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光辉历程（共8篇）

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光辉历程 篇1

中国共青团百年光辉历程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100周年，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年栉风沐雨，共青团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带领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前赴后继、勇当先锋，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华章。实践证明，共青团不愧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不愧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后备军。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并领导的一个具有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自诞生以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不断发展壮大，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青年，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的前列，在建立新中国，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为党培养、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和工作骨干。100年来，中国共青团走过了光辉的历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5月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章程和其他一些决议案。大会通过的团的纲领上，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是为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从此，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团结教育青年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

1925年1月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明确表明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表示我们团组织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青年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决定改造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各种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

1946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和满足广大青年积极分子的进步要求，提出试建青年团组织。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发展，试建青年团的成功，在全国解放的前夕，1949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决议》，在全国开始了普遍重建青年团的工作。

1957年5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鉴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广大团员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把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崇高的理想，为了确切地反映青年团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和广大团员的意志，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当时在改名的决议上还提出“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应该将改名以后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和过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相衔接，依照次序加以排列，把下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定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青团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紧密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开展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尤其是1993年5月团的十三大以来，共青团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把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牢牢抓住青年成长成才这一根本需求，积极探索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青年的有效途径，全面开展团的各项工作，不失时机地实施了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和共青团服务万村脱贫致富奔小康行动。其中，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希望工程、“手拉手”互助活动、培养青年岗位能手活动、培养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振兴千家中小企业行动等在社会上都引了较大的反响，共青团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8年6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二十世纪末中国共青团召开的最后一次盛会。大会提出了跨世纪新征途中共青团的光荣任务，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继续深化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和服务万村行动，努力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坚定信念、发奋学习、锐意进取、自觉奉献，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努力把青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随后，共青团又制定了《共青团工作跨世纪发展纲要》，进一步推出了中国青年创业行动、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动、绿色行动等一系列新的活动

2003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共青团召开的第一次盛会。大会提出了新世纪新征途中共青团的光荣任务，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继续深化新世纪青年文明工程、新世纪青年人才工程和服务万村行动，努力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坚定信念、发奋学习、锐意进取、自觉奉献，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为实现新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努力把青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随后，大会又修改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2008年6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陆昊代表共青团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全会选举陆昊为团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一致同意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写入团章。

2013年6月17日至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秦宜智代表共青团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高举团旗跟党走　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团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在共青团十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新一届团中央领导机构，秦宜智当选书记处第一书记。

2018年6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贺军科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共青团工作的部署。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一致同意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共青团的行动指南。

共青团十八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国各族团员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将进一步动员广大团员青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2019年共青团中央主持起草了《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方案》,经党中央书记处专题会议审议并批准同意团中央选取10个省份的20个县(市、区)启动首轮改革试点。锚定持续提升团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不断强化大局贡献度的目标,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推动共青团改革不断向基层延伸。

2020年8月17日至18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部署了未来5年的青联和学联工作。

2021年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扩大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团中央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确定了619个县(市、区、旗)参与本轮扩大试点。

2022年5月5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100周年纪念日，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年栉风沐雨，共青团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带领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前赴后继、勇当先锋，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华章。实践证明，共青团不愧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不愧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后备军。今天，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早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血液；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广大青年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向标。

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光辉历程 篇2

我们要传承和宏扬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党的历史性转折的会议伟大精神, 善于从党的历史中吸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直面新的复杂多变而又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新任务, 不畏艰险,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而这个巨烈变革的最显著特点就是社会安定、和平、非暴力方式,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 即说服教育的方法改变所有制形式。尤其是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坚持用和平的方法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平稳开始, 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已具有了中国的“特点”。尽管后来进程并不完美, 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偏差和过激, 指导思想急于求成, 主要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阶段”等理论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毕竟进入了社会主义历程, 并具中国的“特点”, 方向是社会主义的, 老一辈的革命家也讲过:“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列宁) 这一社会主义历程在中国的开始, 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还加强了人民的团结,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作了启示, 尽管后来任重道远, 路途艰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的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第二代、三代、四代领导集体,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时代, 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吹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代号角,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方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代, 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变,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力倡“与时俱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21世纪。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 提出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理论创新、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推进公平效率实践中,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引上建康发展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就在这一代又一代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稳步健康的向前发展, 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果展现在人类面前;同时一个又一个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迎面而至。

概括起来讲当今时代条件下, 我们中国面临三大新的基本问题, 一是必须密切适应时代的新变化;要始终看到主流, 和平的发展是时代主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样的国际环境, 全人类更需要这样的生存大环境, 在此前提下研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 文化多元化, 科技信息多元化。二是紧紧围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 人民群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期望值的变化, 及所面临需要解决的新情况, 新问题;三是对党执政的新要求, 对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保持党的先进性在所面临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各种考验, 使国家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和谐稳定, 从而落足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上。

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 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上, 注意激发全社会活力,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增强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 与时俱进地践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与效率, 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的新使命就摆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

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我们必须认识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有学者曾指出:“国际上的历史经验表明,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 000美元向10, 000美元提升, 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 又是矛盾增多, 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当前我们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达4, 000美元这个水平, 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差别等状况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这既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的根源, 又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这些问题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不可逾越的重大问题, 尤其矛盾突出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突显, 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利影响是深远的, 各级领导也非常重视, 也成为当今热门话题, 中央及各级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着手解决, 各地方党委和政府纷纷拿出了自己的一些措施, 有的已见到了良好的效果, 如重庆市制定的“农村家庭万元增收计划”在一些边远的山区也已落实到了户, 每户都有家庭增收的具体安排。又提出缩差共富的“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等好方略、好章法直指矛盾的实质, 均已开始收到好效果, 得到这些地区广大村民农户首肯和感激, 也为全国作出了好的示范并引起世界关注。

但是由于我国的农村广阔, 人口众多, 地理环境等差异较大, 各地采取“缩差共富”章法各不尽同, 但有一点经验是值得共勉的, 就是用“扶”为主来取代了过去的那种以“济”为主, 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认为应当引起相当的重视, 就是在“缩差共富”、公平与效率关系偏重研究时, 从另一角度讲切不可忽略对农民的教育问题, 通过教育以改变他们脑子中残存的一些不利于“缩差共富”的旧意识旧观念, 比如农村至今在“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方面的传统理念, 还需通过宣传教育加以荡涤, 因为这使国家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 遵守执行很困难, 这不仅要给国家增加很大负担, 同时也会给农民自身家庭支出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因此也应不忘“自身减负缩差”。

最近有关中央领导也提出:“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 改造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 “这堂课就是农民的教育课。农民的教育学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的教育学、中国社会的教育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实, 毕竟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还处于艰苦奋斗, 创造更多社会财富阶段, 只有社会的和谐、安定团结, 才有利于更多物质财富的创造, 有利于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国内外历史及现实也告诉我们稳定是福, 动乱是祸, 今天的安定和谐是发展的大好时机, 不能有任何的松动情绪和懈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与效率是共存的, 我们必须以辩证的方式处理好二者关系, 只要我们审时度势, 做到与时俱进,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一定会成功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全集》

[2]《列宁全集》

[3]《邓小平文选》

中国写实主义绘画的发展历程 篇3

“写实主义”译自英文realism，这同一个单词又被汉译为“现实主义”。在英语中作为同一个英文单词的realism，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属风格学范畴，后者属社会学范畴。这种含义上的差别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演化。写实主义绘画及其艺术思潮被传入和引进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从最初作为异质文化遭排斥，再到作为拯救中国传统绘画的良药被引进，最终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美术教学和创作的重要标准，写实主义的发展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主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代表性成果。纵观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写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最初的肇始期（明清时期）、发展和确立期（清末民国到解放战争时期）、主流和全盛期（解放后到80年代）、多元期（90年代之后）。

肇始期——西风东渐

根据确凿的文献记载，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传入中国发生在明代万历7年。1579年意大利耶酥会传教士罗明坚首次把油画携入广东境内。当时，西方一些传教士积极参与天主教在东方的扩张，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把西方的科学和文化连同油画一并传入中国。利玛窦通过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及“文化传教”的手段，使西方“笔致精细”的写实性绘画引起中国皇帝和上层官儒的兴趣。另一个传教士画家乔万尼在澳门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传授西方绘画的学校，培养了一些早期的中国写实主义油画家。这些传教士及其中国弟子在我国南方珠江口岸建立了稳固的传播基地，并以此为据点不断向内地渗透，为日后西方油画在中国南北经济重镇的兴盛奠定了初步的文化移植、社会影响和人才基础。如果说明代传教士的功绩在于开拓了西方油画在中国的东渐之路，那么到了清代，随着中国皇帝对传教士油画家的御用力度加大，西方油画家开始聚集帝国的宫廷，北京遂成为中国油画的重心。而南方则因中西经济交流的加深和历史积淀，民间油画家也逐渐增多和成熟起来。至此，清代油画形成了南北并峙的局面。中国皇帝对西方写实绘画的青睐，既有其彪炳文治武功、追求享乐和宫廷时尚的目的，也缘于由透视、明暗等写实手法构造出的逼真效果的吸引，乾隆皇帝意识到，“至于写真传影，则可用油画，朕备知之”。为了取悦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一些画家试图采用折衷的方式来处理画面，如降低强烈的明暗光影，增加画面的装饰性等，郎世宁即其中之一。有迹象表明，早在明代，油画的发展就已出现中西融合的倾向，许多作品兼具西方油画的材质美感和中国人物画的写意神韵。这就为西方写实艺术在中国的传承作了一些有意思的早期探索，也为后来写实艺术在中国的兴盛预演了一套观念和思路。康有为就曾建议中国画家采用郎世宁的路子。

中国皇帝的御用对写实绘画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艺术赞助作用，但作为西方宗教和商业扩张的副产品，其影响毕竟有限。中国独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体系对一切外来样式具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西方写实主义美术的“他者”进入，起初遭到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诋毁和蔑视。在长达数百年的整个肇始期内，写实主义画风并未引起中国主流画家的重视，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缓慢。

发展和确立期——美术革命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日本的崛起，中华民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急切求变的改革者眼中，理想的新艺术必须是西方模式。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中国美术进行变革的是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三位思想家——康有为、蔡元培和陈独秀。他们对中国美术除旧布新的理想规划，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途径：写实改造中国画。其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艺术领域的深层潜目标含有政治变革的意图。从那时起，西方写实主义美术开始受到我们的垂青。值得注意的是，那时我们对写实主义美术的学习，着眼点在“写形”的形式语言和对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的追求。

辛亥革命后，一批批艺术学子满怀报国之志和学习西方美术的渴求游学海外。早期到西方学习写实绘画的代表人物是李铁夫和周湘，他们成为近代中国西画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紧随其后，东渡日本的代表人物有李叔同、陈抱一、汪亚尘、许幸之等，留学欧洲的有吴法鼎、方君碧、蔡威廉、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颜文梁、吴作人等，刘海粟也到欧洲考察。从20年代起许多留学生相继回国，或办美术学校，或从事教学，成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及艺术教育的骨干力量，尤以徐悲鸿（1895－1953）的影响最为深远。徐悲鸿的艺术思想基本是在一条由传统到以写实为基础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法国学院派写实主义的影响及改造中国画的宏愿使之确立了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忠于客观描写的艺术方向。徐悲鸿1928年学成回国后，便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开始推行法国学院派写实主义。作为一个坚定的写实主义者和精神领袖，徐悲鸿强调素描基础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写实功底的美术人才。经他培养和推荐出国深造的著名写实主义画家和教育家有吴作人、吕斯百、颜文梁等，形成了中国艺术教育中的徐悲鸿体系，中国美术界出现了以徐悲鸿为首的强大写实阵容。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三四十年代，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艺术家，除徐悲鸿之外，著名的还有王悦之（1894－1937）、司徒乔（1902－1958）、许幸之（1904－1991）、唐一禾（1905－1944）、沃渣（1905－1974）、李桦（1907－）、江丰（1910－1982）、胡一川（1910－2000）、王式廓（1911－1973）、张漾兮（1912－1964）、冯法祀（1914－）等，他们关注社会，体恤民众疾苦，并用自己的艺术反映民众的抗敌斗争和解放运动。他们大都取法写实主义，代表着当时艺术运动的主流。如王悦之的《弃民图》（1930－1934）、唐一禾的《“七七”口号角》（1940）。这一时期徐悲鸿专注于主题性的历史画和故事画，创作了《田横五百士》（1928－1930）、《徯我后》（1930－1934）、《愚公移山》（1940）等佳作。早在1912年开始，鲁迅受蔡元培之聘，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任职，主管文化、科学、美术工作，他热心推动具有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倾向的美术。这也成为后来解放区美术事业的主导思想。1938年，在延安建立了以鲁迅命名的艺术学院。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对后来的中国文艺创作影响深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否定了超阶级的、纯粹的艺术观，把文艺视作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法祀创作了《演剧队的晨会》（1948）、莫朴（1915－1996）创作了《清算》（1948）。解放区的艺术工作者和以徐悲鸿为核心的富有社会责任感并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艺术家，成为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中坚。这为后来写实主义成为中国画坛主流奠定了人力资源和思想基础。（01、02）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当19世纪末的西方写实主义已经逐步退出了统治地位，而由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构成的现代主义方兴未艾，中国学子为何把写实主义这一看似落伍的艺术样式迎进国门，当作改革中国美术的良方？其深层原因在于国家危亡的处境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中国的知识精英从中西绘画的对照中，把西画的“写形”与西方文明成果相联系，把“写意”的文人画与中国近代的落后相关联，因而认定不重视写实是中国画的最大弊端，是束缚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根源。在呼唤“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写实绘画更被看成是科学、进步的艺术观和艺术形态得到大力倡扬。而大多数在国外接受了学院写实主义绘画训练的留学生，回国后也多以教学方式极力推行写实主义绘画，以至于写实主义绘画成为这一时期最受瞩目的流派。虽然庞薰琹、倪贻德等发起的“决谰社”也曾主张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试图探讨中国艺术发展的另一条道路，但中国的新艺术缺乏西方现代艺术所具备的社会基础和人文环境。30年代发生的写实主义和表现主义道路之争的“二徐”论战（徐志摩和徐悲鸿之间就西方现代主义的争论）表明，现代艺术在中国发出的声响是微弱的，也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和社会需要。与此相反，以徐悲鸿为首的写实主义，因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创作理论和大众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在社会动荡时期得到了顺利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主流。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不仅标示着中国历史的新时期，而且改变了realism的译法和词义。从此，现实主义取代写实主义成为中国美术中一个重要概念。描绘社会现实需要写实主义，写实艺术承担着重大的时代命题。伴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写实主义美术不断成长，实现了从“风格学”到“社会学”的概念蜕变，完成了其意义的转化和升华。在世纪末西方光怪陆离的艺术万花筒中，中国美术革命的结果是最终选择了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主义艺术。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主流和全盛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徐悲鸿成为新中国美术界的领头人。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画风和现实主义的主张从体制上得到确认，成为美术教育和创作的主导。

为了加大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步伐，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政府派出了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学习，有罗工柳、全山石、肖峰、李天祥、钱绍武、林冈等，同时又聘请一些苏联和东欧的美术教育家来华执教，如在中央美院办油画训练班的马克西莫夫。该班培养出一批后来在中国美术界发挥影响的人物，如靳尚谊、詹建俊等。50年代初，苏联的美术教学体系被推荐到全国美术院校，从此成为我国素描教学的正统。在艺术创作上，苏联美术界继承了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道路，提倡写实的、主题性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这自然是我们借用的样板。这种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造就了一大批擅长主题性创作的现实主义艺术家。通过他们的积极传播，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统一的思想观念、创作方法和评价标准，由此呈现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创作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如胡一川的《开镣》（1951）、罗工柳的《地道站》（1951）、董希文的《开国大典》（1952）、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1959）、蔡亮的《延安火炬》（1959）、何孔德的《古田会议》（1960）、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1961）、钟涵的《延河边上》（1963）、孙滋溪的《天安门前》（1964）。客观地说，在苏俄体系引进之前，我们的写实主义从形态上看是粗放的，技术手段也缺乏系统性，而且整体水平相对不高。苏俄体系的引进，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完备的学院写实主义训练系统，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画家的写实水平，大大增强了对宏大画面的把握和进行主题性创作的能力。今天一味指责苏俄体系，过分夸大其消极影响是有失公允的。只是后来到了文革时期，片面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极端思想和权力干预才使得艺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艺术家成为无个性的工具，从而背离了写实主义的原则，使写实主义成为狭隘的、单一的现实主义。（03、04）

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人的时代课题终于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对“文革”的反思成为这个时期意识形态的特点。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是所谓的“伤痕文艺”。罗中立的《1976年的天安门》（1979）和《父亲》（1980）、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1979），这些本来反映作者亲身体验的作品却在美术界引起了强大的震荡和激烈的讨论。这说明改革之初，人们还处于一种惯性的集体意识之中。罗中立的代表作《父亲》在今天通常被视为中国现代艺术的里程碑。与那些精神昂扬、容光焕发的共和国英雄不同，巨大的画面主体是一位农民，辛劳的生活在他的身上雕琢了苦涩而又残酷的标记。尽管《父亲》受到了照相写实主义的影响，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更多的是基于社会意义而不是其风格手法。这幅反英雄式的作品因此超越了那个时代。同一时期的另一杰出代表陈丹青创作了西藏组画。作者尊重现实，描绘一种未被矫饰的生活岂不正符合写实主义的思想前提？以此为标志，中国的写实主义迈向一个新的时代，即强调自我意识的写实主义。（05、06）

多元期——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多元写实主义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艺术家的视野被骤然打开，有了研究从文艺复兴之后500多年来整个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史的机遇和条件。中国艺术家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各大博物馆和名作前，悉心观摩大师原作，感受其卓越的技法和灵魂。这与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的拘谨和茫然有了显著区别，也与50年代单向学习苏联大为不同。他们除了怀着朝圣的崇敬之外，更多的是一份自信和选择。进入90年代，写实绘画倍受质疑。有些画家心态浮躁，急于成功，追求前卫，并把写实和落后画等号。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写实主义的地位受到动摇，几乎面临被改造的窘境。有人断言，写实绘画即将死亡。但事物的发展出乎许多人预料。虽然经过“85新潮美术”和后来的一次次新观念的冲击，写实主义并未像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退出中国画坛，相反却生生不息，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各种先锋艺术虽然花样翻新，但并未取代写实主义成为主流。一些哗众取宠的所谓前卫艺术反而招致人们的反感。

在当代西方写实主义与架上绘画趋向边缘的今天，中国的写实主义还能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写实油画真的会灭亡吗？对此我们不必担心。既然当初摄影术没能取代绘画，那么今天其他表现形式也未必就会消灭写实主义。其实，艺术只有质的优劣而无所谓形式上的先进与落后。写实油画在西方取得了几个世纪的辉煌，至今仍然在延续。实际上，我们对写实绘画的认识和理解尚浅，优厚的西方写实主义的历史积淀仍是我们需要倚重的资源。有人认为当今的图像文化和后现代的城市景观使得写实绘画失去了当代联系，认为应该放弃写实寻求创新。可是艺术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艺术离不开其所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和资源，艺术家摆脱不了他所成长的条件，艺术离不开真诚和民族精神。中国的本土画家不应盲目追逐潮流。在社会转型和人文价值观重构的时代背景中，中国当代的写实主义不断向深层次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从《塔吉克新娘》（1983）、《青年女歌手》（1984）开始，到后来的一系列肖像艺术创作，我们可以看到靳尚谊的写实主义一方面在向欧洲写实主义的大传统回归，另一方面也试图找寻民族审美的神韵和时代信息。

如何给当代的中国写实主义分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单从作品的表现技法和风格上看，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新写实主义。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以杨飞云、王沂东、艾轩、陈逸飞、徐芒耀、孙为民等为代表。他们大多具有学院背景和高度的写实水准，注意选材、画面格调的当代性和唯美主义。和较早时期的写实画家相比，重大的历史命题从他们的画面中消退了，但绘画本身的功能在回归，写实技术趋向成熟，画面走向精致。虽然都采用写实主义，都注意向欧洲的传统汲取营养，但在个人的风格技术和精神追求上有着明显不同。徐芒耀《我的梦》（1988）以精到的写实主义结合超现实主义的象征性，获得首届中国油画大奖。杨飞云由较早的精美到后来对于理性和谐的古典精神的追求，使画面超越了对技巧的迷恋。王沂东用考究的写实技巧表现中国乡土民情。艾轩把“怀乡写实主义(nostalgic realism)”的“怀斯风”与中国边远的藏区结合，形成一种原始质朴的美和冷峻孤寂的肖像风格。此外，陈逸飞的甜美华丽灵动，孙为民把日常生活提升为雅致品味。随着当代写实主义画家在市场上的走红，他们也愈发自信。2005年，陈逸飞、艾轩、杨飞云、王沂东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写实画派”，以群体方式宣告当代写实主义新势力的走强。艾轩这样说“中国现在最高水准的写实主义绘画绝对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水平也最高……”。（08、09）

超写实主义。这是写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以冷军和石冲为代表，在当今画坛独领风骚。其作品重技法、材料和构思，把写实性做到极致，以达到令人震颤的逼真效果。实际上很多写实主义者也具有超现实倾向，如早期罗中立的《父亲》和徐芒耀的《我的梦》。中国的超现实主义者又不是自然主义的超写实，他们往往从极端细腻的超级描摹中营造出超越物象自然形态的气质，使画面蕴涵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以达到某种象征的隐喻的抽象性。（10）

后现代式的写实主义。有刘小东、忻东旺、方力均和张小刚等。这是当代后现代语境下各种新的感觉经验和视觉探索。他们进一步颠覆崇高、理性、唯美、和谐的古典精神，取消经典主义，把一种日常不被关注的甚至是粗陋和无聊的人性存在状态提升为艺术。对他们来说，技术固然重要，但画面的个性因素大于技术因素。（11、12）

以写意性和表现性为特征的写实主义。他们淡化传统写实主义的技术因素对主体个性情感的束缚，追求一种相对自由的、个性的表现和宣泄。他们或追求中国画的意象造型，或与西方表现主义结合，或是尝试一种打破时空的“观看”，即所谓的“具象表现”。“写意风”盛行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之后油画的一大特色，从事者众多。

今天，回到写实已不单是一句口号，而更被市场所推动。相比那些轻浮的流派，写实主义画家的工作是辛劳而严谨的，作品数量也极其有限。也正是这点，才赢得了收藏者的青睐和市场的追捧。近年来，写实主义作品拍卖的价位和成交率都在明显提高，和经常无人问津的前卫艺术相比，各种不同层次和不同水平的写实油画都易于找到买家，而那些在美术史上成名的画家的作品更是成为收藏者争相竞购的对象，不仅如此，一些当代有成就的写实画家的作品也屡创天价。日渐升温的油画市场再次催化了人们对写实主义的热情，有些已经背离了写实主义的画家又一次开始回归。写实主义油画已成为各级艺术市场和拍卖会的主角。有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写实画派的市场行情一直保持在相当价位的稳定状态。从2005年至今，其行情几乎是急剧的直线上扬，比2000年翻了五倍有余。国人对写实艺术的钟爱和中国写实画家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其作品市场信赖度高，潜力很大。如今，中国写实画派的成员大多都是艺术品市场的宠儿。杨飞云、王沂东、刘小东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目前在中国油画中拍卖记录最高的是徐悲鸿的3300万元的《愚公移山》，近来也不断传出刘小东等中青年画家作品逾千万的天价拍卖记录。画作升值的回报同样让收藏投资者感到欣慰，一些作品在几年间市场价格从几倍翻到数十倍。近年来，一些画家不仅“库存”的作品被抢购一空，甚至“透支”了将来若干年的创作。

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光辉历程 篇4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党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为己任；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始不久，党就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贯穿党的全部历史的一条主线。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条件特殊而复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实践，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把走苏联的道路看成是探索新中国发展道路的目标，当时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总体上采纳了具有如下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了单一的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在分配中强调公平,而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第四,在工业化道路方面,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无论是资源的筹集和配置的方式,还是投资的重点以及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都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当然刚完成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大规模建设的经验，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乃至照抄照搬是必须的，但一味地照搬经验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则是行不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况且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这是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根本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全面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里程碑。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内容主要有:第一,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第二,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第三,指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第四,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第五,提出了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分步骤进行,作长期奋斗的初步设想。

这些探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贡献，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日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形成了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错误地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然探索中出现了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结束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社会主义道路应怎么走?这一重大课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明显的四大弊端:第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经济体制僵化,束缚生产力发展。邓小平大声疾呼“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主观主义盛行,唯意志论泛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原因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第四,平均主义盛行,人民普遍贫穷。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据此,邓小平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二,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在仔细分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继承和发扬毛泽东艰辛探索的优秀成果,密切结合时代特征,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对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新的探索,于198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思路。

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认识主要有: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第二,经济停滞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不断发展生产力；第三,纯粹的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第四,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义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五,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实行市场经济；第六,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对外开放；第七,仅有物质文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要有精神文明；第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以苏为鉴到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飞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和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了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打开工作局面，邓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发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强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引领党和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领导我们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上，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严峻考验面前，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后。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探索又有了新的发展。第一,首次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

第二,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发展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理论上大胆探索,认识上不断深化的总结。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第三,大胆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不但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而且把它上升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贡献。

第四,全面阐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关系的基本原则。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一新的伟大实践中,一定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经过几年的探索和总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概括为十二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必须“贯彻一个总的思想,就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这种新的概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在认识上的深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科学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中共的十四大上,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明确。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代表中国共产党强调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描述展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行动纲领。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根本动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把坚持社会主义与发展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起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展开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的全面改革进程，打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对外开放大门，开创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效显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外交工作取得新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四）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给我国发展带来的严重困难，党中央科学判断，正确决断，从容应对，使我国率先在全球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党和人民取得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伟大胜利，妥善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问题和矛盾不断地凸现出来，包括贫富差距、生态问题等，如何认识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又应当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好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并且要处理、处理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第一、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推进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阐明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不断推进改革和发展。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而，使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转变，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最近几年，在我国又兴起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推行主体私有制；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转变成全民党。面对这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零二零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第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包含的各方面目标和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局面。10年间，我国经济总量实现由世界第六位到第二位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光明美好的发展前景。

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光辉历程 篇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

戴木才

提 要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在全党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对此进行的不懈探索和长期实践，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轨迹，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内涵和重点，体现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升华的特点。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鸦片战争后，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结束战乱和四分五裂的状况；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这两大任务，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从成立之初起，中国共产党在确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同时，也确定了为实现中华民族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现实目标。

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前提。毛泽东通过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深入分析，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问题，深刻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的奋斗方向和正确道路。在1939年底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650。对于中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则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他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651-652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无法结束旧中国的混乱状态，无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更解决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问题。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奏。只有通过获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奠定政治前提、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但在本质联系上必然是一脉相承的。一般而言，“社会主义”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其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必然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的始终。在一定意义上，必然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内容。这是逻辑的必然。毛泽东曾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1]704-705 从具体实践和历史过程看，也体现了这一重要传承性。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容，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宗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建立现代化新兴工业、广泛开展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既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目标，又体现了与社会主义性质和目标之间的必然联系，成为这一时期我们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体系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经过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艰苦探索，并通过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一系列斗争，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2]111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南和根本指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育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石。

二是“为人民服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内容和精神动力。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实践主体和价值评价主体，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准则，并且把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马克思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必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毛泽东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1004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取向，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 2 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是推翻“三座大山”、最终建立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深刻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通过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才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因此，毛泽东指出，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来说，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明确中国革命的目的不会满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是要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共和国。

四是集中体现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毛泽东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66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更响亮地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3]1059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3]1059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深刻、集中、高度地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针对性强，价值指向明确，深入鼓舞人心，迅速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的总动员令，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动员、引领、凝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五是把“建立现代化新兴工业”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前提和基础。近代以来的世界史表明，建设和发展现代化工业，是一个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前提和基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我们党就高度重视新兴工业的建设。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革命的客观形势，当时我们党认识到，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首先必须 3 建设和发展现代化工业。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深入阐明了实现工业化与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辩证关系。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号召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1437 六是广泛深入开展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非常重视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党员干部，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虽然在党的早期文献中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字样，但是在所进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中，已内在地包含了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基本内容。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光辉著作，号召共产党员加强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做道德高尚的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中指出：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提出了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二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我们党胜利地完成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第一大历史任务。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问题，取得了抗美援朝等斗争的伟大胜利，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转变，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初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理想中的革命导向和建设导向，交互出现。革命导向延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核心价值观中的价值思维和价值主张，坚持斗争哲学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强调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始终警惕和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党内出现“走资派”；建设导向立足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成为代表人民的唯 4 一执政党并长期执政的实际，强调要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为中心，加快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赶超世界发达国家。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也充分地体现了这种革命导向和建设导向交互作用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深入传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同时，极左思想也造成了我国价值观领域的重大失误和严重混乱。

（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深入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科学理论武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巨大影响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确定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同时，也说明了新中国的发展前途就是社会主义。这个前途，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展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进一步确立和深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广泛传播。面对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局面，毛泽东充满诗意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4]1439 这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仅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也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建设。毛泽东庄严地宣布：新中国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强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如在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教育，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普及教育、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在高校开设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批评艺术领域的唯心主义思想等活动，对内批判和清除腐化堕落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等在我国传播的有害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方法上简单、粗暴的缺点，甚至采取了运动式搞思想道德建设的不当做法，但从总体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的雄厚基础。

（二）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们党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一穷二白，我们党把走向繁荣富强作为国家建设的最主要的现实目标，首先把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农业社会化，由贫穷落后走向独立富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中国核心价值的最初步认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和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总目标，„„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 5 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一系列思想基础上，我国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战略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虽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识的制约，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主要落脚点在物质文明层面、技术层面和硬实力层面，较少延及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没有深入到人的价值层面、精神层面和信念层面，但由于它既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顺应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于是成为一面动员、凝聚、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精神旗帜，极大地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极大地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深深地烙刻在新中国建国后30年的艰难创业史上。

（三）广泛开展了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道德领域除旧布新，宣传和发展新的思想道德观念。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深入开展了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突出强调了领导干部和先进分子在道德上的率先垂范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一批社会主义道德的先进典型，在全国形成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和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等优良社会风气。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座右铭和口头禅，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重视。同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比较夸大精神的作用，忽视人民群众正当的物质利益追求，加之缺乏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因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

（四）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从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全党全社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主张用共产主义理想和艰苦奋斗精神使人民超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实现“四个现现代化”服务，形成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英雄主义等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尽管一直没有明确、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社会道德风尚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精神面貌，全国人民迸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热情。尤其是在1956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出现了“左”的干扰，并且经历了“大跃进”、苏联撤援、三年自然灾害等困难，但我们党仍然带领全国人民展开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石油工业、“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伟大的时 6 代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培育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怕困难、勇于攀登的精神品质，培育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典范。诚如邓小平所说：“（20世纪）50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5]318

（五）极左思想造成了我国价值观领域的重大失误和严重混乱。随着反右扩大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革命导向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必然受到“左”的干扰。由于宣扬“斗争哲学”，鼓吹阶级斗争，以单纯性的、暴风疾雨式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取代经常性的、润物无声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价值观培育践行，忽视思想道德建设的系统性、持续性和长期性，以致造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严重失误，造成思想道德领域的严重混乱，先前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共识与刚刚培育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遭到破坏，新型的、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观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了一定时期的价值“空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迷惘和价值扭曲，如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样，思想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培育也遭受严重挫折。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文化大革命”的沉重灾难和深刻教训，使我们党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仅仅建设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没有政治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文化上的跟进，是远远不够的。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使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从一元僵化向全面改革转向，从内外封闭向全面开放转向，使社会结构及运行状态开始逐步由革命性动荡走向建设性平稳发展的历史轨道。

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动，使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开始不再将改变现有的价值秩序和思想道德规范作为重点，转而寻求和强调价值发展的秩序、规范和规则，以及对现有制度的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形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导作用，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社会风尚中的引领作用，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并提出了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以“三个倡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断和战略任务。

（一）始终坚持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7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我们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从此之后，通过拨乱返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和发展。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地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在与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一直是中华儿女矢志追求的“共同理想”。这一“共同理想”，成为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口号，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的主要内容，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

（三）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近代以来，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为实现两大历史任务而英勇奋斗的一面精神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凝聚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的一面伟大旗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同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时代精神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地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道，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是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

（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社会风尚中的引领作用。在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 8 思想道德建设，强调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发挥我们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褒荣贬耻、扬荣抑耻的思想，继承了我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同时又丰富了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提出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以“三个倡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作出了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阐述和全面部署，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继续对下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了部署，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倡导”这一明确表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

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到提出“三个倡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多样多变,各种观念相互交织、碰撞、影响,迫切需要主流价值观念的引领,新风正气的形成。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追求的现实价值目标、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追求的理想价值属性和我国社会主义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这三个层面的价值理念，从基本价值准则到现实价值目标，再到理想价值属性，体现了递进和升华的关系，体现了现实与理想的联系，体现了立足于当前与着眼于未来的联系，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9 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范畴，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加广泛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实践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将迎来新的高潮。

参考文献：

共产党员的光辉 篇6

——学习杨善洲同志事迹有感

平凡的感动让人最为动容；淡然的心态让人最为敬佩；无私奉献让人肃然起敬；廉洁自律让人敬而生畏。

杨善洲同志，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几十年默默奉献在他心爱的土地上。在职期间，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兴修水利，艰苦奋斗，把深山大沟建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退休之后，他主动放弃进城安享晚年的机会，带领群众义务植树20多年，使昔日的荒山变成了绿洲，2009年4月，他将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杨善洲同志几十年以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闪耀着平凡而美丽的光辉。杨善洲同志的一生，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无私奉献、勤政为民的真实写照，他美丽的一生，我想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忠、情、刚”。

杨善洲同志的“忠”。我想一名共产党员几十年的坚守必定是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了无限热爱与忠诚，杨善洲同志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无限忠诚于党和党的事业，正是因为这份热爱与忠诚，给予了他无限的动力与热情，才能日复一日的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杨善洲同志的“情”。杨善洲同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对于杨善洲同志而言，工作着就是快乐的，为广大群众排忧解难就是幸福的，如何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脱贫致富是他日夜思考的责任，付诸行动是他对人民群众最好的交代。一位退休的同志，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大亮山的干部群众历经二十年，将荒山建成绿洲，他又将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正是因为这份对党和人民的情，让我们对杨善洲同志肃然起敬。

杨善洲同志的“刚”。古语曰“无欲则刚”，是的，杨善洲同志几十年在职期间，对自己和家人始终严格要求，从没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办过一件私事。杨善洲同志在默默无闻的奉献中练就了一种淡然，平和的心境、淡然的心态才能使人从容，才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积极去热爱眼前的一切，努力工作，积极生活。

我们党小组通过组织生活会的形式认真学习了杨善洲同志的事迹材料，生活会上，大家交流讨论如何在新时期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创先争优，我们党支部全体成员今后努力做到：

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工作忠诚度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不断增强对本职工作的忠诚度，正确认识工作上存在的困难，不悲伤不抱怨，对本职工作充满无限热爱。

二、认真学习业务知识，不断增强自身技能

认真学习银行业各种业务知识及各项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加快业务办理时限，做到“不拖、不欠”，全面掌握各种政策文件精神，做到“准确理解，掌握实质”。

三、改进服务态度，提供优质服务

银行业是服务行业一个典型代表，特别是窗口服务更是代表了整个银行业的形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热情周到的为广大客户服务，做到“面带微笑服务，高效快捷办理”。使每一个来我行办理业务的客户都能得到最优质的服务。

四、学比先进，创先争优

通过学习，学比先进、见贤思齐，根据工作职责的要求，对自己的工作状态、精神状态等进行自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努力达到“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努力成为品质优秀、业务熟练、作风过硬、勤于学习、乐于奉献、爱岗敬业、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业绩突出、客户满意的银行从业者”。

藏克家说“一个用心温暖别人的人，他自己的心也必然感到温暖。一个忘我劳动的人，他的形象定能在别人的记忆中鲜活。”这句话似乎成了杨善洲同志的写照。杨善洲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平凡却不平庸的人，如路边的雏菊，虽然默默无闻却能用平淡的生命为岁月增添一缕芳香。

天津银行宝坻支行党小组

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光辉历程 篇7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革命和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与此相适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为了契合历史发展需要而不断创新,先后实现了“革命”和“建设” 两大主题的演变。

(一)“革命”的话语体系

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唤醒了沉睡的中国,打开了封闭的国门。 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仁人志士浴血奋战,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征程。 中国近代史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时代,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话语体系无疑也充满着革命的特性。 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存在历史局限性和缺乏科学真理性,但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思想的闪电射入了古老的中国大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渗透着中国气息,逐渐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毛泽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开创者,而革命话语又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明显的政治交流方式。[2]革命意味着对旧政权的彻底推翻和新政权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场“枪杆子”指导下的暴力革命。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政权的争夺和对新中国自由的向往,使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红色政权区域”和“国民党统治区”这种具有鲜明对立性的表述,坚定了人们在斗争中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的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鼓舞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继续战斗的行动口号。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无处不渗透着革命的因子,这些革命因子构成了科学、完整的“革命”话语体系,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闪光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 , 开启了中国现代史的征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意识到党的工作重心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应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因而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设方针,并取得了一系列实践成果。 但由于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失误, 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共产党在实现话语体系转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错位和挫折。 “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话语体系表明,党的工作重心仍停留在“革命”主题上,并没有真正向“建设”主题转换;[3]“大跃进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话语体系依然带有革命的惯性,偏离了 “实事求是 ” 的思想路线 , 背离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话语体系转换的失败最终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失误。 因此,这一时期的话语仍然归结为革命话语体系之列。

(二)“建设”的话语体系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4]肇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话语在改革伊始就直击“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等错误思想,将社会主义拉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话语指导下的正轨,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 真正实现了对 “革命”主题的超越,深化了对“建设”主题的认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建设”话语体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三个代表”、“五个始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建设” 话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群众路线”、“创新型国家”、“党的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建设”话语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对“为谁发展”、 “怎样发展 ” 等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创造性回答。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系列“建设”话语顺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应运而生,尤其是“文化”、“社会”和“生态”场域的话语体系不仅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大理论而提出, 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强劲的声音。 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一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如胡锦涛所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5]

纵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 它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 一是毛泽东思想,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由一系列“革命”话语范式构成,凝聚着各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和捍卫国家政权的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实现了对“革命” 话语范式的超越,深化了对“建设”话语的认识,蕴含着以“发展”为主题的话语体系的新方向,激励着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国家繁荣与富强的信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最新表达范式。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而接续演进的,在90多年的演进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性,表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理念,推动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一)思想内容的继承性

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想表达,离不开对优秀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借鉴。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文明的崭新创造。 “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 ”[6]毛泽东就曾将《汉书》中的“实事求是”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也曾用《诗经》中的“小康”一词来形象地描绘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而对于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采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大胆地吸收和加以借鉴。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历史地继承中外优秀文化传统,并与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相结合, 才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

(二)表达方式的大众性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7](P9-10)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 要求话语体系建设面向生活、面向大众。 话语体系大众化并不是追求形式上的热闹,只有科学揭示时代发展规律、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善于把政治性、理论性、官方性的话语转化为生活用语、群众话语,如毛泽东把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把调查问题和解决问题比作 “十月怀胎 ”和 “一朝分娩 ”;邓小平把改革开放比作 “摸着石头过河 ”、用 “不管白猫黑猫 ,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比喻改革开放的评价标准;习近平用“鞋子论”来说明尊重国情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也在实践的检验中变换了表达方式,即从核心价值体系转换为核心价值观。 从“体系”到“观”,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将书面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的能力在日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日益深入人心。

(三)根本旨趣的实践性

“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P13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根本旨趣也在于指导实践、解答问题、改变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根植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贴近社会的发展需要、顺应人民的实践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话语理论。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指引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话语体系指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生态文明以及和谐社会等话语体系顺应时代要求而生,使中国在实践难题面前运筹帷幄,成功战胜了国际金融危机和特大自然灾害。 可以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指南,也为世界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向。

(四)价值取向的人民性

价值取向是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活动的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人民为价值取向,即始终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并因人民利益和需求的变化而变换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处于内外交困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解放人民为价值取向,指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搞好党的建设,推翻 “三座大山 ”, 使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 建国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提高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为价值取向,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同时, 也对群众之中依然残存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进行改造,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创造新生活的美好前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果断提出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将人民从 “文化大革命 ”的浩劫中成功解放出来 ,使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富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 但也面临精神生活空虚、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问题严重等各种困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适时转换主题,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使人民走上了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路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历经9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已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和接受,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国家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日趋上升到思想文化领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作为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自然难逃挑战与诘难。 因而,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提升其大众认同度,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强化其内生创新性,不断开辟其时代新境界,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未来路向。

(一)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大众认同度

认同是一种情感和态度的植入过程,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特点。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就是大众在情感上主动认可和接纳、在内心深处自觉信守和拥护、在行动上积极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 倘若人民大众在思想上不认同、在情感上不接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话语体系就不能深入人心及发挥作用。 因此,人民大众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其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而得到大众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被人们所熟知和接受。 然而,当下社会转型引起的利益分化、贫富悬殊和公平正义缺失等正在影响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理论宣传中的形式主义和照本宣科亦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因此,应进一步重视提升人民大众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认同度。 一是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 ,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8]要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9]始终以“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不赞成”、“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不答应”作为政策制定和话语构建的原则。 二是在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杜绝“假”、“大”、“空”,用活泼、 质朴、平民化的语言表达大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 便于运用的思想理论,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在政治生活领域和学术生活领域体现指导地位,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起到引领作用。

(二)扩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迅猛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日益突显,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以及中国制度逐渐受到国际关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世界舞台赢得一席之地。 但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完全改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怀有复杂心态,在关切之余,更多的是怀疑和敌视,且不断鼓噪“中国崩溃论”,而中国学界对此往往采取回避态度;二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引起的多元社会思潮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阻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世界的传播。

因此,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国际地位趋弱的现状,一方面,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积极回应国际关切和质疑。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大国,在历经几千年文明之后所形成的独有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已在人类思想宝库中绽放出绚丽光彩。 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更是以其“中国式智慧”的光芒和丰富的学理知识,为解决人类诸多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其日益显现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必将化解质疑,消除敌视,成为世界舞台的“新秀”。 另一方面,要发挥媒体舆论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喉舌”作用。 既要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和微博平台,利用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图文并茂地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又要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参与世界文明交流与对话,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加丰富的世界价值。

(三)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内生创新性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旺盛生命力的关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力的结晶, 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其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解决了一个个时代难题。 但近年来,受西方霸权话语的影响,中国一些“著名学者”逐渐沦为西方话语的“留声机”和国外思想的“二道贩子”,热衷于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实践,造成了中国话语创新能力的匮乏, 阻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 因此,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内生创新性,是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根本出路。

一是要自觉接续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深厚的历史脉源,离开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就不可能枝繁叶茂、生命强劲,也不可能在人民心中扎下根来并被广泛接受。 因此,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必须牢牢根植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沃土,赋予中国人民在历经沧桑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精神智慧与价值理念以时代内涵,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彰显鲜明的民族风格,洋溢生动的历史气韵。

二是要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要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并不是等于关起门来自拉自唱,更不是搞狭隘民族主义,而是要通过与各国交流对话不断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空间。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试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也要在突出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坚持开放性原则,以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态度学习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中的有益成果,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充盈多元化的思想资源和丰富的学术营养。

三是要善于科学总结鲜活实践。 实践是一切理论创新的源泉和检验标准,正如邓小平所言:“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 ”[10]书斋里的苦思冥想和信马由缰式的凭空虚构是不能激发创造热情的,脱离生动鲜活的实践来热衷于西方话语的因袭和搬用只会造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因循守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正是在不断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已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 当下,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的源头活水,只有继续立足并切身体验人民的鲜活实践,才能感知蕴含在实践中的智慧和经验,从而创获新概念和新范畴。

历史云翳与现实主义光辉 篇8

【关键词】文学名著 现实价值 教学难度 有效教学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五册第三单元全文选编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进一步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彰显经典名著的地位和价值，也给语文教师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思考——面对当今的现实和当代中学生，如何才能有效的完成这一不朽名著的阅读鉴赏？

一、第一个难度在于学生和教材的距离越来越大

熟悉并热爱鲁迅的人已经基本上都已是现今学生的父辈、祖辈；90后这一代人熟悉的更多是韩寒、郭敬明他们。鲁迅，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位古人。另一方面，鲁迅以及阿Q们所处的时代对今天的孩子而言绝对是很陌生的一段历史。阿Q精神特征的形成是典型的社会环境之产物，满清的没落、腐败如同暴风雨到来前满天的乌云，在阿Q们的心灵、人格、观念等诸多方面折射下灰暗的影子，在鲁迅的笔下则沉淀为“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深刻情感，转化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格魅力与情操。生活在幸福阳光下的90后们，是很难直接走进作品深处的，甚至会有直感上的排斥心理。

二、第二个难度在于鲁迅自身的难度

首先是语言的隔膜。尚不成熟的白话文在鲁迅的笔下可谓已经显示出强大的表现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学生会觉得有很多地方即使借助于注解也难以穷究其意，语汇的时代特征造成了后人阅读的困难，显而易见。另外也有作者渊博的才识、极其个性化的语言特色所造成的难度问题。

其次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从从学医到学文，从小说到杂文，从满清到民国，从荷戟独彷徨到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他的阅历和个性注定了他不是一位象牙塔中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的名号当之无愧。但对于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的中学生而言，无论是《祝福》中的所暗含的科学民主精神，还是国民劣根性的思考，都是相当陌生的话题。

基于以上情况，第三个难度毫无疑问就是教学的思路问题——如何破解以上难度？尤其是如何突破教材与学生、教师教学行为与学生学习认知之间的障碍？

我认为，抓住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质，打通作品的历史意图和现实意义是关键所在。

一切名著的价值都在于其内涵的永恒性。《阿Q正传》全文问世之后，何其芳就预言“将成为世界最熟识的中国现代的代表作”。事实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杰出成就。更值得关注的是，时至今日，无论是阿Q这个形象的典型性，还是新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内关于国民素质问题的思考，都使我们看到了这部作品全新的价值空间。这正是我们在教学中要密切关注的东西。教学目的的确立以此为纲，才更有可能实现整个流程的有效性。所以，在教学中，我自己努力把由浅到深、内外结合，逐步探究掘开作品主题的现实意义作为重点，效果比较理想。

在导读环节，首先可以围绕作品的现实性激发学读兴趣。比较直接的做法是引领学生回顾已经阅读过的《故乡》、《祝福》、《药》等作品，从中间提炼出鲁迅创作的时代成因、个人动机和方向所指，进而联系现实现象，广开言路，让学生既对照历史与现实、又比较阿Q和身边现象、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自己的某些个性特点，即所谓“出得入得”的读书之法。

在教学的组织上，教师可以采取研究性学习模式，建立开放型的阅读秩序，在问题设计中把探究作品的现实针对性作为重点，让学生既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试图分析当今社会的变化与国民素质中存在的缺漏，进一步用历史的眼光观照现实问题，就可以很直接的发掘出阿Q这一典型形象在21世纪的存在价值，深入体味到作品不朽的神韵。

在新的课程理念指导下，我们还可以把作品首先交给学生，让他们从最浅处下水——从对鲜活的人物形象的把握和联想上开始，由作品直奔现实，甚至试着对号入座，先去关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现象，探究其根源，从而先出后入，不必过分担心教学秩序的形散。

我个人认为，本文的现实价值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挖掘：

1.“精神胜利法”是现实中个体的人的某种缺陷、弱点

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学当人学来读，把《阿Q正传》看作是一幅关于人的漫画，不必先去考虑什么谁画的、什么时代的问题。这样就会发现：这个人物很有趣、很鲜活、很生动，进而很有意思、很有代表性，最后发现鲁迅对于人的观察、思考真得很入微、很犀利、很透彻。让学生明白，好的作品，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精神层面的契合，读好书是一件认识他人和自己的愉快的事情。这样，隔膜就很淡薄了。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尽量多的去研究人物心理，把阿Q的心理层面分解为“自卑”、“自大”、“自贱”、“自虐”等几个方面，始终以现实中的人作为正反两面的参照体，学生兴致很高的研究“人”，很容易就抓住了阿Q的形象特点，克服了语言的艰涩与历史的沉重感所带来的阅读障碍。

2.“精神胜利法”是现实中某种群体性的特征

教学中还可以引进更多的鲁迅作品（比如五册《读本》上的几篇文章）、更多的评论文章、引进柏杨和李敖他们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把文学的话题拓展为社会性问题，时代的隔阂自然可以消除。甚至可以让学生联系“素质教育”这个话题，联系生活实际，对作品所展现的个体形象特征作更为深入广泛的对照思考，从更开阔的视野上去挖掘作品的深远意蕴。我在教学中让学生以“我身边的阿Q”为话题进行了一次作文训练，作为课堂研讨的归纳与延伸，学生颇感有话可说，也写出了不少趣味性、思想性比较强的作品。

3.“精神胜利法”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教师的目光不可以停留在“未庄的阿Q”、“鲁迅的阿Q”、“中国的阿Q”和“我们的阿Q”这几个很有局限性的角度上。罗曼罗兰说“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本文在教学中的拓展可以是无止境的，至少，应当引导学生尽力触摸这部名著在对于人性弱点的思考方面所达到的深度。我的基本做法是在学生业已理解作品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再次引进众多的评论文章，介绍更多的名家观点，进一步激发学生思维，让他们感觉到名著阅读的“学无止境”。这样的安排，突破教材和学生、阿Q的形象和现实中的人物特征之间的时空界限，打通创作与阅读的之间的“任督二脉”，应该是符合名著的永恒性特质、符合现今语文教学实际、符合文学作品阅读鉴赏的再创造性规律的有效行为。

借用一句语文学科的家常语来说，叫做“言有尽而意无穷”。针对新的教学要求和新的学情实际，《阿Q正传》的教学无疑要在拓展与开掘上大做文章，我认为其教学核心应当确定在这部作品永恒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现实光辉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