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通用10篇）
韩愈 篇1
《师说》全篇由“师”字统领:轻“师”必“愚”, 重“师”则“圣”, 兴“师”在“学”。
第一段的立论是阐释从师道理, 尤须紧扣“师”字进行教学。这段文字解决两个问题:人为何要从师?以什么人为师?作者的观点很清楚:其一, 学必从师;其二, 唯道是师。理解第一个问题是重点, 作者从三个角度来阐发:首先从古代传统看, 学者有师;其次从为师职能看, 道要人传, 业要人授, 惑要人解;再次从认知实际看, 人非天才, 人皆有惑;这三点足以证明人必从师。三层意思的阐发是紧密勾连的, 一、二层以一“师”字勾连, 二、三层以一“惑”字勾连。文章为何从“古”字发笔?因为观今宜鉴古, 从“古”说起说服力强;韩愈尚“复古”, 从“古”说起势在必然。关于师之职能, 论者多谓“传道”、“授业”更重要, 这诚然是不错的, 但高远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最基本的教学实践———“解惑”, “惑”之不解, 遑论其“业”?“惑”终不解, 遑论其“道”?“道”得以“传”, “业”得以“授”, 必自“解惑”始。因而下文很自然地谈到人皆有惑, 惑须从师的问题。这就说明, 作者所谈论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从“师”不仅仅是童子的事情, 为“师”者也不限学塾课徒者流。既然人皆有惑, 惑须从师, 那么谁可为师?作者指出“闻道先”者足可为师, 师者, 有“道”而不论贵贱, “先”“闻”而无关少长, 择师、从师的原则就是“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这一段围绕一个“师”字做足文章, 为下文发论叙事埋下伏笔。
第二段“嗟乎”一转, 反承上文以抨击轻师世风, 从反面证实“人必从师”。文章结构这样安排, 既是作者“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使然, 也是论说文“有的放矢”的文体特点使然。分析这段反面论证, 须抓住一个“愚”字。开头一个因果性论断就暗含了“愚”之一字:“师道不传”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惑也难”, 亦即积惑难解, 而积惑难解就是“愚”。上面从事理上总说, 下面通过对比分说。“古”与“今”、“大”与“小”、“下”与“上”诸多对比, 着眼点、侧重点在于今之众人、今之家长、士大夫之族。所有的对比, 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愚”字, 说尽今人何以“愚”。今之众人耻从师, 今之家长不善师, 上流社会嘲相师, 致使全社会是处皆愚, 愚不自知, 愚不可及。以上三层“愚”之论是逐层深入的:耻从师害己——使己愚;不善师害子——己与子俱愚;嘲相师害人———己与人俱愚。“愚”的范围愈来愈大, “愚”的程度愈来愈深, “愚”的社会层次愈来愈高。同样是轻视师道, 而士大夫之流轻视师道的危害性最大, 他们影响整个社会!就是在他们的恶劣影响下, 今人或耻从师, 或不善师, 或不敢师, 也正因为如此, “师道”久被封杀不传!换言之, 师道不传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士大夫之流嘲相师。
第三段引经据典, 遥呼文首以树立从师典范, 从正面证实“唯道是师”, 与第二段构成鲜明对比, 因此教学时应扣住与“愚”相对立的“圣”字, 让学生思考:圣人何以为圣?圣人何以无常师?第一个问题是不难于理解的, 圣人之所以为圣, 肯定与上述三种态度和做法不同, 圣人不耻从师, 善于择师, 学无常师, 一句话, 转益多师才能成为圣人 (有孔子之行为证) 。第二个问题文章从两方面阐述:其一, 是处皆有师 (有孔子之言为证) ;其二,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这是明摆着的实情) 。是处皆有师, 是说人人身上都有值得“师”的地方, 隐含要善于发现别人长处的观点。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是说能者为师, 即后“闻”者必以先“闻”者为“师”, 未“专”者必以“专”攻者为师, 隐含不拘一格、不耻下问 (“师”问“生”, “长”问“少”, “贵”问“贱”) 的意思。圣人深刻认识到是处皆有师,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所以能虚怀若谷, 不耻下问——“无常师”, 也正因为如此, “圣人”最终达到“益圣”的境界。这一段处处关锁前文, “圣人无常师”既照应篇首发句, 又与“三人行”句照应“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问道有先后”上呼首段“传道”、“其闻道也”;“术业有专攻”上呼首段“授业”。就是一段之内也是内义脉注:孔子以郯子之徒为师 (事实) ——“师不必贤于弟子” (结论) ——“问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原因) , 由事实得出结论, 由结论追溯原因, 有论有据, 无懈可击。
中间两段均是论证, 最后一段则为结论, 总收正反论证, 寄望从师后学。这一段交代写作缘起的文字, 历来很少人着意挖掘, 其实与上文逻辑联系非常紧密, 这不仅在于“不拘于时”反呼了第二段的反面论证, “能行古道”顺乎了第三段的正面论证, 而且在于它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复兴师道?这一段实质上就是这篇文章的指归。讲清这个问题要抓住一个“学”字, “好古文”, 是说李蟠学习目标对头, 正与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相吻合;“通习之”, 是说李蟠学习方法正确, 前述童子们“习其句读”与之不可同日而语;“学于余”, 是说李蟠老师选得恰当, 找到了真正能“传其道、解其惑”的人。这样“学”, 人方可远“愚”;这样“学”, 人可望近“圣”;这样“学”的人多了, “师道”方可复兴流传。
脑残的韩愈 篇2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居然是韩愈的诗，猛一看既有“天街”又有“遥看”还以为是李白写的，透着一股飘然出尘，酒喝高了以为自己是神仙的味道。
韩愈是贫农吧，哎……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和卖火柴的小女孩命运何其相似，小雨都能看成酥油茶，也不知几月没见油荤了。
我是实在人，觉得这两句诗实在没什么优美的意境。小雨像酥油一样泼在身上，汰渍、奇强、雕牌，你说哪个牌子能把衣服洗干净？淋着酥油就是为了去看那远看有近了却没有的草皮子，除了闲的发慌的文学青年，你说谁会去干这么傻的事？
韩愈这家伙就不是脚踏实地安心过日子的人。生在那个时代不好好种地，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饭都没吃饱还去搞文学，对的起父母孩子吗，就算千字一万的稿费，这两句也没几个钱啊。
“草色遥看近却无”，搞文学的一定会酸溜溜地说这句渲染出春天隐隐泛出的那一抹青青之痕。远远望去，是早春的草色，可走近了，反倒看不出，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明明是环境污染他们非要弄出哲理来。
天上的雨像酥油茶一样黑糊糊油腻腻，草皮东一块西一块被炸滴稀巴烂，猛一看像描画南京大屠杀后的残垣断壁。这诗如果非要说哲理的话：就是不要忘记战争的教训，祈祷世界和平。
只有人类和谐相处，天上才不会掉黑油一样的雨，小孩才有完整的草皮踢足球，将来国足才有希望，再不会被人左边脸一耳光，右边脸一耳光打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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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讲稿 篇3
我们说起学习唐宋诗词，都会想到谁呢？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要学习唐宋散文，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唐宋八大家”。
那么唐宋八大家都是哪八个人。唐代的有韩愈、柳宗元，宋代的呢有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这父子三人，最后啊，再加一个曾巩，这八大家。
第二个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是这八个人结合到一起，叫他“八大家”，谁给他们最早的时候组合在一起的。最早，把这八大家结合到一起的，是明代有一个文人叫茅坤，他编了一本书，叫《唐宋八大家文钞》。
这唐宋八大家这八个人，他们所创作的诗词，加在一起，大概有九千多首。他们所创作的散文，大概有一万两千多篇，平均每个人两千六百多篇。大家要知道，《全唐文》――就是整个唐代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写的所有的文章加在一起，也才不过两万多篇，《全唐诗》――整个唐代人所写的诗，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也才不过五万余首。而唐宋八大家当中，活得最长的是苏辙，活了七十三岁，活得最少的柳宗元，四十六岁，我的意思是什么，以这么短的生理年龄，却创作了这么丰富的精神的产品，他们的创作，是非常惊人的。
唐宋八大家的人生啊是非常辉煌的，我们可以掰着指头算一算，在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辙，前后担任过宰相或者副宰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理、或者副总理。还有三个人曾经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是谁呢？欧阳修、苏轼和苏辙。翰林学士是个什么职务？他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有起草最高级的国书和诏书的权力，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在宋代，翰林学士是三品大员。还曾经有四个人担任过中书舍人，哪四个人呢？苏轼、苏辙、韩愈、还有一个曾巩。中书舍人是中书省里边的高官，专门负责起草诏书的。还曾经有四个人做过部长级的高官，有六个人都是进士出身，还有六个人曾经做过地方最高的行政首长。这么说一句简单话吧，就是唐宋八大家的这个人生履历，他们做官的这个经历，是中国古代官员行政经历的一个缩影。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第一，说他的文，说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所谓“八代”，就是从东汉一直到隋代，一共八个朝代，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在这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边，所有的文章都赶不上韩愈的。说他“道济天下之溺”，韩愈在唐代，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复兴什么儒学啊，复兴儒学里边的仁义之道，就是要复兴孔孟之道，用孔孟之道来治国，用孔孟之道来重振大唐的雄威呀。所以说“道济天下之溺”，这个“溺”字指的就是沉沦，要把沉沦的社会唤醒。第三，“忠犯人主之怒”，他是个大忠臣，何以见得，凡是忠臣都爱说直话，都爱说实话，韩愈为了要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为了要劝谏皇帝，不惜什么呢，直言犯上，得罪皇上，在所不惜。可是他是个什么呢，大忠臣。最后一条说，“勇夺三军之帅”，我们觉得奇怪，韩愈是个文人，是吧，一介书生，谈何勇夺三军之帅呢。这是因为当时有的节度使，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武装的割据势力，想要谋反朝廷，韩愈以一介书生，单刀赴会，面陈利害，最后呢让想要谋反的藩镇的节度使的首长幡然悔悟，臣服朝廷，立下大功一件。所以你看，苏轼对于这个韩愈的评价是非常全面的。文，一代文宗；道，一代哲学家、思想家；忠，一代忠臣，忠贞之士。最后，文人最缺的一个，他都有，在军事上，在战略上，他也有奇谋。
一、经历之坎坷曲折，亦不坠青云之志
韩愈三岁时父母双亡，跟随哥哥颠沛流离，十二岁时哥哥英年早逝，靠嫂子抚养长大。经受了这样磨难的人，他更懂得慷慨，更懂得雪中送炭。帮助亲戚的小孩读书，接济亲戚。
韩愈的文学天分极高，所以当韩愈参加科举考试时，他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可是，接连三次都名落孙山，直到第四次才榜上有名。做官时，还要到吏部考博学宏词科，又连续考了三次，但是又没有中。
唐代的科举考试很难考，难得很，为什么难得很？录取的人少啊。宋代，南宋、北宋加在一块儿，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四万人左右。唐代呢，也是差不多不到三百年吧，二百九十多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也才不过四千多人哪，差了十倍了，平均啊每年也就是十来个人。录得多点，碰上个大年了，三四十人，碰上个小年了，可能就十来个人。韩愈是考了四次考中，我告诉你，这算命好的，这就算是什么呢，这就算是特别轻松地考上了进士。可以告诉大家几个“悲痛”的数据，唐代的几个文人，比较有名的，有个叫黄滔（晚唐文学家）的，考了二十三年。还有一个叫孟棨（[qǐ]晚唐文学家）的，也是考了三十多年。刘得仁（晚唐诗人）考了三十多年，到死还没考中。最滑稽的是什么呢，是唐召宗的时候，朝廷因为平定内乱，皇上高兴，说这个打了胜仗，应该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就在这科举上面，可以放宽一点嘛，今年可以破例地召几个岁数大的，那年录了五个人，五个岁数大的人，这五个老考生啊，有两位都过了七十岁了，有三个都过了六十多岁了，当时美其名曰“五老榜”。
刚才说了，那为什么他考中了呢？现在就来说说他为什么考中。其实这一年也不好考，参加考试的人有千余人，录取了二十三个人。
他能考中，第一个原因，是主考官好。当时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也就是国防部的副部长陆贽。陆贽这个人不得了，是唐代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政治家，也是唐德宗时期最为优秀的政治家，这个人见过风浪、经过世面，在政治上是非常务实的，而且呢也是雷厉风行的一个人，他本人善于写骈文，但他很看中文章是否有真实的内容，要言之有物。韩愈的文章符合这样的要求，再者说了，当时考科举考试，人家要求还是要写骈体文，韩愈虽然自己写散文，但也得适应考试的需要啊。主考官的文学观、文学的风格这回跟韩愈的碰上了，他赏识韩愈，考上了，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原因。
第二条，副考官好。当时的副考官有一位叫梁肃，他主要的责任就是负责向主考官推荐最为合适的人选。梁肃啊跟韩愈的哥哥韩会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也是顶顶重要的一个因素。再加上梁肃本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先驱，那就是韩愈写的文章和韩愈的文学观念跟梁肃都是一致的。这一榜录了二十三个人，有八个人都是梁肃推荐的，而且这二十三个人后来在唐代的历史上都是彪炳史册的、著名的人物。有的人是著名的政治家，有的是著名的文学家，有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这一榜被叫做“龙虎榜”。刚才讲“五老榜”，讲那么多没精气神了，但这一榜是为国家输送了重要的人才，叫“龙虎榜”。我讲这什么意思啊，韩愈的才华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才华之外的机遇、提携你的人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陆贽，那韩愈命运如何，很难说。
考中进士之后，韩愈又连续到吏部考博学宏词科，三次不中。
无奈之下，韩愈三次上书宰相，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拜访权贵，均被拒之门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志青年面对现实所遭受的打击。此时的韩愈已经二十九岁，作为韩家唯一的指望，他必须负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到地方的方镇的节度使里面去做幕僚。大家都知道，在唐代由中央派驻到地方的节度使，这些节度使在方镇里面就是地方大员，统管地方的军政要务。
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一条路是非常辛苦的一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到幕府里面做幕僚的人，他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就是：首先考中进士；第二去做幕僚；第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才有可能上调中央。
事实上韩愈先后在汴州和徐州做幕僚最后离开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发生了兵乱。差一点祸及到了他的家人。所以综合起来看，韩愈虽然最后迫于生计不得已进入幕府做幕僚工作，但是就他的个性、就他的抱负、就他的才华，他在这工作是很不满意，也非常不顺心的。
韩愈有感于此写下了千古名篇《师说》。韩愈在四门学博士的位置上也力行实践、敢为人师、广收门徒。在此期间他写下了《答李翊书》，离开之后的韩愈又陷入窘迫之中。生活拮据，捉襟见肘，幸而经过多方求告，他得以上调回京，担任四门学博士。
韩愈在做四门学博士的时候，他这个家族已经很大了，不仅有他自己的夫人、孩子，还有他的侄子的家，还有他自己的亲戚。加在一起，大概有三十多口人。我们都还记得，长安这个地方，物价是很高的。靠他一个大学讲师的工资要养三十多口人，肯定是养得又不饱又不暖。他自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很典型，叫《苦寒》，又苦又冷。这诗是怎么写的呢：
„„
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箝。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侵炉不觉暖，炽炭屡已添。探汤无所益，何况纩与缣。„„
这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啊，我们全家人太可怜了，皮肤全部都冻裂了，衣服是又冷又硬，冷风吹得人啊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手指头冻裂出血，僵硬得都打不了弯儿。想要喝一口热酒暖暖身子，可是我的嘴都冻麻了，张不开。筷子很冰凉，手指一碰上去就像碰到釺子上一样扎手，再靠近炉子也不觉得暖，想要把这个手脚放到热水里根本没用，全家人盖得都是非常薄的那种被子。总而言之，我现在的生活，又冷，又饿，又饥，又寒，没有一点热乎气。挣得少，家里人口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还不到三十岁的韩愈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生活的压力都表现在什么上啊？他还不到三十岁，牙齿就掉得很厉害，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到，说我最近是又疲倦又衰老，左边的第二颗牙齿已经开始掉落，视力下降，老眼昏花，离的很近都分辨不清楚颜色，对光线不敏感。而且我的鬓角一半都已经白了。头发都是一撮一撮的白。
二、屈节又敢直言
现眼前的问题就是说，写完《师说》之后您下一步怎么办呢？接着在四门学这儿当博士吗？肯定不成。思来想去啊，人在屋檐下，还真是不能不低头。咱可以一边写着《师说》一边再求人，不耽搁。这回是求谁啊？求的是个大人物。此人姓李名实，在当时担任工部尚书兼京兆尹，用现在的话说是国家建设部部长兼长安市市长，就相当于咱们北京市市长，是首都的市长。韩愈得称赞人家两句啊对不对，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诉求。他说，李实啊您这个人、您这个高官，是我这些年所见的王公大臣里边难得的“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人。什么意思啊？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可您不一样，您是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了。您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赤胆忠心的人。韩愈又说，说今年长安地区发生了大旱灾，几乎是颗粒无收。可是在您所管辖的这个长安市（长安地区）里边，没有出现盗贼，社会治安稳定。这是为什么啊？这都是您治理得好啊。在您的治理之下，各项规章制度都能顺利地执行，各项治安管理都能走向正轨。您不但赤胆忠心，您不但是一个忠诚于朝廷的人，而且您是个有办法的官。
要么怎么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呢，韩愈笔下的李实，跟实际情形中的李实是一回事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还是截然相反。李实这个人，原来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克扣军饷、引起众怒。有人要杀他，他半夜从城头上吊根绳子搁城墙上溜下去，跑回长安。李实这个人是正宗的皇亲国戚，他是唐高祖李渊的后代，嫡传后代。不是假后代，是真后代。而且当时的皇帝唐德宗对他非常地宠信。他不是京兆尹吗，长安市市长，他底下有很多的属县，很多县官。他对其中的一个县官不满意，找了个茬就把他撤了，然后诬陷他把他贬谪到遥远的地方去，然后安插上自己的亲信。有一年长安地区遭了旱灾，糟了灾情。这个李实，本来朝廷下了诏令说免除当年的租税，可是李实为了讨好皇上，不但没有免除，而且还加增租税。老百姓没办法，卖儿卖女。后来李实被贬到外地的时候，老百姓知道这个消息后，在怀里揣着石头揣着瓦片，在路边上等着欢送他。他自己知道了以后非常害怕，半夜偷偷地才跑掉的。就这么一个人。可是你能说这是韩愈的错吗？韩愈写这封自荐信给他的时候能不知道这个李实是个什么东西吗？他肯定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韩愈以前写过多少自荐信，有回音吗？半点回音都没有，连个响都没听过。他现在还有没有选择给谁写、给谁不写的权力吗？他有这权力吗？他没有。他唯一的权力、唯一的能力就是看谁在朝廷里能说上话，他就得给他写信。
军事才能：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17年，朝廷任命当时的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负责全权处置讨伐淮西的叛军。
提计：派精兵偷袭 李愬
韩愈在担任刑部侍郎期间，仗义执言，敢说敢做，也因此深受唐宪宗的赏识。可是元和十四年、即公元819年，发生在都城长安的一件三十年难得一遇的大事件却让君臣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执，由于这件事，不但让韩愈丢掉了他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才换来的四品大员的帽子，而且还差点让他丢掉了脑袋。
大家知道吗，在一千多年以前啊，就是这一枚释迦牟尼留下来的佛指骨，就是这一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于中国陕西的这枚佛指骨，让当时任唐朝的司法部副部长的韩愈勃然大怒，愤然上书，敢于向皇帝公开说“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唐宪宗的元和十四年（当时已经五十一岁），当时的唐宪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要把存放和供奉在法门寺的这枚佛指骨奉迎到皇宫里边，要供奉它，要顶礼膜拜。那么这一年他派宦官到佛寺里边，把佛指骨奉迎到皇宫里边供养三天，然后再送到长安当时的各大寺院里边供奉。这个事情阵仗很大，你要知道，这次奉迎佛骨，规模巨大，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的人为了一睹佛指骨的真身，不惜给寺院捐献巨额的家财。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法的忠诚，使用了很多极端的手段。比方说，把蜡烛点在脑袋顶上，在手臂上也点上蜡烛，那就是烧伤身体都在所不惜。还有的人因为把财产都献出来甚至倾家荡产，总而言之一句话，在皇宫的内部，在老百姓那里，在社会各界，这次奉迎佛骨的行为都掀起了滔天巨浪，影响巨大。
其实我跟你说，在唐朝奉迎佛骨这是唐朝皇帝的一个传统项目。在唐宪宗之前，已经先后有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和唐德宗奉迎过佛骨，据说是每三十年要奉迎一次。唐宪宗这次奉迎佛骨的目的其实跟前面那几位皇帝从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归结起来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以国家的名义来奉迎它，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第二，以个人的名义，那就是祈求“长生不老，长命百岁”。
韩愈针对这两个目的愤而上书，他指出，以为奉迎佛骨就可以国泰民安，就可以长生不老，这是很荒谬的，韩愈列出了一些证据，什么证据？他说，在汉代以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历代的君王那都是长命百岁的，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他说，黄帝在位一百年，而且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而且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了一百零五岁；尧帝在位九十八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舜和禹都活了百岁，还有周文王也活到九十七岁，周武王活到九十三岁，这个时候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没有佛教。所以韩愈的结论是，没有佛教，国家也可以长治久安；没有佛教，帝王也可以长命百岁。你瞧人家，活得最少的也九十多岁。他又举出了反证，这是最可怕的。说自从汉明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就没有一个长寿的国家，也没有一个长寿的皇帝。说汉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而且国运很运荡，不能长久。后来南朝宋、齐、梁、陈，国家都推崇佛教，可是这些国家的国运都很短，皇上的命也不长。在南朝最为尊奉佛教的梁武帝，最后的下场很凄惨，是被饿死的，他的国家命也很短。韩愈的结论是，信奉佛法，不见得国运长久，不见得你能活得长。
韩愈诗《春雪》教案 篇4
一、教学目标
品味、揣摩诗中凝练的语言，正确把握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二、教学重点
准确品析诗中出现的意象，及运用的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
三、教学过程
1、导入
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六朝以来骈偶的文风，提倡散体，务去陈言。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韩愈的诗气势壮阔，笔力雄健，力求新奇，自成一家，开创了“以文为诗”的“说理诗派”诗风，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对后世影响很大。
2、解析古诗
(1)、板书
春雪
韩愈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2）、分句解析
第一、二句中的意象：
“新年”，即阴历的正月初一，伴随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喻示着新的一年或是春天的到来。
“芳华”，芳香美丽的花，或美好的年华。
“草芽”，小草的的嫩芽，喻示着春天的到来，或是勃勃的生机。
“都”“初”“惊”三字，分别体现了诗人怎样的心情？
第一句中的“都”字，体现出诗人对于春天以来却就不见芬芳的鲜花的那一种期盼春天的急切心情。
第二句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初惊”二字。单以第二句而言，很容易将“初惊”字解读为这一年初次见到春意的惊讶，意外之意；但联系第一句，代表着春天开始的那一天早已过去，却并未感受到一点春意，直到二月小草才抽出了一点绿芽，这其中蕴含的其实是历经了长久的失落与等待之后的那一种欣喜，是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心情，故“惊”字，应解释为惊喜而不是单单的惊讶。“初”字虽然代表了初次，但联系前面的“二月”，却表现出诗人对于春来太晚、花开太迟的遗憾、惋惜和不满的情绪。
这两句的意思是：新年已经来到，然而却还没有看到芬芳的鲜花，直到二月里，才惊喜地发现草儿萌发了绿芽。期间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从第一句“未见芳华”的失落，到第二句“惊见草芽”的惊喜，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本诗第三、四两句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构思精巧，想象奇诡。在常人眼中，雪一直就是万籁俱寂的寒冬的最有利表现，因此对于体现着万物复苏、生机焕发的春天而言，即使不是对立的，也必定是格格不入的。诗人却反其道而行，通过“却嫌”“故穿”二词，运用拟人手法将白雪塑造为一个美好、灵动而又充满了情趣的形象，这本应是春天迟迟不来的罪魁祸首，却也等不及那还未真正来到的身影，于是纷纷扬扬的，穿过庭前的树木落下，装点出一片春色。这种翻因为果的写法，却增加了诗的意趣。“作飞花”三字，翻静态为动态，把初春的冷落翻成仲春的热闹，一翻再翻，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感。
(3)、全文赏析
新年已经来到，然而却还没有看到芬芳的鲜花，直到二月里，才惊喜地发现草儿萌发了绿芽。白雪似乎耐不住这春天的姗姗来迟，竟纷纷扬扬，在庭前的树木间洒下一片飞花。
真正的春天虽然还未来到，但白雪却等不住了，纷纷扬扬，自己妆点出一派春色。真正的春色未来，固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但这穿树飞花的春雪不也照样给人以春的气息吗？诗人久盼春天的烦恼顿时化成一片欣喜。全诗构思精巧，于常景中翻出新意，工巧奇警，别开生面。
四、总结
韩愈《马说》阅读答案 篇5
马 说
韩 愈
世有伯乐，然后[转折连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连词，表转折，但是]伯乐不常有。故[因此]虽[连词，即使]有名马，祗[同“只”，只是]辱[屈辱，埋没]于奴隶人之手，骈[两马并驾]死于槽枥[马棚]之[音节且词，无义]间，不以[介词，用]千里称[称呼]也。
马之[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千里者，一食[sì，吃一顿]或[有时]尽粟[本指小米，泛指粮食]一石[dàn，市制中的容量单位]。食[sì，通“饲”，喂养]马者不知其能[能够]千里而[连词，来]食也。是[代词，这，这样]马也[助词，表停顿]，虽有千里之[结构助词，的]能[才能，能力]，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才能]美[优点]不外见[xiàn]，且[犹，尚且]欲与常[平常，普通]马等[等同，一样]不可得，安[表反问语气，怎么]求其能千里也[语气助词，用于疑问句末尾]?
策[竹制的马鞭，引申为鞭打，这里意为驱使]之不以[动词，采用]其[代词，指饲养千里马的正确方法]道[方法]，食之[代词，指千里马]不能尽其材[同“才”。才能]，鸣之[音节助词，凑足章节，无义]而[连词，表转折，却]不能通[知道，通晓]其意，执[握]策[名词，马鞭]而[连词，表承接关系]临[面对]之[代词，指千里马]，曰：“天下无马!”呜呼，其[同“岂”，语气词，表反问，难道]真无马邪[同“耶”，表疑问]?其[语气词，表推测，恐怕]真不知[动词，认识]马也。
阅读训练及答案
1.本文中心句是(中心论点)：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本文的写作手法是：
托物寓意。文章借伯乐和千里马为喻，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人才、用人才，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
2.文中表明千里马与伯乐依赖关系的句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揭示千里马必然被埋没的原因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描写千里马可悲命运的句子是：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
其作用是：从反面论述了中心论点。
表明食马者无知的句子是：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食马者无知所造成的恶果的句子是：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其作用是：再次从反面论证论点，揭示被埋没的原因。
写食马者的愚妄(平庸浅薄)的句子是：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
文中对食马者进行强烈讽刺的句子是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3.“其真不知马也”一句在文中有何作用?
[答]与开头呼应，点明全文主旨。
4.文中的伯乐、千里马、食马者有何比喻意义?
[答]伯乐比喻知贤识才的人，千里马比喻出类拔萃的人，食马者比喻埋没摧残人才的统治者。
5.千里马的才能被埋没的原因是什么?
[答]①伯乐不常有。②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③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
6.怀才不遇的人常慨叹的两句话是：千里马常用，而伯乐不常有。
7.韩愈认为，成为人才应该具备哪几个条件?
[答]①识别是人才出现的前提条件。②培养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③正确使用是人才成才有根本条件。
8.《马说》中作者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如果伯乐发现了千里马，那么它一定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千里马吗?请结合实际谈谈你的看法，不超过50个字。
[答]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即使伯乐发现了千里马，如果千里马自已不发愤图强的`话，它也成不了千里马。作为当代的中学生，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自己的才能，为将来能成为“千里马”作好准备。
9.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请你换一个角度，谈谈对人才问题的看法。
【示例一】当今社会，人才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不能死守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观念不变，作为21世纪的中学生，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练就“千里马”的本领，然后积极的推销自己，不能死等着“伯乐”来发现自己。
读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篇6
韩愈对《张中丞传后叙》中的张中丞—张巡这个人物是充满了敬与爱的。所以他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与朋友读书时分享的正是李翰所写的《张巡传》, 也正是因为他对张巡的敬与爱, 他在面对李翰颇为详密的《张巡传》时, “尚恨有阙者”。所以他要为李翰的《张巡传》做补充, 他要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 让自己敬爱的这个人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读者面前。而他, 也做到了。他在《张中丞传后叙》一文中, 通过许远、南霁云、于嵩这三个人物再一次从侧面衬托出一个更加完美的张巡。
许远知己知人, 前线让贤;张巡临危受命, 勇于承担。
我们知道, 许远是睢阳太守, 是守城的主要负责人, 当张巡率援军到达后, 许远“授之柄而甘处其下, 无所疑忌”, 当然这一方面体现了许远的知人知己 (“远才若不及巡”) , 以国家大局为重。但从另一方面, 我们更可以看出张巡的气魄与才能。当时有十三万敌军围睢阳, 当张巡接过兵权时, 难道他不知这副担子有多重吗?但他为了国家, 勇于担当, 临危受命, 当仁不让。在当时弃城图存者, 擅强兵坐观者不可一二数的情况下, 他与许远苦守睢阳这座军事要塞。“以千百就尽之卒, 面对百万日滋之师, 蔽遮江南”“守一城, 捍天下”, “天下不亡, 其谁之功也?”从作者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守城作战的惨烈, 以及守城对唐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 也可以体会到张巡的一片报国忠心。
霁云搬兵求救, 抽刀断指;张巡慷慨赴死, 颜色不乱。
韩愈通过南霁云这个人物来衬托张巡的英勇无畏。常言道“惺惺惜惺惺”“强将手下无弱兵”。南霁云在安禄山反叛时就参加了平叛, 他被派去睢阳与张巡商议大事, 到那里后被张巡艰苦守城的事迹所感, 便留下来做了他的部将。而南霁云又何尝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大英雄呢?他奉命去向贺兰进明求救兵, 贺兰因为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和功绩不肯出兵相救, 倒是想把个“勇且壮”的南霁云据为己有, 而南霁云在城中人“不食月余”的情况下, “不忍独食”, 并抽刀断指, 乞救援兵, 当最终见对方无意出兵相救的情况下, 他激愤之余箭射浮图, 并发誓“吾归破敌, 必灭贺兰”。读到这里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痛与恨。就是这样一个壮士, 他却能为张巡所感, 可见张巡的英勇无畏不在其下。
当城池被攻陷的时候, “贼以刃胁降巡, 巡不屈, 即牵去, 将斩之;又降霁云, 云未应。巡呼云:‘南八, 男儿死耳, 不可为不义屈!'”。“巡就戮时, 颜色不乱, 阳阳如平常”。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巡的大义懔然, 视死如归。所以像南霁云这样的英雄才甘心情愿地追随他, 与他共赴国难。
于嵩“抽帙以试, 无不尽然”;张巡博闻强识, 操笔成篇。
作者韩愈除了通过许远和南霁云来衬托张巡的领导才能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之外, 还通过另一个人—“好学无所不读”的于嵩, 让我们认识了张巡的另一个侧面。于嵩读《汉书》, 张巡都觉得他读得太久了, 问“何为久读此?”答:“未熟也。”就是这于嵩久读未熟的《汉书》, 张巡却在他“乱抽他帙以试”的情况下, 尽卷不错一字。不仅一部《汉书》, 而是架上诸书, 都是“应口诵无疑”。城中的士兵及百姓数万人, 张巡只要见过一次问及姓名, 再见到就没有不认识的。这充分体现了张巡记忆力之超人, 张巡写文章是“操纸笔立就”, 又可见其思维的敏捷。
韩愈与古文运动 篇7
包弼德（Peter Bol），男，美国汉学家。1985年起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1997—2002年任东亚语言文明系系主任及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主任，现任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1992）与《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2008）。包氏十分幽默，曾借用《两只老虎》的旋律自编“朝代歌”帮助学生记忆中国的朝代。张籍在798年谈到，他看到韩愈的文学游戏和他宣扬的学说之间有一种不协调（tension）。柳宗元也认为，像韩愈这样有志趣的人，不应该写作像《毛颖传》（关于一支毛笔的毛）这样的轻浮和稀奇古怪的作品，至少在他看到这里面的严肃主旨之前，他不应该这样做。韩愈并未就此束手。事实上，韩愈比那些主张文章复古的学者更重视文学。文学家，即使他们只对作诗感兴趣，他们在当代的意义与古代的圣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一样的。在《送孟东野序》（803）中，他根据人在受到外界的压迫与扰乱时，会有不平之鸣的观点，建立了一个连贯统一的思想文学传统。目录学中四部的重要典籍，都是人们以适合不同环境的方式“鸣”的结果。韩愈列举了圣君和三代（夏、商、周）的贤相；孔子和他的后学；汉代之前各种学派，包括杨朱或墨子以及道家、法家和纵横家的后学；秦朝的李斯，汉代的司马相如、司马迁和扬雄。他不点名地提到魏晋时期不取法古人的才学之士。最后，对于唐代，他称赞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和李观，称赞他们“皆以其所能鸣”。他将孟郊看作第一个真正以诗鸣的人，还将自己的追随者张籍、李翱包括在这一类人中。他们都以不平之鸣回应世界。
按照这个观点，即使最优秀的作品，也是针对某一特定时代不完美的社会偏激和不平的反应，没有哪部作品是充分而持久的典范。不平之鸣就是要“及于古”。但是，古人还是“自然”的。内在自然的平静状态被外物所扰乱，激发情感的感动，这种感动表现为个人的性情和气的舒发。“鸣”是一个自然反应，一个使世界重新恢复平衡，重新恢复自然状态的努力。这就在那些允许自己鸣于物的人，与那些或者压抑自己的感觉，或者以优雅的辞藻制造一个平衡与和谐的假象的人之间，作出了更大的区分。但是，如果承认情感的反应使韩愈将他的思想传统与诸如佛家的传统相区分，这并不能导向正确的价值观。杨朱和墨子，像孔子和孟子一样，也是“鸣”这个传统中的一部分。知道珍视什么，就能够要求用圣人之道来替换内心自然的平静，把这作为一种思想的建设，以及对一个平衡的整体的自觉的社会历史看法，这个整体一方面像镜子一样映照了不完美的世界，一方面像过滤器一样检验一个人的反应是否得当。一个人可以通过向圣人学习来“足”己。“故或去圣一间，或得其一体，皆践形而未备者。”内心因此成为外在表达的基础；正像韩愈所说的，一个人要“充实而有光辉”。
正像两篇为佛教徒所作的序所显示的，韩愈采取两个立场。对于一个醉心书法的僧人，韩愈认为压抑内心的想法的人不会有伟大的书法。他只会被局限在模仿往昔大师的笔迹上。要与他们比肩，就要以不平之鸣来体会其内心。这是一个自然主义的观点。对于一个“喜文章”的僧人，韩愈像我们在《原道》中所看到的那样总结圣人之道。他解释道，当我们为浮屠写作，我们应该停止谈论佛教的教义。文章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解释文章所借以存身的观念，并告诉他们“与禽兽异者”以启发他们。这是道德、历史的看法。然而无论哪种情况，一个人内在的充实都能真实地决定外在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表达风格的“文”也是内在的。“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甚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真或者诚，对韩愈来讲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希望使表达的形式成为内心发之于外的结果，而不是取法承袭的外在形式。
写作古文保证能够解决一个不平则鸣的本然自我，与一个按照应然的观念所建立的自我之间的张力（tension）。写作古文就要寻求对古代文献的系统理解，学习用古人的方式写作，并能够按照古人的价值观行事。《师说》是为一位学生而作，对于这个学生，韩愈这样评价他：“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韩愈懂得，将文体的价值与道德优势相提并论，会引导人们只模仿古代的文，而不实践古道。有些人不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韩愈曾经几次解释道，古文首先建立在对古道的理解之上，而不是只建立在对古人写作方式的简单分析之上。他要求辞必己出就是反对这一趋势的一个方法。他写道：“古者辞必己出”，相反，后来的人只是剽夺过去的语言，以至于道被掩盖。
模仿的可能性来自一个假设，就是一个人内在的道与外在创造的文有必要对等。韩愈又怎么能一方面否认模仿过去的形式或他人的风格能增进对道的理解，一方面又认为文真的表现了道呢？《答李翊书》是韩愈对他自己的古文所作的最有名的描述，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他内心所有的，事实上是他对圣人之道的个人看法。换句话说，尽管道是更大和永恒的，它经常以个人的方式被理解，由此产生的文是对一个人内心的真实反映，而模仿别人的文，就不能亲身获得一个个人知“道”的基础。李翊寄给韩愈一些自己的作品，并且问他如何才能立言。韩愈问他，你的志向是瞄准古代那些养其根而侯其实的立言之人，还是希望取胜于时人？韩愈接着说，二十多年来，他立志学习古人。他开始的时候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接着他经历了一段若忘若迷的阶段。当他将想法“取于心”而付之笔墨，他“惟陈言之务去”；结果，他的作品戛戛难读。他将这些作品给别人看，别人并不嘲笑，而他并没有意识到，别人之所以不笑，是因为它们仍然很好地投合了习俗所期望于作者的东西（conventional expectation）。他这下明白了要区分古书中的“正”与“伪”，以及“虽正而不至焉者”，井抛弃所有不正确的东西。我认为，韩愈对圣人之道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且知道什么样的写作符合那种道。现在，他接着说，当他“取于心”而写作时，词句泪泊而来，而当他人批评他的作品时，他很高兴。他现在看来，别人的称赞就意味着他的作品“犹有人之说者存也”。他就像这样接着写作，作品更加自如地产生，而他仍然努力使作品更加纯正不杂。当他的作品达到这一点，他就能让自己放手而为。
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愈解释道，他并不宣称自己的作品尽善尽美，但是他并不关心别人是否接受他和他的作品，因为等待这种接受，就是依赖他人。对于韩愈来讲，实践古道就意味着建立一个独立于社会的个人的道德基础。
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
韩愈对“道”的理解的个性特点，使他的写作具有了必然与习俗（conventional）不同的外在表现。它是个性的却不缺少规范的品质。我认为，问题在于由什么来充当典范：文风、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一个人希望通过文学事业变得更有道德的愿望？韩愈的另一封书信谈到这个问题。他告诫一位进士考试的应举者，为文应该师法古代的圣贤之人，但要师其意，而不要师其辞。不要问文章该易还是该难，只应该按正确的去做。但是他接着列举几位伟大的汉代作家，指出如果希望自己的文章受人注意和被人铭记，它就必须有别于时代一般的作品。即使你说的不一定都对，只要你取法圣贤之志，你仍然比那些随俗之人要好。而且，只要社会继续相信文的价值，这样的人就有用武之地。“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以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韩愈在《原道》中曾经写道，德就是能自立。我要说，古文就是人自立之后所做的“文”。然而，因为这种形式建立在个人通过古代的文发现导人向善的圣人之道的基础上，因为它由一种使人想起古人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即使它打破了当前为文的习俗，它也并非与文化传统不一致。然而韩愈也承认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文毫无必要；了解真理的人只需要行动。我要指出，韓愈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不仅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传统原因，而且也因为他必须通过个人回应环境时的经验来检验那些他与圣人之道相提并论的观念与态度。他的观点的可信性取决于，他证明能够用这些观点回应真实的世界。他能够在公众中这样做，并通过写作有说服力地做。只要关于什么是道德的绝对确定性尚付阙如，文就扮演着一个必要的角色。
对于韩愈来讲，学意味着什么改变了。正像他的女婿李汉在为他的文集作的序言中所说的，专心于“斯道”是为文之基础，而文为贯道之器。这里暗指孔子其义莫测的一句话：“吾道一以贯之。”而贯道之文的典范就是由孔子阐释、编辑、创发、引用的儒家经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是一件载道的工具，而是说文是使构成道德的观念彼此协调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具。
文者贯道之器，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书事，诗咏歌，书礼剔其伪，皆深矣乎。秦汉以前，其气浑然，殆乎司马迁、相如、董生、扬雄、刘向之徒，尤所谓杰然者也。至后汉曹魏，气象萎尔，司马氏以来，规范荡悉，谓易以下为古文剽掠潜窃为工耳。文与道蓁塞，固然莫知也。
先生生于大历戊申，幼孤，随兄播迁韶岭。兄卒，鞠于嫂氏，辛勤来扫，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比壮，经书通念晓析，酷排释氏，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汗澜卓踔，渊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龙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愍恻当世，遂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
李汉暗指，韩愈是孔子的继承者。他为一个新的开端指明了道路。
韩愈《师说》原文翻译 篇8
师说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他，焉为代词);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却丢了[2]。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问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当做老师，就足以感到耻辱;把官大的人当做老师，就被认为近于谄媚。”哎!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没有被时代的风气所影响，向我学习。我赞赏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写《师说》送给他。
全文简析
《题广昌馆》韩愈 篇9
题广昌馆(在随州枣阳县南)
作者：唐·韩愈
白水龙飞已几春，偶逢遗迹问耕人。
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
【注释】
①广昌馆:枣阳县驛馆。随州枣阳县(今属湖北，在随州市西北)，汉时属南阳郡，北周至隋改为广昌县。
②白水龙飞:指东汉刘秀起兵南阳反王莽，建立东汉政权，称光武帝。《文选》张衡《东京赋》:“我世祖忿之，乃龙飞白水。”白水，指南阳，白河自伏牛山南流，经南阳东面，南人汉水。
③逢:全诗校:“一作寻。”遗迹:汉光武帝刘秀的高祖封春陵侯，汉元帝时徙南阳，仍号春陵。春陵故城在唐随州枣阳县东南(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因此枣阳是刘秀的.故里。
④南阳近亲:《后汉书·刘隆传》:汉光武帝时，皇戚权臣大肆兼并侵吞土地，陈留吏上簿状，有“颖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之语，刘秀诘问缘由，时显宗在侧，年才十二，回答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拓展阅读：韩愈与雁门冰菊
目前，郇封镇后雁门村居住大量韩氏后裔，韩愈的大儿子韩昶就葬在该村西二百米处，有冢为证。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讲，韩愈，修武人氏。修武县郇封镇后雁门村韩氏族谱也证明韩愈为修武县郇封镇后雁门村人，至今修武县郇封镇后雁门村仍流传许多与韩愈有关的逸闻趣事。其中雁门三宝：即冰菊、公鸡、大红枣，均与韩愈有关。
冰菊在雁门村栽种历史悠久，花色以金黄为主，花形呈圆形伞状，每年十月份花开，花期为一个月左右，因性寒故名冰菊。冰菊宜在天色微明、太阳未升起之前，由少女口含采摘为最佳，人称雏菊，药效明显。采摘后的冰菊放在通风阴凉之处风干贮存，用时取两三朵放入沸水中，久泡不散，遇高温而色不变，具有一赏二品三吃四养之功能，常饮此菊，有延年益寿之效果。目前，该村长寿老人近三十余人，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相传，韩愈十九岁进京赶考，屡试不中，由于盘缠早已花光，返乡途中，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河南府曹参军卢员外，并在其家小住，卢员外仰慕韩愈才华，将女儿卢小姐许配韩愈，并择吉日完婚。由于韩愈进京赶考屡遭打击及归乡心切，火急攻心，在卢员外家一病不起。卢员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遍寻各种良方名医也无法医治，只好让女儿卢小姐和韩愈返回修武昌黎镇后雁门村。
归家后，其嫂子郑夫人用雁门冰菊泡水一日三餐饮用，不假时日，韩愈病愈。期间，好友贾岛来访，韩愈用雁门冰菊泡水招待，并介绍了雁门冰菊的神奇功效和切身体会，贾岛在品尝后拍手称赞，随即赋诗一首：韩门冰菊沸水载，三朵两朵碗中开，生津止渴祛百病，延年益寿乐开怀。之后，韩愈虽长期在外做官，但总将雁门冰菊带在身边招待客人，自己也一年四季饮用，从不间断，韩愈57岁寿终，在唐朝属于长寿之人，这估计是与其长期饮用雁门冰菊比其父亲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韩愈的大力推介，雁门冰菊从此走出修武，为世人熟知，成为当地一道特色产品。
据悉：修武县郇封镇充分发挥本镇历史古迹、文化资源、现代农业等优势，精心谋划“两府、两园、两基地”，实现“全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村村是景点、人人是导游”发展格局。
全面修复薛澍驸马府和规划建设韩文公祠两大人文景观。通过举办传统庙会、寻亲祭祖等活动为载体，介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丰富本地文化内涵，增加社会人文气息，提升郇封的文化品位，形成具有郇封特色的人文旅游品牌。
挖掘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两大游园。结合修武县城名字由来，对武王伐纣历史故事进行挖掘、整理、创新，在青云生态园举办大型历史文化实景演出，实现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完美融合。以乡村生态旅游为基础，以农耕文化教育和农事体验教育为主线，在雁门村筹备建设农耕文化展示园;通过收集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耕作、储存等传统农耕用具，全面介绍郇封镇由贫瘠的黄土岗到全国粮食高产示范区的历史变迁，进一步诠释农耕文化，旨在打造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农耕文化体验教育园地。
韩愈散文语言风格观照 篇10
一、 气势磅礴，雄辩滔滔
韩愈《答李翊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不少散文有如长江大河，地包海含，汪洋恣肆，气势磅礴，具有博古通今雄辞闳辩的大家风范。慑服论敌，咄咄逼人，一击而中要害，具有无可辩驳的气势和力量，而韩愈对自己的辩词则充满自信。
沉浸（酉农）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进学解》）
《春秋》之谨严，《左传》之宏博，《易经》之奇奥，《诗经》之华彩，《庄子》之恢诡，《离骚》之瑰丽，韩愈之文，博采众长熔铸百家，“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一段夫子自道，用一“规”字管住下文十三句，读之觉笔力遒劲，一气贯串。蔡铸《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卷七：“公文不以雕饰为工，而此篇极修辞之妙，尤具排山倒海之势。”用一系列隔句押韵的四字短语构成排比句，造成一种夺人气势，体现出韩文拔地倚天、包地含海的特点。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张中丞传后叙》）
小人针对睢阳守卫战将领许远的攻击，十分歹毒。韩愈的回击则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先以人死绳断作喻，用类比法，指出其“不达于理”。其后发抒感愤，严斥“不乐成人之美”的“小人”，指出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气势，而且引起了读者共鸣。这一反击十分尖锐，两个比喻有力戳穿了诬陷者持论的荒谬。
与孟子文章一样，韩文辩论说理，滔滔若江河，一波煞住，复起一波，气势充沛，咄咄逼人，令论敌很难反驳。
二、 情感炽烈，憎爱分明
韩愈是一个情感炽烈、憎爱分明的人。文如其人，在上列7篇散文中，韩愈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有些文字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被誉为“至情之文”“千年绝调”的《祭十二郎文》，在朴素无华的叙说之中，贯注着诚挚而又炽烈的骨肉之情，字字句句凄楚动人。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祭十二郎文》）
此段自述悔恨交加哀肠寸断心绪，复现呼天抢地悲号哀鸣场景，最见韩愈之真性情。“以痛哭为文章，有泣，有呼，有踊，有细语，有放声长号。”（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骈句、散句交替使用，连类引发，一气贯注，质朴中见流丽，恣肆内寓严整。长句、短句错综历落，长句一泻千里滔滔汩汩，“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这一短句，则将叔侄深情推至高潮。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柳子厚墓志铭》）
这是“能使浇薄挠负一种人缩首流汗”（蔡世远《古文雅正》卷八）的一个长句，抨击了世态炎凉人情纸薄。用“平居里巷”时的信誓旦旦和“临小利”时的落井下石作对比，戳穿了那些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两面派、势利者的丑恶嘴脸。人性之丑陋、官场之险恶被韩愈以寥寥数语摹写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韩文这种记叙中的议论语言，形象性、对比性、严密性皆为上乘。
三、奇偶相间，音调谐和
韩文句式奇偶整散皆用，特别注意句式的长短、声调的抑扬、文意的顿挫，给人以艺术享受。那些急促舒缓搭配而富有音乐节奏的文字在韩文中比比皆是。韩文运用排比对偶则变化多端，或意对而文不对，或文对而意不对。韩文扬弃了骈文的弊端，而把骈文的艺术技巧吸收到文章中，取得了很好的表达效果。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张中丞传后叙》）
“守一城，捍天下”两个三字短语，音节急迫，对举鲜明，音调铿锵有力，如金石掷地。两两相对的七字长句，语速变缓，却造成与内容相配合的语言气势。复以两个四字句顿挫，引起一有力反问。下文则字数各异，语句错落，读起来有快有慢，顺势而下，睢阳将帅军民的雄豪之气都在这和谐自然的音节中流出，而弃城图存者、拥兵自重者的阴暗心理则暴露无遗。
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进学解》）
这段文字运用富于变化的骈偶排比句式，读起来让人感到浓郁顿挫，节奏鲜明，音调谐美。这种排比对偶句式与骈文不同，它是自然纳入散行奇句的散文之中的，巧妙新奇，自然浑成。其中，押韵的字“老”“眇”“绍”“倒”“劳”琅琅上口，形成一种音韵之美。“宫商相宣，金石协和”（韩愈《送权秀才书》），节奏变化之美和音调谐和之美相得益彰。
四、 反语泄愤，讽刺强烈
常将谐谑、幽默手法用于散文之中，是韩文语言风格又一特征。韩文中常有自我嘲讽之言，有时正话反说，把一肚子难以直说的牢骚话，于自嘲中用幽默、诙谐之语道出，涉笔成趣，增强了幽默效果。对社会丑恶现象，韩文的讽刺入骨三分，往往勾勒形象，在谐谑中达到词谐意讽、针砭时弊的特殊效果。
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进学解》）
韩愈一方面标榜自己“学勤”“言多”“文奇”“行修”，一方面贬抑自己“学”不由统，“言”不要中，“文”不济用，“行”不显众，甚至给自己加上尸位素餐、盗窃陈编之罪名。其实，读者心知肚明，这段自我嘲讽的辩解完全是正话反说，反语泄愤。用抑己来扬己，正是行文巧妙处。如清人过珙所说：“设为问答，意若自责，却反自誉。其叙失意处，正是其得意处。前人谓道高毁来，德修谤兴，文公正以此两句自责。”（《古文评注》卷七）在这类文字中，韩文没有丝毫道学气味，自我塑造的形象十分可爱。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送李愿归盘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