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乐家简介

2024-06-05

著名音乐家简介(精选8篇)

著名音乐家简介 篇1

世界著名音乐家简介(按出生年月排序)1,维瓦尔第

安东尼奥·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678年3月4日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741年7月28日逝于奥地利维也纳,终年63岁。2,亨德尔

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年2月23日出生于德国的萨克森安哈特州萨勒河畔的哈雷市,1759年4月14日逝于英国伦敦,终年74岁。3,巴赫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年3月21日出生于德国埃森纳赫,1750年7月28日逝于德国莱比锡,终年65岁。3,格鲁克

克里斯多夫·威利巴尔德·冯·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von Gluck)1714年7月2日出生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位于德国和捷克交界处的艾拉斯巴赫,1787年11月15日逝于奥地利维也纳,终年73岁。4,海顿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年3月31日出生于奥地利南部罗劳镇,1809年5月31日逝于奥地利维也纳,终年77岁。5,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年1月27日出生于奥地利萨尔茨堡,1791年12月5日逝于奥地利维也纳,终年还不到35岁。6,贝多芬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年12月16日出生于德国波恩,1827年3月26日逝于奥地利维也纳,终年不到57岁。8,韦伯

卡尔·马利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年11月18日出生于德国奥伊延,1826年6月5日逝于英国伦敦,终年还不到40岁。9,罗西尼

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Gioachino Antonio Rossini)1792年2月29日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威尼斯海湾的一个港口城市佩萨罗,1868年11月13日逝于法国巴黎,终年近77岁。10,舒伯特

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年1月31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828年11月19日逝于维也纳,终年31岁。11,多尼采蒂

盖塔诺·多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1797年11月29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贝加莫,1848年4月8日逝于贝加莫,终年不足51岁。12,柏辽兹

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03年12月11日出生于法国南部小镇拉科特-圣安德烈,1869年3月8日逝于法国巴黎,终年不到66岁。13,格林卡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Mikhail Lvanovich Glinka)1804年6月1日出生于俄罗斯斯摩梭斯克省的诺沃帕斯科伊村,1857年2月5日逝于德国柏林,终年不到53岁。14,门德尔松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迪(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1809年2月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1847年11月4日逝于德国莱比锡,终年仅38岁。15,肖邦

弗里德里克·弗朗西斯采克·肖邦(Fryderyk Franciszek Chopin)1810年3月1日(当地教堂记录为2月22日,后有人考证认为该记录错了一周)出生于波兰华沙附近一个叫热拉佐瓦沃拉的村庄,1849年10月17日逝于法国巴黎,终年仅39岁。16,舒曼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年6月8日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的茨维考市,1856年7月29日逝于德国波恩附近的恩登尼希,终年46岁。17,李斯特

弗朗兹·李斯特(Franz Liszt)1811年10月22日出生于匈牙利西部肖普朗的莱丁村(现属奥地利),1886年7月31日逝于德国拜罗伊特,终年近75岁。18,瓦格纳

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年5月22日出生于德国莱比锡,1883年2月23日逝于意大利威尼斯,终年近70岁。19,威尔第

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年10月10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帕尔玛公国布塞托市附近的隆科莱村,1910年1月27日逝于意大利米兰,终年87岁。20,古诺

夏尔·弗朗索瓦·古诺(Charles Francois Gounod)1818年6月18日出生于法国巴黎,1893年10月18日逝于圣克卢,终年75岁。21,斯美塔那

贝德里希·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年3月2日出生于捷克古老城市利托米什尔,1884年5月12日逝于捷克布拉格,终年60岁。22,约翰·施特劳斯

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nss)1825年10月25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899年6月3日逝于维也纳,终年近74岁。

约翰·施特劳斯是享誉世界的轻音乐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被称为“圆舞曲之王”。他的作品以圆舞曲,波尔卡舞曲和进行曲为主。他和他的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开创了施特劳斯家族音乐。老约翰·施特劳斯被称为“圆舞曲之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在音乐会最后经常加演的《拉德斯基进行曲》,老约翰·施特劳斯有三个儿子,分别为约翰·施特劳斯,约瑟夫·施特劳斯,爱德华·施特劳斯,三个人都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的代表人物。以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有编号的多达498部,如果不是1907年10月22日爱德华·施特劳斯将他们兄弟三人的800多部未出版的乐谱手稿付之一炬,实际数量还要更多。他的圆舞曲代表作有:《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被称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春之声圆舞曲》,《皇帝圆舞曲》,《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维也纳的血统圆舞曲》,《南国的玫瑰圆舞曲》,《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16部轻歌剧(最著名的有:《蝙蝠》(其中的序曲最著名。),《吉普赛男爵》(其中的《财宝圆舞曲》最著名。),《威尼斯之夜》,《卡里马斯特》)等等。23,勃拉姆斯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年5月7日出生于德国汉堡,1897年4月3日逝于奥地利维也纳,终年近64岁。24,鲍罗丁

亚历山大·波菲耶维奇·鲍罗丁(Alexander Porfiryevich Borodin)1833年11月12日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1887年2月27日逝于圣彼得堡,终年不到54岁。25,圣-桑斯 卡米尔·圣-桑斯(Camille Saint-Saens)1835年10月9日出生于法国巴黎,1921年12月16日逝于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终年86岁。26,比才

乔治·比才(Georges Bizet)1838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巴黎,1875年6月3日逝于法国布基瓦尔,终年还不到37岁。27,穆索尔斯基

莫杰斯特·彼得罗维奇·穆索尔斯基(Modest Petrovich Mussorgsky)1939年3月21日出生于俄罗斯普斯科夫省卡列沃村,1881年3月28日 逝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终年42岁。28,柴可夫斯基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vsky)1840年5月7日出生于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维亚特卡省沃钦斯特村,1893年11月6日逝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终年53岁。29,德沃夏克

安东宁·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1841年9月8日出生于捷克布拉格附近的沃尔塔瓦河畔的内拉霍泽维斯村,1904年5月1日逝于布拉格,终年近63岁。30,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Nikolay Andreyevich Rimsky-Korsakov)1844年3月18日出生于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季赫温市,1908年6月21日逝于俄罗斯柳宾斯克,终年64岁。31,普契尼

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年12月23日出生于意大利卢卡,1924年11月29日逝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终年66岁。32,马勒 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年7月7日出生于波西米亚(即今捷克共和国),1911年5月18日逝于奥地利维也纳,终年近51岁。33,麦克道威尔

爱德华·亚历山大·麦克道威尔(Edward Alexander MacDowell)1860年12月1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908年1月23日逝于纽约,终年47岁。34,德彪西

克洛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1862年8月22日出生于法国巴黎郊区,1918年3月25日逝于巴黎,终年不到56岁。35,西贝柳斯

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1865年12月8日出生于芬兰中南部的海门林纳市,1957年9月20日逝于芬兰赫尔辛基附近的艾诺拉,终年91岁。36,拉赫玛尼诺夫

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Sergey Rakhmaninov)1873年4月1日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西南约100英里的诺夫哥罗德市的奥涅加,1943年3月28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弗利希尔斯终年70岁。37,勋伯格

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年9月13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51年7月13日逝于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终年近77岁。38,拉威尔

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1875年3月7日出生于法国西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一个叫西布勒的小镇,1937年12月28日逝于法国巴黎,终年62岁。39,巴托克

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1881年3月25日出生于匈牙利的桑尼可诺·马瑞(现属罗马尼亚),1945年9月26日逝于美国纽约,终年64岁。40,斯特拉文斯基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1882年6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奥拉宁堡(即现在的罗蒙诺索夫镇),1971年4月6日逝于美国纽约,终年近89岁。41,普罗科菲耶夫

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w)1891年4月23日出生于乌克兰顿巴斯地区松佐夫卡村,1953年3月5日逝于莫斯科,终年近62岁。42,格什温

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1898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937年7月11日逝于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终年还不到39岁。44,布里顿

爱德华·本杰明·布里顿(Edward Benjamin Britten)1913年11月22日出生于英国洛斯托夫特,1976年12月4日逝于英国奥尔德堡,终年63岁。45,伯恩斯坦

莱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1918年8月25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1990年10月14日逝于美国纽约,终年72岁。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将欲取之,必先之。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著名音乐家简介 篇2

谭盾1957年出生于中国中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一个乡村。小时候,父母偶尔带回一把二胡和一根竹笛。小谭盾好奇地把玩着,他感到奇怪,这么简单的东西,竟然可以奏出美妙的音乐。而就是把玩着这两样简单的乐器,谭盾走上了自己的音乐之路。他小时候学过多种乐器,既有中国传统乐器,也有小提琴等。在谭盾的家乡,每逢婚丧嫁娶,民间盛行举办仪式,仪式上常常演奏地方色彩鲜明的民间音乐,这些音乐含有神秘的东方元素。这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谭盾。

您听到的中国影片《夜宴》的主题曲《越人歌》,由谭盾谱曲。越人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部落人群。这支曲子主要使用中国传统弦乐器,其中的神秘主义元素很明显。谭盾的其他作品,像二胡协奏曲《火祭》、歌剧《牡丹亭》等,都是这样。谭盾认为,湖南文化带给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谭盾进入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在那里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西方古典音乐,并顺利地获得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此后一直旅居美国。从湖南乡下进入北京,又从中国北京到美国纽约,谭盾感受最深切的就是文化差异,这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音乐创作。谭盾说:

“在我的一生中,文化差异(和)文化冲击最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从)湖南到北京;第二次最大的冲击是从北京到纽约,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多元环境.当时对我冲击很大,不仅是皮肤、语言不一样,所有吃的菜饭都不一样,讲的话、穿着习惯都不一样。”在纽约学习生活的时间里,谭盾与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常常面临着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困扰。在不断的冲击与磨合中,他琢磨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将中西文化完美地融合起来。在这方面,他取得了成功。在国际古典音乐领域,谭盾以其融合多元文化的交响乐、歌剧及多媒体创作独树一帜。他历时四年创作出来的《卧虎藏龙》电影配乐,正是一部中西合璧的经典之作。他充分利用中国民间乐器与西方的大提琴各自不同的特点,营造神秘而略带哀伤的气氛,与影片讲述的中国古代武侠故事完美结合,产生了极佳的听觉效果。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谭盾为影片《卧虎藏龙》作的曲子。此曲于2001年获得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谭盾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上获得了成功,但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少的批评之声,很多人对此仍持怀疑的态度。而谭盾坚信音乐是不受限制的梦想,音乐应该成为无边界、跨领域的艺术。他说:

著名音乐家简介 篇3

骨科

301医院骨科是国家级重点科室、全军“重中之重”学科,是全军最大的骨科诊疗中心,担负着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医疗、保健重任,同时也面向社会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内外的疑难、危重患者。该科室下设有关节外科、关节镜外科、脊柱外科、创伤外科、骨肿瘤外科、运动医学科及基础研究科等亚级科室,共设有床位200余张,拥有正副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25人,医学博士26人,年门诊量高达20余万人次。该科室擅长诊治强直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先天性髋关节脱位、髋臼发育不良、脊柱侧凸、骨肿瘤等各种骨关节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尤其擅长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人工颈椎间盘植入术等手术。

王岩医生简介:王岩医生现为301医院骨科主任、骨科专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华裔骨科学会秘书长、亚洲创伤骨科学会副主席、亚太人工关节学会中国分会主席、中华显微外科学会副主委、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王岩医生曾先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拉斯维加斯国际脊柱外科中心、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创伤中心、德国法兰克福风湿病中心等多家国际一流医院进修,曾多次圆满地完成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及手术治疗任务。他擅长诊治股骨头坏死、颈椎病、脊柱侧弯等各种关节外科疾病,尤其在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颈椎病及脊柱侧凸矫形手术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卢世璧医生简介:卢世璧医生现为全军骨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外科学会会员、中华骨科学会人工关节学组组长。卢世璧教授1956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学院,此后一直从事骨科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人工关节、周围神经损伤的临床研究工作,同时率先运用引导性组织再生概念进行长骨再生的实验研究,并建立起国内首个冷冻干燥骨库。他擅长诊治老年骨病、骨质疏松、先天性和特发性脊柱及肢体畸形、发育性和代谢性骨病、原发性及转移性骨肿瘤等各种疑难复杂性骨科疾病。

肝胆外科

301医院肝胆外科是该医院的重点特色科室,承担着有关肝、胆、胰、脾疾病的医疗、教学及科研任务。该科室拥有包括腹腔镜、微波刀、超声刀、射频治疗仪、冰冻治疗仪、碎石仪、十二指肠镜等国际顶尖的诊疗器械,擅长诊治胆管结石、肝门部胆管狭窄、重症胰腺炎、重症坏死性胰腺炎、肝癌、高位胆管癌、胰腺癌等各种肝胆外科疾病,尤其擅长做胆囊切除术、肝囊肿开窗引流术、胆道内支撑引流术及各种疑难复杂性胆道病变、肝癌、胰腺癌的微波、射频及冰冻治疗。目前,该科室拥有正副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20余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2人。

董家鸿医生简介:董家鸿医生现为301医院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国际消化外科学会执委、国家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专家委员、中华外科学会常委。董家鸿教授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肝胆外科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是我国肝胆外科及肝脏移植领域的专家。他擅长诊治胆管狭窄、胆管结石、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急慢性肝功能衰竭、胆管损伤及各种肝、胆、胰腺肿瘤。

黄志强医生简介:黄志强医生现为301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军医进修学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国际外科学会会员、中华医学会资深专家、中华外科学会资深顾问。黄志强教授1944年毕业于前国立中正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肝胆外科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历任西南医院副院长、全军肝胆外科医学专科中心主任等职务。他擅长诊治各种疑难复杂性肝胆疾病。近年来,黄志强教授主编并出版了《胆道外科》、《外科手术学》、《黄志强胆道外科》、《肝脏外科学》、《创伤治疗学》、《当代胆道外科学》等16部肝胆外科领域的权威著作,共计1200余万字。黄志强教授在胆道外科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全球外科学界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同行们都尊称他为“胆道之父”。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301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国家级重点科室、全军耳鼻咽喉重点专科实验室,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泗长教授、杨伟炎教授等老一辈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下,该科室目前已成为我国一流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疾病诊治及研究中心。目前,该科室下设有耳外科、耳内科、耳显微外科、鼻科、头颈肿瘤外科、颅底微创外科、咽喉嗓音外科、损伤修复及整形外科等亚级科室,共开放住院床位近200张,拥有在编职工58人,其中有正副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20人,中级职称的专业人员15人,博士后导师4人,博士生导师11人,硕士生导师7人,年门诊量高达20万人次,年手术量达5000余台。301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擅长诊治各种耳聋、耳鸣、眩晕等内耳病及咽喉、鼻部、头颈部肿瘤,尤其擅长做内耳开窗术、人工耳蜗植入术、听觉植入术、听神经瘤切除术、鼻部肿瘤切除术及咽喉头颈部肿瘤切除术,医疗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杨仕明医生简介:杨仕明医生现为301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聋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听觉植入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后导师、国家人工耳蜗技术指导专家、北京医师协会耳鼻咽喉专科分会会长、北京医师协会耳鼻咽喉科专家委员会主委。他擅长诊治传导性耳聋、遗传性耳聋、先天性耳聋、药物性耳聋、噪声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等各种耳科疾病,尤其在耳聋的外科治疗、听力康复、听觉植入手术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韩东一医生简介:韩东一医生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研究所副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后导师、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主委、全军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委员会主委、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全国助听器人工耳蜗专业主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韩东一教授毕业于301医院军医进修学院,曾赴日本关西医科大学耳鼻咽喉科进修。他擅长诊治各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疑难病症,尤其在诊治慢性化脓性中耳炎、耳硬化、外耳中耳先天畸形性耳聋、周围性面瘫、面肌痉挛症、颈静脉球体瘤及外耳、中耳良恶性肿瘤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肾病科

301医院肾病科是国家级重点科室,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肾病诊疗中心之一。该科室共开放住院床位106张,年门诊量高达4万余人次,下设有专科门诊、病房、血液净化中心、IgA肾病(自身免疫性肾病)特色诊室、老年肾脏病诊室及肾脏病随访中心等6个亚级科室,其中IgA肾病特色诊室以慢性肾脏病的诊疗及肾衰透析替代性治疗为特色,年收治肾病患者近3千例,年完成肾活检1千余例次,同时建立起拥有1万余例临床、病理、基因资料的数据库,目前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肾脏病临床诊疗及科研基地之一。该科室研制的“肾乐胶囊”和“肾华片”两种中成药具有服用方便、副作用轻微、疗效显著等优点,曾作为中医药优效品种入选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该科室的血液净化中心拥有国际顶尖的血液净化设备80余台,能够开展包括血液透析、CRRT、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各种国际上先进的诊疗项目。

谢院生医生简介:谢院生医生现为301医院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副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疾病专业秘书长、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副主委。他擅长诊治血尿、蛋白尿、肾功能不全、IgA肾病、糖尿病肾病、急性肾损伤、肾脏发育异常及先天遗传性肾脏疾病。近年来,谢院生教授主持并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曾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

陈香美医生简介:陈香美医生现为301医院肾病专科医院院长、301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会主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国家药品评审专家、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陈香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肾脏病专家、学术带头人,她擅长诊治IGA肾病、狼疮性肾炎、老年缺血性肾病、急慢性肾衰及各种疑难复杂性肾病,尤其在延缓慢性肾病向尿毒症方向发展等方面有独到的治疗理念和治疗方法。近年来,陈香美教授主持并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著名数学家简介 篇4

欧拉

一七○七年的这一天,欧拉诞生在瑞士名城巴塞尔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保罗·欧拉是基督教加尔文派的教长,喜爱数学,是欧拉的启蒙老师。

欧拉幼年早慧,父亲保罗希望欧拉学习神学、继承父业。一七二○年秋把欧拉送进瑞士最古老的大学巴塞尔大学,学习神学、医学、东方语言。欧拉的聪慧与勤奋,赢得了该校数学教授约翰·伯努利的赏识,并亲自单独面授数学。从此欧拉和约翰伯努利的两个儿子——数学家尼古拓·伯努利和丹尼尔·伯努利结成密友。欧拉十六岁在该校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在伯努利家族的影响下,欧拉决心以数学为业。十八岁开始发表论文,十九岁发表了论船桅的文章,获巴黎科学院奖金。此后,他几乎连年获奖,奖金成了他的固定收入。

欧拉二十六岁时就担任俄国彼得堡科学院教授。

一七三三至一七四一年,在沙皇政府统治下,欧拉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常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写作。但他的工作和研究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不仅发表了大量精湛的论文,而且为俄国政府解决了许多科学问题。一七三五年,年仅二十八岁的欧拉,因积劳成疾而右眼失明。

一七四一年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邀请,欧拉出任柏林物理、数学所所长,同时负责给普鲁士国王的侄女讲授数学、天文、物理、宗教等课程。在此期间,向柏林和彼得堡科学院递交了数百篇论文,被腓特烈大帝誉为“最伟大的数学家”。

一七六六年,在沙皇女王叶卡琳娜二世的再三聘请和敦促下,欧拉重返彼得堡,不料左眼视力日趋衰弱,同年双目失明。一七七一年彼得堡一场大火,殃及欧拉的住宅,使全部藏书和论文资料化为灰烬。天灾人祸没有压倒年已六十四岁的科学巨匠。此后,欧拉用口述的办法,由他儿子——数学家阿·欧拉记录,继续进行著术。直到逝世,整整在黑暗中奋斗了十七年之久,又发表了多部专著和近四百篇论文。

欧拉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而且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他立足于实践,在社会与科学实践需要的推动下,从事数学研究,同时又用数学理论促进了多门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华罗庚

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说:“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这句话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苦家庭。他仅读过九年书。1924年初中毕业后,即离开学校协助其父亲料理一个很小的杂货铺,并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数学,取得优异成绩。1930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熊庆来的赞赏,被邀请到清华大学工作。由管理员,助教,再升为讲师。1934年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至1938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两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罗庚回国。由于他成绩卓著,在1938年至1946年间,他受聘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春,他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到苏联访问三个月。1946年至1947年,他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至1950年,他为伊利诺(在乌尔巴那)大学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罗庚于1950年率领全家回到北京,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委员等职。197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9年后,他到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荷兰与美国几十个大学与研究所讲学与访问,受到热烈欢迎与高度评价。

华罗庚是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法国南锡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

华罗庚喜欢做诗写杂文,平日态度较严肃,但有时亦说说笑话,颇幽默。例如,1953年在访苏途中,他用同行者钱三强与赵九章的名字做了一副对联:

三强韩赵魏,九章勾股弦。

在中国科学界中,传为美谈。

华罗庚是有世界声誉的数学家。他在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数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著有论文二百余篇,专著十本,其中有八本已在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可列为经典著作。他关于在中国普及应用数学方法的工作,具有高度开创性,影响深远,效果巨大。他对中国数学事业的组织领导,教育及培养青年数学家等工作都有特殊贡献。他也是中国数学竞赛活动的创始人。

高斯

——被誉为“数学王子”的德国大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高斯的祖父是农民,父亲除了从事园艺的工作外,也当过各色各样的杂工,如护堤员、建筑工等等。父亲由于贫穷,本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母亲在34岁时才结婚,35岁生下了高斯。母亲是一名石匠的女儿,有一个很聪明的弟弟,其弟弟手巧心灵,是当地出名的织绸能手。高斯的这位舅舅,对小高斯很照顾,有机会就教育高斯,把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识传授给高斯。而父亲可以说是一名“大老粗”,认为只有力气能挣钱,学问这种捞什子对穷人是没有用的。

高斯在晚年喜欢对自己的小孙儿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他说他在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学会计算了。

他还不到三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观看父亲在计算受他管辖的工人们的周薪。父亲在喃喃的计数,最后长叹的一声表示总算把钱算出来。

父亲念出钱数,准备写下时。身边传来微小的声音:“爸爸!算错了。钱应该是这样„„”

父亲惊异地再算一次,果然小高斯讲的数是正确的。奇特的地方是没有人教过高斯怎么样计算,而小高斯平日靠观察,在大人不知不觉时,他自己学会了计

算。

另外一个著名的故事亦可以说明高斯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快的计算能力。当他还在小学读书时,有一天,算术老师要求全班同学算出以下的算式:

1+2+3+4+„+98+99+100=?

在老师把问题讲完不久,高斯就在他的小石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答案5050,而其他孩子算到头昏脑胀,还是算不出来。最后只有高斯的答案是正确无误。

高斯在11岁的时候就发现了二项式定理。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时就对无穷的问题注意了。

15岁的高斯进入一间著名的学院(程度相当于高中和大学之间)。在那里他学习了古代和现代语言,同时也开始对高等数学作研究。

他专心阅读牛顿、欧拉、拉格朗日这些欧洲著名数学家的作品。他对牛顿的工作特别钦佩,并很快地掌握了牛顿的微积分理论。

高斯的计算能力是惊人的,在没有计算机的帮助,他有时需要算到小数点后20多位数。而后来人们发现他的计算很少有错误。

18岁的高斯就用代数方法解决了2000多年来的几何难题,找到正17边形的直尺与圆规的作法。他是那么的兴奋,因此决定一生研究数学。据说,他还表示希望死后在他的墓碑上能刻上一个正17边形,以纪念他少年时最重要的数学发现。

费马

费马,P.de(Fermat,Pierre de)1601年8月20日生于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的博蒙-德洛马涅;1665年1月12日卒于法国卡斯特尔。

费马出身于皮革商人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叔父都从事商业。他的父亲多米尼克(Dominique Fermat)还是当地第二执政官,经办了一个生意兴隆的皮革商行。他的母亲克拉丽·德·朗(Claire de Long)曾在长袍贵族议会中任职。费马于1631年6月1日和他母亲的堂妹路易丝·德·朗(Louise de Long)结婚,生育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费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波蒙特渡过的,在家乡上完中学后,可能进入了图卢兹大学。17世纪20年代的后期他曾在波尔多(Bordeaux)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在这一时期他对数学发生了兴趣,深入地研究过F。韦达(Viète)的著作。费马在1631年5月1日获奥尔良(Orleans)大学民法学士学位。

费马以律师为职业,曾任图卢兹议会的议员,并享有长袍贵族的特权。他不但有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是一个博览群籍、识多见广的学者。虽然数学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但他精通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从而使他不仅能精心研究韦达的著作,而且能深入钻研那些古典的数学著作。例如,阿基米德(Archimed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丢番图(Diophantus)、帕普斯(Pappus)等人的作品,在下述几个数学分支中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在研究几何的过程中发现了解析几何的原理;他是微积分的先驱者;他和B。帕斯卡(Pascal)共同开创了概率论的早期研究;他是近代数论的开拓者。

费马性情谦抑,好静成癖。他对数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往往以没有给出证明的断言写在他阅读过的书籍的边缘或空白处,或者写在给朋友的一片信笺中,也有一些是散放在旧纸堆里的。他从未想出版,而且固执地拒绝编辑他的文章或以他的名字发表。他曾多次阻止过别人把他的结果付印。他对已完成的工作不再感兴趣,所以常常很随便地将自己的文章送给朋友而不留底稿。费马在生前也发表过几篇文章,但都是在他要求匿名的条件下发表的,并且要求勿需做详细明瞭的解释。他的匿名以及拒绝发表不但使他当时研究的成就无缘扬名于世,并且使他暮年脱离了研究的主流。直到他去世后,后人[其中包括他的大儿子克莱门特·塞缪尔(Clément Samule)]才把他的成果汇集成书,共两卷,先后于1670年和1679年在图卢兹出版。第一卷有丢番图的算术,带有校订和注解;第二卷包括抛物形求面积法,极大极小及重心的论述和各类问题的解答。还有球切面、曲线求长的讨论。另外就是他和笛卡儿、帕斯卡、罗伯瓦、梅森、惠更斯等人的通信录。这本书后来罕见于世,直到1853年E。布拉兴(Brassinne)重新加以注释,才在巴黎出版。18世纪,费马还不太有名,但进入19世纪中叶,由于对数论的重新研究,数学家和数学史专家对费马及其著作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世人也争先发表和研究费马的著作,其中尤以查尔斯·亨利(Cherles Henry)和保罗·坦纳(Paul Tannery)的四卷论文集最为全面。从这四卷文集中可以清晰而具体地看出费马对数学和光学所做出的广泛而重要的贡献。费马猜想:

“将一个立方数分为两个立方数,一个四次幂分为两个四次幂,或者一般地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分为两个同次的幂,这是不可能的”。用数学语言表示为:

当整数n>2时,方程

xn+yn=zn

没有正整数解。

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

陈景润的父亲陈元俊系邮局职员,生母潘氏于1947年去世。由于父亲收入低微,加上兄弟姐妹多,因而家境十分贫寒。陈景润于1938—1948年先后在福州市三一小学、三元县小学、三元县立初中、福州市三一中学及英华中学就读。其间由于受到一些数学教师的影响,他对充满奇妙问题的数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9年他进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学习,195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分配到北京市第四中学任教。由于他性格十分内向,极不善与人交往,因而对中学教师这一工作很不适应。当时的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了解到陈景润的处境和他希望献身于数论研究的志向后,即于1954年通过有关部门将陈景润调回厦门大学担任助教。就在这里他订出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计划。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陈景润对我国数学家华罗庚及苏联数学家И.М.维诺格拉多夫等人的专著及一些重要的数论方法有了深刻的了解,很快便写出了第一篇有关塔利问题的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华罗庚教授的注意。1957年,经华罗庚的推荐,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62年任助理研究员,1977年升任研究员,1988年提升为一级研究员。从1978年开始,他参加了培养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工作。先后受聘担任贵州民族学院、河南大学、厦门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还曾当选为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数学季刊》主编,国家科委数学小组成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多年来,陈景润始终过着普通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生活,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从事着解析数论及应用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斗打击的时候,还是在遭受疾病折磨的时候,他都没有停止自己的追求。他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著名成果,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艰苦磨练出来的。直到1980年8月他才结束独身生活,组织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夫人由昆女士在北京某部队医院工作,俩人有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多年的营养不良及艰苦工作,严重损害了陈景润的健康,经先后在北京市一些医院住院治疗,身体有所恢复。但他仍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这种疾病经治疗得到控制,但无法根除,因而对他的生活和工作仍有不利的影响。

从1958年至1990年,陈景润共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4部。由于他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等问题的杰出研究成果,于1982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于1978—1979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等的邀请先后去美国、法国及英国讲学。

在近代解析数论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中,陈景润都作出过重要的成果及贡献。

苏步青

苏步青 1902年9月23日诞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苏步青是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者之一,专长微分几何。在仿射曲面理论、射影曲线的一般理论、曲面的射影微分几何理论、共轭网的射影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曲线的仿射理论在几何外型设计中的应用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创立的微分几何学派,在国内外均有影响。从1927年开始,他共著有论文16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10多部。现为复旦大学数学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并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02年9月23日,苏步青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带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靠种地为生,童年的苏步青学会做些辅助劳动,割草、喂猪、放牛等活儿都干过。

苏步青从小就喜欢读书,但由于家庭贫寒,不能上学。每当放牛回家路过村上私塾,他总要凑上去偷听一阵。他还自己找书看,《水浒》、《聊斋》、《左传》都不止读过一遍。父亲眼看儿子如此好学,终于决定勒紧腰带送他上学。9岁那年,父亲挑上一担米当学费,带着他走了100多里的山路,进了平阳县第一小学当了插班生。

平阳县的语言很复杂,他的家乡讲闽南话,而县城讲温州话,差距甚大。再加上从山沟里来到县城,苏步青样样感到新鲜,整天玩耍,以致期末考试时,在全班32人中排名倒数第一。

第二年,离家乡10多里的水头镇,办起了一所中心小学,苏步青就转到那里求学。虽然语言不成问题,但因家庭贫穷而被老师看不起,甚至遭到有意刁难。有一次,苏步青写了一篇很有特色的作文,老师先是怀疑他抄来的,后来查清是他自己写的,仍给他批了“差”等,严重伤害了苏步青的自尊心。他以不听课、尽情玩耍表示抗议,结果,这学年他的成绩又是倒数第一名。

新学年开始,班级调来了一位叫陈玉峰的老师。他发现这小孩挺聪明,就是贪玩,还有受委屈的情绪,就找他谈话:“父母用劳动的血汗供你读书,你却不用功念书,这样做对得起父母吗?”老师还启发他说:“个人的前途要自己去争取。我看你的资质不差,又能吃苦,只要努力学习,一定会成为有用的人材„„”陈老师的话触动了他。由此他渐渐振奋起来,决心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从此他发愤读书。为了看懂《东周列国志》,他步行几十里山路,向人家借来《康熙字典》。假日,他回家照样去放牛,骑在牛背上一首一首地背诵《唐诗三百首》。这学年结束,他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此后,苏步青在求学期间,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

1914年,苏步青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旧四年制的浙江省第十中学,也就是现今温州一中的前身。这时,他已能把“左传”背熟。由于他博览群书,在同学中获得了“文人”的雅号。苏步青自己也暗下决心,将来当个历史学家、文学家。

在这艰难岁月,苏步青的研究继续突飞猛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段时期里,苏步青主要的贡献在射影微分几何学方面。他用富有几何意味的构图来建立一般射影曲线的基本理论。1954年出版的《射影曲线概论》一书,综述了这一理论。苏步青对于射影曲面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内容很丰富,不仅发展了一般的理论,而且深入地研究了许多重要类型的曲面和共轭网,得出非常有意义的几何构图。特别在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图(T4)方面。苏步青研究了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他研究一种有特殊意义的情况,要求它们的对角线构成一个可分层偶。这种序列被称为“苏链”。1964年出版的专著《射影曲面概论》,就是这方面的总结。

笛卡尔说过:“数学的结果如果能用几何图形表示出来,它就能深深地印到人们的脑海里去。”微分几何是以数学分析为工具研究空间形式性质,特别是研究光滑曲线、曲面性质的数学分科,尤其需要做到这一点。但过去的研究停留在公式推导上,看不出结果的几何构造。苏步青匠心独运,把研究结果表示为引人入胜的几何构图,开辟了微分几何研究的新生面,建立了一系列新理论。

就在这段时期内,苏步青的第一本专著《微分几何学》于1948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这是他唯一在旧中国出版的一本书。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苏步青讲授微分几何学前后达16年之久。《微分几何学》这本书是他长期从事教学的结晶。他既担任教学,又从事科学研究。为了备好课,他总是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写进教材,比如,1928年世界上的某些新成果,已被写进1931年的讲义中去。1947年,陈省身看了这部讲义稿,就称赞他的工作很有意义,还写了《微分几何学》英文介绍,其中谈到:这是一本少有的微分几何教材,它对培养数学人才必将发挥很大的作用。1985年,有几位美籍华裔科学家到上海,曾谈起他们在台湾上学时,用过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当教材,对他们进入微分几何领域很起作用。前几年,国家教委几何拓扑教材编审组决定再版该书,由文言文改为语体文,将旧符号改为现代通用的符号,于1988年出版了新版。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相结合,使苏步青在数学研究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深信,数学研究为建设服务,坚持数年必有成效。到了1983年,一项专用于设计汽车车身外形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统,又通过了专家的技术鉴定。

最近几年,他们又把计算几何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开发建筑、服装、内燃机等行业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中去,取得了成功。这种系统通过电脑,把那些款式新颖的服装、美丽多姿的建筑物、形状复杂的机械零件迅速地在电脑屏幕上

显示出来,设计师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修改,从中取出最佳的设计方案。他和刘鼎元合写的专著《计算几何》,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并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获得国际声誉。他们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苏步青对我国数学和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办了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多年。他创办了国际性数学杂志《数学年刊》,担任主编,使这杂志争取到很好的评价。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1977年邓小平召集的座谈会上,苏步青提出了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许多建议,他的恢复研究生制度的倡议,很快得到实现,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年出生在意大利半岛南端西西里岛的叙拉古,著名的机械制造师,终生研究几何。阿基米德在叙拉古陷落(公元前212年)时被罗马兵所杀的,终年75岁。

阿基米德的父亲是位数学家兼天文学家。阿基米德从小受良好的家庭教养,年仅11岁就被送到当时希腊文化中心的亚历山大城去学习。在这座号称―智慧之都‖的名城里,阿基米德博览群书,汲取了许多知识,并且做了欧几里得学生的门生。他潜心钻研《几何原本》,对欧几里得数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回到叙拉古以后仍然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他的许多学术成果就是通过和亚历山大的学者通信往来保存下来的。后人对阿基米德给予极高的评价,尊阿基米德为―数学之神‖。

关于阿基米德,有一段传诵千古的逸事。相传叙拉古的国王为了谢神,决定建造一个华贵的神龛,内装一个纯金的王冠。制作的金匠如期完成了任务,等着领赏。这时国王得到密告,说金匠偷去一部分金子,以等重的银子掺入。国王甚为愤怒,但又无法判断是否确有其事。便请足智多谋的阿基米德来鉴定一下,一时间他也想不出好办法来。正在苦闷之际,他到公共浴室去洗澡,当身体浸入装满水的浴盆的时候,水漫溢到盆外,而身体顿觉发轻。为此,他豁然开朗,领悟到不同质料的物体,虽然重量相同,但因体积不同,排去的水必不相等.根据这一道理,不仅可以判断王冠是否掺有杂质,而且通过计算还可知道工匠偷去黄金的份量。这一发现非同小可,阿基米德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刻赤身奔回家中准备实验,口中不断大呼―我找到了‖。

事后,阿基米德又经过仔细的实验和反复思考,将其经验上升为理论,他终于发现了流体静力学的基本原理——阿基米德原理:物体在流体中减轻的重量,等于它所排去流体的重量。后来这一原理总结在他的名著《论浮体》中。

阿基米德在建立了杠杆定律(若两物体与支点的距离反比于其重量,则杠杆平衡)之后,解决了―用给定的力去移动任何给定的重物‖的问题,曾发出过这样的豪言壮语:―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就可以移动地球!‖

后来阿基米德成为兼数学家与力学家于一身的伟大学者,并且享有―力学之父‖的美称。其原因在于他通过大量实验发现了杠杆原理,又用几何演绎方法推出许多杠杆命题,给出严格的证明,其中就有著名的―阿基米德原理‖。他在数学上也有着极为光辉灿烂的成就。阿基米德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论球与圆柱》、《圆的度量》、《劈锥曲面与回转椭圆体》、《论螺线》、《平面图形的平衡或其重心》、《数沙器》、《抛物线图形求积法》、《论浮体》、《引理集》、《群

牛问题》等十来部,它们多数是几何著作。这对于推动数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上有的数学家勇于开辟新的园地,而缺乏缜密的推理,有的数学家偏重于逻辑证明,而对新领域的开拓却徘徊不前。阿基米德则兼有二者之长,他将惊人的独创与严格的论证融为一体,更善于将计算技巧与逻辑分析结合起来。正确地注意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常常通过实践直观地洞察到事物的本质,然后运用逻辑方法使经验上升为理论(如浮力问题),再用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如发明抗敌器械)。

阿基米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的一生中,最悲壮、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他以古稀之龄,投身于反侵略战争,他运用科学知识,制作抗敌器械,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曾竭尽心智,力挽狂澜,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最后为国捐躯。这位独步千古的科学家,他的爱国精神和爱科学的精神同样为万世所景仰。

他还将欧几里得提出的趋近观念作了有效的运用,他提出圆内接多边形和相似圆外切多边形,当边数足够大时,两多边形的周长便一个由上,一个由下的趋近于圆周长。他先用六边形,以后逐次边数加倍,到了九十六边形,求得π的估计值介于3.14163和3.14286之间。另外他算出球的表面积是其内接最大圆面积的四倍。而他最得意的杰作是导出圆柱内切球体的体积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二。这定理就刻在他的墓碑上,也成为他名垂千古的一大注记。

最后,我们来看看阿基米德真的能移动地球吗?下面不妨作一个简单的计算,那时人们并不知道地球有多重,现在知道地球质量是6×1027克。假想用杠杆来举起地球,加60公斤(6×104克)的力,那么力臂应该是重臂的 6×1027÷6×104=1023倍。要举起地球10– 4毫米,力臂的一端应走过1013公里以上。每天24小时以短跑的速度走过这个距离,至少要3000万年!换句话说,即使略去杠杆本身的重量不计,阿基米德用尽毕生的力量,也休想移动地球分毫。不过这位伟大的古代力学家,只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以致作出错误的判断,这是可以谅解的。

埃尔米特

埃尔米特(1822--1901)法国数学家。曾任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大学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代数几何学家。他在十九世纪数学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他是继高斯、柯西、雅可比和狄利克雷之后最重要的分析学家之一。

埃尔米特1822年12月24日生于法国洛林地区的迪约兹,他出生时右腿就有残疾,因此终生腿瘸,不得不拄着手杖行走。他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埃尔米特进学校学习后,他从小就是个问题学生,上课时老爱找老师辩论,特别是一些基本的问题。他尤其痛恨考试,他的数学考得特别差,主要原因是他的数学特别好。埃尔米特花许多时间去看数学大师如牛顿、高斯的原著,他认为在那里才能找到数学的美,在那里才能看到数学兴奋的源头。中学毕业后,埃尔米特

到巴黎继续他的学业。1840年转入路易大帝学院。在校学习期间,他并不特别认真地准备考试课程,而是热衷于阅读各种书籍。他十分认真地研读了高斯的名著《算术研究》,并真正掌握了它。他还阅读并理解了拉格朗日关于代数方程代数解法的著述。他后来曾说过:“正是从这两部著作中,我学会了代数”。

他的头两篇论文发表于1842年法国的《新数学年刊》上,其中一篇“对五次方程代数解法的探讨”的论文中,表现出了他非凡的创造性,他在尚不知道阿贝尔等著作的情况下,试图证明五次方程根式解的不可能性。

此后他已经了解到柯西和刘维尔等人关于一般函数的工作,而且也熟知雅可比关于椭圆函数和超椭圆函数的工作。埃尔米特把上述两个领域结合起来,表现出高度的数学才能,他在这方面的初步工作,确定了他在数学界的地位。埃尔米特与刘维尔等其他数学家的通信,产生了巨大的科学影响。埃尔米特的数学成就使他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848年他被任命为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入学考试委员。1856年他当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

埃尔米特是一位热心的数学传播者,他经常通过书信、便条以及讲演无保留地向数学界提供他的知识、想法乃至创造性的思维火花。例如,他与斯蒂尔切斯两人从1882年到1894年间至少写过432封信。只要认真阅读埃尔米特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提供了许多可以作为别人发现的序幕的例子,他的数学传播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

1862年,他成为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讲师。1867年,他担任该校的分析学教授职务,同时他还成为巴黎理学院的教授,先教代数学,后来教分析学。他的分析学讲义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1876年,埃尔米特辞去他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职务,1897年辞去在巴黎理学院的职务而退休。他是许多国家的科学院和学会的名誉成员,获得过许多勋章。1892年他70岁生日时,欧洲科学界一起向他致意祝贺。据说,这是一位数学家很少能得到的殊荣。

他在数学分析、代数以及数论等领域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为了表达对这位数学大师的尊敬和纪念,人们以他的名字作了这样一些命名:埃尔米特矩阵,埃尔米特型,埃尔米特多项式,埃尔米特双曲空间,埃尔米特插值,埃尔米特核,埃尔米特算子,埃尔米特流形等,同时这些命名也反映了埃尔米特的多方面的数学成就。

达朗贝尔

达朗贝尔(1717-1783)——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启蒙思想家与哲学家。马萨林学院毕业。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对偏微分方程有贡献。他所提出的力学原理后被称为“达朗贝尔原理”。曾任《百科全书》副主编。一生研究了大量课题,完成了涉及多个科学领域的论文和专著,其中最著名的有8卷巨著《数学手册》、力学专著《动力学》、23卷的《文集》、《百科全书》的序言等等。他的很多研究成果记载于《宇宙体系的几个要点研究》中。

达朗贝尔少年时代进入一个教会学校,主要学习古典文学、修辞学和数学。他对数学特别有兴趣,这为后来成为著名数理科学家打下了基础。

达朗贝尔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全靠自学掌握了牛顿和当代著名数理科学家们的著作。1739年7月,他完成第一篇学术论文,以后两年内又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5篇学术报告,内容是研究微分方程的积分方法和物体在介质内的阻

尼运动。达朗贝尔刚进科学院时任天文学助理院士,1746年被提为数学副院士;1754年被提为终身院士。

1750年以后,他停止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投身到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法国启蒙运动中去。他参与了百科全书的编辑和出版,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主要首领。在百科全书的序言中,达朗贝尔表达了自己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分析科学问题的思想。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达朗贝尔还在心理学、哲学、音乐、法学、宗教和文学等方面都发表了一些作品。

达朗贝尔的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都以快速闻名。他进入科学院后,就以克莱洛作为竞争对手,克莱洛研究的每一个课题,达朗贝尔几乎都要加以研究,而且尽快发表。多数情况下,达朗贝尔胜过了克莱洛,这种竞争一直到克莱洛去世为止。

1754年,他被提升为法国科学院的终身秘书。欧洲很多国家的科学院都聘请他担任国外院士。

1783年,达朗贝尔在法国巴黎病逝。由于他之前反对宗教,巴黎市政府拒绝为他举行葬礼。所以当这位科学巨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既没有隆重的葬礼、也没有缅怀的追悼,只有他一个人被安静地埋葬在巴黎市郊的墓地里。

自牛顿和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后,数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欧洲大陆数学家继续在分析方法上不断探索而迅速发展,进入数学分析的开拓时期。达朗贝尔是重要的开拓者之一,其成就仅次于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和伯努利。

他还提出了一种判别级数绝对收敛的方法——达朗贝尔判别法,即直到现在还使用的比值判别法;他同时是三角级数理论的奠基人。达朗贝尔也为偏微分方程的出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46年他发表了论文《张紧的弦振动所形成的曲线研究》,在这篇论文里,他首先提出了波动方程,并于1750年证明了它们的函数关系。1763年,他进一步讨论了不均匀弦的振动,提出广义的波动方程。另外,达朗贝尔在复数的性质、概率论等方面都有所研究,而且他还很早就证明了代数的基本定理,虽然他的证明还不完全。达朗贝尔在数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达朗贝尔还是个多产的科学家,他对力学、数学和天文学的大量课题进行了研究;论文和专著很多,还有大量学术通信。

笛卡儿

笛卡儿(1596 – 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学奠基人之一。他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理论和模型,提出了以数学为基础,演绎为核心的方法论,对后世的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596年3月21日笛卡儿生于法国都兰城。刚一岁时母亲就去世,但母亲给笛卡儿留下一笔遗产,使他在以后的一生中有可靠的经济保障,得以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丧母后他由一位保姆照料,由于幼年体弱,因此他养成了清晨卧床长时间静思的习惯,他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心,几乎终生不变。他的不少伟大发现都是在床上得到的。有个故事传说他盯着空中飞的苍蝇,于是他就想到苍蝇在每一时刻的位置可以用苍蝇所在的位置处相交的三个互相垂直的平面所确定。这和二维平面上的情况类似,每一点都可以由在这点相交的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来确定。

笛卡儿少年时期在欧洲著名的拉弗莱希教会学院读书,在此打下了牢固的数学基础和天文学基础。1613年进入波瓦蒂埃大学,1616年毕业,获得法律学学位。1618年起他离开法国游历欧洲各国,先后到过荷兰、丹麦、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1618年他与荷兰哲学家、医生兼物理学家伊萨克·毕克曼相识,据说因笛卡儿在短时间内独立解决了几道公开求解的数学难题,而引起毕克曼对他的注意。他向笛卡儿介绍了数学的最新进展,包括法国数学家韦达在代数方程论方面的工作,给了他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声学与力学的课题。与毕克曼的交往,使笛卡儿对自己的数学与科学能力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他开始认真探寻是否存在一种类似于数学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以期获取真正的知识,这对他后来建立解析几何学产生很大影响。

笛卡儿因怀疑教会信条而受到迫害,长年在国外避难。1628年秋,他移居荷兰,开始长达20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生涯,这期间除了短期出访外他一直在荷兰各地隐居。他的著作生前或被禁止出版或被烧毁,他死后多年还被列为“禁书目录”。

《几何学》是他公开发表的惟一数学著作,虽则只有117页,但它标志着代数与几何的第一次完美结合,使形形色色的代数方程表现为不同的几何图形,许多相当难解的几何题转化为代数题后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他分析了几何学与代数学的优缺点,指出,希腊人的几何过于抽象,而且过多地依赖于图形,总是要寻求一些奇妙的想法。代数却完全受法则和公式的控制,以致于阻碍了自由的思想和创造。他同时看到了几何的直观与推理的优势和代数机械化运算的力量。于是笛卡儿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并由此创立了解析几何。所以说笛卡儿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

费马

费马(1601—1665)是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律师,也是一位业余数学家。之所以称费马为“业余数学家之王”,是由于他具有律师的全职工作,十七世纪是杰出数学家活跃的世纪,而费马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专业数学家更有成就,是17世纪数学家中最多产的明星。

1601年8月20日费马出生在法国南部土鲁斯附近的波蒙,父亲是个商人,从小费马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回家乡当了律师。他以法律知识渊博,做事清廉而著称。

费马是一位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的学者,又是精通多种文字的语言学家。业余时间喜欢恬静生活,全部精力花费在钻研数学和物理问题上,有时用希腊文、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写诗作词,自我朗诵消遣。

费马经常和友人通信交流数学研究工作的信息,但他谦虚谨慎,鄙薄名利,生前很少发表著作。费马在世时,没有完整的著作问世。费马死后,很多论述遗留在故纸堆里,或阅读过的书的页边空白处,书写的年月无从查考;还有的保留在他给朋友们的书信中。他的儿子在数学家们帮助之下,将费马的笔记、批注及书信加以整理汇成《数学论集》出版。

他认真对曲线进行研究,写成《平面和立体轨迹入门》一书。费马对于轨迹的研究有一般性的方法,这是古希腊所未能办到的。我们不知他的坐标几何是如何孕育出来的,他对韦达利用代数解几何问题应是相当熟悉。他与笛卡儿并列为

解析几何的发明者。

他将无穷小的思想运用到求积问题上,已具今日微积分的雏形,这也是费马的卓越成就之一。他在牛顿出生前的13年,提出了有关微积分的主体概念。

在数论方面,费马的研究始终左右着数论的研究方向。他写过许多关于数论的定理,但顶多只给予简略的证明,数论上有许多重要事项与费马的名字相连,可以说他是近代数论的开创者。在“完全数”的研究上,费马也有着两个重要的结论,虽然这两个结论未能解决寻找完全数的方法,但是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前进了一大步。

费马和帕斯卡是概率论早期的创立者,通过他们的广泛研究,使之进一步数学理论化,形成古典概率论。可以说是费马点燃了古典概率论的火种。他与帕斯卡分享开创概率论的荣誉。

谷超豪

谷超豪(1925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主要研究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理论物理。

1926年5月15日,谷超豪出生在温州市,幼年由婶母抚养,婶母的性格对谷超豪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从小善良、纯真、助人为乐。他5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两年后进入温州瓯江小学。谷超豪从小性格文静,聪慧过人,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都学得很好。他平时文雅,不太爱说话,不大喜爱运动。但是,在课堂上,他思想活跃,喜欢独立思考。特别是数学,分数与循环小数的互化早在小学三年级时就掌握了,并开始知道数学上有无限的概念。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谷超豪进入温州中学。温州中学后来汇集了不少回乡的大学老师,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尤其是数学和物理。这对谷超豪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他的语文、社会科学、数理的基础是很全面的,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他不满足于课本知识,看了不少课外书,如刘熏宇著的《数学园地》,其中介绍了微积分和集合论的初步思想,使他初步了解到数学中无限的3个层次:循环小数,微积分,集合论,这使他对数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1943年秋天,谷超豪考上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开始了大学生活。当时一年级课程并不要求太多的逻辑推理,但对直观能力、演算能力和解应用问题的能力,却有很高的要求。这些训练,为谷超豪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谷超豪原来有不太细致的毛病,通过学微积分,逐步克服了。他读了一本用综合方法写的射影几何的著作,完全不用计算,便能把二次曲线的基本性质描述清楚,引起他很大兴趣。他非常喜爱笛沙格定理、帕普斯定理和帕斯卡定理等。从此,他对几何学就有了偏爱。后来,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即使是分析的或物理的,都带有几何的风格。

同时他也感到,尽管自己看了大量的书和做了许多难题,但听了苏步青、陈建功这些著名教授的课后,方觉自己的了解是很肤浅的。因此他认识到必须把自学与课堂的严格训练结合起来,基础才更为扎实。

谷超豪还尽可能多掌握其他方面的知识。他对物理学的课程非常感兴趣,他认为物理和数学相互促进。理论力学是必修课,他做了许多题目;他并不满足于

做对,还常常探索其他比较别致的做法,为此,受到周北屏教授的称赞。周老师说:念理论力学要有几何的眼光与手段。谷超豪在三四年级时选修了物理系的量子力学、相对论、理论物理等课程,这在数学系的学生中是极少的。当时虽然学得不深,但直到70年代他去研究和规范场有关的数学问题时,还深深感到这些选课对他大有益处。他一直认为:数学需要从其他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这是“数学直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能得到好课题,又可以发现新方法。他的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和这个想法分不开的。

谷超豪在学习时就开始研究工作。四年级第二学期,他曾研究了三维空间代数曲线的一项性质,将结果写成论文。为慎重起见,他再一次查阅了文献,发现他人已有类似的研究,文章便不发表了。不久,他对陈建功所提出的有关拉普拉斯变换的一个问题,作出了解答,成为和陈等合作的一篇论文的部分内容,后来在英国伦敦数学会杂志上发表。

嘉当

嘉当(1869年—1951年)法国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他对近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嘉当1869年4月9日生于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村庄里。父亲是个铁匠,家庭贫寒。由于幼年时的天才表现,被保荐获得国家助学金,从而得以完成初等和中等教育。1888年嘉当进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1891年毕业,先后在蒙彼利埃大学、里昂大学、南锡大学、巴黎大学任教和做研究工作。1912年成为巴黎大学教授直至退休。1931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后来还得到过许多荣誉学位,并被一些科学社团选为国外院士。

嘉当在连续群、微分形式、积分不变式、微分几何(主要是联络几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894年他在博士论文中给出了变数和参变数取值在复数域中的全部单李代数的一个完全分类,严格证明了全部单李代数分成4个一般类和5个例外代数,并构造了这些例外代数。

1900年至1930年嘉当开始研究半单李代数的完全分类和结构,并确定了它们的表示和特征标,还在李群流形的整体结构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914年他又确定了实变数和参变数的全部单数。

20世纪初,嘉当研究了无限维李群,还研究了群的拓扑性质,指出了群的许多拓扑问题可以转化为纯代数问题。他又发现了群的许多整体性质可以从群的无穷小结构推出,即群的某个任意小片给出后,整体性就可完全确定。

关于微分几何中的多维空间,嘉当建立广义空间仿射联络、射影联络和保形联络的概念。1923年他提出了一般联络的微分几何学,将克莱因和黎曼的几何观点统一起来,这就是纤维丛概念的开端。嘉当的联络思想对现代微分几何学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1926年起,嘉当研究对称黎曼空间。用群论方法,通过不可约的对称黎曼空间与单李群一一对应,建立了对称黎曼空间与李群有密切关系。他为这一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

1903年嘉当在所有可能的线性表示的分类过程,发现了正交李代数的―旋‖表示,它在物理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38年嘉当发表了《旋子论讲义》。在讲

义中他从几何的观点出发发展了旋子论。

由于嘉当在许多数学领域里作出了贡献,因此有许多数学名词以他的名字命名。例如:嘉当联络、嘉当-马尔采夫-岩定理、马尤厄-嘉当微分形式及微分方程、嘉当定理(即可解性判定条件)、嘉当定理(即半单性的判定条件)、嘉当子群等。

1937年嘉当荣获苏联授予的罗巴切夫斯基奖金,他还多次获巴黎科学院的各种奖。

嘉当自1912年任教授后直至1940年退休。后来长期病卧在家,于1951年5月6日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82岁。

江泽涵

江泽涵(1902 – 1994)数学家,主攻拓扑学。安徽旌德人。南开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31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长期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北京数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委员。是中国拓扑学研究的奠基人。早年主要研究临界理论,后开展复迭空间和纤维丛的研究。60年代起倡导“不动点”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主要著作有《拓扑学引论》、《不动点理论》,另有许多译著。

江泽涵1902年10月6日出生在安徽旌德一个偏僻山村。幼年进过私塾,后又上了小学。他读书用功,成绩优异。1919年初,跟随堂姐夫胡适来到北京,并于该年夏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二年级。在那里,他只用三年时间就修完了中学全部课程。1922年,江泽涵升入南开大学数学系,师从我国近代数学的先驱、著名数学家姜立夫教授,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数学生涯。1926年他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厦门大学工作了一年。192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接着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了一年。1931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授,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6年至1937年他再次赴美。1947年至1949年赴瑞士做研究工作。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他克服重重障碍回到祖国,并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几何代数教研室主任。

江泽涵从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之日起就担任该会副理事长,直至1983年改任名誉理事长。1962年至1981年,他担任北京市数学会理事长,以后任名誉理事长。1955年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还是美国数学会和法国数学会的会员。

江泽涵是我国著名的拓扑学家,几十年来他努力推动我国拓扑学的教学和研究事业的发展。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在莫尔斯临界点理论、复迭空间、纤维丛以及不动点理论等重要分支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涵开创和倡导不动点理论研究,在我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他决心实现自己多年的宿愿:用自己的观点、方式来总结我国数学家自己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艰难环境里,他经过数年努力,写出了专著《不动点类理论》,并于1979年出版。该书着重几何直观,从特例出发引出一般理论,由浅入深地展现出不动点类理论的核心问题.它很好地实现了江泽涵的初衷:为初具拓扑基础的青年读者铺平了学习不动点理论的道路。它推动了我国不动点理论的研究,也引起国际上广泛的注意。1989年,科学出版社与联邦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

价。1978年,江泽涵与姜伯驹、石根华一起,以他们在不动点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江泽涵为人处事,总以工作、事业为重,不存私心,不谋私利。熟悉他的人说他“尽做吃亏事”,而他却从不计较。他为人正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也从不说一句不符合事实或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他在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但他不立门户,不斥异己。

他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以自己的谦虚谨慎和宽怀大度,赢得了同行的信任和学生的爱戴。江泽涵平易近人,就是对自己的学生及其他年青人,也总是真诚相待,绝无师长架子。

姜立夫

姜立夫(1890—1978)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从事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研究。

姜立夫1890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宜山区凤江乡麟头村(今属苍南县)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在祖父所设的家馆读书,祖父去世后,入平阳县学堂和杭州府中学堂(杭州中学前身)学习。1910年6月考取游美学务处备取生,次年9月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学习数学,1915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作研究生。

学成回国后,姜立夫就是始终不懈地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事业的中心环节的。

1920年,他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系,这是中国第二个数学系。建系之初的4年中,只有他一位教师,他一面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一面每学期同时开几门课程,其中包括高等微积分、空间解析几何、射影几何、复变函数论、高等代数、n维空间几何、微分几何、非欧几何等,此外还要承担理学院的公共数学课(初等和高等微积分),这是名副其实的“一人系”。

课堂讲授是最主要的教学环节,姜立夫在这方面是有其独到之处的。课室光线来自左方,除了在黑板上书写公式或作图外,他总是站在教室左前方,让开黑板,面向学生讲解,便于学生耳目并用,手脑并用。他在黑板上书写或作图时,并不中断解说,连每个数学记号都边写边念,从不出现哑场。他十分注意节约黑板空间,只写公式及少数名词、人名和绘图,板书及绘图整洁简练。擦黑板时总要保留尚须参考的公式。他作图时,一般是徒手,只有图形必须十分准确,如射影几何中的复杂图形时,才用直尺,而且总是使有关交点落在黑板范围内。他使用颜色粉笔,系统而不滥,用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对象。他讲课有时有教材,没有教材时,常常只在一两张废日历纸上记下简略的提纲。但他永远是离开教材或提纲讲解,教材、提纲只起备忘作用。

姜立夫这种课堂讲授方式,需要讲者透彻驾驭讲授内容,精神高度集中,有坚实的逻辑推理能力;其优点是能带动学生也聚精会神,随着教师的思路进行同步的逻辑思维,取得最佳教学效果。他经常把几何直观和严格的形式推理相结合,把内容讲得生动活泼。他讲课不疾不徐,口齿清楚,听者不感吃力。这样的讲授,学生的收益远远不限于本课程的知识,在姜立夫言传身教中,他们能得到逻辑思

维和逻辑表达能力的严格训练,尤其是解决问题的训练。

姜立夫的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仅在他早年的学生中就出现了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太任、陈省身、孙本旺等优秀数学家。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姜立夫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姜立夫另一项倾注心血较多,持续时间也较长的工作是数学名词的审定。事实上,由姜立夫领导审定的,虽然只限于纯粹数学方面最基本的名词,但已构成今日整个数学名词的基础。

姜立夫深知,教学质量主要决定于教师水平;而在青年中发现优秀人才,使之负担重任,在工作中成长,尤其重要。姜立夫对苏步青的大力推荐正是表现这一观点的典型事例。

卡当

卡当(1501—1576)意大利数学家、医生,并在医学、哲学、物理学和星占学中都有一定成就。1545年著《大术》首先介绍了从塔尔塔利亚那里得来的三次方程的解法,他和学生费拉里发现的四次方程的解法。

卡当1501年9月24日生于意大利帕维亚。他的童年相当不幸,这就造成了他个性孤僻,自负,并且往往在言谈中,表现得冷漠无情。他为了逃避穷困、病痛、毁谤和不公平的待遇,曾在25年之中,每天玩骰子,并天天玩棋达40年之久。

青年时代,他致力于研究数学、物理。从帕维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波隆纳和米兰行医并教授他人医术,成为全欧有名的医生。这期间,他也受聘在意大利的多所大学,担任数学讲座教师。

卡当的坎坷经历使他的性格颇为奇特,因而常常被描述为科学史上的怪人。他在数学、哲学、物理学和医学中都有一定成就,同时也一直醉心于占星术和赌博的研究。卡当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著作涵盖了数学、天文学、占星学、物理学、医学以及关于道德方面的语录。一生共写了各种类型的文章、书籍200多种.现存的材料就有约7000页。

他智力超群,但性情孤僻,职业动荡多变,著述鱼龙混杂。除了作为正式职业的著名医生、医学教授、占星术士外,就他的贡献而言,人们也常把他称为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笼统地称之为科学家。

卡当的数学贡献表现在他对算术和代数的研究,1539年首次出版了他的两本算术演讲书,其中较重要的一部是《算术实践与个体测量》。书中他主要用数值计算来解决实际问题,在一些计算方法、代数变换中显示出较高技巧。当时的代数没有符号,仅靠文字叙述来表示解题过程,称为“文词代数”。对于高于二次的代数方程,一般是没有解决办法的。卡当在书中列专题论述了多种方程的解法,甚至求得一些特殊三次方程的解。例如:方程6x3-4x2 = 34x + 24,方程两边同时加上6x3 + 20x2,合并后得: 4x2(3x+4)=(2x2+4x+6)(3x+4),两边同除以3x+4,则由二次方程解得原方程的一个正根x=3。按当时的习惯,一般不承认方程有负根,解出一个正根就认为是解完了方程。

卡当最重要的数学著作是1545年出版的《大术》。该书系统给出代数学中的许多新概念和新方法。例如:

三、四次代数方程的一般解法;书中首次出现使用

符号的雏形。他对三次及四次方程式提出了系统性的解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他确认高于一次的代数方程多于一个根;已知方程的一个根将原方程降阶;方程的根与系数间的某些关系;利用反复实施代换的方法求得数值方程的近似解;解方程中虚根的使用等等。

刘徽

刘徽(约公元三世纪)山东临淄人,魏晋期间伟大的数学家,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刘徽在公元263年注《九章算术》,他全面证明了《九章算术》的方法和公式,指出并纠正了其中的错误,在数学方法和数学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九章算术》于公元前一世纪成书,至刘徽时代已300余年。《九章算术》包括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奠定了中国古算的基本框架;书中提出了上百个公式、解法,有完整的分数四则运算法则,比例和比例分配算法,若干面积、体积公式,开平方、开立方程序,盈不足算法,方程术即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加减法则,解勾股形公式和简单的测望问题算法,其中许多成就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形成了中国古算以计算为中心的特点;内有246个应用题,体现了中国古算密切联系实际的风格。

刘徽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只停留在对《九章算术》的注释上,而是更上一层楼,在注释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创造性见解。例如为阐述几何命题,证明几何定理,创造了“以盈补虚法”,并且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他同时又撰有《重差》一卷,《重差》后来印成单行本改称为《海岛算经》。在注文中,刘徽用语言来讲清道理,用图形来解释问题﹝析理以辞,解体用图﹞。

刘徽创造性地运用极限思想证明了圆面积公式及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方法。他用割圆术,从直径为2尺的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割圆,依次得正12边形、正24边形„„,割得越细,正多边形面积和圆面积之差越小,用他的原话说是―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他计算了3072边形面积并验证了这个值.刘徽提出的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奠定了此后千余年中国圆周率计算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刘徽在数学上的贡献极多,在开方不尽的问题中提出“求徽数”的思想,这方法与后来求无理根的近似值的方法一致,它不仅是圆周率精确计算的必要条件,而且促进了十进小数的产生;在线性方程组解法中,他创造了比直除法更简便的互乘相消法,与现今解法基本一致;并在中国数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定方程问题”。

他还建立了等差级数前n项和公式;提出并定义了许多数学概念:如幂(面积);方程(线性方程组);正负数等等。刘徽还提出了许多公认正确的判断作为证明的前提。他的大多数推理、证明都合乎逻辑,十分严谨,从而把《九章算术》及他自己提出的解法、公式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虽然刘徽没有写出自成体系的著作,但他注释《九章算术》所运用的数学知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包括概念和判断、并以数学证明为其联系纽带的理论体系。

牛顿

牛顿(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与天文学家。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会长。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运动定律的建立者以及万有定律的发现者。在数学上,提出“流数法”和莱布尼兹同为微积分的创始人,并建立了二项式定理。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

牛顿1643年1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出世时父亲已病故,生活艰难,幼年由外祖母抚养。少年牛顿不是神童,在校学习成绩平平。但他喜欢读书,从中学起就有作读书笔记的习惯。中学时代的牛顿还酷爱制作玩具,他所制作的玩具实际上是各种机械模型,包括风车、木钟、日晷以及折叠式提灯等等,同时他还对绘画有着非凡的才华。

1661年,19岁的牛顿,考入了著名的剑桥大学。在学习期间,牛顿表现出他具有深邃的观察力、敏锐的理解力,并进行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1665年,牛顿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在家乡避瘟疫期间,牛顿在数学上的研究很大程度是依靠自学,他专心致志地思考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问题,思想火山积聚多年的活力,终于爆发了,智慧的洪流,滚滚奔腾。短短的18个月,他就孕育成形了:流数术(微积分)、万有引力定律和光学分析的基本思想。牛顿于1684年通过计算彻底解决了1666年发现的万有引力。1687年,他45岁时完成了人类科学史上少有科学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继承了开普勒、伽里略,用数学方法建立起完整的经典力学体系,轰动了全世界。

牛顿对数学的贡献,最突出的有三项,即作为特殊形式的微积分的“流数术”,二项式定理及“广义的算术”(代数学)。

牛顿为了解决运动问题,创立了一种和物理概念直接联系的数学理论,即牛顿称之为“流数术”的理论,这实际上就是微积分理论。从牛顿始创微积分的时间来说,比现代微积分的创始人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兹大约早10年,但从正式公开发表的时间来说,牛顿却比莱布尼兹要晚。事实上,他们二人是各自独立地建立了微积分。

牛顿研究得出的二项式级数展开式是研究级数论、函数论、数学分析、方程理论的有力工具。

《广义算术》,则总结了符号代数学的成果,推动了初等数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本书关于方程论也有些突出的见解。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牛顿幂和公式”。

牛顿的数学贡献还远不止这些,他在解析几何中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他的“一般曲线直径”理论,引起了解析几何界的广泛重视。

除了微积分、代数与几何以外,牛顿的数学工作还涉及数值分析、概率论和初等数论等众多的领域。还有牛顿插值公式,最速降落线问题的解答。现今任何一本数值分析教程都不能不提到牛顿的名字——牛顿—高斯公式、牛顿—斯特林公式、牛顿—拉弗森公式„„,这反映了牛顿对该领域广泛而卓越的贡献。

1727年3月31日,牛顿因患肺炎与痛风症在伦敦溘然辞世。在牛顿的全部科学贡献中,数学成就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成就开拓了崭新的近代数学,而且还因为牛顿正是依靠他所创立的数学方法,实现了自然科学的一次巨大综合而开拓了近代科学,牛顿在其它科学领域的研究,毫不逊色于在数学上的贡献。

帕斯卡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早年提出圆锥曲线内接六边形其三对边的交点为共线的定理(帕斯卡定理)。研究了代数中二项式展开的系数规律(帕斯卡三角形);对概率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贡献;曾设计和创造了一种加法器;还提出了密闭流体能传递压强的定律(帕斯卡定律)。

1623年6月19日帕斯卡生于法国多姆山省的克莱蒙费朗。帕斯卡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以后全靠在税务局工作的父亲教育他及姐妹们。其父是一个数学爱好者,经常和一些懂数学的人交往。可是他却认为数学对小孩子是有害且会伤脑筋的,小孩子应该在十五、六岁时才学习数学,在这之前应该学一些拉丁文或希腊文。因此在帕斯卡小时候,父亲从来不教他学习数学,只是教他一些语文和历史。而且帕斯卡的身体也不太强壮,父亲更不敢让他接触到数学。帕斯卡在十二岁时,偶然看到父亲在读几何书。他好奇地问几何学是什么?父亲为了不想让他知道太多,只是大约讲几何研究的是图形,如三角形、正方形和圆的性质,用处就是教人画图时能作出正确美观的图。父亲很小心的把自己的数学书都收藏好,怕被帕斯卡拿去翻看。可是帕斯卡从小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根据父亲讲的一些简单的几何知识,自己独立对几何学研究。当他将发现:“任何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是一百八十度”的结果告诉父亲时,父亲是惊喜交集,竟然哭起来。父亲于是搬出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给帕斯卡看。这时帕斯卡才开始接触到数学书籍。1631年帕斯卡随家移居巴黎后,并在16岁时就参加了巴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小组(巴黎科学院的前身)。

他的数学才能显得很早熟,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发现了所谓“帕斯卡三角形”(我国称“杨辉三角形”,即二项式系数的三角形排列法)。还不到十六岁他发现了射影几何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圆锥曲线内接六边形其三对边的交点共线”。帕斯卡定理是射影几何的一个重要定理。在他十七岁时利用这定理写出将近四百多页关于圆锥曲线定理的论文,《圆锥曲线之几何》一书。年仅17岁的帕斯卡,在数学界崭露头角,受到了笛卡儿的高度赞赏。

图灵

英艾伦·图灵(1912--1954)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剑桥大学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计算机理论和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之一。1936年首次设计一种理想的计算机(后称为图灵机)。

图灵出生于英国伦敦,他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独特的直觉创造能力和对数学的爱好。幼时他受到良好的中等教育,很早他就已经表现出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偏好,在中学时他曾获得过国王爱德华六世数学金盾奖章。1931年图灵进入著名的剑桥大学专修数学。特别在升入大学三年级后,他的才华如同积蕴的火山喷发,如同汹涌的海浪奔腾,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杰出才能赢得了师友们的称赞赏识,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

1936年9月,图灵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学习。在美期间,他对

群论作了一些研究。这位年仅24岁的青年教师发表了著名的图灵机设想。所谓“图灵机”,指的是一台理想的机器,它由三部分构成:一台控制机,一条带子和一个读写头。带子上分成了许多小格,每一小格存一个符号,读写头沿着纸带移动,从而向控制机传递信息。这台理想机器虽然极其简单,但却能完成一切计算机的功能。1937年,图灵的著作出版了,其中就有关于图灵机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1938年他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并担任冯·诺伊曼博士的助手。

1939年图灵奉召到英国外交部通讯部所属的密码学校从事破译工作,他领导的数学家,语言学家和计算人员共同研制了一种快速计算机,能高速分析密码——各种可能的组合。在图灵的理想计算机的思想指导下,1943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式专用“巨人”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专门用于破译密码,也为二次大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图灵因此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图灵退伍进了英国国家物理研究所,他继续致力于研制大型电子计算机,写出了计算机总体设计方案,包含了仿真系统、子程序和子程序库、错误自检系统、机器自动编译程序等。图灵在机器智能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论述了智能机器的可能性,以他特有的理论彻底性对包括智能计算机在内的所有机器作了严密的分类,把数学计算机分为“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两大类。后来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终于于1950年问世,其时他已经离所进入曼彻斯特大学,与计算机科学界的先行者合作共事。

1950年他发表了著名论文《计算机能思考吗?》,成为这门年轻的学术领域中权威人士。并提出了至今仍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图灵试验”。试验内容是:一个人不能接触其对手,但是可以同对手进行一系列的问答和操作,如果这个人无法判断他的对手到底是人还是计算机,那就可以认为这台计算机已经具有同人类相当的智力。如今,人工智能的研究正在突飞猛进,情况正向图灵预料的方向迅速发展,前景极为乐观。

1954年,正是图灵一生事业处于顶峰的时候,42岁的他突然去世。他的生命尽管短暂,但他的成就称得上是20世纪的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为了纪念他,美国计算机协会设立了计算机科学最高的荣誉奖——图灵奖,以表彰在计算机科学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

王元

王元(1930--)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奖得主。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任研究室主任、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解析数论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

王元教授1930年4月30日生于浙江兰溪,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数学所师从华罗庚先生。从此,他与华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风风雨雨30多年,他自己也成长为一代著名数学家。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他首先将解析数论中的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并证明了命题3+4,1957年又证明了2+3。王元证明的2+3表示的是: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至多两个质数的乘积再加上至多3个质数的乘积。其缺点在于两个相加的数中,还没有一个肯定为质数的。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 的地位。其成果为国内外有关文献频繁引用。此时的王元只有27岁。其后,他与华罗庚合作致力于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他们于1973年证明的定理,受到国际学术界推崇,被称为华-王方法。七十年代后期又对这方面的成果做了系统总结,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丢番图分析方面,将施密特定理推广到任何代数数域,即在丢番图不等式组等方面取得了先进的成果。

王元不仅是一位在数学专业领域里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通过数学研究,他进一步关注到数学的本质,数学和数学家在教育、社会和人类发展中的影响,将数学这门科学通俗解析,让大众感受数学中的乐趣。他将关于这方面的思考部分汇集在论文集《王元论哥德巴赫猜想》、传记《华罗庚》、文章汇编在《王元文集》和《华罗庚的数学生涯》等书中。王元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数学的美的论述是:什么是好的数学?评价数学的标准是什么?数学的评价标准和艺术一样,主要是美学标准。美学标准对物理科学也很重要,但对数学,它是第一标准。《华罗庚》可以说是王元科普创作的代表作,花费八、九年的时光,写了一本数学家的传记。由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来写的另一位著名数学家的传记,正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

王梓坤

王梓坤(1929--)江西吉安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概率论,业余从事科学方法论及科普写作,发表数学专著、数学论文及方法论论文、科普作品等许多种。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等。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汕头大学教授。

王梓坤教授是一位对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在数学理论方面,他主要研究的是一类重要的随机过程,即马尔可夫过程。马尔可夫过程论是近几十年来数学中很活跃的一个分支,有许多新问题有待人们去探索。在中国,王梓坤是开创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他首创极限过渡的概率方法,彻底解决了生灭过程的构造问题。此外,在生灭过程泛函分布、马尔可夫过程、布朗运动、二参数随机过程、超过程、随机泛函分析等方面都作出过不少新的结果。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领导着他的研究集体开始对测度马尔可夫过程(超过程)的研究,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数学应用方面,他提出了地震随机迁移的统计预报方法及供舰艇导航的数学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权威学者的高度评价。

王梓坤教授在概率论方面著书9部,发表论文数十篇。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1976年),《随机过程论》(1965年)和《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1980)三部著作从学科基础到研究前沿构成完整体系,对我国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机过程通论》(上下卷,1996)于1997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99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马尔可夫过程和今日数学》。

多年来,王梓坤教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学和科研骨干力量,指导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20余名、硕士研究生30余名。他总是充满热情地支持和鼓励年轻

学者的研究工作,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王梓坤的为人,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有功而不自居,有傲骨而无傲气。对同行的工作和长处,他总是充分肯定。王梓坤的一段自勉格言充分反映了他的情操:我尊重这样的人,他们心怀博大,待人宽厚;朝观剑舞,夕临秋水,观剑以励志奋进,读庄以淡化世纷;公而忘私,勤于职守;力求无负于前人,无罪于今人,无愧于后人。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实际问题:

为了估计一口池塘里鱼的数量,某人从中捞出100条,做上记号后再放回,第二天又从中捞出80条,做上记号后再放回,第二天又从中捞出80条,发现共有5条做记号的。则可估计该池塘有鱼多少条?

韦达

韦达(1540-1603)法国十六世纪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曾在普瓦蒂埃大学攻读法律,后操律师业。符号代数的创始人之一。他用字母分别表示方程的未知数和系数,从而可用一般的形式来表示方程的根并讨论有关性质。发现了方程的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后称“韦达定理”。在三角和几何方面也有成就。主要著作有《标准数学》、《论方程的整理与修正》、《分析术引论》等。

韦达1540年生于法国普瓦图地区,他的父亲是个律师。韦达早年在家乡接受初等教育,后来到普瓦捷大学学习法律,1560年获法学学士学位,成了一名律师。1564年放弃这一职位,做了一段秘书和家庭教师的工作。他利用闲暇时间钻研各种数学问题。在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韦达为亨利四世破译截获的西班牙密码信件,卓有成效。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和从政在野期间,曾潜心探讨数学,并一直将这一研究作为业余爱好。为了把研究成果及时发表,还自筹资金印刷和发行自己的著作。由于他的论著内容深奥,言辞艰涩,故其理论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直到1646年,由荷兰数学家斯霍滕在莱顿出版了韦达全部著作的文集,才使他的理论渐渐流传开来,得到后人的承认和赞赏。

韦达从事数学研究只是出于爱好,然而他却完成了代数和三角学方面的巨著。他的《应用于三角形的数学定律》(1579年)是韦达最早的数学专著之一,可能是西欧第一部论述6种三角函数解平面和球面三角形方法的系统著作。他被称为现代代数符号之父。韦达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截角术”,初步讨论了正弦,余弦,正切等的一般公式,首次把代数变换应用到三角学中。他考虑含有倍角的方程,具体给出了将cosnx表示成cosx的函数,并给出当n≤11时,任意正整数的倍角表达式。

《分析方法入门》是韦达最重要的代数著作,书中集中了他以前在代数方面的大成,也是最早的符号代数专著,使代数学真正成为数学中的一个优秀分支。书中应用了希腊数学家帕波斯和丢番图的著作,但韦达不满足于丢番图对每一问题都用特殊解法的思想,试图创立一般的符号代数。他创设了大量的代数符号,用字母代替未知数。这样,代数就成为研究一般的数和方程的学问,这种革新被认为是数学史上的重要进步,它为代数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韦达被西方称为“代数学之父”。

他对方程论的贡献是在《论方程的整理和修正》一书中提出了二次、三次和四次方程的解法。其中得到一系列有关方程变换的公式,给出了卡尔达诺三次方

程和费拉里四次方程解法改进后的求解公式。而另一成就是记载了著名的韦达定理,即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式。

1593年,韦达又出版了另一部代数学专著——《分析五篇》,书中说明怎样用直尺和圆规作出导致某些二次方程的几何问题的解。同年他的《几何补篇》在图尔出版了,其中有尺规作图问题所涉及的一些代数方程知识。此外,韦达最早明确给出有关圆周率π值的无穷运算式,而且创造了一套十进分数表示法,促进了记数法的改革。之后,韦达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的思想由笛卡儿继承,发展成为解析几何学。

韦达还探讨了代数方程数值解的问题,1600年以《幂的数值解法》为题出版。1603年12月13日韦达在巴黎去世。由于韦达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成为十六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数学家。

希尔伯特

希尔伯特(1862 – 1943)德国数学家。哥尼斯堡大学哲学博士。哥尼斯堡大学、格丁根大学教授,柏林科学院院士。早期研究代数不变式论、代数数论、几何学基础,后来又研究变分法、积分方程、函数空间和数学物理方法等。1899年出版《几何基础》一书,把欧几里得几何学整理为从公理出发的纯粹演绎系统,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公理系统的逻辑结构,成为20世纪初公理化思想的代表作。晚年致力于数学基础问题,把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看成为数学可靠性的标准,是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1900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23个数学问题,后来统称为“希尔伯特问题”,对20世纪的数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希尔伯特1862年1月23日生于德国柯尼斯堡的一个中产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法官,母亲是一个商人的女儿,颇具哲学、数学和天文学素养。希尔伯特从小受到母亲的教育、启蒙,八岁正式上学。希尔伯特从小喜爱数学,希尔伯特的成绩各门皆优,数学则获最高分“超”。老师在毕业评语中写道:“该生对数学表现出强烈兴趣,而且理解深刻,他用非常好的方法掌握了老师讲授的内容,并能有把握地、灵活地应用它们。”

希尔伯特典型的研究方式是直攻重大的具体问题,从中寻找带普遍意义的理论与方法,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他以这样的方式从一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从而跨越和影响了现代数学的广阔领域。

希尔伯特公理化方法的主要功绩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几何对象本身达到了更高的抽象;其次,希尔伯特比任何前人都更透彻地揭示出公理系统的内在联系。

希尔伯特对现代分析影响最为深远的工作是在积分方程方面。

希尔伯特所提倡的公理化物理学的一般意义,至今仍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数学基础(1917年以后),希尔伯特对数学基础的研究是他早期关于几何基础工作的自然延伸。

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观点,在他分别与其逻辑助手阿克曼和贝尔奈斯合作的两部专著《数理辑逻基础》和《数学基础》中得到了系统的陈述。

1900年希尔伯特在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著名讲演“数学问题”。这篇讲

演也许比希尔伯特任何单项的成果都更加激起了普遍而热烈的关注。希尔伯特在其中对各类数学问题的意义、源泉及研究方法发表了精辟见解,而整个讲演的核心部分则是他根据19世纪数学研究的成果与发展趋势而提出的23个问题,数学史上亦称之为“希尔伯特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现代数学的大部分领域,它们的解决,对20世纪数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希尔伯特同时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他的讲课简练、自然,向学生展示“活”的数学。希尔伯特并不特别看重学生的天赋,而特别强调“天才就是勤奋”。这位平易近人的教授周围,聚集起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仅在希尔伯特直接指导下获博士学位的学生就有69位,他们不少人后来成为卓有贡献的数学家。曾在希尔伯特身边学习、工作或访问而受到他的教诲的数学家更是不计其数,最著名的有埃米·诺特、冯·诺依曼、高木贞治、卡拉西奥多里、策梅罗等等。

徐光启

徐光启(1562 –1633)明科学家,上海县人。于1604年考中进士,相继任礼部右侍郎、尚书、翰林院学士、东阁学士等,最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数学尤为突出。较早从利玛窦等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并介绍到中国,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编著《农政全书》、主持编译《崇桢历法》,译著《几何原本》等。他毕生致力于介绍西方科学,成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大师。

徐光启1562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出生后,家境已经衰落。青年时期他曾先后到过广东、广西等地,靠教书为生。1597年考中举人,1604年又考中进士,升任礼部左侍郎、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职。1633年去世。

徐光启虽然多次担任官职,但是他一直从事实用科学的研究。他一生读书勤奋,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治学谨严。长期的钻研学习,使他无论对我国的传统科学或者是传入的西方科学都有相当的造诣。他的著作很多,范围很广,涉及农业水利、政治军事、历算测量等许多方面。

在数学方面,徐光启的重要贡献是翻译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的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这是介绍西方数学的创举,在学术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共同研究西方科学。几年后,在徐光启的提议下,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执笔,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反复订正,终于在1607年合译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并在北京出版。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西方数学书籍,已收入我国的《四库全书》中,现珍藏在北京图书馆内。徐、利合译的《几何原本》,不仅打开了中西学术交流的门户,而且在译本中还首创了许多汉文数学译名:几何、平行线、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幂等。这些数学术语一直沿用至今,还被日本、韩国等国所采用,为世人所公认。

徐光启的天文工作,奠定了我国以后三百多年的历法工作的基础。他把欧洲天文学介绍、引入我国,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吸收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其中有比我国原有的计算公式更简捷精确的球面三角法,以及“地球”、“地理经纬度”、“时差”、“蒙气差”等概念和更先进的度量制度,如把圆周分成三百六十度,一天时间分成九十六刻等。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研究和吸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

开始进入中西结合的阶段。

总之,徐光启是我国十六、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某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会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史上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先驱人物。

朱世杰

朱世杰(生卒年不详,生活于13—14世纪)元代数学家,籍贯燕山(今北京附近)。他长期从事数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以数学名家周游各地二十多年,著有《算术启蒙》(1299年)三卷,《四元玉鉴》(1303年)三卷。前者包括了从乘除及其捷算法到增乘开方法,天元术各方面的内容;后者是中国古代水平最高的数学著作,对四元术即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及招差术(有限差分)都有重大的贡献。

在13世纪中叶,在河北南部和山西南部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天元术”(一种带有中国古代数学特点的代数学)为代表的数学研究中心。当时的北方,正处于天元术逐渐发展成为二元、三元术的重要时期,正是朱世杰把这一成就拓展为四元术的。

朱世杰除继承和发展了北方的数学成就之外,还吸收了当时南方的数学成就——各种日用、商用数学和口诀、歌诀等。朱世杰在经过长期游学、讲学之后,他全面继承了秦九韶、李冶、杨辉三人的数学成就和各种实用算法,而且创造性地予以发展,终于在1299年和1303年在扬州刊刻了他的两部数学著作——《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把我国古代数学推向更高的境界,形成宋、元时期中国数学的最高峰。

朱世杰还继承发展了日用、商用数学。由此可见,朱世杰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宋元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性人物,是宋元数学的代表,是中国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古代数学发展的顶峰。

秦、李、杨、朱的数学著作内容广泛而艰深,象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天元术、四元术、大衍求一术、垛积术和招差术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成就,分别比欧洲要早出现四百年到八百年,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一丰富多彩的辉煌时期在我国数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总之,朱世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数学成就,为推进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由于朱世杰和其他同时代数学家的共同努力,使宋、元时期的数学水平达到光辉的高度,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前列。朱世杰不愧是我国乃至世界数学史上负有盛名的数学家。

获沃尔夫奖唯一华人数学家——陈省身

(1911~2004)

在数学领域,沃尔夫奖与菲尔兹奖是公认的能与诺贝尔奖相媲美的数学大奖。菲尔兹奖主要奖励在现代数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年轻数学家,而沃尔夫奖主要奖励在数学上做出开创性工作、具有世界声誉的数学家。到1990年为止,世界上仅有24位数学家获得过沃尔夫奖,而陈省身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由于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杰出工作获得1984沃尔夫奖,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华人数学家。

刘徽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刘徽的一生是为数学刻苦探求的一生.他虽然地位低下,但人格高尚.他不是沽名钓誉的庸人,而是学而不厌的伟人,他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秦九韶

(公元1202~1261年)

南宋,数学家。他在1247年(淳佑七年)著成『数书九章』十八卷.全书共81道题,分为九大类:大衍类、天时类、田域类、测望类、赋役类、钱谷类、营建类、军旅类、市易类。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巨着,它总结了前人在开方中所使用的列筹方法,将其整齐而有系统地应用到高次方程的有理或无理根的求解上去,其中对「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和「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等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其中的”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在古代<孙子算经>中载有”物不知数”这个问题,举例说明:有一数,三三数之余二,五五数之余二,七七数之余二,问此数为何?这一类问题的解法可以推广成解一次同余式组的一般方法.奏九韶给出了理论上的证明,并将它定名为”大衍求一术”。

杨辉——宋代著名的数学教育家

杨辉,字谦光,中国南宋(1127~1279)末年钱塘(今杭州市)人。其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均无从详考。据有关著述中的字句推测,杨辉大约于13世纪中叶至末叶生活在现今浙江杭州一带,曾当过地方官,到过苏州、台州等地。是当时有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他每到一处都会有人慕名前来请教数学问题。杨辉一生编写的数学书很多,但散佚也很严重。据史料记载,他至少有以下书,曾在国内或国外刊行:《详解九章算法》12卷(1261)《详解算法》若干卷 《日用算法》(1262)

《乘除通变算宝》3卷(1274)《续古摘奇算法如卷(1275)

《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如卷(1275)其中《详解九章算法》残缺不全,《详解算法》、《日用算法》迄今未见传本。而后3种共7卷合刊在一起,被称为《杨辉算法》。杨辉继承中国古代数学传统,他广征博引数学典籍,引用了现已失传的宋代的许多算书,使我们才得知其部分内容。其中,刘益的“正负开方术”,贾宪的“增乘开方法”与“开方作法本源”图(即误传为“杨辉三角”),就是极其宝贵的数学史料。

杨辉继沈括研究“隙积术”之后,研究了“垛积术”,即关于高阶等差数列的研究。他首次将所谓“幻方”问题作为数学问题研究,并创“纵横图”之名。他给出了三阶至十阶幻方的实例,对某些构成原理也有所研究。杨辉之前在中国尚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杨辉之后,明、清两代中国数学家关于纵横图的研究相继不绝,因此杨耀的著述也是研究关于幻方乃至组合数学历史的珍贵资料。杨辉还非常关心日常计算技巧,改进算法程序。

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

(1933~1996)

在现代数学史上,陈景润的名字与哥德巴赫猜想紧紧联系在一起。被誉为光辉成就的“陈氏定理”将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推进了一大步,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数学界的伯乐——熊庆来

人们在赞美千里马时,总会记起识马的伯乐。中国科学界在赞美华罗庚时,也不会忘记他的老师、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熊庆来。

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云南弥勒人,18岁考入云南省高等学堂,20岁赴比利时学采矿,后到法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他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 祖冲之博览当时的名家经典,坚持实事求是,他从亲自测量计算的大量资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过去历法的严重误差,并勇于改进,在他三十三岁时编制成功了《大明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

著名历史典故简介 篇5

春秋时期有位出色的琴师名叫俞伯牙。他弹起琴来,琴声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据说连吃草的马也会抬头倾听。伯牙创造出许多优美的乐曲。其中他最满意的是《高山流水》。虽然人们都喜欢听这首曲子,但是却不能理解它的含义。

后来,伯牙遇到了一个能听懂高深音乐的人。他就是钟子期。一次,伯牙向钟子期弹起了这首曲子。钟子期闭上眼睛,静心聆听。当弹完一个段落后,钟子期赞叹道:“真妙啊,气势磅礴,就像挺拔雄伟的泰山!”

伯牙没有答话,继续弹下去。琴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演奏停止后余音袅袅。钟子期深情地说:“真妙啊,我仿佛看见了烟波浩渺、宽广无边的江河流水啊!”

伯牙激动地说:“你真是我的知音啊!”

分别时两人相约,一年后的今天再到这里来相会。但到了那一天,钟子期却爽约了。几经打听,伯牙才知道,原来钟子期在不久前去世了。伯牙万分悲痛,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前,凄楚地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罢,他挑断了琴弦,长叹了一声,把心爱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小编解读

世界著名实验室简介 篇6

实验室是科学的摇篮,是科学研究的基地,对科技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实验室更被喻为科研领域的麦加,是科技工作者向往和追随的地方。这些实验室往往代表了世界前沿基础研究的最高水平,诞生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创新成果,是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下面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分类加以介绍。

一、第一类是建立在大学里面,附属于大学或者是由大学代管的实验室。例如: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实验室,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实验室,等等。美国很多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为政府代管国家实验室,这些设在大学里的国家实验室作为原始性创新基地,在国家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攻关中承担着重要使命。

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LBNL)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位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占地81公顷,毗邻旧金山湾。它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由伯克利代管。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是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先生于1931年建立的,早期关注于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建起了第一批电子直线加速器,发现了一系列超重元素,开辟了放射性同位素、重离子科学等研究方向,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核物理学的圣地。它是美国一系列著名实验室:Livermore,Los Alamos,Brookhaven等实验室的先驱,也是世界上成百所加速器实验室的楷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现在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下设18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涵盖了高能物理、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建立以来,共培养了5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4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现有3800名雇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伯克利分校的老师和学生,2004年的财政预算超过5亿美元。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目前实验室的主任是朱棣文先生,他是极少数担任美国国家学术机构领导的华人之一。

2、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Lincoln Laboratory)

MIT于1951年在麻省的列克辛顿(Lexington)创建了林肯实验室。其前身是研制出雷达的辐射实验室。该实验室是联邦政府投资的研究中心,其基本使命是把高科技应用到国家安全的危急问题上。它很快在防空系统的高级电子学研究中赢得了声誉,其研究范围又迅速扩展到空间监控、导弹防御、战场监控、空中交通管制等领域,是美国大学第一个大规模、跨学科、多功能的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

1957年该实验室建成全固态、可编程数字计算机控制的雷达系统(Millstone Hill radar),实现了对空间目标的实时跟踪,既能跟踪苏联卫星的活动,也能监控卡那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后来,这发展成弹道导弹战略防御系统,其中关键性的技术是数字信号处理和模式识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林肯实验室开发了卫星通信系统,导致8颗实验通信卫星的发射。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实验室开始研究民航交通管制,强调雷达监控,进行恶劣气象的检测,开发了航空器的自动化控制装置。在20世纪80年代,实验室为克服大气紊流的影响,开发了大功率激光雷达系统。20世纪90年代,为NASA等开发了传感器。现在,林肯实验室则在开发陆地图像处理设备。

为了支持庞大的创新研究,林肯实验室一直保持了在基础研究上的领先地位,例如表面物理、固态物理以及有关材料的优势。它完成了开发半导体激光器的早期研究,设计了红外激光雷达,并开发了高精度卫星定位与跟踪系统。

林肯实验室在计算机图形学、数字信号处理理论以及设计与建造高速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等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信号处理毕竟是实验室许多项目的核心技术,包括高吞吐率的通用信号处理器。它在语音编码与识别方面也有许多出色工作,为自动翻译开拓了道路。

林肯实验室现有雇员2432人,它在2003财政的经费是5.226亿美元,其中91.6%即4.787

亿美元来自美国国防部,这就不难理解MIT林肯实验室事实上是美国军事电子系统的大本营。

3、加州大学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LANL)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圣塔菲西北56公里处,成立于1943年,以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而闻名于世。

洛斯阿拉莫斯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科学城和高科技辐射源。实验室在二战期间由罗斯福总统倡议建立,是曼哈顿工程的一部分。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是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

该实验室是一所由能源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管理的多计划研究机构。其研究工作分两大类:武器研究,包括开发满足目前军事需要的核弹头、设计试验先进技术方案,以及通过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实验与理论研究,维持一项创新性武器研究计划;非武器研究,包括核裂变、核聚变、中等物理加速、超导、计算科学、生物医学、地球科学、非核能及基础能源科学等。

这里云集了大批世界顶尖科学家,目前共有1.2万名雇员,每年经费预算高达21亿美元。

4、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BNL)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位于纽约长岛萨福尔克县(Suffolk County)中部,原址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陆军厄普顿兵营。该实验室成立于1948年,现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由石溪大学和BATTELLE成立的布鲁克海文科学学会负责管理。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拥有3台开展研究用的反应堆和同步辐射光源、强场核磁共振仪、投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正电子断层成像仪、回旋加速器等一大批大型仪器和设备。除开创了核技术、高能物理、纳米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外,该实验室还在生物、化学、医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和技术等多学科开展研究。大科学装置群的强大支撑能力和多学科交叉的环境,使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在发展新型、边缘科学和突破重大新技术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取得多项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并数次获得诺贝尔奖,成为著名的大型综合性科学研究基地。

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拥有3000名雇员,每年还接待全球的超过4000名科学家的访问。布鲁克海文的研究经费超过4亿美元。

5、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JPL)

喷气推进实验室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发和管理无人空间探测任务,行政上属于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前身是由航空大师西奥多.冯.卡门于1936年牵头成立的喷气动力研究所。在国际科技界,喷气推进实验室如雷贯耳,它在美国导弹和航天发展史上起到了空前的作用,尤其是1958年“探险者1号”进入轨道,确立了其作为“太空开发计划之母”的地位。目前喷气推进实验室共进行着45个项目的研发,各种无人探测器升空后的控制工作大都由其负责。它还担负着对地球准确测量的任务,控制着全球的深空探测网络。这里汇集了太空研究领域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员工总数超过5200人,研究经费达13亿美元。

6、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ORNL)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是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的科学和能源研究实验室,成立于1943年,原称克林顿实验室,是曼哈顿秘密计划的一部分,现由田那西大学和Battelle纪念研究所共同管理。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要从事核能、物理及生命科学的相关研究。70年代成立了能源部后,使得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研究计划扩展到能源产生、传输和保存等领域。

目前,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任务是开展基础和应用的研究与开发,提供科学知识和技术上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方法,增强美国在主要科学领域里的领先地位;提高洁净大量能源的利用率;恢复和保护环境以及为国家安全作贡献。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许多科学领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它主要从事6个方面的研究,包括中子

科学、能源、高性能计算、复杂生物系统、先进材料和国家安全。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现有雇员3800多人和客座研究人员大约3000人,经费超过10亿美元。

7、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ANL)

阿贡国家实验室是美国政府最老和最大的科学与工程研究实验室之一——在美国中西部为最大。阿贡是1946年特许成立的美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的研究中心之一。过去半个世纪中,芝加哥大学为美国能源部及其前身监管阿贡国家实验室的运行。

阿贡是从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工程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后,阿贡接受开发和平利用原子反应堆的任务。数年来,阿贡的研究不断扩大,包括了基础科学、科学设施、能源资源计划、环境管理、国家安全、工业技术开发等许多领域。阿贡有两个场所:位于伊利诺州的东场所,占地1500英亩,是美国能源部芝加哥工作办公室所在地;位于爱达荷州的西场所,占地约900英亩,是阿贡多数主要核反应堆研究设施的所在地。

今天,阿贡的雇员超过3500名,运行经费约为4.75亿美元,支持200多个研究项目,从原子核研究到全球气候变化研究。1990以来,阿贡曾与600多家公司、无数的联邦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组织一道工作。

二、第二类实验室属于国家机构,有的甚至是国际机构,由好几个国家联合承办。它们大多从事于基本计量,高精尖项目,超大型的研究课题,和国防军事任务。例如:

1、德国的联邦技术物理研究所(Physikalisch Technische Bundesanstalt,简称PTB)

建于1884年,原名帝国技术物理研究所(Physikalisch Technische Reichsanstalt,简称PTR),相当于德国的国家计量局,以精密测量热辐射著称。十九世纪末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致力于黑体辐射的研究,导致了普朗克发现作用量子。可以说这个实验室是量子论的发源地。

谈到该实验室就须介绍物理学史上两位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是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维恩Wilhelm Wien(1864-1928),他曾是该实验室的理论带头人,在这里工作长达近十年的时间。他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几个重要的热辐射定律。

第二位是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郎克,他发现的能量级对物理学的进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继维恩后曾在该实验室工作的一位重要的学术带头人。

2、英国的国家物理实验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简称NPL)

英国的国家物理实验室,是英国历史悠久的计量基准研究中心,创建于1900年。

1981年分6个部:即电气科学、材料应用、力学与光学计量、数值分析与计算机科学、量子计量、辐射科学与声学。

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计量中心,与全国工业、政府各部门、商业机构有着广泛的日常联系,对外则作为国家代表机构,与各国际组织、各国计量中心联系。它还对环境保护,例如噪声、电磁辐射、大气污染等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议。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共有科技人员约1000人,1969年最高达1800人。

3、欧洲核子研究中心(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简称CERN)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创立于1954年,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国际性的实验组织。它的创建、方针、组织、选题、经费和研究计划的执行,都很有特点。1983年在这里发现W±和Z0粒子,次年该中心两位物理学家鲁比亚和范德梅尔获诺贝尔物理奖。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由欧洲11个国家从1951年开始筹划,现已有26个成员国。经费由各成员国分摊,所长由理事会任命,任期5年。下设管理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和实验委员会,组织精干,管理完善。研究人员共达9000人,多为招聘制。这是一个旨在探索“宇宙开始时最

基本的东西是什么”等问题的纯科学的物理研究机构,也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学实验室之一。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80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物理学家曾在此工作过。

这个研究中心建有两个国际研究所,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小组研究亚原子核的结构及其理论。第一研究所装有6亿电子伏的同步回旋加速器,28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等。第二研究所在第一研究所旁边,它装有一台周长约7千米的新质子同步加速器。

研究中心除有许多先进而价格昂贵的试验设备外,还有图书资料室,并出版《欧洲核研究组织信使》(月刊)和科学报告等。由于中心的设备齐全,服务优良,加上科学家们的勤奋努力,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粒子物理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果,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子研究中心。

数十年来,该研究中心先后建成质子同步回旋加速器、质子同步加速器、交叉储存环(ISR)、超质子同步加速器(SPS)、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LEP)、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氢气泡室(BEBL)。

4、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Paul Scherrer Institute,简称PSI)

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是瑞士科学和技术的多学科研究中心。在与国内外大学、其他研究机构和工业界的合作中,PSI在固态物理、材料科学、基本粒子物理、生命科学、核与非核能研究及与能源有关的生态学的研究中非常活跃。

PSI是瑞士最大的国家研究所,有雇员1200人,是瑞士唯一这种类型的研究所。

PSI研究的重点放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特别是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领域和对教育和培训具有重要意义、但超出大学单个系能力的领域。

PSI研制和运行需要特别高标准的技术诀窍、经验和专业的复杂研究设施,拥有散裂中子源,瑞士光源(SLS)等大科学装置,是世界科学界主要的用户实验室之一。通过它开展的研究,PSI获得新的基础知识,并积极促进其在工业上的应用。

三、第三类实验室直接归属于工业企业部门,为工业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服务。其中最著名的有贝尔实验室和IBM研究实验室。

1、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

贝尔实验室原名贝尔电话实验室,始建于1925年,总部在美国纽约(后迁至新泽西州的墨里黑尔)。它是一个在全球享有极高声誉的研究开发机构,主要宗旨是进行通讯科学的研究,有研究人员20000人,下属6个研究部,共14个分部,56个实验室,每年经费达22亿美元,其中10%用于基础研究。除了无线电电子学以外,在固体物理学(其中包括磁学、半导体、表面物理学)、天体物理学、量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等方面都有很高水平。

贝尔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共获专利26000多项(平均每天一项),其中重大科研成果50多项,如有声电影、晶体管、信息论、激光理论、3K宇宙背景辐射、可视电话、磁泡器件、光通信、数字计算机等,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里每年都要发表上千篇学术论文,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几十年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先后有:发明电子衍射的戴维森,发明晶体管的肖克利、巴丁和布拉坦,发明激光器的汤斯和肖洛,理论物理学家安德逊,射电天文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正是由于贝尔实验室产生了许多科学研究的突出成就,人们把它看作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研究机构之一。

2、IBM研究实验室(IBM Research)

IBM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简称,创建于1911年,现已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在计算机生产与革新中居世界领先地位。

IBM研究实验室也叫IBM研究部,共有研究人员3500人,还吸收许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参加工作。它专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并探索与产品有关的技术,其特点是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科学家在这里工作,一方面推进基础科学,一方面提出对实际应用有益的科学新思想。研究部下属四个研究中心:

(1)位于美国纽约的Thomas J.Watson研究中心。从事计算机科学、输入/输出技术、生产性研究数学、物理学、记忆和逻辑等方面的研究。其中物理学包括:凝聚态物理、超微结构、材料科学、显微技术、表面物理、激光物理以至天文学和基本粒子。

(2)位于美国加州的Almaden研究中心。除了计算机科学以外,还进行高温超导、等离子体、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同步辐射等研究。

(3)瑞士Zurich研究中心。重点是激光科学与技术,特别是半导体激光器、光学储存、光电材料、分子束外延、高温超导、超显微技术等方面,还进行信息处理等计算机科学研究。

(4)日本东京研究中心。内分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新技术研究所和东京科学中心,主要是结合计算机的生产和革新进行研究。

著名音乐家简介 篇7

赵院长:对于我们这个学校的历史, 你们的主编曾老师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曾老师曾经就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院, 原来就和中国音乐学院在一个院里。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之前, 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大概是这样定位的:1949年以前, 从教育理念到人才培养模式, 基本依据西方音乐教育体系;1949年以后, 又融入苏联音乐教育体系——当然, 苏联的体系也是以西方为基础的。那么, 有没有民族音乐教育的专业呢?有。但它是支离破碎的, 不入主流或被边缘化的。

到了1963年, 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中国刚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 经济开始恢复, 因此, 文化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经济发展, 必然也要有如同今天说的这个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 必须要有自己的系统。所以, 当时成立中国音乐学院, 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民族音乐的教育体系——一个理论、创作、表演这几个方面结合的体系。这个问题在1963年被提出来后, 1964年便成立了中国音乐学院。

今年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五十周年校庆。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首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后任代院长的人民音乐家马可 (1) 同志 (首任院长为人民音乐家安波 (2) ) 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大会上就说, 我们的任务, 就是建立民族音乐的教育体系;安波同志也说, 如果不去建设这个体系, 中国音乐学院就没有办法教学, 没有教学的依据。这就是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特色非常鲜明的、有中国人的音乐话语体系和话语支撑的这样一个体系。

当时动作很大:中央音乐学院的民乐系 (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有民乐系)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就是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前身) 全部规划到了新诞生的中国音乐学院当中。

这件事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除机构的调整外, 全国各地从事民族音乐理论、创作、表演的大师都先后调进了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在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作曲、表演三大结构中建立了五个系:音乐理论系、作曲系、声乐系、歌剧系、民族器乐系。

比如, 歌剧系是学习、探索民族化歌剧的, 也就是走《白毛女》、《小二黑结婚》那条路。当然, 咱们的歌剧, 跟西方歌剧比较起来, 在音乐结构上还比较简单。但人民大众那时候是非常喜欢的, 在过去的革命年代中发挥着重要的号召作用、进步的引领作用。因为成立了这么几个系, 有这样一个队伍、这样一个架构, 从1964年起, 不到两年的时间, 在国内已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有相当多的成果。

所以, 中国音乐学院的建设, 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建设。在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岁月中, 我们的历任院长们就是以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去考虑和探索的:不只是培养表演和作曲, 因为它一直是一个体系的建设的延伸, 因此, 理论研究同样重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 我们又开始增加了艺术管理系、音乐教育系。其中, 音乐教育系就是培养传统音乐传承教育方面的人才。

2000年, 由于行政管理格局的调整, 在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这个背景下, 教学格局也有所调整——中国音乐学院增设了钢琴系、指挥系、管弦系等, 前几年还成立了音乐科技系。但是, 不论成立什么系, 总还是围绕着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来建设的。比如, 钢琴系主要的特色是别的学校没有的——主要是去发展中国的钢琴音乐, 聚集它的创作和演奏去向世界传播;管弦系同样是创作、表演中国的管弦乐。但是, 要发展钢琴和管弦乐这样发源于西方的艺术——人家有几百年的历史, 成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 我们还必须得把它学好。若不把它学好, 是不可能真正发展中国的钢琴音乐和管弦音乐的。

所以, 我认为, 走中国民族音乐化的道路, 在中国音乐学院乐学院是一个传统, 是它的历史使命。别的学校也可以做做, 也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但中国音乐学院不能不做, 这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如果它不做这个, 就没有必要办这个学校。这是具有特色的体系建设。当然, 这个体系的建设的建设, 中国音乐学院要主动、自觉地把全国带动起来, 包括我们的“两会、一节” (3) , 都是在围绕这个体系建设都是在围绕这个体系建设, 把全国的相关学校都团结起来, 来共同完成这个大事业。

所以, 中国音乐学院走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之路, 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其次, 理论研究、创作实践、表演实践这三个环节, 必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存在我们哪个环节比较突出、比较强。这三个环节, 如果不相互支持的话, 它们不可能向着一个整体目标发展。所以中国音乐学院这些年来, 虽然在表演方面培养的人才很多, 但一定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体系的建设成果。外界不要以为学校就只是教表演。中国音乐学院的定位是一个教学科研型的学校。我认为, 我们突出表演人才的培养, 是建立在强大的理论和创作支撑的基础上的强大的理论和创作支撑的基础上的。我们把创作比作整体学科建设的发动机, 理论研究是思想库, 表演才能作为一双翅膀飞起来。这就是整个思路。

本刊记者:从学院的“两会、一节”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音乐学院是在围绕学院办学特色和“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办学目标, 做传统音乐传承传播的大事业。您作为学院的掌舵人, 请您谈谈其下一步发展思路和目标是什么?尤其是在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传播方面?

赵院长:刚才我们提到“两会、一节”——其中的“两会”, 一个是“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区域音乐文化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一个是“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这两个会都是两年开一次, 主要是以开会的形式与各个学校加强联系和学术交流。事实上, 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也是中国的传统音乐的有机组成, 为了强调, 把这个课题划分一下, 而且特别重视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传承。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名字还有一个内涵:既然带着“中国”, 就应该是56个民族的音乐学院——这里面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这56个民族都有权利享用国家的优质音乐教育资源, 都有权利获得来这个学校学习的机会;另一层含义更深, 就是要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 如果没有56个民族的音乐资源的话, 那构建起来的能叫中国民族音乐的教育体系吗?56个民族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 这些资源就是我们教育教学的资源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培养他们合理的价值观、音乐观的资源。

所以, 我们的“两会”, 就是围绕这个目的来做的, 且如前面说的, 要大家共同努力。仅凭中国音乐学院一个学校, 是不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伟大事业的。因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或说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是由不同区域/民族的音乐文化构成的。如果每个地区的院校都能积极主动地把区域音乐文化作为最有特色的传承工作来做, 就能把整个体系支撑起来。所以, 我们通过“两会”等平台努力加强和地方院校的联系和交流, 共同来做好这件事情。两年一次很正常, 效果也很好。

“一节”就是“北京传统音乐节”。此事缘起如下——我刚来那几年, 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几位教授, 如李西安教授、樊祖荫教授、谢嘉幸教授等, 来一起商量要打造一个综合的、实践表演的平台和理论交流的平台, 目的是给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提供一个开阔视野的平台, 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音乐教育的平台, 并通过这个平台把优秀的民族音乐资源及其魅力进行展示。当时我们就想, 北京市里有一个“北京国际音乐节”,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北京现代音乐节”。其中, “北京国际音乐节”基本上都是在传播世界各地的音乐, 但其中并没有多少中国音乐的位置, 显得似乎有点音乐文化上的“不自信”;而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现代音乐节”, 内容是前沿的现代音乐, 而现代音乐也基本上是西方的——它的“现代音乐”的定位还未脱离西方的“现代”。

那么, 在那样的定位中, 就容易导致我们国家的音乐文化生活的导向里面缺少了中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而这个传统, 为我们保存着保存着对于未来有着重要创造价值的鲜活的基因。为此, 我们决定要创建一个自己的传统音乐节, 并在商议后定名为“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口号就是“重新认识传统, 尊重传统, 再发现传统”。在此之下, 再组织几个板块, 以后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每一届形成一个主题, 然后有几个板块。

第一届开幕式的主题是“北京音乐八百年”。我们知道, 北京从元大都开始, 文字记录其建都有八百年的历史, 很多的音乐体裁在北京产生, 而且后来和北方其他地区的交流也多。文献记载中的一些东西, 我们通过研究工作把它复原, 策划了一个“北京音乐八百年”的主题, 然后设计了几个板块, 如“四方水土”、“八面来风”等。这里面有区域音乐, 还有少数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等。第二届的主题叫“五彩丝路”。“丝路”不光是指陆路的这个丝绸之路, 它的概念放大了, 除了海上的丝绸之路以外, 大凡和中国进行过交流与沟通的其他音乐文化, 其相关的内容我们也放进去了——也就是把“丝绸之路”作为了传播、交流的载体。第四届, 就叫“大河颂”, 我们把人类的音乐文化的缘起和传播方式, 借助河流的走向及其孕育两岸艺术文化的传播途径展开——包括印度的恒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中国的长江、非洲的尼罗河等, 以此分成不同的板块, 并把相关国家的传统音乐请来, 在不同的河流区域中展示不同的传统音乐文化。

这次, 在今年10月, 配合着校庆, 将设计一个叫作“国乐魂”的主题, 从国乐传承的角度展开——从刘天华开始, 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传承。中国的国乐 (民乐) , 进入到高等教育当中的时间很短, 其正式成为课程, 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了。正式将“国乐”作为一个学校当中的专业来建设的, 是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民乐系。当时虽然在建设, 但是被各界重视的程度不够。而其实质性的学科建设, 还是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以后。

音乐节在刚开始办的时候, 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它在学科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 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 逐渐拓展了它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发展、走向世界走向世界, 乃至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

这“两会、一节”, 将来我们还要把它们继续办下去, 办得更强、更好, 办成一个鲜明夺目的传统音乐艺术教育、传承与传播的品牌。

本刊记者:我们了解到, 在“两会、一节”的基础上, 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于今年5月份正式成立了, “中心”成立的意义、远景和发展策略是什么, 可否请您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一下?

赵院长: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这个名称, 是在考虑了好几个方案的基础上, 最后确定下来的。它是在过去的工作内容的基础上, 和学院的特色定位结合起来考虑的。“研究中心”的工作让谢嘉幸教授主持。谢教授年龄到了, 退了, 但是给他建立一个中心。他目前身体也好, 干劲也大, 而且思想也很解放, 对传统也有很深入充分的认识。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音乐研究机构, 挂靠在音乐研究所, 主要每年做研究规划的课题, 把“两会、一节”的内容也放在其中——即“两会、一节”的办公、组织、执行处在研究所。

在这个“研究中心”里, 我们已经在开始关注音乐的传播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了。过去我们所讲的传播是在一个狭义的概念上的, 不像你们是研究所有的音乐传播现象的。我们音乐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对传播的领域, 特别是新发展出来的这些传播问题和现象已经注意到了, 但是关注得还不太够。

我们学校如果还不注意音乐传播这个问题, 如果不把它纳入到中国音乐教育体系里面去考虑的话, 恐怕和现在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就有差距了。因为在学校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十年前, 中央领导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温家宝总理在给学校的贺信里面, 就把这一条写上了, 就是:“民族音乐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这个是从一开始建校就有的目标, 最后还加上了四个字“走向世界”。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我们有协同创新中心, 也有传播、传承的“研究中心”, 中央领导同志又赋予中国音乐学院一个新的使命——它不光是传是传承自己的, 它还要向世界去传播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对当今的世界音乐文化格局而言,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也要思考在世界多元文化中, 中国音乐文化应当做出什么贡献。我们需要立足传统, 只有立足传统, 才能对世界音乐文化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而且, 如果我们不继承传统, 不了解传统, 我们的文化自信何来?但是, 如果仅仅知道自己的传统, 不知道世界的音乐文化, 不把自己放在世界音乐文化当中去认识, 同样也不会自信。因此, 另一方面, 我们要有世界的眼光, 没有世界眼光, 就不可能认识到我们的音乐文化对世界音乐文化的意义。如果拥有世界眼光, 我们的胸怀是开阔的, 即使“和而不同”, 也是尊重不同的音乐文化的。我们要用宽广的胸怀, 去做出中国人的贡献, 给人类的音乐文化的进步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做出贡献。

总之, 我们不但要将中国音乐学院全力打造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人才培养的高地、中国民族音乐科研和信息基地基地, 还要将它打造成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对外交流的基地——即向世界传播中国音乐文化的窗口。也就是说, 要在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国音乐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方面有所作为。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 还需要提升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况且, 经济要可持续地发展, 也必须要有文化深厚的支撑。举行文化活动本身也是一种表达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有效方式, 也有助于突出传统音乐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应有的地位。

我们当下又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期, 那就是国家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的教育也必须要抓住这个机遇的教育。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文化自觉一个和自信的人、有世界眼光的人、胸怀宽广的人, 也希望学生们能够作为中国音乐的传播和传承、弘扬、走向世界的种子, 播撒到各地去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完成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应该完成的使命。

我们的“研究中心”要把我前面提到的、过去的那几件事再做扎实、做强大, 在理论的层面, 为整个的学科建设发展提供思想, 并搭建一种新的平台。它的任务还是很重的, 也是很有意义的。

本刊记者:赵院长, 我们阅读了您的相关论著后, 看到了您作为一名学者, 有着开阔的胸怀和视野, 秉持多元文化价值相对论的理念, 并以学者的冷静、客观、中庸, 对民族音乐研究怀有深厚的感情, 研究成果严谨、细致、丰厚。您为什么对民族音乐研究这一领域情有独钟?能否结合您的成长经历, 给年轻的学子们分享您的感悟?

赵院长:过去我学音乐, 学的全是西方音乐。比如, 在大学里, 我和声学学得不错, 毕业留校 (新疆师范大学) 以后, 本来系里想让我教和声学的, 但是当时已经有一名老师在教这门课了。而当时教育部刚发布了师范院校的教学大纲, 其中, “民族民间音乐”这个课没有人教, 大家都不教。曾老师可能也知道, 当时人们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 是一个不自信的状况。跟西方的东西相比, 好像不能在一个平台上对话。当时我就想:“好, 我就开始准备这个课吧!”

在准备这门课的过程中, 机遇是什么呢?当时杜亚雄来了——他到新疆来采风, 他以前的一个同学就把我介绍给他。我跟着杜亚雄先生出去实地调查了大概有一个多月, 他在新疆的那段时间搜集的材料, 就是为了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里面的新疆部分。这次调查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观点和视角呢?这不像过去采风是作曲采风, 录了音, 回来将音调特点什么的勾勒一下, 再作为人们创作的主要依据。这次完全是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借鉴了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视角, 用这些视角, 再加上音乐学本身的知识, 去观察这些民间音乐、去调查这些民间音乐。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下子感受到, 民间音乐, 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宝库!民间音乐真是太伟大了!

我们对民间音乐的观察视角不一样了, 我们和民间音乐接触的亲密度不一样了……那种融入式的方法, 那种和民间艺人近距离交流、接触的互动方式, 使我进入一个全新的科学实践的空间。那时候, 交通也不方便, 我们背着沉重的采访器械, 风里来、雨里走……尽管很累、很苦, 但是这个学科震撼了我。它有这么多的知识!我觉得, 学了这些知识以后, 过去那种比较狭隘的胸怀, 一下子就拓展了, 视角和眼光一下子就打开了。自此, 我更加热爱民族民间音乐这个领域, 尤其非常喜欢民族音乐学!紧接着, 1983年到1984年, 我就在中国音乐学院的创研部进修了一年民族音乐学。

那时曾老师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也住在我们院里, 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他们辩论的文章, 其中有关于民族音乐学问题的文章——对这个学科的名称、定义、概念体系、内涵等方面, 不断地进行讨论。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 我对民族音乐学有了更多的认识。然后, 从1987年开始, 我就把过去的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首先就是新疆蒙古族音乐的问题。我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待过7年。这7年的经历非常丰富, 很有意思。我开始研究新疆蒙古族音乐。我是1987年开始的硕士生阶段的学习, 当时就研究蒙古族的和新疆的音乐。那个时候, 我努力按照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去实践, 在导师的指导下, 去具体地操作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单元。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 对我的锻炼还是比较大的。我的硕士论文是《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 后来发表在了《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上面。对我个人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训练。

后来我调到新疆艺术学院, 上“民族民间音乐”这门课。上课时, 重点考虑的是区域的音乐文化, 其他的就给学生们教一些基本的东西, 主要是对新疆音乐进行研究, 把新疆音乐放到中国音乐的整体当中来看。

我在扬州大学博士毕业的时候是1998年。黄翔鹏先生在生前曾对我说, 希望我博士毕业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去。而周吉当时到了扬州, 陪我喝了一晚上酒, 就谈让我回到新疆去的事情, 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我父母也是这样的。我父母说, 新疆培养了你, 你就应该回到新疆去工作。我2006年才来的北京。2005年我在美国待了半年。

我准备从新疆调往北京时, 当时提出来过来以后就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了——那时候我已经是新疆艺术学院的院长, 我想我不做领导了, 就做一个在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方面作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老师吧!但是, 领导研究了以后还是让我来担任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金铁霖教授。

我的音乐之路, 其实和家庭没有什么联系。因为我父亲是从事法律的, 1979年因国家法制建设, 他被从新疆调到全国人大法工委, 从事立法工作。父母他们和音乐都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音乐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我到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 也是以知青的身份下去的。下去以后在农村待了一年。那里成立新型的文艺单位, “换血”的时候就把我们十几个人引进去了。中间经过了一次整编, 突出了民族特色, 汉族人只留下了两个, 进来了一大批当地蒙古族的。汉族和蒙古族就住在一起。我们那时就像亲兄弟一样, 所以我还学会了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

本本刊记者:我们曾经在您之前的文章中看到了您强调了音乐学习过程中的综合素质的问题, 请问您, 这一点在当下的民族音乐学习中有什么样的意义?现今民族音乐的学习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赵院长:强调综合素质的话, 音乐学这个专业本身, 特别是民族音乐学, 它之所以能够对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有所贡献, 就是因为它能和其他的学科主动地去接触并吸收其养分——吸收观察的视角、具体的方法、方法论上面的东西, 来帮助完善自身——它的特色、它的学科建设等方面。它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它的名字本身就体现了它是结合了民族学和音乐学的。我最近有一个想法, 就是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在院校的教学里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对这个学科的健康发展影响很大, 学科对知识体系的贡献也会大打折扣。就是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音乐”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越来越少。比如“Ethnomusicology”, 有人说, 变成“Eth NO music ology”——没有“音乐”的“音乐学”了。首先, 它应该把音乐看作一个人类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不可替代的认知方式, 它有它独特的方法, 因为它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是人们对世界认识的结果, 是世界观的反映。就像过去我们认识世界只是靠一些数理的公式——我们是从小学、中学上来的, 世界的物质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公式来认识的。那么人文社会科学, 比如哲学、经济学, 也都是一系列的范畴, 用来认识它的。但是音乐这种方式所表达出来的认识成果是其他方式所替代不了的, 它们应该是互补的。所以, 音乐学的研究, 研究音乐的人, 要思考音乐学这个领域能够给这个知识体系做出什么贡献, 要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很多文章看起来就像一个人类学报告, 但在人类学里面看, 它又还只是“ABC”的问题——并不解决音乐学里面应该解决的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看, 它也写得很一般, 只不过可能别人一看, 觉得“哦, 你还涉及音乐”罢了。民族音乐学, 最终还是要解决音乐学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民族音乐学当中最有特色的研究资料应是科学的、完整的、全面的、真实的田野调查资料。这个基础工作做不好, 就会得出一个空洞、庞大的结论。甚至有的人就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去简单观察了一下, 就是所谓搜集了他的论文的材料——这种情况也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 民族音乐学材料有可能和文献形成互证,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把西方的理论拿来生吞活剥。把一个现成的理论拿来以后, 就套用到国内这么具有多样性的环境、这么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民族中来, 套用到各种各样的音乐文化上面去——简单地套用, 生硬地套用, 结果得出来的是一个结论。

本刊记者:民族音乐的生存和发展, 始终体现着音乐与社会、音乐与社会文化体系的关联互动和音乐的传播活动。民族音乐总是在社会文化体系 (如生产、民俗、宗教、群体聚合等方面) 中发挥特有的功能。我们在您的相关研究中, 看到了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走出的不同的传承、发展道路, 以及民族音乐在流传中的变异现象等。在当前的社会中, 音乐传播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请赵院长谈谈,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 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将迎来什么样的新契机?或者说, 音乐传播研究如何助力于民族音乐研究在当下的新的发展?

赵院长: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所研究的民族音乐学, 它是一个开放的学科, 不断融汇着新的知识领域。从这个学科的形成历史和它成长的过程来看, 它都是借助其他学科的资源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综合和立体化地来认识研究对象的。我记得2002年在北京广播学院 (现中国传媒大学) 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上, 冯光钰先生提交的一篇论文叫《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与“同宗”现象》, 这篇论文强调、呼吁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意义。

冯光钰先生做过同宗民歌研究, 还做过曲牌研究。别看他是从单个曲牌入手, 他研究的可是曲牌在不同地区的分布, 他对每一个曲牌做背景介绍的时候都关注到音乐传播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在我的研究中反复出现。比如, 我研究跨界、跨国民族的音乐文化——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这方面的。在做了一些文献工作以后, 我和王小盾老师一起做了田野调查, 一共四个月时间。回来后, 又在西北地区做了一些调查。我从这里面悟出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 跨界民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研究他们的音乐, 可以拓展很多我们对音乐问题的认识。像少数民族, 过去我们研究它, 只是研究境内的这一部分。而且, 通过编写“集成”等这些工作, 境内的材料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它是历史形成的现象, 要把民族音乐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 中间缺失的环链还很多。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等, 还都是口头传播的。跨界民族音乐就给我们提供了把这些环链修复起来的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让我们可以把跨界民族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比如, 清代“陕甘起义”的回民, 他们是清代同治年间“跨界”出去的, 他们的音乐文化所保存的样式, 就是清代同治年间在西北地区流传的面貌——这不是我们想象的, 而是通过一个一个问题的实证来证明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

比如说, 我博士论文里面有一节, “中亚东干民歌传承的方式”, 里面提到几个现象。《茉莉花》这个民歌也在那边流传。但是当时苏联的音乐家协会出版的一张唱片上, 这个“茉莉花”的名字被叫作了“毛李子花” (音译) 。这个“毛李子花”就是东干人 (1) 的概念。录音的人把东干人对这个民歌的解释在唱片上全都印出来了——他们说, “毛李子花”说的就是野李子树开花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人想着他远方的情人……这是非常浪漫的一种写法。这就是《茉莉花》的中亚版本。它的变化过程, 在我的研究中被整个梳理了一遍。首先, 这个歌传到了西北, 有移民的载体。再看“茉莉花”这个名字, 从语言上分析, 从词汇上分析——西北人喜欢在一个物件后面加一个轻微的“子 (儿) ”话音, 比如说, 将“眼镜”称为“眼镜子”, 其他还有“杯杯子”什么的……加一个“子 (儿) ”, 就比较亲切。从语音方面来说, 在西北方言里, “茉莉花”发音上又成了“毛李花”, 再加上“子”这个词缀, 就变成了“毛李子花”。但是这个词义没有变, 还是指向那个“茉莉花”, 只不过西北人把它叫作“毛李子花”。“跨界”了以后, 一百多年过去了, 而中亚这个地方也没有茉莉花, 于是, “毛李子花”这个意思就被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去了。整个过程经历了从语音上的变化到词义上的变化, 语音这个时候只是声音的外壳了, 内容则就完全就变了。但是, 它的基本旋律没有变化, 而且唱词还保存着清代唱词的基本面貌。

从理论上来说, 这类研究拓展了、完整了我们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认识, 也给中国民族音乐史中难以描述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材料、新的方法——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的方法。也就是说, 一个同源民族“跨界”的这个过程, 可以让我们从中去寻找历史上怎么样延续自己的传承的传承。在不同的空间, 共时上有什么延展和变化。从学科上来说, 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建设而言, 这也是拓展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进一步说, 对跨界民族所进行的音乐文化研究的意义, 有时候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学术的层面, 而是远远超越了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 关系到政治、经济、宗教乃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

说了这么多问题, 都和音乐传播有关系。如果专门做一个题目, 换一个视角, 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传播, 或者从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共时的延展和历时的延续, 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而且今天我举的一些例子都是很有意思的, 将来我们的音乐学研究, 特别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 必须自觉地注入这种传播学的视角。这一定会提升我们理解问题的能力, 让我们看问题更加全面、深刻。

在学校的学科建设方面, 也要及时关注这样的问题题。特别是今后如果有机会, 咱们可以组织一个题目, 来讨论这些问题。音乐学学科从方法、视角和实际上, 比起过去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在音乐学的研究中不关注这个问题的话, 恐怕是脱离了实际。

本刊记者:感谢赵院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感到, 今天在您这里酣畅淋漓地聆听了一堂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学前沿课, 我们相信这对我们今后的栏目和专题设计都有所启发, 也相信不同的读者在这里面也从多方面有所收获!在此衷心祝愿中国音乐学院与相关兄弟院校的“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事业继续做强做大, 更加辉煌!也衷心祝贺中国音乐学院50周年华诞!谢谢赵院长!

注释

1马可, 作曲家、音乐学家。江苏徐州人。长期从事戏曲音乐和歌剧艺术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创作领域涉及管弦乐曲、电影音乐、歌剧 (如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中担任主要作曲者) 、秧歌剧 (如《夫妻识字》、《周子山》) 、歌曲 (如《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吕梁山大合唱》等数百首) 等。——编者注

2安波, 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山东牟平县 (今烟台市牟平区) 人。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音乐组组长。主要作品领域涉及秧歌剧 (如《兄妹开荒》) 、歌剧、儿童歌舞剧、戏曲编曲、歌曲、民歌改编等等。——编者注

3指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区域音乐文化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北京传统音乐节。另, 2012年第四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开始设立“太极传统音乐奖”, 该评奖有时与前三者合称为“两会、一节、一奖”。——编者注

著名音乐家简介 篇8

神经外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创建于1953年,是国内建立最早的神经外科科室。1978年,该科室被国务院批准为硕士培养基地,1985年被批准为博士培养基地,2002年被评为湖南省重点学科,2006年被认定为国家首批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2011年被卫生部评为国家临床重点学科。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公布的《中国最佳专科排行榜》中,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名列全国第五。经过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共同努力,该科室的医疗水平始终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该科室拥有正教授10人,副教授17人,博士生导师5人,硕士生导师12人,主治医师46人,共开放住院床位260余张(包括神经外科ICU床位20张),独立的现代化专科手术室8间,拥有包括手术显微镜、神经电生理监测设备、神经内窥镜、立体定向仪、神经导航仪、超声吸引器及数字化手术平台等国际一流的硬件设施。近年来,该科室的年门诊量高达20000余人次,年住院人数达6000余人,年手术量高达5000余例。目前,该科室已成为国内乃至国际的大型神经外科诊疗中心之一。

袁贤瑞医生简介:袁贤瑞医生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肿瘤学组副组长、湖南省神经外科委员会主委、中国神经科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神经肿瘤专家委员、《国际神经病学与神经外科学杂志》副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袁贤瑞主任曾多次应邀访问欧美等国的神经外科中心,并与之进行学术交流。他擅长治疗脑膜瘤、听神经瘤、颅咽管瘤、脑干及四脑室内肿瘤、三叉神经鞘瘤、颈静脉孔区肿瘤,尤其擅长做动脉瘤手术、动-静脉畸形手术、经单鼻孔-蝶窦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等手术。迄今为止,袁贤瑞主任亲自主刀施行颅底、脑、脑干、脊髓等部位的肿瘤及血管显微手术多达6000余例,手术的成功率高达99.5%,有“湘雅名医”的美誉。

刘景平医生简介:刘景平医生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专家委员、湖南省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委、湖南省及长沙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委员。刘景平教授1983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留校后被分配到湘雅医院神经外科,此后一直从事神经外科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7年来,他凭借着扎实的显微神经外科理论基础和熟练的手术操作技术,独立开展了多种外科领域复杂手术的研究工作,曾奇迹般地一次性全部切除颅内及高颈段8个肿瘤。刘景平教授擅长做脑干肿瘤手术、复杂性颅内动脉瘤手术、大型颅咽管瘤手术、三脑室肿瘤手术、高颈段髓内肿瘤切除手术等,尤其在诊治脑积水及儿童神经外科疾病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神经内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是由我国神经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黄友岐教授于1934年创建的,是国内建立最早的神经内科科室。1993年,该科室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培养基地,2000年被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2001年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经过黄友岐、欧阳珊、陆雪芬、谢光洁、杨期东等老一代神经内科专家的不懈努力,该科室在临床、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人员梯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该科室共拥有医护人员145人,其中正教授12人,副教授14人,博士生导师9人,硕士生导师22人,共开放住院床位214张,另设有3个普通病房,1个老年病房,1个重症监护室及独立的急诊系统。近年来,该科室的年门诊量高达15万人次,年住院人数达5500余人。目前,该科室主要开展的诊疗技术有:彩色多谱勒超声脑血流检测(TCD)、重心平衡检查及治疗、诱发电位肌电图检测、远程脑电监测、多导睡眠监测、脑电地形图检查、脑脊液细胞学检查、生化及病毒学检查、脑出血颅内血肿穿刺术、脑血管疾病介入诊断治疗术、肌肉活检术、神经活检术、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及神经系统免疫疾病特异性免疫吸附治疗等。

肖波医生简介:肖波医生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脑电图与癫痫学组副组长、中国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内科学杂志》社长、《神经病学与神经免疫学杂志》副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肖波主任师从我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黄友歧教授和谢光洁教授,擅长诊治癫痫及周围神经病。近年来,肖波主任主持并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主编或主译了《神经病学》、《癫痫治疗学》、《神经病学住院医师手册》及《神经病学药物治疗》等教材或专著,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吴阶平医学研究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优秀骨干教师奖等多种奖项。

唐北沙医生简介:唐北沙医生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医学遗传学专业委员会主委、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唐北沙教授擅长诊治帕金森综合征、老年痴呆、运动神经元病、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病、腓骨肌萎缩症、痉挛性截瘫等多种神经变性疾病和神经遗传疾病。

耳鼻咽喉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耳鼻咽喉科是上世纪20年代由我国耳鼻咽喉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林筱周教授创建的,是湖南省建立最早的耳鼻咽喉科室,于200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林筱周、彭勇炎、陶正德、李学正和肖健云等老一代耳鼻咽喉科专家的带领下,该科室在内镜颅底外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并成功地开展了多种复杂的颅底外科手术,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吸引了大量世界各地的患者前来就诊。目前,该科室共开放住院床位101张,另设有15个诊室和8间隔音室,年门诊量高达9.6万人次,年手术量达4300余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耳鼻咽喉科的治疗范围是:甲状腺良恶性肿瘤、喉癌、下咽癌、鼻咽癌、鼻腔鼻窦良恶性肿瘤、扁桃体良恶性肿瘤、颈段食管癌、颈段气管肿瘤、腮腺颌下腺肿瘤、颈动脉体瘤、颈静脉球体瘤、早期声带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

孙虹医生简介:孙虹医生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南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委员会副主委、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委员会副主委、湖南省病理生理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肿瘤学会副主委、美国耳鼻咽喉科学研究学会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孙虹院长是我国重点学科耳鼻咽喉专业的学科带头人,他擅长诊治各种耳科疾病、难治性或复发性鼻科疾病及耳鼻咽喉头颈肿瘤。

肖健云医生简介:肖健云医生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学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学会主委、《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肖健云教授擅长诊治鼻咽癌、颅颌肿瘤及各种耳科疾病。

普外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科是国家级重点科室、国家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科室,是湖南省和邻近省份的普外科医疗中心。该科室现有住院床位620余张,年门诊量高达118659人次,年住院人数高达21495人,年手术量近1.7万例,位居全国各大医院前列。目前,该科室下设有内镜微创外科、肝脏外科、腹部器官移植外科、胆胰外科、门静脉高压症外科、胃肠外科、血管外科、乳腺外科及甲状腺外科等大型专科,拥有正教授45人,副教授54人,博士生导师18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1人。此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科还设有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纳米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移植医学工程技术中心、门静脉高压症治疗中心、肝癌研究室等5个科研机构,拥有价值100万元以上的原子力显微镜、MARS人工肝脏支持系统、内生场肿瘤热疗仪、CUSA、操作模拟系统、原子力显微镜、高效液相色检测仪、全套双向凝胶电泳装置、双向电泳图像分析系统等诊疗设备,总价值在6900万元以上。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一流的诊疗水平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科深受广大患者的信任。

王志明医生简介:王志明医生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科主任、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医学会普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委、湖南省医学会肿瘤外科学组副组长、国际肝胆胰协会会员、《中国普外科杂志》副主编。王志明主任1984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医疗系,1992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赴日本神户大学医学部第一外科进修学习,回国后一直从事普外科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他擅长诊治甲状腺机能亢进、甲状腺瘤、甲状腺癌、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炎及喉返神经损伤,尤其在做肝移植手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手术的成功率至今仍保持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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