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屈原

端午节屈原（共8篇）

端午节屈原 篇1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等;端午节是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更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的习俗。“端午节”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并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端午节的众多活动都与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有关。

屈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公元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宫陈述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

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此风俗日后演变成赛龙舟)人们纷纷拿出家中的粽子、鸡蛋投入江中，让鱼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还有郎中把雄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有的还在小孩子额头上写上一个“王”字，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他们。从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喝雄黄酒，以此来纪念诗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另一个传说是，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所到之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就急急忙忙的逃难。这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他看见一个妇人背著包袱，一手拉著一个年纪小的男孩，另一只手却抱著年纪较大的男孩。黄巢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大嫂，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不日就要攻进邓州。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小小，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听了，就对那妇人说：“大嫂，好快快回去，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端午节屈原 篇2

1 地方感及旅游商品文献述评

物质生活的富足使旅游成为人们丰富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国各地旅游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 同时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在逐年增加。旅游商品是现代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旅游者对旅程质量要求的增高, 旅游六大元素之一的“购”成为了必不可少和消费弹性最大的部分, 旅游商品开发设计成为旅游经济创新的增长点。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旅游商品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纵观旅游商品的期刊文献, 学者们对旅游商品的开发研究普遍偏向宏观性方向, 缺少指导性的研究成果;旅游地方感建构的具体层面研究也大多是对旅游景区规划的方向, 将地方感理论应用于旅游商品的研究鲜有成果。

地方感以人类地方体验的主观性为基础, 其内涵主要包括地方本身的特征与个性, 以及人对地方依附的情感与认同[2]。20世纪70年代, 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者重新将“地方”引入人文地理学的研究[3], 地方感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主要且重要的概念[4];张捷较早指出了地方概念在阐释旅游地整体形象和增强旅游地吸引力中的重要作用[5];唐文跃构建了地方感的研究框架[6];汪芳认为, 旅游地的地方感认知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个方面构成, 地方认同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独特性的感官、情感与思考体验, 以及对地方原真性的思考体验, 地方依赖则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依赖性的功能要素体验[7];吕宁对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者地方感的产生进行了探讨, 得出旅游者对地方的喜爱源于对地方的情结, 旅游者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地方信息, 从而形成对地方的先在情感, 在旅游情境的刺激下产生怀旧情绪, 在体验过程中产生对地方的依附感[8]。一般而言, 旅游地的地方感由两个方面构成, 即地方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和人们对地方的依附。地方本身的特质即地方的客观特征, 人们对地方的依附即人们的主观认知。地方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又分为自然特质和文化特质, 游客在旅游的各个时期通过各种渠道对旅游地的综合感知就是主观认知。

就我国旅游商品存在的问题看, 赵精兵认为我国旅游商品市场过于看重旅游景区的规划建设, 缺乏旅游商品发展建设规划[9];文军认为旅游商品开发存在设计缺乏特色和创新, 地方特色商品不多等问题[10];肖歌认为国内旅游商品开发的文化内涵、科技含量、创意表达均显不足, 旅游商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相对滞后[11]。在旅游商品研究的方向上, 黄莉苹等学者认为旅游商品的开发应使旅游商品外在凸显的实物形态与内藏的文化内涵达到和谐与统一[12];苗雪玲认为地方特色是旅游纪念品的本质特征, 地方特色研究将是旅游纪念品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13];张健伟等学者认为在旅游商品的设计中应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 注重旅游商品自身主题的传达, 深入开发旅游商品的地域特性与文化内涵[14]。对特色旅游商品开发策略方面, 吴克祥提出了将旅游商品的形态、材料、功能各自按传统文化和非传统文化分类后排列组合形成了多种开发策略[15];张萌认为开发任何一件旅游商品都要涉及到表现题材、所用材料、制作工艺、实用功能、包装装演等多种因素, 地域特征和民族风格与商品本身相结合就是与上述诸因素相结合, 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得到创新或其组合形式有所创新, 都可能开发出一种新商品[16];黄继元从旅游商品的材料、题材、功能、工艺4个组成要素出发提出了仿制型、题材创新型、材料文化型、功能扩散型、工艺改革型和多因素结合型六种旅游商品开发策略[17];王德刚等学者认为民俗旅游商品的构成要素包括工艺、外观、形式、包装、材料、题材等六个方面, 创新开发要从这六方面入手, 既要保证民俗旅游商品原有的传统特色, 又要赋予新的具有现代感的因素[18];潘丽等学者认为地域文化特色与可运用的文化符号是进行区域旅游商品设计的重要因素, 并从产品语构、语意、语用三个层面探讨了旅游商品创新设计, 选择和组织文化符号是其中的关键[19]。

旅游商品开发需要具备就近原则———就近取材, 包括就近选取题材和制作材料。如果景区的旅游商品都能基于游客对景区的地方感认知来开发设计, 充分围绕本景区的主题及文化元素进行衍生与变形, 也就不存在旅游商品缺乏特色、千篇一律的问题。

2 秭归端午节地方感调查分析

近年来, 屈原故里秭归县高举“屈原文化”大旗, 充分挖掘提炼屈原文化的精髓, 使秭归旅游的吸引力日益增强, 屈原文化成为秭归旅游的灵魂与核心品牌。从2009年申遗成功至今, 秭归县每两年举办一次“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 已连续举办三届。通过调查分析, 秭归端午节地方感具有秭归民俗、屈原文化两个维度的结构特征。

2.1 秭归端午节文化资源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又称为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等。湖北省秭归县的端午节主要是纪念生于秭归乐平里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端午节风俗源远流长, 形成了独特的端午文化, 其内涵和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秭归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传承保护项目有砚台雕刻、艾叶香袋、根艺木雕、峡江龙舟、峡江帆船、木瓢挖制、竹编技艺等。

秭归县地处湖北省西部, 位于三峡工程坝上库首, 是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故里。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形成于先秦, 发展于汉末魏晋, 兴盛于唐代, 传承和发展于明清。秭归县当地居民从农历四月底就开始筹备端午节, 一共要过三次端午节, 即农历五月初五过“头端午”, 五月十五过“大端午”, 五月二十五再过“末端午”, 整个五月飘荡着艾叶和粽子的清香。秭归的端午节具有典型的屈原故里地域特色, 有祭奠屈原、游江招魂、龙舟竞渡、举办诗会、挂艾篙葛蒲、喝雄黄酒、食粽子盐蛋等习俗。

龙舟文化:秭归龙舟文化的主题是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竞渡, 俗为屈原投汨罗日, 伤其死, 故并命舟揖以拯之。”《隋书·地理志》也记载:“其迅楫齐驰, 棹歌乱响, 喧振水陆, 观者如云, 诸地皆然, 而南郡尤甚。”秭归在秦朝即属南郡。秭归龙舟竞渡已形成了系统的规则, 而秭归龙舟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打造。龙舟皆以杉木或柏木打造, 龙头上或雕刻眼珠或以玻璃球镶嵌龙眼, 然后以彩丝制成须髯。舟身以质量上乘的桐油涂抹, 再以红、蓝、黄、白等各色油漆涂绘成鱼鳞形的“龙甲”[20]。其中, 较为独特的“孝龙”涂以白色, 寓意屈原故乡后裔为纪念诗祖屈原尽忠尽孝。龙舟底部涂以化猪油或牛麻藤汁, 这种龙舟是专供竞渡之用。用于乘载观看竞渡的贵客佳宾的“雕画龙舟”则是雕梁画栋, 饰以飞龙走兽、鸟虫花草等彩绘和浮雕。

饮食文化:秭归端午饮食文化种类纷呈, 意蕴浓厚。秭归端午包粽子, 一是节日食用, 二是投水祭奠屈原, 三是作为时令佳品, 当作礼物相互馈赠。《本草纲目·谷部》释粽记载:“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 相馈送。或言祭屈原, 做此投江以饲蛟龙。”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记载:“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 楚人哀之, 每至此日, 以筒贮米祭, 今市俗置米于新竹筒中蒸食之, 谓之装筒。其遗事, 亦曰筒粽。”晋代周处《风土记》记载:“仲夏端午, 端, 初也。以魏叶裹粘米, 以栗枣灰汁煮之令熟, 节日啖, 取阴阳尚包裹之象, 亦日因屈原也。”秭归包粽子十分讲究, 在米粽内置一粒红枣。青色的粽叶寓意着屈原万古长青, 雪白的糯米表明屈原的纯洁如玉, 粽子棱角分明喻示屈原的刚正不阿, 粽子中放一粒红枣, 体现了屈原的一颗爱国丹心。除了包粽子外, 还有蒸面膜、饮雄黄酒、食盐蛋的习俗。

佩饰及避疫文化:端午节期间, 秭归人不仅注重自身装扮, 对饰物的佩戴也特别讲究,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端午佩饰文化, 有系彩丝、佩香袋、戴艾虎等习俗 (表1) 。五月正值春末夏初, 气温逐渐升高, 多雨且潮湿, 各种病原体微生物大量繁殖, 毒虫滋生, 各种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 避疫文化随之而生。秭归有采露水艾、洗菖蒲澡、洒雄黄酒等习俗 (表2) 。

祭祀及节庆文化:每逢五月初五, 秭归的人们齐聚于县城的屈原祠或是乐平里的屈原庙, 搭设祭坛, 开展祭祀屈原的活动。在祭祀仪式中, 咏唱屈原的诗作, 唱《招魂曲》, 挂招魂蟠, 敬三牲果品, 献香花草木, 向屈原塑像烧香叩拜, 痛诵《公祭祝文》, 默哀、叩首、鞠躬, 向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表达他们的崇敬。在龙舟竞渡前, 要举行祭龙舟仪式, 也称为“龙头祭”。秭归人的端午节如春节一般热闹非凡, 出嫁的姑娘们都要回娘家祭拜先祖, 看望父母。除了祭奠屈原之外, 县内还举办有多种文化活动。文化赛事有龙舟竞渡、书画比赛、歌咏比赛、摄影比赛、屈原文化征文赛、全国“屈原杯”诗歌赛等, 文艺表演有打莲湘、踩高跷、扭秧歌、划采莲船、唱皮影戏、跳花鼓舞等。

屈原文化:屈原文化即屈原本人带来的文化影响, 人们所熟知的有他的诗歌文化和爱国精神。屈原, 名平, 字原, 据推测生于公元前342年3月6日, 诞生于楚国丹阳, 即今湖北秭归, 卒于公元前278年4月26日。他的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 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正是中国“横则秦帝, 纵则楚王”, 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屈原出身贵族, 娴于辞令, 明于治乱, 早年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 任三闾大夫、左徒, 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主张对内举贤能, 修明法度, 对外力主联齐抗秦, 后因遭贵族排挤, 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 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 屈原在长沙附近汩罗江怀石投江, 端午节也由此而来。

屈原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 一生写下许多不朽诗篇, 成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 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屈原的作品, 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 有25篇, 即《离骚》1篇, 《天问》1篇, 《九歌》11篇, 《九章》9篇, 《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 还有《招魂》1篇。据郭沫若先生考证, 屈原作品, 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 《九章》9篇, 《离骚》、《天问》、《招魂》各1篇。屈原在诗中抒发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表达他了对楚国的热爱, 表现了他对理想不懈追求和九死不悔的精神。他的诗歌是屈乡人乃至全世界人的宝贵财富, 秭归不但是文人墨客倾慕的地方, 而且是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工作者的向往之地。清代《归州志》记载, 屈原诞生地秭归乐平里“诗风特盛, 明清时代有好诗者结社‘骚坛’。每逢端午节前后, 好诗者邀约相聚, 饮酒赋诗, 述志抒怀, 蔚为风气”。

2.2 秭归端午节地方感元素

秭归端午节文化元素丰富多彩且富于价值, 同时秭归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传承保护项目种类繁多。秭归端午节具有秭归民俗、屈原文化两个维度的地方感特征。根据搜集的秭归端午节的文化特征, 将这些文化特征提取为可视的地方感的符号, 提取出较明显的地方感元素有色彩、材质、造型图案、人文元素四个方面。

对地域特色而言, 色彩有很强的识别性, 秭归端午节的色彩特点以粽叶的颜色青 (粽叶) 、白 (糯米) 、红 (红枣) 为主。青色的粽叶寓意着屈原万古长青, 雪白的糯米表明屈原的纯洁如玉, 粽子分明的棱角表示屈原的刚正不阿, 粽子中的红枣表示屈原的一颗爱国丹心。秭归县盛产脐橙, 脐橙的橙色也可作为秭归的代表色之一。

材质美是衡量一件工艺品品格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材料具有各自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品格, 散发着不同的美感, 不同材质的工艺品能带给人不同的情感认知。对旅游商品的材质来说, 适宜就近取材。合理利用本地储量丰富的材料用于旅游商品开发, 一方面契合了游客的地方认知, 另一方面在生产成本控制、带动地域资源经济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秭归县广种竹子, 同时竹子又代表了高洁不屈的秉性, 故竹子可作为旅游商品的一种使用材料。屈原的作品中常以香草比喻各种美好的品行, 秭归民俗中也多以香草作装饰和避疫用, 故香草也可作材质。

造型图案因其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功能而被大量运用。在各地的文化背景下, 人们将图案和纹样赋予了各种内涵、意义和特征, 所以它们超出了自身形式美感的价值, 向人们传达着内在信息。因表现主题的不同, 装饰图案和纹饰可分为几何形和自然形的图案。人物形象、动植物、自然景物等内容都属自然形图案的题材范畴, 圆形、方形、三角形、多边形、菱形、放射形等基本形式都归属于几何形图案。秭归端午节文化在造型设计借鉴元素方面有粽子分明的棱角、龙舟、划桨、屈原头像、玉笏、香袋, 以及龙舟上的装饰纹样等都可提炼其独特的代表形式和内涵, 成为旅游商品设计的地方性元素。

秭归端午节具有秭归民俗、屈原文化两个维度的地方感特征, 秭归端午节在屈原文化方面的人文元素有屈原本身具有的情感色彩, 屈原的诗歌作品, 屈原诗歌中提到的人和物;在秭归民俗方面则有佩饰、避疫、踩高跷、唱皮影等节庆活动内容。色彩、材质、造型图案、人文元素都源于地方本身事物的个性和特征, 而带给游客则是他们基于地域文化的体验和思考后得到对地方的一种情感认同, 据此对屈原故里端午节的地方元素提取见表3。综合所有的地方特征可做旅游商品开发的有屈原文学作品、秭归地方特产、工艺纪念品, 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项目包含在工艺纪念品内。

3 基于地方感的旅游商品开发模式及其例举

3.1 基于地方感的旅游商品开发模式

一件旅游商品和普通商品的区别在于前者具备了认知功能, 人们通过它感知到其所携带的文化。寻找切入点, 为普通商品加入地方感元素就形成了一个具备地域文化的旅游商品, 这样的旅游商品才能成为游客喜爱的旅游商品。首先, 选定一个元素载体, 这里的元素载体是指一件功能商品, 如T恤、水杯等;然后为这个载体加入适宜的某一样或某几样地方感元素, 这样就构建了图1基于地方感的旅游商品开发思路。

具体的旅游商品开发模式见图2。假定Ai为元素载体、aj为地方感元素中的色彩元素、bj为材质元素、cj为造型元素、dj为人文元素, 那么Ai+aj将得到一个具有一个地方感元素的旅游商品, Ai+ajcj将得到一个具有两个地方感元素的旅游商品, 以此类推。元素载体Ai只能是一种, 而地方感元素可以是一种或几种。

以秭归端午节为例, 假设A1=水杯、A2=T恤、A3=零钱包、A4=名片架、A5=摆饰、A6=笔筒, a1=绿色、a2=白色, b1=竹子, c1=龙舟型、c2=粽子棱角、c3=粽叶纹路、c4=竹简, d1=部分《橘颂》的诗句、d2=屈原年少放牛的情形, 经过简单组合后就可得到如下旅游商品:A1+a1c3→绿色的带粽叶纹路的水杯、A2+a2d1→印有《橘颂》诗句的T恤、A3+a1c2→白色带有粽子棱角的零钱包、A4+b1c1→竹制的龙舟型的名片架、A5+d2→少年屈原放牛的摆饰、A6+c4→竹简状的笔筒。值得一提的是, 商品放在正确的位置并形成效应才会有市场。有共同的地方感元素的商品放在一起对游客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 也是精神上的认同, 会加深游客的地方依附, 进而能带动市场。

3.2 秭归端午节旅游商品分类设计

根据秭归端午节的地方感元素特色的独特性可将秭归端午节的旅游商品分为三个重要类型:屈原文学作品出版类、秭归地方特产类、工艺纪念品类。地方感元素符号主要有:色彩:a1=绿色、a2=橙色、aj=其他;材质:b1=竹子、b2=香草、bj=其他;造型图案:c1=粽子、c2=龙舟、c3=屈原像、cj=其他;人文元素:d1=屈原本身、d2=屈原作品、d3=屈原作品中的人和物、d4=秭归民俗、dj=其他。

屈原文学作品出版类:该种类已设定符号载体为出版品, 人文元素为屈原的文学作品, 故A=出版品、a=色彩、b=材质、c=造型图案、d=屈原诗歌作品, 可形成:A+b1c3d2=封面是印有屈原像的竹简的屈原作品、A+bjcjd2=其他材料如纸类的屈原作品。

高端礼品收藏书籍:以《离骚》、《九歌》、《九章》等屈原代表性作品, 形成一套以《楚辞》为题材的仿古礼品收藏书籍。因材料竹简的特殊性, 不易批量生产且不易携带, 故针对的主要是高端消费市场。由此引申出另一种低端实惠便携的文学出版类旅游商品。

低端实惠便携册子或卡片:屈原他的作品中多以香草等植物寓意抒情, 可将屈原作品中众所周知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做成单品或成套的小册子或明信片、书签卡片等, 并以各式香草或屈原像为背景, 此类针对的主要是大众消费市场。

秭归地方特产类:秭归地方特产分为两类, 一类是现有食品类, 结合秭归地方风味和端午节习俗, 适合开发成旅游商品的种类有粽子、脐橙;一类是香草植物类, 如A1=粽子、A2=橘子、A3=香草, 此时aj、bj、cj、dj可以体现在外包装上, 形成:A1+ajbjcjdj=礼品粽子系列、A2+ajbjcjdj=礼品脐橙系列、A3+ajbjcjdj=香草植物系列。

礼品粽子系列:传统的粽子口味是糯米包上红枣, 结合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可开发出橙粽、魔芋粽、香草棕、腊肉粽等特色粽子产品。外包装可采用商品开发模式, 针对各种消费档次、消费地域的市场设计出不同的礼盒。如A1+b1c2=竹制龙舟造型的外包装;A1+a1c3=其他材料如纸盒, 印有屈原像的绿色的纸盒外包装;A1+c1=其他材料如纸盒, 呈粽子形状的纸盒外包装。

礼品脐橙系列:秭归是著名的“中国脐橙之乡”, 地处长江三峡河谷地区, 由于独特的气候、适宜的土壤和清新的空气, 秭归脐橙香味浓郁、皮薄色鲜、肉脆汁多、酸甜可口。形、色、香、味都是上品的秭归脐橙非常适宜于开发为食品类的旅游商品。鉴于脐橙保鲜的特殊性, 销售上可采用以快递发到游客目的地的方式, 既使游客免于负重之苦, 又保持了脐橙的鲜美口感, 脐橙在快递过程中也是一种宣传方式。

香草植物系列:屈原在他的作品中提到了多种香草植物。经考察, 秭归常见的有近50种香草植物, 部分较熟知的香草植物见表4。这些香草植物经加工提炼后除了做成香袋外, 有的可作药用保健, 有的可作烹饪调味, 有的可美容养颜, 原生态的香草植物还可作为盆景。此外, 屈原作品中还有江离、兰 (泽兰) 、揭车 (珍珠菜) 、杜衡 (马蹄莲) 、绳 (蛇床) 、辛夷 (紫玉兰) 、荠 (荠菜) 、蕙 (荆芥) 、荼 (苦菜) 、蒲 (香蒲) 、棘 (酸枣) 、薇 (野豌豆) 、椒 (花椒) 等香草植物, 都具有不同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保健、调理风味等功效;紫 (紫草) 、荷 (芙蓉) 等都具有不同的美容养颜祛病等效果。针对不同的香草开发出相对应的药用保健品、烹饪调味品、美容养颜品和观赏盆景类。

工艺纪念品类:以屈原文化为主, 结合秭归端午节地方感元素中的人文元素:d1=屈原本身、d2=屈原作品、d3=屈原作品中的人和物、dj=其他, 可形成:Ai+ajbjcjd1=屈原雕塑系列、Ai+ajbjcjd2=屈原作品系列、Ai+ajbjcjd3=作品人物系列 (如山鬼、神女等) 。以秭归民俗为主, 结合秭归端午节地方感元素中的人文元素:d4=秭归民俗、dj=其他, 可形成:Ai+ajbjcjd4=龙舟系列、Ai+ajbjcjd4=粽子系列、Ai+ajbjcjd4=佩饰避疫系列、Ai+ajbjcjd4=节庆活动系列。结合各系列特点选取特定的功能赋存形式, 如服饰、雨伞、书签、茶杯、摆件、挂件、钥匙扣、冰箱贴等。

屈原雕塑系列:根据不同类型的游客, 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 可开发出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期的屈原, 如屈原执竹简放牛的摆件;忧国忧民的中年时期屈原, 如秭归屈原祠中的屈原青铜塑像。借鉴秦始皇陵兵马俑、少林小和尚等雕塑类旅游商品的经验, 可将屈原雕塑做成微缩版, 采用镀金, 青铜、黄铜、陶瓷、紫砂等多种原材料和各种尺寸, 以方便携带为主, 包装可设计为锦囊或锦盒;可做出各种形态的屈原雕像, 如放牛的屈原、读书的屈原、喝酒的屈原等, 不只拘泥于刻板的屈原形象;做出屈原各类形象摆件, 如Q版卡通形象等, 以迎合青少年游客的喜好。

屈原作品系列:屈原作品是屈原文化中的瑰宝, 开创了中国诗词文化的新时代。其传世作品中有众多的名句为世人传唱, 三峡大学的校训“求索”就出自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从古至今也有无数文人骚客撰写诗词歌赋来纪念屈原, 这些作品在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可将屈原的形象、诗词歌赋用古代字体印于扇面、书签、雨具、服装、文具等作为元素载体的物品上, 形成屈原作品系列的旅游商品。脐橙是秭归特产, 《橘颂》是屈原的一篇作品, 借橘树赞美坚贞不移的品格和自己的追求。可将屈原的作品《橘颂》印在雨伞上;针对儿童市场, 采用卡通形式;针对年轻人市场, 采用时尚字体;针对中老年市场, 采用书法字体。

作品人物系列 (如山鬼、神女等) :屈原诗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描述栩栩如生, 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九歌》中描写的女神形象、《湘夫人》中的湘水女神、《少司命》中的女神少司命等人物可用于创造画作形象、雕塑形象等。这些形象可提炼成一个系列, 做一套屏风、一套玩偶摆件等, 也可印于旅游商品的包装上。在每年的秭归端午节, 秭归可开展如“寻屈子美人”的活动, 增加秭归端午节的趣味性和影响力。

龙舟系列和粽子系列:史料记载, 秦军破楚, 屈原悲愤交加, 毅然写下绝笔作《怀沙》, 抱石投江, 以身殉国。乡亲们唏嘘不已, 划着小船、唱着悲歌, 沿江寻找屈原的尸首, 还往江中投粽子, 祈求鱼虾不要咬食屈原的身体。后来, 每到农历五月初五, 人们为了纪念屈原, 就划龙舟、吃粽子。可充分利用龙舟的形状样式、粽子的形状色彩开发出一系列工艺纪念品, 如龙头形状的钥匙扣、粽子形状的零钱包等。

佩饰避疫系列:端午节期间, 秭归人有系五彩丝织品于臂、佩戴香袋、饰以艾虎、采露水艾、洗菖蒲澡、洒雄黄酒等习俗, 这些佩饰、艾草、菖蒲、雄黄酒等辅以功能介绍可开发为旅游商品。可采用游客亲身参与体验采摘或制作过程的方式销售, 增强游客的购买欲。

节庆活动系列:秭归端午节进行的文艺表演打莲湘、踩高跷、扭秧歌、划采莲船、唱皮影戏、跳花鼓舞等, 文化赛事如龙舟赛、书画赛、歌咏赛、摄影赛等, 这些节庆活动的形象都可做成二维的画面形象和三维的立体形象用于各类元素载体。如印踩高跷图样的背包、一套所有文艺表演形象的雕塑摆件;秭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传承保护项目如艾叶香袋、峡江龙舟、木瓢挖制、竹编技艺等, 在展览的同时也可以作为旅游商品销售。

4 研究结论

端午华夏争吟屈原诗 篇3

又是一年端午时节。

在中国，端午节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其原始的意义是辟邪驱疫，六朝开始加入祭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内容，唐宋之后逐渐升华成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大节。

作为夏季中最重要的节日，端午本身就包含着浓浓的古老习俗，沉淀了丰富的文化记忆，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民族情感。

适应节令的驱疫避害

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产生于农耕社会，与农业生产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农历五月初五也不例外。五月五，正是到了夏季中最重要的农忙时节。

“端”与“初”同义，“五”与“午”音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亦为“午月”，所以初五也作“端午”。又因“午时”为“阳辰”，故也称“端阳”。可见，“端午”的起源最早与农业生产有关。

端午正是仲夏时节，气温骤然上升，蛇虫繁殖，疾病瘟疫容易流行，人们从生理与心理上都强烈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胁。古人虽然没有现代医学知识，但是生活的经验足以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疾病高发期，故称之“恶月”。于是，人们选定五月“重五”之日作为节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健康。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专家萧放认为，从端午依傍的夏至节令习俗看，早期的月令时代，人们认为自然节令日是阴阳变动的关键日，也是人们精神紧张的时日，因此小心避忌，谨慎过关，是当时人的节日心态。人们以静态保护为主。《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

汉魏时期，人们关于夏季卫生习俗移到了端午，以水上竞技、山头采药等户外活动激扬生命、保障身体健康。悬挂艾草，佩戴彩丝，饮菖蒲雄黄酒……都是端午辟邪解毒的主要保健习俗。

为了“驱邪”，端午又引申出了采百药、踏百草等活动。民俗认为午日午时，太阳最烈，此时百草都是药。端午采药的传统在民间历代相传，近代湖北英山还有：“日午，採百草以为药物。”

可见，端午节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驱邪避害，其实就是卫生防疫。人们通过生活经验，形成了一套防疫病、祛瘟毒的生存智慧。

爱国主义情怀的释放

求吉、纳祥、辟邪，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普遍主题。在这些节日中，唯有端午节注入了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民众自古就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这是端午节的独特内涵。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纪念屈原之说却成为流传最广、最为认同的一个。从最初民族情感的寄托，到绵延千年形成的民族节日，每每端午之际，华夏儿女用各种形式表达着对屈原的敬仰和爱戴。

吃粽子、划龙舟……人们把很多端午习俗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甚至不惜把一些神话的情节附着在他身上。将端午节与屈原联系起来，正是老百姓爱国主义情怀的释放，也反映了老百姓普遍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纵观历史，历史上能够被人们如此珍重并纪念的人物实在不多。“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名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端午》）“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白居易：《竞渡》）“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刘禹锡：《竞渡曲》）

先祖们之所以选择屈原作为端午节的精神坐标，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身上折射出了华夏民族最美好的精神诉求。这种精神诉求包含了正直清明、爱国磊落。在历史的演变中，这种精神不断升华，并最终成为了中国集体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人最坚定的意志和一种无法打破的文化传统。

时至今日，端午节的内涵还在不断延伸，其承载的爱国精神却始终不变。爱国仍然是端午节最重要的精神诉求，催生了社会成员巨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关怀年轻女子的节日人伦

聚合家庭情感，强化家庭血缘伦理意识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要素之一，端午节自不例外。因为节日属性的差异，在体现家庭人伦的方式上，端午也有自己的特色。除了祭祀祖先等传统节日习见内容外，端午节还特别重视未成年的女性。萧放认为，对年轻女性的关怀是端午节日人伦的重要表现。

明代北京的端午期间，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石榴花，称为“女儿节”。明人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研。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

“躲端午”的习俗也与年轻女子有关。“躲端午”是指接新嫁或已嫁之女回家度节。此习俗似在宋代已形成。陆游《丰岁》诗有“羊腔酒担争迎妇，鼍鼓龙船共赛神”。《嘉靖隆庆志》亦记：“已嫁之女召还过节。”又有《滦州志》云：“女之新嫁者，于是月俱迎以归，谓之‘躲端午。”直到近代，在江苏、湖北、陕西一些地方，新嫁女在端午节也要回娘家省亲，她们带着幼儿回娘家。

萧放表示，东亚其他国家的端午也有类似习俗。日本鹿儿岛在五月五日这天，母亲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在外面跳圆圈舞，称为“幼女祭”。朝鲜称五月五日为“女儿节”，出嫁的女儿都回娘家，男女儿童用菖蒲汤洗脸，脸上涂胭脂，削菖蒲根作簪，“遍插头髻以避瘟”朝鲜小儿的这种打扮，称作“端午粧”。由此可知，端午作为女性节日，特别是小儿的避忌日，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通俗。

唤醒更多的端午记忆

端午还在继续。

从起源和习俗来看，端午有其独特的文化空间和艺术形式，所包含的礼俗和视觉元素也非常丰富。这些正是端午千年传承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传统节日是在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中形成的时间生活传统，它不仅是一个时间段落标志，在节日之上，人们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节日表达着中国人的情感与信仰。它与中国人的精神联系紧密而强烈。”萧放认为，避瘟保健与追念先贤的节俗传统，是端午节的精神核心，也是端午节历久弥新的内在动力。

然而，眼下随着商业化的泛滥、西方文化的侵蚀，加上对民俗文化的忽视，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元素却难以得到充分的阐释。一些人对“洋节”追捧有加，却对民族节日不感兴趣。

2008年，端午节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意味着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传承。那么当下，我们要过怎样的端午节呢？

“我们需要既传统又现代的端午节。”萧放表示，传统是我们民族的重要时间记忆，它是保障民族绵延的文化资源与前进动力。同时，当代社会的变化又给民族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要重视当下民众的精神与社会生活需要，只有将当代人们的情感、欲求融进当代传统节日之中，传统节日才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端午节源于纪念屈原 篇4

山东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张勃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节日的衰落。

据他介绍，端午最早是作为“恶日”来过的。端午日与夏至日临近，恶疠病疫多泛滥；且端午日时逢“重五”，也被认为不祥，于是民间形成了“躲午

（五）”习俗，后来以讹传讹，遂成“端午”。魏晋时期，端午开始和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演变成一个重要节日张勃介绍，古代过端午，除了吃粽子，各地还有喝雄黄酒、插艾草、挂菖蒲、赛龙舟、系五色丝绳、缝荷包等习俗。张勃认为，传统节日的很多习俗，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盼，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因此，“需要为民众补上传统节日这一课”。比如可以在七夕时教孩子们穿针引线，端午节教孩子们缝荷包等，使传统节日传递更多的文化含义。

源于纪念屈原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端午节习俗】

我国民间过端午节是较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也很丰富，从早晨天蒙蒙亮开始，一直持续到正午才结束。比较普遍的活动有以下种种形式：

1、赛龙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其实，“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在急鼓声中划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做竞渡游戏，以娱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宗教性、半娱乐性的节目。

后来，赛龙舟除纪念屈原之外，在各地人们还付予了不同的寓意。

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代女民主革命家秋瑾的意义。夜龙船上，张灯结彩，来往穿梭，水上水下，情景动人，别具情趣。贵州苗族人民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不少临江河湖海的地区，每年端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龙舟竞赛活动。

清乾隆二十九年（1736年），台湾开始举行龙舟竞渡。当时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

主持友谊赛。现在台湾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在香港，也举行竞渡。

此外，划龙舟也先后传入邻国日本、越南等及英国。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杯”龙舟赛。1991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的第二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在竞渡前，举行了既保存传统仪式又注入新的现代因素的“龙头祭”。“龙头”被抬入屈子祠内，由运动员给龙头“上红”（披红带）后，主祭人宣读祭文，并为龙头“开光”（即点晴）。然后，参加祭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龙头即被抬去汩罗江，奔向龙舟赛场。此次参加比赛、交易会和联欢活动的多达60余万人，可谓盛况空前。尔后，湖南便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赛龙舟将盛传于世。

2、端午食粽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时人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端午节的早晨家家吃粽子纪念屈原，一般是前一天把粽子包好，夜间煮熟，早晨食用。包粽子主要是用河塘边盛产的嫩芦苇叶，也有用竹叶的，统称粽叶。粽子的传统形式为三角形，一般根据内瓤命名，包糯米的叫米粽，米中掺小豆的叫小豆粽，掺红枣的叫枣粽；枣粽谐音为“早中”，所以吃枣粽的最多，意在读书的孩子吃了可以早中状元。过去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天，早晨都要吃枣粽，至今中学、大学入学考试日的早晨，家长亦要做枣粽给考生吃。

煮粽子的锅里一定要煮鸡蛋，有条件的还要再煮些鸭蛋、鹅蛋，吃过蘸糖的甜粽之后，要再吃蘸盐的鸡蛋“压顶”。据说吃五月端粽锅里的煮鸡蛋主夏天不生疮；把粽子锅里煮的鸭蛋、鹅蛋放在正午时阳光下晒一会再吃，整个夏天不头痛。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3、佩香囊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实际是用于襟头点缀装饰。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可爱。

4、悬艾叶菖蒲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眉，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饰，美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

艾，又名家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

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

菌的药物。

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的。端午节也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动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端午节上山采药，则是我国各国个民族共同的习俗。

3、竞渡歌（节录）

（唐）张建封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

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端午节屈原的故事 篇5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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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作文读《屈原》有感 篇6

《屈原》有感

你最终还是来到了汨罗江岸，颜色憔悴，面容枯槁。

你的心在滴血，不平的遭遇，不公平的议论，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你最终选择了与日月争辉，和天地共存。

用尽力气，抹不去你悲伤的回忆。你—屈原，楚怀王的左膀，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想当年，你是多么的精明强干。你是多么的能言善辩，你又是多么的明子制乱。现在你却安静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以小人之语旁君子之为，他们以小人之语妒君子之才，于是你，被疏远了。

在寂寞的风中，你在行走，伴随着夜的精魂。你赋《离骚》，写下了内心的困苦和悲愤;亦余心之所善兮，谣琢谓余以善淫。是的，没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楚国大夫，却一败涂地。

风，还是很寂寞，在云中翻过的是月的清波。

你正直前行，你竭尽忠智!但你终日被诽，你心里怎能无怨无悔呢?

理智是冰冷的慰藉。你最终选择了与汨罗江为伴。这一天你站在汨罗江口，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就连渔夫也能看出你心中的那股不平之气。当他问你为何出现在此时，你终于道出了心中的不快：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你宁愿“赴长流而莽于江鱼腹中”，也不愿以皓皓白云，而蒙世之温。

这就是你，今大地为之自豪的脊梁。

你，就在这一年，纵身一跃，以转瞬即逝的生命表达你对朝廷的怨恨，既然匆匆地来，为何不匆匆地去?

屈原 篇7

这位诗人为什么要投汨罗江呢?

两千二百多年前, 中国处于战国时代。那时候有秦、韩、赵、魏、燕、齐、楚七个大国, 各霸一方。秦国最强, 楚国最大, 齐国和其余的四国也不算太弱。因为秦国最强, 其他六国都受到威胁, 有人主张南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秦, 以避免被兼并, 南北是纵, 所以叫做“合纵”。由秦国或齐国拉拢一些国家, 共同进攻其他国家, 也就是东西联合了, 东西是横, 所以叫做“连横”, 那时候合纵派跟连横派斗争得非常激烈。

屈原是楚国的大夫, 属于合纵派, 主张联合齐国和其他四国共同抗秦。可是昏庸 (yōnɡ) 的楚怀王偏信一班坏人, 不听屈原的话, 又中了连横派的诡计, 把六国的联合阵线破坏了。后来, 屈原劝楚顷襄 (xiānɡ) 王搜罗人才, 远离小人, 鼓励将士, 操练兵马, 为国家报仇雪恨。可是他的这番劝告不但不顶事, 反倒招来了一班坏人的仇视。他们天天在楚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听了大怒, 就把屈原革了职, 放逐到湘南去了。

这时, 屈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心力交瘁, 老态龙钟, 披头散发, 沿着湘江向南走, 边走边哭, 声声血泪。天地也像昏暗了, 江水也像在呜咽。

一个打鱼的老翁见到屈原, 问他:“您不是屈原大夫吗?怎么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呀?”

屈原悲愤地说:“国家要灭亡啦, 我很悲伤。整个朝廷, 一个个都是灵魂肮脏的家伙, 只有我一个人干净;他们像酒鬼一样醉生梦死, 只有我一个人头脑清醒。他们打击我, 迫害我, 结果弄得国破家亡。”

渔翁劝慰屈原说:“您是个明白人, 何必自讨苦吃呢?他们都很肮脏, 您一个人干净, 有什么用?随波逐流算啦。”

“话不能这么说啊。”屈原说, “洗干净了头发, 戴帽子也要掸一掸;洗干净了身子, 穿衣服也要抖一抖。我宁肯跳进这江水里, 也要保持一身清白。”

屈原决心用自己的死唤醒人民, 就在五月初五这天投进了汨罗江。当地老百姓听说屈原跳江了, 纷纷撑船下去搭救, 但是没有找到他。人们担心鱼虾吞食屈原的尸体, 就往江里投了许多米团子。

到了第二年五月初五, 当地的老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 又划船把米团子撒到江里去, 算是对他的纪念。后来, 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每到农历五月初五, 人们便包粽子、划龙舟, 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

和屈原“对话”的人 篇8

赵逵夫先生，甘肃省西和县人，1942年12月生，1967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考取了著名声韵学家、古文论专家郭晋稀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于西北师大中文系。现为西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西北师大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点的创建者和博士生导师，兼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诗经学会、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一、学术成就

赵逵夫先生的研究成就首先表现在楚辞领域，《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屈骚探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部专著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围绕屈原的生平和时代中的关键问题重点进行探讨，由24篇互相联系密切而又各成系统的论文组成，有的内容已公开发表过，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反响。本书写作的最早动机是针对日本及国内个别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经过深入研究，他全面正确地回答了“屈原否定论”者所提出的种种疑问，基本上弄清了屈原生平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清晰而又立体地展现了屈原活动的背景和生活环境，纠正了诸多延续千余年的错误，“其中有不少颠扑不破的结论”(汤炳正《序》)。例如《屈氏先世与句宜王熊伯庸》、《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等文章，不仅解决了屈氏太祖的间题，而且详细考辨了春秋战国时期屈氏及有关各人物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汤炳正先生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一文，考定《橘颂》为屈原20岁时行冠礼明志之作。《大招》是屈原在楚威王逝世时招魂之作，当时屈原25岁，在兰台供职。《<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唯章>发微》一文精心考证了《张仪相秦章》中所记载，在听到秦国要从楚廷赶走昭滑、陈轮之时，要昭滑引自己面见楚王，要求出使齐国以恢复齐楚邦交的“有人”，就是屈原。《战国策中有关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一段史料》一文对《孟尝君出行五国章》进行了精心校勘和深人研究，认为文中让孟尝君拒绝接受象床的“邹之徒”就是屈原。屈原这样做的思想实质是:勿因孟尝君的五国之行，影响了六国间的关系，影响到合纵抗秦的联盟。这是迄今为止屈学界在先秦文献中第一次发现有关屈了这样深厚的学养准备，所以一旦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便一发而不可遏止，产生了强大的爆发力和创造力。十余年来，有百余万字的学术论著问世。原政治活动与政治思想的佚文。再比如关于“登徒”职掌的考辨，关于屈原外交思想的分析，弄清了学术界对于屈原任职的种种误解和对屈原外交思想的片面认识，从而确定了屈原作为一名卓越政治家、外交家的形象。书中关于屈原两次放逐及在汉北江南行踪考辨的一组文章尤见功力。《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论定战国时楚人所谓江南、汉北皆以邹都为坐标言之。“汉北”指汉水下游部分北面之地，春秋时之云邑就在此，也即屈原被放汉北时居住地。文章还考定屈原在汉北是任掌梦之职，管理云梦泽游猎区及楚王游猎事务。《<哀邹>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对《哀邹》中历来言人人殊、未得确解的两句诗“过夏首而西浮兮”“上洞庭而下江”提出了新的解释，从而揭示了屈原东行中的心态与打算;同时文章考证屈原被放所到之陵阳，在彭蠢湖以西，庐水发源之处，与玩湘之地只隔着一个罗霄山脉。《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卒年》一文，论证了屈原流放江南时由陵阳到玩湘之间的行踪路线，《涉江》、《哀邹》,《怀沙》的创作地点和时间。尤其是关于屈原卒于楚顷襄王一十六年(前283年)的考证，较过去关于屈原卒年的九种说法有更充实的史料依据，因而可信程度更高。书中还有一组文章，对楚怀王、襄王两朝六十年来的历史加以研究，对分散出现于各种书籍中的一些人物史料一一加以排比梳理和考订，去伪存真，确定年代，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这样就把屈原的成长、屈原的政治活动与屈赋所表现的内容放到当时楚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

——伏俊连 《孜孜不倦的探求者——赵逵夫教授学术成就述评》

二、文化观点之一——文化不能全球化

文化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的根基，发展的源泉。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割裂了自己的文化，那么它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声音可发？近些年有人鼓吹文化全球化论调，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我以为世界文化一定会相互交流，竞扬所长，各取所需，协调发展，走向大同。但是由于东西方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形成文化交流条件上的大落差。今日谈文化全球化，就只能形成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覆盖。有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的史学，没有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一位学者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没有一部可读的书。”还有的学者说：“屈原是奴才”，等等。没有怎么办？有人主张“把西方的原封不动搬进来，作为自己的，多省事！”但是，这不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办法，而是自亡的论调。我们在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哲学等方面优秀的东西，但必须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我们是吸收、借鉴，而不是拿外国的东西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谈不上有什么独立地位，缺乏创造性的民族也

没有任何前途可言。我们有自己的历史，也就有自己的文化，犹如一个人有其生命的过程，也就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面目外表和精神、性情一样。因此，我们讲中国和平崛起，必须有

自己的文化支撑，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所在。离开了这一条，即使你的经济再发展，充其量只能是加强了经济的竞争力；而坚持了这一条，你的文化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你的文化竞争力才能在提高综合国力中体现出来。

——《探索与争鸣》特约记者周静：

《弘扬传统文化以振兴民族精神——著名文学评论家赵逵夫教授访谈录》

三、赵先生著作

之一：《屈原和他的时代》

和《诗经》研究差不多，屈学研究两千年来一直是先贤们竞相涉足的显学，研究成果可辟一个小小图书室。且不说贾谊、刘安、司马迁、班固、扬雄、王逸等两汉时期的屈学开创者;也不说宋代以降的洪兴祖、朱熹、黄文焕、王夫之、林云铭、将骥、戴震、胡文英等屈学大师;仅就近现代的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钱穆、游国恩、林庚、姜亮夫、陆侃如、蒋天枢、汤炳正等前辈的研究成就，便足以使人望而却步了。所以笔者常想，尽管屈学领域还有不少千年之迷等待破译，但我们这些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没有旧学根基的晚辈，要想再有较大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地下有重大发现。然而，最近有幸研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赵逵夫先生的《屈原和他的时代》一书，这一想法大大动摇了。本书不但获得了许多新结论，而且还“获得了历史性的结论。”(汤炳正《序》)

《屈原和他的时代》是一部约40万字的论文集，共收论文23篇，囊括了作者十几年来呕心屈学的主要结晶，其中一部分曾在《文史》、《古籍整理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据作者《前言》称，他下决心研究屈原的原始动因是1981年从中国社科院《文学动态》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介绍。所以，该书虽没有一篇直接驳难“屈原否定论”的商榷文字，但各文都侧重在屈原生平及所处时代具体问题的考辨上，每篇文章都实实在在地

解决或便于解决了一些学术盲点和学术疑点。这其实就是对“屈原否定论”的间接回答。因此，材料翔实、考述精密、见解稳妥便构成了本书一个特征。“屈原否定论”仅仅是导致作者倾心屈原研究的原始诱因，并非其从事该项研究的出发点和预定目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考辨，最终还是为了对屈原作出全面、客观、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评价。所以，该论文集并不是一部琐碎散乱的“屈原问题考辨集”，更非一部仅限于回答屈原是否存在的“问

题考辨集”，而是一部以论文集形式出现的自成体系、自成架构的论著。它在屈原生平和所处时代两大主题交汇的座标下，大体按时代顺序排列，依次对屈原的世系、行踪、思想、主张、创作、交游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作了立体式考察。所以，点面结合、深刻性与系统性的统一，便构成了本书又一特征。作者谈到，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发掘、发现新材料，寻找更多的科学依据;一方面是面对目前所获得的已知条件，使所得的结论能上下左右贯通无碍。”(《前言》)笔者以为，本书的学术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尽管这两方面很难割裂，常常同时表现在同一篇文章中，但就一些重点文章的价值取向看，还是各有侧重的。

——徐正英《赵逵夫的<屈原和他的时代>》

之二：《古典文献论丛》

赵逵夫先生是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授,西北师大古代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导师,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年,在此领域的教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7月第1版,此书中华书局已重印),是赵逵夫先生在《屈骚探幽》、《屈原和他的时代》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此书收论文32篇,原刊于《文史》、《文献》、《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中国文化》等刊物。主要是对一些出土文献及敦煌变文韵文的校补;对宋前戏剧文学和《诗经》、词赋等文献研究的论文,这部著作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利用“二重文献”证据法,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同时将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文献校勘和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

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中,关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校补的两篇论文,是赵逵夫先生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文章对这部失传近两千年的兵书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整理这部书时,其中一项基本工作是断简的缀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残损情况十分严重,虽经许多学者整理,还有一些文字不得确释,有些断简无法确认归属。赵先生在文中采用多种方法,推断简文的句子结构、篇幅、简文的组合和断简的相对位置,对断残竹简进行缀合(如235、236;306、313:367、368;378、379;395、396等简)。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断简中文字进行校勘、纠误、补缺、释疑,使更多的文句得以通读,使这部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兵书更加接近原貌。赵先生将残简实物情况与文章内容联系起来,从文脉文气中细加推敲,寻绎出常人易于忽略的蛛丝马迹,凭着敏锐的眼光,找出前后文的联系,并根据传世文献相互比照,详加勘验、校补。如《势备》、《延气》两篇,经过专家整理后还有许多阙文,显得文气不连。赵先生从古人行文章法、语句结构分析入手,并据文章内容及传世文献,对许多断简阙文进行校勘、补充、调序,使得文章的论述层次更加明晰、文脉更加贯通、文气更加流畅,简文显得更加完整。在这些文章中,论证充分,论据周密详实,充分体现了赵先生的文献功力。

二、重视我国汉代以前文献流传的特点和规律,根据这些规律解决问题。

我国汉代以前的文献,有其独特的流传特点,一部著作往往是一个学派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前后几代学者共同创作的。前代学者的师说被尊为经典,后人在此基础上的阐述或称为传、或称为记、或称故训等,名目繁多,形成我国古代经典述、作的独特体例。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一卷论相马的帛书,专家们定名为《相马经》,认为其中有关文句重复,有一些内容是对开头部分的解释。但对原书的情况一直未得一种可信的解说,认为也无书名、篇名。赵先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一文,根据我国汉代以前文献流传特点,指出它只是《相马经故训传》中的一部分,前边是经文,中间一部分申说大意的是“传”,第三部分是对经文的解释,整卷帛书只是《相马经》的一部分,是原书的一节或一章,篇名为卷首四字“大光破章”。从而揭示出了这篇文献的结构、性质特点,既便于我们理解这篇文献,也为我们深入理解汉代以前文献形成、流传特征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为解决我国古代文献流传中的许多疑案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佐证。

三、视野宏阔,眼光敏锐,思路新颖,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把握问题。

近代以来,我国地下出土的文献给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往往是学术研究中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澄清疑古思潮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出土的一些文物对于印证一些古典文献、解决古典文献中的一些问题,也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证据。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一文,就借助考古发现中的汉代漆画、画像砖上的图像资料,揭示汉代“巾舞”特点,从而推断这篇文献是汉代的一个歌舞剧的脚本,以新的视角审视我国戏剧历史,将我国戏剧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本书中,《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参军戏〈攀道〉研究》、《北宋傩戏〈后坐土〉研究》等,都是我国古代戏剧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在王观堂的《宋元戏曲考》一书中,认为元代的杂居是中国戏曲的开始,此前的剧本没有流传,情况不可知。但后来人们发现《永乐大典》中保留有宋代的戏剧脚本,中国戏剧文学发端的时限被提前了,然而仍然被局限于宋代。赵逵夫先生的《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则将这一时限又提前了很多,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重视文献基础工作,是我国的传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反传统思潮的兴起,这一优良传统被抛弃。这在当时解放思想、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要求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因素。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是联系我们民族历史、维系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的历史不能被割断,这首先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才能重振中华文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没有深厚的文献功底,是很难取得卓越成就的。赵逵夫先生的《古典文献论丛》一书,就显示了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