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称的著作权法保护及歌曲著作权问题

作品名称的著作权法保护及歌曲著作权问题（精选7篇）

作品名称的著作权法保护及歌曲著作权问题 篇1

影视作品名称的著作权法保护 来源： 作者：

「要点提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修改作品名称的行为侵害了著作权人享有的作品修改权，该行为导致的对作品的歪曲和篡改进而侵犯了作品的完整权。对于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定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案件索引」

一审：(2005)青民三初字第975号(2005年8月8日)，合议庭成员：阎春光、邱松、陈明明;

二审：(2005)鲁民三终字第76号(2006年4月18日)，合议庭成员：戴磊、傅志强、从卫。

「案情」

2001年7月，原告青岛澳柯玛影视有限公司与青岛电视台签订《电视剧合拍协议书》，约定双方联合拍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现代诱惑》。关于该电视剧的著作权双方约定：“本剧版权为甲乙双方共同所有，甲方享有青岛地区无偿首播权，乙方享有本剧的发行权”。

2001年11月，原告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青岛某影视城有限公司全权为其代理《现代诱惑》在全国范围内的VCD、DVD、LD(不包括互联网的播映权)及华北地区电视播映权的发行事宜。

之后，青岛某影视城有限公司授权广东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独家生产及发行《现代诱惑》的所有音像制品和所有镭射光碟，包括VCD、DVD、LD，不包括互联网上的播映权

2001年12月，原告与北京龙之声影视广告艺术公司徐州分部签订合同，原告向该公司转让《现代诱惑》电视剧播映权，节目费为240万元，磁带费、复制费和邮寄费共计6000元。同时，青岛某影视城有限公司也与北京众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转让《现代诱惑》电视剧播映权，转让费为72万元，磁带费、复制费、邮寄费合计7000元。

2002年3月，原告先后在青岛、北京等地购买到了标明为《红蜘蛛Ⅲ-现代诱惑》VCD音像制品。该音像制品封面正面中部以较大的红色字体突出使用了“红蜘蛛Ⅲ”字样，“红蜘蛛Ⅲ”下方为较小的白色字体“现代诱惑”，音像制品VCD碟片亦有同样的文字。该音像制品标明广东某出版社出版、广东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

2002年2月，浙江某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发出律师函，认为：电视剧《红蜘蛛》及其《红蜘蛛Ⅱ》、《红蜘蛛Ⅲ》知识产权所涵盖的《红蜘蛛》剧名使用权等归杭州金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所有;原告在电视剧《现代诱惑》前冠以《红蜘蛛Ⅲ》加以发行，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后杭州金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就《红蜘蛛Ⅲ》VCD碟片提起侵权诉讼。

北京龙之声影视广告艺术公司徐州分部于2003年1月以版权不清为由，向原告退回除江苏以外其它地区版权。北京众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亦以相同理由发函要求退回该剧版权。

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将青岛某影视城有限公司、广东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某出版社列为共同被告，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218万元。

「裁判」

法院一审认为，电视剧《现代诱惑》的著作权为原告与青岛电视台共有，广州某出版社出版，广东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现代诱惑》音像制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该作品的名称修改为《红蜘蛛Ⅲ—现代诱惑》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被告青岛某影视城有限公司没有许可广东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可以变更电视剧名称，也没有实际参与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不承担侵权责任。判令被告广东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某出版社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本案系争作品著作权的认定

本案侵权基本事实是由广州某出版社出版、广东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音像制品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名称由《现代诱惑》修改为《红蜘蛛Ⅲ—现代诱惑》，并在VCD封面上对“红蜘蛛Ⅲ”突出使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对作品名称的修改是否能构成侵权呢?笔者认为，作品名称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作为独立作品获得保护，这种保护是绝对的，在各种情况下都适用，但能够获得这种保护的作品名称是少之又少，因为作品名称通常是数个词语的组合，其能够表达的个性极为有限，难以满足独创性要求;二是作为整部作品的组成部分获得保护，这种保护只限制在一定情况下适用。

作品的名称能否独立受著作权法保护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就世界范围来看，对作品名称的保护主要有三种态度，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绝对保护主义，认为只要具有独创性，就予以保护。《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12.4条规定，智力作品的标题，只要具有独创性，同作品一样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二是以美国为代表，反对给予作品名称以著作权法保护，认为“一部文字作品的简单标题不是版权保护的客体”，电影《星球大战》的版权人诉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侵犯了其作品标题的版权而未能胜诉，即属此例。三是将其纳入其他法律中给予保护，如德国判例法中通常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条处理作品名称的纠纷，该条规定“商人在印刷作品时不得使用与另一作品上的特殊标记相混淆的标记”。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作品名称的著作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只有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的两个答复中有所涉及。在1996年7月17日的《关于作品标题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答复》中认为：“作品的标题宜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而不宜由著作权法保护。这样，不管标题是否具有独创性，只要被他人用于商业目的，都有可能寻求法律援助”。另外一个是于2001年12月25日在权司(2001)65号文中对昆明中院作出“文学作品名称不宜著作权法保护”的答复。因此，作品名称要想获得独立保护，只有依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独创性”的判断标准。本案系争作品的名称为“现代诱惑”，是两个公有领域词语“现代”与“诱惑”的简单叠加，笔者认为不具有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不能构成独立的作品，因为作品要求“在形式上、内容上或者形式与内容结合的方面体现某些新的以及确定性的东西”。“必须把带有独一无二天资与能力的个人智慧体现在创作活动中并把它的光辉展现出来”。

在本案中，电视剧《现代诱惑》系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其名称《现代诱惑》是作为作品的组成部分而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作品中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受著作权法保护，受保护的部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保护。由于人类表达方式的有限性，任何作品中都存在一般性的表达因素，只有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才是著作权法真正要保护的。名称对于作品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对名称的创作需要作者投入大量的智力劳动，即使不独立构成作品的名称也是整个作品中不能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破坏了作品的名称也就破坏了整个作品的完整性，影响到了著作权人原有意思的表达。因此，作品名称无论能否独立构成作品，作为整个作品的组成部分是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禁止他人非法修改。但这种保护是有限的，前提是要建立在整部作品的基础之上。本案中的对“现代诱惑”这个作品名称的保护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作品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对它的修改影响到整部作品的完整性，侵害了整部作品的著作权人与影视作品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是说，本案中的侵权行为不是侵犯的作品名称，因为它无权可侵，侵犯的是整个影视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如果本案不是将作品名称非法修改，而是将“现代诱惑”作为商标进行注册，则不能认为是侵犯著作权，因为著作权人不享有对“现代诱惑”这一词组的在先权利。沸沸扬扬的“五朵金花”案就同此例，云南曲靖卷烟厂将“五朵金花”注册为商标，《五朵金花》剧本的作者向法院起诉，要求停止侵权，而法院最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侵犯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行为的认定

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修改权是指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这两种权利类型是著作权法中结合最为紧密的，在司法实践中通常相伴出现。由于这两种权利类型相近，保护范围类似，因此众多学者一直在试图定义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之间的关系，概括来说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个权利的正反两面，从正面讲，作者有权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自己的作品，从反面讲，有权禁止他人歪曲篡改作品，此种观点为通说。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保护客体的范围不同，修改权保护的是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保护作品完整权保护的是作品的内在表达，两种权利均具有主动权和防御权的性质。第三种观点认为保护作品完整权重在维护作者已经定型的表达，当作者已经确定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情感时，他人不得任意地改变作者已经选定的表达。修改权重在维护作者人格与表达一致的延续性，当作者的思想、情感或观点发生变化时，原有的表达与作者的人格发生了矛盾，为了消除矛盾、继续确保作品与作者人格的一致性，法律允许作者对作品进行修改，其效力在于排除他人对作者修改自由的干涉，而非禁止他人非法修改作品。

笔者认为，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极为近似，但并不是一种权利的正反两面，否则，立法就不会设置两种实质相同的权利类型。二者主要存在以下四个区别：

1、对修改权的侵犯通常是有意而为之，而侵犯作品完整权并非一定有意而为，如在沈家和诉北京出版社出版合同及侵犯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案中，被告出版的原告所著小说《闺梦》中文字语言、标点符号等方面共有179处错误，北京一中院认为该书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使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此案中，由于编校质量不合格而造成的侵犯作品完整权显非有意而为。

2、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修改权的延伸。一般情况下侵犯作品修改权并不一定就侵害到作品的完整权，而对作品完整权的侵害一定会导致修改权受到损害，比如作者将作品交予出版社后，在排版印刷之前要求修改，遭到拒绝的情况，侵犯的就仅有修改权而不包括保护作品完整权。在个别情况下，作品完整权受到侵害也并不影响修改权，比如有学者认为，将严肃的作品用于低俗的环境中，放映电影过程中任意加播广告都有可能造成对作品完整权的侵害。

3、对作品完整权的侵害通常重于对修改权的侵害，要求对作品进行了歪曲或篡改，有时甚至是对作者人格的丑化，而修改权只是对作品的一般性改动，不涉及作者人格。

4、修改权主要是一种“行”的权利，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作者自己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种“禁”的权利，从消极的角度出发，只有受到侵犯时才行使。

回到本案，广州某出版社出版，广东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现代诱惑》音像制品将该作品名称修改为《红蜘蛛Ⅲ—现代诱惑》，该行为未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且该名称与他人所拍摄的《红蜘蛛》电视剧相类似，能够使公众误认为该电视剧的著作权人为《红蜘蛛》的制片人，《红蜘蛛》的制片人也为此向原告提出侵权诉讼。被告的行为割裂了作品与著作权人人格之间天然的联系，改变了著作权人已有的确定的表达方式，破坏了作品原有的完整性，构成对作品的歪曲和篡改。被告所实施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修改作品名称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修改权，而该行为导致的对作品的歪曲和篡改进而侵犯了作品的完整权。正如德国学者所言“法律所保护的不但是作者本人的利益，还要让社会公众知道谁为本部作品赋予了独创性。因此，作者应当有能力对抗那些歪曲作品的行为，否则那些歪曲行为将会在社会公众中造成认知方面的损害——只要是不存在更大的利益而使这种修改行为显得有必要”。

三、侵权损失赔偿的计算

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对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的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案在认定损失赔偿数额时，采用了法定赔偿，且适用了最高限额50万元，笔者认为，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原告经济损失及被告违法所得无法计算。本案中原告主张经济损失218万元，其依据是两份电视剧播放合同因被告行为没有得以完全履行。法院认为，第一，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与北京众美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就合同解除及有关费用的支付与返还达成一致，损失尚未明确;第二，原告虽然没有获得合同约定的播映权转让款项，但也没有实际转让有关地区的播映权，原告仍可以许可他人行使以实现其财产权利，因此，对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并未支持。

其次，本案中之所以适用法定最高额赔偿主要是考虑到原告的实际损失。全面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中最基本的赔偿原则，它是指侵权行为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应当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法定赔偿是由于无法实现全面赔偿而在法律上设定的推而求次的赔偿方式，因此，笔者认为，它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本考量因素，尽可能的接近全面赔偿。在美国1984年ROS Records一案中法院指出“毫无疑问，估价法定赔偿，应与实际损失具有某种联系。但由于法定赔偿通常是在实际损失不能精确计算的情况下使用的，就不能希望两者准确一致。” 由此可见，尽管法定赔偿是在损失无法计算的情况下适用的，但美国法院仍然是以可能遭受的实际损失为基础酌定法定赔偿额。最高法院民三庭蒋志培庭长也提出“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是损害赔偿计算的中心，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脱离实际损失或者损害事实而单独存在”。司法实践中，也通常将可能造成损失作为法定赔偿的考虑因素，如北京高院在《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中规定“法定赔偿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确定赔偿数额：(一)通常情况下，原告可能的损失或被告可能的获利;(二)„„”。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确实造成原告已签订的合同不能完全履行，如果原告再行许可，不但要就《现代诱惑》的著作权归属问题进行澄清并会因合同重新签订履行而产生相关费用，而且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作品，《现代诱惑》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如果不能及时播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商业价值也会呈现降低的趋势。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虽然难以计算，但是被告的侵权行为必然会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综合考虑原告投入的创作成本、作品类型、侵权行为性质、后果及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法院最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

关于歌曲著作权的案例

来源：法律快车 http:// 作者：

【基本案情】

争议双方

原告：环球国际唱片股份有限公司(Universal International Music B.V.)

被告：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情况

原告环球国际唱片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称：该公司对U2演唱的专辑《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享有录音制作者权，并未授权被告或任何第三方通过被告经营的雅虎中文网站等相关网站传播、或者通过链接方式传播上述录音制品，对其进行在线播放和下载。被告阿里巴巴公司自2006年4月10日开始，通过其经营的雅虎中文网站，向公众提供上述专辑中《Beautiful Day》等9首歌曲的试听及下载服务，;同时，通过对涉案歌曲《Peace On Earth》等歌曲信息进行人为的搜集、整理、分类和编排，按照歌曲风格、流行程度、歌手性别等标准制作诸如“歌曲排行榜”、“最佳男歌手”、“最佳女歌手”等不同的分类链接，便于网络用户搜索;提供涉案歌曲《Elevation》和《Walk On》的音乐盒服务，存储用户的歌曲链接，并可以实现共享等功能，方便其他网络用户通过“音乐盒”直接试听和下载。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使网络用户无需离开被告网站网页即可实现歌曲的试听及下载，已经超出了普通搜索引擎的服务范围。被告把第三方网站的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加以控制和利用，属于直接复制并通过网络传播原告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涉案歌曲的侵权行为;即使不构成上述侵权行为，被告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构成诱使、参与、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侵犯了其对涉案歌曲所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中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相应的获得报酬权。国际唱片业协会曾经代表原告与被告就涉案事宜进行过协商，原告也曾于2006年7月4日向被告发出于7日内断开相关链接的通知，但是被告直到7月底仍未删除相关链接。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在雅虎网站、《人民日报》、《北京晚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诉讼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共计5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院判决

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删除雅虎中文网站“雅虎音乐搜索”中与《Beautiful Day》等九首涉案歌曲有关的搜索链接;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赔偿环球国际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三千六百元及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一万一千元;

三、驳回环球国际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理评析】

第一，关于原告环球国际唱片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对涉案歌曲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问题。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我国签定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我国和荷兰王国同为《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根据该公约及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环球国际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依据其制作完成的录音制品向我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相关诉讼主张。本案中根据原告环球国际唱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正版录音制品中关于涉案歌曲录音制作者权人的署名及国际唱片业协会相关版权认证，可以认定原告对涉案歌曲享有录音制作者权。原告作为涉案歌曲的录音制作者权人，其所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依法应当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第二，关于被告阿里巴巴公司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所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的侵犯，是否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问题。

网络传播是以数字化形式复制作品并在互联网上向不特定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在雅虎中文网站音乐搜索网页上，无论通过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的方式或者通过该网页提供的分类信息的方式对涉案歌曲进行搜索，得到的搜索结果均仅为涉案歌曲不同URL地址的链接，且音乐盒服务中所存储的亦为涉案歌曲的链接，而非涉案歌曲本身。用户点击相关链接进行试听和下载，是通过将客户端链接到第三方网站，在第三方网站实现的。涉案歌曲能够实现试听和下载的基础是被链接的第三方网站上载了涉案歌曲，通过试听和下载向互联网用户提供歌曲本身的是第三方网站，而非被告网站。

被告网站通过其音乐搜索服务，只是提供了试听和下载过程的便利，相关音乐盒服务，亦仅为存储相关网络链接地址提供了便利，并不能推导出其提供了涉案歌曲的内容本身;而且涉案歌曲的下载页面中显示了涉案歌曲的来源，不会使网络用户产生涉案歌曲来源于雅虎中文网站的误认。因此，被告的涉案行为不构成复制或者通过网络传播涉案歌曲的行为。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原告曾于2006年4月10日和7月4日分别向被告发函，告知其侵权事实的存在，提供了有关权利人录音制品信息的网址、含有涉案9首歌曲的音乐专辑及演唱者的名称，同时提供了《Beautiful Day》等7首涉案歌曲的具体URL地址各一个作为示例，要求被告删除与涉案专辑有关的所有侵权链接。但被告仅删除了原告提供了具体URL地址的7个侵权搜索链接，怠于行使删除与涉案歌曲有关的其他侵权搜索链接的义务，放任涉案侵权结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属于通过网络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三，被告阿里巴巴公司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被告阿里巴巴公司的涉案行为属于通过网络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环球国际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对涉案歌曲所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获得报酬权，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法律责任。因此，本案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

【歌曲著作权相关知识】

问：搜索引擎搜索到歌曲是否构成对歌曲著作权的侵犯?

答：无论通过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的方式或者通过该网页提供的分类信息的方式对歌曲进行搜索，得到的搜索结果均仅为歌曲不同URL地址的链接，而非涉案歌曲本身。用户点击相关链接进行试听和下载，是通过将客户端链接到第三方网站，在第三方网站实现的。歌曲能够实现试听和下载的基础是被链接的第三方网站上载了歌曲，通过试听和下载向互联网用户提供歌曲本身的是第三方网站，所以搜索引擎本身不构成对歌曲著作权的侵犯。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如果怠于行使删除与涉案歌曲有关的其他侵权搜索链接的义务，放任涉案侵权结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属于通过网络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歌曲著作权法律链接】

《著作权法》

第四十一条 录音录像的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允许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取报酬的权利;权力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12月32日。

《著作权法》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八)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作品名称的著作权法保护及歌曲著作权问题 篇2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问题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和特征

民间文学艺术是由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某一群体, 在集体劳动中创作产生的反应该群体特定的品质、风俗或喜好, 并经过世代相传不断创新发展的智慧成果。

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体现出民间文学艺术四个特征:一、群体性。民间文学艺术是某一群体在其共同的社会生活或者劳动中创作产生的, 由于它的表现形式得到群体的共同认可, 而普遍流传。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是群体的智慧, 反应的是群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潮流, 即使经过长久的流传, 它始终体现的都是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群体的智慧。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时代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在时代发展中, 不管经过哪个时代, 都会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喜好, 添入新的元素, 这样使民间文学艺术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变化, 不断有新的起点。正如米哈依!菲彻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描述“民间文学艺术是真正活生生的并且仍然处于发展之中的传统东西, 而不是过去的记忆”三、地域性。每种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都联系着某个或某几个相邻的区域, 不同地区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不同, 即使主题一样, 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不同地区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审美观念。四、传承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性一方面体现的是民间文学艺术经过上千年的流传被人知晓;另一方面体现在民间文学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很多文化沉积了下来, 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

二、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现状

1、公约和立法层面

早在197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民间文学艺术, 修订了著作权法, 制定了《突尼斯著作权示范法》。之后, 在1982年, 两组织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损害性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除国际组织外, 英国、突尼斯、阿拉伯等国家也同样在版权法中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 而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起步较晚。1984年, 文化部颁布了《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 这是最早运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内立法。条例中保护了民间文学艺术整理者的著作权, 同时要求整理者必须注明素材的提供者, 并对提供民间文学艺术素材的作者的权利也给予相应的保护。此外, 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在2001年《著作权法》重新修订中, 该条规定仍被保留。

2、实践层面

国际上较早的使用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 特别对那些民族文化传承较长、土著文化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无论在立法层面或是在实践中都非常重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 甚至是成立一些协会, 通过规章制度来民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品质, 例如澳大利亚。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 在实践中出现使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案例, 例如白秀娥案、《十送红军》著作权纠纷案、黄自修诉南宁市艺术剧院侵犯著作权纠纷案等, 但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民间文学艺术案件时, 仍遇到了下面几个问题:一是,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传承几千年,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智力水平、文化水平加入了不同的元素, 这样在现代经济利益膨胀的社会, 原创和创新区分就显得尤为突出。二是, 民间文学艺术的每次继承和发扬都是在先辈们努力的基础上, 而每当新的元素加入后, 创新作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 不经意的将先辈们的努力也加入了自己的保护范围。三是, 民间文学作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创作者都可以对其进行改进或者创新, 对于同源作品很难区分创作者的先后顺序。

三、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存在的问题

尽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客体与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有很多相通之处, 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性, 决定着在利用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应该注意著作权保护中的不足。

权利主体问题。《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作品的作者是确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这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来说非常不利。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传承中, 无数的先辈们对其进行了多次创新, 使其成为某一地区或者某个民族的作品, 它鲜明的反应着地方的或者民族的特色。因此很难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确定一个明确的作者。

保护期限问题。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作品的保护期限是:作者终身及其死后五十年, 这样的规定既保护了作者利益同时也平衡了社会公众利益, 促进新作品的创新和发展。但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言, 存在两个问题:一是,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是谁很难确定;二是, 同一源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在流传中不断创新, 那么五十年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

传承人和保有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发展依赖于传承人, 没有传承人的延续和创新, 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举步维艰。一般情况下, 民间文学艺术是由一定的群体保有, 保有人也是传承人。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是仅靠保有就可以, 在保有人中有优秀的保有人也有普通的保有人。优秀的保有人, 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见闻, 改进或者创新民间文学艺术, 而普通的保有人, 他们仅是根据自己的记忆传播民间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中, 优秀保有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而普通保有人由于他们的传承缺乏创新性, 使得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这样导致部分普通传承人放弃传播, 而仅靠优秀传承人的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会缺少活力, 最终可能导致失传。

采风者的法律地位问题。在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中, 有很多喜好民间文学的人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收集、记录、整理, 这部分人通常称他们为采风者。采风者在收集、记录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后, 一部分采风者可能把掌握到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创新, 获得新的作品, 其相应的权利也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另一部分采风者可能仅仅是记录了采风的内容, 由于记录的内容没有独创性, 其权利也得不到任何保护, 但是仅以他们记录的内容不具独创性, 就使其利益不受保护, 这样不仅不能激起采风者对采风活动的兴趣, 反而会加速民间文学艺术的消逝。

独创性问题。虽然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 但是该规定没有给予独创性明确的定义, 也没有给出相应的标准供其参考。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大都是以民间文学艺术为基础, 并以此为基点进行创新和发展。而由于作者的实力不同, 作品的独创程度也不同, 特别是对那些同源性的、作者独创程度不高的作品, 很难区分著作权的归属。

保护期限问题。《著作权法》规定作品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身及其死后五十年, 这样做即平衡了作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 又鼓励了新作品的创作。该项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来说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是:规定中保护的是“作者”终身及其死后五十年, 对民间文学艺术来说, 作者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难度, 既然作者难以确定, 那么保护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二是:五十年的保护期限对一般的作品来说是合理的, 而民间文学艺术是不断的发展变化, 它的期限也就很难确定。因此在适用著作权法时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期限问题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参考文献

[1]、管育鹰.知识产权视野中的民间文艺保护.第一版.法律出版社, 2006

[2]、郑成思.知识产权制度研究 (第三卷)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作品名称的著作权法保护及歌曲著作权问题 篇3

关键词：经典文学作品;著作人身权;滥用;法律保护

一、经典文学作品被严重滥用

近年来，国内外涉及我国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四大名著”“红色经典”都受到了牵连。日本曾经拍摄了一部言情版的电影《西游记》，该剧中，唐僧由女星反串，青春偶像饰演孙悟空，将齐天大圣演成了好吃懒做的神经质超人，并且让笑星扮演沙僧与猪八戒，情节歪曲原著。国内态势也不容乐观，浙版的《西游记》里，孙悟空也是问及红尘事，并且粗俗不堪。在鞍山话剧团改编的《阿Q正传》中，歪曲了原作的本意，将吴妈与阿Q改编成有暧昧关系的男女，侵犯了原著的完整权。以上改编虽然迎合了某些消费者的低级趣味，却引起了社会上的大部分有良知群众的强烈不满。

以上种种都清晰的反应了，我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已经被不良商业行为所践踏，前人留我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已经被扭曲的血肉模糊了。今天，我们必须要从制度上反思自己，要端正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态度，给予它们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二、保护经典文学作品的必要性

经典文学作品有很重要的价值。文化价值方面，名著表现了国家的传统价值，是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国家传统的保持和传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文化的精髓都是通过文学作品彰显出来的，并通过这一载体得以保存和传播。商业价值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利用文学作品的作者、经典人物形象、作品中描述的特殊地点和行为方式等，可以更方便，更有影响的进行商业化炒作，赚取商业利润。这两种价值本来是可以和谐共存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没能平衡，导致文化价值没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反而在某种情况下因为商业价值的滥用而遭到扭曲。笔者认为导致它们失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人不懂珍惜。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再伴有国外文化的渗入，这使得许多国人乱了分寸，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宝贵财富。越是思想开放，文化多元，人们就越是不重视自己的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篡改甚至胡编、瞎编的例子比比皆是，借助前人的影响来搞笑、戏说，硬是践踏了经典人物形象。此类行为严重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第二，国人对文化遗产不注意保护。我国文化遗产屡遭侵犯，与我们国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极大的关系。面对国外的恶搞，许多人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加入其中，真是利益熏心，只要对自己的个人利益有益，便不在乎我们的文化有没有遭受侵犯。即便有的人意识到了，也因为觉得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而沉默，那些真正有勇气并有民族责任感的人少之又少，显得孤立无援。

第三，商业方面的利益刺激。某些方面，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如今的商业影响力越来越大，影响着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度上约束较为松散，行业自律性也比较差，这使许多行业及其从业人员为了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惜牺牲文学作品的价值来迎合某些低级群体的趣味，毫无节制，肆意妄为。这种对文学作品的肆意践踏是掠夺式的，赚足了自己的腰包，却把无限的伤害留给了民族。

三、保护经典文学作品的法律途径

（一）将保护主体变为国家

现如今，著作权的保护大致分为两种，以德国为典型的“一元论”和以法国为典型的“二元论”。在德国，著作权是一个整体，没有把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分开而论，保护期限均是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合作作品则是最后一位作者死后70年。作者死亡时间超过70年的，便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接管。在法国，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独立存在的，财产权利的保护期限和德国相同，而人身权利的保护期限将不受限制。但我国的做法恰恰更接近于法国的“二元论”，便出现了当下的保护不力的现象，按现行法律规定，被继承人的晚辈继承人只到子女，即使是代位继承，享受权利的也只到孙子女。那么那些死去已经超过50年的作家且继承人也不明确的著作人身权将怎么予以保护？虽然有规定说由法定机构予以保护，但当下为什么又有那么多滥用经典文学作品的现象呢？笔者认为，原因有多方面，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法定机构不明确，执行力度不够，并且没有充分落实，操作性规定也不全面，相应部门也没有动力和压力，以及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进入共有领域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被自由使用，不用受到制约，进而将这种自由，过度放宽标准。为了改变这种滥用现象，笔者建议在保护上学习德国的做法，并把专门机构规定到《著作权》相关法律条文中予以确认，更能实现保护目的。将经典文学作品的著作权行使主体变更为国家，并成立专门的经典文学作品保护机构，势在必行。

（二）加大对使用经典文学作品的监督

经典文学作品保护机构，应该及时听取民众和相关单位部门对作品利用情况的监督举报，如实备案，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查取证并采取措施。赋予保护机构行政决定权，令其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其不至于成为空壳子。并且应规定其定期把工作情况公布到网络上方便民众监督，建立信用档案。以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影等作品也应被专门学者工作人员严格审核备案，有歪曲捏造的一律不予通过，并公布到网络，让公众知晓。

四、结语

经典文学作品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像之前那样放任滥用现象实属不应该，主张设立严格规范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保护经典文学作品迫在眉睫，这样做不是为了限制人们使用，而是希望能借此令后人更好的使用文化财富，不要令其变质，混淆后代的价值观。通过对前人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充分发挥其价值，以促进优秀文化的传播。本文主要是建议通过建立专门的经典文学作品的保护机构，规范这一市场，保护并弘扬我们的文化。

【参考文献】

[1]赵加兵.著作人身权保护制度研究[D].郑州大学，2013.

[2]郭章辉.著作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研究[D].西南大学，2012.

[3]李德春.著作权的限制制度研究[D].河北大学，2009.

[4]赵鑫.论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构建[D].延边大学，2006.

[5]胡辉.论古典名著的著作权保护[J].河北法学，2010（09）.

[6]谭启平，蒋拯.论著作人身权的可转让性[J].现代法学，2002（02）.

试论网络作品著作权的侵权和保护 篇4

1.传统媒体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以“电脑商情报被诉侵权案”为例。原告陈先生于5月10日以“无方”为笔名，在其个人网页《3D芝麻街》上，发表了《戏说MAYA》一文，并注明“版权所有，请勿刊载”。而被告《电脑商情报》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于1910月16日将这篇文章登在其第40版上。陈先生认为自己的著作权被侵犯，要求被告公开道歉，支付稿费231元，同时支付惩罚性稿费5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同意按照国家有关稿酬标准，支付陈先生231元稿费，但被告认为自己无侵权故意，此稿是读者投入报纸电子信箱的，稿上未写真实姓名和地址，无法发送稿费，因而不同意向原告道歉。

在此案中，被告《电脑商情报》侵犯了原告的作品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作者地址不明而无法发送稿费的说法也站不住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人地址不明的，应在一个月内将报酬寄送国家版权局指定的机构，由该机构转递著作权人。”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使用原告作品，登报公开道歉，向原告支付稿酬并赔偿损失924元，负担余元受理费。[1]

由于网络上的各类信息资源极为丰富，因而成为很多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的一座富矿，加上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侵权行为于是屡屡发生，“电脑商情报被诉侵权案”是一个典型，但只是冰山的一角。应该明确的是，网络在“媒体”这个意义上，与传统媒体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网上作品“下载”还是后文提及的传统媒体作品“上载”，都应该视为，并依照《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在无法与信息源沟通的情况下，付酬方式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执行。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虽然网络在传播学术界已经普遍的被称为“第四媒体”，[2](p.111)笔者在文中也这样称呼，但时至今日，这种叫法并没有得到国家明确认定。2月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以及5月发布的对这一规定进行的修改决定中，都只是从技术和形式上对国际联网、互联网络和接入网络进行了定义，并没有指出它是一种媒体。这就难怪在使用网络作品时，不少人认为各种信息可以随便调用，而没有“转载”的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体，网络并没有传统媒体所享有的权利，而报刊都有法定许可的权利。这是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2.网络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在被称为“中国网络主页侵权第一案”的“瑞得诉东方案”中，原告北京瑞得公司认为被告四川东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主页，从整体版式、图案到栏目名称均与瑞得公司主页雷同，瑞得公司的徽标和搜索引擎“看中国”也被复制，因而认定被告侵犯了其因特网上主页的著作权，索赔19.99万元。前文已就网页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加以论述，东方公司对瑞得公司的主页进行仿制，带有“抄袭”的意味，自然属于侵权行为。经法庭调查取证，认定被告侵权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道歉，赔偿2000元，对原告的巨额赔偿要求则不予支持。另该案受理费5508元，由原告负担5400元，被告负担108元。[3]

侵犯网页著作权的行为只是网络对网络的侵权行为的一个方面，这类侵权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对其他网站的信息资源著作权的侵犯。这种侵权行为因为技术上的便利而十分常见，成为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主要部分。特别是有些商业站点，缺乏信息资源，未经授权大量摘抄新闻媒体的网络版信息，它已引起了许多网上媒体的关注。4月中旬，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社牵头，国内23家有影响的上网媒体首次相聚北京，原则通过了《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呼吁网上媒体应充分尊重相互之间的信息产权和知识产权;呼吁全社会尊重网上的信息产权和知识产权，坚决反对和抵制任何相关的侵权行为。

“公约”的形成有利于网络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它以较为正规的形式，明确提出了网上作品的信息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各网站之间的侵犯著作权行为。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与其初衷还相去甚远，这也说明了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复杂而艰巨，决非一个非刚性的“公约”可以调整。

3.网络侵犯传统媒体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这一类侵权行为在目前争议最多，至今仍沸沸扬扬的“王蒙等六作家状告北京在线侵权案”就属于这类侵权。196月15日，王蒙等六位作家通过代理律师提出诉讼，状告由世纪互联通讯公司主办的“北京在线”，未经许可就将他们享有完全著作权的文学作品登载在网上，侵犯了他们的作品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要求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9月18日，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将其作品上载到因特网上，违反了《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侵害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被告应停止侵权，在自己主页上刊登致歉声明，并分别赔偿六原告数额不等的经济损失。对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驳回。[4]

需要指出的是，《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的条文中，因为当时的局限性，没有在列举时规定以网络传输方式造成的侵权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但上述条文的列举是开放性的，结合现在实际情况，应该包括这种侵权行为。在修改《著作权法》时，必须对此加以规定。

前文已经论述，网站内容属于网站管理者的编辑作品，网站管理者对其整体享有著作权，同时也应当对其承担责任。尽管此案中，网上刊载的原告作品多为网友提供， 网站管理者(主要是ICP， InternetContentProvider)也应该对其合法性予以审核，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这样做在客观上具有较大的难度，但权利和义务应该是统一的，不能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就可以对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予以

侵犯。

给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辟一条专用车道

前文从著作权保护的共性方面，对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问题作了论述，但较少考虑网络媒体的特殊性，而这正是各方对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尽管从法律的角度看，大家对“六作家诉北京在线案”的一审判决没有异议，但有关人士还是对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国内知名ICP――网易的文化编辑王易认为，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介，它是很自由的，应该放宽对网上作品的限制尺度。过度限制，不利于网站的发展。新浪网新闻中心主任陈彤认为，互联网与传统媒介不尽相同，尤其是中国的网站有其发展特性。中国网站处于成长阶段，面临很多发展障碍，一个是亏损问题，目前国内网站很少有赢利的，不少是赔本买卖。另一个是信息来源较少，如果过度限制其信息渠道，内容很难丰富。[5]这些意见应该能够代表业内人士的意见，也正是出于网络发展的考虑，北京在线才提出上诉，虽然上诉的结果很难预料，但他们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网站争取一点权利。

任何制度都有两面性。网络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其自由流通的丰富的信息资源，而其作品著作权保护与信息的自由流通遵循着零和原则，强调其中一方，必然要以减损另一方为代价。不考虑网络的特殊性，过于强调著作权保护，就会限制信息的畅通，不利于网络的`健康发展;但完全否定网络著作权，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也不能促进信息的流通。这陷入一个二律背反。有关人士的主张分歧在于其出发点的不同。有人认为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规则”必须“别出心裁”，而有人则认为应当保持“交通规则”的基本框架。[6]出现分歧是不足为怪的。

如何在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和保证信息畅通之间找到一个最佳临界点，也就是如何把握好“度”?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尽快制定有关法规，明确各方的责、权、利，设置“红绿灯”，使“信息高速公路”混乱的交通状况得以理顺。综合考虑上述两种意见，笔者倾向于保持基本“交通规则”不变，结合网络媒体的特殊性，相应地给“信息高速公路”辟出一条专用车道。具体而言，应该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网站：允许先用，之后适当付酬。这有个前提，除声明不得转载的作品以外。对于著作权人享有的五种权利，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这四种权利，网站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按照现行《著作权法》加以保护，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上。考虑到网络上的信息是海量的，那么这些信息要获得著作权人许可必定就是“海量许可”。海量许可的操作难度是很大的。对于状告北京在线的六位知名作家，网站还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找到著作权人并征得其许可，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对更多的一般性作品，要找到无数匿名“冲浪”的作者，要在短时间内获得许可几乎不可能。如果每篇文章都必须先征得同意才能使用，恐怕网站在信息资源的占有方面就显得囊中羞涩了。因此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张平女士提出，国家应将网站纳入规范管理的范围，给予网站一定的法定许可，明确使用后付酬的观念。这不但不会损害，反而可以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获得报酬的权利。[7]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范围在网络上适当扩大，有利于让更多的人从网络上获得信息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也就是笔者所提的给网络一条“专用车道”的思路。

被转载的各类作品扩充了网站内容，丰富了网站信息，从而招徕了更多的上网浏览者。网站浏览率高，其知名度就大，无形资产就增加，广告收益就增多。因而，网站管理者有义务为这类转载作品著作权承担责任，支付报酬。不过，无论是国家版权局1990年7月修订、施行到年5月31日中止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还是国家版权局1999年4月5日发布、6月1日起施行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都没有规定在网络上刊载作品的付酬标准。而且在《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中还专门说明“本规定只适用以纸介质出版的文字作品”，[8]那么，网站该按照什么标准付费呢?这需要国家尽快制订出有关规定，而制订规定时，应考虑下面将讨论的原则。

作者：收之桑榆，自当失之东隅。从近期看，利用网络传播作品可能对著作权人有经济损失，但长远看，对提高作者名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作品，实在是功莫大焉!网络超乎寻常的宣传作用，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其次，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创作者也是快速获得信息的受益者，网络时代的创作者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创作者都要“高产”。这样，创作成本就相对降低，所以著作权人对作品使用的社会回报也应相应降低。换言之，著作权人的制作成本降低，精神收益增加，根据权利义务平衡原则，其物质回报应该相应减少。在制订网络付酬标准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上述两个方面。这也是网络媒体的一条“专用车道”。目前，在因特网上中文信息还只占1%，而现在国内网站很少有赢利的，不少是赔本买卖。因此这一点对于中文网站来说，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有关人士呼吁加强中文网站建设迫在眉睫，否则，中国文化在网络空间将处于失语状态，这与中国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是很不协调的。

前文提到对网站予以一定法定许可，还可以从网络作品的作者角度，以“自动放弃原则”对作者权利加以适当限制，即作者将作品上载到网上，应该充分认识到其被转载、复制的可能性和广泛性，如未作说明，或没有采取技术手段预防其被转载、复制，即认为作者自动放弃其部分著作权，转载其作品可以视为自发允许。作者的其他权利仍然受到保护，包括有权要求网站删除自己在该网站上的作品。此外，虽然目前并没有人为发表(不是转载)在网上的作品提出向网站索取稿费的要求，但如果确立了网络的媒体性质，这个问题就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笔者认为，在网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传播信息，而传统媒体在作品发表上却有严格的控制，必须要经过层层遴选。这表明，网络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了版面，提供了发表的机会，那么，作者的稿费实际上可看作与其发表的机会成本相抵，这就解决了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问题。至于转载著作权人作品，就需要考虑其获得报酬权了，因为转载过程已经包含了遴选。

这条“专用车道”对作者的权利限制较多，这是否不公平呢?不是。因为在网络上，网站提供给作者的浏览信息的益处早已超过了它们未经许可刊载其作品可能带来的损害。

网民：允许，但要遵守规则。在网络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网民将其他著作权人的作品“贴”在某个网站上，这对于网站来说属于“被动转载”，类同于读者向文摘报刊荐稿。这种行为对于促进网络中信息流通是有利的，应该一起纳入到前文所述的“法定许可”之列，但网民和网站的义务应该加以明确。网民必须要做的是在转载时注明出处，按原样署上作者姓名，并不得对原文加以删改，否则视为侵犯作者著作权。网站有义务对被动转载的作品进行核查，核实作品是否注明“不得转载”，原作被转载时是否已有删改等情况，并支付原作者报酬。由于这种情况中，网站处于被动地位，网络传播又是即时性的，不可能对作品预检，因此，应该考虑给网站一定的期限对被贴在网站上的侵权作品予以删除，过了期限不删则为侵权。制定有关法规时，需要为网络设置这条专用车道。

因特网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公司所拥有，而是全人类共享的信息资源。“网络使少数人垄断信息和文化的圣人时代宣告结束了，这正是网络对传统信息和文化传播方式的冲击。”[9](p.50)也正是为什么网民在网上自由传送各种作品而没有顾及著作权保护的原因。但是，任何自由都应该以社会中包括法律在内的各项规范为底线，绝对的自由决不利于网络的健康发展。网络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法律的范围内正确利用网络，不但不是对自身传播权的扼杀，反而表现出对这种权利的珍惜。网民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对网络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网络的技术特性使得使用者侵犯著作权更是轻而易举，而且追查责任也比传统作品著作权保护要艰难得多，这更需要网民严格地遵守有关法律。

纵观著作权保护的历史，它总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不断地调整与平衡利益关系。最终实现的是著作权法的社会功能：在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下，社会公众能够最广泛地使用作品。网络的崛起，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传播媒体，也对我们的法律提出了挑战。法律还没有对网络作品著作权进行规范，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不应以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的缺损为代价;另一方面，著作权法应该尽快作出适应新环境的修订，使各方都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笔者文中的讨论只能是抛砖引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为之欢呼雀跃的网络，不应该成为著作权法的坟墓!

收稿日期：1999―10―18

【参考文献】

[1]范新宇.网上作品也受著作权保护[J].微电脑世界周刊，99―09―04.

[2]明安香，等.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M].华夏出版社，1999.

[3]张东操，邓丽青，童晓燕.复制主页，被判侵权[N].中国青年报，99―09―13.

[4]张东操，崔丽.六作家状告网站胜诉[N].中国青年报，99―09―19.

关于著作权行政保护的几个问题 篇5

[日期：2005-05-21] 来源：法律信息网作者：许超 [字体：大 中 小]

一、关于原告举证与过错推定的关系问题

2003年6月，国家版权局办公厅曾经就一起涉外案件给上海市版权局做过答复，并抄送各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这个答复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原告的举证责任和如何推定被告有过错。答复附有上海市版权局的来函，对具体案情有所介绍。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仍应以国家版权局办公厅的答复及附件为准。

概括地讲，这个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调查处理著作权行政案件，也适用民法的“谁主张推举证原则”，同时结合运用我国著作权法第52条及软件条例第28条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所谓“同时结合运用”，指投诉人应当先举证，举证的范围包括谁是作者、创作了什么作品、侵权人是谁、侵权事实如何等，但这只是初步举证责任。在投诉人初步举证之后，举证责任转移到被投诉人，被投诉人负主要举证责任。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下称软件条例）第28条规定的内容相同，不重复。这不仅是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也是WTO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和大部分国家著作权法的规定。

这一点在国际著作权条约和各国著作权法中的具体反映是“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为作者”的原则性基本规定。其真正的意思是，通过署名推定作者只是一种初步证明，这种证明在有证据力更强的相反证据情况下是可以被推翻的。由于这是初步举证，因此法律不要求举证责任人提供过于复杂的证据，证据的简单甚至只要能证明其系“在作品上署名的人”即可。下一步的举证责任则应由复制或者发行侵权制品的人承担。复制或者发行人能够举出反证且证据力强于投诉人的，举证责任再转移到投诉人。举证责任不断相互转移，直至出现最有力的证据。复制或者发行人不能举出相反证据的，则推定其负有侵权责任。

对于明显侵犯著作权的案件，特别是侵害公共利益的各种盗版案件，即使没有人投诉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也能够确定侵权的，则不需要履行被侵权人投诉的程序。行政部门依据著作权法第47条和第52条、软件条例第24条和第28条就可以决定是否予以查处。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无力甄别案件事实的，应当由当事人投诉，在事实搞清楚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立案。

关于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能否适用著作权法第52条和软件条例第28条的问题，与这两条规定的来源有直接关系。这两条是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和软件条例时新增的条款。增加这两条的起因就是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在内的执法部门在追究贩卖盗版制品的销售人的责任时，销售人往往以不知来源为由规避法律责任。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立法部门吸收了TRIPS协议第43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诉讼一方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主动拒绝接受必要的信息，或在合理期限内未提供必要的信息，或明显妨碍与知识产权之执法的诉讼有关的程序，则成员可以授权司法当局在为当事人对有关主张或证据提供陈述机会的前提下，就已经出示的信息（包括受拒绝接受信息之消极影响的当事人一方所提交的告诉或陈述），做出初步或最终确认或否认的决定。”虽然该款仅提到“成员可以授权司法当局”，没有提及行政执法部门，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第43条位于TRIPS协议第3部分第2节，该节的标题是“行政与民事程序及救济”，且位于同一节的第49条（行政程序）还明确规定：“在以行政程序确认案件的是非并责令进行任何民事救济时，该行政程序应符合基本与本节之规定相同的原则。”由此可见，无论根据我国的立法本意，还是TRIPS协议，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查处案件时也可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第52条和软件条例第28条。

有的人提出，软件条例第28条只规定了“软件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或者“发行者、出租者”有义务证明其出版、制作、发行、出租的行为有合法授权，没有规定软件最终用户也有此义务，因此，对于软件最终用户，不能直接适用第28条。从法律上看，软件条例第28条确实没有提及软件最终用户，但是，在实践中，如果软件著作权人能够证明某最终用户安装了未经许可的软件，而最终用户却认为自己是软件条例第30条所说的“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软件复制品持有人，该用户应当提供通过合法渠道获得该软件复制品的证据。今年WTO审议我知识产权法律时，有的缔约方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版权司经过讨论并经沈副局长签署后答复“在软件条例第30条的情况下，软件复制品持有人如果使用的是侵权复制品，其有义务证明自己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有的同志还提出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被投诉人是否侵权和请求鉴定机关或者个人对事实进行鉴定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自己对涉案事实做出的确认，后者是鉴定机关或者个人对涉案事实做出的客观、科学的结论。

其次，2002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制订并颁布了《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法释[2002]8号），其中规定，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建立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名册，并在《人民法院报》予以公布。当事人接受司法鉴定的，采取自愿原则。司法鉴定机构依据尊重当事人选择和法院指定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诉讼双方当事人进行司法鉴定的对外委托。当事人协商不一致的，由人民法院选择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分别认定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中国版权协会为版权专业的鉴定机构。

二、关于如何理解“损害公共利益”问题

根据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7条，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侵权案件的前提，应当是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软件条例第24条有类似的规定。这一前提是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及软件条例时新增加的内容。

增加这一前提，是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1990年著作权法没有刑罚内容，当时的《刑法》也没有追究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规定。但是，当时的立法机关也注意到，盗版行为仅仅承担民事责任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行为同时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于是，对于严重侵犯著作权，特别是盗版行为，规定了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此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重大进展。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的基本内容被吸收进1997年的新《刑法》。另一方面，《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赔偿法》等规范、约束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问世。基于这些原因，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时将“同时损害公共利益”增加为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目的是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之间、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划出一条界线。

界限虽然划出来了，但是，什么叫“损害公共利益”，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解释。国家版权局曾经请示我国有关立法部门，希望有个立法解释。有人问，既然法律规定，只有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才能给予行政处罚，就肯定有不损害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比方说，侵权制品数量很少，价值很低或者情节轻微，等等。这种思维方式是企图从不损害公共利益人手，反面解释什么叫损害公共利益。但是，这种思维经不起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的反问：著作权法第47条和软件条例第24条的侵权行为有哪些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003年，广东省版权局查处了一起盗版案，盗版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损害公共利益，于是对广东省版权局提起行政诉讼。争议的焦点就是什么样的行为损害公共利益，什么样的不损害。广东省版权局的同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翻阅了各种文件和著作，既有我国法院审理的同类案件的判例，也包括内地和台湾法学权威的著作，最后，两审法院都认为该案涉及的侵权行为构成损害公共利益。

总之，损害公共利益，应当指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某些特定人的权利，而且损害了非特定人的利益以及与非特定人利益相关的经济秩序。基于此，盗版行为和与盗版行为类似的盗播、盗映、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以及破坏电子环境下安全措施等都应当属于典型的“同时损害公共利益”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某些特定的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权利，更主要的是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伤害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不应认为侵权制品数量少或者价值低，就不损害公共利益，更不应认为盗版制品受消费者欢迎，所以不损害公共利益。如果不这样理解，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案件中扣押的证据（例如一本盗版书或者一张盗版光盘），明明是侵权复制品，却因数量或者价值不大，非但不构成“同时损害公共利益”，反而必须返还给被查处人，这样的结果岂不荒唐！

三、关于作品自愿登记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和我国加入的国际著作权条约都规定，著作权自动产生，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因此，作品是否登记，不影响其著作权的产生与取得的保护。

尽管如此，根据广大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要求，国家建立了作品自愿登记制度，目的仅在于向著作权人提供服务。

当事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人如果对这种服务行为不满，能否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目前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国家版权局一直坚持认为，服务行为不产生强制力，不影响软件著作权的产生与取得，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不构成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对象。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自愿登记从主体要件、职权要件和后果要件来看，涉及登记人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因此应当接受司法监督，即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权就登记提起行政诉讼。

基于此，我司准备与最高人民法院就此问题交换意见，尽量争取将登记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但是，现实的态度是，在这个问题取得最终解决之前，对于因登记引起的行政诉讼，有关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做好应诉的心理准备。

四、关于软件保护问题

关于软件著作权保护，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软件条例第29条

软件条例第29条规定：“软件开发者开发的软件，由于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而与已经存在的软件相似的，不构成对已经存在的软件的著作权的侵犯。”

这条规定引起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何为“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由于软件本身具有强烈的实用特征和技术特征，在程序编写中经常出现这种“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的情况。这多指业内通用的功能单一的简短程序，例如一些常用三角函数计算机程序。在程序设计中经过反复实践的结果表明，限于计算效率方面的要求，可供选用的表达往往只有

一、两种。而功能比较复杂的程序，特别是数百行甚至数千行以上的程序，则不可能出现这种“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的情况，因为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肯定不是一种或者有限的几种，不同的编程人员

编写的程序肯定是不同的。

但是，由于著作权法关干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很低（不是没有独创性要求），在具体纠纷中，原、被告的软件出现相同或者近似，是否由于“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所致，则应当由被告举证，即被告应当证明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如何有限。被告如果不能说明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为何有限，则应承担侵权责任，而不能简单地将第29条作为抗辩的理由。

（二）软件条例第30条

软件条例第30条规定；“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停止使用、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如果停止使用并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将给复制品使用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复制品使用人可以在向软件著作权人支付合理费用后继续使用。”

对于这条规定的疑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何为“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第30条所说的“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指购买软件只用于本人或者本单位的学习、研究、工作或者经营活动，而不是用于再次复制、发行所购买的软件的人，即通常所说的软件最终用户。第30条所说的软件最终用户，指“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人，即通常所说的善意第三人。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最终用户，不适用第30条规定。

第二，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时能否适用第30条。从字面上看，这一条主要适用于民事审判。此外，著作权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是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严重侵权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错（例如第30条的情况），是不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1．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得依职权进行调查，包括对软件最终用户的调查；2．如果事实证明，某最终用户安装的软件确实属于侵权复制品，且主观上没有过错，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虽然对其不予以行政处罚，但是该用户应当删除已经安装的侵权复制品，或者使之正版化，否则，不能认为该用户“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

（三）软件最终用户

关于软件最终用户的问题，分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追究软件最终用户责任的规定不是修改后的软件条例新增加的内容，而是原软件条例就有的内容。1991年颁布并执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1条规定：“合法持有软件复制品的单位、公民，在不经该软件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享有下列权利：

（一）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计算机内。„„”此外，第30条（6）规定，“未经软件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复制或者部分复制其软件作品”的，是侵权行为，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可以由国家软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这两条是追究软件最终用户责任的最直接依据。为何这样说，因为根据第21条的规定，如果不是软件复制品的合法持有人，就没有权利在计算机内安装软件；如果安装了，则属于违法行为，即侵犯了软件著作权人的利益。至于侵犯的是什么权利，应该是侵犯了著作权中的复制权（以下还将解释为什么是侵犯复制权）。第30条（6）讲得很清楚，对于“复制或者部分复制”他人软件的侵权行为，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修改后的软件条例基本保留了上述两条规定，只是在个别字词上做了改动，分别为第16条和第24条。由此可见，追究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不是现在才提出的问题，而是我国立法一向坚持的原则。

第二，为什么要追究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原因在于：

1．软件具有实用功能。用户，特别是企业用户，由于使用软件可提高工效几十倍，甚至更多，增加的经济效益也以几何级计算。从这个意义讲，软件是名副其实的生产资料。从维护公

平竞争秩序的角度讲，使用正版软件生产的产品必然比使用盗版软件的成本高得多，让守法的企业和不守法的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显然是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的。

2．软件的投资巨大，同时极易复制，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每个会用计算机的人都可以进行。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的情况却不同。比如个人要复制一本书，不如买一本成书更经济、更省事。而软件则不然，一张光盘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安装在多台计算机上。将软件安装在计算机上的行为是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根据我国加入的《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的规定，这应该是一种复制行为，因为软件安装到计算机立后，这时的软件就由原来的一份变成两份，一份是原来的光盘，另一份是存在计算机硬盘上的软件。这还只是最初步的复制。如果用户将软件再提供给他人，或者通过互联网传递给他人，复制的数量则更大。因此，用户在安装软件时实际上就在复制该软件，只不过没有意识到而已。

3．2000年国务院发布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其中明确要求各单位不得使用未经许可的软件。此后，国务院和国家版权局等政府部门又先后制订并颁布了一系列约束最终用户的文件，例如57号文、振兴软件产业的行动纲要、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实施行动纲要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等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调整，我国的经济正在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智力密集型转变。加强软件的版权保护，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具体要求与表现。

总之，目前的国情是，盗版图书和盗版音像制品一般都由个别不法分子所为；而对软件的侵害，一方面来自少数盗版分子，另一方面则来自无意识的用户。因此，为了保护软件版权，除了打击少数盗版分子外，还必须要求用户遵守法律，不得使用盗版软件。

第三，在具体执行软件条例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将最终用户主要定位在单位，对待个人用户，则以正面教育为主。即使发现了某个单位使用侵权软件，也先给予正面教育。如果用户改正错误，则不追究其行政责任。只有拒不悔改以身试法，且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才给予行政处罚。

对于软件最终用户，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处理；也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投诉进行调查、处理。被侵权人投诉时，应当提供必要的初步证据。关于投诉人的举证范围，在以上第一个问题“原告举证与过错推定的关系”中曾有论述，更准确的说法，见新修改的《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五、行政执法的主体

关于著作权法第7条与实施条例第37条的关系问题：

著作权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著作权管理工作。”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7条规定：“有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地方人民政府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侵权行为。”

著作权法第7条虽然只提到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两级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并未排除地、州、市人民政府的执法资格。著作权法第7条的规定应理解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著作权行政管理工作统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根据宪法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包含地、州、市级政府。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7条是对著作权法的细化，除了规定国家版权局的职责范围外，还规定了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责范围。当然，根据著作权法

第7条的规定，地、州、市版权管理机关的设立和职权范围，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选秀节目歌曲著作权如何定义 篇6

一、选秀节目中参赛歌曲的著作权归属及著作权内容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及相关实施条例，歌曲这类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属于歌曲的创作者，并且只有著作权人有权表演、修改、播放或者许可他人表演、修改、播放其创作的歌曲。而选秀节目中的多数参赛歌曲系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非参赛选手原创，故这些非原创选手对歌曲不享有著作权。因此，《我的歌声里》的著作权由其创作者曲婉婷享有当属无疑。

二、选秀选手在选秀节目中或其他场合下表演他人作品是否构成侵犯著作权

优秀的文学、艺术及或科学作品自然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欣赏、学习甚至交流，这种传播优秀作品的行为，一方面虽可能不利于著作权人(如若未经许可、未支付报酬)，另一方面却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故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作品的传播，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如现行《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九项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可见，在选秀节目中，若选手表演他人已发表的歌曲并未获得报酬，该表演也并未向公众收取费用，则该选手并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属法律上“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情形。这也是为何众多选秀节目的参赛选手高唱着他人的歌曲却没有被告侵权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表演者就其表演向公众收取费用，或者表演者因表演获得报酬，其就必须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否则即构成侵权。须注意的是，“出名”等情况与法律上的“获得报酬”并非同等概念。

就本次曲婉婷函告李代沫事件而言，李代沫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演唱《我的歌声里》若未获报酬，则难称李代沫侵权，因为该表演也并未向公众收费。退一步而言即便该表演构成侵权，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也应当由《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组织者而非李代沫个人承担责任。

故，能够支持曲婉婷声称李代沫侵权的原因，并不在于李代沫在选秀节目中表演了她的歌曲，而在于曲婉婷所称的李代沫在其他场合的行为，即其擅自拍摄了《我的歌声里》mv并上传于视频网站，但并未指出词曲作者和原唱者，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况且该mv还涉及商业广告，是否因此受益并不明朗，涉嫌侵权。倘若李代沫录制及上传该首mv并未获得视频网站、广告商等的报酬，虽公布于网络，也至多像当年的“旭日阳刚”在网络上上传视频那样，属于“合理使用”范畴。相反，则可能构成侵权。

三、选秀节目组织者组织选手表演他人作品并通过电视台播放该表演是否侵权

根据上文已提到的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演出的组织者组织选手表演他人作品的，应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否则即构成侵权。

而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

可见，表演的组织者与播放表演的电视台对著作权人负有不同的法律义务，最主要的即是，组织者需经过著作权人许可，而电视台播放则不必，其在播放他人已发表作品是否须经许可这个问题上得到了“豁免权”。

但在现实中，一些大型选秀节目的组织者与播放者的身份往往重合。尽管曲婉婷此次的致函对象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且《中国好声音》在对外宣传时也以节目组的名义招募选手等，但类似节目组这样的内部团队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没有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表演组织者。所以前述节目的组织者与播放者很可能均是电视台。那么，当电视台既组织选手表演他人作品，又播放该段表演时，就不仅要符合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也要符合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换言之，电视台在作为组织者组织选手表演他人作品时，不仅需要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还需经著作权人许可，否则即构成侵权。

《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宣传总监在获知曲婉婷的律师函告后曾表示，通常而言，电视台使用音乐都会在中国音乐著作版权协会(以下称音著协)登记报备使用情况，且会每年支付一次性使用费。《中国好声音》节目也早在播出前就已备案，并将会一次性支付使用费。就此，有必要提及我国目前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途径之一：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因此，若著作权人授权了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一的音著协行使权利，作品使用者可以向音著协支付使用费，再由音著协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显然，《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的这段话意在表明《中国好声音》节目已就节目中使用的所有歌曲支付了报酬，故电视台及节目组都应依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免责。然而，暂不论《我的歌声里》是否已经属于音著协的会员作品，如上所述，即便电视台能够以播放者的身份免责，其同时作为表演组织者，并不能仅因支付了报酬而免责，仍需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更何况，《我的歌声里》的著作权是否授权给音著协行使，并不可知。就各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在《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使用《我的歌声里》时，《我的歌声里》应该尚不属音著协的会员作品，也即音著协尚未获得该歌曲著作权人的授权。果真如此，则不能将向音著协支付使用费的行为视为向著作权人支付了报酬。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立法者已经注意到了上述组织者和播放者通常为一体的现状，为了进一步保护著作权人，目前正在修订中的《著作权法》修改稿第二稿第三十三条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下列权利：……(三)许可他人以无线或有线方式公开播放其现场表演;……被许可人以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可见，我国立法者已着眼于收回赋予电视台的“豁免权”。这也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即便是电视台、广播电台这些一直受到优待的播放者，若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播放其歌曲，也难逃侵权之责。

四、选秀节目组织者应注意的事项

(一)节目形式不得侵犯其他节目的著作权

自主创作优秀的电视节目长期以来是国内节目制作人的弱势，目前国内不少电视节目都存在对国外知名节目的“模仿”甚至“抄袭”。然而根据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一些协议、国际条约，他国作者的著作权同样能够受到我国法律保护。因此，若国内电视节目不思创新，过多模仿甚至完全照搬他国电视节目却又未经相关著作权人同意，难免构成侵权。

值得高兴的是，近两年，国内部分电视台已增强了著作权保护意识。从东方卫视举办的《中国达人秀》开始，到如今浙江卫视举办的《中国好声音》，节目组都选择了从这些节目形式的最初创作者手中购买著作权。而在使用他人著作权的过程中也严格遵循原创作者的创意，以《中国好声音》为例，据称版权方会提供节目组几百页的节目“宝典”，其中将情节设计、灯光、音乐、舞美到地点、流程，甚至一封邀请函的写法都一一详细说明，而《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也完全依照版权方的要求操作，甚至在节目的制作、执行、营销等环节中都邀版权方参与，显示对创作者的尊重。

可以说，在尊重电视节目著作权、引进国外优秀节目形式方面，《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节目开了个好头，值得肯定。

(二)节目使用歌曲等作品应当经著作权人许可

选秀节目通常都会从赞助商处获利，故其使用他人歌曲等歌曲不属于“合理使用”范畴，依法须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国内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会获得授权行使著作权，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作品都必然授权给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慎重起见，选秀节目组织者在使用每个他人作品之前均应直接联系作品著作权人或通过相关唱片公司商谈著作权许可事宜。

(三)应当注明参赛作品的作者姓名(包括歌词及歌曲)

使用他人作品时，根据法律规定，应注明作品的著作权人，即便是在“合理使用”的情形下亦是如此，否则同样构成侵犯著作权。

我们留意了一下，《中国好声音》节目在播放时，前几期(包括李代沫演唱的那期)仅注明了歌曲名称及节目中表演者的名称，并未显示歌曲的词曲作者信息。而自从接到了曲婉婷的律师函后，之后几期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已在使用歌曲时注明词曲作者，也算及时停止了侵权行为。

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篇7

关键词：数字化作品；著作权；合理使用；技术措施

进入21世纪以来，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使得各种数字化作品覆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各种电子产品成了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近年来各种关于电子杂志、电子小说、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的案件层出不穷。这些案件反映出数字化作品著作权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在数字化作品风靡的今天，著作权再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变革，著作权制度必然要作出回应。

一、数字化作品的性质

数字化作品和数字作品是不同的。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环境下，信息的中心是数字信息，而要是模拟信息被利用，就必须进行数字化处理，使作品形式单一化，这意味着必须长期以来形成的作品分类上的传统理性——即对不同类型的作品分别规定不同的权利、权限和保护期限等。①即：这里所说的数字化作品仅指通过利用计算机二进制数字编码形式表达的各种作品。不包括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传统作品数字化后的表达形式也包括创作之时就有数字表达形式的数据库、多媒体、计算机程序等一系列新型数字作品。而数字作品，不仅仅包括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传统作品数字化后的表达形式还包括其传统作品表达形式的本身以及创作之时就有数字表达形式的数据库、多媒体、计算机程序等一系列新型数字作品。

对数字化作品的性质问题的看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设立数字化权，如著作邻接权中录音录像制品作者的权利。然而另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否定态度中，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数字化作品其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演绎行为，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没有区别。其理由是：“传统的翻译和数字化过程之间惟一区别在于前者是由人工完成的，而后者是由机器完成的”，“两者没有根本区别”。②另一种观点认为，作品的数字化是一种复制行为。作品的数字化只是增加了利用作品的另一种方式，而没有创作的成分，不能将其与“演绎”相混同。笔者认为，应当把数字化作品视为对原作品的复制。首先，人们将原作品转化为数字作品是依靠机器完成的，并没有人的创作成分，不具有创造性；其次，作品的内容与原作品完全相同，只是在不同的载体上重新使用。对此问题的定性对处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案件有很大帮助，然而我国至今仍未对数字化作品的性质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

二、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范围

笔者认为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包括直接对作品的复制权、发布权、传播权和允许、授权、转让他们复制、发布、传播的权利。

从著作权理论来看，复制权作为著作权最基本的权利，是著作权人决定是否复制或许可他人复制并获得报酬的权利。③网络环境下的复制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应当将其控制在对恶意复制以牟取商业利润上的复制的打击上，并不针对人们的合理使用。否则，各种文化的传播就会受到阻碍，不利于人们享受知识信息成果。

数字化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权，就是法律赋予著作权人的将其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权利。我国新《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了明确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同时，还将这种权利延伸到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这些规定与国际上的一般规定想吻合，也符合我过发展的实际。

三、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措施及使用者责任

对著作权的保护有两种途径：一是公力救济，二是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可分为两种：一是法律保护。即通过加强完善数字化作品著作权方面的立法，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司法处置力度。二是运用道德手段，加大对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宣讲，使人们以自律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所谓私力救济就是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即技术措施，加强对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保护。技术措施是指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人以技术手段主动采取措施，保护和管理自己的著作权，防止他人的侵害。④目前，这些技术措施包括：反复制设备、控制进入受保护作品的技术措施、电子水印、数字指纹技术等等。

对于使用者责任，应区分善意使用者和恶意使用者。善意使用者是指，单纯以自我学习、娱乐等为目的，对数字化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的使用者。针对这部分使用者，笔者认为他们只负有保证其使用的作品仅仅作为此用途的义务，不应涉及到侵权问题。恶意使用者，是指企图将数字化作品化为己有，或用于商业牟利目的，给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人利益造成损失的使用者。必须就其行为承担侵权后果。我国目前的立法对使用者责任的规定有待于近一步明晰细化，以更好保护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

四、我国的对策

我国于2001年10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中，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著作权、表演者以及录音录像制作者一个新的权利种类正式增入法律之中。在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對其作品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分别规定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享有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

注释：

①袁泳：“论数字版权的利益平衡”，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6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②金渝林：“论数字化技术对版权保护的影响”，载《中国专利与商标》，1996年第2期，第56页。

③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④郭卫华 金朝武 王静等著：《网络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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