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的语录（精选11篇）
厉以宁的语录 篇1
厉以宁经典语录
1、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
2、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3、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5、下岗工人到农村去!
6、中国应该持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因为不这样做，中国的GDP就要掉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
7、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
8、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9、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10、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
11、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
12、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13、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14、中国农民要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15、“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压力。
16、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17、国有资产要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
18、我们不能低估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19、郎咸平很无耻!
20、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会遭人骂的，但是我不在乎!
21、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这是第一大成绩。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局限性也表现出来，那就是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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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的语录 篇2
笔者:怎样待看近年来外国在华投资下降的现象?
厉以宁: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 目前的中国经济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比已大不相同, 中国的一些投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比如, 当年中国是靠丰富的土地资源吸引了大量外资,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土地资源已经比较紧张, 兴建占用较多土地资源的项目时, 政府就会更加慎重。另外, 虽然在世界范围内看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但是比起一些周边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等, 我国劳动力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中国劳动力素质相对这些国家较高, 但是对某些外资来说也不是优势, 因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需要多么高的素质即可胜任。因此, 这些外资开始将投资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还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随着中国对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重视, 环保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中国政府和民众认知, 如果在环保方面不符合标准, 政府是绝对不会允许投资者落户的。除此之外, 如果外商生产的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 也会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出口难度, 这也是外商逐步减少投资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笔者: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将来外资在中国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厉以宁:中国今后仍是吸引外国投资的热点地区。之所以这么说, 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强服务意识, 这无疑将成为增强进一步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
第二、政府的作用正在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 往往存在特殊的“公关成本”, 即变相的商业贿赂。这就需要中国在这方面一定要增大透明度, 做到公正办事,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中国有广大的市场, 如果中国国内市场能够全面启动开发, 这将对外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第四, 目前中国各行业都对高新科技采取鼓励政策, 因为在高新技术方面, 我国经济发展仍需与外资合作。因此, 外资在中国的前景, 绝不能简单用悲观或是乐观来形容, 应该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笔者:怎样看待外资的作用?
厉以宁:从1978年可口可乐第一家进入中国至今的三十年以来, 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在当时外资最初进入之时处于封闭状态, 外资的进入一并也把市场信息、企业管理、新的营销方式和经营理念都带进了中国。
二是缓解了中国外汇短缺、资本不足的状况。
三是当时进入的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产业,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率、农民工进城发展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是外资的进入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短缺商品, 保障了国内需求。过去我们的短缺商品都是外国进口的产品, 现在外资进来后, 短缺商品是在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加工生产, 国内需求得到满足, 并且质量跟当初进口的是一样的。当初购买外国商品增加的是外国的就业, 增加的税收是外国的税收, 现在国内的外资产品, 尽管仍是外国品牌, 但税收归中国了, 增加的就业机会也是中国的。
笔者:以后我们在外商投资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
厉以宁:一方面, 要牢把环保这一关, 绝不允许外商把环境污染留在中国。另一方面, 希望投资的外商能够适应中国的投资环境, 逐步实行对产业升级, 不要简单地把企业撤走, 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双方都有益处。
笔者:中国经济目前所存在的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厉以宁:目前, 中国经济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应该是防止通货膨胀和资本泡沫。通货膨胀问题是由于货币供应量太大引起的, 货币供应量太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以下三方面形成的。
第一是投资规模偏大, 信贷偏多, 于是人民币的投放就偏多。针对这个原因, 目前国家正在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通过压缩投资规模和信贷, 来减少货币流通量, 最近采取的提高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政策还是有效的, 但要打个折扣。因为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 这就容易犯“一刀切”的毛病, 各行业、各地区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 如何使货币政策走向结构化, 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应该更为有效。
第二, 外汇储备占款过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情况呢?因为外汇储备是企业出口创汇卖给中央银行而来的, 中央银行再把人民币投放出去, 一万五千亿的外汇储备实际相当于十万亿的人民币投放量, 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较复杂。首先, 如果在进出口贸易中顺差太大, 就造成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应争取减少顺差, 让国际收支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 这是目前国家正在采取的措施, 其中包括对粮食和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做出调整, 同时要鼓励进口。这个问题要结合汇率制度的改革, 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小幅上调逐步缓解。
第三, 存款利率太低。造成市面上货币量太多, 居民手中的货币量太大, 因此有关方面应该根据现实情况调高存款利率、开辟储蓄新品种。
根据中央的政策, 现在看来通货膨胀继续上涨和物价继续上涨的势头是有可能被遏制住的, 但问题也不会很快解决。因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 诸如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国际饲料价格上涨、国际石油价格上涨, 这些对中国均会产生影响。此外, 对农产品价格上涨, 对猪肉价格上涨, 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养猪和养鸡是不一样的, 养鸡需要45天时间就可以卖掉, 另外, 鸡肉和鸡蛋的生产已经形成产业化。而养猪则不同, 大部分农民养猪都是散养的, 加上猪的孕期需要3个月, 生下的小猪崽长大要6个月, 这就是9个月的时间。而且粮食和猪肉生产要遵循一定自然规律, 需要较长的周期, 因此价格的上涨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如果市场没有太大情况变化的话, 预计今年的CPI会稍低于去年。
笔者: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的泡沫?
厉以宁:这个问题应该慎重对待。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 经济前景看好, 这些在证券市场上都会有所反应。前一段经济增长比较快, 股市却是熊市, 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经济形势好, 股市是牛市才正常, 当然, 也不能简单地把牛市看成泡沫。应该说, 牛市中存在泡沫, 但牛市不等于就是泡沫经济, 最主要的是大盘没有变。但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 股指越高风险越大, 股市的调整期也越长, 调整的幅度就越大。
厉以宁：土地确权带来的好处 篇3
他强调，只有产权明确才能形成市场主体，才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如果没有产权，农民就没有财产性收入，就不是市场主体，中国的产权改革之路就不算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新一轮的全面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未来的改革面临怎样的选择？重点和难点在哪里？厉以宁教授在其新书《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就结构调整、宏观调控、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城镇化、国资改革、民企转型等热点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
以下是厉以宁教授关于土地确权部分演讲内容：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有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包括乡镇企业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当下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怎么改？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谁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谁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没跟我商量，可以告他，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我们问，为什么土地流转加快了？他说，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还有的说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为有证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别明显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嘉兴市委调查报告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变为1.9︰1。
从3.1︰1变成了1.9︰1，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因为他有积极性了。
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嘉兴市平湖市是一个县级市，农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盖了4层楼高的新房，比原来大，比原来好。我们问农民，你住得下那么大吗？他说我哪住得下4层楼房，家里没那么多人。我说那你怎么搞？第一层出租给人家外地来的商人或者本乡的商人，从事商业，开店、开作坊、开饭馆，有房租收了。还剩三层，有一层准备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样。如果对方愿意租二层，那房租高一点，愿意租四层，我自己剩下两层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因为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幸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全国耕地可能超过21亿亩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后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来了。
找各地农民开会座谈后大体得出了这样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当初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合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每个农民把自己家的地整得又好又能够丰产，所以坏地也变好地了。第二个理由，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因为用牛耕作，所以有田埂，田埂不算面积，田埂两边被遮住太阳的地方不算面积。现在农民用拖拉机了，土地面积扩大了，田埂取消了，田埂也算面积，也没有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第三个理由，当初承包的时候要交农业税，于是农民为了少交农业税，所以都少报。农业税取消后，土地重新丈量时刚刚量完就实报了，没有人愿意少报。因为少报自己吃亏，土地出租，钱少了；土地入股，自己的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报，刚丈量完，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样一来，土地面积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全国耕地将不止18亿亩，而可能超过21亿亩。
农民收入的增长是土地确权后最显著的成果。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市都听到农民的反映：现在收入比过去多得多了。
土地确权了将来农业大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贯彻推行家庭农场制，家庭农场这是一个大变化？现在只说西欧有家庭农场制、美国有家庭农场制、加拿大有家庭农场制，中国没有，将来中国要有家庭农场制，要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还要懂经营，利用规模经济的办法。
可以说，土地确权是当前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始。
厉以宁的语录 篇4
厉以宁先生首先指出, GDP的结构和GDP的总量相比, 总量固然重要, 但结构更加重要。我们不妨以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跟英国的GDP的比较来说当时中国的GDP总量是远远超过英国的, 但是中国GDP的结构是不如英国的。比如说, 中国生产了大量棉布, 而中国的棉布以手工制造, 而英国生产的棉布是机器生产。中国运输的工具是旧式的工具, 而英国的运输采取的是新式的运输工具火车、轮船等等, 并且, 英国的工业化开始于18世纪后期, 到鸦片战争的时候, 英国的工业化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所以它的结构是符合当时技术进步潮流的。所以, 虽然现在中国在GDP总量上超过了日本, 但应该看到, 除了在人均GDP方面中国还远远低于日本以外, 在GDP的结构方面中国仍然是低于日本的, 日本在高新技术方面走在中国的前面。我最近一次到日本去考察, 发现日本在规模上没有太大变化, 可走进日本的家庭里一看, 日本家庭的卫生设备、厨房设备、卧室设备全都更新了, 很多家庭是智能化了。这就表明他们在结构方面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厉以宁先生强调, 结构调整的背后是体制问题。结构调整或者叫优化结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谈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 但结构的优化为什么这么难?是经验不足吗?不完全是, 因为经验是人创造的、是积累起来的。是理论准备不足吗?也不是因为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充分的。关键在于体制的阻碍, 具体来说有哪几个体制需要亟待改革呢?一是要对投资决策体制进行改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 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决策呢?还是市场主导型的投资决策?可以说国有企业改制后就应当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就应该有投资的自主决策权。二是要打破行业垄断。行业垄断的存在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的存在因为要维护既得利益就要维持现状, 所以结构调整就难以推进。行业垄断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它的做法是延续了计划经济下的一些做法, 行业垄断必然抑制创新。三是要对资源定价体制进行改革。资源定价不合理, 阻碍了结构的调整, 甚至还加剧了结构的不协调。我们应该在改革中从二元定价制度改成一元定价制度。四是要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改革。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 造成城乡分隔, 这样就延续了现在一些不合理的结构, 阻碍了结构调整, 内需的不足也跟城乡二元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五是要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结构调整之所以困难,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政府存在着种种顾虑, 比如说结构调整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影响GDP的增长率, 又比如说结构调整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增加就业的压力。实际上, 不如把速度暂时保持在合理的增长水平上, 而把重点放在结构的优化方面, 那样会更好。
厉以宁的语录 篇5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论坛上表示，发展方式转变的确是制度红利，但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只有把社会和谐红利真正看成是我们的制度红利，而且是我们制度优劣性的表现，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针对南美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认为，原因主要是社会不和谐，社会不和谐是产生中等收入陷阱、深陷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厉以宁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意味着一切都要按规章办事，政府不要做可以让市场做的事情，应该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凡是属于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把事情做好，尽心尽职，比如国防、司法、治安、义务教育、公众最基本的生活福利待遇，包括廉价的住房等。此外，政府还要做稀缺资源和战略发展的规划。
除了众所周知的生产效率，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经济学观点“资源配置效率”，即投入既定了，如果生产要素的配置调整了，那就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厉以宁认为，这个变化实际上越来越重要，一是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二是长期以来人们把从事融资、筹资工作的人，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人，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都称之为非生产人员，因为他们跟生产效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资源配置效率观点出来以后，就颠覆了原先的生产效率观点，所有这些人都是从事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
厉以宁表示，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一个重大突破，这将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他强调，国企、民企应该和谐相处，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大家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地位是平等的。对于员工持股制度，厉以宁认为，它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让职工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成为利益共同体。
厉以宁最后指出，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就四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
本次新年论坛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主持，他表示，以新变革重塑新经济，以新变革开启新时代，在新的节点上打造新经济，必将迎来伟大的历史性变革。
对话厉以宁 篇6
只有实现两方面转型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
记者：去年的中国多灾多难，重大自然灾害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不稳定因素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对“双重考验”，中国政府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中国中央企业应如何应对？
厉以宁：不管外界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市场中有什么大风大浪，必须有过硬的本领，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好的品牌。这样，不管是中央企业还是民营经济在竞争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仍有较长时间的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应有充足的信心。一是要抓紧时间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把经济增长质量放在首位；二是要抓紧时间实现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素质的升级，使技术人员、研发人员、熟练技工的比重上升。只有实现了这两方面的转型，中国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工业强国，才能既是世界制造中心，又是世界的创造中心。尤其在国际经济整体低迷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大力培育、扶植优质企业，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依靠产品的品种新颖、质量上乘和成本较低来扩大国外大市场份额。三是应合理使用国企上市后国有股增值部分。国有资产增值是国家长期投资和长期的优惠政策造成的，这种增值收益应该有一定比例返还给全民，而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以切实解决社会保障所积存下来的问题。
记者：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厉以宁：一是建议国家将其中部分用于社保支出，让全民受益。二是建议国家应抓住通过经济增长赢得更大市场的机遇，以及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扩大国内外市场的机遇。赢得更大市场指的是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国内市场的扩大取决于内需的扩大，只要就业逐渐走出低谷，只要农民收入有提高，只要增加社会福利的措施能落到实处，内需的扩大必将促进国内市场的扩大，中国经济就会转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稳定增长就有了保证。三是建议国家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预警机制。资本市场具有规避风险、分散风险的功能，这是直接融资不同于间接融资的最大特点。要规避风险，将分散风险的功能落到实处，这就需要研究建立资本市场的预警机制。
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民生
记者：两年内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后重建是最大的两个投资领域。您刚才也谈到，政府增加投资注入实体经济，有助于经济走出低谷，但并不等于能使就业尽快走出低谷。怎样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特别是从根本上释放农村市场需求？
厉以宁：按照我的理解，“保八”不是目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只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缓解失业问题，只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财政收入，政府才有能力去保民生。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共同富裕，它本身是手段不是目的，为了增长而增长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民生。
从资金投向上讲，我主张，应该有相当部分的比例用于帮助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他们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完全依靠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未来中国必须既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也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
中国的就业问题比其他国家都要严重，为什么呢？西欧国家如果每年增长2％到3％，就业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因为农村人口已经基本释放完了，在新出生人口也比较少的情况下，就业岗位的缺口并不大。他们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外来移民的就业问题。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农民占人口比例的绝大部分，而且中国的农民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在受教育、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各种待遇上，都与城市人有很大区别，所以中国的农民是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高增长。从数字上看，去年的经济增长率高，安排了1 000多万人就业，而今年的新增就业计划只有900多万人。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是降到了2％～3％那样西欧可以承受的水平，失业必然成为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特点。所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一定不能放松，而国有大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高精尖。另外，大量投资注入基本建设领域，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对解决就业问题的好处确实不大。
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项调查，现在就业最难的，是30岁到40岁的人，特别是女性工人。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工作岗位确实能吸引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但不会是这些在外务工多年的打工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活起来。如果这条路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就需要给这部分返乡农民工提供小额贷款，利用他们在沿海学到的技术、经验，开个小店、小作坊。
所以，农村的内需释放不是短期任务而是长期任务。农业生产要发展，农产品价格要调整，以此来保证农民的收入。同时，国家投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无法做到立竿见影。同样，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者：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简单来说，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厉以宁：当前，我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两种挑战：经济增长下滑和就业压力增大。两种挑战就意味着，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两个机遇：
一是通过经济增长赢得更大市场的机遇。这里主要指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减少对出口或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二是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扩大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国内市场的扩大取决于内需的扩大。只要就业逐渐走出了低谷，只要认真贯彻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只要增加社会福利的措施落到实处，使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缓解了后顾之忧，内需的扩大必将促进国内市场的扩大，促进企业为满足国内需求而增加供给，中国经济就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稳定增长也就有了保证。
国外市场的扩大取决于出口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国际竞争的优势。中国的产品在品种、质量和成本三方面都有竞争力。在国际经济处于低迷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大力培育、扶植优质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依靠产品的品种新颖、质量上乘和成本较低来扩大市场份额。优质企业必须拥有优秀的技术人员、熟练的技工和出色的经营管理人员，才能抓住这一机遇。
国家投资要看效益 最怕出现“W型”增长
记者：很多人想知道，4万亿元以国家为主体投资，能否保证投资效率，以及对经济的长久拉动作用？
厉以宁：从理论上讲，国家投资一定要看效益，最怕出现“W型”增长。所谓“W型”增长，就是增长速度放缓时国家投资，一旦经济增长上去了，又造成了产能过剩，内需没有扩大，于是又开始下降，再投资再上升，以此往复。
厉以宁的语录 篇7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取消农民户口与农民先前拥有土地关系问题时, 厉以宁说, “根据我在浙江和其他一些省份调查、考察的心得, 我觉得应确权在先, 户口差别取消在后。户口差别的取消要随着城镇化的进展而共同推进。”
厉以宁说, “农民的确权是最重要的。首先把宅基地的使用权、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房屋的所有权的权证搞清楚, 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户口制度逐渐合二为一。”
厉以宁的语录 篇8
“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 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读完公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发表了自己对此的看法。“总体上中央改革决心大, 部署内容很广泛, 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 很全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在谈到这份公报时认为, 此次公报里关于改革的新思路非常多。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赵振华表示, 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五大均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大限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及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充分表明中央改革的决心。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许多专家认为,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厉以宁:我在公报中读出最重要的讯息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处理好, 因为处理得不好, 就会影响以后的改革发展。
过去人们常说“小政府, 大市场”, 并且以为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比较好的处理方式。这其实是不准确的,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 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 都要有效, 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 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 这样就行了。
过去谈效率, 只谈到生产效率, 而现在更应该重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经济学里引起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将企业中搞组织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都列为生产人员, 这些人能够将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 产生更多的效率, 这些人都是效率的提供者。
第二个变化就是企业并购重要性提升, 这样企业就会更为重视资产重组的作用、筹资的作用以及证券市场的作用。资源有限的要归政府管, 个人收入分配无论是二次分配还是一次分配都要归政府, 一般资源配置和涉及消费者自主消费的以及利率则归于市场。
张立群:市场如何发挥作用, 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发挥作用?很重要的取决于政府怎么样管和在哪些事情上管, 因此如果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最重要的还是要规范政府的职能, 不该管的要坚决不管, 该管的要坚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这次公报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全面的部署。
公报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后面, 特别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而且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是支持这个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保证。所以围绕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政府职能转变, 这个工作做好, 把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能力加快提高, 从事前的项目审批, 加快向事中、事后的监管转移。
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公报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周天勇:这次公报有所突破的, 一个是对国有经济提出一个“活力”, 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国有企业效率比较低, “活力”不足, 活力控制了影响力。第二是这次提出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从国外以及我国情况来看, 许多创新是民营企业进行的, 包括技术研发, 所以要调动这些活力和创造力。
张立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 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一个方面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公有制经济, 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 也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强调的是共同发展。
在这个发展当中各自发挥自己不同的作用, 特别是在这个里面要不断明确产权制度, 加强产权制度保护, 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厉以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定要共赢, 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最佳途径。如果城市没有小微企业, 没有民营企业, 这个城市只能是鬼城。但是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 要有产权意识。
对于国有企业的监管, 国资委不要管具体的企业, 要主抓国有资本的配置, 可以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对于有短缺的行业、新兴的行业就可以多增加投入, 产能过剩的行业就应该退出。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公报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完善税收制度,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曹红辉:公报里有两个概念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和科学的财税体制。前者是政治学中的概念, 第一次被写进中共中央全会公报;而后者则阐明了财税体制的本质和目的, 明确了它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经济职能, 指明了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
接下来的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这一串说法其实涵盖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包括正在制定的《预算法》, 央地之间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以及未来的房产税、遗产税、资源税、消费税等等。
刘剑文:此次全会将财税问题单独放在一段, 将财税问题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超出了过去历届全会。
从中可以看出几个新思路:其一, 在财政的重要性上, 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考量, 是一个新提法。其二, 公报提到了要建立科学的财税体制。其三, 提到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权力和责任要进行明确, 并要有法制保障。其四, 全会讲到要做到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当前不少事权集中在地方政府, 民生改革、教育改革、城乡一体化改革等任务繁重。但同时却没有相匹配的财权, 一些基层政府甚至绝大多数财力都是靠转移支付。为此, 现在就要厘清事权和财权, 做到有事做就有钱来保障。
加快自贸区建设
公报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 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周天勇:适应全球化新的经济形势, 这次提出对外要有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 比如说放宽投入准入, 加快自贸区建设, 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这一系列的措施。从现在看, 促进更高层次的开放, 既要引进来, 又要走出去, 我们要有我们的跨国公司, 我们有实力的企业要走出去, 同时也要扩大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个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秩序, 新的秩序就是我们自己的自贸区, 也就是单边自由贸易区、双边自由贸易区, 利用自贸区体制进一步扩大未来的出口产品升级, 形成中国和世界的产业分工, 更多地在全球化中得到我们的利益。
曹红辉:另一个首次出现的提法是“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 相比过去强调“走出去”、不重视“引进来”的导向, 更加重视公平竞争和资源自由流动。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说法, 表明未来国内企业不仅要参与国际市场, 还要争取引领规则, 不仅仅依赖比较优势, 这就包括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一系列内涵, 还意味着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争取掌握定价的话语权。
厉以宁新年解读经济“新常态” 篇9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王涛主持报告会，他表示，新常态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词，也是关乎文化出版企业下一步改革发展方向的解说词。作为我国文化出版产业的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更需要通过权威的解答和分析，适应新常态，出版更多的精品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2015年伊始，3本厉以宁经济学专著——《只计耕耘莫问收：厉以宁论文选2011—2014》《一番求索志难移：厉以宁论文选2008—2010》《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最新版）也已与读者见面。出版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表示，厉以宁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经济学术成果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为使读者对厉以宁的经济研究有进一步的了解，帮助读者看清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症结和未来走向，该社将厉以宁最重要的学术专著和2008年-2014年间的重要文集成系列集结出版。3本著作内容各具特色，深刻剖析了中国经济发展之问题所在，把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之本质及解决方案呈于众前，体现了他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思路。
厉以宁的语录 篇10
厉以宁先生首先表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我们一定要有大智慧。小富靠勤奋, 中富靠机遇, 大富靠智慧。虽然我们已经走过了旧红代时代, 但是中国的新红利时代即将到来。
厉以宁先生指出, 所谓“红利”其实指的就是优势, 最近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过去的优势没有了。过去有廉价劳动力, 所以有人口红利;过去土地比较丰富, 现在土地很紧缺了, 资源红利也没有了;过去改革措施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这些改革措施的潜力都已经耗尽了, 所以中国已经没有红利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不符合中国实际。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优势, 一定的优势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渐渐消失, 但是会有新的红利跟上来。比如人口红利, 过去中国主要是靠廉价劳动力, 现在企业开始转移了, 因为中国工资成本越来越高, 转到东南亚去了, 但这是旧人口红利。旧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了, 但同时技工时代开始了, 技工时代是指中国工人的素质好, 中国工人勤劳、刻苦而且守纪律, 这是其他东南亚国家所不及的, 我国有这样的优势, 而我国的工人再加以培训的话, 水平不在西方国家之下, 所以只要我们在职工培训方面下大力气, 这样新的人口红利就会到来。
厉以宁先生进一步指出, 在资源红利方面, 土地的确现在比过去少多了, 也不太容易批下来了, 但不要忘记, 最大的资源红利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有了科学技术, 资源就会越来越多, 海水淡化、沙漠绿化、草种改良、新能源等等都是靠科学技术, 只要科学技术跟上去了, 资源红利就会滚滚而来。在改革红利方面, 旧的改革措施的确发挥一段时间后它的潜力就渐渐淡了, 但新的改革措施会陆续出台。十八大明确规定, 我们要不断地进行改革, 改革的最大红利就在于, 它能冲破旧的规则、旧的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 使经济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厉以宁先生强调, 城镇化就是我国未来最大的机遇、最大的红利。我国的城镇化必须走新路, 不能像西方一样都将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分“三步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老城区, 就是现有的老城区, 工厂该迁出去就迁出来, 棚户区该撤掉就撤掉, 形成新的商业区;新城区, 就是工业园、开发区、物流园区等等, 同样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区, 居民也在里面住, 这样新城区就有了, 而且新城区很多是在镇的周围兴起的;新社区, 包括新农村, 实际就是未来的新社区, 要进一步园林化, 要做到垃圾回收、污水处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厉以宁先生进一步强调, 中西部开发也是一个特大机遇, 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 现在产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 很多企业目前正在这样做。西部整个基础设施要大大加强, 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除此以外, 还要注意到, 中西部开发创造了新市场, 随着中西部购买力的增加, 新市场会不断扩大。
厉以宁:民生是扩内需重点 篇11
“根本立足点在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重点要更多地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认为，要扩大内需就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等收入比重，实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解决中低收入者家庭的后顾之忧，“大家有钱了，就敢消费，能消费。百姓能生活得更好，经济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从历届两会来看，厉以宁委员所关注在话题均包含民生问题，在厉以宁看来，各种经济政治问题，都与民生息息相关。
另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抑制结构性通胀也有重要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种通胀叫做结构性通胀。它不是由需求过大造成的，结构性通胀是由关键性的产品供给不足造成的，比如说输入型的结构性通胀。
在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上，厉以宁也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抑制结构性通胀也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