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共8篇）
牡丹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篇1
课题名称：牡丹江历史文化研究
课题研究者：王婷婷 概述：针对本次课题，精心搜集资料，进行精密研究和实地勘察，研究成果如下：
正文：
一、历史文化深厚海藏
1、莺歌岭文化源远流长。肃慎是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也是满族的祖先。1963年发掘的莺歌岭遗址，就在牡丹江流域的镜泊湖畔，它是商周时期的肃慎人的文化遗存。许多出土文物都透露着北方古文明的气息。如碗、杯等陶器，斧、锛等石器，锥、针镞等骨器；还有原始小型陶制艺术品，如陶猪、陶狗、陶熊及出土的楛矢石砮等，都体现着肃慎人的文明和智慧。3000多年前的肃慎遗址，也是牡丹江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历史文化遗存。（查阅相关资料）
2、渤海文化辉煌灿烂。在牡丹江地区，渤海文化和宁古塔流人文化是与阿城金源文化相并列的我省三大历史文化亮点。一千多年前从属于唐朝的渤海国，始建于公元698年，亡于926年，存在了229年，定都上京龙泉府就有160年的历史。15代国王中的第10代王大仁秀时期，地域方5000里，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是当时东北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被称为“海东盛国”。渤海国遗存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位于宁安市渤海镇的上京龙泉府遗址，是国务院1961年首次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国家对加强渤海遗迹的挖掘、保护和研究工作始终都非常重视，近年来，国家财政部、发改委、文物局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及专家多次到牡丹江渤海国遗址进行考察，国家并将投巨资设立渤海国遗址的保存保护和展示项目。渤海文化可圈可点的历史价值，在于它从属于中原王朝的历史地位，灿烂辉煌的北方古代文明，规模宏大的中世纪古代遗存和渤海文化对北方历史的影响。（在图书馆中查阅相关书籍）
3、宁古塔文化博大精深。清初宁古塔将军在我们这里设立后，宁古塔便成为东北北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管辖今天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以及俄罗斯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宁古塔文化最具影响的应是宁古塔流人文化。而宁古塔流人文化在中国流人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特别在中原文明对北方的影响中，流放文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宁古塔流人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流放人数多。流放到宁古塔地区的流人前后多达数十万。二是流放的文人层次之高，在中国流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吴兆骞出塞前就被清初的文坛领袖吴梅村称为“江左三凤凰”之一，张缙彦是明朝非常有才气的最后一任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等等。三是流人对宁古塔地区的影响大。在经济、军事、文化、农耕、医疗、商业及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流人们将《史记》、《四书五经》及儒家思想等中原文化精典传播到宁古塔，张缙彦等人在宁古塔成立了黑龙江第一个诗社——七子诗会。在抗俄战争中，流人们充当水手，兵丁，特别是在两次雅克萨战争中，流人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以后签定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作出了贡献。而且流放文人吴兆骞成为中国第一个反侵略爱国诗人。特别是流人方拱乾写的《绝域纪略》、张缙彦的《宁古塔纪略》、吴晨臣的《宁古塔山水记》和吴兆骞的《秋笳集》及《归来草堂尺牍》等，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宁古塔和黑龙江历史的珍贵资料。流人在中朝、中日的文化交流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梁启超和章太炎对流人在黑龙江的贡献都给予很高评价，余秋雨先生专门写了一部长篇散文《流放者的土地》，客观地分析评价了宁古塔流人现象。(查阅相关资料)
4、革命历史文化恢弘悲壮。革命历史文化涵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抗美援朝战争及中苏边境战事等诸多内容，极为丰富，涌现出了马骏、陈翰章、杨子荣等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特别是抗日战争，有大量的文章可作。镜泊湖墙缝之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打响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会见苏联老兵时说，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对日作战中，著名的牡丹江战役，是抗战史中两军协同作战的典范。挖掘、研究和论证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可能会改写中国的抗战史。另外，八女投江、绥芬河东宁要塞等，都极具历史价值。（实地勘察）
5、民俗文化特色鲜明。牡丹江的民俗文化地域特色非常明显。它包括满族民俗、朝鲜民俗和殖民文化及其它土著民族的民俗文化。殖民文化主要是指日本和俄罗斯民族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朝鲜民族一条街的实地勘察）
二、现代文化颇具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牡丹江的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在国内都比较有影响。上个世纪中叶，小说和电影《林海雪原》出版发行与上映，影响了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成长进步，京剧《智取威虎山》红遍大江南北。改革开放以来，牡丹江以建设北方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先导，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大力弘扬讲团结、讲奉献、讲创新的“三讲一争”文化精神，牡丹江的各项文化事业均取得可喜成绩，为振奋城市人文精神、促进经济社会追赶跨越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牡丹江文化现象”倍受瞩目
90年代，以戏剧和歌词为主要内容文艺创作演出，被国内专家学者誉为“牡丹江文化现象”。话剧《女大十八变》和评剧《毛泽东在一九六O》，分别在全国上演达500多场。《女大十八变》还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京剧《周恩来与大庆人》中周恩来的扮演才李鼎荣获梅花奖;歌词《走进新
时代》、《春天的故事》、《常回家看看》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都已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曲目，也成为牡丹江的文化品牌。涌现出象王治普、付军凯、殷杰、李鼎、蒋开儒、车行、宋青松等一大批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和词作家，对牡丹江的文化建设起到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牡丹江的文学创作也是百花齐放，如葛军义的《浮世》获全国一等奖；徐景辉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被评论家称为是“中国的《静静顿河》”，不久将改编为30集电视连续剧搬上屏幕；程琳、付饶、库玉祥的电视剧创作，在国内已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历史文化研究，成效显著。我市先后成立了“渤海文化研究会”、“宁古塔文化研究会”和“满族文化研究会”等社团组织，出版多期会刊和多部丛书，并开展多次联谊活动，“渤海文化研究会”还获民政部颁发的“2004年全国优秀民间组织”奖。杨锡春、王林晏、姜华昌、张克等一大批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在辛勤地耕耘。诗歌、散文、书法、美术等文学艺术创作，在国内都有一定影响。
2、牡丹江文化品牌颇具影响。
多年来，通过实施精品战略，形成了戏剧、歌舞、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文化品牌。
(1)戏剧品牌。多年来，我市打造了以领袖剧、学生剧和地方特色剧为代表的戏剧品牌。在领袖剧方面，创作生产了评剧《毛泽东在1960》、《邓小平在那个春天》、京剧《周总理与大庆人》、戏曲广播剧《绿叶之歌》(根据《马克思与燕妮》改编)等；在学生剧方面，创作生产了评剧《我爱我班》、话剧《谁来保护你》、《逃学事故》、《少年英雄王二小》、京剧《希望的田野》、小品《校园外》等；在地方特色剧方面，创作生产了京剧《渤海王大钦茂》、《智取威虎山》和纪实话剧《金桂兰》。这些优秀剧目不仅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还多次进京演出，甚至演进了中南海。（录像播放）
(2)歌舞品牌。创作生产了以《山风、水韵、草原情》、《牡丹江之歌》、《牡丹江颂歌》、《欢迎你到镜泊来》等为代表的一批歌舞节目，使牡丹江的歌舞品牌在全省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在全国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2001年大型歌舞《山风、水韵、草原情》代表黑龙江省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荣获创作金奖和演出金奖，全体演职人员受到江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市的歌舞节目还多次参加国际冰雪节、全国冬运会、中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演唱会、黑龙江省春节晚会、哈洽会开幕式文艺晚会、全省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文艺晚会、抗击松花江水体污染大型特别节目《水之情》、省运会开幕式等省内重要的文艺演出活动并充当骨干力量，进一步提升了牡丹江歌舞品牌在全省的影响力。2007年创办了“牡丹江•镜泊湖之夏旅游文化节”，组织开展了民俗风情、魅力广场、城市之光、群星璀璨四大版块56项文化活动，推动文化与旅游资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邀请《同一首歌》走进牡丹江，为全市人民奉献了精彩的艺术盛宴。省台直播、央视四次播出有效地宣传了牡丹江，迅速提高了牡丹江知名度和影响力，振奋了全市人民精神。(亲身经历)
市直各专业院团平均每年演出超过500场，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还到俄罗斯、韩国、朝鲜、我国香港和澳门等地进行演出，开展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3)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以节假日为主线，以广场为重要载体，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巩固老品牌的同时，又创立了群众文化活动新品牌。一是广场文化活动品牌，我市于1996年开始率先在全省开展广场文化活动，目前全市各地的广场已成为全市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二是节庆文化活动品牌，在重要节庆日都组织开展深受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如新春秧歌大赛、金秋节系列文化活动、绥芬河市经贸旅游灯节系列文化活动、海林市的元宵节楹联大赛和端午诗会等；三是大型赛事品牌，如：全市青少年“独唱、独奏、独舞”比赛、全市“群星奖”选拔赛、中国歌剧舞剧院院外艺术考级、今年新创立了中国朝鲜族民俗打击乐邀请赛；四是基层文化活动品牌，以组织开展“金色田野”和“城市之光”系列文化活动为牵动，推动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市区清福社区和西牡丹社区先后被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第一批和第二批文化先进社区。市文化局先后获得全国“四进社区”活动、全省“金色田野”活动和群众文化工作优秀组织奖；五是民族民俗文化活动品牌，我市是朝鲜族的重要聚居区，我们重点抓了朝鲜民族文化活动。开展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有节庆活动，如全市少数民族春节晚会；有传统活动，如朝鲜民俗“掷棍”比赛；有文艺比赛和汇演，如朝鲜族老年人和幼儿文艺汇演、庆祝朝鲜族中学建校60周年文艺演出、与省朝鲜语广播电台联合组织的“家乡歌谣舞台”比赛等。
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发展
(1)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新建了牡丹江市博物馆和图书馆、绥芬河市博物馆和图书馆、海林市图书馆、穆棱市朝鲜族文化馆等，到目前，全市市县两级都有图书馆、文化馆，部分乡镇也有了一定规模的图书室；市区改扩建了中心文化广场并搭建了广场舞台，建设了朝鲜民族文化广场，各县(市)区、有条件的乡镇村屯都建了文化广场，目前全市共建设各种可用于文化活动的广场达230多个，其中大型广场有18个，构建了覆盖全市城乡的文化广场网络。
(2)公益性文化服务不断拓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牡丹江分中心建成并已投入使用，各县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都已启动，为全市人民提供了高科技的文化信息服务平台。开设了人文公益大讲堂，开展了“倡导阅读风尚，构建人文家园”等系列主题活动。在群众艺术馆小剧场每月举办一次免费欣赏高雅音乐的“走进音乐厅”活动。组建了牡丹江市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公司，每年放映公益电影5600场。
(3)文化市场健康繁荣
一手抓“扫黄”“打非”专项斗争和文化娱乐场所治理整顿，一手抓标本兼治的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开创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市场持续、稳定、健康、繁荣发展，营造了和谐、文明、健康的城市文化环境。
(4)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独领风骚
在今年全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黑龙江省主场城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中，牡丹江市刚刚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朝鲜族“花甲礼”表演展示活动引起了省内外嘉宾的关注和好评。
近年来，牡丹江市深度挖掘和保护文化遗产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中，突出民族文化的特点、特色，初步确立了满族文化、中国朝鲜族文化、流人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为优势资源，已经普查各类资源项目300多个，尤其是《朝鲜族花甲礼》项目入选国家级名录，实现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国家级名录零的突破。《渤海靺鞨绣》参加了上海世博会、深圳文博会等展会，《朝鲜族农乐舞》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农民艺术节，荣获歌舞表演精粹奖。
在11月11日召开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成员单位会议上，又有20个市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通过审议。待这20个项目公示通过后，牡丹江市将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项、省级名录56项、市级名录113项，数量占全省总量的近三成，列全省地市之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各类文物遗存的保护和挖掘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11月6日于北京闭幕的长城资源认定审核会议上，位于我市境内的早期长城资源牡丹江边墙被国家文物局正式认定为长城。这意味着，牡丹江边墙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组成部分。牡丹江市早期长城资源牡丹江边墙，被学术界认定为唐代时期修建，由牡丹江段边墙、江东段边墙、镜泊湖段边墙三部分组成，归属于早期长城资源，并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2008年5月至2009年末，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对我市早期长城资源做了全面实地调查，基本摸清了我市早期长城资源的“家底”，并新发现墙体1592米，其中牡丹江段边墙起点处新发现墙体998米，江东段边墙起点处新发现墙体594米。
今年6月，牡丹江市早期长城资源牡丹江边墙调查电子文本顺利通过国家长城项目组验收，并最终被国家文物局正式认定为长城。我国的长城早在1987年12月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此，牡丹江边墙被认定为长城后，也升级为世界文化遗产。牡丹江边墙被认定为长城，为研究我国唐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融合、演变、发展及我国唐代东北地区军事防御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对牡丹江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牡丹江市共调查登录各类文物遗存2294处，其中新发现1826处，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圆满完成了第三次全国文件普查实地调研阶段任务，我市被授予文物普查工作全国先进集体
目前，牡丹江市文物保护单位总量75处，其中国家级6处、省级36处、县(市)级33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项，有5项正在申报国家级保护名录。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13类55项。牡丹江的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水平，2007年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获得了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物保护勘察设计》乙级资质资格认证，目前全省具有这个资质的单位只有2家，另一家是哈工大。2007年,国务院正式把中国长城遗址牡丹江边墙三段列入中国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有着“唐长城”之称的牡丹江边墙与长城并入中国长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这也是牡丹江市乃至黑龙江省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项目。
实地勘测研究：江滨公园位于位于江滨大道，1985年建成。园内有亭、科普画廊、花坛、雕塑等，还有种植亚热带风光的南洋衫、假槟榔、相思树、榕树、桂花等，为开放性公园，被誉为福州的“外滩”。由七个景区组成，自西向东依次为西河园、锦江园、金沙园、望龙园、缤纷园、闽风园和闽水园。
江滨公园虽然不大，但却富有福州这个亚热带地区的公园特色。南洋衫、假槟榔等在园中的普遍种植使它看起来更具这种风情。夏日的夜晚，来这里走一走、歇一歇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具有其独特的闽江流域文化特色和榕城风情，集亲水性、生态性、艺术性为一体，成为满足市民和游客游憩、休闲活动需求的公共绿地，创造福州现代化城市的亲水空间和闽江滨水区的新型旅游区。
总结：牡丹江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极，在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丰富我们的人文精神，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推动牡丹江的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研究将将使我铭记丹江历史文化，受益匪浅
牡丹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篇2
关键词：文化产业,牡丹文化,经济增长点
河南洛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素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 从1983年洛阳市举办牡丹花会的近30多年来, 洛阳借助“洛阳地脉花最宜, 牡丹尤为天下奇”的牡丹文化资源优势, 已连续成功举办33届牡丹文化节, 这在国内实属罕见。牡丹文化节的举办, 扩大了洛阳乃至河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大发展, 同时, 与牡丹相关的文化产业, 包括牡丹观赏、牡丹旅游商品也得到很好的开发。洛阳牡丹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之路, 本身就是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很好的探索, 代表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洛阳牡丹文化产业也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 因此, 总结洛阳牡丹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对河南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会提供很好的借鉴。
一、洛阳牡丹文化产业发展沿革及现状
自古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说。1982年牡丹花被定为洛阳市花, 自1983年开始每年4月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牡丹花会。牡丹花会成为我国四大花会节日之一, 并于1994年被评选为国花, 这使得洛阳牡丹文化及旅游业的发展获得了更好的平台。如今的洛阳牡丹文化产业, 在旅游、种植、花展、食品、娱乐等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牡丹是富民强国的象征, 体现着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洛阳牡丹文化产业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力, 是河南洛阳文化产业中的知名品牌。洛阳市牡丹文化产业的壮大, 也推动了洛阳第三产业如服务、餐饮、娱乐业的发展。近些年来, 洛阳牡丹花会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3.25%。自牡丹花会创办以来, 市政府从“以花为媒, 广交朋友, 宣传洛阳, 发展经济”作为城市创办花会的宗旨, 到“以人为本、文化为魂、牡丹为媒、扩大交流合作、推动科学发展”, 已经将牡丹花会打造成一个融旅游观光, 经贸洽谈为一体的规模宏大的经贸文化活动, 对促进洛阳经济文化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洛阳牡丹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洛阳作为文化古都, 历史遗迹众多, 洛阳市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牡丹文化节发展的政策。《围绕牡丹为媒打造牡丹花都工作实施方案》对牡丹的种植规模、产业发展、元素应用等, 进行了详尽规划。《洛阳市“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做大产业园区, 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把牡丹文化产业建成洛阳市主要的经济支柱。洛阳市以传媒业、文化旅游业为重点, 着力发展艺术品及娱乐业、会展业、牡丹种植及深加工等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一) 洛阳牡丹文化产业发展可供借鉴的经验。
三十多年来, 洛阳市着力打造的与牡丹相关的龙头企业有数十家, 产业规模逐渐形成。诸如孟津平乐牡丹画产业园区、洛阳牡丹瓷文化产业公司、洛阳天旗三彩艺公司, 生产出众多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的有洛阳牡丹文化元素的产品, 并远销到世界各地。在牡丹种植方面, 2002年, 在全国率先实行牡丹标准化生产, 培育出20多个牡丹新品种, 现有品种1, 260个。初步形成了从牡丹种植到牡丹系列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条。2011年共增植牡丹53.7万株, 总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2012年增植27万多株, 总数突破80万株, 牡丹种植面积已达到11万亩, 比2012年增长了5倍之多。并打造出特色牡丹园共有12家。此外, 牡丹盆花、干花、反季节牡丹培育等形成了完整的牡丹文化产业链条, 成为洛阳经济发展极具活力的生力军。此外, 在牡丹文化节期间, 牡丹文化相关产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包括各种牡丹书籍、光盘、牡丹花、牡丹网站、牡丹公园建设、展览、观赏, 以及各种经贸洽谈、演出、灯会、庙会、论坛、民间表演、书画交流展览等活动都起到了延长牡丹文化产业链的巨大作用。同时, 大量游客的到来也给洛阳市宾馆、饭店、餐饮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洛阳牡丹文化产业化成功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创造性运用了传统洛阳本土的文化资源、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文化与市场的结合、宣传媒体的创新等方面。如今, 洛阳牡丹文化节已成为展示洛阳文化及整个河南文化的形象窗口, 是洛阳与国内外进行经贸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洛阳牡丹花会带动的牡丹文化产业不仅给河南文化产业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 同时也给其他节会的举办带来了经验和启示。
(二) 洛阳牡丹文化产业发展的不足。
1. 创新不足。
一是洛阳牡丹园设计园林的理念水平不足、针对园林整体建筑和更深入地挖掘牡丹文化内涵重视不够。二是牡丹产业相关的科研成果和牡丹深加工企业无法对接。三是深入挖掘牡丹文化内涵、形式新颖的艺术精品较少。如纪念品牡丹瓷, 李学武的牡丹瓷把牡丹与三彩结合, 郭爱和把洛阳文化与三彩结合, 从礼品开发的角度看, 这些东西体积大, 重, 不好带。四是牡丹服饰的开发远远没有做足。五是针对牡丹的动漫和游戏产品开发、数字化传播, 网络等发展也需要加强。六是洛阳牡丹文化的载体主要局限于神话及历史典故, 缺乏亮点和新意。
2. 产业结构不足。
针对牡丹的食品、化妆品、药品等产业开发力度不够。诸如像平乐牡丹村虽然产业园区己基本建成, 但还是以家族模式经营, 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一供一销”的产业链。
3. 环境、氛围不足。
政府出台的一些相关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支持不对路、配套政策欠缺, 影响商户的积极性。此外, 洛阳市牡丹的种植规模仍不算大。近两年洛阳市牡丹的种植面积虽扩大了5倍, 加大了观赏牡丹的种植, 但是针对牡丹深加工产业需要的原料难以大量提供。龙头企业规模不大, 国际市场销售规模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洛阳市作为“中国牡丹花都”。其城区道路、街头绿地、广场的牡丹种植面积不够, 众多游人在短暂的花会赏花, 不能有效进行人群分流, 也影响着游客赏花的兴趣。以上所述的这些问题都制约着洛阳牡丹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洛阳牡丹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一) 科学制订发展牡丹文化产业规划。
加快牡丹文化产业发展, 首先要做好规划。在当前形势下洛阳市提出“花会搭台, 经贸唱戏”的方针, 《洛阳市“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围绕牡丹文化产业, 详细布局特色牡丹文化产业建设规划, 强化政府调控, 完善对市场和资本的引领, 促使牡丹文化产业在规模和产业结构优化、文化创新和产品服务出口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二) 打造牡丹创意文化产业。
“没有创意, 就没有文化产业”。牡丹文化产业需打造自己的文化产品, 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品牌策略, 可以为洛阳牡丹文化产业奠定坚实的地位, 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是加强对牡丹瓷、三彩艺、牡丹画等艺术产品形式的创意开发, 各地要对不同状况的不同品种采取不同的措施分类引导, 做强优势品种、做大弱势品种、全面繁荣与牡丹相关的工艺美术产业。对已经形成规模的唐三彩、平乐农民画等优势品种争取做大做强;对已经鲜见生产或面临失传的年画等濒临失传品种采取拯救和扶持措施。在推广传统牡丹产品的同时, 还应着眼于新材料新形式的开发。可开发体积小, 轻便易带的文化礼品, 才能更为游客所喜爱。应培育一批具有较强设计能力的设计师队伍, 设计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颖而受人们喜爱的产品。二是牡丹旅游景观创意:在牡丹花园的景观形式上应突破传统仿古花型在景观上的大量运用。要运用牡丹元素采用新材料和现代园林建筑相结合, 让牡丹园林景观真正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三是注重文化资源的整合:在竞争中体现自身优势, 走差异化道路, 进行资源整合。可以将洛阳牡丹园设置成一个总站点, 吸引游客到洛阳周边观光旅行。通过出售联票、团购票等来薄利多销。尤其利用微博等年轻人喜欢使用的社交工具, 推出洛阳牡丹旅游热点帖子, 将去洛阳牡丹胜地游览、度假、休闲娱乐变成一种时尚。
(三) 打造牡丹文化产业发展氛围。
一是政府应该发挥社会影响力, 制定明确的文化引导原则, 积极参与文化宣传。争取帮扶和培育出洛阳牡丹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引领高科技文化产业诸如:动漫、广告创意、会展创意、电子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勃兴, 提升产业科技化水平。洛阳民间牡丹文化艺术种类丰富, 可以依托民营博物馆、文化馆、艺术中心把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的牡丹画、牡丹瓷、牡丹石等民间牡丹文化产品, 真正融合形成产业集团, 提升产业效益。在牡丹种植、牡丹商品开发方面要创立品牌, 开拓市场, 提高市场的认知度。在牡丹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注重规模化发展, 打造延长产业链条, 加强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二是在洛阳市区各个主要的绿化带、公园景区、城市主要干道及出入口, 都要规划设计牡丹作为园林花木品类, 把牡丹元素融入城市的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贾鸿雁.牡丹文化及其旅游开发[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2
[2]牛永超, 王倩.洛阳牡丹文化营销探析[J].经济师, 2013, 1
[3]刘子凡.洛阳牡丹文化及其产业开发研究[D].河南科技大学, 2013
牡丹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篇3
关键词：《牡丹亭》；文化意象；翻译策略
在《牡丹亭》中，中国文化意象言简意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往往成为原著中的点睛之笔。但是，当我们阅读英译本时，常常遗憾地发现，在《牡丹亭》原著中熠熠生辉的文化意象大都失去了其原有的风采。一些文化意象一旦离开其文化母体，其内涵意义就容易被误解和歪曲。文化意象翻译可视作整个翻译活动的一面镜子，可以说，研究如何翻译文化意象归根到底就是在研究如何翻译中国文化，或者说，文化意象翻译就是如何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因此文化意象在中国戏剧作品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翻译上的难度也显而易见。
《牡丹亭》的问世标志着明清传奇这一文学样式的最高峰，可以说，它轰动了文坛和剧场，引发了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们一系列的深层探讨。一部作品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与其本身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分不开的，且汤显祖擅长引经据典，《牡丹亭》中的诗词、典故、谚语、俚语、绝句、隐语、神话故事、历史人物等文化意象不一而足，如落霞与孤鹜齐飞、嫦娥、沉鱼落雁、闭花羞月等，正是这些具有特定汉文化的词语常常使译者处于被动，取舍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简单来说，文化意象是指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在读者的脑海里间接地触发对某一事物的联想的文学手法。文化意象的含义源于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交流，因此，文化意象的含义也因其与中国文化的息息相关而相对固定。在翻译戏剧类作品时，应将文化意象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这样有助于强调主题，刻画人物，并提高读者的参与和性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对《牡丹亭》中的文化意象进行深层探究，比较不同译者对文本内容理解以及对文本中文化意象的处理上所表现出的不同见解和视角，来寻求戏剧类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并建立相对应的文化意象的翻译模式。很多学术论文所归纳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首先建立在《牡丹亭》文化意象的分析上，针对这些文化意象提出翻译转换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然后通过具体译例确定普遍翻译规范和译者的个性化翻译行为，最终对翻译普遍规范和译者个性化行为进行分析整合从而确立《牡丹亭》文化意象英译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
中国古典戏剧英译的实践活动已有270多年的历史，但对于中国古典戏剧剧目总量而言，译成英语的剧本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目前，国内研究《牡丹亭》英译的文献不多，对比研究英译本的文献则更少。可以说《牡丹亭》的翻译研究现状与《牡丹亭》本身不朽的艺术魅力和众多翻译名家为之倾倒的盛况极不相称。期刊论文数量不过20篇，硕士论文数量大约为15篇，博士论文为4至5篇,学术研讨会更是寥寥无几。《牡丹亭》拥有几个全译本，白之译本、张光前译本、汪榕培译本、许渊冲译本和汪班的《悲欢集》。笔者搜集到的国内研究《牡丹亭》英译的文献主要有汪榕培的《<牡丹亭>的“集唐诗”及其英译》、郭着章的《谈汪译<牡丹亭>》和蒋骁华的《译者的选择形式和适应性选择——评<牡丹亭>的三个英译本》。近10年中，国内以《牡丹亭》为题进行博士论文创作的主要有潘智丹的《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王燕飞《<牡丹亭>的传播研究》和栾英《<牡丹亭>英译的描述性研究》。
早在20世纪20年代，《牡丹亭》就开始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牡丹亭》最早的英译开始于1939年哈罗德·阿克顿选择的《牡丹亭》中的《春香闹学》。从此，《牡丹亭》不断吸引英语研究者的兴趣，不断有介绍和研究《牡丹亭》的英文文章问世。美国柏克莱大学的白之教授是第一位将《牡丹亭》英语全译本介绍给西方的学者。但是，国外对《牡丹亭》的研究相比于国内还是相对匮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由于在当今时代环境下，戏曲艺术远不如小说艺术流行，并且戏曲艺术的理解和欣赏对读者和研究者的要求更高，因而研究性成果寥寥无几。而国内外大多学者对于文化意象的研究，基本上从多元系统功能理论、互文性、框架理论和欠额翻译角度下进行。而有关《牡丹亭》中文化意象的翻译论文，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上进行模糊检索后，发现有关论文甚少。相关的博士论文有宋海云的《论中国文化意象的翻译》，硕士和期刊论文只有一篇刘庚玉的《框架理论下刊<牡丹亭>中文化意象翻译比较研究》。笔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文献有些仅对一种译本进行分析研究，有些采用了规范性而非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有些仅对文本进行了定性分析而没有做定量分析。因此，得出的结论未免失之偏颇、不够全面。文化意象翻译本身也与翻译学研究领域中诸多争议性较大的问题紧密相连，并且文化意象非中国文化单独所有，当译者将中国文化意象译成不同语言时，会面临种种问题。因此，为使研究在深度上得以延展，研究者们应专注于中国文化意象的英译，以不同时期《牡丹亭》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深层探讨分析的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张政.文化与翻译——读汪榕培《牡丹亭》英译本随想[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1）.
[2]白先勇.面对世界——昆曲与《牡丹亭》[J].艺术评论，2007（11）.
牡丹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篇4
2.1没有库区生态管理信息系统，缺乏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综合变化趋势信息。
到目前为止，参与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的各个部门和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大多在独立行事，根本没有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大多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环境监测系统，对整个库区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管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缺少库区生态环境、水质等的综合数据，环境决策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
2.2当地居民生态意识淡漠
生态环境效益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效益。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即期的回报，就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逃避心理。因此，生态环保意识难以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也就缺乏其内在的动力。尤其是在经济落后、耕作业为主的丹江口库区，当环保意味着限制耕地、减少采伐而牺牲眼前经济利益的时候，从地方各级政府到普通的老百姓，就都没有了环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另外，退耕还林、还草这些直接恢复生态环境的政策虽然有着巨大的长远意义，但在短期内却解决不了水源区260万居民致富和经济发展问题。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花大力气把生态环境恢复了，也还会再度破坏。
2.3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较差
丹江口库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毁林、开荒、围库造田、乱捕乱杀，使得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农药、化肥、污水的滥用乱排，使得土壤板结退化。由此可见，诸多因素综合导致库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较差。
2.4环境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不够
丹江口库区有关部门在对排污企业的现场检查时，虽然多次监督排污单位污染防治的运行，但缺乏完整的监管体系和强有力的执法队伍，致使这些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造成排污企业违法排污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建立库区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牡丹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篇5
（我12会计2班小组对宁波月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现状调查如下：）月湖历史文化街区是宁波市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为对月湖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抢救性保护和街区复兴，2012年9月，宁波市规划局会同市文广新局委托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宁波市月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据悉，按照保护规划，月湖历史文化街区东起镇明路、南至三支街、西至护城河西侧河岸、北至中山西路，总用地面积达到90.4公顷。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从保护历史真实载体，保护历史环境，合理利用、永续利用三条原则出发，通过对街区内每一栋建筑风貌、高度、质量、年代的细致评估，发掘区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提炼出该区块的核心价值特色。
规划指出，月湖历史文化街区可总结为三个特征：一为景观月湖，是历代精心营造的人文胜景；二为人居月湖，是江南古城诗意的理想居所；三为人文月湖，是浙东学术兴盛的文化中心。规划认为月湖地区经千百年的涵养，融自然与人文于一体，物化于月湖历史文化街区的民居院落、书院花园中，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规划重点保护月湖西区整体格局、风貌特征、7段一类历史街巷、7段二类历史街巷、11处文物保护单位、44处文物保护点、114处历史建筑（建议）以及历史环境要素与地下文物（遗址）、历史人文特色等具体内容。
本次规划的一大特点在于提出建议历史建筑114处，历史建筑是指具有一定保护价值且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文物保护点的建筑物、构筑物。本街区内的历史建筑保护应当以院落为单位保护，应保持原有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袁朝晖表示，本次规划针对保护要素的集中区域，划定了两片核心保护范围，分别为柳汀街以北部分和柳汀街以南部。其中，柳汀街以北部分东至镇明路西侧道路红线；南至柳汀街、大书院巷（西段）；西至三板桥街、天一街、长
春路、太阳巷、华侨饭店东界；北至中山西路、屠氏别业北界、迎凤街，面积为31.37公顷；而柳汀街以南部则东至镇明路；南至三支街；西至原宁波城建设计院；北至柳汀街，面积为15.91公顷。两片核心保护范围的总用地面积达到47.28公顷，占街区总面积约52.3%。
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除核心保护范围以外的区域为建设控制地带，面积为43.12公顷，占街区总面积约47.7%。根据历史研究与现状分析，规划提出“以文化为导向的街区复兴计划”，兼顾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效益，达到遗产保护和街区复兴的双重目标。总体功能定位为，具有宁波传统文化和历史特点的高品质人文博览、文化交流、宜居生态、商业休闲、创意旅游社区。
从区域整体格局与风貌特征保护看，规划将保护“一湖十洲、南北串联；洲屿独立、自成体系”的空间格局。据悉，规划对月湖历史文化街区整体风格与风貌特征进行保护，主要是保护“一湖十洲、南北串联；洲屿独立、自成体系”的空间格局。即保护以偃月街为纵轴，惠政巷、青石街、中营巷、马衙街-马衙河、大书院巷、桂井街为横轴的“一纵六横”的“梳状”街巷结构，严格控制历史文化街区内建筑的高度和体量，强调平缓的天际轮廓线，保护各洲岛通过水系（和主要街道）分隔、自成体系的特点。此外，规划还对街区的用地、人口提出了控制要求，对交通组织和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等基础设施提出了改善性建议。“在保护的前提下，街区内部交通采用“步行为主、车行为辅”、“人车相对分离”的交通组织模式。在后续的工作中，还会针对街区的特点专门制定消防、交通等方案。
历史街巷为沿线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和历史建筑数量相对集中，历史空间特征和风貌保存较好的街巷。历史街巷是构成历史文化街区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验历史文化街区的主要轴线。据此，规划将历史街巷分成了两类：
第一类是街区内传统风貌保存最完整的街巷，街巷沿线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和历史建筑数量较多，历史空间特征和风貌明显。保护要求：不得改变
街巷线形、宽度、尺度，保持界面的连续性与贴线；保护两侧传统院落与建筑界面，保护街巷传统风貌特征。
第二类则是街区内传统风貌保存状况一般的街巷，即具有一定的传统风貌和原有空间特征，但局部路段或一侧界面保存状况较差、已被拆除或新建筑风貌存在较大冲突。保护要求：不得改变街巷线形、宽度、尺度，保持界面的连续性与贴线；保护两侧现存传统院落与建筑界面，修补与完善街巷传统风貌特征。
123250334杨春阳 组长123250327王银
123250335杨桂花
2013 年11月 29日
问卷调查
———宁波市月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们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的学生，就对宁波市的月湖文化街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一项问卷调查。该问卷不涉及个人隐私，请您依据自身所熟知的情况进行作答，我们将十分感谢您的合作。
一、选择
1.您的性别
A 男B 女
2.您的年龄
A 18岁以下B 18-23岁C 24-39岁D 40-60岁E 60岁以上
3.现居城市
A宁波本地B外地
4.您的职业
A 国企B 外企C 私企D 事业单位
5.您的学历
A 高中或中专以下B 高中或中专C 本科或大专D硕士以上
6.您是否熟知我国法律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政策
A 熟悉B 一般C 不熟悉D 不关心
7.您对宁波市的月湖文化街区的熟知程度
A 非常关心B 熟知C 一般
8.您是否了解政府对历史街区的保护措施
A 非常关心B 熟知C 一般
9.您是否参加过月湖文化街区的保护行动
A 参加过B 没有但是听说过C 没有参加过
10.您认为宁波市的历史文化街区是否有保护的价值
A 非常赞同B 赞同C 一般
11.月湖的哪一项文化因素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A 文化气息浓厚B居住功能完善C建筑形式美D 邻里单位和谐
12.您认为当下的保护措施是否得当
A 得当B 不得当C 不好
13.如果需要加强保护措施，您认为资金的问题该由谁负责
A 政府B 当地居民C 社会集资
14.您对月湖文化街区的基础设施是否满意
A 满意B 一般C 不满意
15.您认为月湖文化街区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风貌继续保留
A 维持现状，加强保护B 拆除重建C 部分维持，部分拆除
16.您对月湖周围的建筑形态是否满意
A 满意B 一般，没有太大的看法C 不满意
17.您认为月湖周围的建筑应该以何种建筑形态建设
A 低层建筑为主B 高楼林立C 没有意见
二、意见反馈
18.针对自己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熟知情况，您认为哪些项目最应该受到保护
19.请您对月湖文化街区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忠诚的建议或者意见
（保护措施、开发旅游业、重新建设等）
中国油画的历史与现状 篇6
20世纪是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和中西文化融合的世纪。20世纪初期，以科技、制度为先导的欧洲文化陆续进入中国，使中国传统文化濒于解体的边缘。知识分子阶层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发生动摇，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则由抗拒、怀疑到学习，进而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撷取。在这种历史环境里，西方绘画也顺利地进入中国，并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逐步成长为中国本土的艺术。而20世纪也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以油画艺术的灿烂多彩为特点的一个世纪。
一、中国画家的西画试验
清代晚期，一些中国官吏和文人到欧美各国的博物馆中，看到欧洲名画原作，为之折服。薛福成、康有为等人的欧游文札中，对这些名画新颖的诗意作了生动的描述。由于他们见到的是欧洲绘画的代表性作品，而不是他们的前辈文人见到的传教士笔下的圣像，因此清末文人心目中的油画作品不再是“虽工亦匠”、“不入画品”的奇技淫巧了。同时，海禁大开之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已经由轻蔑、贬抑一改而为尊重和仰慕。作为欧洲文化组成部分的油画，也成为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学习对象，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为了复兴中国文化而学习欧洲绘画的。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来说，在20世纪之初并没有直接面对欧洲名画的机会。虽然在观念上变排斥为仰慕，但即使是有志于研习西画者，也只能面对西方绘画的印刷品摸索前进。清代后期，天主教会在上海土山湾孤儿院举办绘画工场，选拔有绘画天赋的儿童，由西洋传教士中擅长绘画者教授摹绘圣像。这成为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传授西画技艺的场所，在扩大西画影响方面的作用，土山湾孤儿院远远超过了清代前期宫廷里的传教士。
清末民初以“西洋画”擅名沪上的那些画家，如周湘、徐咏清、张聿光等人，都是这样通过间接渠道，点滴、片断地接受西画影响。由于他们在摸索学习西画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基础修养，所以他们所画的“西洋画”，在严格意义上都是“参用西法”的中国画;他们所作的油画，实际上都是中国画家的西画试验。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油画作品，当然不是由他们临摹的圣像，而是这些画家所画的风景和肖像。
当时的油画风景，多描绘中国南方的港口或乡村景色。停泊着渔船的海港，矗立着宝塔的村镇，在朝霞或夕阳的映衬下显得宁静而神秘。这正是外国旅游者心目中的“中国风景”。当时的油画肖像，取材最多的是盛装的仕女和正襟危坐的士绅官吏。这一类油画作品反映着20世纪初期中国人的视觉印象，也十分完整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洋画家的艺术趣味。
辛亥革命以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油画发生兴趣。他们“无师自通”地画起了油画。后来成为著名油画家的颜文梁，回忆他早年为学习西方绘画，临摹过外国商品广告画片，为取得油画表面的光亮效果，遍试桐油、蛋清、鱼油等材料。这是当时求师无门的众多青年画家共有的经历。尽管如此，这些青年画家的油画作品却比前面提到的那种仕女肖像和“中国风景”有较多个性风采，选材也较为宽广。
二、从个人意绪到家国兴亡—留学生的油画
真正掌握了西方绘画技艺的中国油画家，是那些去国外的留学生。广东的李铁夫(1869-1952)在20世纪初期曾在美国著名画家萨金特(Sargent,John Singer)和切斯(Chase,Willam Merrite)门下学习肖像画。李铁夫的油画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中国油画“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境界，在人物神情、性格的把握和色彩、笔触的表现力方面都相当娴熟，成为早期中国油画艺术水准的标志。最早进入东京美术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是黄辅周，在他之后的是李叔同。李叔同于1910年毕业回国，在天津、上海、杭州从事绘画教学，对西洋画在中国教育领域的传播，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留学生的油画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归国的留学生，除了黄辅周、李叔同等人之外，还有冯钢百、李毅士、李超士、和吴法鼎。在他们之后，留法和留日学生陈抱
一、王悦之、蔡威廉、常玉、关良、林风眠、吴大羽、徐悲鸿、潘玉良、卫天霖等陆续归国，留学生逐渐汇成有影响的力量，成为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美术教育的骨干。他们以西方美术教育的模式筹划中国美术院校的专业教学;以西方艺术家的活动方式，改变中国传统文人画家的艺术生活;并以西方画家的趣味和眼光从事油画创作。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成长，他们的油画作品在展览会和私人寓所里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赏识，油画作品开始成为堪与文人水墨画比肩的艺术品。
留学生中的油画家如李毅士、李超士、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方干民等人的前期作品，带有较多的外来文化气息。他们的代表作是在国外学习期间的油画习作，还有描绘他们身边人物、城市周围的景色和画室里常见的静物组合。这些油画传达着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和个人意绪，宁静、孤独而且局促，但散发着一种不受传统文化习规限拘的自由气息。
从绘画风格看，西欧学院主义写实传统和方兴未艾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对留学生画家的影响较大。前者多见于留欧学生，其中的代表画家有徐悲鸿、颜文梁等，他们成为美术教学的主流;后者则以留日学生为多，陈抱
一、王悦之、刘海粟、关良等是其代表。30年代，由倪贻德、庞薰琹等人组成的“决澜社”，由赵兽、梁锡鸿等人组成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主张向西方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超现实主义等新派画学习，显示了一种反正统的挑战姿态。由于环境的巨变，他们充满前卫锐气的艺术活动到30年代后期即告终止。
2.战争和革命带来的艺术变革
20世纪20至30年代间，中国社会政治力量格局出现深刻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文学革命”、“艺术革命”向“革命文学”、“革命艺术”转化，前者是一种追求艺术变革的理想，而后者代表着艺术隶属于政治斗争、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决策要求。曾经对中国美术教育和美术家有过很大吸引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退潮。日趋尖锐的政治斗争，使个人从事的艺术何去何从，成为中国艺术家不可回避的抉择。
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促成了中国艺术家的抉择。从1937年开始，中国文化界人士开始了自东南沿海向西南、西北的大规模撤退。长年生活在沿海城市中的艺术家们进入辽阔的中国腹地，艰难的跋涉不但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精神状态。随之而来的八年抗战，使所有的艺术家都变得深沉和现实起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有目的的大规模转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转变和精神锻炼。
许多著名的油画家，像关良、吕斯百、常书鸿、秦宣夫、吴作人、余本、刘艺斯等，在抗日战争阶段经历了最重要的风格转变。开阔、清新、粗犷、质朴的人和自然代替了弥漫于狭小画室和繁闹沙龙里的异国情调。原先在艺术上有不同追求、在文化上有不同基础的画家，殊途同归地投身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司徒乔、唐一禾、梁鼎铭、倪贻德、王式廓、冯法祀„„众多画家将他们个人的艺术活动纳入民族独立和革命斗争的渠道，成为社会集团的政治行为。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油画在艺术思想、艺术趣味、艺术风格上发生的明显变化，使油画从外来的高雅艺术朝向表现现实的悲欢离合，联系普通中国人的本土艺术发展。从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而言，油画逐渐成为最贴近现实人生，最能寄寓政治、文化理想的画种。
三、表现新的时代(1949-197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决定中国现代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年代。它使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美术与20世纪前半期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1.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油画(1949-1964)
在美术创作方面，建国以后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美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全国文艺界遵照毛泽东关于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泉源，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泉源的观点，有组织有计划地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体制内的一切创作活动，首要步骤就是组织美术家深入生活。深入生活的首要目的当然是向工农兵学习，改造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而对创作具体作品来说，从现实生活中得到主题和题材，从现实生活中得到具体的形象、构图、色彩，以至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创作的每一个步骤，构思的每一个方面，都应该是有现实的生活依据;完成的作品也应该具有现实社会的功利意义，即“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意义。重视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使50年代以后的油画作品发生深刻变化。许多从来不曾入画的生活景象开始出现在作品中，在描绘现实人物、现实环境的作品方面，显得比较丰富和充实。
从50年代开始，中国的美术院校和美协系统，对美术门类有了统一而明细的分类方式。如：中国画、油画、版画、连环画、年画、宣传画、壁画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以“油画”代替了过去沿用的“洋画”、“西画”。这在客观上突出了这类绘画的技法材料特色，淡化了“西画”的文化背景和它在艺术观念上不同于一般本土艺术的特殊性。
从解放区来的画家带动一些年青人，创作了第一批反映革命斗争和工农兵生活的油画。胡一川的《前夜》、《开镣》，罗工柳的《地道战》、莫朴的《入党宣誓》、王式廓的《参军》等作品，以真挚的情感和朴实的笔调，宣告新的艺术时代已经来临。留学归来的画家，及时调整了他们的绘画风格，改变了选题习惯，相继向通俗的写实风格靠拢。曾经是展览会主角的裸体、静物，在50年代的展览中基本消失了。原来以抽象或表现的前卫风格作画的画家，现在以写实画法描绘革命题材。另外一些画家在重新诠释他们作品主题的同时，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如卫天霖、倪贻德等。而林风眠、吴大羽在私下仍然继续他们具有现代风格的绘画创作。
油画家们在研究历史、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陆续画出了一批有新的时代气氛又具艺术特长的历史画、风景画、肖像画和静物画。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西藏组画，吕斯百的《大丽花》和《兰州握桥》，吴作人的《齐白石像》和《黄河三门峡》，艾中信的《通往乌鲁木齐》，冯法祀的《刘胡兰就义》，颜文梁、关良、余本、杨秋人、吴冠中的风景和卫天霖的静物„„这些作品不但是这些画家个人艺术历程中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油画艺术的开篇之作。
1960年前后，油画家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的革命历史画，如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蔡亮的《延安的火炬》、全山石的《宁死不屈》等，体现了建国以来主流美术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庄严、宏大的气势引起美术界的关注，给现代中国绘画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壮美”因素。以此为契机，各地宣传部门相继组织画家，展开革命历史画创作。在美术院校的创作教学中，也更加注重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实践。60年代初的革命历史画，成为“文化大革命”前15年间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标志性成果。
到60年代，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年青油画家接连在画坛亮相，侯一民、詹建俊、靳尚谊、何孔德、蔡亮、高虹、张钦若、闻立鹏、闫振铎、杜键、钟涵、朱乃正、哈孜•艾买提、潘世勋„„他们的作品精神昂扬，格调刚健。
学习苏联美术，对50年代的中国美术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们接过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将其视为唯一正确的文艺思想。在接受苏联40年代以后的文艺政策的同时，也接受了苏联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批判和清算。歌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绘画，成为50年代中国油画的榜样。在美术院校中，苏联式的造型方法，成为衡量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标准。这助长了通俗的写实绘画风格一统天下的形成。
学习苏联美术，对中国油画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写实造型技能的提高，大型历史主题绘画的创作，都在学习苏联油画的过程中有明显长进。而印象主义在绘画技巧上的丰富经验，也经由苏联绘画而得到了解和掌握。派遣留学生、聘请苏联专家教学等具体措施，给中国油画创作和教学打通了一条新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罗工柳、全山石、萧峰、李天祥、林岗、徐明华等人，以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了俄罗斯—苏联绘画，给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油画带来域外新风。由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Makcimofu,K.M.)主持的油画进修班和由罗工柳主持的油画研究班，都是有计划地传授苏联油画经验的成功尝试。
文化图式与《牡丹亭》的文化翻译 篇7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的世界名剧。把浩瀚的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是汪榕培先生的一大梦想。汪先生在译坛上辛勤耕耘多年, 把中国的一部部文化经典介绍给世界, 其译文水平和质量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尤其是在翻译文化专有词语方面更表现了其高超的功底和造诣。
二、文化图式
“图式”这一概念最早由康德在其哲学著作中提出。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F.C.Barlett (1932) 将这一概念引入认知学范畴。他将图式定义为“过去反映或过去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 并用一系列实验证明了图式的存在及其对理解与记忆的重要作用, 其论述构成了以后图式理论的基本原则 (Cook, 1999) 。现代图式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Rumelhart。他把图式称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储存于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能力的建筑砌块” (潘卫民, 2001) 。图式是人的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组织形式, 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基础, 它既有语言的也有非语言的和文化的 (高云峰, 2000:33) 。刘明东认为, 文化图式是指人的头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 是人脑通过先前的经验已经存在的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 可以调用来感知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图式的翻译就是通过对源语文化图式的正确解码将其恰好地在目的语中进行文化图式的重建, 这种重建必须建立在目的语读者可根据目的语文化图式加以解码的基础之上 (刘明东, 2003:28-29) 。长期以来关于文化图式是否可译性问题, 中外翻译学界许多学者都普遍关注文化图式这一理论和其对实践的实际操作性。刘明东教授经过实践研究论证了文化图式的可译性问题, 他认为文化图式是可以进行翻译的。
三、文化专有词的文化图式翻译过程
文化专有词是指在行文中利用神话、寓言、传说、历史故事或历史名人的词语构成的表达, 一般都具有历史渊源或文化背景。在跨文化翻译中, 译文读者能否正确理解和接收原文中文化词语所传达的意图和信息, 与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中是否存在相关的文化图式有很大关系。汤显祖擅长引经据典, 《牡丹亭》中含有特定汉文化意义的典故、谚语、俚语、绝句、隐语、歇后语、神话故事、历史人物、墨客骚人的辞赋、含义特别的地名等很多很多 (张政, 2005:67) 。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任何民族语言都负荷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 或者说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常敬宇, 1998:1) 。
图式翻译主要包括两个阶段, 即理解和表达。在翻译的理解阶段, 译者应具备并激活大脑中已存的与源语相关的图式, 以确保对源语的正确解码。有关图式阅读理论的研究表明, 译 (读) 者对文本的内容越熟悉, 则对文本的理解越容易。若读者对所阅读的文本的内容毫不了解或了解极少, 在阅读过程中就无图式可供调用, 从而导致阅读困难。因此, 在翻译的理解过程中, 译者还要善于激活大脑中与源语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对源语文本进行充分正确的理解。在翻译的表达阶段, 译者对目的语图式的编码应有利于激活潜在读者已有的相关图式, 同时也要有利于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新的图式以达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的过程是发话人首先产生交际意图 (informative intention) 并发出刺激 (stimulus) , 此时, 受话人的大脑则对该刺激进行加工, 而这种加工即人脑的推理过程, “使人类得以相互交际的最关键的大脑功能是从他人的行为中进行推理” (Gutt, 1991:23) 。基于此, Gutt认为翻译的实质即译文与原文的解释性相似, 而要达到此目的, 译者必须针对目的语读者群提供大量的信息, 即有利于激活目的语读者的相关图式。同时,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交流, 它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过程, 而且是“文化移植”过程 (彭保良, 1998:25) 。而且, 作为译者, 肩负着“文化使者”的使命, 在对目的语进行编码的过程中还应帮助目的语读者建立更多的新的文化图式以促进跨文化交际 (刘明东, 2004:51) 。
四、文化图式与《牡丹亭》的文化翻译策略
关于文化图式的翻译方法, 刘明东教授经过研究证明文化图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 即A—A对应法、A—B对应法和A—Zero对应法。前面两种方式均利用了目的语现成的文化图式, 属于目的语读者即时接受的范畴, 最后一种方式则丰富和发展了目的语的文化图式, 属于目的语读者长时接受的范畴。《牡丹亭》中汉文化意义非常丰富, 对于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专有词语, 传统方法是借助脚注, 而汪榕培则用他独到的方法, 灵活采用各种方法准确地传达了其中的文化内涵。
1.直译法
在第二出《言怀》中, 有一句“必须坎得蟾宫桂, 始信人间玉斧长”, 汪榕培的译文是:“When I win the laurel in the futuredays, I will prove that I am really smart and bright.”
汪榕培再其译文中把“蟾宫桂”翻译成“win the laurel”, 此处月桂树叶 (古代希腊人用以编成冠冕, 授予竞赛的优胜者) 、桂冠等, 在汉语的文化图式下指的是古代才子通过科举考试。而对于英语文化图式下的读者来说, “win the laurel”很容易联想到桂冠诗人, 赢得荣誉, 但汪先生的这种翻译方法却使读者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文化含义, 恰当地传达出原文的信息。再来看下一例:
在第二十六出《玩真》中, “[啼莺序]小生带画饼充饥, 小姐似望梅止渴。”汪先生的译文是:“ (To the tune of Tiyingxu) I seem to draw a cake to ease my greed;She seems to look at plums to quench her need.”在这句话中有一个汉语典故, 对汉语读者来说, 很容易激起相关的故事的文化图式, 但外国读者则不然。汪先生的译文采用直译法:“draw a cake to ease my greed”和“look at plums to quench her need.”这样在英语读者脑中就能激起相同的文化图式, 真正达到文化意义的传达。
2.增益法
在《牡丹亭》的翻译中, 汪先生灵活采用了增益法以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在第四出《腐叹》中有一句经典的陈最良的独白:“这些后生都顺口叫我‘陈绝粮’。因我医、卜、地理, 所事皆知, 又改我表字伯粹做‘百杂碎’。”汪先生的译文是:“Thoseyoung fellow students mockingly change my name from Chen Zuiliang to Chen Jueliang, which literally means‘Devoid of food’.Besides, as I am well versed in medicine, prophecy from Bocui to Baizasui, which literally means‘Jack of All Trades’?”因为汉字的表意功能, 在这一句中, “绝粮”、“杂碎”其义自现, 对于汉语读者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幽默、诙谐、讽刺的内涵。直接翻译不会在外国读者脑中起到同样的效果, 为此, 汪先生采用了增益的方法, 增添了“which literally means‘Devoid of food’”和“which literally means‘Jack of All Trades’”, 使原文的意义准确表达。同样, 在第三出《训女》中:“中郎学富单传女, 伯道官贫更少儿。 (Well learned, Cai Yong had a daughter of good fame;A poor official, Deng You lost his son but earned his name.) ”。汪先生通过增添了“Cai Yong”和“Deng You”使外国读者脑中激起相关典故的图式, 即Cai Yong和Deng You是历史典故。
3.省略法
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信息, 省去后不会影响读者的表达的, 译者可以采用省略的方法。例如, 在第十出《惊梦》中:“[旦长叹介]我一身冷汗, 乃是南柯一梦。”汪先生的译文是:“ (Sighs deeply and watches Zhen leave) I was wet in cold dream from my daydream.”在此句中, 有一个经典的汉语典故, 即“南柯一梦”, 对中国读者来说, 马上就能激起相关的图式, 而译文中虽仅用daydream一词, 省略了对典故的解释, 但也能激起外国读者相同的图式, 不会影响原文的理解。又如, 在第三出《训女》中:“[老旦]女儿啊, 怎念遍的孔子诗书, 但略识周公礼数。”汪先生译为:“My daughter does not have to read all the books, but she should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rites.”在此句的翻译中, 汪先生, 省去了孔子、周公, 只译为“all the books”和“something about the rites”, 但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却没有受到影响, 读者仍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
五、结语
总之, 在《牡丹亭》的翻译中, 汪先生运用了各种翻译策略, 以上仅仅是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结合文化图式来探讨典籍英译中的文化专有词语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给我们的典籍英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摘要：古典戏剧的英译是典籍英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戏剧的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翻译的特殊性。图式理论为古典戏剧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图式理论为理论框架, 分析了汪榕培在翻译《牡丹亭》的文化专有词语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论证了图式理论对典籍翻译研究的可行性。
关键词：文化图式,文化词语,《牡丹亭》,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1]Cook Guy.Discourse and Literatur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
[2]Gutt, Ernst-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M].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3]高云峰.应用图式理论提高SBE阅读能力[J].外语界, 2003, (3) .
[4]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中国翻译, 2003, (2) .
[5]张政.文本·译者·文本—汪榕培《牡丹亭》译本评介——[J].汪榕培, 李正栓 (主编) 典籍英译研究 (第一辑) [C].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
[6]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彭保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翻译[J].中国翻译, 1998, (1) .
[8]刘明东, 刘宽平.图式翻译漫谈[J].外语教学, 2004, (7) .
[9]潘卫民.翻译教学中的文化期待图式[J].五邑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1, (1) :70-71.
牡丹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篇8
《西厢记》与《牡丹亭》在文化主题上亦有很大差异。正如有学者指出：“《西厢记》在爱情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婚恋的唯一基础是男女双方的‘有情’（即相互爱慕），此外没有任何外在条件。”《西厢记》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真诚呼唤，对当时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念进行了反叛，而《西厢记》的时代文化价值也正在于其终篇都是在现实的生活情境之中展开的，以现实的方式（“白马解围”“张生中状元”）去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获得现实的幸福，所以“《西厢记》的终成眷属，现实与理想是穿插在一起，水乳交融”的，而《西厢记》之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它“以现实圆理想”的方式反叛传统婚姻观念。《西厢记》一剧的焦点就在于爱情与礼教的冲突，而最终张生的“金榜题名”成为调和这一现实矛盾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厢记》是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对男女自由爱情的呼唤在礼教森严的现实生活中演绎了一出世俗爱情的喜剧。而《牡丹亭》则是一出富有浓郁浪漫色彩的悲剧寓言。《牡丹亭》的情节设计，如杜丽娘死而复生、柳梦梅侥幸高中、杜宝尴尬退兵，等等，太多的偶然性使得此剧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当受众被其中对“情”追求的超越现实的力量所震撼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悲剧之感。杜丽娘表面上看是“因情而死”，但实质上她是身处一种“无物之阵”之中，心灵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根本无法解脱的矛盾构成了她的人生悲剧。在《牡丹亭》中并没有像《西厢记》中如老夫人之类的现实阻挠力量，无论杜宝及其夫人还是陈最良之流都没有构成对杜丽娘之死的现实威胁，但杜丽娘却一梦而死，她死在了一种“无物之阵”中。她的“慕色生情”，所慕之色始终是自己的容颜，怀着强烈的对青春流逝的畏惧，杜丽娘以一梦而死来成就她的永恒存在。因此，《牡丹亭》中的“爱情”是错位了的爱情，在梦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并非指向对方，而是内指于自我（杜丽娘慕自我之色，柳梦梅诩自我之才），于是才有了他俩梦中相见时双方对爱情的双重误解：杜丽娘揣想对方是因为怜念着自己青春的寂寞与美的流逝而来的：“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柳梦梅在梦中却是将对方看作自己金榜题名的验证物：“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汤显祖一方面肯定了杜丽娘“因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对真性情、真生命的追求，另一方面却又徘徊于柳梦梅之对优则仕的才德追求，所以《牡丹亭》中是交织着各种复杂矛盾的，而这些矛盾在当时的现实之中是无法得以解决的。当杜丽娘还魂，重归于封建伦理秩序之中时，她与柳梦梅的故事也就落入了夫贵妻荣的婚姻模式之中了，而真正的杜丽娘则是一梦而死却再也不得复活了，《牡丹亭》演绎的也只是一个貌似大团圆的残梦而已了。
（选自《文学教育》2015年第3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