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义和团的起源有感（精选3篇）
读义和团的起源有感 篇1
读《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有感
班级：12土木4班学号：2012331220111姓名：邵旗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或贬称为“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洋灭清”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的大规模群众暴动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由于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较差。
长期以来，有关义和团运动起源的问题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以详细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尚武、民谣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周锡瑞从区域性的角度研究了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地区的经济状态，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主要是分析鲁西地区的情况：贫穷，商业化程度低，对自然灾害反应敏感，士绅阶层弱小，习武之风盛行。进一步地，作者又发现鲁西南与鲁西北地区之间的重要差别，并且从微观入手来揭示宏观，可谓以小见大。本书另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史料和对史料的分析。在研究山东士绅分布和山东义和拳发日期及县份等问题中，作者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了分析，他力图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用数据去表现，最大程度地发掘了史料的价值。通过这种科学地方法所得到的结论也更接近于事实。同时，作者也注意对史料的辨伪、考证以及对那些与具倾向性史料相矛盾的信息予以特别的关注。
义和团的故乡是山东，鲁西北的神拳，鲁西南的大刀会，山东人“好武、节俭和智慧”，但鲁西地区的环境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区，人口稠密，又特别易受天灾人祸，此地经济萧条，缺乏正统的儒士，秘密教会和武术团体容易普及。义和团本身就是建立在含混不清之上，杂糅了各种因素，秘密宗教、武术、巫术、戏曲文学中的神灵，刀枪不入起源于“金钟罩”的武术，后来演变成一念咒语，人人都刀枪不入；而另一种神仙附体，完全是一种催眠暗示，能对这种催眠暗示起作用也就是没有受过教育信仰朴素的年轻农民，附体的神仙很多，都是来源于戏剧小说中的人物《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个个武艺高强。大的时代背景，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人的完败）结束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其领土不可侵犯的神话。”列强随后便更加肆无忌惮地策划“瓜分中国”。外国武器可怕的摧毁力及远距离的杀伤力，这给曾经很勇敢的人们在心灵上带来了极度的恐惧，因此后来的义和团仪式中的“刀枪不入”和神灵附体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变得很有市场。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拥
有远高于地方官的世俗权力，每有教案发生，中国政府都迫于列强压力将有关官员撤换，因此天主教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中国政府无力对抗教民与其外国支持者无休止的要求，投靠教会的教民和外国传教士自然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痛恨的对象，政府管不了，他们就自发组织起来，大刀会或神拳，对抗教民，争端不断。
冲突加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1900年春那场蔓延整个华北平原的持久而严重的旱灾，其次政府摇摆不定的举措，也是推动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而外国人在天津大沽口炫耀着海军的举动，只是加强了清廷内赞同义和团这一派的力量，但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他们共同认同的一点是，义和团几乎得到农村的普遍支持，及民心所向，儒家的古训，民众的支持是维持社稷之本。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清王朝此时已经是内外交迫，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朝廷中确实有一些人意识到处理不当这次拳民危机，可能会促使义和团同那些具有明显反清倾向的分子结成联盟，这是满清贵族所不愿看到的了。
周锡瑞这本书讲义和团运动起源，很全面，很客观。在他看来，1990年那一年的燎原大火之所以燃烧的那么迅速，其实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然后在这一特定环境中爆发，但是在此之前，义和团的酝酿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结，我们尊崇儒家，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史，当外国侵略者企图把他们的文化强加给我们时，企图侵略我们时，义和团便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因而反帝运动才会越来越声势浩大，义和团才越来越深入民心。
今天看来，义和团当然有很多愚昧落后的地方，他们有迷信色彩，也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不能因为这些就否认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打击了西方国家的侵华野心。在我看来，甚至可以这么说，是义和团运动让中国免遭列强划分。
义和团运动给中国直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另一个更根本的影响是，义和团运动使中国士绅特别害怕普通老百姓卷入国家政治事务。
义和团运动虽然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运动的影响却从未散去。今天，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重新研究当时的事件，用我们现代人文眼光去看待那一段历史，还原一个真正的义和团运动。
读义和团的起源有感 篇2
保罗·维恩认为, 事件本身与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观察不会完全一致, 是历史学家发掘和梳理了他要叙述的事件的有关证据和文献。
笔者注意到了柯文和保罗的言语里包含的动词:“理解”、“解释”、“解读”、“塑造”、“整理”、“提取”、“创造”、“观察”、“发掘”、“梳理”。每个词语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然而带着这种抹也抹不去的主观感情去记录历史, 到底有几分可以照搬过往?
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真实和完整地重现过去发生之事呢, 还是舍弃一些确实存在的史实并增添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历史呢?在这一点上笔者的意见与作者不谋而合, 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不论历史学家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 (能够选择的史料是曾经撰写史料的人经过选择形成的, 实际选择的史料是历史学家对于已经被选择过的史料进行再选择。就算是最初写下史料的人, 也不能完全真实的记录“经历”, 这时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已经成为事件, 时隔这么多年, 现如今的历史学家没有当时的社会背景, 紧靠留存下来的并不完全真实的史料去重现历史, 可以说是真实的吗?) 的史料多么接近真实, 他们最终写出来的史书在某些方面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即使用自己的职业道德约束自己, 也已经无法避免。选择, 伴随着“经历”演变为“事件”的每一步, 也许没有明显的功利心, 却也摆脱不了潜意识里的好恶, 看到想看到的, 忘记不想记得的, 记下了想记下的、想为世人所见的, 丢弃了不愿见诸天日的经历。所以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照搬真实, 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无限接近。其次, 历史学家知道事情的结果, 对整个事件有全方位的了解, 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解释义和团运动本身, 而且是要解释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程的联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 那么那些“经历”不就是一堆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资料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形成一个严丝合缝的线索, 不排除历史学家“事件化”甚至“神话化”历史的可能。
再说经历者, 他们眼中的历史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历史。他们虽然亲力亲为, 可他们也有选择。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撇开人, 自然会有真实的经历, 但凡有人进入, 就算让他们亲笔写下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版本, 甚至相悖。所以如果将人剔除, 自然有真实的历史, 可是历史脱离了人, 又怎样站住脚, 然而在人的眼中, 并不存在真正的真实。
笔者自觉有些偏激, 不承认有真实的历史存在, 便力图从作者那里寻求一些帮助, 却多少寻得了些:重塑历史、直接经历和神话化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虽然专业历史学家花费大量时间与神话化的过去进行斗争, 或者以直接经历者不知道的方式使过去之事变得清楚易懂并富有意义,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 经历和神话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我们也许该称之为一种主观的真实。主观的真实, 毕竟不是真正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真实。
即便笔者开始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几千年前的过往, 看一秒钟前的记忆, 但笔者还是愿意去接触历史, 不管是作为经历, 事件还是神话。世上难得有什么完美, 历史也是。至少, 我们还能够触碰真实。
摘要：也许会有一种演绎与想象, 恰巧最为接近真实。到底哪一个版本的历史才最接近真实?历史书上关于义和团的这段历史, 曾经是否真的作为经历发生过?而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作为事件的“历史”还是作为“神话”的历史?经历、事件、神话是泾渭分明的吗?许多人认为它们三者各行其道, 而笔者却模糊地看到密密麻麻的细线缠绕在它们之间, 也许那细线便是无法摒弃的人情。
读义和团的起源有感 篇3
——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感
在写这篇读后感时经历了很大的心理挣扎。因为看到的方面很多，竟然不知道该从何入手了。从原始社会混乱的家庭关系，再到逐渐有规律的氏族，最后到国家，这一采取强制手段管制社会的工具的出现。国家怎样靠部分的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的设置新机关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完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从血缘家庭到普那路亚家庭，再到对偶制家庭，最后到专偶制家庭，逐渐的稳定关系。这种关系的变化不仅使我想起了数学当中函数的变化，多对多，一对多，多对一，一对一。人们似乎一直在追求一种平衡，可惜这种平衡就像化学反应一样，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要付出代价，但同时新的平衡也并不稳定，至少还会有更加稳定的平衡可以被建立。如此一来，似乎永无止境。人类在这种循环中乐此不疲，似乎这是人类的文明在进步，人类在不断发展的标志。可现在的我们，真的在脱离了野蛮时代之后，进入了一个文明时代吗？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呢？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不禁想到了一幅图。蛇头咬着蛇尾，围成一个圆圈。开始便是结束，结局亦是开端。也许我们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时代，但谁又能够保证这个文明时代的结局不是再度进入野蛮时代呢？也许，恰恰因为我们高度的文明，使得科技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最终带给我们《生化危机》中的毁灭。我们会为我们的文明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们会像恐龙一样在地球上绝迹，然后地球上会萌发起另一个野蛮物种，他们会逐渐进化，又会再一次产生发展，进化，文明，制度也会完美。那我们的存在，究竟又证明了什么呢？
追寻恩格斯一路的探索，我发现人类从古到今一直都在试图寻找一种绝对稳定的平衡，一种适合人生活的状态，可以让人类不愧为万灵之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有规律的，无论是道德上还是个人保护上都可以完备。在这一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我们发明了许多东西，并且沿用至今。每一种制度的产生都对应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地动态变化之中，就像国家只是一个历史概念一样，它只是某一阶段的特殊产物。国家以前的氏族到现在为止已经被消灭了。
西方的律法是很发达并且详尽的，这也许要归功于以色列人的悖逆，使上帝不得不赐下十条律法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是他们不至于犯罪。古罗马的十二铜表
法，是现代法律的基础。这一逐渐发展的过程使人们由野蛮的，可以任意妄为的阶段过渡到了被约束的阶段。所以人们要寻找一种可以执行约束任务的机构。为了公平，最早的氏族也会懂得采取多人进行选举，投票等的方式来确定出最高裁决机构的成员。不得不承认，人类是聪明的，尽管这种方法并没有完美到绝对公平，但相对而言，只求在可行范围内最公平便是最好的准则到如今也很受用。说没有绝对的公平是对的，因为那正如物理学中没有绝对的静止一样，任何的静止都是相对的运动。只不过所选的参照物不同而已。
经济基础的变化是私有制、家庭、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奴隶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专偶制取代群婚制、国家取代部落是历史的进步和历史的必然。私有制的存在是男女不平等甚至一切压迫剥削制度存在的根源。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将会使国家消失，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这样，就导致了女权制推翻的必然性。
恩格斯认为这个转变是非常关键的，资本主义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和家务生产，或者说，付工资性的生产和不付工资性的生产、有交换价值的生产和仅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这后一种生产虽然不像“普通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自由交换，但它是有用的、必需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生产中，它为创造利润、资本积累起着本质的功能。然而，在以货币决定价值的社会里，由于这种劳动只表现于“家内”，无法成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其结果，它只能使生产者的价值“暗藏”，以致使生产者的身份低下。“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丈夫凭借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恩格斯称“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男性统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财产的事实。妇女压迫将伴随私有制的解体而终止。因此，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
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因为在前阶级社会，家务劳动有一种“公共的性质”，而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后，“家务的料理„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最终，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与阶级消灭是同一过程。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阶级的消灭是国家消亡的前提，而且阶级消灭必然使国家消亡。恩格斯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一个生产发展的阶段，阶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阶级的存在成为多余。国家伴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伴随它的灭亡而灭亡。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得到极大丰富，阶级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物质前提而成为生产发展的直接障碍。随着阶级被消灭，国家也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