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青苔诗

咏青苔诗（共5篇）

咏青苔诗 篇1

张岱生于江南烟柳之地、累世通显之家，少壮时，追求享乐，服食豪侈，且深受祖父与友人结“饮食社”、追求正味的影响，重视饮食之道，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饮膳、品茶等方面可称得上是一个精致的鉴赏家。他在《陶庵梦忆》中自叙：“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接着列举各地特产近六十余种，远至北京、山西的干货，近至江南沿海的时鲜，“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追逐方物至此，的确是吃客中的状元。

道学家们向来“不欲以口腹累性命”(《老饕集序》)，对于火腿皮蛋这类“累口腹”的物事，是斥之为“大俗”而不屑一顾的，更不会将种种“俗物”作为诗材，歌之咏之。张岱不然，他深受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学说和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肯定人对物欲的追求，认为“凡为仁者，只在布帛、菽粟、饮食、日用之间”。 (1) 他不仅编了一部名为《老饕集》的食谱，还作有咏方物诗二十首，题下自注道：“自是老饕，遂为诸物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晋国史官，以记述历史详而不偏闻名，张岱以此作比，大有为诸物作传写史之意。所咏之物，都是各地土特产品，如金华火腿、河北苹果、徽州皮蛋、杭州河蟹、余姚杨梅等，其诗清新可喜，确有诗评家所谓“以俗物入诗而不失其大雅”之美。如《花下藕》：

花气回根节, 弯弯几臂长。

雪腴岁月色, 璧润杂冰光。

香可兄兰雪, 甜堪子蔗霜。

层层土绣发, 汉玉重甘黄。

从前西湖盛产莲藕，最有名的便数“花下藕”。顾名思义，即藕在开花时挖掘，取其鲜嫩。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尝云：“藕出西湖者甘脆爽口，与护安村同，扁眼者尤佳。其花有红白二种，白者香而结藕，红者艳而结莲。瞿宗吉诗云‘画阁东头纳晚凉，红莲不及白莲香’者是也。”张岱另有《志喜》诗三首，其三有云：“白莲砦下藕。”可见田汝成说得不错。张岱另有一文赞美绍兴破塘地方的毛笋，也拿花下藕作喻：“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兰雪也是张岱素所钟爱的名茶，“香可兄兰雪”，极言花下藕之清香怡人。在张岱笔下，花下藕不仅可饱口福，还极具审美价值。

又如《独山菱》：

镜水多菱角, 独山迥不同。

花擎八月雪, 殻卸一江枫。

萍实甘芳并, 莲房气味通。

风簷留半月, 清供足三冬。

在明代，绍兴镜湖边的独山以出产水红菱而远近闻名。独山菱与别处不同，八月开花，九、十月成熟后，成枫红状。张岱《志喜》诗也提及：“红水独山菱。”如果将菱挂在屋檐下风干半个月，菱肉则脆嫩甘甜，鲜美异常。“清供足三冬”，唇齿留香，果真叫人艳羡。

河豚味美，古人早有诗提及，“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但食用河豚往往容易中毒，俗语有“拼死吃河豚”之戒。张岱却对吃食河豚独有研究：

未食河豚肉, 先寻芦笋尖。

干城二卵滑, 白璧是双纤。

春笋方除箨, 秋莼未下盐。

夜来将拼死, 蚤起复掀髯。

以刚刚去皮的鲜芦笋与河豚一同煮食，则能去河豚之毒，且入口更为鲜嫩。“蚤起复掀髯”，大饱口福之余还不忘自嘲一下，非是老饕不能言此。

又如《盐官枣》：

凡枣皆嫌实, 盐官美在松。

哀梨体硕大, 顾蔗味顽空。

蛀核止因蠹, 釀花何待蜂?

回甘终是缓, 橄榄自输侬。

盐官是古地名，即今天的浙江海宁。张岱在这里用了两个典故：“哀梨体硕大，顾蔗味顽空。”前者出于《世说新语·轻诋》：“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不复煮食否!’”唐人段公路撰《北户录》，记其事：“旧语秣陵有哀仲梨，甚大如升。入口便消，言愚人不别味得好梨而蒸食也。”后者出自《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顾恺之倒吃甘蔗，渐入佳境，如此雅兴倒是与张岱颇为相似。张岱在此诗中取梨之脆与蔗之甜，来夸赞盐官枣的与众不同。

又咏火腿：

至味惟猪肉, 金华早得名。

珊瑚同肉软, 琥珀并脂明。

味在淡中取, 香从烟里生。

雪芽何时动, 春鸠行可脍。

作为一位文人雅士，张口大赞猪肉最美并挥诗一首，这在明代是很少见的。更难得的是他能将琐碎俗物艺术化，在琐碎中发现情趣和诗意，以俗物入诗，却尽得其大雅之美。这首五律，短短四十字，不仅生动刻画了金华火腿的色、香、味、形，还阐明其腌制工艺、食用方法，同时又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和见解，方寸之间，非具有独到审美眼光和巧舌灵腕的人，不能言及一二。可见张岱不同于一般的纨绔子弟，对于世俗生活，他不仅懂得享受，还懂得品鉴，还能转化为笔下富有诗意的文字。

又如《西泠河蟹》：

肉中具五味, 无过是霜螯。

盾锐两行列, 脐高三月烧。

瘦因奔夜月, 肥必待秋涛。

谁说江瑶柱, 方堪餍老饕。

张岱对螃蟹最为钟情, 在《陶庵梦忆·蟹会》中大加赞赏:“ (河蟹为) 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甘腴虽八珍不及。”山阴即产蟹, 张岱就近得之, 每到十月, 则呼朋引友, 举办蟹会 (蟹餐会) 。他记述精吃螃蟹的过程:“煮蟹食之, 人六只, 恐冷腥, 迭番煮之, 从以肥鸭牛乳酪, 醉蚶如琥珀, 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 果以谢橘、以风栗、以风菱, 饮以玉壶冰, 蔬以兵坑笋, 饭以新余杭白, 漱以兰雪茶。”善于搭配, 深谙烹饪之法, 把饮食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无独有偶, 与张岱同时代的李渔 (1611—1680) , 也是个美食家, 也独钟螃蟹, 尝言:“蟹之鲜而肥, 甘而腻, 白似玉而黄似金, 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 更无一物可以上之。” (2) 这和张岱“虽八珍不及”的评价如出一辙, 可以说, 螃蟹经过他们的品赏, 已不再仅仅是盘中餐, 更被赋予了文化意义, 成为一种精致闲雅生活的象征。单纯的饮食对于常人来说只是为了维持生命, 而张岱却把饮食当成了一项富有艺术情趣的爱好。

又如咏皮蛋：“夜气金银杂，黄河日月昏。”咏苹果：“仙灶丹砂色，疏疏点蛋青。”咏佛手柑：“岳耸春纤指，波皴金粟身。”都栩栩可爱。张岱善于发现日常食物中的美，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来欣赏，描绘细致入微，仿佛画家笔下精致优美的静物写生。

古今诗人歌咏花鸟虫鱼、什物器具的屡见不鲜，却鲜有人歌咏日常进用的食物，张岱可说是填补了这个空白。他把生活当成艺术，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日常饮食，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全身心地感受，因此他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察觉的美。味中有美，膳中有美，这在张岱的咏方物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摘要：晚明张岱, 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 在饮食方面也是一位精致的鉴赏家。他作有多首咏方物诗, 今择几首观之, 品其“以俗物入诗而不失其雅”之美。

关键词：张岱,咏物诗,方物

参考文献

[1]夏咸淳.张岱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2]张岱.陶庵梦忆[M].中华书局, 2007.

[3]张岱.琅嬛文集［M].岳麓书社, 1985.

[4]张岱.四书遇[M].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5]李渔.闲情偶寄[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漫话古代咏桃花诗 篇2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大林寺桃花》一诗中，将桃花视为春色的化身，为能在四月的深山之中看到“桃花始盛开”而喜出望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北宋哲学家邵雍的《二色桃》也是一首赞美桃花的佳作：“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国倾城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二色桃，桃的品种之一，其花红白两色，并蒂而开。此诗采用拟人手法，着眼于人们的视觉形象，惟妙惟肖地再现了二色桃的美艳之貌，流露出作者对桃花的喜爱之情。

有些古诗咏桃花，并非为咏桃花而咏之，而是以桃花喻美女、明事理。

古詩词常用“面若桃花”、“艳如桃李”等比喻美女。而寻根溯源，最早以桃花比喻美女的当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周南•桃夭》），正如清代学者姚际恒在评论此诗时所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

汉代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云：“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此后，人们常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一谚语“以小谕大”，比喻“实至而名归”之理。诗人们也往往以此谚语吟咏桃花。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桃花》一诗便用此谚语既绘桃花之形，又传桃花之神：“每对春风竞吐芳，胭脂颜色更浓妆。含羞自是不言者，从此成蹊入醉乡。”

也有些咏桃花诗，吟咏桃花，不过是借题发挥，抒写诗人的思想情感，而诗中桃花则成为反面角色，贬斥的对象。唐代大诗人杜甫便在诗中直言“轻薄桃花逐水流（《绝句漫兴九首》之五），桃花成为“轻浮”的代名词。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也颇具代表性：“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诗系经历了10年贬谪生活的诗人从朗州应召回到长安时所作。诗中描绘了人们去玄都观里看桃花的盛况，并以千树桃花比喻当朝显赫一时的新贵，以看花者比喻趋炎附势、阿谀逢迎之辈，以千树桃花“尽是刘郎去后栽”比喻满朝新贵尽是诗人被贬后的产物。字里行间渗透了诗人对权贵的辛辣讽刺。诗人因这首诗得罪了权贵，又被贬为连州刺史。时隔14年，他又回到了长安，重游玄都观，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并引》。其“引”100多字，详细叙述了此诗的写作背景。诗仅二十八字：“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尽净菜花开。种桃道土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有力地鞭挞了新旧权贵，且表示了诗人不与权贵妥协的坚强决心。这里，诗人咏桃花，仅是借题发挥，抒写他对桃花其实是对政敌的愤恨。

宋代诗人朱淑真的《窗西桃花盛开》沿袭刘禹锡游玄都观诗意，而又写得别有一番韵致：“尽是刘郎手自栽，刘郎去后几番开。东君有意能相顾，蛱蝶无情更不来。”诗的前两句，显然是用刘禹锡的诗；后两句，以“东君”与“蛱蝶”并提，以“有意”与“无情”对举，以“能相顾”与“更不来”相比，余味曲包，耐人咀嚼。《名媛诗归》评此诗：“说蛱蝶不顾桃花，正妙在无情。”可谓一语中的。

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有不少咏桃花诗在吟咏桃花时往往联系到陶渊明笔下那有长长的溪水、夹岸的桃林、纷飞的花片、芬芳的嫩草，无压迫和剥削，人人自得其乐的“世外桃源”，使诗作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请看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的《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此诗描绘了春日桃花溪畔，野烟隐约可见，桃花争奇斗艳的自然景象，并借助于“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这一问句将景物描写与《桃花源记》的故事融为一体，令人回味无穷。

南宋诗人谢枋得的《庆全庵桃花》也是这方面的力作：“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见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此诗由庆全庵桃花引出《桃花源记》中所叙述的“世外桃源”的故事。在桃花源里，桃花一红，又迎来了一个新春，人们与世无争，怡然自乐。他们不让落花随水流出去，系害怕有“渔郎”循此而发现其隐身之处。这里，诗人以古喻今，抒写其绝世之志，以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较之张旭的《桃花溪》，此诗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也更为后人所称道。

高考咏史怀古诗鉴赏技巧 篇3

一、弄清史实

对于作品所涉及的史实和人物一定要有所了解，这就要求我们要积累一些历史知识。在阅读一首诗时，一定要读好注解，这也是读懂材料的一把钥匙。

二、要体会意图

后代作家对尘封的往事发思古之幽情，一定有现实的原因或触发感慨的媒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被贬黄洲，到过当地一处叫赤鼻矶的`地方——传闻就是当年三国时的古战场赤壁——凭吊，这赤鼻矶也可以说是触发诗人感想的媒介。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诗人登上京口北固亭，从历史上的孙权、刘裕以京口为基地坚持抗击北方劲敌，联想到南宋小朝廷在风雨飘摇中苟且偷安，这京口北固亭是触发诗人感想的媒介。南宋小朝廷的苟且偷安，自己报国无门，是诗人引发诗情的现实原因。

三、领悟感情

诗人怀古咏古，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种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诗人自己不置身其中。如杜牧和王安石都写过《题乌江亭》诗。杜牧为项羽自刎而惋惜：“江东弟子多俊才，卷土重来未可知。”然而王安石却感到项羽的失败历史的必然：“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二种情况是把史实和现实扭和在一起，或是感慨个人遭遇，或是搏击社会现实。我们中学里学过的两首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京口北固亭怀古》，便是如此。第三种情况是只抓住历史的影子，故意借题发挥，如李商隐的《贾生》就是这么一首借古讽今和杰作。

四、分析写法

唐代咏物诗意境构成研究 篇4

摘要 中国诗歌文化源远流长，对诗歌的理解既有赖于语言输入的代际传递，又有赖于接受者的文化选择，即：诗歌是解释我与我以外的世界的对话。研究用唐代咏柳诗为例，分析了唐代咏物诗意境的构成机制和所表达的深层内涵。本文的创新在于通过诗人、历史环境、文化视角以及后人的接受来作为意境的构成，以此来对唐代咏物诗进行解构与分析。

关键词：唐诗 意境 咏柳

引言

所谓意境，就是艺术作品中通过形象来传达的意蕴和境界，借助于此，文艺作品才能够传达出更高的境界来。如端木蕻良所言：画梅花的，很少能创造出林和靖式的梅花品格，总是强调暗香疏影这般意境。由此可见，意境不但能够表现出解释者对于所处环境和历史的思考和理解，并且也可以通过主体间性进行传递，后世的接受者们往往会因为典型意象而形成一种先见，理解是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人作为“在世存在”总是已经处于理解的历史境遇之中。所以对于唐代诗歌的理解，也要具体到那个朝代的历史大环境中去思考，这种思考是体现在过去和现在的统一，所以对于诗歌的“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解释者、文本和接受者之间只有通过基于“我-你”关系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对话才能达到彼此的交流。

一 唐代咏物诗的意境构成

意境所包含的元素有不同划分标准，比如用意境的经典含义来进行划分，则意境可以分为物象、形象、艺术作品本身、诗人的情感等元素，运用解释接受学来划分，意境是由诗人情感、物体形象、历史语境、读者接受这几个元素构成的。本研究就是以此为创新点，以独特的视域来对唐代咏物诗的意境构成进行剖析。

诗人为了表达某种心情和身处的环境，经常运用一系列的物体形象作为载体。在唐代，出现最多的物象就是月亮、蝉鸣、香草美人等，如月亮，是诗人最常见的用来表达孤独、思念和离别之情的，并且也象征着高洁的情怀，当然不同诗人写月，其表达的手法也不同，比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诗句中的江月年复一年，由古至今，不曾改变，非常抽象，与世俗尘嚣相远离。当然，在一首诗歌中，可以贯穿一个物体形象来写，也可以用多个物象来配合抒发意境，如赵嘏《江楼旧感》的“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起句中的江楼就是一种寂寞的境界，“独上”表现了诗人孤单的身影，孤独的情感，然后接着月光和水，与诗人一样，同为天涯沦落人，同是孤单的，在这首诗歌中，就用了三种物象来比表达诗人的情感。再如，李白《菩萨蛮》中的“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其中碧色、高楼、玉阶和长亭都是其选择来表达自身情感的形象。当然，有了诗人的情绪，具体的物体形象，还应该将诗歌放在历史语境中去解读，唐代民风开放，前期经济发展快速，中间经历了安思之乱，后期藩镇割据，从稳定到混乱，不同阶段生活的诗人其表达的心态也有很大的差異，即便是同一诗人生活在不同阶段，其诗歌的意境表达也大有不同，例如李白，同样是江水，年轻时候的意气风发写出的江水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运用了月色、江水作为形象，表达了他一路豪迈的心情；而中年时期所写的长江江水，则是“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在经历了历史的大起大落后，他的人生也在大起大落，其心情是虽已暮年、却因遇赦放还而重新欢快的，所以历史环境是诗人诗歌意境的构成部分。

二 唐诗中的柳树以及意境构成研究

杨柳风姿婀娜，有着非常迷人的柔情，所以向来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就有着一丝柳一寸柔情的说法，所以杨柳在中国诗歌文化中也被用来借代缠绵的情怀以及离愁别绪。柳树之所以能成为唐诗中的一种意境，并为后世所学，主要也是因为其构成机制所决定的。

1 诗人情感

古典诗歌终究是诗人主观形象思维的产物，鉴赏诗歌就必须从联想与想象入手。在掌握丰富意象的基础上，凭借联想与想象去鉴赏古典诗歌，可以很好地还原诗人创作诗歌所面临的生活场景。诗歌的创作者利用柳树来比喻美人，借用柳树来表达送别的伤感，也有将柳树和清风、其他景物放在一起，组合成一种独特意境的，借用这些来表达诗人自己的处境，比如诗歌中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里的柳树与黄鹂、白鹭形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翠柳表现了初春的新绿，让读者体会到的是万物复苏的生机勃发，并且其颜色组合在诗歌中也显得非常别致，黄鹂与翠柳，白鹭与青天，更托出早春气息。后面两句是对仗，在这对仗中，作者对于自己的报国志向进行了抒发，两个词语对仗巧妙，并且借用了东吴的典故，作者这个时候的心情比较复杂，经历了安史之乱，长期压抑在心头的郁闷开始舒解。所以从后面的两句诗中反过来再去看诗歌的前面两句，就可以看出这里的柳树所表达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完全是借用柳树来赞美春天，这在杜甫中晚期的诗歌中其实比较少见，杜甫的诗歌表达的感情大部分是比较沉闷的。

2 物体形象

柳树的经典形象就是婀娜多姿，在轻风中款款舞蹈，并且在春天里碧绿，窈窕，跟周围环境配合十分融洽。例如“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虽然没有说出是柳树，但是看到诗句中的描述，读者便清晰地看到了柳树的形象，这种形象也是借用了环境和诗歌的意境所传达的，万条垂下绿丝绦非常明确地传递了柳树的色彩、形态以及婀娜多姿的姿态，极像一个美人儿，这些垂丝就是美人儿的裙带，而妆是美好的，并且用碧玉来点出了柳树碧绿的色彩，而且这里的碧玉与下句的绿色形成了很美好的意境。李商隐的咏柳诗非常多，不去谈他咏柳的情感，仅仅来看他诗歌中的形象，可以看出春柳的风姿，可以说非常直白，在《赠柳》中对春柳的风姿这样描述：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仅仅这么一句，用风流、婀娜以拟人的手法，将柳树迅速人格化，这里的柳树体态轻盈，非常多姿，更加像描述一个人。

3 历史语境

我国诗歌文化源远流长，对于诗歌的理解既有赖于语言输入的代际传递，又有赖于接受者的文化选择，总体来说，诗歌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样，是解释者我与我以外的世界的对话，解释者身处环境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诗歌意境。在唐代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诗人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诗歌，此时的柳树形象是孤寂的，离别的。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以“感时伤怀”衬国破家亡之景，最令人深思。

唐代白居易的《杨柳枝词》中写道：“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在白居易的描写中，垂柳如丝，清秀而且轻盈，这里的杨柳表达的也不是哀愁，不是离别，而是对美女的感怀，其实表达的是诗人对于年轻女子的倾慕，而诗中的杨柳正是白尚书姬人樊素，此女善歌，妓人小蛮，善舞。但是诗歌后面的两句，则写出了永丰荒园的寂寞，流露出了诗人的不平与惋惜。而后两句的孤寂落寞，又与前两句的楚楚动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白居易的这首诗歌，轻盈短小，抒发的不仅仅是对年轻女子的痛惜之情，也是对自己的才华埋没无人欣赏的感慨，这与《琵琶行》中的感怀很一致，是白居易中晚期诗歌的主要调子。

4 读者接受

杨柳的千种风情，万种风姿，无不洋溢着诗情画意，所以当今天的读者重读咏柳诗，或是在春天看到美好的柳树随风轻轻摆动的时候，想到的总是那些经典的意境，比如折柳所代表的离别之苦，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中有“暂凭尊酒送无聊，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这里很明显的是对离别的一种感伤，所以只能凭借一杯酒来进行感怀，到了后面两句，情感比较豁达了，说明既然离别已经无可奈何，那就保重好自己，春风就不要吝啬那长长的柳条，让分别的人们尽情地攀折吧。从这个角度来看，读者会在某种层次上与诗歌意境产生共鸣，因此会产生三类“同境”，即同情意境、同象意境和同境意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歌所面对的读者会有阶级、时代、经历等的差别，这必然会使同一首诗歌在不同的读者审美感受中产生出不同的感想。

三 咏柳意境的深层内涵分析

唐代柳树中的意境有很多重，第一就是折柳的意境，很多诗歌中直接用折柳一词来表达离别和愁绪。比如李白《春夜洛城闻笛》，在诗歌中，修辞手法运用的比较多，借代和双关的方法来对夜晚听到折柳诗歌，然后带来的对故园的思念和感怀，形成了离别的惆怅，而这折柳词是借用春风来传递的，春风带来了笛子的曲调，可见意境光凭借意象是传递不了的，柳树让李白想起了故园之情，但是没有春风和笛子帶来折柳词的声音，恐怕也是很难让人起这“故园情”的。而同样的在王之涣《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的柳树让人想起玉门关外的冷清和寂寞，也是对于常年战争，边关将士的惆怅，而这种惆怅也是依靠春风和羌笛带来的，在塑造诗歌意境的方法上，这两首诗歌如出一辙，而上述意境的构成，是凭借了相同的手法，都是有声有风有情景，在对历史的理解中，让读者一看便想起了特殊年代，战争之苦，边疆之苦，离别之苦。杨柳表达的感情也并不是纯粹的伤感，也有诗人借用杨柳来表达喜悦的，比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中写道，“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这里就是在对爱情的憧憬里，用杨柳来表现了春天万物平和的心情，这里的意境是通过江水、歌声来共同构建的。杜牧诗云：“夹岸垂杨三百里，只应图画最相宜。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东风二月时。”诗人对当年隋炀帝征集民工开发大运河，在两岸植柳三百里极尽赞美之意，流露出了此时未能亲睹“二月东风柳叶舒”的深深遗憾。

结语

本文以唐代咏柳诗为例，分析唐代咏物诗意境的构成机制和所表达的深层内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诗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也只有充分理解和感悟到了诗人的情感，所处现实以及读者接受这几个方面对诗歌意境进行把握，才能感受到诗歌里意与境融合之后的艺术形象，才能把握诗歌的真谛。

参考文献：

[1] 朱亚娟、刘祥、王朝江、余万所：《从诗意的视角审视诗歌之美——关于诗歌教学中若干问题的对话》，《河南教育》（基教版），2010年第6期。

[2] 赵琳娜、张玮：《人类永恒的主题——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爱情诗歌浅析》，《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08年第3期。

[3] 焦青、曾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论古典诗歌的鉴赏》，《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 郭克俭、方俊明：《古典诗歌鉴赏的入门之径——意象和意境》，《中国古典诗歌》，2008年第4期。

[5] 席书：《浅议如何从意象入手鉴赏诗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3期。

[6] 俞允海：《古汉语修辞特色形成的语言资源》，《修辞学习》，2005年第1期。

[7] 蒋寅：《过度修辞：李贺诗歌的艺术精神》，《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国中古（汉—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陶渊明集卷之三诗五言《咏三良》 篇5

[说明]

这首诗同《咏二疏》、《咏荆轲》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当为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暂系于永初三年，陶渊明五十八岁……

三良，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zhēn针)虎。他们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是秦穆公的宠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锨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事见《述酒》诗说明)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1)。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2)。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3)。

出则陪文舆，人必侍丹帷(4)。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5)。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6)。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7)!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8)。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9)。

良人不可赎，该然沾我衣(10)。

[注释]

(1)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指准备出仕为官。见《咏贫士七首》其七注(2)。乘：驾驭，占据。通津：本指交通要道，这里指高官要职。《古诗十九首》之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时我遗：即“时遗我”的倒装句，时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2)服勤：犹言服侍、效劳。《礼记。檀弓上》：“服勤至死。”孔颖达疏：“服勤者，谓服持勤苦劳辱之事。”尽岁月：一年到头。功愈微：功劳甚小。愈：更加。

(3)谬：妄，自谦之词。获露：得到表现。私：亲近，宠爱。

(4)文舆：华美的车子。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丹帷：红色的帷幕。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

(5)箴(zhēn针)规：规谏劝戒。响已从：一发言就听从。初无亏：从不拒绝或轻视。亏：枉为。这两句是说，穆公对三良言听计从。

(6)言：语助词，无意义。同此归：一道去死。《史记。秦本纪》之《征义》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hōng轰，周代诸侯死之称)，皆从死。“

(7)君命安可违：《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遗嘱，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违”即指此事。安，怎能。

(8)临穴罔(wǎng往)惟疑：面对坟墓没有犹豫。罔：无。惟：语助词，无意义。疑：犹疑，犹豫。《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投义：献身于大义。攸希：所愿。

(9)黄鸟声正悲：《诗经。秦风。黄鸟》：“交交(悲鸣声)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10)不可赎：不能挽救赎回。语本上引《诗经》。泫(xuàn眩)然：伤心流泪的样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译文]

出仕为官居要职，只怕蹉跎好时光。

一年到头勤效力，常恐功绩不辉煌。

忠情偶尔得表现，于是得宠近君王。

出门陪同在车边，入宫服侍丹帷旁。

规劝之言即听取，建议从来不虚枉。

一旦君王长逝后，愿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难相忘，君命怎能敢违抗!

面临坟墓不犹豫，献身大义志所望。

草丛笼罩高坟墓，黄鸟啼鸣声悲伤。

三良性命不可救，泪水沾湿我衣裳。

赏析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名家点评

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此诗(指柳诗《咏史》)以燕惠王比宪宗，……下《三良》篇亦有指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