长之推动力量。宇宙“生生”之理下贯于人, 形成心灵生命中的“仁”之品性:“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 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 (《朱子语类》九五)

墨家认为, 兼爱来自于“天志”, 上天要求人与人之间“相爱相利”, 并且“天欲义, 恶不义” (《墨子·天志》) 。因为, 天的本性是:“天之行广无私, 其施厚而不德, 其明久而不衰。” (《墨子·法仪》) 所以, 儒家的“仁爱论”与墨家的“兼爱论”都具有天道的根源。

三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异

1. 爱的施行方式不同

墨子的“兼爱”特别强调爱要不分亲疏贵贱, 对一切人一律同等爱之, 这与孔子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 根据亲疏贵贱而给予不同程度的爱。从维护封建社会的纲常出发, 孔子主张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以自己为起点, 逐渐扩大至他人。因此就有了远与近的距离, 有了厚与薄的差异, 在这过程中, 关系越远表明爱的程度就越低。儒家的“仁爱”是种“差等之爱”。儒家的爱以血缘为基础, 由内向外, 由“爱亲”产生渐而推及“爱民”“爱众”, 所维护和强化的依然是封建的宗法制度。而墨子冲破了宗法血缘的藩篱, 反对儒家之爱, 认为这种爱会引起天下大害, 从而明确提出自己的“兼爱”主张。

2. 爱的内在根源不同

墨子将天鬼神作为维护兼爱的权威力量, 将践行兼爱作为天意, 如果顺从天意而行兼爱之道, 则上天会奖赏他;如果违背天意而放弃兼爱之道, 则上天会惩罚他。依此原理, 君主推行兼爱之道的方式便是赏罚:“劝之以赏誉, 威之以刑罚, 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 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 不可防止于天下。” (《墨子·兼爱下》) 所以, 墨家的兼爱, 来自于人对上天的敬畏, 并用外在的赏罚力量维护人的道德观。而儒家的仁爱使仁爱成为人的善良天性, 从而, 就为儒家的道德观建立了内在的根基。

儒家认为, 爱的内在根源, 就是人具有仁性。仁是爱的根本, 爱是仁的发用:“以仁为爱体, 爱为仁用。” (《论语或问》卷四) “仁”作为内在的善本质, 要通过“觉”的作用而在心灵生命中显发为“爱”。而这种“觉”, 乃是心的作用, 是生命主体的意识。仁是内涵, 借“心”“觉”而显发。如果没有“觉”, 就没有心灵上的不忍与恻隐, “仁”就无法显现, 就变成“麻木不仁”。通过“觉”, 才能使自己的心灵生命同外物、他人的生命精神互相感通。“觉”还表现为人的主观努力, “仁远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 “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 仁作为爱的根基, 存在于爱显现之前, 有此根基, 爱才有不竭之源泉, 若长河源远流长。朱子云:“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 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 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 (《朱文公文集》六十七, 《仁说》) 这样的爱才是永恒的、无条件的, 这样的爱才具有伦理价值。

墨家的“兼爱”论如果缺乏内在动力, 人的修养就丧失人性的根据, 无从谈起。墨子从人性上去寻找“兼爱”的动力, 将人追求功名之心作为道德修养的内在动力, 他说:“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 又说, “功成名遂, 名誉不可虚假, 反之身者也” (《墨子·修身》) 。“兼爱”是一种道德要求, 然而, 一个人行“兼爱”之道, 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墨子只能从功利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 自己在行“兼爱”之道之时, 会引发他人的道德行为, 从而使自己受益。“夫爱人者, 人必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墨子·兼爱中》) 从天道这一层面来看, 行“兼爱”之道才能得福和避祸:“爱人利人者, 天必福之;恶人贱人者, 天必祸之。” (《墨子法仪》)

四结束语

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都是中国传统思想, 都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这两者在我们今天看来难免比当初有差异的地方, 是因为我们要结合时代的要求加以阐发。在充分理解它们两者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具体含义的基础上, 要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 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们, 分析、鉴别、取舍、改造, 使它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在当今散发出更大的魅力和光芒。这就是我们对待传统的正确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郑杰文、张倩.墨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郑杰文、张倩.墨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高专诚.孔子的仁爱之心[M].上海:书海出版社, 2007[2]高专诚.孔子的仁爱之心[M].上海:书海出版社, 2007

[3]李小龙 (译注) .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7[3]李小龙 (译注) .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兼爱 篇2

在西方管理学中，“个人式沟通”是幸福管理的必要保证，在一个企业中，只要是你的员工，我们就应该对他尊重和关爱，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每个人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是人的基本需求中最渴求的部分，一个人不论在企业处于什么角色，他们被人尊重的需求的渴望是一样的，若在工作中，一个人若无法满足其被尊重的欲望时，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激情便会被消弱，所以尊重和关爱每位员工在企业管理中很重要，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就提出了 “兼爱”与此相同的管理思想，墨家不仅提倡“兼爱”，同时还赞成劳动过程分工的合理性，提出“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在用人问题上的显著特征是，强调“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不分贫富、贵贱、门第，只要有才干，就可以提拔和任用。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以其独到的见解、鲜明的主张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及世界管理学的发展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墨子也是幸福管理的鼻祖，因为只有“兼爱”，才能使企业保持和谐，使每位员工幸福。

“兼爱”思想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兼爱”，即爱人如己，不分人我，彼此等同之意，表达了墨子“爱无差等”的思想观念。这就突破了血缘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之分，凸现了人的平等性地位。“兼”，实质就是利人，是在于调和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以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至上，但也并不否认个人合理的利己要求。墨子在提出“兼爱”的同时，他又提出了兼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交相利”，墨子认为要“兼相爱“，还要”交相利”，就是要求人们在走出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的狭隘圈子，爱自己，爱他人，爱社会的同时，还要在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得以满足的情况下，自身的利益也要同时能得到实现。这就是我们现代管理学中的所谓“共赢”。我们现在提倡和谐管理和幸福管理其实就是尽可能的使企业这个组织中的每个员工和和气气和每个员工都能得到发展和尊重，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得到重视并且与企业和其他员工一起能“共赢”，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为我们提供了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更多中国化管理观点，可以参见段俊平先生《画好“圈、饼、叉”就是管理大师》)

富且行仁 达则兼爱 篇3

本期圈子的主角林达集团董事长、政协委员李晓林；华旗资讯集团总裁、政协委员冯军；香江集团董事长、政协委员刘志强；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政协委员陈建国就是这样一群人：富且行仁、达则兼爱。

李晓林：思行合一的当代绅士

李晓林：

北京林达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发起人并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众所周知，李晓林2000元起家。有人说：李晓林能有今天的辉煌，是贫困的磨砺和对贫困的抗争激发了潜能。但是成功的机遇往往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如果说贫困激发了李晓林的潜能，那么骨子里的个性和探索，则为他的成功铺平了道路。翻开李晓林二十多年的奋斗史，酸甜苦辣，一应俱全。按照李晓林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在经历创业艰辛的同时，也享受着成功的快乐。”有别于一般的商人，李晓林更像是一位思维活跃的设计师，公司建造的每一个项目都能在设计上看到他思想的影子。在林达集团在京开发的项目——海渔广场的会所中，酷爱诗歌和文学的李晓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于艺术的深度渴求。李晓林收藏的数十幅油画作品以及各个朝代的精美瓷器摆满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此外，整个会所的设计以及会所中家具的设计都是由李晓林亲自完成。它们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李晓林对待生活的种境界。

“忙碌紧张的工作让我少了很多以往的自由和休闲，但是，我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我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让自己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这是一个文化商人价值最大的提升。”

思想者

时至今日，李晓林的内心深处还流动着“改造世界”的革命热情。时代赋予了那一代人沉重的使命感，但李晓林承认，自己骨子里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位59岁中年人的办公室里，挂着书法家刘炳森手书的“脚踏实地”的条幅。李晓林解释到：“这里面有两层意思。首先，它是我做人做事的准则；其次，它揭示了土地资源对一个房地产企业的重要性。”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企业家，李晓林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人生观、财富观同样深受这一时期社会深刻变革的影响。“我经历了中国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种种历史进程的转折，经历过很多的风雨和波折，所以对于我来说，改革开放以后以及80年代开始创业的这段时期带给我的就是机遇，我确实感谢那样的一个时代，给了我一个发展的机遇。”

19go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承办大型运动会，为配合运动会更好的举办，北京市政府推出了大批招商项目。视野开阔的李晓林看到时机来临，回国后信心十足地进军北京房地产，这一干就是二十年。

在二十年的时间中，从单一的房地产投资到深入的房地产研究，李晓林不再是投资界黑马，而是享有盛誉的房地产界的思想者。

思想者，顾名思义，有理论支持，也要实践佐证。既要提出规律性的观点，又要把握时代特征。而作为思想者，所提观点通常会被借鉴和采纳，为市场良性发展提供风向标。畅游房产界二十年，发表17篇观点鲜明市场分析文章的李晓林对思想者这一称号当之无愧。

充满激情并不意味着不以理性出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有时为，有时不为”，是李晓林自勉的商界信条，这个信条也使他在多年的商海搏击中

帆风顺。李晓林说这是他做事和做人的信条，商界沉浮，瞬息万变，不少人在滚滚商潮中大起大落，人们看到，李晓林在商海中搏击的潇洒自如，却又非常稳健，说到自己的商界信条，李晓林说：“不能贪图什么事情都做，涉足太多不相关领域不可能好，要懂得选择和取合，任何时候都轰轰烈烈的做事是不可能的，需要适当停下来整理自己，掌握节奏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房地产界的思想者，恐怕是目前对李晓林最为标准的定义。在李晓林从事房地产理论研究前，他所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均获成功，在竞争激烈的房产界早已占有一席之地。李晓林说：“从事房地产这么多年，对这个行业有了较深的理解。给政府提一些建议，找出老百姓的诉求，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在房地产专业领域作探索和调查研究，第一是为了这个行业，为了维护和保护房地产行业长期稳定的发展；第二是给政府谏言献策，这是两个基本点。同时，研究行业问题，不但不会影响我从事这个行业，反而会让我对这个行业操作把握提高，对今后的投资和发展提供参考。”

在刚刚结束的政协会上，李晓林就金融体制改革给出了新的提案，内容着眼于打破垄断，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解决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早在两年前《新三十六条》已经公布，但至今没见实施细则，如果李晓林的提案能够得到落实，那么将为占中国经济总量近一半的民营企业迎来新的春天，同时也将釜底抽薪地解决严重混乱的地下钱庄和非法集资等民间资本运行模式，类似于吴英这样的人物和事件自然不会再出现。

慈善脚步

致力公益事业十余年，李晓林同样坚守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做企业的人越来越多，被称为企业家的人也逐年递增。但是此“家”非彼“家”，有的企业家是名副其实，堂堂正正做企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有的企业“家”则是一切向钱看，过分受到利益驱使。

对于这个“家”的概念，李晓林说：“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实业家，都应该有个‘家’的概念。那些单纯追逐金钱，只为自己享乐，不能被社会认可的人，不能称之为‘家’。真正的企业家或是实业家，首先要有社会责任心，第二要有环保意识，第三能够善待自己的团队，有很好的凝聚力带领团队成员实现目标。”

从十多年前捐款修庙，李晓林开始致力于公益事业，这一做就是十多年。在李晓林看来，这不仅是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更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晓林，十多年如一日，积极低调投身公益事业，始终肩负着自己应尽的职责。

几年前，李晓林的好朋友带着全家从台湾到大陆投资，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其中一个孩子却不幸得了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他们找到中国骨髓库，但是骨髓库仅有2万名志愿者，并且随着时间的迁移，部分数据丢失，很多志愿者也已经找不到。因为配型的几率是万分之一，几万个才能配上一个，所以区区2万名额的骨髓库，对于孩子的配型无疑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中，全家人只能回到台湾，并从有2Q多万志愿者的台湾的骨髓库找到了孩子适合的配型，救活了孩子。

李晓林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提出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建立一个中华骨髓博爱基金，鼓励更多的人加入捐献骨髓的志愿者行列，并号召12名在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的企业家共同支持这个基金。在李晓林的号召下，12名企业家共捐款200多万元，成

为中国红十字总会收到的最早捐款之一。后来，在李晓林的带动下，更多的人开始捐献骨髓，关注和推进中国骨髓库的建设。在中国骨髓库登记的志愿者已经突破100万人，普通人的配型几率大大提高。每年的配型成功都在1000例以上。李晓林的善举为全国急难中的400多万例白血病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为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专门为李晓林颁发了“中华红十字人道服务奖”的奖状和奖牌。

荣誉有了，但是这并不是李晓林从事社会慈善最终的目标。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挣钱不是目的是手段，用钱才是目的。”李晓林坦言，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但是中国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还处在发展日寸期，相关的法律政策还不成熟。如果国家在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方面能出台一些更好的更完善的政策，也许会吸引更多企业家从事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作为“思源”慈善基金的秘书长，李晓林带领他的团队已经耕耘了许多年，开发了几十个专项扶持项目。在2011年郭美美与卢美美两个事件出现的背景下，慈善机构被广泛诟病，而思源却在一项由民政部进行的透明度评比中获得了第五名佳绩。在数千家慈善基金中脱颖而出。清者自清，做慈善要清白，这不是最高追求而是最低限度。

在李晓林身上散发着强大的人格魅力，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群朋友，提起他都纷纷竖起大拇指，我想这种魅力来源于丰富的阅历，真诚的态度以及高尚的修养和兼善天下的情怀，在我看来他便是思行合一的当代绅士，而这个绅士阶层正是是承启中国数千年历史和无限未来的中坚力量。

陈建国：故事里的价值观

陈建国：

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独家经营《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艺术人生》《中国电影报道》《挑战主持人》等金牌电视栏目。

在中国，你可以说你没听说过陈建国这个人，但你以一定看过他的节目，因为他是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艺术人生》《中国电影报道》《挑战主持人》等金牌电视栏目都是由该公司独家经营的。除此之外，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还出品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如《贞观长歌》《为了那片净土》《老爸的筒子楼》《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吃亏是福》等等。这些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给中国的百姓带来了无数的欢乐和感动，同时也向人们输送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毫无疑问，这就是陈建国这个质朴而睿智的山西人、这个学养深厚的传媒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为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的最深刻思考，同时也是对社会心灵的全面洗礼和塑造。

可以说在中国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台电视，甚至更多。电视屏幕是我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最基本形式和最便捷渠道，可以不夸张地说电视是我们的朋友、老师和家人。每一个画面、每一段声音都向我们传递着信息，而这些信息的属性最终将内化为我们的人格。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有什么样的电视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在这个要求收视率和市场化的时代，电视内容应该取决于谁?这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电视经营机构和制作者该如何权衡经济利益和教育责任更成为一列尖锐的矛盾。

在本届政协会上，陈建国的提案又将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他提出要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素质，不能眼睛只盯着收视率，更要着眼于媒体经营的社会效益。陈建国说：“当你打开电视，充斥其中的都是负面的内容，固然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就会形成一种印象，仿佛这个世界多么地丑恶、多么地混乱、坏得不可救药，在媒体理论中有个说法叫做材料即观点，即便你没有进行主观的判断，你的材料已经说明一切，现实的世界是丰富的，丑陋现象是

种现实，每个人都有权知情，但绝不是全部，当大家为了收视率而片面强调了负面的现实，正面和向上的现实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淹没了，这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险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路上遇到老人跌倒没人敢去扶，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就是媒体对某个救人被讹的个案的大肆宣传，试想想总不至于全国的老弱病残都开会商量好了，自己遭难的时候就去讹诈帮助自己的人，人性本善，孟子在性善论中提出“四端”。其中恻隐之心排在首位，人物皆恻隐之心，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两件特例而将恻隐之心抹杀，媒体在这个案例中扮演了背反的角色，社会影响非常不好。

陈建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而提出了他的政协提案。这根本上还是源自于他作为媒体学者一贯的素养，他也将其灌注于自己所经营的企业灵魂之内。在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的企业章程中，陈建国写下了这样的使命：传承民族精髓，打造文化精品。

在陈建国看来企业存在的政治意义是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企业存在的社会意义在于文明的发展即是人类的发展，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以各类文化形态，通过各种传媒工具广为传播。进而企业存在的经济意义是通过企业的文化传媒产业运作，为社会创造了文化财富，增加了物质财富，同时为企业自身和员工创造文化和物质财富。

冯军：尽心为国善莫大焉

冯军：

爱国者品牌创始人，199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93创立的华旗资讯数码科技公司，1997年创建品牌一爱国者。现任华旗资讯集团总裁。

“感谢生我养我的母亲和祖国，我冯军自愿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铺着最爱的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在中国曾经轰动一时的裸捐宣言后，冯军发表的公开声明。

作为中国从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关村走出的创业者，冯军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应该最有话语权，“爱国者，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承诺”，冯军说，“这个承诺是我们的企业之本，虽然这个承诺给企业到来了很多无形的压力，但是压力也就是动力，它时刻鞭策着企业保持正确的方向”。

大善为国

企业和社会、国家的关系，在冯军看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双赢的关系。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为创业者创造成功的机遇，企业则以自己的成功使得社会和国家受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四次创业和发展的机会。第一次大家都知道是改革开放之初，凡是去深圳的人，基本上都成功了；第二次是1992年以后，凡是敢于下海的人也都成功了；第三次是1999年到后，新经济模式萌芽，敢于尝试网络经济模式的，也基本取得了成功；现在这个阶段是第四次机遇，谁能抓住这个机遇谁也能取得成功：走出国门，抓住海外市场”，冯军说。

“创业简单地说就是从事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事业，”，冯军说，“上面提到的几次机会都是创业的好机会。当然每一次机会的来临都跟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有关，但是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很重要，如果你选择1977年创业，可能会被抓起来了；地利也很重要，1979年的时候，你必须在深圳创业，才会成功；人和更为重要，我觉得现在中国企业家要说人和，就是学奥运

模式，永远用共赢的心态经营企业。用共赢的心态走出去，让全世界认可你。”而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冯军7个提案中就有专门关于走出去战略的提案“《关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海外企业合资共赢的提案》是这些提案中我最关注的”。

在冯军看来，奥运会以后，中国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已经被打开。“刚才提到奥运模式，什么是奥运模式?奥运模式就是合作共赢模式。在奥运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很少被国外认同，但是奥运之后，情况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转变，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已经迎来了走出去的最好机会，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出手相救之后”。

在冯军等人的倡议下，中国部分企业和企业家成立了爱国者国际化联盟，让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海进入了实践层面。冯军，尹明菩、董明珠、朱新礼、周成建等13个民营企业家作为发起理事，共同发力国际化战略，百余家企业陆续成为联盟成员，行业遍及IT纺织、食品等各种类型的制造企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冯军说。

士农工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比重上的变化，中国的商业和文化在一夜之间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镣铐。原有的无规则商业游戏逐渐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商传统”，冯军说，“这是我们后世的榜样”。

但是在冯军看来，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儒商的传统，但是商人在中国的整体地位还是很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商人在拥有足够财富和名声之后，会成为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原因。“在我看来，这有两个好处，第一，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可以找到个更好的平台，发挥更大的能量，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第二，对企业家本身来说，这种身份是对他们为社会所创造价值的认同”。

“士、农、工、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排列顺序，从中可以看出商人真实的社会地位，也可以看出商人和一个国家的真正关系”，冯军说，“在美国的顺序是商、工、农、士，成功的企业家在整个社会中是最受人尊敬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充满了活力，人人想着创业”。

“在欧洲这个顺序变为士、商、工、农，因为欧洲大部分国家还保留着君主，他们对历史上的贵族保持着足够的尊敬”，冯军说，“但是欧洲近代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同创造的，因此贵族和企业家在社会上同样受到尊重”。

“相比之下，中国的排列顺序大家就都知道的士、农、工、商，这是传统的体制和思想遗留问题，中国目古以采商人的社会地位就很低，现今情况得到些许改观”，冯军说，“但是中国的商人自古以来却一直以儒商的传统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做着自己的贡献，历史上的大善人无一例外都是大商。”

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在商言商，冯军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企业成功的渴望。但是诚如其自己所言，商人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象征，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早已在中国商人的血液里注入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刘志强：大富儒商

刘志强：

香江集团董事长。家具业起家，目前活跃在房地产、家居、金融、物流商贸等多个领域，是广东发展银行和广发证券的大股东之一

“商”在中国儒家传统序列中是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技巧或手段出现的。因此在千年的文化中，作为榜样的、成功的商人更多是作为

种象征而存在的：陶朱公的兼济天下、晋商、马帮的义泽后世等成为一个时代的模本。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商传统。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无论国家治理天下，还是国民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着。

当商人的财富与成功遇见儒者的道德与才智，二者将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香江集团董事长刘志强谨慎地在财富和慈善、企业发展与回报社会之司寻找着恰当的平衡。从25岁创业开始，刘志强就在寻找着财富的涵义，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第一次接触到慈善事业：“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做慈善和企业发展之间并不矛盾”。

“香江集团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从成立之初到现在，一直踊跃响应党和国家的各项号召，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扶贫、救灾、兴教、助学等各项活动，为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医药卫生事业、文化体育事业、扶贫事业和支援灾区共捐资8亿元，捐建了300多所学校，资助了3万多名失学的青少年”，刘志强说，“做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到香江集团的发展，反而让香江集团有了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在慈善道路上，最让刘志强感到自豪的是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开启了中国私人捐赠的制度化发展之路，为中国慈善事业和慈善制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2005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香江集团拨出5000万元专项资金，创立了全国首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兑现了一个优秀民营企业办好实业、回报社会的承话”，刘志强说，“这是中国第

家非公募慈善基金，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意义重大”。

兼爱 篇4

兼爱

我有个疑问：油漆工为什么要费时费力去修补船上的洞？

船主没有要求，他和船主之间的协议不过是漆船而已，船主也只支付了漆船的报酬。

因为油漆工选择生活在一个关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般的社会里。油漆工正在成为如甘地所述的“成为你希望看到的变化”的社会的一员。

回望墨子的教义，我们会发现，墨子“兼爱”的灵魂就是为人类谋福祉，不分彼此、亲疏。

墨子认为，“兼爱”是治愈社会疾病的良药。个体必须不分彼此地关心他人利益，无论他们是否相识(血缘关系，工作关系„„)。只有这样，确知别人也会担心自己，社会其他成员都是安全的，一个人才能在社会里轻松地获取安全感。

尽管孔子和墨子的观点常有分歧，甚至有激烈的辩论，但他们都赞同道德的天堂和对待生活的务实态度。孔子有一条出名的法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弟子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和墨子的一个显着不同在于，孔子相信对家人和朋友的义务先于对社会的，墨子却未曾对社会成员加以区分。在这点上，我认同墨子。因为，稳固的社会以成员间的团结为基础，个体不应该在帮助家人、自己和其他人之间存在区别。假如你对家人、朋友诚实却欺骗了陌生人，那么就算不被你欺骗，你的家人和朋友也会被行为如你的别人所欺。

这么做所带来的回报不一定总能直接体现。从哲学的角度，帮助别人也就是间接帮助你的家人和朋友。

作为个体，我们总是关心自己和所爱的人多些，但我们的生存条件不允许我们时时刻刻保护在他们的身边。唯一的出路是，生活在以“兼爱”为准则的社会里。只有这样，个体在关爱他人时，才能确保自己和自己关爱的人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故事里的油漆工，注意到了船上的洞，他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只做该做的油漆活儿，或者采取措施帮助船主这个社会成员而不要求额外的回报。因为这样不偏不倚的行动，他救了船主的孩子，也得到了报酬。

假设一个人走在街上，注意到了一个可能会造成事故甚至伤亡的障碍物，接下来就要面临一个选择。如果选择生活在以“兼爱”为准则的社会，那么花上几秒移开障碍物；如果觉得这不关我的事，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做了也没好处，那么就可能有人受伤。而有一天，你自己也会因同样的事受伤。

附：2012新课标全国卷高考作文材料：船主和漆工的故事

浅析墨家兼爱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篇5

关键词：墨家；兼爱；价值

B224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墨子强调“爱”是关爱，相爱，行爱。兼爱表达的是无差别无等级的关爱，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身若视其身。”要像对待自己国家一样对待别国，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对待别人的家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别人。”“兼爱”的“兼”具有整体，全部的意思。兼爱、尽爱、俱爱、周爱，这四者意义是相通的，强调把爱推及到人的外延的全部。由此可知，兼爱要求无条件的爱所有的人而不是有选择的去爱某一部分人。 “兼爱”不但是平等的爱人，更是平等的去爱所有人，不论亲疏远近。总之，兼爱的内涵就是无差别的爱人，互爱互利；“兼爱”的外延则周延所有人，不受地域远近亲疏的影响。[1]

一、兼爱与仁爱

墨子的兼爱观是以孔子的仁爱观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在儒学中“仁”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信”为基础，与理想联系，人人皆有“仁爱”。“仁爱”是由己及人，由近到远，由亲到疏的有差别的爱。孔子把“仁”作为判断个人道德的最高标准，主张“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与此同时提出“孝弟也，其为人之本”《论语·学而》，认为人的终极目标不是“仁”而是“孝”。这导致在“仁”“孝”发生冲突时，孔子也陷入了为了维护特殊血缘阶级而否定了已普遍发展的仁者爱人的学说的漩涡之中，于是出现了“三年无改”“父子相隐”的做法。[2]

墨子兼爱观在发展孔子仁爱观的基础上成功消除了后者的自我悖论，自我矛盾，墨子主张以兼爱为本推出“慈孝”。“若是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失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之有。”○4《兼爱上》这种见解不仅在理论上更有逻辑的内洽力，而且还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克服孔子仁孝悖论所导致的恶果。“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以赋人之身。”○5它批判了凭借血亲团体体系否定普遍群体性的“损人利亲”的现象。由此可得知，墨子的兼爱观比孔子的仁爱观更深刻合理，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兼爱与博爱

博爱是一种特殊的爱，因为博爱的对象是全人类，所以程度上绝对不会和“爱情”中的“爱”一样简单而狭窄。

博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那么这所需要最基本的条件是“人人平等”、“有一颗热忱的心”。但是，博爱的“爱”是有着程度的限制，这种爱因为范围的广泛，所以只能是一种“泛泛的爱”。最简单的对博爱的定义就是“对其他人有一种热忱的心，去帮助所有需要关心的人”“兼相爱，交相利”，实现社会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本质区别。爱是恒久忍耐而又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这种爱是广泛的去爱一切人与生命，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和内涵。它是一种精神信仰。一切力量来源于上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与基督教的博爱的比较中，现代墨家强调二者虽有不少相通之处，如博爱、泛爱、平等地爱一切人，但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墨家的兼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而基督教的博爱只是以信仰为依据，爱的力量则源自于上帝的仁慈，依然停留在抽象性的范围之内.在区别并在一定意义上排除了具有表面性的“家族相似性”的仁爱与博爱学说之后，他们进一步论证了墨家兼爱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意义上的“爱”的一致性，以及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步性.他们宣称，“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商业化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在这一社会变动与转型之中要确立与此相应的价值观念、法理原则和基本公德，又要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相类似的观念作为生长点，那么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平民观念与伦理原则.” [3]

三、 墨家“兼爱”与国际和平思想

“兼相爱，交相利”虽然不能直接照搬过来，作为处理复杂的国际社会的国际伦理，但经过合理的现代解释，可以作为和平理想的思想资源。墨子兼爱思想是在在当时战乱的年代里提出来的，虽然当时的诸侯国与当今的主权国家有较大的区别，但在形式上与今日的国际伦理有着相同之处。所以在墨子看来，要实现国与国的和平交流就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把他群看做与我群一样，都是“自爱”“自利”的群体。既然每个群体都不会做自己戕害自己的事，那么人们就应该跳出自爱的局限圈，以反观的态度去对待他群，也就是常说的將心比心的方式来对待他人。

从致思的原则来看，康德和墨子存在着一致性，他们都是在寻求和平的根本原因，结果是康德发现了“权利”，墨子找到了“兼相爱，交相利”。但是不论是康德还是墨子都以抽象的自私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权利”理论只会加剧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与矛盾，各民族也会强化“防范”心理，在质与量两个方向加强军备竞赛。因此各国都会为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而不得不增强自己军备力量。所以说建立在此理论之上的国际法就无法做到使各国正真意义的裁军。只有突破“权利”理论的限制用另一种思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达到世界和平。[4]

“兼爱”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伦理原则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兼爱”是一种国际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就现代国际社会发展而言，发达国家不能将其他国家视为异类，不能在经济，贸易上人为的设立困难将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而本着同一个地球的理念，真正的改良污染企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海洋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将这些问题阻隔在国门之外。高速发展的商品市场经济使世界各国成为同一个市场，诸多问题如反恐，艾滋等成为国际性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康德的“权利”理论所能解决的而是墨家“兼相爱”才能解决的问题。人类快速发展不继续满足自身需要就必须以“兼相爱”作为国际发展伦理，从而真正实现“交相利”的功利目标。[4]

参考文献：

[1]孙中原.墨子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周富美.孔子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3]陈道德.兼爱与博爱[J].包头职大学报，2007，3：19-21 .

[4]吴根友.墨家“兼爱”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伦理[J].武大哲学学报，1998，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