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共11篇）
左传 篇1
小论《左传》的战争
摘要：
《左传》是我国影响深远的编年体史书,它在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基础上，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借鉴。《左传》以儒家独特的思想去剖析战争，从不同的角度解析战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财富。它记录了公元722到453年间多达483次大大小小战争，为后世呈现了“春秋五霸”你方唱吧我登台、大国吞并小国等精彩纷呈的争霸、兼并战争场面。因此，本人认为战争描写是整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
关键词:
战争描写
人物
思想
价值
一．《左转》中的战争描写
《左传》一书中，记录了大大小小的几百次战争，例如城濮之战、崤之战、鞌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左传》写战争有其不同于其他史书的特点：《左传》描写战争，不仅仅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描写，还深入发掘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结果及战后影响。如在“僖公二十八年”爆发的城濮之战，作者先对战争爆发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交待，然后在行文中对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队，慎守诺言，倾听群臣意见，上下齐心协力等做了细致的描写。反观楚方主帅骄兵，轻敌冒进，君臣意见混乱，军令不一。这样通过战前敌对双方的描写，暗示了整个战争的走势与结果：晋必胜、楚必败。作者还详细描写了此战后的影响：晋文公战后积极争霸中原，迅速取代齐的霸主地位，成为春秋第二霸，而楚国国力大衰，直至楚庄王的崛起。
《左传》往往通过细节描写把激烈的战争场面，将士们在战场上的心里状态呈现出来。如在鞍之战中，这样写到：“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暌酉，师陈于鞍，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 ‘：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其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病败君之大事也，环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欲克的受伤，解张，郑邱缓等仍然鼓励他坚持战斗，可见齐晋两军交战的激烈场面。同时，三人在战争中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也在他们的对话行动中得以体现。
又如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有这样一句描写：“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鞠也”，看似简短的一句描写，却把晋军溃败，为争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的手的狼狈、惨烈之像表现出来。
《左传》认为诸多细节能决定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如同古龙武侠小说中两大高手的对决，环境、温度、心态等众多细节能决定生死胜负。如齐鲁长勺之战,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曹刿充分认识到两军对垒，气势最为重要，因此，曹刿在阵前主张待齐军三声鼓声之后方能出击。次战之后，“一气，二衰，三竭”成为了历代兵家用兵的典范。
二、通过战争表现人物
《左转》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写得个性鲜明，这些个性鲜明的人大多是通过战争表现出来。如在鞍之战中，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 ‘：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其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病败君之大事也，环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此战欲克虽受箭伤，血流于屦，却继续英勇作战，其勇猛、顽强、豪迈的个性展露无一。如在晋楚邲之战后的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由于天气的影响，将士“多寒”，于是“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楚王劳军的体恤，将士之心犹如披上了棉衣。这句话反映了楚王是一个善于鼓动军心、工于心计的君主。
又如宋楚泓之战。“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日:‘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此战中，宋军本有战胜楚军的两次机会：第一次，在楚军渡过泓水期间，此时宋军已排好战阵，但宋襄公却并没下令宋军主动出击。第二次，楚军虽然已渡过泓水，但并未展开阵势，此时但宋襄公依旧按兵不动，放弃了击败楚军的最后机会。身为三军统帅，宋襄公如此昏庸，为何？《左转》在此战后道出了原因：“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是个顽固，食而不化的本位主义者，如三国中的马谡，只是根据古代的兵法瞎指挥，根本不从实际出发但又不接受部下的合理化建议，刚愎自用，失败的结局必不可免的。难怪子鱼批评道：“君未知战。勃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勃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苟，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通过此战前前后后的描写，充分展现宋襄公昏庸无道，愚蠢无知，陷人民于战争之苦中，却满口仁义道德，活脱脱的一个岳不群，一个伪君子。
再如城濮之战，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此战说明文公能如唐太宗般广纳意见，又能像成吉思汗般的正确认识到意见的本实质。把一代霸主的霸气、豪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春秋五霸中最能“霸”的一个。
三、《左转》战争中表现的思想
《左转》在对整个战争的因果关系的描写中，常带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思想色彩。如在对城濮之战的总结时，写到：“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儒家的思想：师出有名，进行正义之战，占领道德制高点，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左转》在叙述战争过程中还常带有礼、义、德等道德因素，并作为影响战争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在叙述中还带有一些预兆，这些预兆大都具有道德化的倾向：符合道德、宗法、礼仪的，则为吉兆；悖于道德、宗法、礼仪的，则为凶兆。如秦晋之战，此战虽然发生在僖公十五年，但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 僖公十四年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慧公不从占卜之失。通过战前预兆的叙述，晋军必败无疑。
《左转》在战争表现的思想大多与儒家思想相近，或直接来源于儒家思想。如齐鲁长勺之战：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在这段对话中，鲁庄公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自己从不敢独自享用，一定把它分给别人。但曹刿尖锐指出：受惠的不过是身边近臣，未及百姓，百姓是不会跟从鲁庄公的。这与儒家所倡导“民本”思想如出一辙，“小惠未徧，民弗从也”一句正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写照，想要赢得战争，先获得百姓的爱戴和支持。
四、《左转》战争反映的价值
《左转》在战争描写中反映的价值主要是军事价值。如在公元前575年春，发生的鄢陵之战，以晋厉公为首的晋国军队以及齐鲁卫等国联军（事实上鲁卫两国未出兵，齐国军队战后才赶来）与楚共王为首的楚郑联军对垒于鄢陵。楚军采取以往利用黑夜突袭的战法借助黑夜进逼以齐军为首的联军大营，使晋军等阵脚大乱，处于被动地位。这时，从楚国叛逃晋国的苗贲觐见晋厉公，向晋厉公分析了楚郑联军的部署：中军为楚军主力，战斗力最强；左军为郑军，战斗力次之；右军主要为从南方蛮荒地带纠集来的蛮兵，战斗力最弱。分析完楚郑联军的部署之后，贲觐向晋厉公建议：先诱使敌军两翼进攻晋中军，后以晋军主力主动出击并合围敌军两翼，待消灭敌军两翼之后，晋军呈三角之势进攻并包抄楚军中军主力。晋厉公采纳了贲觐的建议。最后，晋军大败楚军。鄢陵之战晋楚双方展现出来的战术战法被后世沿用，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如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在进行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多次使用近战、夜战战术，并且屡试不爽。最典型的当属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指挥的一二九师夜袭日军的阳明堡机场，大部分日军死去时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如此多的八路军。同样的事例也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中朝边境上，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像幽灵般的出现在美国佬面前时，他们都还不敢相信中国会出兵，且出兵那么快！“先集中兵力攻打敌军弱侧两翼，再聚歼敌人中军”的战法更是被后来的成吉思汗发挥到淋漓尽致。如蒙古骑兵早期与金兵的野狐岭之战，成吉思汗正是运用此战术以十万蒙军打败四十万金兵。后来，成吉思汗凭此战法所向披靡，一直打到欧洲多瑙河流域。上世纪九十年代爆发的海湾战争中，美军也采用此战术，避开伊拉克重兵防守的北部和南部，以特种部队为主力空降伊拉克中部，一举切断伊军南北联系，打垮伊军的防线。《左转》在对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描写时突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只有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或者三者具其一或其二，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在每次战争前，交战双方都要祈神祷告、占卜问卦，向上天表示虔诚，其目的是为了占据“天时”。如在城濮之战之战前秦军占卜为吉兆，这就坚定了秦军打败晋军的信心，结果也如吉卦所预兆的结局。把“地利”与“人和”充分结合起来取得胜利的当属长勺之战，在长勺之战中面对来势汹汹的齐军，鲁庄公采纳曹刿的计谋，避开齐军锋芒，撤退到有利于反攻的地方长勺，占据地势之利。在这次战争中，还着重写了曹刿与鲁庄公的三次对话，通过三问三答，解决了“人和”的问题，这样鲁军就占据了“地利”、“人和”，取得胜利也就顺理成章了。后世的许多战争也以《左转》的战争为典范，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如三国时期的赤壁大战，曹操师出无名，而孙刘联军出于自卫，军心稳固，占有人和之利；曹操水师驻扎在赤壁的西北岸，地形为外宽内窄的“喇叭口”地形，如果孙刘联军采用火攻，曹军则很难防守，这样曹军在地势上处于劣势，孙刘联军则占据地势之利。这时，孙刘联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偏偏存在一个懂得天文地理的诸葛亮，算准了哪一天要刮东北风，这样孙刘联军可真正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周公瑾才能得以在赤壁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
鲁庄公能在长勺之战中获得胜利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听取了曹刿对敌我双方心里、气势的分析：齐兵势锐，我军出击正合敌人心愿，胜利没有把握，“宜静以待”，不能出击，待敌军三声鼓响之后战场形势已呈现“彼竭我盈”的有利变化，建议庄公实施反击。此时，鲁军将士一鼓作气，击溃齐军。后世的用兵家也吸取此战的经验和教训，重视军队在战场上的心里与气势。如抗日战争前期的台儿庄战役，张自忠将军指挥的第五集团军与日军血战几个昼夜，有士兵向张自忠将军报告说我军快要抵不住了，张自忠将军则告诉众将士：我们快要抵不住了，但日军也比我们更抵不住了。这样全体将士在张自忠将军的激励下气势高涨，最终取得台儿庄大捷，获得了抗战以来歼敌人数最多的战役，打破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
总结：
《左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丰富的史料和宝贵的财富：通过《左转》我们可以了解春秋之前的社会状况，通过《左转》我们可以知道春秋之前的历史背景，通过《左转》我们可以发现春秋之前的文化，通过《左转》我们可以获取古人的战争智慧，通过《左转》我们可以吸收古人的战争思想。总之，《左转》是我国重要的国学、史料、文化宝典。
参考文献：
1、何九盈、田瑞娟等著《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袁行霈、聂石樵、李炳海等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3、左丘明著，《左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
左传 篇2
先秦文献信息处理属于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与古典文献交叉研究的领域, 而地名研究属于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的子领域。其研究的必要性在于, 汉语的词与词之间没有自然的界限, 使得中文信息处理大多是先对要处理的文本进行词语切分, 而在分词阶段, 未登录词的识别成为许多分词系统发展缓慢甚而走向应用瓶颈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名在未登录词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随着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的深入发展, 如果不做地名识别, 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分词的精度。
学界已经对先秦地名的命名原则, 选词用字, 起名来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诸如:台湾中研院的《先秦金文简牍词汇资料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整理编撰的《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等, 都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 为我们前期分析先秦文献地名结构规则的研究提供了很好依据。目前, 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在不断地发展, 各种识别模型的应用为我们的模型选用和识别实验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2. 语料考察分析
本文对先秦25本主要文献进行筛选, 最终选择《左传》作为实验语料。原因在于:作为方法探求始初, 选取的文献要具有可读性, 易提取性, 另外, 文献需要包含较多的地名。《左传》在先秦文献中, 字数最多, 词汇总量最大, 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事件、人物的描写必然和相关的地点密切联系, 以上多种因素正满足了我们实验的要求。
2.1《左传》地名统计与分析
我们选用“汉达文库”提供的《左传》 (17万字次) 作为实验语料。首先对其五分之三语料人工标注了分词和词性标记信息。参照北大分词规范, 并依据古代汉语的特点制定了先秦文献语料分词标注集, 给出了17个标记, 分别是:名词n、动词v、形容词a、数词m、量词q、代词r、介词p、连词c、助词u、副词d、语气词y、人名nr、地名ns、兼词j、方位词f、时间词t、标点w等, 我们总体上倾向于和, 而不是分。其中, 地名的标注我们遵守指称性、专门性、词汇性等命名实体特征, 对文献中出现的地名做了词频统计 (见表3-1) 。
2.2 《左传》地名特点分析及用字考察
基于以上统计分析, 我们对《左传》地名进行了分类。
按内容分, 主要包括:
自然地理实体:山 (如:泰山) 、水 (如:汉水) 、河 (如:河) 等
人文地理实体:国名 (如:秦国) 、县名 (如:温) 等等
按结构分,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单字专名, 如:亳、郕、京
2.专名+通名, 如:泰山、清丘
3.双字专名, 如:汾隰、甘鹿
另外, 我们对《左传》进行了字频统计, 共有3300多个汉字, 其中, 地名用字共有827个字, 频率在10以上的地名用字为27个, 我们对这些频率较高的字进行了考察, 并从结构、文化等方面对《左传》地名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而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方位词居多。
字频统计分析显示, 《左传》地名中, 主要的方位词及其频率是:阳33、上22、东、16、中12、南12、北、10等等。可见, 大部分方位词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因为当时人的群居及其恶劣的生活环境, 人们在生产劳动时, 必须要辨认方向, 确定不同的地理位置。
2.存在通名现象, 常常省略通名
我国早期地名“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4], 所以古地名通名来历常常与其自然环境有关。从我们的统计数据看出, 高频字中的通名包括:丘44、城28、国24、陵20、泽16、山15、泉14、州12等等, 而且, 地名常有通名省略的情况, 例如:
汉/汉水:名词。水名。汉水。长江最大支流。[5]下同
(1) 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桓公八年)
(2) 楚国方城以为城, 汉水以为池, 虽众, 无所用之 (僖公四年)
3.同名异指和异名同指
《左传》地名的异名同指现象主要指在文本中同一个地名的表达形式不同, 或范围不一。例如:
汉/汉川
(1) 沿汉溯江, 将入郢。 (文公十年)
汉:水名。汉水。长江最大支流, 源出陕西宁强县, 入湖北省至武汉市入长江。
(2) 周之子孙在汉川者, 楚实尽之。 (定公四年)
汉川:汉水。此指汉水地区。
同名异指现象普遍存在于文本中, 大多是表行政区域的地名,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地随移民”[6], 即和古代迁都, 扩都、移民等现象有关。例如:
京
(1) 请京, 使居之, 谓之京城大叔。 (隐公一年)
郑国地名, 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2) 群王子追之, 单子杀还、姑、发、弱、鬷、延、定、稠, 子朝奔京。 (昭公二十二年)
周国地名, 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
2.3《左传》地名与现代地名比较
以上关于《左传》地名特点的分析, 为我们今后的地名识别工作奠定了语言学基础, 现在, 我们主要从地名识别角度将《左传》地名与现代地名进行比较:
1.现代地名数量大, 新地名不断涌现, 地名标注规范较为完善, 古代地名数量有限, 从研究角度讲, 不涉及新地名的问题, 学界关于古代地名标注规范问题讨论的还不够。
2.现代地名长度无限制, 真实文本中, 还存在简称的问题。而古代文献地名, 长度较短, 主要是两个字和三个字的地名。
3.现代地名结构较为复杂, 内部相互成词, 甚至存在诸如“北京市海淀区”这样的多层复合的复杂地名。而从统计的左传地名中可以看出, 地名长度短, 结构较简单, 可总结的规则较少, 不适合采用现代地名识别研究中规则的方法[9]。
4.现代地名结尾有明显的通名, 例如:“江苏省”、“郑州市”等地名中的“省”、“市”, 《左传》地名也存在这样的通名。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实验使用条件随机场 (Condition Random Fields, CRFs) 模型, 具体采用的是Taku Kudo编写的工具包“CRF++0.51”进行训练和测试 (下载连接:http://crfpp sourceforge.net) 进行训练和测试。
命名实体识别任务实际上是序列标注任务, 根据词性标注语料考察,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采取了4词位标注集T, 即T={B, I, E, S}, 其中, B是多字词的开始词, I是多字词的中间词, E是多字词的结尾词, S是单字词。
我们分别做了四个实验:
实验一、只用字符本身作为特征, 地名标注为ns_x (x为词位标记) , 地名以外的其他词用字一律标注为O_x。
实验二、在实验一的基础上, 加入部首特征。
实验三、在实验一的基础上, 分词和词性标注 (包括地名标注) 一体化的处理, 模板同实验一。
实验四、在实验三的基础上, 加入部首特征, 模板同实验二。
实验中, 我们选用部首特征, 因为汉字中形声字居多, 形旁在词义理解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 在语料观察的基础上, 我们发现地名中的确存在这种现象, 例如:“右邑左阜”之说。在《左传》地名用字统计中, “耳”旁在右表“邑”的用字有27个, “耳”旁在左表“阜”的用字有个17个。例如:邯郸、郢、寻部。我们尝试部首特征是否可以提高识别率。
实验一、实验二将词性标记分为地名和非地名, 并把分类问题转化为序列标注问题, 对于地名
外其他词语的词性标为O, 而地名标为NS。 (例如:于O_S蔑ns_S) , 实验三、实验四训练语料样例分别如表4-1、表4-2所示。 (表中的**表示该字的部首不详, 标记符号是词性标记+词位标记, 例如:寘v_S表示:“寘”是个单字动词, 该标记参考现代汉语分词规范, 地名的词性标记为ns。)
根据不同的要求分别制定了模板一和模板二 (如表4-3、表4-4所示) , 表中以以上语料为例, 对各个模板做出说明。
(注:模板二在模板一的基础上加上特征列)
基于以上两个模板, 我们对《左传》五分之二语料进行开放测试, 给出三个评测指标:准确率、召回率以及调和平均值, 见公式 (1) 、 (2) 、 (3)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表明, 添加部首特征并没有提高识别率, 于是, 我们又进行了实验三和实验四, 加入了每个词的词性, 分词、词性一体化处理, 结果精确率与前两个实验大致相同, 召回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 加部首特征实验相比之下, 识别率仍然比较低。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部首特征标注不充分, 在识别过程中, 这样特征不健全的情况, 反而没有未提供部首特征的实验效果好。二是许多地名用字没有明显的部首特征, 例如许多独体字部首不确定, 这样训练和测试语料中出现大量的“**”, 此时部首特征反而成了统计中的噪声。此外, 在实验三和实验四中, 我们做的是分词和词性一体化, 但实际操作时, 我们只是计算地名的识别效果, 因此不能全面的反映所选用的特征的作用, 这也可能是影响识别精度的因素之一, 我们会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进行论证。
另外, 前两个实验的识别率较后面两个实验低, 尤其是召回率。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提供足够的上下文信息, 《左传》地名有较为工整的上下文, 不同的词性对地名有不同的影响, 而在实验一和实验二中, 地名前后的标记都是O, 于是标记同化, 信息不足, 所以取得了较差的成绩。但是, 标记同化就相当于单纯的分词, 在原始文本中识别地名, 人工代价低, 下一步, 我们会充分利用分词与词性标注信息, 挖掘文本中的其他特征, 进一步提高识别效果。
4. 未来工作展望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有:
(1) 进一步提高识别效果, 并用此方法对先秦其他主要文献地名进行识别。
(2) 重点放在先秦地名知识库建设方面。
(3) 构建先秦历史知识检索系统。
在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中识别将不是主要问题, 虽然电子文献还不完善, 但一些出版的古代文献中一般对专名加了标记, 如:下划线等。所以, 我们将进一步提高识别效果, 并利用此方法对先秦其他主要文献地名进行识别, 从而挖掘地名知识背景, 解决地名层级关系, 沿革问题, 同名异指和异名同指等问题。以为古汉语信息处理中其他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邓慧蓉.从中国地名透视汉族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学术交流,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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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桥驿.论地名重合续.中国地名, 1999.
[7]闫海.浅析古地名中的“天人合一”现象.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8]陈立中.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地名学.文化天地年, 2005.
[9]李丽江.SVM与规则相结合的中文地名自动识别.中文信息处理学报, 2006.
[10]陈春荣.基于SVM的中文地名识别.大连理工大学, 2005.
左传 篇3
关键词:《左传》;《春秋左传注》;叙事方式;特点
中图分类号:I109.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078—03
细读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书,我们会发现书中多次提到某年“传”本应与下年“传”合为一传,为后人割裂为两“传”;或某年“传”当与下年“传”连读。据统计,前者有16例,后者有28例。这固然可以证明《左传》最初是独立成书的,但这非本文讨论之重点,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些被一分为二的传文本身。若不依经分年排列这些传文,我们将会发现,这些被割裂的、多位于某年传末的传文,和下一年开始的传文往往构成一种倒叙或插叙的关系。被一分为二后,既使这些特殊的逆时序叙事方式消融于顺时序叙事方式之中,又使隐含于这些逆时序叙事方式中的作者的思想倾向变得隐微。故而我们有必要结合杨伯峻先生的注文,进一步分析这些传文和其中隐含的作者的思想倾向。为便于比较,现将这些传文与相关注文列为表格,试作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被一分为二的传文,多是逆时序之文,且位于传文之末。传文被割裂,主要是由于为使“传文”从属于“经文”分年记事的体例,这正反映出编年体记事的局限性。这种局限造成被割裂的传文,在文义上出现断裂;也造成一传之中逆时序之文与顺时序之文,被分置于两年之中。造成这些特殊的逆时序叙事方式消融于顺时序叙事方式之中,又使隐含于逆时序叙事方式中的作者的思想倾向变得隐微。
其次,我们可发现这些被割裂的逆时序之文,多是叙述事件原因、描写人物的,尤以叙述事件原因为主。这表明《左传》作者“注重时间流的内部逻辑关系” [2],注重时间框架下事件内在的因果逻辑。如高小康所言:在其“所叙述的故事中,时间意识不仅表现为对事件先后顺序的排列,而是表现为内在的因果联系。”[3]《左传》作者之所以要采用逆时序的叙事方式,正是因为要表现事件内在的因果联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割裂之文也体现着作者的创新意识和思想倾向,只是因被后人“妄分”而不那么显而易见了。但若结合相关注文深入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左传》作者之本意了。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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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经典段落 篇4
2. 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3. 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
4. 尔无我诈，我无尔虞。
5.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6. 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
7.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
8. 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所自邪也。四者来，宠禄过也。
9.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10.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11. 天能盖地，地能容小。
12.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3. 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
14. 多行不义必自毙。
15. 多行不义，必自毙。
16. 修已而不责人。
17.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
18. 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19.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2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21.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22. 礼，天之经也，民之行也。
23. 不以一眚掩大德。
24. 宽猛相济，恩威并重。
25. 朋友：同师曰朋，同志曰友。
26.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27. 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临祸忘忧，忧必及之。
28. 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29.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30.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3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2.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33.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34. 好学而不贰。
《左传》读书心得 篇5
现在他又代表郑庄公出兵帮助齐国抵御北戎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斩杀三百，俘虏了大良，少良两个元帅。齐僖公一看，少年有为，又想把自己另外的女儿许配给他，他又拒绝了。
但是，齐国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主持人鲁国这个迂腐的教条主义国家，却没有把郑国放在前面，惹得我们的少年英雄很不高兴。
后来，四年之后，就爆发了有郎之战。
在前面的《左传》里，有三处提到了这位可爱的年轻人。
“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隐公七年，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
“隐公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
现在是恒公六年，公子忽已经成婚多年了。夫妻感情十分深厚，他谢绝了齐僖公的婚事，倒是说明了这个小伙子是个性情中人，敢爱敢恨。
在后面的历史里，这个人物再次出现，却是引发了一场腥风血雨的王位争夺战，这个年轻人又一次做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事情，历史真的不属于这样的年轻人。
郑庄公这位老英雄，看来还是十分喜欢这个嫡长子的，年纪轻轻地就开始栽培他。当年郑庄公和周王室关系紧张的时候，相互交换人质，公子忽就是人质。按照触龙说赵太后里的说法，这是在给公子忽积累政治资本。后来公子忽在周王室那里和陈侯的女儿成婚，和陈国接了亲家。
左传读书报告 篇6
一般说来，甲骨文记事简略，还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金文记事因青铜器物相联系而包含着传世的明确意识，这与甲骨文是有明确区别的。这些记载，都是当时人际当时事。一般不涉及到对于过往历史的追述；同时，所记之事多以王侯贵族为对象。这两点，表明了他们作为官方文书的性质。
孔子所编修的《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因致力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修撰。《春秋》而在中国史学史和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春秋”本各国国史统称，司马迁也把它们称为“史记”。孔子修《春秋》，当在春秋之末，他在阅读了西周和鲁国文献的基础上，博览备采，撰成此书。《春秋》以编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历经鲁国十二公，共242年的历史。大约18000字，大致写出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著作，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属辞比事而不乱”。就是编缀文词、排列史事有一定的规范，全书井然有序。这说明《春秋》在编撰形式上的优点，二是用词造句讲究，二是善于综合、
排比史实。这样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历史事件一一排比出来，使人们可以对长时间的不同地域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春秋》初步创立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在史学发展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春秋》记入死亡，因身份不同，有的书为“崩”，有的书为“卒”，有的书为“薨”。此为记军事行动，因双方或各方情况不同，而有伐、侵、入、战、国、取、救、执、溃、灭、败等种种书法。记杀人，因杀与被杀者的地位不同，有的书为“杀”，有的书为“斌弑”。类似这样一些在“属辞”上严谨有序的区别，其实反映了撰者对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认识和评价。
关于《春秋》在撰述上的成就，《左传》作者借“君子曰”给娱乐这样的评价：“《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说它言少意明，意义深远，表达婉转而有顺理成章，直言其事而无迂曲，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这是把它的语言、内容、著述方法、社会作用都讲到了。司马迁也说《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也是从语言和意义上肯定了它的成就。
孔子修《春秋》的时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也认为，“《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入事挟”。他们的看法，道出了《春秋》问世的时代特点，《春秋》作为反映春秋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著作，无疑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左传》语言特点的探讨 篇7
《左传》原名《春秋左氏传》, 是通过对《春秋》原文进一步解释补注历史事件原委的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传统上的作者是左丘明, 目前争议较大。但无可否认的是《左传》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著作, 古人西晋时注解《左传》的杜预早就有评价:“左氏之传, 史之极也, 文采若云月, 高深若山海。”作为春秋三传之一, 它的题材范围非常广, 包括了王室, 鲁史, 诸侯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蓝本, 描述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方面的内容。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的制度, 《左传》冲破传统的束缚, 采取言事相间的手法来描写史实, 这就使《左传》的语言, 表现出与《尚书》、《春秋》非常不同的特色。应该说《左传》的语言既是历史的语言, 也是散文的语言, 又夹杂着小说的语言。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 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 尤为极致, 如《礼记》、《左传》可见。”《左传》的叙事方法、塑造人物和纯熟精美的语言, 善于以简洁的笔触记叙复杂的历史事件, 特别是善于描写战争;善于以简约的语言描绘人物的动作细节和内心活动, 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为后世史传文学、小说、诗歌、戏剧的创作提供了艺术参考, 影响较为深远。
二、凝练、朴实、含蓄、生动的叙述语言
《左传》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很大, 尤其是语言上的成就, 对后世行文语言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左传》内容十分丰富, 措辞却十分凝练, 因为该书整体语言表现出善于描写事件的特点, 能简洁精准的使用语言, 将繁琐复杂的历史事件表述的非常清晰, 并且生动传神, 极富文学色彩。尤其是对春秋的几次规模战争的描写, 将《左传》的语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左传·庄公十年》一篇中对长勺之战的描述, 整篇文章不过二百多字, 但却是言简意赅, 将情节表述的波澜起伏。并通过细节、动作、人物对话等使事件更具有故事性。通过简洁的笔墨勾画出人物内心, 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经过严谨清晰的叙述, 绝不孤立地描写战争事件, 使人从中得到学习和总结。又如中学课本中选用的《曹刿论战》, 叙述了春秋时代齐鲁两国在长勺的一次战争, 说明取信于民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歌颂了曹刿的政治军事才能, 长勺之战是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曹刿与庄公对话, 言辞简短, 语气铿锵, 符合当时的气氛, 在战争结束后语气变得从容, 前后环境和境遇不同, 口吻也会不同, 极为生动, 行文跌宕多姿, 语言精炼。由于大量的运用比喻等修辞, 是很多语言演变为现在的成语, 如“唇亡齿寒”、“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风马牛不相及”等都是来源于这部《左传》。
三、人物语言贴切而丰富, 极富表现力
《左传》的特色语言的第二个方面就表现在描写人物的语言非常贴切人物所处的环境、身份以及事件的情况。《左传》人物语言成为叙事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 通常很少进行外表的静态描写。往往会通过在事件中的言论, 丰满人物性格, 塑造人物形象。因此, 《左传》里的对话都是个性非常明显, 根据具体环境而选择不同的语言加以表达。又如:郤克伤于矢, 流血及屦, 未绝鼓音, 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 而矢贯余手及肘, 余折以御, 左轮硃殷, 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 苟有险, 余必下推车, 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 在吾旗鼓, 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 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 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 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左并辔, 右援桴而鼓, 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 三周华不注。对话中充分的表现了当时的情境。《左传》中所记人物语言大致可分为独白和对话两种。其中“独白”又可以分为外部言语 (对人讲的) 和内部言语 (对自己讲的、心理活动) 。《郑伯克段于鄢》:集中描述了郑庄公家庭内讧的历史。这篇散文叙述了统治阶级家庭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情形, 暴露了他们自私虚伪和贪婪狡诈的本质。故事脉络清晰, 人物刻划尤为鲜明生动。结构完整, 对话简洁。结合《左传》中的人物, 他们的“独白”的内容, 有一般的公事用语, 如朝聘、盟约场合的策命、辞令, 有评论性的赞语、詈语等。书中人物的“对话”更是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有卿士大夫间的娓娓交谈, 有委婉的驳难, 有针锋相对的论辩, 也有据理陈情的说辞。并且在对话中总是出现总结叙述, 对战事事件进行归纳, 口述历史, 口语化特征明显。
四、极具逻辑理性和说服力的外交辞令
《左传》里所记述的语言, 大部分是人物对白、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等。人物的对话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点, 文中通常用个性化的语言, 来塑造人物的丰满形象。例如郑庄公对话公叔段, 文中用了“多行不义必自毙, 子姑待之”, 非常贴切的将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人物形象塑造起来, 非常立体化, 人物形象非常丰满。《左传》对描写行人辞令尤为突出, 例如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 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等等。有的篇幅委婉迂回, 有的措辞激昂, 往往都能够根据事件和人物准确的抓住主要矛盾, 逻辑清晰用语规范, 理性透彻。比如文中描写一些弱国使臣面对强国的外交辞令, 总是充满机警和智慧, 不卑不亢。文中极富文采的外交辞令, 很明显是经过作者的加工和揣摩, 论证严谨, 论据丰富而有典型, 行文更加的凝练, 非常具有感染力。《左传》善于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 是历来为后世所称道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 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 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 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 成公三年吕相绝秦, 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 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语言风格变化万千, 时而委曲婉转, 陈述利害, 时而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非常准确和紧密的抓住矛盾的中心, 从分析利害为切入, 说理透彻、逻辑清晰、语言优雅。这样的描写大部分都是经过用心凝练而成, 在形式上呈现委婉典雅、内涵上深刻犀利而又极富文采的特点, 针对性强, 论题集中, 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左传》的外交辞令行文巧妙多变, 生动富有表现力。主要表现在语言时而谦和委婉, 刚柔相济, 时而雄辩阔论, 针锋相对, 有时正话反说, 有时引经据典。如《秦晋之战》, 记述了战国时代秦晋间争夺霸权的一次大战的前后经过, 通过蹇叔哭师和秦师骄纵轻狂的描写, 指出了秦军失败的必然性。人物形象鲜明, 从人物言行中写出了生动的个性, 精心构思, 结构浑然一体, 外交辞令巧妙精美, 内涵丰富深刻。《左传》无论记事记言, 都能言简意赅, 韵味悠深。它的辞令非常优雅, 运笔灵活, 变化万千, 却理性而意蕴丰富。
五、结语
总之, 《左传》的语言艺术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 它紧紧把握着当时的社会背景, 展现了不同环境下的求同存异, 语言凝练、朴实、富有表现力, 通过语言塑造人物和外交辞令的运用使得该部作品至今仍旧散发着恒久的魅力。
摘要：《左传》是中国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 它以其简洁、精炼的语言特色, 体现出它的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一部历史著作的语言艺术包含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 本文通过对《左传》语言背景、叙述语言、对话语言和外交辞令分析, 探讨左传的语言特点。
关键词：左传,语言,特点,凝练,外交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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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委婉语简析 篇8
《左传》中委婉语的语体风格很明显，那就是“婉而有致，词强不激”，这一特征的形成则借助了以下几种手段。
1.称谓使用谦辞敬语
虽然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势力已经全面颓败，但是各国仍然注重“礼”的作用，无论谈话对象是别国君臣或者本国国君，都在称谓上选用礼貌﹑委婉的用语。所以《左传》中的称谓大多是谦辞敬语，换言之，这些称谓在当时外交场合有一种程式化特点：凡称对方毕恭毕敬，提到自己往往自谦自轻，甚至不惜以贬低自己抬高对方，如《左传·文公十二年》秦鲁通好，秦使西乞固术请鲁纳玉器的一番应答：“宾答曰：‘寡君愿缴福于周公，鲁公所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端节，要结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结两国之好，是以敢致之。’”可谓婉曲之极。
2.动词选用含蓄委婉的词语
《左传》外交辞令中动词的选择非常得体﹑婉曲，往往可以收到含蓄蕴藉的效果，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这句话中的“辱”字可谓婉曲之极。明明是侵犯于我，却说成有辱于对方，言外之意却是：并没有人请你们到这里来受苦受难，这全是你们自作自受。这种寓贬于褒﹑寓憎于爱﹑名实不符的动词选用造成了一种不和谐的音调，推衍出了许多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满足了外交语体的题旨情境的需求。
3.大量使用假设条件复句
大量使用假设条件复句可以构成迂回委婉的语气。《左传》中的假设条件复句往往由连词“若”﹑“苟”﹑“则”组成。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若返晋，则何以报不谷？”晋公子重耳避难至楚，楚王款待之后希望重耳返晋之后能有报于他，在表述此意时特意采用假设句式，出语委婉。这一类假设条件句的大量使用使辞令表述婉曲迂回，语气和缓从容，免除了强加于人的不愉快感，从而达到了说动对方、完成使命的目的。
4.运用比喻达到表达的效果
比喻的修辞功能主要是表达的易解性，但《左传》辞令中的比喻却是出于题旨情境的需要，追求一种表达上的平中见曲，是服务于“婉而有致，词强不激”这一总的语体风格的要求的。如《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句话中选用了“风马牛不相及”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婉转地指出两国距离的遥远，精确而简明，婉而有致。再如《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这句话中用“辅车”﹑“唇齿”比喻虞﹑虢的关系，生动形象，将要表达的意思精确地表达了出来，但是又不失婉曲。
以上这几点形成了《左传》中委婉语“婉而有致，词强不激”的语体特征。这一特征符合春秋时期的政治文化需要，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格。
《左传》中的委婉语与春秋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首先从政治方面而言，春秋时期上承夏、商、西周的大统一王朝，下启列国并立、群雄争霸的局面。既宣告了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的消逝，又预示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铁质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这一时期大批农奴摆脱了原有井田制农奴制下的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而成为自耕农。经济基础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上层建筑的剧烈动荡，随着各诸侯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原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的天子地位遭到了挑战，丧失了对诸侯列国的控制能力，甚至开始被等同于一般的列国而丧失了尊严。与王权衰落的同时兴起的则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霸主地位展开的激烈斗争，争霸成为各诸侯国之间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在这种环境下，一类在当时被称为“行人”的人物出现了，“行人”又称“行李”、“行旅”，就是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使臣。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非常尖锐，行人往来，使臣聘问，又加以盟会频繁，因此外交辞令显得非常重要。大国要奉行“奉辞伐罪”，小国要对付大国的侵辱，辞令成为一种攻伐的口实和斗争的工具。辞令的好与不好不但关系到个人的荣誉，而且关系到国家兴亡，所以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讲究辞令的作风。而当时的外交辞令基本都是使用委婉语的形式表达的。外交场合委婉语的使用可以使直率的话变得含蓄，使尖锐的话变得委婉，以缓和轻松的话语淡化仇恨和敌视，掩盖冲突和不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出色的外交辞令可以使敌国退师，使国家转危为安，这在《左传》中有许多例子，如《左传·僖公三十年》的“烛之武退秦师”，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的“展喜犒师”等。
再从文化方面而言，虽然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势力已经全面衰退，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一系列礼乐制度也濒临瓦解，但是这个时期的思想依然以崇“礼”为主，在对“礼”的思想上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与复古倾向。上自国家大事、外交往来，下至宗庙中的布置规格、生活起居，都有关于礼制标准规范的记载。华夏民族多忌讳，将很多不吉、不雅、不洁的事物直接说出来是不符合“礼”的要求的，所以必须用另外一些拐弯抹角、隐晦曲折，但是符合“礼”的要求的委婉语代替。如古人不说“死”字，在提到“死”的时候往往会用“没于地”、“就木”等委婉语代替；“礼”还体现在语言交际中，为了遵“礼”，人们在交际时往往会用一些谦辞敬语尊敬对方，讲求礼貌。因此，语言中就出现了很多表示自谦或尊称对方的委婉语，如“寡人”、“下臣”、“君”等都在《左传》中大量出现；“礼”还体现在战争中，战争中也要遵“礼”，有时在激战中敌我双方也要讲“礼”，不忘应有的礼制。《左传》中有很多这一类事件的记载，如《左传·成公二年》的“齐晋鞌之战”，晋国韩阙追着齐顷公不放，齐顷公却因韩阙有君子风度而不射他，当韩阙追上齐顷公时明明马上就要俘虏对方，却要讲一些礼节上的客套话，以表示恭敬。充分体现出春秋时代的“仁义礼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外交辞令的委婉语，《左传》中有大量记载。
《左传》有何艺术特点 篇9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相传作者是战国时鲁国史官左丘明。
《左传》一书，丰富多彩。其主要内容是记载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及言论。另外，关于天文、鬼神、灾祥、占卜等方面，也有记载。
《左传》本是一部历史著作，却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主要是因为它从文学角度看有着显著特点。
首先是记叙历史事件时不是平铺直叙，毫无选择，而是抓住事件中的重要环节着力描写，使所叙之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如“赵盾弑君”事件是由情节异常紧张、变化莫测的小故事串联而成，使所叙之事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传奇的色彩。
其次，《左传》非常善于描写战争。描写战争不只是简单地写军事斗争，而是把它与政治经济外交联系起来写，并且能够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写得千姿百态，绝少雷同。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ブ战、晋楚之战、齐晋鞍之战、晋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等，不仅以委屈尽致的笔调来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和场面，而且能够写出战争的性质和成败关键。
第三，《左传》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几乎都是以鲜明的面目出现，或善良、或正直、或阴险、或邪恶，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如《郑伯克段于鄢》，通过对郑庄公兄弟母子间矛盾斗争发展过程的入微刻画，表现了郑庄公阴险虚伪的丑恶面目。
《左传》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辞令十分优美，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行人：外交特使）。”
外一篇：
含蓄而畅达，曲折而尽情
《左传》中大量辞令妙品，形成了这部古代历史散文巨著的一大艺术成就，《烛之武退秦师》就是其中一篇代表作。
辞令之美属于语言之美。本文辞令，十分讲究语言艺术，又有充分的理由和雄辩的逻辑力量，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烛之武的说辞，是全文的中心部分。其一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秦国利害着想，保郑对秦有利，忘郑对秦不利，反而有害。“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要越过一个国家，把偏远的郑国作边邑，管辖它是非常难的。“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你何必灭郑国去扩大邻邦晋国的实力呢？邻国实力雄厚了，就等于您的力量被削弱了--忘郑对秦不利，正面推理。“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从正面来说留郑对秦所产生的`好处，进一步说明郑国不能灭亡的原因。
其二是离间秦晋之间的关系，力图使秦晋联盟瓦解，利用矛盾解除郑国危机。“且君尝为晋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你对晋军有恩有德，晋君答应给你焦瑕两地，可是他早晨渡河回国，晚上就在那里修筑城墙了，这是你所知道的。在这里援引事实，离解联盟。
“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收焉取之？”晋哪里还有满足的时候，既灭了郑作为它东边的边界，就又想极力扩展它西边的边境。如不损害秦国，还能从哪里取得土地呢？烛之武连用两个反问，从晋国对秦国的威胁上，用必然之理来劝说秦穆公。他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出秦晋两国都争霸天下，秦穆公不会眼看着晋国吞并郑国，造成对自己的威胁。烛之武抓住秦穆公这个心理，机智巧妙说服其退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烛之武这段说辞，含蓄而畅达，曲折而尽情，谦恭而有理，具有挽救郑国危亡，化干戈为玉帛的巨大效果。他的说辞不仅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而且更注意语言的逻辑力量、感染力量、说服力量。在游说秦穆公的过程中，毫无惧色，态度不卑不亢，措辞委婉得体，采用对比、设问、推理、援引事实、挑拨离间等手段，陈之以理，晓之以害，最终使其大悦而退军。
曹刿论战《左传》阅读答案 篇10
(节选自《左传·曹刿论战》)
【乙】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①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 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②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节选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注】①白:使……露出白木。②烛：照亮。
8.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读其书未毕(全部) B.小惠未徧(通“遍”，遍及、普遍)
C.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写) D.牺牲玉帛(指古代祭祀用猪、牛、羊等牲畜)
9.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庞滑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B.皆以美于徐公 庞涓死于此树之下
C.肉食者谋之 遂成竖子之名
D.读其书未毕 其真无马邪?
10.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甲文段说明了政治上取信于民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B.乙文段孙膑取得战斗的胜利，得益于选择有利的地形对敌军进行伏击。
C.甲乙两文段中，曹刿、孙膑都对战事进行了准确的预判和周密的部署。
D.甲文段曹刿认为鲁庄公在处理案件上尽了职分;乙文段孙膑因马陵之战，一战成名。
11.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1)何以战?(2分)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篇11
关键词：春秋左传；礼；仪；仁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82-02
《春秋》纪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3年），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左传》更续至二十七年。这一段时间正是周文凋弊，礼乐制度逐渐崩溃的时代。据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乃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春秋》的微言大义似乎是要复兴礼乐。然而《春秋》经文本身并没有直接阐发礼的文字，所以只能通过《三传》来看出一些消息。由于《左传》纪事翔实，本文将据此来了解春秋时期士大夫对于礼的理解以及其与当时人们的俗常之礼和后来孔子之礼的比较。
一、俗常之礼
“礼”的起源有很多说法，然而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则显示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发达。礼作为调节各阶层政治秩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的考证认为礼字最早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后来也兼指以酒献祭神灵，又后来则以礼指一切祭祀神灵之事。而杨宽在《冠礼新探》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们已经惯于把重要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这些礼仪，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习惯，而且常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组织和加强部落之间联系的手段。进入阶级社会后，许多礼仪还被大家沿用着，其中部分礼仪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和改变，作为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1]262
王国维的考证说明了后来的礼的日常仪式来自于祭祀所需要的仪式固定性，杨宽则认为不单单是祭祀，只要是重要的行为，那么伴随行为本身的还有附加其上的特殊礼仪，而这些礼仪一般固定为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这就是说礼仪或者仪式本身具有一种规范性，这种规范性由于其固定性，就作为阶层、权位、身份等的象征，最后则表现在它能使人们各安其分，各守其职。
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谓：“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2]1194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是仪式本身所带来的作用，它体现了伴随着礼仪的宗法政治秩序。这种秩序的可能乃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礼乐氛围的基础上，以及其所带来的价值认同和自觉遵守。由于礼仪的繁复，使得每个人都纳入仪式的视野中，并在仪式中体验/体现自身的价值。这种留有上古祭祀遗迹的仪式本身，在没有遭到巨大破坏之前，有其自身的牢固性。
然而，在这一套制度实行几百年之后，人们对它的认同越来越低。因为随着时代的前进，有一部分仪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或者说损益是合情合理的，以至于很难说是对礼制本身的破坏或变革。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调整，使得礼制变得并非牢不可破，而僭礼行为也越来越多。固然僭礼的行为一般并非是礼制自身调整的结果，而是由于背后的政治秩序发生改变，同时又牵涉经济生产的变化等等。但这种因应时势的礼制调整仍不免会成为一种口实，最后导致礼乐秩序的崩坏。
那些固守礼制而不懂变通的人，倒成了形式主义的代表。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2]397
这个故事很清楚地显示了礼制的崩溃，这种崩溃不在于由于遵守礼仪而战败，而在于礼制内部本身出现了冲撞，即大礼与小礼，大节与小节的冲突。宋襄公的失败在于他明知这种遵礼行为会导致战败，甚至会“亡国”，然而却依然振振有词，因为他自认为遵守了礼仪。这当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然而却并没有违背礼制。宋襄公之所以成为嘲弄的对象，一方面是礼制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开始有了新的观念和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春秋时候一部分士大夫对“礼”产生新的认识，因为完全的仪式本身在没有全体遵守的氛围下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最后只能从现实的政治效用出发，将“礼”作为政治秩序原则，使“知礼”与“善政”联系在一起。
二、《左传》之礼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当时的一部分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其中的“礼-仪”之辨，显示出他们对于礼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看法。
《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2]1266。
鲁昭公在访问晋国的各种仪典之上，其进退应对都能合于礼数，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但是晋臣女叔齐却批评昭公不懂“礼”。显然这里的“礼”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仪式礼数了，而是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是“礼”与“仪”的不同之处。在女叔齐看来，“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也就是说，应当从国家政治秩序的建立来判断是否合乎“礼”。一个知礼的君主治理下的国家应当是秩序井然的，作为国君对于礼不再仅仅是进退有度的仪式，而更要“知其然”，即知“礼”之政治效用，并能够付诸实施。这种对“礼”的认识，是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形下对俗常之礼的转向。
无独有偶，郑国的子大叔也有类似的看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2]1457
在这段子大叔论礼的讲话中，更是将“礼”上升为天地经义，其与“仪”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礼的要义是上下之纪、人伦之则，而不是仪节度数，并且把礼的合法性奠定在天地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显示了一种天人相应的可能。不过这种对应关系仍显粗糙和简单，其自然根据与孔子的内在根据以及后来的孟子的天性根据，还不尽相同。但其试图从根本上，尤其是政治原则和天地法则，来诠释“礼”，显示了春秋时代士大夫对礼的重新认识。
三、孔子之礼
虽然《左传》里讲到孔子的地方不多，共有三四十条左右，我们仍可以从中窥见孔子当时的形象。这种形象与《论语》中的孔子未免有些出入，但是对于孔子知礼方面则是一致的。《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病不能襄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2]1296这是通过孟僖子的话来烘托出孔子的形象，可见当时孔子以知礼而闻名。那么是在什么意义上说孔子知礼，如果仅仅只是熟悉礼仪制度似乎不足令人如此钦佩以至于临终托付。
事实上，孔子对礼显然有自己的看法，由于孔子并不希望抛弃礼乐制度，所以这种看法是在春秋礼崩乐坏背景下又需要维护礼的权威而产生的，然而又必须对旧礼进行新的诠释。因为《左传》所记录的士大夫对礼的新认识，已经在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孔子则进一步提升了其内在根据。这一点，牟宗三将其概况为“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他认为“仁这个观念提出来，就使礼乐真实化，使它有生命，有客观的有效性”[3]49。
这是牟宗三的讲法，从《论语》来看，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的基础奠定在仁德之上，使礼更具内在的丰富性。《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4]388《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43这些直接反映了孔子将仁作为礼的基本条件的观念，缺乏仁的内在根据，礼就简单化为仪式，徒具形式，而丧失其根本意义。
鲁成公二年，卫孙桓子为答谢仲叔于奚，许之“曲县、繁缨以朝”，孔子就此评论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2]788这里的“礼以行义”和《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4]339几乎完全一致。这种“义内礼外”的思想表明其与《左传》中士大夫对礼的看法的不同，如果说《左传》中士大夫们由于对礼仪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转向礼的实际政治功能，那么孔子则是从外在的礼转向礼的内在根据。他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礼作为一种维护政治秩序的手段，而且是礼作为人所必须守护的内在价值。这大概就是牟宗三所说的使礼更具生命化。
礼与仁的关系，当然并不是孔子的首创。《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孔子在评价楚灵王时就引用了古志“克己复礼，仁也”[2]1341。但是，把仁作为礼的内在根据，则是孔子的发明。至此，孔子往往用仁与不仁来评价一个人的德行。《左传·文公二年》记载：臧文仲“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孔子评价说：“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2]525《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1192
这样的评价比用是否合乎礼来评价一个人显得更为深刻。而实际上，孔子除了仁之外，还包括义、忠等比“礼”更具内在价值的来评价。《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2]1660《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2]1496。
这样孔子就尝试以仁来解释礼，使得礼作为有了可能，其内在源泉永不枯竭。所以尽管实际上的礼已经崩溃，而作为人内心的礼/仁则永远鲜活。
参考文献：
[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陈开先.论语心读精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