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口号（共7篇）
义和团的口号 篇1
义和团起事的动因很多, 如天旱无雨、洋教凌人、信仰对立等因素, 但在具体的起事方式上却和武戏在农村的广泛传播有直接的关系。赵山林先生《中国戏曲观众学》引述明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资料说明了山西上党地区敬神赛会演《过五关》的情况。
关羽“封金挂印”, 在庙院舞台演出。然后, 全体演员走下舞台, 在庙院列队, 关羽骑一匹赤红马 (象征赤兔马) , 由两位马童保护。……接着, 队伍浩浩荡荡在村内村外游行。途中经过五座新搭的草台, 分别象征五关。每到一关, 即登台表演、开打、关羽斩将、再下台行进。依次过五关, 台上台下交互表演, 再回到庙院舞台, 演古城会, 斩蔡阳。这种表演有两个特点, 一是所需演员很多, 村中男丁都可装扮登场。二是台上台下交替演出, 演员观众随时交流。沿途之上, “关羽”可以随意与观众交谈, 甚至取吃路旁小贩的食物。因此这种演出带有明显的自娱兼娱人的性质, 虽云祭神, 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6]
关公戏是传统的武戏, 而关公是清朝官方认可的武圣人, 扮演关公的演员可以在戏里戏外施展其多元化的魅力。而且, 这种武戏演出方式颠覆了演员和观众的界限。扮演关羽的演员随便拿路边小吃食用, 更具有人神相通的意味, 略有人神狂欢的特殊寓意, 此种现象已超越了观众客串角色的定义, 而发展到了演员和观众、观众与神灵角色位移和精神互动的地步。这种现象重构了关公的武圣人形象, 还将武圣人崇高地位作出了民间性的阐释。
晚清时期的直隶、山东地区义和团的聚众宣传、扯旗起事, 多和集市武戏的武打动作、戏场空间以及戏场氛围相关。许多青年农民一旦置身于这样的环境, 心理大多产生许多变化, 这种微妙的心理动荡决定了义和团的肢体语言行为, 同时也决定了义和团作为武术组织的诸多特征。戏曲是晚清文化史上最具形象性的承载与传播工具, 几乎垄断了以文盲和半文盲为主体的义和团民的信息来源, 于是, 偏好武戏的团民观众就构成晚清乡村演剧的主体性受众。可以说, 乡村剧场上演的武戏, 时常可留存为义和团民对乡村以外的整个世界的认识图景, 它寄托了义和团众的无穷想象, 承载起团民长期的行为学梦想。而且, 武戏不同于文戏和讲唱文学, 而是具有更为强烈的直观性、现场感、具体性、鲜活性等多种传播优势。义和团事件的原始生发点出于戏场则构成了多元的文化学含义。士绅笔记和口述历史都记录过义和团因观看武戏而萌发暴力抗教行为。拳民往往在观看完武戏的激烈场面后, 身着戏衣, 口诵戏词, 冲向教堂, 冲击教民。
义和团问题涉及到了群体心理学科的内容。青年人参加义和团的心理依然值得研究。当时人们踊跃加入义和团, 确实有一些人真的相信义和团所说的刀枪不入不是杂技, 而是神术, 即使是面对死亡威胁也不退缩。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事杂记》载:“山东东昌知府洪太守用舟, 拿擒拳匪一人, 讯之曰, 闻汝等刀不能伤, 有此说否?拳匪曰有之, 太守谓果尔, 我此间有刀一口, 欲将汝一试以验之真伪可乎?拳匪应曰, 可, 遂命手下用刀砍其头, 已落下, 可知伊等所言, 无非骗人伎俩也”。[7]随着运动的发展, 尤其是真的去面对西方国家的枪炮时, 义和团的劣势便显现出来, 大量的义和团民死在枪口之下。为维持人心, 他们编造了种种借口来搪塞:“团每战必败, 或问故?团曰, 每战辄见洋人队中, 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 致法术为其所破”。[8]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记载了团众以杂耍和武技代替作战的事迹。
见洋房即以物烧毁, 见洋人呼曰大毛子, 见教民呼曰二毛子, 见则立时上法矣。神气抖擞, 势将吞噬, 若必杀而后快者。纵有枪炮, 亦不知退惧, 然一中枪炮辄死, 死必抢回, 抬至坛, 交大师兄一看, 辄曰劳累已极, 睡着矣。设法取出枪子, 以大声呼其小名, 其受伤浅未甚死者, 或偶活一二, 则曰醒矣, 断无死理。其受伤深重, 而不能复活者, 大师兄遍搜其身, 或偶携有他物, 则曰是爱财, 曾抢藏人物, 故致死, 万不能活矣。故?不敢辄抢, 依次每日三白饭, 夜间席地而卧, 最苦。[9]
刀枪不入本是杂技表演, 但是, 在它成为降神附体内涵后所获得的最大功效都是戏剧性的。对义和团团众来说, 他们遇到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西方人的火器。义和团恰巧宣扬降神附体可以使人刀枪不入, 能有效对付西人之火器, 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演示。基于此点, 此类“神迹”便在普通民众心理上得到极大程度的认可, 民众认为有了这些超人神灵的佑护, 真的可以做到刀枪不入、金钟护身。蔑视义和团的言论也有, “义和团既无组织, 更无训练, 惟能以神怪之说, 怯愚人恐惧之心而鼓其勇气耳”。[10]于是, 在西方国家步步进逼且武器又十分先进的情况下, 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够对付他们的有效办法。“乡人以为得此异术可以不惧外洋, 由是肆无忌惮”。[11]
义和团观看武戏而萌发狂欢化情境首先为国外学者所关注。日本学者马场毅认为:“降神附体于义和团成员的诸神都是出现于戏剧、评书中的登场人。此类戏剧、评书的表演也多见于上面所述的市场圈的市集日。降神附体的诸神的一部分除去出现于戏剧、评书中之外, 多为在农民的日常农耕生活中施展降雨, 镇邪等手段, 而在平时也受到农民的崇拜。正因为他们的功能成为农民们的日常农耕生活中的共同意识, 所以农民们才在日清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 后遭遇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危机时, 诸神的功能得到农民们的信用, 而导致结集成为义和团。此外我想接神的习惯也扩大了降神附体行为的影响”。[12]拳民的基层组织单位是拳场或场, 义和团进京后曾称为“坛”。“坛”的名称并未在山东农村使用过。“拳场或设在村中空地上, 或设在庙宇里, 或者干脆就在大宅院中。其活动公开。通常情况下, 每村只设一场, 若是碰巧本村没设场子, 学拳的就加入邻村的拳场。各个拳场并不排斥, 反映了这一带村庄组织内外区分不明显的现象”。[13]周锡瑞说:“每个拳场都有首领主副二人———大师兄和二师兄, 其它成员以师兄互称。……而大师兄一般由武艺高强的人担任”。[14]“神拳传播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借助年青人的好奇心。庄里的年青人听见别庄有练神拳的就跑去‘看热闹’”。[15]西方学者认真地讨论过晚清乡村集市的特征。
看完热闹, 受到影响, 就常常邀请一个或更多身怀武艺的师傅到自己村里帮助设立拳场。这么一来, 最初到各村建立拳场的人一般都是外村人。神拳拳民当然了解他们公开习武练拳的吸引力, 所以每逢集市庙会, 拳民常去那里习演。这样, 神拳的仪式里就带有很大成份的戏剧性和杂耍性。依靠农村社会的日常活动以及农民文化的象征———如武戏中的诸神, 各种各样的热闹以及引起观众震惊的神拳所建立起来的拳会, 的确在制造着一场不同寻常的群众运动。……事实上, 基督教或天主教也常利用集市和庙会来吸引观众, 劝人入教。他们的做法有时会使神拳的行为更加暴烈。冀州的一位传教士曾纪录1899年7月在当地一次庙会上, 义和拳赶走布道的基督徒们, 然后占据戏台, 连续三天向“十分拥挤的人群”宣传打洋人的思想。[16]
周锡瑞认为:“在争取群众这一点上, 拳民总是要胜过教民一筹。”[17]“这种庙会常常吸引很多路途遥远的人前来参加, 有时人们要走上一天或六七十里路。神拳则通过这些人散布到更远的地方去, 远远超出了邻村或小集市的范围。鲁西南大刀会也同样利用唱戏和庙会来宣传他们的信仰。[18]
戏场之所以能和拳场结合, 主要还在于演剧可以营造一种群体性生活的社会氛围。义和团所请神灵主要依据武戏和小说, 这些神灵本领非凡、武艺高超, 如关公、张飞、赵子龙, 或法术高强, 如哪叱、杨戬、孙悟空。武戏是舞台艺术, 其特质是感性化程度高, 具有形象化、现场感和立体性等特征, 但是, 武戏仍有其抽象的意念, 此种抽象意念是观众经过反复观看并经受了心理过滤后才形成的固定的理念印象, 由武戏人物组合而成的神灵系列, 就成为这种意念的综合物。观戏活动源于古老的巫术活动, 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神圣体验。其中, 扮演者的身份逐步升格为神灵化身, 则是演剧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 武戏角色融化为神异人物的现象既是演员装扮所为, 还是融合了观众多种感觉器官加工后的合成品。武戏形象凝聚了感性的舞台形象, 又增添了民间传说的联想, 重新联类成了新的形象。
晚清时期的拳民钦佩、羡慕戏中神灵最直观的教科书是武戏, 武戏为团民提供娱乐仅是表层功用, 其本质是为观众制造神祗。武戏以其传播范围广泛, 其造神功用始终处于第一性的位置, 居当时文化与娱乐活动的主导地位。
较诸明朝中后期至清朝中期的武戏创作, 晚清武戏的剧本创新能力有下降趋势。剧本的衰落, 只好依仗演员的功力。晚清的武戏演员发展自己的技艺几达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恰是演员的技艺决定了武戏的生死存亡, 于是, 武戏便进入重演员而轻编剧的时期, 演员中心制现象实际上迫使武戏重新走向以舞台为核心的道路, 那么, 演员技艺的提高, 又引发了观剧学的一场革命。演员地位陡然提高, 迫使演员成为大众传媒领域内的至高精神偶像, 于是, 晚清武戏实际上恢复了以演员为主导且以造神为客观目的的巫术学原则, 其摒弃的是武戏的案头化现象。以舞台上的演员为观赏主体, 恰是戏巫一体制内巫师中心论复活的象征, 又是武戏回归其原始功能的必然结果。
武戏为晚清国人的主要娱乐方式, 尤其是草台班子主导的武戏, 由于乡土味浓厚, 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曾经高度评价过晚清中国的武戏演出, 他说:“可以肯定, 任何一个地方否没有中国这样彻底地表现如下理念:‘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过是演员’”。[19]
于是, 在如此独特的观戏环境下, 台上戏者翻跳腾越, 宛若戏拟的神灵, 戏台下的上法青年即刻宣称获得神力, 同样滚翻踉跳, 犹如大神跳踉。民众受此现场情景感染, 极易产生迷乱感觉, 几乎是在潜意识中进入到请神上法的状态, 进而化身为可以任意飞腾翻跃的义和团民。戏场的公共空间极大的刺激了民众参加义和团的决心。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展迅速, 除了人们普遍相信义和团神迹的原因外, 戏场空间独特的场景感召作用不可忽视。
拳民置身于独特的公共空间, 形成了事实上的集体生活, 群居性生活给拳民增强了胆魄。义和团员手持大旗身着彩服奔走于通衢大道, 窜跃于拳场戏场, 本身就如同置身于舞台的演员, 正在上演一出武戏。观众见此景象时也会萌生看戏的感受, 催生出类似的期待值, 观众和表演者共同营造出了一种热闹兴奋的场景。此情此景, 必然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感应场, 产生一种戏台效应。按照古斯塔夫·勒庞的观点, 一旦个体加入到某个群体中, 理性精神就受到了压抑, 相反, 本能的冲动和活跃异常的想象力就占据了思维的主体, 尤其是受到大众情绪感染的情况下, 理性往往降到最低点。
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 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但强大而活跃, 并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们头脑中唤起的形象, 全都栩栩如生。从一定意义上说, 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 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 因此他的头脑能产生极鲜明的形象, 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 这种形象也会迅速消失。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 因此它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 它们也会认为, 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惊人的事情。一个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传奇式的一面会给群体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原因便在于此。实际上分析一下一种文明就会发现, 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 正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在历史上, 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20]
群体只具备简单的思维, 因此, 大众聚集的时候, 放纵的行为总会占据上峰, 民众的狂欢化, 与其说是民众为了狂欢而聚集, 倒不如说人一旦形成群体就会变得原始而单纯、简单而快乐。“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 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 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21]这就涉及到了人类学中所探讨到的群体性动物的动物心理学, 群体的犬类向大型食草动物攻击时, 远比单独的一只犬攻击时更勇猛、更有耐心、更具备必胜的信念。人类的基因体系里依然残留着这些群居性动物的基因。
观看武戏现象很容易出现由独特的群体心理蛊惑而出的反常举动。人类的艺术欣赏活动本质上都具有回归自然、反观自我、超越世俗的功能。观戏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出于寻找这种简单、盲动、火爆、虚幻情境的本能冲动。古斯塔夫·勒庞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论述。
最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 总是对群体有巨大的影响。在罗马民众的眼里, 面包和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 他们再无所求。在此后的所有时代里, 这种理想很少改变。对各种群体的想象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感情, 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 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 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 他的笑声与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象出来的离奇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 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 它们倾向于变成行为。这类故事让我们时有所闻:大众剧场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落的戏, 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 以免受到那些对叛徒的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暴攻击, 尽管那罪行不过是想象的产物。我认为, 我们在这里看到底群体心理状态, 尤其是对其施以影响的技巧之最显著的表现。虚幻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几乎像现实一样大。他们有着对两者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22]
从终极的意义上说, 演剧业的存在, 依赖的正是人类群体性从众心理的特性。武戏亦然, 中国乡村武戏之所以能够强烈地影响义和团的集体想象, 仍体现了这样的规律。晚清武戏高度成熟的表演技巧, 可以轻易地左右观众的群体性行为。
以武戏为代表的花部戏曲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具有广泛和多层面特性。团民的服装、神位、语言、做派, 都与此类戏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 武戏属于公共性活动, 特殊的公共空间为义和团起事起到了煽惑造势的作用, 戏场的独特氛围, 为广大民众迅速信服义和团所传之法术, 提供了极佳的场所。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和社会基础得以建立。[23]再次, 民众观看武戏时所产生的心理向心力, 沟通了请神上法仪式的所有美学感验, 观剧为民众铺设了美学意义的团民之路。第四, 武戏的动作感觉, 武戏中英雄豪杰的现场做派, 都启发了义和团民心底里的权力想象, 为团民灌注了战斗的激情。第五, 武戏演员流动演戏为义和团传递了信息, 坚定了汉教的尊者地位。总之, 戏曲作为晚清社会风俗文化中的重要成分, 是和义和团所信赖的请神上法仪式在文化体系性上是一致的, 具有同根同源特性。义和团运动的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全过程都和武戏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武戏以真人表演的戏拟世界为团民们带来了的未知或虚幻世界的总体形貌。乡村武戏强劲高亢的唱腔, 配以武戏的动态场面, 仿佛将鲜活的历史再现给乡民大众。武戏首先是在传导史学知识的基础上, 几乎是意外地激发起了乡民的起事热情。但是, 武戏在传播史学知识的同时兼具艺术想象的成分, 武戏的历史和真实历史以及正史记录的历史, 皆有所不同, 武戏中的史学知识实际上是一种高度误导化了的历史故事, 因为武戏历史中的场景、画面越是逼真, 就越带有虚幻性和戏拟性, 也即与史实相距越远。
义和团观看的戏曲多为武戏, 其观戏的场地通常便是其起事的空间。武戏的戏场往往具有起事动员的功能, 其中以空间化的导引力, 成全了团众反叛的场景。多种多样的乡村戏场营造出了晚清中国唯一可能出现的公共空间内的狂欢化境域。义和团反教起事先以狂欢化行为往往和暴力的快感相结合, 构成一种集快感与暴力冲动的复合性氛围。
“被评价”的义和团 篇2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10周年。这110年来,我们是如何认识义和团,其中又有怎样的波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苏位智教授。
《看历史》:国内对义和团的研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起步的?
苏位智: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成立,很重视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斗争高潮的研究。义和团运动是第二斗争高潮,中国史学会把这个斗争高潮请山东史学会来承担,因为按照传统的看法,义和团运动发生于山东。
1958年,全社会又兴起了编写家史、厂史、社史和村史等的“新四史”活动,山东大学历史系把对义和团的调查和这个“新四史”活动结合起来,发动历史系师生深入到鲁冀苏皖四省区,分别在1960和1966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取得了近一百万字的口述资料。当时很多参与过和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人都还健在。山大对义和团的研究就是从田野调查起步的。“文革”期间,此项调查中断了。从1980年到1995年,山大历史系又进行了7次田野调查,其中两次分别与日本和英国学者联合调查。路遥教授几乎参加了田野调查的全过程。
田野调查对义和团的内部构成、源流、人员成分以及他们的信仰都有反映,1980年出版了24万字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到2000年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时,我们就把这些调查资料全部整理出来,又出版了110万字上下两卷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立足于这些调查,路遥先生做了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研究。
《看历史》:相比于以前,现在国内外学界,学界和宗教界在看待义和团时,都有了哪些共识?
苏位智:共识当然是越来越多的。比如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如果把义和团放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合理性应当肯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姚斌博士的新著《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对此作了深刻分析。又如,游学欧美的知名学者相蓝欣所著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和我们写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在很多方面都不谋而合。再比如,台湾教区单国玺枢机主教也认为,在清末很多传教士的做法也有不对的地方。2004年,单主教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承认错误 澄清误解》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提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的问题是:那是一个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的年代,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的传教士,不可能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诚恳承认当时一些传教士犯下的错误。这些传教士们不够尊重中国文化,不够理解中国习俗,不够融入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下,一些传教士盛气凌人的态度也是一种错误;因为骄傲,自以为了解民教之间复杂的恩怨,不够审慎地涉入诉讼,想要调解纠纷,也是错误。而有些传教士更进一步,以为凭借干涉诉讼,可作为帮助一些人入教的想法,则是更大的错误。”
这都是一些难得的共识。我曾为参加德国举办的“纪念尉礼贤诞辰12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过一篇题为《传教士•公正舆论•教案——由义和团时期的卫礼贤所想到的》的文章。卫礼贤是一位1899年5月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组织同善会的传教士,他在当时的传教士里表现是极为杰出的。他认为,阻碍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并不是其教义的宗教性与当地宗教的不相容,而在于大多数传教士没有采取如何使基督教尽快本土化的传教方法。他在中国传教时非常注重三个方面:不赞成使用武力来维持教会工作;主张教会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国情相适应;主张传教士的传教动机和教徒的入教动机均须端正。在20世纪20年代,他又预见到“东西方的交流现在又重新开始了”,并且这种交流“效果一定会是出人意料的”。
《看历史》:现在还有哪些观念制约着大家看待义和团?
苏位智:最主要的观念是要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把握全面、动态的研究方法。在早期的研究中之所以分歧比共识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外都存在这方面问题,不仅学者存在,媒体和民众更存在。
比如义和团的“反帝”,其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中国人的头脑里还没有“帝国主义”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义和团运动有“反帝”的行为表现,但是要说运动参加者有明确的“反帝”意识,那是谈不上的。
历史是很复杂的。关于义和团最大的功绩,有人说它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成份,但并不全面。近代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义和团的功绩之外,至少还要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明争暗斗,未能在瓜分上达成一致意见。
义和团的口号 篇3
一、义和团运动促进了辛亥革命思想的产生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 任何事物都存在复杂多样的因果联系及因果规律。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抵抗, 它以其惨烈的反帝行动, 激励国人义无反顾保卫国家, 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不过义和团运动并没有通过其本身某种先进思想直接作用于资产阶级革命, 而是通过其社会作用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和形成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虽然义和团运动充满了迷信色彩, 依托于各种数目繁杂的神仙人物并借助符咒麻痹精神来维持他们的勇敢行为, 但是不可否认义和团运动的的确确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 其提出的口号皆以“灭洋”为主, 强烈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近代的中国, 封建阶级其实就是帝国列强的代理人, 尽管他们之间也有矛盾, 但是基本上来说封建阶级就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义和团运动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这也是由其本身阶级局限性和愚昧性导致的, 当时的清政府正是利用了义和团这种盲目的反帝行为为自己阶级出气, 为自己阶级争取利益, 于是义和团运动在清政府的欺骗、利用和出卖下失败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 清政府彻底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清政府成为帝国的走狗, 此时的社会矛盾是各种矛盾相交织: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清政府内部矛盾、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矛盾, 而中华民族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盟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这些矛盾正是代表了当时政治状况和各种阶级之间关系, 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催化剂。
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是“反满反帝”, 从思想上来讲, 相对于义和团的“灭洋”, 反满反帝是进步的, 这种进步与义和团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反满意识在义和团之前仅仅是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家 (例如孙中山先生) 的一些思想意识, 仅在秘密活动中进行宣传, 但在国内国外“听者终归藐藐”, 因为这时很多革命家把国家的衰败仅是同列强的入侵挂钩, 认为收复政权之后社会情况自然会好转。但在义和团运动后, 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后, 清政府为了保住自己日益衰败的地位走向了投降卖国的道路, 这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反满的重要性, 1903年元旦更加是加速反满的重要契机, 留日学生会馆新年团拜时, 在孙中山的策划下, 资产阶级革命志士当着清政府的官员公然演说反满革命,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次年清政府对革命的仁人志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导致爱国群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及长期郁积的愤慨集中爆发, 形成了反满的革命思想洪流[1]167。《警世钟》、《猛回头》等著名文章将反满革命思想的实质透彻的宣讲出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 标志着反满革命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孙中山先生更是在反满的实践活动中, 集中了革命人士的智慧, 找到“民主主义”这个最集中革命思想的精神武器, 并为人们逐渐接受, 成为资产阶级的独立意识。孙中山先生还指出义和团的失败正是因为误信清政府, 提出“扶清灭洋”, 最后被欺骗利用出卖, 就是其没有意识到“反满”的重要性。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 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对于这样的一个政府, 我们除了起来革命将其推翻之外, 不能存在任何其他的幻想。这个时期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是双重的, 必须要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坚定的反对封建主义, 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革命风潮自此萌芽”。总之, 义和团的悲壮举动, 唤醒了中国震动了世界, 大批革命仁人志士进一步觉醒, 最终将中国推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
二、义和团运动促进了改造国民、反迷信开民智的思考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革命正义性斗争落后性的革命运动, 一方面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牺牲精神, 另一方面却暴露出农民阶级迷信愚昧的弱点, 这是由于其阶级地位处于社会下层, 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所致。“外人侮我”就激起仇视一切洋物, 见到洋物便怒不可遏, 甚至于提出“都杀尽”, 这种笼统盲目的排外行为与反帝救国斗争毫无联系, 仅是表现出了农民的保守狭隘心理, 产生了盲目野性的行为和放纵的破坏力量。在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反帝救国运动的同时, 必须对其表现出来的封建愚昧性和落后性有个充分清醒的认识。
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义和团迷信盛行的根源在于民智不开, 对外国的科学技术茫然无知, 所以其不能认清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于帝国列强的入侵而不是所有外国的人及物。资产阶级对当时这种“不分东西洋人”一律杀尽的行为给予强烈的抨击, 指出这简直就是与人类自己为仇, 杀教士攻使馆的行为简直有违我国历来“两国交战, 不斩来使”的传统, 导致我国未战先已失礼。梁启超对这些愚昧的行为导致的盲目排外进行深刻的分析, 指出“天下之国未有排外而不覆败者, 天下之国未有排外而能独立者”, 他认为, 对外国一切东西固执的拒绝, 连其精妙的文化及政策也排除的话, 是不能借鉴其益处来取长补短。并且一味笼统盲目的排外必将走向反面极端, 就像清政府那样, 排外不成转为媚外。
基于义和团这些迷信误国的愚昧行为, 资产阶级从救亡图存的需要着手, 积极探索开民智的方法与途径, 因为开民智、去迷信心才能让平民爱国, 所以主张从教育入手启发民智, 主要通过兴学堂、办报纸、改良旧小说戏曲等方式。遍设乡间学堂, “课以实学内容”, “择才智者为之教习”, 定要透彻研究古今经史、中西政治学, 才能知道治国之道贵实不贵虚, 从此鬼神之怪谈不禁而自绝, 由此正本清源。20世纪初兴起了办报纸热潮, 大多都是以开民智为宗旨, 正是基于义和团迷信误国的刺激, 首先报刊开民智的同时还肩负了反迷信的重担, 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迷信现象进行批判、破除迷信, 防止具有迷信特征的义和团复出, 维护稳定防止动乱, 并且报刊舆论还反复以义和团迷信误国为鉴警示国人。其次, 反迷信的同时, 报刊舆论还宣扬忧国忧民、改革社会的政治理念, 《中外日报》还论述了日本兴盛而中国衰败的经验教训, 指出日本民族的兴盛发展道路, 正是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采用了一些西方的改革, 大力推行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等政策, 使日本在本来落后的情况下, 用很短的时间成为资本主义强国[2]67。日本的例子使一些放眼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认为闭关锁国不再适用于当时的时代, 想要救国, 必须学习外国沉寂千年的社会现状才能出现改变。由于小说和戏曲的白话和亲民对国民有巨大的影响和极强的社会感染力, 所以当不少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现旧小说和戏曲是孕育、催生义和团迷信的土壤时, 改良旧小说和戏曲也是开民智的一种最佳途径。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先生在义和团失败后对义和团英勇牺牲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 但同时他也从义和团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义和团迷信愚昧的弱点和开民智的重要性, 资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 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文明, 对帝国主义有一定理性的认识, 他们反对的是帝国列强的侵略, 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明, 并且因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使他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西方的在华投资不但不表示反对, 而且采取积极支持的、虚心学习的态度, “学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3]24, 但是如果他们也想要占我们的权利和便宜时, 则一丝一毫都不能让步。在斗争方式上, 他们也主张文明地排外, 不能无故挑衅、围攻使馆、烧毁教堂。孙中山一直将义和团这些盲目愚昧的举动作为革命的教训来吸取, 再三告诫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在民主革命的行动与进程中不能有盲目排外的愚昧思想与行动。历史证明他这一决定是明智而正确的政策。
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救国思想从其“成功”及“失败”两方面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成功”主要是指义和团运动以其惨烈的行动击碎了帝国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让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强烈的表示出中国不是任何侵略者所能瓜分的, 让“八国联军”不得不承认“瓜分一事, 实为下策”, 对此资产阶级给予了高度赞扬, 并称赞这是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失败”指的是义和团运动由于清政府的利用、出卖被西方列强与清政府绞杀于血泊之中, 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 清政府彻底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使清政府崇洋虐民的丑陋面目完全暴露, 使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使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 更多的人民群众走上了反清反帝的革命道路, 并且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清反帝”和改造国民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可以说“失败”的影响大于“成功”的影响[1]168。
综上所述, 即使从义和团开始与帝国列强作战到运动失败前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几十万人民群众投入到这场反帝救国的风暴中, 为中华民族抵御外强的战斗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笔, 并且为进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即使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对义和团的认识还存在许多错误, 但是并不妨碍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并从中获得思想启示。
摘要：义和团的反帝救国思想是辛亥革命的思想源泉, 并且促进了改造国民、反迷信开民智的思考, 为进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义和团,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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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其奎.论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J].复旦学报, 1980 (5) .
义和团“刀枪不入”背后真相 篇4
义和团宣扬最多的法术就是刀枪不入，“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刀枪不入。而实际情况是他们所用的枪是中国的传统鸟枪，里面装的是中国土造的散装火药，距离稍远一点儿几乎就没有杀伤力。至于刀砍不伤则更像是杂技表演，持刀砍者须经验丰富、手法熟稔，故意装作使很大力气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刚好等刀刃接近皮肤时打住，就这样表演刀枪不入。当然也有部分团众会气功，他们“刀枪不入”的本领较之完全造假者稍显真实一些。
那么在实战中他们的法术又如何经受考验呢？办法还是有的，当他们与洋人交战时，让十多岁的年轻小孩排在最前面，年壮者站在中间，首领人物站在最后面，一旦战事失利，则首领人物先逃。故而年轻人受伤最多，年壮者次之，而大师兄、老师等首领人物受伤最少甚至几乎没有受伤，然后解释说“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之，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大师兄则多神术……故无伤”，如此一来就合理了。
义和团所用的武器有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等。此外他们还依靠各路神仙来抵抗外国人，比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骊山老母，就连猪八戒、孙悟空、关羽、张飞、赵子龙、吕洞宾等人都派上用场了。
他们假借“神仙附体”号召大家上战场杀敌，认为各路神仙会赐予自己力量。比如说刚才还好好的人，一会儿就手舞足蹈、口吐白沫、几近昏厥，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中风了，他们可是“神仙附体”。义和团就依靠这些“神仙法术”来抗击列强，解救中国。虽然义和团有诸多“法宝”，那么实际抵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情况到底怎样呢？
聂士成的军队在天津紫竹林等地与联军激战，义和团“始犹出阵，继而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有史料载“某雨天义和团出战，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大半’”。
因曹州教案被贬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与义和团渊源极深，他率军北上勤王之时曾统率义和团与敌军作战，但一到前线，义和团畏洋不前，觉得“上负朝廷，下负斯民”的李秉衡愤而自杀殉国。他在遗书中写道：“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当八国联军中的英军从北京沙窝门下的水道进城时，数月前还高呼杀洋人的义和团民众摇身一变成为在那里帮他们搭梯子的围观群众了。
浅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篇5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义和团 性质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高中不同版本教材里被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在现今通用的三个教材版本中，以人民版教材对这段历史叙述得最为详细，岳麓版次之，人教版最为简洁。尽管三个版本叙述内容详细不一，但是都明确指出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也有学者不以为然，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将其视为一场“拳匪作乱”。义和团运动到底是否如教科书所言是反帝爱国运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用史实说话。
一、义和团的起源
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学术界存在很多的争论，其中很多人认为义和团是反清秘密教派白莲教的一个分支。这主要是受了清人劳乃宣的影响，他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指出义和团“来源于近100年前的白莲教系统中的离卦教派，属于一直被政府严禁的‘邪教组织”[1]。我比较赞同劳乃宣的观点，首先，劳乃宣是当时的直隶吴桥知县，他根据嘉庆十三年的上谕和嘉庆十八年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断定义和团是白莲教的一支。其次，他所属的那个时代正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在时间上和历史的真相最为接近，能够直接接触到真实可信的史料。所以他对义和团源流问题的看法更容易让人接受，让人相信义和团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教派。
从义和团的起源来看，白莲教是一个秘密的反清组织，它的出现直接危害社会稳定，甚至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目的。在一份上谕中对义和团有这样的描述“山东、河南、江南（江苏和安徽）出现了以义和拳和八卦教名义聚集起来的带剑流氓，他们在集市上搭起帐篷赌博，欺骗本地人”[2]。从这份上谕中可以看出义和团本来的面目就是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由一帮地痞无赖组成的坑蒙拐骗的组织。这就是义和团最初的形象，这样的一个教派很难让人将它和反帝爱国联系起来。但是后来义和团的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穷苦百姓加入，使义和团的人数迅速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洋教教会对当地百姓的欺压，这些洋教会仗着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些特权，到处为虎作伥，欺压乡里。传教士们可以随便拆掉当地群众信仰的宗教庙宇，用来修建自己的基督教堂。教会成员犯法后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享有治外法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第二个原因就是自然灾害。1900年华北大部（包括北京）一场大旱接踵而至，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士大夫把不幸归咎于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外国人宣传异端邪教和禁止崇拜孔子、菩萨与祖先触犯了神灵[3]。正是这两个主要的原因，再加上义和团本身具有的浓重、神秘的封建迷信色彩，煽动无知的群众，让他们纷纷加入其中。其实，这些劳苦大众对义和团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只是利用它来躲避洋人的欺压和饥荒。但是不论怎么说，正是在迷信、经济萧条、极度贫困、对外国主义的公愤和憎恨传教士的氛围中，一场大规模的排外暴乱在1900年爆发了[4]。
二、义和团的“反帝”斗争
义和团是一场反帝性质的运动，重要的证据来源就是义和团参加了反帝斗争，对当时列强的入侵进行了英勇抵抗。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表现在教科书中也被大书特书，一种主流的观点就是认为义和团“极具‘英雄气概，说他们以血肉之躯与侵略军搏斗，英勇抗击，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战歌”[5]。但是很多资料里对义和团的记载与教科书大相径庭。事实上，义和团的确杀了很多人，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义和团将他们镇压的对象分为“十毛”，大毛子是货真价实的洋人，对这种人杀无赦；二毛子是加入基督教的中国人，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之类的中国人。而且有许多资料记载义和团在杀自己的同胞时心狠手辣，杀死无辜百姓众多。以杀传教士这个问题而言，“义和团的大屠杀差不多残杀了两百名传教士（不算新教教徒的子女）和三千多名中国教徒……”[6]“大量狂暴的拳民涌进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并杀死或活埋他们看到的中国皈依者。他们掘开传教士的坟墓……”[7]义和团在北京烧杀抢掠的能力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时的表现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义和团在北京逢“洋”必烧，据《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记载，义和团放火焚烧“老德记”西药房时火势失控，将北京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商铺焚毁，烈火三日不绝。京师24家铸银炉厂也全部被焚毁，北京所有钱庄银行被迫停业。整个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8]。类似这种烧杀抢掠的事情不胜枚举，有学者认为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掳掠的行为实质是接义和团的班[9]。而当义和团在面对真正的洋人时则是另一番表现，北京的义和团拳民在攻打西什库教堂时，高呼杀敌口号奔向教堂大门，“守护的洋兵打了几排枪，击毙三十余人，后来的团民一见，全都吓得跑回去了。受伤者爬的爬，滚的滚，皆奔命向西滚去”[10]。在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时，义和团和清军竟打了近两个月而一无所获，反而死伤千余人。义和团这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表现让人瞠目结舌，反帝的性质还有多少呢？
三、结语
日本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是“这是最朴素的形式下产生的排外运动，但其中很难看出近代的进步性，终究还是如实表现了旧中国体制的内容”[11]。我认为如果把整个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完全表述为反帝爱国运动，显然是不全面的。不可否认，列强在中国为非作歹，利用不平等条约欺压乡里，横行霸道，甚至直接干预中国内政，这些行为不仅引起黎民百姓恐慌，甚至政府官员都对其敢怒不敢言。因此，钱穆先生认为“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辱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12]。义和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惩治洋人，迅速得到部分政府官员和百姓的支持。这一时期的义和团目的比较单纯，具有反帝的性质。但是随着义和团发展壮大，清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由剿转抚，义和团逐步合法化。这一时期怀着各种目的的人员混入其中，导致义和团迅速膨胀，内部龙蛇混杂，良莠不齐。再加上清政府的利用使其逐渐失去本意，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开始盲目排外，灭洋扩大化，最终不仅没能“扶清”，反而将本已腐朽的清王朝推向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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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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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246.
[9]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247.
[10]侯宜杰.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弱[J].炎黄春秋，2012（2）.
[11][日]宫崎市定.焦堃，瞿柘如，译.宫崎市定中国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300.
义和团的口号 篇6
在共青团工作中,举办活动可以彰显青年的青春朝气。共青团组织在抓社会热点、难点、亮点、兴趣点,搞“短、平、快”,推动热烈的场面、营造浩大的声势、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在社会转型、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共青团组织及其工作不能再拘泥于已往的模式,满足于已有的成果,也不能仅凭团员和团干部单打独斗、就团论团,而是应以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变革的要求,以变应变、与时俱进,围绕党政要求,开展团的工作和探索。这就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而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正是在巩固扶老助残、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健康教育等传统领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如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网络培训、应急救援等新的领域,从而使青年志愿者在不断学习的同时,从管理、法律、医疗、科技、教育等多方面为广大青年和我们的社会提供实际、实用、实效的服务。2008年年初南方抗雪救灾、5·12汶川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残运会,数以万计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其中,唱响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赞歌。青年志愿者如雨后春笋,不断产生、发展、壮大,这为共青团组织和团的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探索方向。
笔者以为,团的组织和团的工作应以“共青团+志愿者+X”的模式进行思考与探索,使共青团事业由活动型走向务实型,由轰动效应型走向实用实效型。其中X表示不同战线部门和不同重点的工作及对象。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需要加强志愿者服务的各种制度及体制机制建设,特别是使志愿者征集、培训、分配、救助及服务工作规范化、网络化。
总的来说,新形势下共青团组织和团的工作,要以团员、团干部为主,以党建带团建为原则,以大团建的工作理念,依托青年志愿者和各战线及部门的不同工作对象和重点领域,形成团内战线及部门之间互动,上下联动,团外与相关厅局齐抓共管的局面,提高团的融入、整合和借力的能力,促使共青团在新形势下发挥更好的作用,使团组织和团的工作有效覆盖广大青年,以寻找新的工作依托、对象、载体,设计和确定重点活动和项目,从而使团的组织及团的工作计划更周密、步骤更具体、措施更到位、覆盖更全面、更能长期进行及整体化推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共青团组织在宣传、组织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仍需开阔思路、改进方法,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探索拓展范围,不断寻找新的工作着力点和切入点,加强有效覆盖和有效服务。
义和拳起山东 篇7
单县摆擂台
山东在甲午战后成为德国人投资最多的地区。德国人的严谨不苟使得中德合作进展神速。这固然是一件好事，同时也衍生一些严重问题，比如大量流民的产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准备了土壤。
德国人对于“开发区”的管制非常严格，因而最早阶段的流民并不在德国人兴建的胶济铁路沿线，而是集中于鲁西南，以及直隶、山东交界区，比如曹县、单县，以及荏平、高唐、平原等地。这些地方都不是德国人的范围，因而流浪者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
在流民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有，能够逐渐脱颖而出的，当然是那些略具才华、稍有文墨，或者怀有某些技能的人。他们将流民大致聚拢起来，抱团取暖，慰藉孤独，这就是义和拳、大刀会等一切民间结社的起因。
对于此类结社，清廷和地方官府在最初阶段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而且，由于官僚体制上下层责任不同，他们对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结社的看法不一，认识不同，许多地方的官府一改有清两百多年传统政策，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以镇压。地方官府对不幸的弱势群体给予相当同情，这就为义和拳、大刀会等团体不断壮大提供了外部契机。
大刀会首领是曹州人刘士端，其政治诉求是“保卫身家”。此诉求的提出，主要还是基于当时非常复杂的民教冲突，有弱势民众抱团取暖，抵抗教会，惩处那些仗势欺人不良教民的意思。大刀会、金钟罩最初目的是无邪的，纯粹的，并没有反政府反体制倾向，只是弱者的哀鸣和无奈，因而稍具良知的官僚士大夫对于这些结社不支持不鼓励，也不反对，听任其自由发展、自生自灭。
1896年3月，刘士端在单县城关火神庙摆擂台，邀集各地大刀会会众十多万人聚会四天。他们大多手持红缨枪，来来往往，将火神庙挤得水泄不通，喝酒唱戏，展示拳脚，以武会友。也有的会众故弄玄虚，捏言掐诀、念咒画符，手劈砖石，展示了不少硬功或软功。综合各方面分析，大刀会会众中确实有人拥有传统功夫，练有一身硬功，不畏棒击，不惧刀砍，以一敌十，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这些功夫说到底还是“假招子”，真的要与枪炮等热兵器抗争，肯定不行。
乡村居民或许知道此类 “假招子”，然而，动荡之际，凭借一己之力无法自保，他们除了抱团，还得学点防身本领，即便不能躲避真刀真枪，总能强身健体，有益无害。于是山东乡村居民争相学习，不惜钱财。这是贫弱愚昧个体在大动荡时代最无奈的选择。
刘士端为单县本地人，据说少年时代追随白莲教大师兄赵金环舞刀弄枪，主攻金钟罩，练出一身功夫，因而有资格开宗立派，创建大刀会，并逐渐上升为一个大头领，拥有曹县地盘。
与刘士端齐名的大刀会首领还有曹得礼。曹得礼出身于比较富庶的小康之家，有良田数十亩。像曹得礼这样的小康之家出身的人在大刀会、义和拳中并不算少，这些人之所以加入这股潮流，显然是动荡社会的产物，社会动荡使他们无法安享悠闲，无法置身度外，他们由此走上聚众练武、自卫身家这样的路。
刘士端、曹得礼等人有点像游走江湖的民间艺人，他们凭借自己的身手吸引乡村民众，并换得一些生活费用。当然，由于这批民间艺人常年游走江湖，在他们身上必然存在着浓厚的江湖义气。这种义气在升平时代固然有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而一旦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成为动荡的因素之一。 1896年的单县聚会就带有这种性质。
据山东巡抚李秉衡调查，此次活动中其愚者以为如此聚会可保卫身家，其黠者遂藉以逞其凶暴，再加上外来游匪从中煽惑，渐至聚众滋事，使刘士端、曹得礼等人的原初本意发生质变。有的老百姓不愿追随他们去练武，去集会，便受到一些会众无端攻击；有官军中兵丁偶尔触犯大刀会、义和拳的规矩，这些会众也鸠众攻击，没完没了。这多少已有点扰乱社会秩序的意思了。
民教冲突
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等基于近代科学背景，当然不会相信大刀会、金钟罩等真的能够刀枪不入，这些传教士和他们的信徒不断指责会众为妄诞，为愚昧。大刀会、金钟罩等就此与传教士特别是教民结下梁子，凡教堂，大刀会思尽烧毁；凡教民，思尽杀灭。尤有甚者，大刀会不时举行“飞行聚会”，数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在曹县、城武、单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考城、兰仪等鲁豫皖苏各省交界处不时闹事，焚教堂，伤教民。尽管每一次冲突都有具体原因，都含有某种正当性正义性，但这种行动本身渐渐引起官府重视，毕竟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社会秩序。
当民教冲突发生时，教会很多时候确实没有秉公处理，不论对错，不问曲直，每每袒护教民，纵容教民。于是教民中那些莠民或地痞无赖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恃作爪牙，欺诈百姓，成为教会庇护下的恶势力。但凡遇到民教冲突无法自我了断，就不得不控案官府。到了这时，传教士往往出于维护其教会名誉等因素，必为教民间说，蓄意偏袒，甚至还有一些传教士对乡村民众多方恫吓，保护教民。
至于地方官，由于此时发展第一，增长第一，招商引资第一，因而但凡涉及中外冲突，地方官的选择要么息事宁人，不论曲直，要么让中国百姓多担待点，尽量不得罪教会不招惹教民，以免因这些冲突引发中外交涉，开衅取戾。基于大环境，民教冲突往往迁就了结，曲直无法讨论，冤屈无法申诉，乡村居民被教民欺负了，也只能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而久之，民众心中的怨愤越积越深，对于官府的信赖也就越来越少，一旦遇到不平，不是再像过去那样向官府控告，反而按照自己的思路，依靠大刀会、义和拳这些民间结社自行了断，以私斗发泄心中不平。这就使原本以强身健体、保卫身家为主旨的民间结社性质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渐渐引起官方警惕。
对于民教冲突，山东巡抚李秉衡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教会在这些冲突中扮演了不那么光彩的角色，传教士不仅没有利用宗教的力量促进中西和解，反而使双方积怨越来越深。社会动荡，民怨沸腾，遂致一发不可收拾。
刘隄头庄大战官军
刘士端等人单县摆擂台不久，1896年6月，刘隄头庄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教冲突，遂使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结社成为舆论焦点，成为政治中心，并由此引发更多的故事。
刘隄头庄位于鲁豫皖苏交界处的砀山，属于最典型的“四不管地区”。这次大规模民教冲突起因于教民强行收割非教民的庄稼，因而激起民愤，激起众怒。当地大刀会迅速集结千余人，临近数县大刀会、拳会民众也前往声援，愤怒的民众先后焚毁二十多所教堂，属于典型的复仇。
在这次冲突中，大刀会首领庞三杰、牛金声、彭桂林、韩秉义、陈玉得、刘仲文等逐渐浮上台面，他们各自拥有人数不等的会众，具有大小不同的影响力。他们虽然来自鲁豫皖苏四省，但主要成员还是以山东人为主，主要活动范围就是鲁西南和四省交界处。
刘隄头庄周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民教冲突的范围也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大。清廷对此格外重视，迅即责成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加派精锐部队前往镇压，平息事态，恢复秩序。
谁也想不到的是，当刘坤一、李秉衡加派的精锐部队赶到的时候，大刀会、义和拳民众并没有望风而逃，而是拿起武器与官军展开了数十次激战。民众伤亡惨重，彭桂林、刘士端、曹得禮等首领相继被俘，庞三杰等率领残部数千人继续在各省交界处潜伏，寻机对付官军，寻机对教会进行报复。
咎由自取
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结社刘隄头庄大战官军使事情发生质的变化，严重影响了后续发展。
山东巡抚李秉衡在镇压大刀会、义和拳时，曾对民间结社给予关切，派员了解、调查这些组织的真相。当他了解到这些结社的诉求后也曾产生某种同情，因此在执行朝廷既定政策坚决镇压的同时，也尽量不扩大镇压范围，尽量对裹挟进来的一般民众给予更多同情，甚至期望这些结社有助于山东官府对外交涉，期待这些民间力量成为外交谈判的政治筹码。
一方面，李秉衡清楚看到这些结社的诉求，是为了对付那些不良教民的非法行为，因此当官府力量尚不足以根本制约教会及教民非法行为时，这些结社对于民间社会自治，对于乡村百姓相对安宁的生活，都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自发自治组织。一般说来，这样的自治组织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尤其是不会对官方政治统治构成多么大的危害。
另一方面，李秉衡也注意到这些民间秘密结社虽然受到白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的影响，其前身虽然具有反对清朝政治统治的性质，但到了刘士端、庞三杰这一代，民间秘密结社的性质大为改变，义和拳不仅不再是清朝政治统治的异己力量，反而是清政府在对外交涉时可以调动、可以利用的一种民间势力，是与列强进行交涉时的一种政治砝码。因为像李秉衡这个层面的官僚，既因为本地发展，需要外国资本在其辖区大规模投资，又因在与列强交涉中处于弱势，对外国人飞扬跋扈、指手画脚的霸道行为总是有些不情愿，有点反感，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一种民间力量去制衡外国人。
基于这种认识，包括李秉衡在内的山东几任巡抚对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进行镇压时就有点手下留情，远不如甲午战前清政府对待民间秘密结社那样严厉，那样残酷，那样毫无通融余地。比如李秉衡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就格外强调要区别“会与匪”、“首与从”的关系，对不同成员采取不同镇压、安抚政策。对于那些不愿屈从的“悍匪”，李秉衡进行残酷镇压；对于那些并无政治主见的一般“会匪”，则采取较为温和的处理措施。一般说来，对于大规模武装抗拒者严行剿办，对为首者予以严厉查拿，但对一般会众，则晓谕其解散，既往不咎；对那些能够与官府合作，但若能悔罪出会退出义和拳、大刀会的一般民众，李秉衡总是比较宽大准其自新。然而，让李秉衡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纵容、默许了义和拳、大刀会的壮大，是养虎为患，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