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特征（精选7篇）
东道国特征 篇1
FDI的进入会对东道国的资本构成、技术进步、进出口、就业、财政收入、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重要影响, 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 对东道国来说意义重大。文章对影响东道国吸收能力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从东道国自身发展水平、研发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制度因素等方面, 综述了东道国特征对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影响。
一、东道国发展水平
东道国对FDI的吸收利用程度与其自身的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东道国较高的发展水平意味着较为成熟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机制、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 这些因素使东道国在对技术及外来资本的转化吸收上更具优势。相反, 如果东道国的发展水平较为低下,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就不显著, 甚至会阻碍东道国的技术吸收和技术进步。
1、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与技术水平
一般而言, 只有当某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时, 才会形成较强的竞争承受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 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落后于技术扩散方, 所以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没有良好的吸收机制,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1) 东道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FDI渠道传递的外国R&D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与当地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这是陈继勇 (2008) 通过分析研究中国29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1992—2006年的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何洁 (2000) 考察了1993—1997年FDI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 发现FDI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制约, 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方友林、冼国明 (2008) 利用中国大陆29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1994—2006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FDI对中国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入挤出效应, 发现FDI对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挤出效应, 但对西部地区的国内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而中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2) 东道国的人均收入、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显示出比发展中国家更加优越的FDI技术吸收条件, 发展中国家在吸收能力的提高上, 往往受制于上述条件的限制。Blomstrom和Wolf (1994) 通过对101个国家的比较分析, 发现FDI的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而在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种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Balasubramanyam (1998) 认为FDI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工具, 但前提是东道国必须具备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人力资源。因此, 只有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才可能从中受益。
(3) 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Kokko (1994) 研究了技术条件对产生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只有在跨国公司采用相对简单的技术、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 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变得明显。Kokko认为, 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 后者对技术难以消化和吸收。陈涛涛 (2003) 引入了“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的概念对FDI溢出效应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 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 有助于FDI的技术溢出, 技术的吸收能力也会得到相应提高。
2、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
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直接关系到该地区能否吸引到高水平的跨国公司进行投资, 从而也必然影响到跨国公司技术外溢效应能否得到有效发挥。
第一,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原因在于外资比重越大, 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 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Findley, 1978) 。较高的开放程度还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程度, 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 (蒋殿春、张宇, 2006) 。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 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 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 (邹志新、赵奇伟, 2008) 。
第二, 开放程度的提升扩大国内出口, 出口的扩大使国内企业获得更多利润, 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设备引进提供资金来源 (何洁、许罗丹, 1999)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 更有可能通过示范模仿、人员流动等途径获取FDI溢出技术, 提高技术吸收能力。
第三, 提升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从而提高自身对FDI的技术吸收能力。Findley (1978) 、Koizumi (1977) 、Wang (1990) 、Rivera Batiz (1991) 曾分别从人力资本积累和中间投入品多样化的角度, 对FDI规模的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严密理论分析, 证实了对外开放规模与FDI技术外溢效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背景下, 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往往倾向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包群、赖明勇 (2003) 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等因素都有助于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
二、东道国的研发水平
FDI技术溢出效应受东道国自身所具备的研发存量和研发投入的影响。东道国拥有的较高研发水平和知识存量不仅意味着东道国企业 (行业) 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能带来新的技术成果, 而且还增强了东道国对外来技术的模仿、学习和吸收能力。
1、宏观层面
(1) 东道国整体研发存量对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
东道国所具有的研发存量对FDI技术的吸收有着重要影响。Keller (2001) 发现在1983—1995年间, G-7 (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国家间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研发水平, 更加完善的吸收机制, 在吸收外来技术上比发展中国家更具优势。刘志铭、申建博 (2006) 在对吸收能力的文献总结中指出, 知识产品的生产具有很强的自我累计性和路径依赖性, 任何新知识都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2) 东道国研发投入对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
Kinoshita (2000) 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创新作用, 二是学习效应。他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大于创新作用。Griffith et al (2003) 对OECD国家技术趋同假设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用研发投入作为指标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决定国际技术扩散的关键因素, 而技术落后国家自身的技术能力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
2、微观层面
东道国企业的研发水平影响FDI的溢出以及对FDI溢出技术的吸收。Cohen&Levinthal (1989) 在分析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作用时, 提出了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bility) 的概念。他们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研发成果直接促进技术进步;二是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与模仿能力, 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本文将更多关注后者的影响。
(1) 东道国企业的研发存量
东道国原有的研发存量不仅是其创新能力的源泉, 而且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Kokko (1994) 通过对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制造业的研究, 发现FDI溢出效应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吴建军、仇怡 (2007) 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 对R&D存量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 认为一国只有具备较好的研发基础, 才能对世界先进技术做出理智判断, 才有能力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模仿、改进和创新。
(2) 东道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
Blomstrom&Kokko (1996) 研究发现, 企业的研发投入反映了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开发学习, 对东道国企业吸收FDI的外溢效果影响十分重要。当地企业对自身“学习活动”进行的投资越多, 就越能从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中吸收到更多新技术。Redding and R eenen (2000) 对研发活动的两面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他们采用12个OECD国家1974—1990年的产业数据研究了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 发现在低生产率工业国家中, 如果有重要的R&D投入, 则它们赶超的速度就明显加快, 从而得出了创新作用R&D和吸收作用R&D同样重要的结论。蒋殿春、黄静 (2006) 从微观层面出发采用Kokko (1994) 在分析墨西哥FDI溢出效应影响因素时采用的方法, 考察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效果的影响。认为中国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提高技术吸收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大, 与外商的技术差距就越小, 外商与国内产业的联系就越密切。
(3) 东道国企业自身的规模、技术以及管理水平
东道国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规模大小, 对企业的研发水平也会产生相当影响, 进而对FDI的技术吸收能力产生影响。刘志铭、申建博 (2006) 认为, 如果东道国企业吸纳能力不足 (包括东道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条件等) , 就不能与外资企业形成有机关联。若外资公司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和管理能力差距达到一定限度, 则很难形成合作关系, 外资公司进而会选择在国外进口配套产品, 最终形成外资公司“两头在外”的经营活动, 从而很难对东道国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
三、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1、“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对FDI技术的吸收能力有很大影响, 人力资本水平是组成东道国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重要部分 (Narula, 2004) 。人力资源条件对FDI的技术外溢产生很大影响。大量研究表明, 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源达到一定水平时 (人力资本门槛) , 才能很好地吸收外资和技术。
XU (2000) 对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进行研究, 发现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增大。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 (受中学教育程度以上) 低于1.3年时, 回归结果显示FDI技术外溢效应为负值;介于1.3至2.4年之间时, FDI技术外溢效应为正值, 但统计意义不显著;只有超过2.4年时, 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才有显著的统计意义。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 (1998) 在研究了69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实践后发现, FDI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 即只有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时, FDI的溢出作用才显著, 而且这一作用要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 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 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充足时, 东道国才能吸收FDI的外溢技术。王志鹏、李子奈 (2004) 重新构建FDI外溢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 利用我国1982—2001年29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数据, 发现人力资本门槛假说 (Threshold) 在我国是成立的, 即只有人力资本大于25.07% (大中专学生占所有在校生的比例) 的地区才能从FDI的增加中获得好处。
2、人力资本分布
人力资本的分布状况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对自身吸收能力的影响。Lankhuizen M. (2001) 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角度研究了人力资本与FDI效应的关系问题, 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在生产与非生产部门的分布对吸收能力的影响。作者认为, 所谓人力资本分布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活动结合的程度。他用两类指标表示这种结合程度:一是研发人员 (工程师、科学家) 占总人口比重, 来代表人力资本的绝对值;二是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研发人员占全部研发人员的比重, 来代表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实证结果表明:与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相比, 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能够更有效地衡量人力资本对FDI效应发挥的影响以及对FDI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杨蓉、赵曙东和刘正良 (2006) 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2年的科技人员与经济活动结合的程度 (以此代表各地区人力资本分布结构) 进行研究, 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在总体层面上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对提高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甚小;而人力资本在企业层面 (科技人员下企业的比重、企业员工中科技人员比重) 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 但对FDI效应的促进作用明显。
3、关于人力资本的其他研究
除了对人力资本门槛和人力资本分布的研究外, 还有一些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是从其他方面入手的。较有代表性的是:David L.Carr、James R.Markusen and Keith E.Maskus (2002) 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结论认为, 美国公司对外投资除了看中当地的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外, 劳动力技能、基础设施的质量也是关注的重要因素。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虽然偏低, 但却技能不高, 从而导致没有吸引FDI的能力, 或者吸引FDI的能力非常有限。Borensztein&Gregorio&Lee (1995) 的理论模型, 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量化。结果表明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而且这一作用要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 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 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充裕时, 东道国经济才能享受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Eaton和Kortum (1996) 发现, 国际专利度量的流入所引致的技术扩散随着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而增长。Lee (2000) 利用横截面数据检验了计算机使用的资本—技术互补关系, 发现居民受教育程度是计算机技术使用的重要影响变量。
四、东道国的制度因素
东道国制度方面的完善程度对技术吸收能力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非排他性, 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 (张宗庆, 2002)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东道国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保护制度。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给予知识产权投资方较高回报率的预期, 合理的保护会降低技术提供方对侵权的担忧, 使之有较高意愿转让先进技术。
1、东道国企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可以通过交易和管理实现经济回报和升值的财产, 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及机构视为关键性经济资产, 并采取积极主动措施和战略加以开发、管理和利用。在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环境下, 掌握竞争对手无法获得的创新技术, 是众多企业在惨烈竞争中获胜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是跨国公司核心经济资产和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在其进行投资时通过内部贸易大量转移到东道国的分支机构, 成为主要的投资标的 (裴秋蕊、卢进勇, 2006) 。Sherwood (1990) 的研究表明, 国外的高技术企业不愿意把最新技术转让给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国家的企业。此外, Sherwood的另一项研究显示, 在377个跨国公司中, 有80%表示如果有更好的法律保护, 他们将会在研发上投入更多, 为本地雇员提供更多培训, 这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吸引外资的重要性, 尤其是涉及技术转让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
2、东道国政策保护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助于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 有助于扶持高新技术, 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提高对技术的吸收利用能力。Carmelo Pierpaolo Parello (2008)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与FDI技术扩散、技术吸收的研究发现, 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短期内会对技术的外溢产生阻碍作用, 影响东道国对外来技术的模仿与学习, 不利于东道国对技术的吸收;从长期来看, 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可以吸引更多外来投资的流入, 刺激技术扩散方转移更多先进技术, 同时完善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吸收机制, 提高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都是促进技术扩散、技术进步的关键。
东道国特征 篇2
之前关于FDI的研究, 大多建立在投资者将选择能够使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投资点的假设之上。运用这一广义的假设, 很多实证研究已将决定一个国家投资赢利能力及FDI流量的因素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了有效区分。大多数这一领域的研究都从经济的角度, 来检测在东道国因供求关系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对FDI的影响。例如, 时常潜力往往用GDP的规模及增长或人口的规模及增长来衡量。而我们的研究, 同样是从投资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出发, 但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对宏观经济交流的模式作出解释, 我们的论文尝试从东道国特征角度来提供关于投资的潜在回报的有用信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者们, 并不会轻易被其他的经济要素影响, 而是将执着地选择那些具有可能带来最高回报的特征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在这片文章中, 我们将考虑东道国特征的三个变量, 它们分别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政治稳定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 以寻找这些变量和FDI之间的相关关系。
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目前在FDI领域的研究使用了多种经济和人力资本指标, 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率、失业率, 劳动力技术水平及基础设施发展等。但将所有指标放入FDI的同一个模型里将会导致多重共线性, 且以上的经济指标都共同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总的经济表现和发展水平。因此, 在已有的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选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通用的国家经济表现指标, 纳入我们的分析中。根据利益最大化理论, 投资者们将投资于那些承诺给出最高回报率的国家, 因此,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FDI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越高, 流入该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亦会越多。
二、政治稳定性
在转轨经济中衡量政治的稳定性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 因为目前还没有完善的关于一个国家法律政策及管理壁垒的变动频率的跨国数据。因此, 我们采用了源于国际咨询公司Ernst&Young的计量方法 (Dunning&Rojec 1993) 。Ernst&Young政治风险指标中的高分数代表的是政府和市场政策的稳定性。基于利益最大化理论, 投资者们将倾向于投资那些拥有稳定政治环境的国家, 故政治稳定性评分与FDI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政治稳定性得分越高的东道国, 将能吸引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该国。
三、外商直接投资政策
尽管研究者们都认同跨国公司将响应东道国政府的激励政策并抵制限制政策的观点 (Estrin, Hughes&Todd 1997) , 但还没有研究尝试去定量研究东道国的FDI政策。为系统地计量FDI政策, 我们对样本中11个东道国涉及FDI的政策条款实施了内容分析。通过内容分析, 我们得以建立一组复合变量, 用以计量东道国政府在FDI领域政策激励或限制的程度。基于公司将对政府出台的激励投资的政策予以积极回应的假设, 我们可得出结论, 一个国家的FDI政策指标的得分与流入该国的FDI成正相关关系, 东道国关于FDI政策的得分越高, 则流入该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越大。
四、结论与讨论
在这篇文章里, 我们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政治稳定性及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纳入讨论, 探求流入一个国家的FDI的决定因素。我们的研究定量地证实了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中, 上述三个变量均与FDI成正相关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 我们将重心放在定量调查上, 以求更加精确地定量描述东道国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而言, 定量地衡量政治稳定性及对外投资政策等政策性指标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一直被定义为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因素。与之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并不过多关注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而是从东道国特征的角度出发, 将研究重心放在FDI的决定因素上。为此, 我们主要考虑三个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per capita) , 政治稳定性 (Political Stability) 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 (FDI Policies) , 并定量地寻求到这些变量与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十分有力地突显了对宏观经济进程进行相关性理解的作用, 并强调了深刻理解本国与东道国间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关键词：FDI,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决定因素
参考文献
[1]Bornschier, Volker, Christopher Chase-Dunn, Richard Rubinson.1978.“Cross National Evidence of the Effec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id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A Survey of Findings and a Re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4:651-83.
[2]胡再勇.影响FDI的决定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实证[J].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 2006 (03) .
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概论 篇3
查阅关于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资料, 可以得知, 在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外商直资对东道国居民收入水平效应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越多的经济学家进行了FDI对东道国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 即效应研究。
一、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研究溯源
关于FDI对收入分配影响的问题, 最早的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家杜格尔 (G.D.A.Mac Dougall, 1960) 的有关国际资本流动效应的。Mac Dougall通过一个2×2模型 (即假定两个国家, 两种生产要, 分析了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对资本流出和流入国的经济福利影其是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得出的结论, 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国际流总体效应, 说明了资本的跨国流动无论对资本流出国或流入国, 都会增加国家的福利水平, 至于福利在国家之内是如何分配并没有进行分析。
而后的经济学家对FDI是否会扩大东道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贸易的标准理论推演而来 (Mac Dougall, 1960) , 侧重于局部均衡的比较静态方法, 分析研究外国直接投资边际增量的分配;二是从产业理论中分离出来 (Hymer, 1960、Buckley and Casson, 1976、Caves, 1971、Dunning, 1973、Kindleberger, 1969、Veron, 1966) , 侧重于社会控制、产业组织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研究和跨国公司到国外投资生产的动机问题, 而经济产出和财富不影响收入分配。
二、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的主要理论
1、现代化假说
现代化假说认为, FDI在一开始只集中于东道国的少数几个关键性或主导行业, 只是刺激了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 却会拉大东道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但是从长远来看, 东道国的收入分配会趋于平等。
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就是现代化假说的核心代表。当代广义现代化假说是建立在边际产品理论和储蓄与消费倾向这两个相矛盾的经济概念之上的, 它强调充分的产出必然先被生产出来才能被再分配。收入分配不均是最终使每个人的收入增加的必然前提, 这一系列的观点被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一般化。“倒U理论”认为, 收入差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会进一步拉大,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收入差距又会逐渐缩小。该理论更注重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2、依附理论
“依附”假说学派则直截了当地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存在恶化效应。他们认为影响收入分配的不是GDP和财富, 而是生产的社会支配体制。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位置, 处于核心还是边缘, 对该国的收入分配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依附理论认为, 在外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逐渐形成“劳动力精英”, 他们的工资比正常部门的工资高出10倍以上 (Gri11ing1993) 。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刺激国内的部门也相应提高工资, 但由于外资企业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从而会导致失业的增加, 结果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拉大而不是缩小。再则由于外资的投向问题, 还会分化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 (杨玉新, 2009) 。
Chase-Dunn (1975) 曾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过简单分析。他研究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依附位置时, 对其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影响。结果表明, 依附的位置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正向的, 但此结果并不显著。
可以说, 依附理论指出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发展中东道国国家缺乏经济增长, 而是他们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地位给他们带来的增长类型和结果。
三、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实证分析
1、国际学者重要实证分析
由于在理论分析上存在着分歧, 许多学者就转入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正如其理论分歧一样, 在实证研究上, 不同的学者对于FDI对东道国收入差距的敛散性也持不同观点。
(1) FDI加大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FDI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关系的研究中, 许多学者认为FDI加大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此, 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部分学者认为, 由于FDI通过加大不同工人 (非技术与技术、非熟练与熟练) 之间的工资差距, 从而拉大了东道国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Feenstra Hanson (1996, 1997) 利用墨西哥的数据证明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解释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增长的50%, 结果发现FDI恶化了墨西哥的收入分配状况。Markusen和Venables (1997) 通过工资缺口的分析得出国际直接投资增大了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Aitken Harrison&Lipsey (1996) 和Feliciano&Lipsey (1999) 利用美国、墨西哥、委内瑞拉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当其他条件相同时, 外商投资企业所支付的工资水平要比本国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高, 进而会提升东道国的人均工资基尼系数。Lipsey和Sjoholm (2001) 对印度尼西亚内外资企业和工资水平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结论。R ama (2001) 的研究显示, 在发展中国家, 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 这成为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Griffith和Simpson (2001) 研究英国企业数据后得出, 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的工资更高, 尤其对于非熟练劳动者来说, 这种工资差别更大,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扩大。Driffield和Girma (2002)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由于FDI使得东道国的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上升, 从而拉大了东道国的收入差距。Baran (1973) 、Lall (1974, 1985) 、Jenkins (1996) 、Muller (1979) 、Robbins (1996) 等人发现跨国公司如果在东道国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还将使得东道国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上升, 且出现规模比重极小的现代工业与规模比重极大的落后部门并存的局面, 从而拉大收入差距 (林宏2005) 。Hossein、John (2002) 发现跨国公司如果在东道国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将使得东道国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上升, 拉大收入差距。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其他层面 (如地区) 分析了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产生的消极影响, 如Chung Chen、Lawrence Chang和Yiming Zhang (1995) 的研究报告指出, FDI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间工资分配的不平等。Rama (2003) 的实证发现,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对平均工资短期效应是积极的, 但在长期, 这一效应会逐渐消失。然而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Changkyu Choi (2006) 选取了1993—2002年11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建立收入分配与FDI的回归模型, 结果表明, FDI增加会扩大收入基尼系数, 而且FDI流出对收入不平衡的影响要大于FDI流入的影响, 且富裕的国家和快速增长的国家倾向于收入分配更平衡一些, 国家越大, 收入分配越趋于不平衡。
(2) FDI未必加大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这一学术阵营中, 有些学者认为FDI会减少东道国的收入差距。Adelman和R obinson (1989) 认为, 收入差距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缩小, 外资能够起到促进增长、提高收入的作用, 因此会推动更加平衡的收入分配。Bornal Bhandari (2004) 运用美国1982—1997年的Panel数据, 对各洲收入不平等 (用基尼系数表示) 的影响因素如宏观、政策和人口特征等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除了美国东北部, 其他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随着FDI流入显著减少。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 FDI对于东道国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到如区域因素、要素流动性、东道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FDI对于东道国的收入分配的最终影响是不确定的。Pan-Long Tsai (1995) 通过引入地域虚拟变量考察了FDI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这项研究表明, FDI和收入不平等间存在广泛的相关关系, 但在早期研究中表明, 地域差距比FDI更加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且FDI只在欠发达国家如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引起了分配不平等。Jong-Il You (1998) 的文章认为, 东亚经济不仅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同时也较好地保持了收入分配的公平, 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事实表明, 只有日本、韩国和台湾较好地保持了收入的均等化, 而这主要是应为其有效地把获取的利润转化为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其经济高增长与收入均等之所以能够并存, 主要依赖于财富的平均分配。
2、国内学者重要实证分析
国内学者利用多种因素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大部分学者认为, FDI是造成东道国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研究主要在地区、行业、以及全国三个层面展开。同时,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加大了中国收入的不均衡性, 不能一概而论, 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展开分析后才能做出判断。
(1) 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中国收入的不均衡性。对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中国收入的不均衡性问题, 国内学者主要从地区、行业、全国三个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
第一, 地区收入差距层面。国内的很多学者运用实证的分析方法得出结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其对地区收入差距却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沈毅俊、潘申彪 (2007) 改进了FDI的流入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模型, 并认为由于初始状况和外资份额不同, FDI对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可能不同。沈毅俊、潘申彪 (2008) 进行了实证分析, 利用泰尔指数衡量地区收入差距, 得出了与魏后凯 (2002) 中认为FDI对地区收入差距间存在“区域循环累计因果效应”不同的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收入差距虽然仍旧呈正相关关系, 但彼此之间不能确认互为因果关系, 因为FDI流入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而地区差距扩大不是FDI流入的原因。同时在这篇文章中也考虑了FDI对各区域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影响状况, FDI对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强, 西部地区其次, 中部地区较弱。
其他学者如钟昌标 (2000) 、魏后凯 (2002) 、陈利敏、谢怀筑 (2004) , 也都采用不同方法证明了外资扩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但都没有考虑FDI对各区域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影响状况。
第二, 产业收入差距层面。国内的很多学者从产业收入差距角度出发, 运用实证的分析方法研究FDI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张帆、郑京平 (1999) 从行业内和行业间的角度出发, 认为在收入不均等的行业里, 外资的进入将进一步增加收入的不均等现象, 同时部门内的收入分配不均也有所恶化。杨泽文和杨全发 (2004) 从行业间的角度出发, 分析FDI加大了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结果表明, FDI投入越多的行业和地区, 实际工资水平也越高。欧阳立华 (2006) 认为, FDI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福利更多地流向了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技术、知识层次较高的产业集团, 加剧了中国目前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
第三, 全国收入差距层面。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层面上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上, 大部分学者采用了基尼系数来衡量全国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一部分学者并没有引入除FDI之外的变量来解释基尼系数, 如范言慧、段军山 (2003) , 张昊光、姜秀兰 (2004) 。这两篇文献都得出了FDI与基尼系数直接存在很高相关性的结论。而另一部分学者引入了更多不同的解释变量, 更系统地分析了外资在全国层面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赵莹 (2003) , 周华 (2006) 都得出了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基尼系数提高, 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结论。詹宇波、刘荣华 (2010) 也通过对基尼系数有重要影响的相关因素建立模型进行了分析。但认为FDI对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在FDI在流入初期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FDI将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
另外, 还有部分学者虽未采用基尼系数, 采用其他变量如不同人群的工资水平来度量收入差距, 也对全国层面上外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赵耀辉 (2001) 发现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在外资企业的收入比在国有企业的收入明显减少, 而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在外资企业的收入比在国有企业的收入明显增加。这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导致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龙娇云 (2004) 发现外资虽然提高了整体工资水平, 但主要是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因此外资加剧了我国收入的不平等。
(2) 外商直接投资未必加大中国收入的不均衡性。国内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缩小了中国收入差距, 或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不确定,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FDI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层面上来看, 戴枫 (2010) 选取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了一个动态面板模型, 采用广义矩估计 (GMM) 方法对我国FDI产生的地区间及地区内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拉大了我国各省自治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 但是却可以缩小地区间的工资差距。
从FDI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层面上来看, 陈超、姚利民 (2007) 对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外资对制造业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对其制造业收入差距起到了缩小作用。袁懿、黄凌云 (2010) 选取我国2000—2008年各省面板数据, 引入其他影响产业间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因素, 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模型得出结论, 认为外资的进入对我国产业间收入差距起到了缩小的作用, 是由于人均GDP对收入差距的拉大效用过于强大, 完全盖过了FDI的缩小效用, 致使人们产生FDI会造成产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假象。
从FDI对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层面上来看, 周娟、张广胜 (2009) 基于1989-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运用GMM检验方法得出结论, 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中国积极引进外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不均等。
四、结语
随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 我国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 出现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状况。因此, 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解决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尤其是其在中国收入分配中所起到的作用及问题, 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基于东道国视角的FDI就业效应 篇4
FDI即对外直接投资, 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 并掌握一定控制权的投资行为。长期以来, 跨国公司FDI被普遍认为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发展, 增加其就业机会, 同时, 也进一步深化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纵观各界学者研究成果, 主要通过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就业结构、就业地区经济四个方面研究了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本文着重研究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的影响, 并给出关于中国吸引外资, 增加就业的一些建议。
二、FDI的就业数量效应
FDI的就业数量效应能否充分发挥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状况。FDI活动本身引发了劳动力的需求, 而东道国市场上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情况又决定了与劳动力需求是否相匹配。因此, 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二者共同作用, 成为影响东道国就业数量效应缺一不可的因素。
1. 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
FDI自身活动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是不确定的, 它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其中, 主要包括:FDI规模、进入方式、进入动机、要素密集类型、进入模式、跨国经营战略、产品所处生命周期等。
(1) FDI规模。FDI所带动的就业机会的多少首先取决于投资国对东道国投资规模的大小。如果, 流入东道国的资本数额越大, 则表明所能够创造的潜在就业机会越多。
(2) 进入方式。FDI方式有两种, 绿地投资和并购。绿地投资即新建投资, 为东道国注入了新的资本, 投资者出于成本考虑, 除了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外, 会选择直接在东道国雇佣员工, 因此, 绿地投资会直接促进东道国就业。此外, 通过关联效应, 也会带动上下游产业 (生产商和分销商) 发展, 从而间接地创造就业。投资者如果实行并购方式可能会伴随企业业务整合, 人事调整, 削减雇员等情况, 因此, 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增加就业机会, 但从长期来看, 企业并购后出于创新或是文化整合的考虑, 可能会增加相关领域的就业机会, 如, 律师、咨询等。
(3) 进入动机。依据FDI进入东道国市场动机可以分为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市场开拓型、利润重心型、知识提取型。进入动机的不同也会对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生产基地型的投资者看重的是东道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 因此, 该类型投资动机对东道国就业有正效应。市场开拓型的投资者看重的是东道国的市场需求。以占领东道国市场为目的的投资可能会对当地产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进而减少内资企业的就业。知识提取型的进入动机是为获得东道国的技术, 短时间内可以增加技术工人、研究人员的就业, 对非技术的劳动力需求不明显, 从长期来看, 技术外流使得东道国技术上的优势逐步丧失, 产品出口减少, 从而导致国内生产萎缩, 就业减少。
(4) 要素密集程度。FDI的就业数量效应与产品的劳动力密集程度正相关。如果投资者投资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则对劳动力有较大的需求, 必然会增加就业机会, 而如果投资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则对技术等方面有较大的需求, 而对劳动力需求不大,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增加就业数量。此外, 如果该行业资本的变化会带来较大的产业变化, 则FDI进入该行业可能会淘汰较多的生产力, 形成挤出效应, 减少东道国就业机会。
(5) 进入模式。一般来说, FDI的进入模式有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研发四种方式。独自经营投资者可能会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来降低劳动力成本, 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以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因此, 在独资经营模式下, 对东道国当地的就业并没有显著地影响。而后三种进入模式的投资者迫于东道国政府的管制, 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要加强与内资企业的联系, 尽可能的从东道国获取中间产品等相关资源, 从而带动了国内就业。
(6) 经营战略。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时可以依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战略。如果跨国公司运用简单一体化战略, 在短期内会直接促进东道国就业。如果实施全球化战略, 跨国公司会将价值链上的各个阶段实现最佳的生产, 因此, 只有努力提高东道国的竞争优势才能够获得就业。如果采取独立子公司战略, 必然会在短期内实现就业数量正效应, 但从长远来看, 跨国公司如果对其它同类型产业形成挤出效应, 则会导致就业的减少。
(7) 产品所处生命周期。如果跨国公司投资的产品在东道国仍出在增长期, 那么投资初期必然会带动一部分就业, 但由于该产品在东道国尚未成熟, 跨国公司可能会获取垄断地位, 从而遏制了其它企业进入该行业, 甚至导致当地企业无力竞争退出该行业, 这些显著的挤出效应必然会对东道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反之, 如果跨国公司投入的是在东道国已经处于衰退期的产品, 那么不仅可以延缓改产品的生命周期, 还能够形成间接效应, 带动前后向辅助产业发展, 创造更多的劳动力需求。
2.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上述我们分析了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 但FDI的就业数量效应能否充分发挥作用还取决于东道国是否有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因此, 就业数量效应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东道国的劳动供给状况一般反应在两个方面, 即劳动力的富裕度和劳动力人员的素质, 而这两方面又与FDI的直接参与主体和间接参与主体息息相关。参与主体主要包括FDI投资者, 东道国投资者, 东道国政府和投资国政府。此外, 还有一个外界条件, 即国际经济环境。下面, 依次分析这五个方面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1) FDI投资者
投资者对就业数量效应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他所采取的的行动直接决定了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 继而对劳动力供给有一定的选择权, 但由于投资者所关心的是利润目标的实现, 因此要想通过投资者使FDI就业数量效应充分发挥还需要东道国政府的规范引导。
(2) 东道国国内企业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必然会产生中间产品和一系列配套服务的需求, 同时跨国公司为方便起见, 大多会选择当地企业作为供货商和分销商, 因此, 国内企业加强合作, 可以更好地提供满足外商投资者需要的劳动力, 从而通过关联效应和连锁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就业。
(3) 东道国政府
东道国政府对改善投资环境有着重要作用。显然, 投资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而东道国政府则希望通过外商对本国的投资来改善本国的就业环境等, 因此, 东道国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来营造一个有利于东道国就业的健康投资环境。此外, 东道国政府制度措施对本国劳动力市场体系完善度, 劳动力素质有着直接的作用, 而这些又直接决定了劳动力供给状况, 因此, 东道国政府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对FDI数量效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 投资国政府
由于FDI会导致投资国资本减少和就业减少, 因此投资国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限制投资或者是技术优势的外流,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东道国的就业。
(5) 国际经济环境
FDI的投资环境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影响投资决策。例如, 发生经融危机时, 必然会加重投资风险, 导致FDI减少。相反, 若经济状况良好, 发展稳定, 那么资本流动也会比较频繁, 东道国就业也会增加。
三、FDI的就业质量效应
FDI对东道国就业的质量效应主要包括工资水平、工作环境、人力资本。
研究表明, 跨国公司的雇员工资要高于内资企业。这不仅吸引大量劳动力进入外资企业, 也通过示范效应, 迫使当地企业增加雇员的工资。
一般地,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FDI企业的工作条件要比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工作条件好。这是因为跨国公司会有自己的工作环境标准和比较健全的劳动者保障制度, 并且这些标准制度普遍高于内资企业, 因此有利于东道国工作环境的改善。
此外, FDI通过间接作用也会对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产生三方面的影响。第一, 跨国公司为提高生产效率, 会对当地雇员给予一定的培训, 若这些经过培训的员工跳槽, 则会将这些技术扩散到其它企业, 从而促进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第二, FDI企业会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 将创新的技术和管理扩散到东道国。第三, FDI企业为了满足本公司产品的生产销售需要, 会对供货商和分销商也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提供了上下游企业的劳工技能。
四、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 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主要反应在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
从就业数量效应来看, 外商投资者在我国注资一般以占领市场和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为目的。如果是前者则会减少就业, 如果是后者将会直接促进东道国就业。外资进入的方式以并购为主, 因此, 短时期内, 对我国就业没有显著地改善, 甚至可能因为节约成本, 削减雇员而导致失业率增加。依据上文, 影响就业数量效应的原因有很多, 但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或减少东道国就业还要由市场运作情况况来衡量。一般认为, 市场完善, 就业人员流动性强, FDI的就业数量效应表现的就较为明显。
从就业质量效应来看, FDI对我国就业质量一般产生正效应。这是因为,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市场机制尚未完善, 劳工的工作环境、工资福利还有待改善, FDI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起到了促进作用。FDI就业质量效应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 工资福利待遇水平的调高。其二, 工作条件的改善。其三, 对本公司员工及关联产业员工的培训。其四, 培训的雇员跳槽造成的技术溢出效应。
从我国长远发展来看, 外资的引入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 采用合理的外资政策是充分发挥就业效应的关键。首先, 我国政府应实行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引资政策。其次, 合理引进劳动密集型外商的直接投资, 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最后, 积极鼓励以研发为目的的外商投资。通过外商投资者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 可以加强与我国研究院, 科技园区, 学校的合作, 从而增加高新技术人才的就业。
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利用FDI (以并购方式为主) 迅速获取资本, 从而实现短时间内占领国际市场。随着FDI的大量涌入, 对东道国和投资国就业都产生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为视角, 着重分析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就业质量的影响, 最后结合我国国情与相关政策, 作出总结并提出合理展望。
关键词：FDI,就业数量,就业质量,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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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燕, 陶钰.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 2010, (3) :67-71.
东道国特征 篇5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分析摒弃“制度为中性或外生变量”假设、转换分析视角和层面的一个重要范畴, 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解企业、市场和定价体系的枢纽。关于交易成本的含义, 科斯 (Coase, 1937, 1960) 、阿罗 (Arrow, 1969) 、马修斯 (Matthews, 1986) 、巴泽尔 (Barzel, 1989) 、张五常 (1996)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85) 等人, 都曾有过自己的理解和解说。但就这些理解和解说而言, 通常都是围绕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展开的。而现实生活中, 交易成本的产生不仅仅是来源于市场, 与之形成对应的由制度因素产生的交易成本往往是不可忽视的。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们也把“制度因素”纳入到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之中。《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 (1996) 则明确定义:交易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制度成本和制度变化成本。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把市场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进行选择的制度安排的结论, 作为政策层面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在矫正市场失灵的同时是极有可能引起交易成本的。因此在本文中, 我们把交易成本的来源设定在两方面:源自市场调节的交易成本和源自政府所设定的经济制度以及宏观调控的交易成本。
二、机制分析
(一)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东道国产业集群对于FDI的吸引作用。
根据邓宁的生产折中理论, 一个企业在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之前, 必须具备三个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决定其能否进行国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而排除企业自身在经营管理上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在东道国进行商业运作的交易成本就成为影响企业内部化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第一, 产业集群存在的地区, 往往意味着这个地区的交通、通讯和各个相关产业发展都比较成熟。所以, 在这个地区进行直接投资, 其原材料的供应、配套物流的建立以及营销渠道的寻找都会很方便, 因而会大大减少这个地区的冰山交易成本, 从而使更多的外商倾向于在该地区进行直接投资。
第二, 产业集群意味着一个地区在某一行业上的分工和专业化有足够的深度, 因而产生的生产率提高。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会带来市场竞争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带来人才聚集和信息传递的高效, 使得这个地区的相关产业发展成熟。因此, 排除学习能力的影响因素, 在该地区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母国技术的逆向溢出效应也会比其他地区更强, 这将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产生吸引力。
(二)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FDI对于东道国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
由于各个企业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会面对来自东道国市场和宏观政策两方面的交易成本, 根据其承担宏观调控引起的交易成本的多少将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分为两部分:承担较低交易成本的企业和承担较高交易成本的企业。显然, 承担较高交易成本的企业在进入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障碍要多于低成本企业, 因此在区位选择上会落后于后者。而进入东道国投资的各个企业所面临的来自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是可选择的, 即先进入市场的企业面临着更多可选择的条件, 如:便利的交通、营销渠道和物流的开辟、与当地位于上游和下游产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对市场的影响力等等, 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而后进入市场的企业则只能够在前者选择的基础之上做出区位选择, 并且要承担信息和环境适应上的滞后, 因此会面临比较高的来自于市场调节的交易成本。
我们假设东道国市场上来自于市场调节和宏观政策调控的交易成本处于[1, 3]之间 (只取整数) , 并将东道国市场按照来自市场调节的交易成本a和来自宏观政策调控的交易成本b来划分。因此a可以取1、2、3, 分别代表市场调节产生的交易成本为1、2、3;b也可以取1、2、3, 分别代表宏观政策调控带来的交易成本为1、2、3。由于在多数情况下, 东道国的宏观政策往往会影响到其市场的调整, 因此我们假设a≤b, 所以市场类型 (a, b) 可以分为6种, 分别是: (1, 1) 、 (1, 2) 、 (1, 3) 、 (2, 2) 、 (2, 3) 、 (3, 3)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各个外商之间的博弈关系。 (表1)
如表1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六个市场的交易成本等于来自市场调整的交易成本和来自政府宏观调控的交易成本之和。因此, 先进入东道国的投资企业———如前文所说, 即能够获得政策支持的企业, 将会有优先选择权。因此, 在对东道国市场信息做了调查之后, 先进入东道国的企业会倾向去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 (1, 1) 或者 (1, 2) 区位及产业进行投资。此时, 这些企业只面临总量为1+1=2或1+2=3的交易成本, 而之后进入东道国的企业只能有其余四种选择。最后进入东道国的企业将面临高达5或者6的交易成本。由此, 我们可以推断出两个结论:
第一, 当面临如此高交易成本时, 短期情况下有些投资者会选择放弃投资或者转向其他地区, 也有些投资者会改变其直接投资的方式以降低其原有投资方式面临的政策壁垒, 例如:不会在东道国投资建厂转而进行收购东道国相关产业等。而长期情况下则会导致外商选择其他产业进行投资。这样则会导致投资的不均衡。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集群内各个产业的协调性。
第二, 如果低交易成本的产业集群有足够的空间, 那么所有b=1或2的投资的企业将面临同样低的交易成本。但是如果低交易成本的产业集群空间不足, 那么势必会带来区位选择拥挤的状况。而这种情况会导致投资者之间的竞争, 使他们有消耗在竞争上的额外成本, 从而将原本总量为2或3的交易成本提高到4或者更高。在这种情况下, 东道国相关产业集群内的交易成本将总体提高, 直到没有投资者进入。这种情况下, 整个产业集群的交易成本会提高到:a+b+c, 其中c为各投资者为取得投资空间而参与竞争所消耗的额外成本。面对比原来更高的交易成本, 下一期或几期的投资将会被遏制, 从而影响到整个产业集群规模的增长。
三、结论分析和建议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 我们知道东道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将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基础设施的便利性, 市场的高效性和制度的优越性。而归结为一点就是这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投资面临的交易成本。因此, 在面对同等消费能力的国家时, 外国投资者往往倾向于选择产业集群效应高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同时我们看到, 外商对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东道国相关产业集群造成负面的影响。本文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会给东道国相关的产业集群带来不平衡性, 这主要源自东道国宏观政策调控上的偏差。然而, 这种偏差是难以避免的。同时, 在造成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之后, 由于政策的时滞性, 政府只能在短期内通过政策调整将这一不平衡性从一个产业集群转移到另一个产业集群, 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而国际直接投资给东道国产业集群规模带来的抑制作用, 也主要来自于交易成本的增加。
东道国在这两种负面相应的产生中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增加产业集群的规模, 吸引外资是不或或缺的;另一方面外资的准入和筛选工作做不好, 就意味着其不但发挥不了促进本国经济的作用, 反而会导致相关产业发展不平衡和对产业集群规模的抑制作用。因此, 在笔者看来, 降低这种负面效应的方法在于如何在吸引外资的同时, 筛选出适合不同产业集群的投资商, 以做到在避免恶性竞争的同时增加各个产业的平衡性。
通过前面两个部分的论述, 我们看到要使FDI对东道国相关产业的负面影响降低, 并且使其与国内产业集群产生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必须对引进外资进行更细化的管理和筛选。因此, 笔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 引进外资要与国家战略发展的宏观政策相结合。在引进外资的同时, 我们要注意到外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其次, 在应对外资引入对产业集群的影响的时候, 政府要充分考虑到产业集群发展的平衡性, 制定出稳定的宏观政策, 尽量避免政策的波动, 以保证国内产业集群的长期发展。这样一来, 国内产业集群的发展才能真正得益于外商的直接投资。
摘要：本文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切入, 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之间的相互影响做出分析。并根据外商之间在国际直接投资时进行的博弈, 得出结论。
关键词：交易成本,产业集群,FD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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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特征 篇6
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我国将很快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人们对中国成为全球投资大国这一事实还相当陌生。而随着 “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展,对外投资将成为我国经济 “新常态”的重要一环。在这种情形下,基于东道国角度,研究影响我国OFDI的因素,将有助于提高对外投资效率。
本文根据近10年来我国ODFI流量均值的排名,从前20名中选取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南非、巴基斯坦、缅甸、德国、俄罗斯、韩国、巴西这1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
2变量选取
根据变量的解释性和获取数据的可行性,本文选取了如下12个变量。
( 1) 国内经济总值 ( V1) 。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不仅直接体现了一国的经济总量,也间接反映了一国的现有市场规模。
( 2) 潜在市场规模 ( V2) 。一国的潜在市场规模越大, 其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就越大。由于人民是消费的主体,故一国人口的数量是衡量该国潜在市场规模的有效标准。
( 3) 劳动力成本 ( V3) 。劳动力成本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一般情况下,外商一般会将劳动力价格纳入考量,本文选取平均工资作为替代变量。
( 4) 对外开放程度 ( V4) 。对外开放度体现了一国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对外经济关系的主体是进出口贸易,因此选取各国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作为替代变量。
( 5) 关税水平 ( V5) 。一般来说,关税水平越高,国外厂商越难在该国开拓市场。因此一些厂商选择在东道国建立生产企业绕过关税壁垒。本文选取平均进口税率作为替代变量。
( 6) 通货膨胀率 ( V6) 。一国的通货膨胀越严重,外商在该国投资的风险越大,故通货膨胀成为外商投资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 7) 技术水平 ( V7) 。为了取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厂商多选择收购当地高技术企业等对外投资方式。由于技术产出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故选取研发投入作为替代变量。
( 8) 教育水平 ( V8) 。人力资源是一国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源质量往往取决于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高低往往体现在一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上。本文选取高等教育入学率作为替代变量。
( 9) 创办企业效率 ( V9) 。一般情况下外商在东道国创办企业需要付出大量的财力物力,故创办企业所需的时间效率问题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本文选取创办企业所需时间作为替代变量。
( 10) 基础设施水平 ( V10) 。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奠基石,而其中的交通设施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本文选取铺设公路覆盖率作为替代变量。
( 11) 地理位置 ( V11) 。地缘因素往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政策等有关。本文选取我国首都与东道国首都的距离作为替代变量。
( 12) 能源丰富程度 ( V12) 。有些国家具有丰富的能源储藏,这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投资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非再生能源储量作为替代变量。
3主成分分析
为了消除变量间的相关性,本文先用主成分分析从12个变量中提取出几个互不相关的变量,再用这几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用SPSS软件计算出下表的各项数据,其中KMO值为0. 73,表示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前4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5. 26% ,即包含了12个变量信息的主要部分,故选择前4个主成分进行后续的回归分析。
在第一主成分 ( F1) 中,V1( 国内经济总值) 、V3( 劳动力成本) 、V7( 技术水平) 、V8( 教育水平) 、V10( 基础设施水平) 载荷系数较大,说明这些变量与第一主成分有较强的相关关系,由于它们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故将第一主成分命名为经济水平相关因子。在第二主成分 ( F2) 中,V2( 潜在市场规模) 、V12( 能源丰富程度) 载荷系数较大,而它们均是在东道国投资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故将第二主成分命名为资源因子。在第三主成分 ( F3) 中,V11( 地理位置) 载荷系数较大,故将第三主成分命名为地理因子。第四主成分 ( F4) 中,V4( 对外开放程度) 载荷系数较大,故将第四主成分命名为对外开放因子。
4回归分析
为了测度上述四个主成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能力,取2008—2013年中国对上述11个国家的O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取经济水平相关因子 ( ECO) 、资源因子 ( RES) 、地理因子 ( LOC) 、对外开放因子 ( OPEN) 四个主成分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于值为0. 805,F统计量值为14. 824,DW统计量为1. 656,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无自相关。经济水平相关因子的系数为0. 916,资源因子的系数为0. 848,T统计量值分别为3. 068和2. 103,说明经济水平相关因子和资源因子对我国OFDI流量有显著的影响。地理因子的系数为 - 0. 669,T统计量值为 - 1. 905,在5% 的显著水平下, 地理因子对我国OFDI流量有显著的影响。而对外开放因子的T统计量值为0. 913,说明对外开放因子对我国OFDI流量的影响不显著。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通过计量实证分析看出,代表国内经济总值、劳动力成本、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的经济水平因子以及代表潜在市场规模、非再生能源贮藏量的资源因子对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代表地理位置的地理因子对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5.2建议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投资动因类型主要为获取市场型、获取知识型和获取资源型。为了提高这三种类型的对外投资效率,我国应尽快建立对外投资咨询服务体系,如政府建立相关数据库和信息中心,为我对外直接投资者提供对外投资决策的支持,帮助他们规避海外投资的风险,优化投资结构。
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倾向于周边国家、集中于经济大国的特点。此番亚投行和 “一带一路” 建设势头正好,为了扩大对外投资覆盖范围,促进周边国家投资选择多元化,政府应抓住机遇,积极对中国未来的角色作好布局和规划; 中国企业也应充分利用这些渠道,加强产业垂直整合,努力开拓海外市场,提升自身议价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崔日明,徐春祥.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M].3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2]Teece D.J..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Silicon Valley[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2(34):88-106.
[3]幸莉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3:1-42.
东道国特征 篇7
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决策是选择合适的东道国。许多学者从经济视角和行为视角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引入制度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Kostova等[1]将学者们采用制度理论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总结为6个方面:①从规制(regulatory)、认知(cognitive)和规范(normative)三个角度概念化地描述国家环境;②通过制度变迁、制度剧变和制度缺陷等概念描述大规模国家系统转型的过程;③运用制度嵌入理论(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解释国家商业系统;④解释由同构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s)导致的组织实践活动的相似性;⑤探析跨国公司扩散的限制因素及组织实践的制度化;⑥通过合法性(legitimacy)和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等概念解释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随着学者们对跨国公司在战略制定及实施、组织结构设计、业务单元协作及权责配置等各个方面研究的不断增多,制度理论已经开始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
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研究跨国公司战略制定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东道国选择。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选择不仅涉及到东道国的市场、技术、人才等资源因素,还要考虑进入东道国之后,能否顺利获取这些资源。如果跨国公司无法得到当地供应商、分销商及消费者的认可,则很难获得当地的优势资源,也就很难建立起相对于当地企业和其他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本文从制度距离、合法性获取和同构压力等角度研究跨国公司的东道国选择问题,并针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提出了建议,以期能够为东道国选择理论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提供启示。
1 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的影响
从对外投资决策到海外经营,跨国公司都受到东道国制度因素以及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异的影响。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影响既有时间维度的累积性影响,也有空间维度的距离性影响,同时还有文化维度的融合度影响。
制度因素影响着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海外经营绩效。跨国公司为了在东道国建立新的子公司,必须获得当地环境的接纳,并通过获取必要的资源来获得合法性,而这些资源的获取又有赖于组织采取的实践活动,因此,组织实践和制度环境选择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2]。组织为了在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制度压力和竞争压力,而这种应对行为促进了各个组织之间在结果及行为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3]。从组织理论中开放视角学派的观点来看,组织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能够从环境中获取必要的资源和支持,而制度环境则是组织融入本地环境并获得环境接纳所必须考虑的方面。因此,一个企业的行为实践一定程度上是对环境中制度因素的适应。
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的影响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从企业层面来说,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的过程中,希望把公司独有的竞争能力传授给海外子公司,而在不同的东道国,实现这种能力转移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当跨国公司决定是否进入一个国家时,它最为关注的是能否取得东道国的市场合法性[4],而能够获得本地市场上供应商、分销商和消费者的认可,不仅仅和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上的行为活动有关系,同时也和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惯例差异、消费者价值观差异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跨国公司必须在能够获取市场资源的东道国中选择差距较小的东道国。其次,从东道国社会环境层面来说,由于东道国社会层面的因素中蕴含更多道德基础和价值压力,因此,相对于建立市场合法性而言,企业在建立社会合法性的过程中会面临更多困难,需要将其外来者身份进行内在化(internalized)。同时,文化距离是跨国公司获得本地社会认可和接纳的一个重要壁垒[5],这也会对跨国公司的东道国选择带来影响[6]。最后,从国家层面来说,两国贸易往来频率也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东道国选择[7]。如果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大量的贸易往来,这种重复性的贸易关系可能促进贸易行为的惯例化,跨国公司如果是为了重复这种投资模式,则可能会选择相近的东道国[8],特别是对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来说,重复性和经验性会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提高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绩效。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和海外经营是一系列决策过程的组合,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贯穿从投资到经营的整个过程。如果东道国制度有利于跨国公司的投资,比如稳定的政策,对资产所有权的保护,较少的所有权约束,则跨国公司选择这样的东道国会面临较少的政策和法规压力[9,10,11]。但如果东道国为了保护本地的企业而设定了一些政策法规阻止跨国公司在本地市场的某些投资行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在选择阶段,跨国公司就应该有意识地避开这些政策壁垒较多的国家。
2 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
2.1 相关研究回顾
制度距离是跨国公司在选择对外投资东道国时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制度距离是两个国家在规制、规范和认知层面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的程度[12]。与制度距离相关的跨国公司问题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公司在东道国建立合法性的研究[7];第二是如何将组织实践从母公司转移到海外子公司的研究[13]。随着制度距离这一概念被学者的广泛采用及与制度距离相关的理论(如外来者劣势理论)的发展,学者们在跨国公司问题研究中越来越重视从国家层面考察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距离问题。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合法性角度分析了跨国公司的东道国选择和进入模式选择[14,15]。Xu和Shenka用制度距离来解释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引入了公司属性这一层面的变量,将公司层面的属性同东道国的选择及进入海外市场的战略进行了匹配性研究[2]。Phillips和Tracey将制度距离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制度距离的概念应该扩展到包括制度化的程度、制度不确定性和制度差异程度三个方面[16]。
2.2 制度距离对东道国选择的直接影响
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中,试图通过转移独特能力或培养子公司独特能力建立在东道国的竞争优势,制度距离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当跨国公司意在转移母公司优势时,适合选择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而当跨国公司意在培养子公司独特能力时,适合选择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
跨国公司在做出对外投资决策时,首先要确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在确定了投资动机后,要确定投资区域,比如将全球分为东亚、东南亚、南非、北非、北欧、西欧、东欧、北美、南美、大洋洲等区域。在选择投资区域的过程中,跨国公司需要考察区域制度的特点,以及区域制度与母国制度之间的差异。在确定了投资区域后,具体的东道国选择就需要测度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越大,越难把母公司的战略惯例(strategic routines)应用到东道国的子公司[7]。因此,如果跨国公司试图实现每个海外子公司的统一化、标准化经营,将母公司掌握的经营技巧应用于海外子公司,则需要选择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而如果跨国公司要实现各地海外公司的差异化经营,试图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建立竞争优势,则在选择东道国时不需过多考虑制度距离这一因素。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也并非越小越好。选择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会减少跨国公司的进入难度,却不一定能为其在当地的长远发展带来优势。站在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基于母国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适合选择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作为东道国,而基于东道国竞争优势的公司更适合进入制度距离更大的国家[2]。如果跨国公司选择了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在早期的适应阶段可能会遇到较多困难,但是一旦跨国公司被东道国环境接纳,则会形成一种壁垒性的优势,加大了其他跨国公司进入该东道国的难度。
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公司遇到的问题不仅包括不同制度环境带来的压力,也包括制度化不完善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16]。如果东道国是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够完善,较低程度的制度化会导致较高程度的模糊性,会有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环境的复杂性和经营风险。因此,跨国公司在选择东道国时需要考察东道国的制度完善程度。
2.3 调节变量的识别
2.3.1 公司战略
跨国公司采取的战略会影响海外市场的选择,因此公司战略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动态属性会对制度距离对东道国选择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跨国公司可以依据其战略分为全球跨国公司和多国跨国公司。全球跨国公司在发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将母公司的知识和技术等随之进行了移植,而多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更多采取的是本地化战略。因此,从全球跨国公司到多国跨国公司是一个从高度整合到低度整合的转变过程。由于多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更依赖东道国的本土资源,因此取得本土环境的接纳对于跨国公司有着更重要的影响;相反,全球跨国公司更多依赖于母公司的知识和技术,受到的制度压力多来自母公司内部[17]。
公司战略的调节作用表现在:对于全球整合型跨国公司而言,其子公司对母公司的依赖性较大,制度距离对其海外经营的影响就越大,因此,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先在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投资,随着规模的扩大和海外经验的增多,再逐步扩展至其他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相反,对于多国整合型跨国公司而言,子公司对母公司的依赖性较小,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影响比较小,跨国公司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投资地点。
2.3.2 组织差异
组织差异是指组织在投入(包括股东、雇员等)、产出(产品或产品线)以及内部操作等方面的差异性[2]。本文认为,可从两个层面考察跨国公司的组织差异:第一是子单元(subunit)层面,是指跨国公司内部各个业务单元之间的差异,其差异性越高,意味着跨国公司越复杂;第二是公司层面,是指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性表现在业务组合特性、组织结构及全球网络布置等方面。两个层面的组织差异都会在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的影响过程中产生调节作用。子单元层面的差异性越小,越有利于实现内部的资源共享和战略协调,因此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寻找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反之,如果子单元层面的差异较大,跨国公司对制度距离的要求就会相对较低。公司层面差异性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差异性较大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在东道国建立独特竞争优势之后才能形成竞争壁垒;差异性较小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以便能够充分利用合法性外溢等迅速获得本地环境的接纳。
2.3.3 投资动机
对外投资动机是考察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UNCTAD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除了原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所归纳的资源寻求、市场寻求和效率寻求三种投资动机外,还涌现出了第四种投资动机——增值资产寻求。对市场、资源、战略资产或效率的追求不同,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投资模式。对于以寻求市场为主要对外投资动机的跨国公司而言,获得当地市场的认可和接纳是融入本地市场的关键,因此适合选择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家;对于以寻求优势资源为主要对外投资动机的跨国公司而言,选择拥有目标优势资源的国家才能实现投资目的,对制度距离的考虑要次于对本地资源的考虑;对于以寻求战略资产(比如技术、知识等)为主的跨国公司,需要考察东道国的制度是否支持资源的转移,保证拥有战略资产的东道国能够真正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独特能力的培养提供支持。
3 组织合法性与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
跨国公司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要得到环境的接纳和认可,需要在法律法规上符合当地环境的要求,得到政府的认可,得到供应商、分销商及消费者的接纳,这些合法性获取过程都是本地企业不需要经历的。
3.1 相关理论回顾
组织合法性是指组织被它的环境接受[18,19],合法性对组织的生存和成功极为重要。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的合法性包括内部合法性(internal legitimacy)和外部合法性(external legitimacy)两个方面。跨国公司会形成自己的内部制度环境,每一个子公司既要建立外部合法性,又要建立和母公司相一致的内部合法性。内部合法性是跨国公司内的子公司被跨国公司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接受和认同。内部合法性对组织的生存非常重要,每一个子单元的运行都需要得到母公司的资源和知识支持。外部合法性是指跨国公司被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所接受。外部合法性可以在组织之间产生相互影响,也即会产生合法性外溢(legitimacy spillover),一旦某个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开辟了市场,其他的日本公司就很容易进入[7]。跨国公司可能会受益于其他跨国公司在一国获得的合法性,也会在率先获得合法性后授利于其他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土企业而言,当地公司没有合法性时,跨国公司更容易获得合法性[7]。
获取合法化过程是一个有限理性过程,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对跨国公司而言非常明显[20]。组织理论家们很早就意识到制度环境是复杂的,而且是分散的[21],环境中有多种资源提供者,也有多种利益相关者,这些都决定了环境的复杂性。跨国公司在一个极为复杂的环境中生存,这种复杂性既包括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也包括跨国公司本身的复杂性,还包括跨国公司取得合法性这一过程的复杂性[7]。跨国公司面临的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制度环境是分散的,是由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制度组成;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运行,必须对来自不同类型的制度环境做出反应[22]。组织自身也是复杂的、分散的,跨国公司由许多子公司组成,有的子公司对母公司依附性较大,而有的子公司对母公司的依附性较小[23],子公司对母公司依附性较小的跨国公司相对于子公司对于母公司依附性较大的跨国公司来说更为复杂。
3.2 组织合法性对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的影响
如果相对外部合法性来说,内部合法性对跨国公司更为重要,则其在进行东道国选择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全球资源的协调配置。反之,则选择一个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以降低外部合法性获取难度是跨国公司的明智之举。
组织可以通过同构化获得合法性,同构化是指个体和与它面临相似环境的其他个体保持一致的过程。具体的同构途径可以包括采用与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形式、结构、政策和实践等。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的选择可能是同构化压力的结果[25]。跨国公司面临的同构压力分为内部同构压力和外部同构压力。外内部同构是指跨国公司各个业务单位之间趋于相同,外部同构是指跨国公司会和行业内的优秀者等方面趋于相同。跨国公司在面临较高程度的内部同构化压力时,对东道国的选择会相对集中;相反,在面临较高程度的外部同构化压力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选择会相对分散。内部同构压力和外部同构压力之间的强弱关系受到跨国公司内部各个业务单位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和资源共享程度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内部同构,即母公司同构,可能会覆盖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当同一个跨国公司的不同子公司进入国外市场时,通常会有相似的组织结构形式[17]。如果跨国公司实行较高程度的分权,海外子公司拥有较多自主权,就有更多精力去关注如何适应外部环境,可以将大量精力放在获取本地合法性上,能够更好地融入本地环境,获取本地市场的竞争优势。
4 结论及建议
学者们在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很早就认识到了国与国之间制度差异的重要性。本文在制度理论视角下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东道国选择问题。制度因素是跨国公司从对外投资决策到海外实际经营都必须考虑的因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选择中对制度距离的要求要视跨国公司的战略、组织差异和对外投资动机而定。合法性是跨国公司对外经营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同于本地企业,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中面临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的双重压力,因此必须关注其必须重点取得的合法性。同构化是跨国公司取得合法性的一种途径,跨国公司可以同构母公司同构或者本地模仿同构得到母公司获得东道国环境的接纳。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和关注。
许多学者研究了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问题,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和推动力[26,27],对外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和激励因素,对外投资模式选择决策,以及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等问题[4]。成长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从建立时就面临一些相对于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而言不存在的劣势,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国际经营中更加谨慎。本文针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东道国选择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
1)明确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以寻求战略性资源为主要动机的探索型对外投资会选择发达国家,而以扩大市场规模为主要动机的利用型对外投资动机会选择发展中国家。在明确了投资动机之后,确定大致的能够实现投资目的的海外区域,再从法律法规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当地市场的竞争状况等方面衡量一国或地区的进入难易程度,以降低跨国公司在海外竞争的壁垒,减少海外经营的额外成本。
2)国家选择与公司战略相匹配。区位选择、进入模式选择和海外子公司战略选择等,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的选择必须符合跨国公司的战略方向要求。从制度理论角度讲,实施多元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可以对东道国的选择实施分散化分析,尽可能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实施单一业务战略的跨国公司可以集中选择东道国,保证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核心优势和技巧能够应用到其海外子公司。
3)东道国选择要以长远利益为导向。在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时,跨国公司会面临许多困难,有些困难的克服可能会耗费大量的成本。为了避开许多进入难题,跨国公司会选择本地有合作伙伴的国家进行投资,或者借助于合法性外溢选择其他跨国公司已经进入的国家。这些途径可以减少初期的进入困难,但并一定有利于跨国公司的长远发展。而选择本地企业较弱或者外来公司较少的国家,会减少跨国公司进入该国后的竞争强度,有助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可持续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