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精选8篇）
东道国 篇1
解决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就业影响的对策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大多数跨国公司会选择通过收购并购的方式。然而相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东道国绝大多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运行效率都远远落后。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会导致企业技术升级，这就会引发企业的“技术缺口”，进而使得企业内一部分工人所掌握的技术过时，企业可能会辞退这一部分工人。同时，企业效率提高也会产生许多富余人员，这也会导致企业解雇员工。如果被收购的企业与跨国企业某些子公司的 职能重复，也会削减机构，减少就业。如果被收购企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也会导致失业。等等，众多因素导致“合理化”的裁员。
对于跨国公司的裁员，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对策来解决，尽量把损失减小到最小化。第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网络，使得在跨国并购中失业的工人能够及时的受到各种保障。第二，采取积极地劳动市场政策，这包括提供失业工人培训和再培训，提供工作搜寻和就业的服务及时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创造就业机会等措施。第三，采取补贴等形式控制跨国裁员规模。第四，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保护工人的各种权利。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就业的消极影响除了直接影响，还有间接的影响，就是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可能会挤掉当地的企业，进而造成当地的失业问题。对此提出的政策有：
1、加快发展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国内企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对内开放市场优于对外开放，给予国内企业以并购优先权。发展中国的大企业，就必须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业绩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这是对付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的有效举措，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跨越的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的同时，培育我国的大公司、大企业与之抗衡。2增加企业的品牌意识，保护民族品牌。品牌代表企业在市场中的形象，是企业的标志。它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成为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强有力的武器。并购中应体现我国品牌的无形资产，勿使国有资产轻易流失。3加强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尽量避免恶意并购。跨国并购中的技术扩散对东道国的贡献程度有多大，取决于引资国自身的技术能力。东道国的技术能力越强，当地企业便愈具有学习、培训、适应和竞争的能力，从而越有利于技术进步。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一般会选择优势的环境，比如中国的东南部，这样就加剧了东道国的地区不平衡性。然而正是跨国投资地区分布的高度不平衡性，给各地区资本形成、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工业化、区域贸易和区域创新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针对区位不平衡性，企业和政府都应该采取一些对策来减小上述的消极影响。
一，主动出击，科学分析，吸引行业百强投资于东道国不同的地区。不仅吸引外资去发达的地区，还要采取各种优惠诱惑，导致外资投资于不发的的地区。二，完善地区政策，强化推进中西部硬环境建设。三，进一步优化中西部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对减少中西部外资的税收，来吸引外资。
东道国 篇2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本土企业的壮大,以及 “走出去”战略的激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益活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发布的2015 年 《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中国OFDI(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出现令人瞩目的高增长。2014 年中国大陆对外投资增幅高达15% ,约1 16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位列全球第三。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进一步提升,国内企业的总体财务状况良好,加之国家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会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然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起步较晚,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其投资存量还比较小。从2014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OFDI存量占GDP7% 左右,仅为美国这一比例的1 /5,不足东亚国家平均水平的1 /2,这与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形成强烈的反差,对外直接投资尚有较大发展潜力。
近年来,关于中国OFDI的区位和影响因素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中国OFDI的东道国大部分为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存在向外获取市场和资源等诉求,我们不禁猜测,东道国制度、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某种微妙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偏好制度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We,2000;Gani,2007;Zhang et al.,2011)。祁春凌和邹超(2013)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发现,东道国较高的法制制度质量与经济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近些年不少学者发现,对中国OFDI的研究结论与西方传统理论存在差异。Buckley等(2007)针对中国在1984年至2001年间对49个国家OFDI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动机,但偏好制度质量差的国家,战略资产及距离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Kolstad和Wiig(2009)也认为中国OFDI受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负向影响,张宏和王建(2009)的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论。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发现制度质量是影响中国的OFDI的重要因素,并对资源寻求型投资有负向影响,中国OFDI并不存在“制度接近性”。岳咬兴和范涛(2014)同样发现中国O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质量差异大且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周经等(2015)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国OFDI不仅偏好法制水平差的国家,而且市场寻求动机明显。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制度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如Cheung和Qian(2009)就没有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有显著影响。
综上,虽然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是结论尚不一致且需继续深入探究。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文献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的并不多,二者在经济和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影响中国OFDI的区位因素可能也不尽相同。从对外投资动机来看,许多文献都显示中国OFDI具有寻求资源、市场等动机,但却少有关注政治制度对不同动机下的中国投资产生的影响。从实证分析方法来看,现有文献较多都将中国OFDI在某些国家缺失、为负的数据剔除掉,存在样本选择随意性。针对上述问题,本文( 1) 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避免非随机筛选样本造成的偏误;( 2) 对比分析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经济、制度因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并在母国不同投资动机下考察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所产生的作用,以期进一步厘清制度环境、投资动机与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 一) 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
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制度因素对O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作用。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减少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阻碍,降低投资风险,发挥某种激励效应并降低交易成本。近年来中国OFDI快速增长引起学术界关注,但是由于中国的制度质量不高、对外投资主体大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因而在许多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反而具有 “特定优势” ( Morck et al. ,2008) 。中国企业对法制不健全、市场化不完全的环境更为熟悉,懂得利用 “非市场行为” 进行寻租,通过建立关系网络来代替正式制度,降低道德和经济成本。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中国OFDI更加偏向进入制度质量差的国家。不过,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OFDI流入发达国家的比例有所上升,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保证投资活动的正常进行,且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高质量公共产品有利于投资收益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 制度环境对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OFDI有负向影响,而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
( 二) 制度差距与中国OFDI
Habib和Zurawicki ( 2002) 认为制度差距较小的国家具有相似的制度环境和交易规则,从而有利于增加双边投资。Kolstad等人( 2010) 通过对中国OFDI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与国内接近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善于利用 “非市场行为”去建立关系从而获得便利,所以中国OFDI偏向于投向与其制度距离小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OFDI中的大部分都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制和腐败控制等制度因素方面,所处水平与中国较为接近,这可能是中国倾向于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的原因之一。故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 中国OFDI存在 “制度接近性”,即中国倾向于对与其制度距离小的国家进行投资。
( 三) 投资动机与中国OFDI
市场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要扩大规模、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一定离不开对国际市场的寻求和拓展。国际折衷理论就将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视为跨国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区位因素,且该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验证和支持。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巨大,然而国内资源储藏量有限,加之人口、环境压力较大,因此寻求自然资源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Ramasamy,2012) 。Buckley et al. ( 2007 )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正相关,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国家,中国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规模越大。
当今时代,无形资产对于企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企业在竞争中依靠的重要力量。Buckley ( 2008) 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包括从东道国获得技术、品牌和进入外国分销渠道及资本市场的机会。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 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和技术寻求动机。
( 四) 制度环境与不同投资动机下的中国OFDI
制度优越的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其市场机制较完善,各方面的监管也比较严格到位,不论是对出于哪种动机的中国OFDI,良好的制度环境都能为企业提供便利和保护。
发展中东道国往往制度环境较差,存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秩序混乱、效率低下等问题,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还容易出现寻租和腐败。不过由于与本国制度环境接近,且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多为大型国企,具有一些特定优势,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性和风险抵御能力较强。因而,发展中东道国较差的制度环境可能不会阻碍中国企业以市场和资源寻求为动机的投资进入和发展。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 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正向影响各投资动机下的中国OFDI,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则对其有负向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在某些国家是不连续的,即有些年份没有投资甚至是负投资,因而我们认为之前许多研究把这部分样本剔除的做法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偏误,因为只有这些零投资和负投资是随机发生的时,剔除这些样本才不会有偏差。但中国对某些国家投资为零或为负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对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变化的反应。
Heckman ( 1979) 构造了两阶段选择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我们采用这一模型进行研究,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Probit投资选择模型,即分析东道国哪些因素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第二阶段是投资规模模型,分析东道国哪些因素影响中国OFDI规模的大小。基本模型采用投资引力模型( Anderson,1979) ,再加入本文所研究的其他变量,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fdi是一个二分变量,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diijt> 0 时,fdi = 1 ,否则fdi = 0 。cgdp代表中国的实际gdp。hgdp是东道国的实际gdp ,代表市场规模; hpgdp是东道国的实际人均gdp ,代表市场机会。如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寻求性,则hgdp和hpgdp的符号应显著为正。fd是东道国的投资自由度,代表其对外国投资的经济管制程度。我们之所以在选择方程( 1) 中引入fd ,是因为一国对外国投资的管制程度严重影响中国OFDI进入的难易程度,同时这一变量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制度。X为本文主要考察变量,代表影响中国OFDI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在参考多位学者的研究后,本文选取了东道国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和政治制度因素。由于不同投资动机驱动的中国OFDI都有可能受到政治制度因素的影响,我们借鉴Kolstad和Wiig ( 2010) 的做法,分别加入其与市场、资源、技术的交互项。为了检验双边制度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制度绝对差异adiffins ,根据它系数的正负来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 “制度接近性”。另外,α0是常数项,λijt、μt分别为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ξijt是残差项。
(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来自45 个在2004 - 2013 年间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位于全球前列的国家,其中发达国家17 个,发展中国家28 个。
1. 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fdiijt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表示,因为流量更能反映OFDI的变化。数据来源于2004 - 2013 各年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并以2005 年不变美元价格为基准进行折算。
2. 解释变量。cgdp与hgdp 、hpgdp的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国民账户数据库,也将其折算成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投资自由度的数据来源于http: / / www. freethe world. com,数值越大说明投资越自由,对资本流动的管制程度越低。需要说明的是,过去的研究表明,FDI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所以为避免内生性,我们对东道国经济变量均做滞后一期处理。
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X变量。其中,东道国制度变量方面,本文重点对政治制度进行分析,参照Kolstad和Wiig ( 2010) 的研究,从政权稳定性( ps) 、政府效率( ge) 、监管质量( rq) 、法制规则( rl) 和腐败控制( cc) 五方面来衡量。数据来源于2004 - 2013 的世界治理指标(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 ,评分介于- 2. 5 至2. 5之间,越高表示该国制度环境越好。制度距离我们用中国与东道国制度差异的绝对值来衡量,包括政府效率差异( adiff1) 、投资监管差异( adiff2) 、法制差异( adiff3) 和腐败控制差异( adiff4) 四个方面。自然资源变量( resourse) 用矿石和燃料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用。技术水平( tech) 用 《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的技术存量指标technology readiness来衡量东道国技术存量。市场、资源、技术三大投资动机与制度的交互项用数值之间的乘积来表示。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正式检验之前,我们应先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首先检验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结果如表1 所示。为了严谨起见,我们又考察了方差膨胀因子VIF,其值小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次,我们也检验了样本是否存在异方差。对于标准差较大的数据取自然对数,检验时也采用稳健标准差,从数据源头减小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性。对样本进行怀特检验和BP检验,发现并不存在异方差。
Heckman模型包括 “两步估计法” 和MLE整体估计,本文采用后者,因为MLE整体估计的效率更高。
( 一) 初始检验
各个方程的LR检验均显著( 见表2) ,即Mills逆显著, 说明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 使用Heckman模型是有效的。
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显示:( 1) 中国GDP系数在第一阶段显著为负,但在第二阶段又显著为正。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更倾向进入发达国家投资,减少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而之前已经进入发展中市场的中国OFDI则会扩大投资规模。 ( 2) 东道国GDP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均没有显著影响; 东道国人均GDP对投资选择没有影响,但对投资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中国OFDI的市场寻求动机主要表现为对市场潜力的重视,潜力越大则投资越多,而非受市场规模影响。 ( 3) 投资自由度在第一阶段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经济自由度越高,投资管制越宽松,中国OFDI越容易进入。( 4) 自然资源不是中国企业投资选择的原因,但正向影响投资规模,表明中国OFDI存在资源寻求动机。( 5) 技术水平对于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技术水平较高,故向外的技术寻求动机不明显。
从发达国家的检验结果来看: ( 1) 中国OFDI的规模会随中国GDP的增长而扩大,这一点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相符合。 ( 2) 东道国市场规模在两阶段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东道国市场潜力虽不是中国投资选择的原因,但是却正向影响投资规模。可见,中国OFDI在发达国家具有市场寻求动机。( 3) 投资自由度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普遍经济自由度高,外国投资进入的门槛较低。 ( 4) 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均对投资选择无明显影响,但对投资规模有正向影响,这表明中国OFDI具有资源和技术寻求动机,在自然资源越丰富、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中国的投资规模越大。
注: 上表使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First、Second表示第一、二阶段的估计结果。wald显著性检验用来检验系数的整体显著性( 常数项除外) ,用W表示。似然比检验可显示mills逆是否显著,来断定模型是否存在样本自选择,用LR表示。括号内为Z值,*、**、***分别表示系数估计值在10% 、5% 和1% 显著水平下显著( 下表同) 。
( 二) 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区位偏好
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显示( 见表3) :( 1)除腐败控制在第二阶段显著为负之外,其他变量在两阶段的检验中均不显著。这表明,政治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腐败控制上,而且东道国腐败越严重,中国对其投资越多。腐败是衡量制度质量的重要标识,在跨国投资决策中占有很大权重。一国存在腐败就有可能产生 “摩擦效应”,即投资成本增加、东道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低下等阻碍跨国投资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当一国腐败严重、制度质量较低时,腐败会成为优化配置资源的次优选择,投资者通过贿赂可以减少与东道国政府的摩擦,降低成本,产生“润滑效应”,促进跨国投资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大多制度环境差,腐败程度高,中国企业在投资活动中善于利用这一点,在当地建立关系网络,从而减少时间和经济成本。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国企业必然会进行更多的投资。( 2) 制度差异的检验中,只有政府效率( adiff1) 和监管质量( adiff2) 的系数显著,前者正向影响中国OFDI规模,后者负向影响中国OFDI进入决策,二者方向不一致。因此,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投资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方面,除了政权稳定( ps) 和质量监管( rq) ,其他变量均对中国OFDI规模产生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普遍较好,中国企业对其投资时能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保护,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利于经营。但是,投资选择没有受到制度变量的明显影响。双边制度差距方面,只有政府效率一项不显著,其他变量的绝对差距都正向影响着投资规模,其中腐败控制上的差距对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均产生积极影响。这与一些学者的看法相左,表明中国OFDI不存在 “制度接近性”,而是倾向于向与其制度质量差距越大的发达国家进行更多的投资。
注: 为节约篇幅,故将多个方程的估计结果整合到一张表上,只列出系数显著的变量。表中虽没有显示,但各方程估计结果中的wald检验均显著,系数前面有“#”的方程LR值不显著,无标记的均显著。下表同。
( 三) 制度环境与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中国OFDI区位分布
下面检验在不同投资动机下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这里只列出检验结果显著的变量。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存在技术寻求动机,故我们只对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中国OFDI进行分析。由表4 可知,法制规则和腐败控制与资源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即法制规则与腐败控制水平越差的国家,能吸引越多来自中国的资源寻求型投资。这证实了上文的假设4,资源寻求型OFDI偏好资源丰富但制度较差的国家。前文中我们还发现中国的市场寻求型OFDI在发展中国家更看重市场潜力,表4 也显示,一国政府效率越高,中国市场寻求型投资越难以进入,反之则容易进入; 一国腐败越严重,则中国该类型投资规模越大,反之越小。可见,制度环境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市场潜力的投资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然后,对发达国家进行考察( 见表5) 。我们发现市场寻求型及资源寻求型的跨国投资规模都受到了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正向影响,但技术寻求型的跨国投资则不然,各变量系数均为负,政权稳定性( ps) 和政府效率( ge) 甚至对投资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与假设4 不完全相符,表明中国在发达国家以市场和资源寻求为动机的投资对其优越制度有较强的依赖,但技术寻求动机的投资却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2004 - 2013 年吸引中国OFDI流量规模位于前列的45 个国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从制度环境和投资动机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中国OFDI在东道国的区位分布,并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东道国制度环境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质量普遍较差,与中国状况较接近,使中国企业更容易熟悉投资环境。政权稳定、政府效率、质量监管、法律规则四项指标对中国OFDI的选择和规模无显著影响,只有腐败控制负向影响投资规模。发展中国家腐败治理较差,中国跨国企业可利用非市场手段获得投资便利,利于扩大投资规模。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良好,除去政权稳定,其他制度变量均正向影响中国OFDI投资规模。
第二,对双边制度绝对差异的检验表明,中国OFDI不存在 “制度接近性”,但制度距离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也有显著差异。中国与发展中东道国间的制度差异对其OFDI的影响方向不确定,但中国与发达东道国间的制度差异正向影响其OFDI的选择与规模。发达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越能吸引中国企业的进入及扩大投资规模。
第三,不论是在发达东道国还是在发展中东道国,中国OFDI均有市场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但中国企业只在发达国家才有明显的技术寻求动机。
第四,在不同投资动机下,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与投资规模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制度质量的负向影响,在发达国家却受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技术寻求型OFDI对优越制度质量的依赖较弱,甚至偏好向政权稳定性和政府效率水平较低的国家扩大投资规模。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我们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与经营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 篇3
【摘要】 重点从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的作用来分析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给中国提出建议。
【关键词】 FDI;东道国;经济增长
一、理论综述
关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国外经济学界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此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利用FDI进行研究,进过发展形成了发展主义(May,1970)、经济民族主义(Vaitso,1974)和依附论(Baran,1973)。20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该领域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以罗默(Lomer)、卢卡斯(Luca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FDI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三个阶段。
国外学者Bhagwati(1978、1985)、Ozawa(1992)等人提出东道国健全的市场对于FDI的溢出效应有很重要的作用,认为健全的市场有助于减少市场扭曲,促进经济增长;JeannineN.Bailliu(2000)较早地研究了国内金融市场在私人净资本流动(包括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认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具有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和提高投资效率的作用与功能。
国内学者对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也比较多:于克萍 、傅晓涛(1999)应用简单线性生产函数和Koyc称几何滞后模型,以中国经济增长为基础研究了FDI的理想吸收规模。通过建立国民经济总体的生产函数,反映经济增长和FDI之间的关系;包群、赖名勇等人(2002)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影响FDI对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起着关键作用;李子奈、王志鹏(2004)利用我国29省份1982～2001年间的数据研究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力资本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普遍忽视金融因素在FDI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尤其是国内的研究。Chee-Keong Choong、ZulkornainYusop和Siew-Choo Soo(2004)等虽然对金融因素对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但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较少,特别是中国作为引进FDI最多的国家之一研究更少。
二、国内金融市场对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加速技术实现的速度。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理论上讲会放大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新技术、新发明作为中间产品促成了新资本品的产生或促进原来资本品的技术升级,提高了生产中所使用的实物资本的生产效率,这个过程需要国内特定金融市场的支持。实践证明,金融市场对通过各种手段为新技术、新发明提供融资的安排。
一国金融市场越发达,越能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越利于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速度。具有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的欧美日韩等国通过金融中介、有效地金融监管、分散化的金融体系等为FDI的高新技术研发提供资金的支持和风险退出机制。FDI企业对东道国的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是该国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技术改造的便捷途径。通过模仿FDI企业的创新方式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当然通过内部的融资可以为本国企业提供资金,但是发达、高效的国内金融市场为企业的外部融资也提供了可能。
2.增大投资的效率。国内金融市场越发达,金融中介的力量越强,较强能力的金融中介能够把国内储蓄、FDI企业的流入资金介绍给国内最需要该资金的企业或者是国内边际产出较高的项目上,提高投资的利用效率。国内金融市场越发达,监管体系越健全,监管部门越能有效监督FDI资金的使用效率。国内金融市场越发达,优秀的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经验越丰富,就越能有效地搜集各种资料和信息为企业提供及时的帮助,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加速储蓄的资本化与国内外企业的联系。储蓄高效及时地转化为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从经济增长的一般途径来看,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之一。储蓄水平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现实性。储蓄到投资的转化,使社会物质资源从消费的生产转化为资本品的生产,储蓄不能及时高效地转化为投资主要由于:货币的同质性与物质产品的一致性的存在、投资者与储蓄者的分离、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与不完善等因素。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有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使得二者的价值总量与实物总量的双重相等,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实现手段讲有金融型转化和非金融性转化两种。非金融型转化一是储蓄者或投资者直接利用自己的产品或其他资源来投资;二是储蓄者或投资者利用自己的货币资源投资于实物资本。金融型转化是指储蓄通过金融系统转化为投资,一般是建立在现代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基础上。发达的金融市场,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推动各种金融工具的发行,通过各种金融工具的发行功能,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投资者从储蓄者手中获得所需资本,调整生产资本的存量与流量,促进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增长。总之,发达的东道国金融市场,不仅使得FDI企业获得生产资本的存量与流量,实现投资资本的形成和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内外企业之间建立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促进经济增长。
三、中国国内金融市场水平与FDI与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推动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90年代后,中国逐步形成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等为主体的相对完善的国内金融市场。从以下几个宏观总水平来衡量中国的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衡量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几个重要指标有:(1)货币化率(M2/GDP)即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一般用于表示金融深化,麦金农在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分析中用到,大多数学者在实证研究是也用该指标。(2)金融化率(FIR),也叫金融相关率,及金融资产价值占GDP(或GNP)的比重,Gold Smith认为他是衡量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3)资本外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一国金融市场的抑制和扭曲程度的指标。(4)利率与汇率指标,它强调的是利率控制的金融抑制作用,利率开放是金融深化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金融化率由1990年的89.6%上升到2008年的367.9%,显示了中国的金融化率不断提升,但是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美国在1999年就达到了402.1%、日本1999年378.48%,也低于一些新兴国家水平,比如新加坡2000就达到了378.48%。总之,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下,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对FDI促进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四、结论和建议
理论通过的协整分析Ln(FDI*LLY) 【LLY代表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负债】,Ln(FDI*PRIVER)前的系数为负数【PRIVER代表私人部门的贷款】,表明我国的金融市场没能起到积极推动FDI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即国内金融市场与FDI相结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不高,国内的储蓄资源大量闲置不能够很好的转化为投资。虽然FDI流量逐年增加,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使得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鉴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建设国内金融市场。
1.健全资本市场,促进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进度。股票、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的融资以及风险投资、信用担保、银企合作等是中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促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但是在中国,股票、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的融资以及风险投资、信用担保、银企合作等方式仅处于起步阶段。针对国内金融市场存在的规模有限、覆盖面小等缺陷,一是要增加股票、债券、信用担保的品种,允许国内企业和科技、专利投资型FDI企业发行企业科技创新债券或大力发展“二板市场”;二是放宽技术、专利型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条件,提高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范围,增强FDI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使FDI企业与中国国内企业建立前、后关系,进而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放大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2.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1)我国商业银行在进行商业化改革的时候,要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导原则,实施严格的风险管理机制,减少甚至是停止对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项目的贷款,是资金流向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型产业。提高对企业现有在建工程项目的监督管理。
(2)实施信贷政策,调整信贷结构发挥其杠杆作用,鼓励并引导对FDI企业在内的各类新技术产业、资金利用效率高的企业的信贷支持。
3.开放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国内的金融服务市场,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是中国能够更好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来看一般经历的过程为:国际债券投资—国际银行贷款—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由此可知,国际证券投资将逐渐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在引进外资时,仅对FDI政策上的优惠已经无法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要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增进FDI的投资信心,逐步引进国际证券投资的模式,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扩大FDI的溢出效应。
4.大力发展民营银行,成立科技开发银行。当前,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推动企业科技融资方面欠缺仍比较大,尤其是为FDI企业提供科技改造、科技创新提供的资金不足,没能很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抑制了FD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针对我国的现状,成立科技开发银行可以有效弥补现有银行体系的缺陷。我国可以成立商业银行性质的科技银行专门的为科技创新服务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也可以考虑成立专门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性服务的科技开发银行。
5.加强金融监管体系
(1)加强法制建设,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加快金融体系的立法步伐,使各项业务法制化,做好金融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制定和修订,从监管机制的原则、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监管责任等方面对金融部门的行为进行规范,量化金融监管的目标,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只,提高金融监管部门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水平。
(2)逐步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短期内分业监管体制要继续保持,长期内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完善、机制的健全、监管能力的提高,可以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成立国家金融安全管理委员会,下设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信托局等部门,分别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进行监督管理。
(3)监管模式与监管内容的转化。监管模式有机构型监管模式向功能型模式转化,监管内容从合规型监管向风险型监管转化。有直接的监督检查转向间接的考评检测,有事后查处转向对全过程的监督。
参考文献
[1]吴蕴韬.《我国利用FDI的现状分析》.《学术交流》.2004(9)
[2]江小涓.《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和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O04(3～4)
小小东道主作文 篇4
我是青奥小小东道主当20xx年2月，南京申办青奥会成功的喜讯传来，我无比激动，因为这是南京人的骄傲，是南京人的光荣，而且青奥会面向14到18 岁的青少年，是我们青少年的盛会，更可以说是我们青少年的节日!既然人成为了光荣的小小东道主，就要尽到自己的职责。要想做好，就要从小事做起，从自己身边做起，讲文明，讲奉献，关心青奥，支持青奥。
作为一名班干部，我想班里出一期关于青奥会的黑板报，让大家积累有关青奥会的知识，并开展一次青奥知识问答活动，使同学们“了解青奥、关注青奥、参与青奥”激发起大家主人翁精神和主动参与意识。我真盼望马上就到20xx年。到时候，我可是一名16岁的阳光少年了。古语有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届时，我想去当一名志愿者，为国内外来观看青奥会的朋友们服务。我会热情地为他们指路，扫清与人沟通的障碍，我会向他们介绍南京这座世界文化名城，我还会带他们参观名胜古迹，使他们切身体会到六朝古都的博爱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要让五湖四海、大洋彼岸的每一位朋友都了都美丽富饶的南京。我更要将奥林匹克精神传到每位朋友的心中。
此刻，我这名小小东道主的思绪已飞向20xx年青奥会赛场。我衷心祝愿20xx年青奥会圆满成功!
中能东道投资控股集团简介 篇5
Group Profile 集团简介
中能东道集团是一个创新型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化发展平台，集团成立的目的在于联合无数相关企业集群式发展，以东方智慧为思想核心，以开发隐性宇宙能量为技术核心，以价值共生理念为运营核心，以五行架构为管理核心，打造新能源产业设计与核心技术研发平台、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平台、品牌运营全球通路平台、多元化资本运营平台、文化传播平台等五大创新系统平台，推动中国乃至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共同探索以严重生态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人类生存难题破解之道。为新能源产业树立一个榜样，形成示范效应。
中能东道的新能源产业集群，涵盖了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以及横向相关配套环节，将所有的组成单位置于最合适的位置，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优势与长处，共同以几千年的东方智慧为底蕴，兼容并蓄中西方众家之长，开发一个全新的产业，创造一套全新的“价值共生 五行聚合”运营模式。在这个运营模式里面，所有成员单位均可横向交叉持股，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生相辅合作共赢。从产业链的纵向观察中可以看到，投资者、管理者、经营者、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东方智慧的巧妙整合，真正实现了最完美的有机结合。这是一个真正尊重的自然客观规律，真正尊重市场法则与市场规律，去做了一个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庞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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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Goal 企业文化
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引领行业发展
参与制定行业新标准
推动行业升级转型
新能源产业集群化发展创 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中能东道(香港）投资控股集团
Expert Advisor
专家顾问
徐錠明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顾问 史立山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刘 刚 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张国宝 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陈全世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所长
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电动汽车分会主任
陈清泉 中国工程院院士 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中能东道(香港）投资控股集团
徐建中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院士 王志峰 中国科学院太阳能热利用及光伏系统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任东明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 马重芳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姚志豪 中国科学院太阳能热利用及光伏系统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副会长 曾照强 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 师建华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原郭丰 中国科学院太阳能热利用及光伏系统重点实验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卜向红 浙江省汽车工业技术创新协会会长 叶云岳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施 善 美国布朗大学博士 王肃之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林勤纬 电机系统控制专家、美国伊利诺大学电机系博士 Robert G.Malcolm 奥克兰大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电动车集成专家 王英凤 美国加州大学MBA硕士、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一汽城建处处长、中国科学论坛副理事长
柳 俊 法国波尔多大学材料科学博士 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中能东道(香港）投资控股集团
何贤武 电机技术专家 清华大学电机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
Partners 合作伙伴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联合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先进工业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技大学新能源课题组、中国循环经济新能源研究院
合肥工业大学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 中航汽车·合肥工大汽车零部件研究院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价值经济研究中心 安徽环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北京中金浩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众泰控股集团、浙江永源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易成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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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rchitecture
集团架构
国家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平台
National new energy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platform 中能东道的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了新能源产业设计与核心技术研发平台、品牌运营全球通道平台、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平台、多元化资本运营平台、文化传播平台等五大创新系统平台，涵盖了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以及横向相关配套环节，将所有的组成单位置于最合适的位置，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优势与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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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objectives
发展目标
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化发展平台成为中华民族企业典范
创造价值共生的能力时代
以系统集成创新提升东方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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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前所未有的产业链整合参照体系 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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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之梦。在全球大背景、大趋势和大机遇面前，我们毫不犹豫，中能东通带着一胶热血，从新能源汽车领域切入，从核心技术集成创新获得领先优势，不仅为中国汽车工业带来意外惊喜，还要鼎立国际汽车市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汽车国梦想，不断前行。
目前合作汽车厂商：浙江永源、川汽野马、安凯大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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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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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lanning
发展规划
研发方向
1.组建一支专注于国际国内新能源技术为发展方向的交通应用技术研发团队，打造一个研发与产业链互动的平台模式，以锂电池为龙头，电动机、电子控制、安全防护、充电设备、新材料为一体的动力系统集成体系。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中能东道(香港）投资控股集团
2.将快速启动的工作重点是：新能源汽车、汽车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新材料、工业设计、工业智能化等若干领域，尝试设立重点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远程联合虚拟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技术转化中心、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模式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体模式，致力于面向产业链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3.汽车工业共性关键基础技术、汽车工程交叉学科基础理论、汽车领域宏观发展基本问题，致力于绿色化、智能化的生态汽车的研究与发展，逐步形成自己的优势领域和院、所特色。
4.添加了石墨烯的负极材料、正极材料应用于高性能动力电池；高纯石墨应用于核能、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镁碳砖、石墨坩埚、高纯超细微粉石墨和膨胀石墨应用于炼钢、石油、化工、冶金；高导热柔性石墨和石墨烯涂层广泛用于航空航天、等离子体电视、半导体器件的散热。
研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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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技术产品包括电机、电控、差速器、充电系统、DC/DC转换器、BMS、电池和整车控制系统，是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产品。中能东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首家新能源动力系统集成概念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依托自身卓越的研发能力，自主研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并获得国家多项专利，通过权威机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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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stitute·Laboratory
研究院·实验室
研究院成立
中能新能源汽车动车总成系统研究院由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联合会、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北京大学价值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中能东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及众多国内外研究单位、科研院校、著名车企等机构联合组成。是具备国际化、专业化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科研机构。
中能新能源汽车动车总成系统研究院，旨在新能源、新材料、新环境、新交通、新经济的创新发展格局下，发挥国际领先的科研技术优势和产业聚群创新优势，积极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为中能东道集团及全球合作客户提供优质的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系统、集成技术、产品及服务。
研究院汇集多位国际顶尖科研专家、行业技术专家及产业精英。具体包括：国家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大学教授、国内外顶级车企总工程师和设计师、国内外科研院校博士及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等领域的权威专家。构建全球领先的集群化技术与产业设计发展平台，全面推动中能东道集团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产、学、研、用等一体化进程。
研究院定位
中能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研究院的定位是深入研究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和 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中能东道(香港）投资控股集团
应用在新能源、新材料、环境和新交通等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特别是国际先进的电动汽车整车、动力总成系统及关键系统领域的设计开发、集成技术应用和产业化技术应用，积极探索前沿科学问题，不断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持续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打造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技术研发中心与产业孵化中心。
研究院是中能东道集团新能源产业链五大平台中“技术与产业设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份，在未来，研究院计划联合国内外专业科研机构，共同设立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汽车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新材料、工业设计、工业智能化等若干领域的重点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远程联合虚拟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技术转化中心、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形成全球领先的集群化技术与产业设计发展平台。中能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研究院，为中能东道集团在未来新能源汽车领域保持技术创新与领先优势提供了有力保障，必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史的全新篇章！
实验室介绍及定位
中能新能源汽车美国硅谷实验室是一家位于世界高科技企业与机构云集的美国加州硅谷的高新型综合实验室，实验室以中能东道新能源汽车研发需求为导向，开 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中能东道(香港）投资控股集团
展新能源汽车尖端领域的研发及实验，积极承担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科研任务，产生具有原始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研成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为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做出突出贡献。中能新能源汽车美国硅谷实验室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凝练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和研究方向，开展了原创性、系统性科技研究，逐步攀向世界科学的高峰。
青奥小小东道主作文 篇6
青奥小小东道主作文
当国际奥委会向全世界人民宣布““20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中国南京举办的那一刹那，我兴奋不已！青奥会在青少年中广泛传播“卓越、友谊、尊重”的奥林匹克理念，鼓励和引导着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参与、互动、共享氛围中快乐的成长。我身为一名南京的小小东道主，更应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迎接青奥、支持青奥。语言是友谊的桥梁。我们在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还要努力学好英语，强化英语口语训练，在和外国的小朋友交流时，我会用最亲切的语言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感受到到中国人的热情。到时我也会是一名志愿者，我会告诉他们，南京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我还要和他们一起游中山陵，爬紫金山，逛夫子庙，同游那浆声灯影里的十里秦淮。我还要向他们介绍，我最喜欢的公园――莫愁湖公园。它有着15XX年悠久历史和丰富人文资源的`江南古典名园。每到端午时节，总能听见湖面上发出一阵阵“咚、咚、咚……” 的敲鼓声，婉约的莫愁湖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的民间活动――赛龙舟，正是湖面上最美的风景。看，那激昂的船桨、刚劲的手臂、震耳欲聋的吆喝声，无不显示出中华儿女的纯朴与热情。手拉手共成长，全民健身我能行，作为东道主小学生的我也忙得不亦乐乎，跳绳、踢毽子、画画，学校也还特地准备了体育武术操来迎接青奥会的到来。让我们一起为青奥加油、喝彩，大声对青奥会说：“南京欢迎您！”东道国 篇7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东道国
由于对FDI溢出效应没有明确的定义,国内外许多学者对FDI溢出效应的概念都有自己的定义,因此在详细论述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研究之前,有必要对FDI溢出效应概念进行界定。
FDI溢出效应是一种“外部效应”,是一种外部性的表现,并且这种溢出效应的产生是跨国公司非自愿而是国内企业通过非市场方式获得的。溢出效应不仅仅指生产技术,而且还应该包括管理水平,研发能力,产业结构升级等其他众多效应。溢出效应即可以发生在某一产业内部,还可以发生在不同产业之间。
一、国内外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文献研究
MacDougall(1960)第一次提出了FDI溢出效应,这是最早涉及到FDI溢出效应的研究。Caves(1971)在研究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和福利水平的影响时,Coden(1967)在研究FDI对东道国最优关税的影响时,都针对FDI溢出效应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FDI溢出效应进行了系统和详细的实证分析。这些实证研究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国别层面,区域层面,产业层面。
1. 国别层面上的实证研究
国别层面上的实证研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占绝大多数并且样本国家多样化。最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是凯夫斯(Caves)。应该指出,也有学者发现FD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不一定有明显的正的效应,甚至可能产生负的溢出效应。
而国内学者在此方面主要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效应大小及溢出效应是否是正面的。何洁和许罗丹(1999)通过建立内、外资工业部门生产函数,对1988—1992年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认为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正向的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这个正的效应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扩大。沈坤荣和耿强(2001)通过构造内生增长模型,利用处理联立方程的似然不相关回归(SUR)对中国1987—199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对人均GDP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FDI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相应的人均GDP就增加0.27%。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外资的进入会在某一行业具有垄断优势,进而会对该产业形成产业控制和技术控制,可能会对该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王允贵,1998)。
从以上的综述来看,无论是国外学者对不同国家的研究还是国内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都可以得出,从总体上看,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并且是正的影响。
2. 区域层面上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区域里FDI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之后再进行不同区域的比较分析。李晓钟和张小蒂(2004)利用1993—2002年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利用索洛剩余揭示了“外溢”的大小。从以上文献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东道国引进的外资在不同区域内会产生不同的溢出效应。这是由于各个区域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大小所导致的。国内学者何洁(2000)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认为技术水平提高速度越快,FDI正向外溢效应的增加越慢,这说明存在收敛效应。
大多数文献都是通过分析FDI产业内溢出效应来得出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分析产业间的溢出效应,即垂直外部效应来讨论该问题。这些学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不仅仅局限于外资所在的产业内部,而且可以通过与当地其他产业的联系,如前向关联或后向关联,进而对其他产业产生溢出效应。严兵(2006)利用1998—2002年中国工业35个行业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选择的样本行业范围内,外资企业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行业间溢出效应。他因此认为提高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关联程度,促进外商投资企业产生行业间溢出效应,应该是我国今后引入外资的工作重点。根据Javorcik和Spatareanu(2006)通过对1998—2003年间罗马尼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垂直外部效应主要产生在东道主和外资共同所有的投资项目上,而不是产生在由外企完全独资的项目上,另外,结果还显示出在东道国和外企合作经营的情况下FDI对东道国的负面竞争效应更低,这是此时部门间会产生更大的知识外溢,从而减轻FDI的负面竞争效应。
二、总结
从上述对文献的论述过程中可以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是不一致的,有的学者认为是正的溢出效应,有的学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甚至是负的溢出效应,导致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三点:
1. 各个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模型是不一样的
有的使用生产函数来进行计量分析,有的采用内生增长模型,有的采用索洛模型,从而导致了使用不同的影响因素来解释FDI溢出效应。另外,即使是采用用一种模型,但其中变量的选择和定义也会有不一样,从而导致不同的计量结果。
2. 不同的学者采用的计量方法不一样
上述文献中出现过的计量方法有单方程、联立方程、协整分析等。不同的计量方法本身对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有的学者为了达到某种结果,而特意采用某种计量方法。
3. 实证分析中采用的数据不一样
一些学者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另一些学者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其中横截面数据代表的是一个时点上的,难以反映某一个时间段里FDI的溢出效应,即使是采用面板数据的研究,时间跨度也比较短,不能充分说明FDI溢出效应的动态规律。
由此可见,由于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因素太多,而没有一个模型能够全面的包含影响因素,并且模型中变量的定义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共识,因此会导致不同的计量结果。
东道国 篇8
关键词：研发密集型FDI；跨国公司；投资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15-03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东道国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道国之间研发密集型FDI的竞争日益激烈。现有文献通常笼统的提出东道国应在引资过程中实施政策干预活动，但是很少提出具体的可以指导实践的政策措施。本文在回顾国际投资政策演变及发展的基础上，归纳出在第四代投资政策背景下东道国制定研发密集型FDI政策应遵循的原则，然后提出东道国吸引研发密集型FDI的政策框架，最后讨论东道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问题。
一、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演变与发展
随着国际经济形式的变化，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侧重点。
第一代投资政策以东道国向跨国公司提供普遍的激励性措施为主，其特点在于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制并提供各种特殊优惠措施以吸引更多的外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FDI的迅猛发展，众多国家放宽FDI投资制度，并采用激励手段来吸引FDI。根据UNCTAD对103个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只有4个国家没有对外国投资者提供任何投资激励（Charles，2000）。众多东道国为追求跨国公司数量或外资流入数量，实施引资优惠政策的恶性竞争。跨国公司通过税收减免、免费公用设施等形式获取大部分利益，而东道国获得的利益较少。
第二代投资政策主要以东道国主动“推销”本国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其表现为各国纷纷设立国家促进投资机构。随着竞争的加剧及FDI积极效应的弱化，东道国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优惠政策刺激可能引发诸多负面效应。东道国对外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向母国或跨国公司推销本国。1995年建立的世界促进投资机构协会在2000年时已有100 多个会员（UNCTAD，2001）。东道国的促进投资机构在宣传本国的经贸政策和投资环境、建立促进投资的业务渠道和信息交流平台、为外商投资提供咨询和服务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对3 600家美国大型企业的对外投资调研发现，64%的企业以当地促进投资网站作为第一手资料，65%的企业与当地促进投资机构联系询问项目相关信息（顾况珅，2010）。
第三代投资政策主要以吸引特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目标，其主要特征是增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关联效应，从过于片面追求FDI数量转向追求FDI的实际效率，可称为定向的引资政策。定向的引资政策从一个国家的优先发展项目着手，在产业和公司一级确定外国投资者，通过定向引资来实现东道国经济发展和资源有效利用的目标。定向引资主要强调通过FDI的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逐步提高本国产业、企业竞争能力，从而获得FDI创造的长期的、动态的利益。
第四代投资政策主要以消除投资领域的歧视为主要特征（Frank L.Bartels，2009），目标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可称为非歧视性的投资政策。非歧视性的投资政策主要是使外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创造市场良好运行所需的条件。东道国的第四代投资政策虽然强调政策的非歧视性及市场的运行机制，但也吸引了前三代投资政策中的优点：如重视投资促进机构和措施的作用（第二代）、强调FDI与东道国的关联效应（第三代）。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从第一代过渡到第二代政策，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正在采用第三代政策，而许多发达国家正在采用第四代投资政策。随着投资政策的演化，东道国制定引资政策的基本原则及政策措施都呈现出新的特点。
二、制定研发密集型FDI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投资政策演化到第四代的背景下，东道国制定引资政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如下：
（一）政策干预应集中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东道国政策干预应主要用来解决所谓的二大市场失灵问题：一是投资过程中信息和协调的失灵问题，二是投资者（包括国内和内外）私人利益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公共利益不一致的问题（UNCTAD secretariat，2003）。信息和协调的失灵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导致潜在投资的丧失。如果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不一致，也会影响东道国政府特定的发展目标。
（二）政策干预应符合相关的国际投资协定
随着各种国际投资协定（多边投资协定、区域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各种履行要求（Performance Requirements）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如《TRIMs协定》明确禁止东道国使用当地成份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限制要求、出口控制，《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禁止使用当地股权要求（Art.1102（4））及出口绩效要求、当地成份要求、当地购买要求等（Art.1106（1））。国际投资协定削弱了东道国制定投资政策的自主权。
（三）政策干预应着眼于获得动态国家利益
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既可以带来静态的利益（如资本、就业等），也可以带来动态的利益（如东道国本地企业能力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增强等）。东道国在制定政策时要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重点放在促进FDI的技术溢出、与当地企业建立关联关系等动态利益上。
（四）投资政策应与国内其它政策配合使用
为适应国际投资制度的变化，东道国通常寻求适当的替代措施来增强本国谈判及议价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分享FDI带来的利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履行要求的部分职能，如限制跨国公司的限制性商业行为（RBPs）等，可以由东道国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审查机制、反垄断法等）来行使；二是为获得FDI带来的动态利益（如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必须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配合使用。
总之，在第四代投资政策背景下，东道国制定投资政策时，必须在细分东道国特定发展目标（如产业升级、技术溢出等）的基础上，针对特定（行业、类型）的跨国公司，实施组合性的引资政策。
三、东道国吸引研发密集型FDI的政策框架
根据第四代投资政策的要求，本文将吸引研发密集型FDI的政策分为投资促进政策、投资激励政策、国家创新政策等三大类（如下表）。
东道国吸引研发密集型FDI的政策组合
（一）投资促进政策
成功的投资促进政策可以提高东道国作为研发基地的形象，为潜在的或现有的研发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定向服务。
第一，东道国要根据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优势和发展规划，塑造和宣传本国、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力图给潜在的或现有的研发密集型跨国公司留下深刻的印象。东道国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塑造本国的研发形象，如广告、投资研讨会等。东道国在对外宣传中必须主题鲜明的突出本国创新的环境、资源及意愿，如“创意之地”（德国）、“想成为英国的尖端技术革命的一部分吗？”（英国）、“知识是我们的天性”（爱尔兰）（Jose Guimon，2008）。
第二，东道国要完善投资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的投资服务。投资前期，投资促进机构要为潜在投资者准备访问日程、准备项目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等。投资中期，投资促进机构要协助跨国公司申请东道国承诺的优惠、帮助跨国公司与当地研发机构建立联系、协调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冲突。投资后，投资促进机构要提供相关的后续服务，如协助跨国公司扩大研发密集型FDI的规模、协助跨国公司评估研发密集型并购的风险等。
第三，东道国需重视政策反馈，改进和完善投资政策。东道国政府要通过畅通的政策反馈渠道及时掌握研发密集型FDI的相关情况， 以防止因信息不全、不准或迟滞所导致的决策失误。投资促进机构广泛联系境内外相关商会、协会、经济团体，通常会较早察觉到国际研发活动的发展趋势及国内跨国公司面临的问题，因此可以在加强政策沟通、收集意见反馈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投资激励政策
研发密集型FDI可以直接增加东道国的知识、技术存量，提高东道国研发和创新能力，并且通过潜在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关联提升东道国整体竞争力，因此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的性质。东道国非歧视性的投资激励政策可以引导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从而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投资激励分为三类：财政激励、金融激励和其他激励（UNCTAD，1996）。
第一，财政激励主要包括：公司所得税率的降低、投资和再投资补贴、降低社会保险金、进口原材料的税收抵免、出口关税的免除、出口所得的税收优惠、关税退税、海外支出的扣除和出口行业的资本补贴等。
第二，金融激励主要包括：研发、生产或者市场营销成本的直接补贴、贷款担保、出口信贷担保、风险资本的公共资助、政府在优惠利率上的保证或者非商业风险的保证等。
第三，其他激励包括：专用的基础设施补贴、服务补贴、政府合同的优先权、进口竞争的保护以及外汇汇率的特别处理。
（三） 国家创新政策
研发密集型FDI的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熟练的技术工人、研究中心和技术园区的质量、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同机构合作的倾向、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Jose Guimon，2008）。因此，东道国的国家创新政策应集中在：人力资本的开发、研发基础设施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等方面。
第一，开发和引进人力资本。东道国增加人力资本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培养本土研发人员，如鼓励青年学习科技和工程专业、增加大学和研究中心的预算、提供有利于研发人员交流的条件；二是创造便利条件，吸引国际研发人员，如改革移民法规和程序、降低高技术外籍人员所得税、促进外国学历认证等。
第二，改善研发基础设施。研发基础设施的改善与世界级的研发人员同等重要。东道国要加大研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健全公共研究中心、技术园区，加强企业技术中心、技术转移示范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都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流量和规模会产生直接影响 （林守生，2011） 。跨国公司并不愿意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弱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因为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导致其技术存在被东道国竞争者模仿的风险。东道国必须完善法律法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四、讨论
在第四代投资政策背景下，东道国在应用上述政策组合吸引研发密集型FDI时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吸引研发密集型FDI的组合政策要求东道国政府必须承担纠正市场失灵的功能，即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收集和发布对个人市场决策有用的信息等。但是，在执行吸引研发密集型FDI的组合政策中，东道国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投资促进政策、投资激励政策和国家创新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东道国政府进行大量的资源投入；维护市场秩序的能力受到东道国法制环境的制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第二，吸引研发密集型FDI的各种政策工具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实际作用，因此东道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考虑本国实情的基础上制定相互一致且有效运行的政策组合。但是，制定一套正确的政策组合是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一是政策制定会涉及到不同的部门利益，政府各部门、机构之间因存在利益冲突而相互博弈；二是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相对效率在事前无法确定，在事后也很难评估。
第三，吸引研发密集型FDI的各种政策工具强调东道国国内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并没有达到相应的要求。事实表明，由于拥有健全的市场机制，发达国家执行此类政策更容易成功。
第四，由于信息不完全现象广泛存在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因此东道国政策制定者要达到“精确制导”的目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总之，投资政策的选择要与东道国的本国国情相适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实施不同的投资政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准备从第三代投资政策向第四代投资政策过渡，如果成功实施上述政策组合吸引研发密集型FDI，将有助力我国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 Charles P.Oman，Polic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study of 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s to Attract FDI，Publishedby：OECD Publishing，Publication date：08 Mar 2000.
[2] Frank L.Bartels，FDI Policy Instruments：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WORKING PAPER，2009.
[3] UNCTAD secretariat，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of FDI：Policy and Rule-Making Perspectives，UNITED NATIONS，2003.
[4] ose Guimon，Government strategies to attract R&D-intensive FDI，Global Forum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