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共11篇）

陈独秀 篇1

参观陈独秀旧居

今天是七月一日——建党节，我和妈妈一起去参观陈独秀旧居。

我们一行十几人乘车来到了石墙院，在大门上我看到刻有“陈独秀的旧居”。我们先看了陈独秀用过的桌子、椅子、柜子、床、还有他的书房。然后，我们参观了陈独秀的资料室。从这里，我知道了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五四中队的总司令，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他的一生为开启民众心智沥尽心血；为社会运动历经坎坷；坚持爱国信念；追求真理。陈独秀说：“公理没有强权，等于无力的废物；强权没有公理，终于崩溃！”回家的路上，我想：我一定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

陈独秀 篇2

关键词：陈独秀,苏俄,民主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中国托派的核心人物, 最后又跳出各个派别, 只代表自己发表言论, 这些身份, 可以使陈独秀从不同的视角打量苏俄, 看出不同的面相。研究陈独秀眼中苏俄形象的变幻, 不但可以加深对陈独秀思想的研究, 而且也可以管窥当时不同群体的内心世界。

一、批判沙俄的侵略

陈独秀这一观点是在五四运动之前。义和团运动期间,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 俄国势力延伸到东三省, 1903 年时还不想撤出, 全国发起了拒俄运动, 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发表了对俄国的看法, 当年陈独秀24 岁。在安徽爱国会演说中, 陈独秀从政权、商权、矿权、路权等方面批判了沙俄干涉中国的野心, 同时又为中国人的普遍麻木而痛心。在此阶段, 俄国在陈独秀的眼中是侵略者。

二、苏俄是进步的象征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失败, 苏俄在陈独秀心中是另外一番情景。20 世纪初中国国力孱弱, 自然希望强国能够主持正义, 帮助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中国官民普天同庆, 以为公理战胜了强权, 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抱了很大的希望。然而传来的却是巴黎和会的坏消息, 痛苦的陈独秀对西方的好感尽失, 再也不相信公理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陈独秀得知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 并在自己主办《新青年》上发表, 宣言中苏俄明白表示废除从前与中国签订的协议, 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陈独秀顿生好感, 再加上苏俄是贫苦工人的国家, 这所有的一切促成了陈独秀的心亲近苏俄, 远离欧美。

在陈独秀心目中, 如今的苏俄与以前的沙俄判若天地, 他已经不是帝国主义了“, 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1]424, 不但如此, 苏俄在陈独秀眼中简直就是圣地, 认为他会援助被压迫民族, 而且陈独秀还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在理论上, 援助被压迫民族, 是苏俄立国的信条, 他若不以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 便是言行不符……在实际事例上, 苏俄实行其立国信条, 援助了土耳其的民族运动, 援助了波斯的民族运动, 援助了阿富汗的民族运动, 而且都是无条件的同情援助。”[1]

三、批评斯大林, 赞同托洛茨基

陈独秀持这种观点的时间是从大革命失败到脱离托派。陈独秀此时已经不再单纯地认为苏俄从属于国际, 此时他把国际与斯大林连在了一起“, 我自从一九二0 年 (民国九年) 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 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政策, 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可耻的悲惨失败。”[2]85陈独秀对斯大林、第三国际的批判主要是两个方面: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

在中国近现代史书上, 陈独秀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 但吊诡的是大革命失败后, 陈独秀批机会主义特别卖力。陈独秀认为1927 年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机会主义, 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 但斯大林为了权力斗争, 把大革命失败说成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犯了机会主义, 而斯大林共产国际是正确的, 这就是陈独秀与斯大林分道扬镳的原因。陈独秀认为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存在幻想, 放弃自己的原则, 进行了党内合作, 并回顾了共产国际是如何不顾中国同志的意见一意推行的, 在提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 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常委:李守长、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 都一致反对此提议”[2]87。在国民党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的时候, 自己提出退出国民党但国际不同意“, 我个人曾几次提议准备退出国民党, 独立领导革命, 都为中央多数同志及国际所阻止”[2]68。当冲突不可避免时, 又主张共产党退让, 如上海起义后, 面对蒋介石的压力, 国际电令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

陈独秀认为由于国际的机会主义, 导致大革命失败, 紧接着国际又走上了盲动主义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 陈独秀认为革命进入了低谷, 共产党应该积蓄力量, 以待下一次革命的高潮, 而中共当时的领导人, 不现实地分析中国当时的形势, 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 大规模发动暴动, 使中国革命遭到更大的损失。陈独秀认为这种不顾敌我情况, 只靠主观激情的革命就是盲动主义。

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根源, 就是斯大林领导的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但还要操纵中国革命。在批判斯大林这一点上,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有了共同点, 特别是陈独秀了解到托洛茨基先于自己诊断到斯大林中国政策的错误, “托洛茨基同志, 在去年十月所作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之中国问题》中说:‘中国革命的领导路线, 有机会主义的公开妥协形势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 , 于一九二七年年底, 突然转变到冒险主义方面……’”[2]83陈独秀感觉找到了知己, 心与托洛茨基在一起了。

四、苏俄是邪恶的象征

大革命失败后, 苏俄在陈独秀心中的地位越降越低, 到抗日战争时期, 陈独秀已经将苏俄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同等看待了“, 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 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处的利益, 这是英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革命, 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 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 这是苏联的国策”[2]461。不但如此, 陈独秀更是把苏联与二战时期两个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归入了同一类“, 第一个是莫斯科, 第二个是柏林, 第三个是罗马, 这三个反动堡垒, 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2]556不但陈独秀把这三个国家并列在一起, 而且认为苏俄比这两个法西斯国家更可恶“, 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 故可为同一类”[2]557。

在对斯大林领导的苏俄、第二国际进行批判的时候, 陈独秀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也越来越相左。大革命时期,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都认为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是错误的, 但是抗日战争时期, 托洛茨基及中国的托派都认为这次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同一性质的战争, 那时候列宁主张本国工人应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 结果导致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鉴于十月革命的经验, 托派主张在此次战争中欧美及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 从而使本国政府倒台, 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对于这一点陈独秀不敢苟同, 陈独秀认为, 应该区分不同性质的国家, 在被压迫国家, 工人应该支持本国政府, 在压迫国家, 则应该反对“, 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 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全世界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 (战时两方面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 自然都包含在内) , 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2]510。当然, 对于不分青红皂白支持本国政府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和佐野学, 陈独秀提出来批评, 认为他们都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立场。

五、陈独秀认为苏俄变坏的原因

早期陈独秀还认为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还主要是政策错误, 比如说对于大革命的指导, 只要采用托洛茨基的观点就行了, 但到了30 年代末40 年代初, 陈独秀已经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个人背后的制度因素“, 苏联二十年的经验, 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 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 得到教训, 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 将永远没有觉悟, 一个史大林倒了, 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 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 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2]555。陈独秀认为苏俄制度的缺陷就是, 秘密警察法外逮捕人, 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 人民没有各项自由。对于关心工人阶级贫苦民众的陈独秀来说, 如果承认社会主义与专制等同, 那将是痛苦的, 陈独秀的做法是将苏联分为前后期, 前期是好的, 后期是坏的, 从而保存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前期的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 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俄领导者, 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 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了!”[2]607陈独秀是矛盾的, 舍弃了后期的苏联, 保住了前期理想的苏联, 但不免又心生怀疑, 他再次审视起了列宁“, 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 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 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 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 思想、出版、罢工、选举等自由等”[2]。专制的种子在苏俄初期已经埋下了, 这里陈独秀无意识中说出了落后国家进行民主建设的无奈, 民主本该是下层大众事情, 却要上者来赋予, 如果没有下层的觉醒、主动, 是否还会回归陈独秀所厌恶的圣人政治、保育政治, 又回到专制?陈独秀理想的社会是既要社会主义, 又要民主。

参考文献

[1]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2]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3]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陈独秀在安庆 篇3

陈独秀最后一次离别家乡是1913年，1942年在四川江津去世，1947年灵柩运回安庆安葬。一位在历史上有着不平凡章节的老人终于叶落归根，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世人对他的评说不一，但到墓园来瞻仰的人却越来越多。

早年在家乡的足迹

陈独秀祖籍怀宁渌水乡陈家剖屋（今安庆市郊区白泽湖乡），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廿四）出生于安庆城北门内后营。他的谱名为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他一生用过很多笔名，而取自家乡怀宁县独秀山的笔名“独秀”，则是他最为钟情，用得最多，也影响最大的笔名。以致他后来干脆以“独秀”取代“乾生”，成为其官名。他一生命运多舛，2岁丧父，6岁起由祖父教读。10岁祖父又去世，便跟着其兄长孟吉读书。但他对八股文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偏爱读《文选》等“杂书”。他生性聪慧顽皮，17岁（1896年）参加院试，就恶作剧地以鸟兽草木名中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冷僻的古文胡乱凑成一篇“皇皇大文”，不想竟蒙住了不学无术的大宗师，最终被名列榜首，成为一名青年秀才。乡中士绅刮目相看，他自己却是哭笑不得，从此更加鄙薄科举。这一年，陈独秀被过继给叔父陈昔凡（衍庶）为嗣子。又由母亲和叔父做主，与比自己大3岁的高晓岚订婚。高晓岚的父亲高登科曾任安庆副将，有军功，被清廷赏赐黄马褂，享有世爵。她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饱受封建礼教的浸润，思想保守，与充满叛逆精神的陈独秀形成鲜明的反差。陈独秀无奈于父母之命，但感情上终难契合。

1897年，是陈独秀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年夏天，他第一次离开安庆，随其兄长到江宁（今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这次出门，考试虽没有结果，却使他更加认清了科举制度的弊病，并得以从《时务报》上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深感“意外有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秋天，他受命与高晓岚完婚，开始了他戏剧性的家庭生活。冬天，又刊印了他撰写的第一篇著作《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廷进言，期望注重长江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防御内乱外患。由于他与安庆的维新人士交往密切，被乡里看成是“康党”。

1898年，陈独秀到杭州求是学堂学习造船业，因言谈激进被追究。恰好其嗣父要去东北，他便与兄长一道随同前往。在东北，他被列强侵略中国的现实所震撼。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沙俄乘机侵占东北，更激起他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为寻求救国的道路，他决定出国“查看一番”。1899年陈独秀母亲去世，这使他无所牵挂。在回安庆吊唁省亲后，陈独秀便进入日本东京学校学习。在日本，他参加了留日爱国学生组织励志社，对组织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

1902年春，陈独秀由日本回到安庆，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传播新思想，鼓吹反清革命，被清政府密令缉捕，不得不再返日本。这使他对改良派深感绝望，于是他改学军事，并参加了主张革命的中国青年会。次年4月，陈独秀再次回到安庆，与潘赞化等在藏书楼举行拒俄演说，发起组织安徽爱国会，并被公推起草章程。按照陈独秀的设想，安徽爱国会将“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清两江总督得知后，命令安徽巡抚将陈独秀等人缉拿归案。陈独秀被迫出走上海。在上海令陈独秀没想到的是，他在安庆的所作所为竟通过《苏报》而广为人知。联想到当年读《时务报》的收获，使他对报纸的作用有了更深的感受。在受好友章士钊的邀请后，他便毫不犹豫地参与到《国民日日报》的编辑之中，拿起笔，作刀枪，宣传爱国，鼓吹革命。

《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后，陈独秀决心自己办一份报纸。1904年初，他再度回到安庆，与房秩五、吴守一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对于为什么办这份报纸，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说得很明白，就是一好将“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二要将“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半年后，报社迁往芜湖。不久被勒令停刊。在芜湖，陈独秀组织了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自任会长，并在安庆成立分会。他往来于芜湖、安庆之间，经常到安庆尚志学堂演讲。1906年春，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被安徽巡抚恩铭获悉，他被迫再赴日本。

1910年，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结婚。高君曼为陈独秀夫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早年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新颖，与陈独秀一直十分投缘，两人由友谊发展为爱情。陈独秀的族人认为有辱门庭，一直竭力反对，始终对高君曼不予承认。

辛亥革命，安徽独立。1911年12月，陈独秀应孙毓筠邀请，回安庆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由于高君曼不能回家，陈独秀只得与其在安庆宣家花园另租一屋居住。他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主张提高人民生活，摒弃旧官僚及其“经验”，并废除一切违背或阻碍革命的事体。因他的许多激进措施得不到孙毓筠的支持，仅干了4个月，便辞去秘书长职务，到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校长。没有陈独秀的支持，孙毓筠更无法维持，只得托病辞职，由柏文蔚接任都督。陈独秀再次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替柏文蔚策划一切施政方针。

1913年6月，袁世凯罢免柏文蔚，任孙多森为皖督。陈独秀鄙视孙氏，更不满旧制复辟，再次提出辞职。7月，他和高君曼随柏文蔚迁南京。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后，陈独秀又与柏文蔚一起返回安庆，协助制定安徽讨袁大计，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可惜的是安徽讨袁军很快失败。军阀倪嗣冲一进安庆，便抄了陈独秀的家，并发通告缉拿陈独秀。陈独秀只得潜往上海。自此之后，陈独秀一直身居他乡，再也没有回过安庆。

但陈独秀一直关注着安庆。1920年8月，他与旅沪皖籍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皖事改进会，支持安徽人民反军阀斗争，并派蔡晓舟来安庆筹建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又委派柯庆施来安庆，建立中共安庆支部。1925年，又派薛卓汉等人来安庆帮助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

坟墓几经迁葬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于贫病交加中在四川江津县鹤山坪默默去世，陪伴他的只有他的第三位妻子潘兰珍。潘兰珍原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在上海与陈独秀同住一层楼。她本不知道陈独秀的身份，只是因为同情才与比她大30岁的陈独秀生活在一起。她为人善良，平常很少言语。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她才从报上了解到陈独秀的情况。她不仅没有退缩，反而立即赶往南京，照顾在狱中的陈独秀。此后便一直相随，成为陈独秀晚年离不了的亲人。在安徽同乡和江津名士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全力赞助下，潘兰珍将陈独秀临时葬于大西门外鼎山之麓康庄，由挚友葛温仲之子葛康俞书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

陈独秀忘记不了的还是安庆。遵照他的遗愿，1947年，由其三子陈松年将其灵柩从江津运回安庆，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于安庆城郊十里铺叶家冲。由于碑文用的是“先考陈乾生”之名，而很少有人知道“乾生”即为“独秀”，因此“文革”中得以避免被“掘墓鞭尸”。直到“文革”后，家人才敢再去扫墓。只见松杉丛林，墓已难辨。幸有一位当年曾亲自参加抬棺入葬的农民指导确认，才找到坟墓。1979年陈独秀诞辰100周年，由安庆市政府补助经费，陈松年得以为陈独秀重立新碑。碑文为“先父陈仲甫、先母高氏之墓”，落款为“子乔年、延年、松年、鹤年立”。碑高一米。

1981年，陈独秀的外孙就陈独秀的问题给中央写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仅就陵墓的问题批示说：“遵照邓小平同志另一信件上的批示精神，我们意见，位于安庆十里铺公社的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立一石碑，加以保护。”据此，安庆市政府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义，拨款重修陈独秀墓。1983年新墓建成，墓台占地12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四周有护栏，墓冢高1.5米，直径3米，墓冢没有封顶，前立“陈独秀之墓”碑，由安徽书画院张建中先生书。墓台前有30米长青石铺的墓道。

陈独秀名言名句摘抄 篇4

1、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2、西方人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故以小人始，以君子终;中国人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故全都以君子始，以小人终!

3、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4、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而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

5、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

6、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7、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学则殆。

党史人物--陈独秀先进事迹 篇5

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过去有的书中说这是由于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荒谬可笑，等于说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精英们都是幼稚到贤愚不辨的人。尽管陈独秀后来有严重错误，当初却是党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师，最高领导之职非他莫属。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则退，党内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喻示着一个崭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大文豪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陈独秀和《新青年》，鲁迅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据毛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翌年休刊。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延年、乔年稍长成，被陈独秀接到上海，却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谋生，面黄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落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此后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费。兄弟二人在父亲的熏陶与严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中共旅法组织。回国后兄弟二人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党的第一代普遍称颂陈延年，他工作极刻苦，顾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与人力车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老头子”右倾。1927年6月和翌年2月，延年、乔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义，为父终生伤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陈独秀 篇6

——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上的讲演

(1940年4月22日)

[中国] 陈独秀

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根据运动。何以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无论是赞美、反对或不满足，都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呢?他们所以感想不同的缘故，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学生，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呵!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然而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大而得结果小，才是好现象。此时学生牺牲的精神，若不如去年，而希望效果，却还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现象了。以上这两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诸君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不但特殊势力和代议员不是好东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赖。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赖，就是学界的份子好朋友，都不可依赖。最后只有自己可靠，只好依赖自己！导读

“五四”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原因是“五四”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含义，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反对传统道德、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第二，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文学革命；第三，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腐败政治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这决定了“五四精神”，注定不可能进行单一视角的归纳。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崇尚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价值，以进化论眼光肯定现代化，否定传统道德与价值观；而五四政治运动中，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与五四启蒙理想在对待西方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上相互冲突。可以说，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阐释目的，就“五四”的某一方面含义进行强调。

陈独秀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他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反对旧道德，张扬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动者与重要角色；他又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倡导者，与胡适等人一起，倡导白话文学；在1919年以学生游行为导火线的五四政治运动中，他亲自上街散发传单，并因此被捕。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原先包括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在内的五四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离：陈独秀、李大钊投身政治，胡适退回书斋搞学问，鲁迅则“荷戟独彷徨”。他们任何一位来阐释五四精神，都会是不同。作为“五

陈独秀与安庆藏书楼关系考 篇7

安庆藏书楼, 原址在安庆市孝肃路拐角头 (现安庆电视台) , 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76年。当时, 安徽布政使孙衣言对省垣———安庆敬敷书院大加修建, “倡捐经史子集书籍数百种藏之院内, 以供住院诸生诵习之用”, 这便是安庆藏书楼的前身。1901年, 清廷下诏改全国书院为学堂, 省为大学堂, 府厅直隶州为中学堂, 县为小学堂, 敬敷书院亦被废止。为保存该书院藏书, 安徽官绅于次年在其原址设立藏书楼, 安庆藏书楼即由此而来。

陈独秀原名庆同, 字仲甫, 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 (今属安庆市) 。陈独秀天生聪慧, 17岁即考中秀才。1901年11月, 怀着一腔报国热血, 他与当时很多爱国青年一道, 东渡日本, 学习富国强兵之道。到达东京后, 陈独秀进入东京专门学校 (早稻田大学前身) 学习。

第二年三月, 陈独秀由日本回到安庆。此时, 中国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 又受到八国联军的侵略, 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 实行可耻的卖国投降政策。一时间, 国势危急, 中华民族几近沦为异族的奴隶。

思想激进、满怀报国壮志的陈独秀, 看到了通过宣传鼓吹“以启民智”的重要性, 他同安庆主张维新的士绅及世族子弟何春台、葛温仲、张伯寅、房秩五等人, 于成立不久的安庆藏书楼附设书报室, 陈列其从东京、上海带回的《时务报》等时政报刊, 供人阅览, 冀以开通民智, 传播革命思想。

与此同时, 陈独秀在跟潘赞化等人商量后, 又在张伯寅家里组织成立了青年励志学社。“青年励志社”成立后, 陈独秀等人便开始于藏书楼组织进行每周集会演说, 交流思想, 讨论国事, 鼓吹变革图新思想。陈独秀还准备于藏书楼创办《爱国新报》, “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 及对外国争强之道, 依时立论, 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只因后来受到清政府镇压才作罢。

“青年励志社”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逐渐引起了清廷的注意。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视革命思想的传播为“洪水猛兽”, 更视陈独秀等传播新思想的青年志士为眼中钉、肉中刺, 必欲拔之而后快。在其授意下, 安徽地方当局开始密谋逮捕陈独秀、潘赞化等人。

两江总督端方在收到安庆知府桂英有关“青年励志社”的呈文后, 即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皖省之‘励志学社’……实为排满, 且密布党羽, 希图大举, 务将何春台、陈仲甫等一体缉获, 无任逃遁。”在韩大武接端方电令逮捕陈独秀等人之前, 幸得韩之文案吴汝澄也是学社社员。他看到端方电文后, 便立即赶到房秩五家, 将电令内容告知房, 房秩五听后大吃一惊, 念及陈独秀等人安危, 他们立即通知其连夜转移。次日清晨, 吴汝澄才将端方来电呈送韩大武, 待韩派出侦骑搜捕时, 陈独秀等早已离开安庆, 再次东渡日本进行政治避难。

就这样, 陈独秀等人举办的藏书楼演说虽然在反动清政府的镇压下只是昙花一现, 但却在安庆乃至安徽全省各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响应, 撞击了无数安徽热血青年的心房, 在安徽播下了反帝反封的火种。后人曾称赞说:“清朝末叶, 安徽的革命运动, 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 这确是当之无愧的。陈独秀也由此与安庆藏书楼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1903年4月底, 陈独秀从东京回到上海。看到当时上海爱国志士奋勇争先以唤醒沉睡的国人来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 拯救中国, 他深受鼓舞。挂念着家乡安徽的拒俄斗争形势, 他迅即与潘赞化等人赶回安庆。到安庆后, 陈独秀看到以省会安庆为中心, 安徽各地的反俄运动也颇为高涨, 遂倍感欣慰。于是, 心系家乡的他便时刻关注着安徽反俄斗争形势的发展, 经常约潘赞化等革命志士商讨进一步的行动。

一天, 卫国桢、潘赞化、房秩五等进步青年应邀来到陈独秀家。陈独秀对他们说:“现在大家爱国情绪十分高涨, 我有一个想法, 写一个‘知启’, 在藏书楼开一个演讲大会。你们看怎么样?”卫国桢、潘赞化等听后均说好, 于是由陈独秀挥笔, 一个极富感染力的“知启”片刻诞生, 而后众人便将其分别张贴于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城学堂、怀宁学堂门前及街头。

1903年5月17日这一天, 大雨倾盆, 行人稀少。24岁的陈独秀撑着一把红油纸伞, 由南水关姚家口匆匆插向孝肃路拐角头的藏书楼。南水关离藏书楼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 陈独秀到达时, 只见藏书楼楼里楼外都是喧闹的青年学生。当时, 因“书楼甚窄”, 参加大会的学生“多立门外而听”, 一些人穿着淋湿的衣服, 焦急地向前台张望着。

待大家稍微安静下来后, 陈独秀便开始登台演讲。他先讲他在东北耳闻目睹俄国士兵欺压华人的暴行, 然后逐条揭露俄国提出的七项要求:“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 均归俄人之手, 则东三省已非我有”。为此, 陈独秀大声疾呼:“我政府若允此约, 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 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 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在演说中, 陈独秀还批评了那些“只保身家, 不问国事”的人, 他诚挚地向到会的人们请求:“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 再委弃不顾, 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 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陈独秀的拳拳爱国之心, 由此可见一斑。

陈独秀的演说词情慷慨, 爱国之心殷切, 反帝意志坚决, 室内外掌声雷动, 淹没了室外的倾盆大雨声。接着, “各学堂魁杰”王国桢、柏文蔚、潘赞化等20余人相继登台演说。精彩的演说使得会场里高潮迭起, 群情激昂。待众人演说完毕, 陈独秀又“趁热打铁”, 仿效上海爱国书社, 倡议成立爱国学社, 创办《爱国新报》。

三

台下300余青年学生均来自于安徽高等学堂、安徽武备学堂以及桐城中学堂、凤鸣中学堂等新式学堂, 他们本身就是安徽的青年精英, 平常满腔爱国激情, 此刻有领袖人物鼓动, 更加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因此, 陈独秀提议刚罢, 台下便欢呼一片, “立经全体赞成”, 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立时起草 (社章) 向众宣布”。大会还决议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

随后, 陈独秀即出示了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 当场有126人签名入社。爱国学社还决定每周于藏书楼演讲一次, “如办有基础, 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 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 创立一国民同盟会, 庶南方可望独立, 不受异族之侵凌”。很显然, 陈独秀创办爱国学社的目的, 就是要推翻腐朽反动的清王朝。

藏书楼拒俄演说会是安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 其规模及声势都大大超过了1902年在藏书楼的演说, 在安庆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响应。陈独秀的演说深深印入各学堂爱国学生的“脑筋”, 他们情绪激昂, “勃发忠义, 奔走告语……数日之中, 纷纷告假, 多有不上课者”。学生三五成群, 纷纷谈论藏书楼的演说, 谈论陈独秀, 甚至公开联合要求巡抚“电阻俄约”, 并请学堂开设体操课, 教授杀敌本领, 奔赴前线参加抗俄。上海各报纸不仅有详细报道, 还披露了陈独秀、王国桢、柏文蔚、潘赞化、葛光廷等人的演说词。一时间, 古城安庆为全国民众所瞩目, 小小的藏书楼竟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

由于拒俄爱国运动声势浩大, 遂引起清廷惶恐不安。遵照清廷密谕, 就在藏书楼拒俄演说的第二天, 安庆知府桂英即亲往藏书楼查禁, 不许学生“干预国事, 蛊惑人心”, 封闭藏书楼, 并出布告警告学生不得“妄动”。

面对藏书楼的查封和安庆知府的布告, 生性倔强、不畏艰险的陈独秀, 则继续举行演说, “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最多。参加演说会的人, 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陈独秀等人的进步活动使得腐朽反动的清政府心惊肉跳, 陈独秀遂被安徽巡抚聂缉椝指名通缉, 无奈之下避往上海。至此, 安庆的拒俄爱国运动被镇压。

藏书楼拒俄演说会被查禁镇压、清政府对爱国青年的驱迫, 使得一大批从单纯爱国心出发而投入拒俄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面教育。他们纷纷醒悟, 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奴仆, 因而拒俄就必须排满, 爱国就必须革命。这正如陈独秀在演说时所讲的, “那种平日口谈忠孝, 斥人为叛逆, 一遇国难, 则置之不问, ……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 是为国贼, 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 国终必亡。”按照陈独秀的意思, 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 二者必须同时进行, 中国才能得救, 这也是陈独秀由信奉康梁改良派向反帝反封建革命战士转变的重要标志。

而陈独秀播下的革命种子, 也在故乡安庆大地上发育、成长, 安徽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地高涨起来。十多年后, 便由陈独秀与一批安徽籍人物首先发难, 掀起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往后他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并出任党的一至五任中央总书记, 参加了波澜壮阔的国民大革命,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安庆藏书楼在被查封之后, 便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承受着岁月的磨蚀。而如今, 这昔日声名显赫的藏书楼, 已再也找寻不到一丝痕迹, 在其原址上, 矗立起了雄伟的安庆广播电视大厦。藏书楼及陈独秀等传奇人物虽已不再, 但其留下的这段传奇往事, 却永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朱文华.陈独秀评传[M].青岛出版社, 2005.

[2]吴晓.陈独秀传奇[M].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3]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4]杨飞.陈独秀与房秩五同乡情深[J].党史纵横, 2009 (4) .

陈独秀研究状况简述 篇8

关键词：陈独秀；整体研究；文学观念研究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1879年10月9日生于怀宁县城北门后营一个小户人家，1896年18岁时考中秀才，1914年7月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2月1日发表《文学革命论》，1921年7月23日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病逝。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可以称他是一位很“复杂”的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总司令；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学术领域的逐渐开放与俄罗斯公布了前苏联共产党历史档案，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开出版了多卷本《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为人们了解陈独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之对陈独秀的思想及活动研究在近10年也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工作更加活跃，思路更加创新，其中以2002年5月和2004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陈独秀研究学术讨论会为契机，从以前对陈独秀的不公为主题的研究，转向了在20世纪中国文化大背景下着重研究陈独秀的学术、思想与文化。

一、陈独秀研究的整体状况

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的林茂生教授，开有一门“陈独秀批判”的课，较早地进行对陈独秀的研究。成果突出的是沈寂，发表有两篇论文，一篇为《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于1959年由《安徽史学通讯》出版，其中述及清末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另一篇《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于1979年发表于《历史研究》。访谈类的研究成果有两篇，一篇是《再访陈松年》，发表于《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另外一篇访谈是中国科技大学刘禄开、李永堂记录整理的《回忆父亲陈独秀》，发表于《党史资料》（1980年1期）。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可以说是陈独秀研究的春天。这一历史时期内相继出版了许多文献著述：《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张永通、刘传学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版）、《陈独秀评论选（上、下）》（王树棣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三联书店1984年版）、《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与此同时，学术界还出版了一系列研究陈独秀的学术著作，如《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曾乐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独秀思想研究》（魏如信，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独秀传（上、下）》《任建树、唐宝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同时还有大量学术论文，都对陈独秀的思想进行了全方位、多领域的研究。

90年代以后，学术界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前提，对陈独秀在历史上的功与过进行了评判，出版了一批研究陈独秀的著作，主要有《陈独秀选集》（胡明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朱洪，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陈独秀诗选》（任建树等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陈独秀与中国名人》（朱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等书。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主要著作有《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阿明布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正误交织的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胡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独秀与近代中国》（董根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研究论文方面也硕果颇丰。在陈独秀青年思想的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楊乐平的《陈独秀青年思想研究》、朱新华的《陈独秀青年思想的四个纬度》 、卢国琪的《论陈独秀的青年教育思想》 等；在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的研究方面，有胡明的《陈独秀“托派”问题始末》 、朱洪的《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共识与分歧》 、林家虎的《晚年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形成过程探析》 等；在对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研究方面，有张家康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庄森的《陈独秀和<青年杂志>》 、桂展鹏的《论“五四”时期陈独秀构建的新道德》 、赵图雅和斯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反封建”思想评析》 等；在对陈独秀建党思想研究及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陈独秀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李颖的《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刘超的《“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学术研讨会综述》 、钱凡的《陈独秀对“党内合作”的态度变化论析》 等；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到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如：周丽亚的《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研究》 、高蕾的《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研究》、吴云翔的《从启蒙到革命：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及其演变》 等。

二、关于陈独秀文学观念的研究

关于陈独秀文学观念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张志忠的《略论陈独秀的文艺观——以<安徽俗话报>与<新青年>时期为节点》 ，认为《安徽俗话报》强调实用主义，而《新青年》反对“文以载道”和“言之有物”，强调文学的本体论，倡导写实主义；隋晓莹的《略论陈独秀的文学观——兼与胡适文学观的比较》 ，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与胡适的文学改良相比较，最后认为陈独秀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其时代大背景下的自身局限性也是我们也该重视的；乔国强和姜玉琴的《法国启蒙思想和陈独秀的文学观》 通过对陈独秀接受启蒙运动的思想出发，分析陈独秀文学观产生的原因及过程；凌端明的《陈独秀文学观之启蒙现代性追求》 主要从思想来源、启蒙范式及文学样式的选择这三个方而来探讨陈独秀文学观之启蒙现代性的追求；杨小清和伍世昭的《陈独秀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正、反、合》 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对认识和理解陈独秀乃至整个“五四”新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二律背反”现象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在一些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也涉及到了陈独秀的文学观念：余虹的《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 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为个案，分析五四新文学理论内在的政治现代性追求和艺术现代性追求，揭示由这两种追求所导致的新文学工具论和新文学自主论的话语内涵及其相互冲突，说明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内在悖论。

综合上述，在陈独秀的整体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呈现出多角度、多学科的特点。在陈独秀文学观念的研究方面，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挖掘，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为后人理解陈独秀本人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关于陈独秀文学观念的研究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领域。

参考文献：

[1]杨乐平.陈独秀青年思想研究[J].理论学刊，2004（2）.

[2]朱新华.陈独秀青年思想的四个纬度[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1）.

[3]卢国琪.论陈独秀的青年教育思想[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9（6）.

[4]胡明.陈独秀“托派”问题始未[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5]朱洪.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共识与分歧[J].学术界，2007（2）.

[6]林家虎.晚年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形成过程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7]张家康.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J].文史精华，1999（4）.

[8]庄森.陈独秀和<青年杂志>[J].文艺理论研究，2004（6）.

[9]唐宝林.陈独秀与五四运动[J].教学与研究，1999（8）.

一只独秀周记 篇9

生活中，有一些残疾人，他们做事困难，行动不便。你是否帮过他们?你是否尊敬他们?还是嘲笑他们?或是歧视他们?他们的不容易谁又能真正体会呢?

那天下午，蔡老师让我们带绳子，将它系在腰上，右手背后，插进绳子里。你猜老师让我们干什么?左手写字!我一听乐了，这不是小菜一碟吗?太简单了!可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我用大拇指抠住了拉链，剩下四根手指艰难地移动着文具盒，此乃一难也;我先用书固定住笔，并将身子压在书上，用左手猛一拔，终于见了庐山真面目，此乃二难也;我用左手紧紧握住笔，认认真真，一笔一画慢慢写着，可就是用不上劲，笔也在剧烈地振动着，此乃三难也。写出的字歪歪扭扭，乱七八糟，像工工整整的字被几只小狗打闹过后一样，又像我们站的队伍，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这抓抓，那挠挠，整个队伍乱得比毛毛虫爬还难看。唉!看似简单的事，竟如此之难。右手轻而易举就能完成，左手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

接下来，老师终于让我们解放了右手，可以用右手写字了。我激动地像活泼的兔子，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特别期待用右手写出的.字。我姿势端正，拿起钢笔，带上笔锋，工工整整地写着每一个字。笔是那么灵活，那么自如。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还是这样的字漂亮。

独秀峰原文及赏析 篇10

原文：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

译文

全然找不到来龙去脉，只见一座高峰突然出现，高可入云，直插南斗星。

桂林山水本来就十有八九奇绝卓异，而独秀峰更是首屈一指。

几百级阶梯拾级而上才到达它的峰巅，尽览全城风光，但见轻雾迷漫，碧波荡漾。

青山尚且可以矗立如琴弦，人生孤立无援又有何妨碍！

注释

①独秀峰：位于桂林市中心，以平地孤拔，无他峰相对，故名。

②来龙去脉：旧时堪舆（风水先生）以山势为龙，以山势起伏连绵为龙脉。

③南斗：星宿名，在南天。

④伤：妨碍。

赏析：

《独秀峰》是袁枚晚年重游桂林所作，虽然诸家选评赏析极少，几乎被人遗忘，但细读之，仍然可以从中鲜明地感受到“性灵”说的审美追求。

题名为“独秀峰”，但诗人并未平铺直叙，作一般性的平实说明，而是以“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这种突兀的笔触，夸饰性的语言，横空劈来。一个“插”字，逼真地写出诗人与独秀峰不期而遇时敏锐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显示了独秀峰的动态美；也生动地突现出独秀峰孤峰横插、直冲云霄的不凡气势。同时，还由孤立的山，联想到孤立的.人生，发出青山尚且劲直、人生何必感伤的兴叹，表达了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怀。

这首诗极言独秀峰孤兀参天，并寄寓了孤高自守的高尚追求。作者先写从远处遥望独秀峰，好似插入青天的利剑，高峻笔直，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奇景多多，却远不如这一峰雄伟奇特。拾级而上，俯视天下，一城烟水浩渺无边，胸襟亦为之开阔。观景生情，奇景感染着像独秀峰一般孤高傲岸清俊的诗人。前三联蓄足情势，尾联水到渠成抒发了“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的豪迈感慨。

读陈独秀的《敬告青年》 篇11

《敬告青年》是《新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文章署名陈独秀。陈独秀将革命的重任寄托在一代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他充满激情赞美青年：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对于社会，青年更是发展的“细胞”，构筑着社会的新陈代谢，“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就从这时对青年由关注重视到辅导改造，构成了陈思想的一个新视野，因此不久的将来陈被誉为“青年人的导师”。

怎样使一代青年“新鲜活泼”，“有以自觉而奋斗”呢？在《敬告青年》中他以敏锐的目光，一往无前的勇气，首先否定箝制国人数千年的纲常名教，“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它与现实世界的差距“几及千载”，尽管它们是祖宗所“遗留”，圣人所“重教”，政府所“提倡”，社会所“崇尚”，皆“一文不值”，“皆陈腐朽败者”，要“吐弃殆尽”。那么，陈独秀所希望的这种“自觉而奋斗”的新青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从六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作者谈到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失去自由权利的奴隶是具有血气的人所不能接受的。随后他介绍了近代欧洲的“解放历史”，即政治解放，破坏君权；宗教解放，否认教权；经济解放，均产说兴；男权解放，女子参政。所谓“解放”，即脱离奴隶思想的束缚，成为自主自由的人。他写道，“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接着，他批判那种“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的奴隶思想道德。指出，究竟是自主还是奴隶，这是个原则问题，首先要分清二者的区别，才谈的了“立德立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作者引用中国古人的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指出这也是宇宙发展的根本原则。进而说道，“以人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然而我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扭曲拙，而可与当世争衡？”他认为，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不是封建制度的遗物，跟同时代先进国家比较，“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如果不作改进之图，则将被驱逐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像奴隶牛马一般地生活于黑暗沟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适应不了环境的竞争而被天然淘汰，“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文章指出，有一种言论，说目前社会“恶流奔进”，如果邀一些自好之士洁身引退，不失为一种“希世彭德”。作者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继而指出，“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这是导致东西民族强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他慷慨陈情，“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作者认为，我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已发生密切的联系，世界是互相影响的。“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窗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因此，一个国家的兴废存亡，不仅要看国内的政治，还要看国际的影响。例如‘日本勃兴”，促进了中国维新运动的开展，欧战发生，日本乘机对我国提出要求。因此指出，“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竟进。”他还说，无论国家多么富强，都不能漠视外情。中国有句话，“闭门造车，出门未必合辙”，而今造车者，不但闭户，而且想以中国几千年前的制式，用于当今欧美的道路上，这样的结果，岂止是不合辙而已！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作者认为理想的社会应注重实用，不搞虚空的繁文褥节。作者接着回顾我国历史，认为最初的民俗，乃“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空”，然而周礼崇尚虚文，汉代又罢默百家而独尊儒道，这就使得今天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不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如果不改弦更张，国家就难以振兴，社会也永无宁日。如果“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都是“谊人之事”，即使是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圣贤所垂教的，甚至是政府所提倡的，社会所崇尚的，“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于其他民族，科学的功劳不在人权说之下。二者就像“车之有两轮”。当前，中国最缺的就是科学的精神，“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唯识周取近利……”。‘如果国人想要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就应当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最后他说，“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终无寸进”，并以此勉励青年人。

以上六个方面，是当时中西文化的差异之所在，也是作者对新青年的殷切要求。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努力，都是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和中国文化这两个核心目标的。陈独秀不但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格的人，这一点就像历史上那些身兼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身份的人。革命的具体实践对于他们或许不是强项，但他们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概括力，以及革命初期所需要的最初号召力。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却是直接切入话题的核心，舍弃讨论，直接呼吁。它更像一篇战前的檄文。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无法将它作为某种理论甚至只是某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来讨论和分析。它只是一篇情绪激昂的“社论”。它的任务并不是向读者介绍和推广文章里面提到的那些西方思想的进步面。它的任务在于表明一种态度，营造一个局势。在成为“导师”之前，先做一个“号手”。

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五四运动之前的四年，当时的中国革命还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可以说这篇“檄文”在激励号召青年同过去决裂的时候，还未指明决裂之后的方向。摆脱了过去，又该何去何从，这个答案，则自然留给了其后的革命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