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精选5篇）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篇1

《左传》对战争的描写（参考目录）

宏大、精深、洗练、典雅--从《晋楚城濮之战》看《左传》的叙事特点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iaoni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 王庆民 从《城濮之战》看《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War Description Art in Zuoz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engpu Battle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黎文丽 , LI Wen-li “城濮之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说刍论 Argue on Campaign of Cheng-Pu with less and weaker defeat much and stronger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engdu College of Education] 刘锡娥

试论“齐晋鞍之战”--兼及《左传》的战争描写 On the Battle of An Between Qi and Jin [枣庄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aozhuang University] 邹庆浩

由《殽之战》的记叙看“春秋三传”的叙事艺术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engdu College of Education] 陶运清

《左传·秦晋殽之战》章法分析 [甘肃高师学报 Journal of Gansu Normal Colleges] 武砺兴

历史的视点——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看史书的叙事角度 Views of History——The Narrative Angle from Zuozhuan · Zhengbo beat Duan at Yan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熊晓平

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研究 A Study of Selected Readings of Chinese History: A College Textbook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董立章

慎待“败将” Treating Subordinates Having Made a Mistake with Caution [领导科学 Leadership Science] 黄家忠

《战国策》“以写人为主长篇叙事文”的艺术独创--从叙事方式的转变看其文学价值 The Creative Writing of “ Long Narratives Centring Charac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Tactics——Comments on the Literary Value by Comparing the Narrative Style [社科纵横 Social Sciences Review] 裴登峰

百步穿杨千米杀敌 [课堂内外（初中版A版）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胡不归

《左传》的叙事特色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College of Education] 吴美卿

从“支遁传”的成书看传奇体制在唐前的确立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yle of Tales of the Marvelou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of “Zhidunzhuan”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凌宏发 论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叙事结构艺术的创新 On Narrating Structure Artistry In Chinese Ethic Story Film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何春耕

论《左传》的叙事时间艺术 Interprete the Art of Narrative Time of Zuozhuan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angchun Teachers College] 周和军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篇2

关于《左传》中的“君子曰”, 历来都有学者研究, 我想借荐前辈的研究成果, 试分析下《左传》中“君子曰”论赞体式及其对后代史学、文学的影响。

有学者提出“君子曰”这一体例的形成是源自《左传》作者表达思想的需求。[1]他认为《左传》思想的表达主要采用如下三种形式:一是依据《春秋》本身的褒贬倾向, 在叙述事件中融入作者的思想;二是借作者笔下的历史人物的言论或对事件的评论来体现作者的思想, 如借仲虺、孔子等人之口来褒贬;第三种方式就是采用很明显的“君子曰”的形式来评论, 此外还有“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和“君子以为”等类似的评论方式。这种评论方式并非只出现在《左传》中, 在《国语》、《礼记》等这些先秦典籍中都有出现, 但是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最多, 据前人统计有八十三处之多。《左传》作者借这一形式对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或褒或贬, 或客观分析, 或就事论事。每到情感呼之欲出的时刻, 就借君子之口发表评论, 对历史的评论形式上虽是出自君子之口, 实则体现的是左氏的爱憎好恶。

《左传 · 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 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 非圣人, 谁能修之?”[2] (P870) 《春秋》叙事议论都特别隐晦, 左氏在“传”《春秋》时, 一字喻褒贬的笔法似乎并不能淋漓尽致的将作者的满怀激情抒发, 所以作者采用“君子曰”方式直接抒情, 对历史事件给予自己分明的爱憎, 也给读者一个是非标准。

2、“君子曰”与《左传》作者的关系

关于“君子曰”, 有人认为与《左传》作者无关。“宋人林黄中认为, ‘君子曰’不是作者所加, 而是汉代刘歆托古伪作, 此观点也得到朱熹的赞同。至清代, 大多都认为非作者之语, 清代刘逢禄和近代康有为也持此说。杨向奎先生和郑良树先生都反对这一说法。”[3]他们认为“君子曰”系《左传》原有。

另一种观点认为“君子曰”为《左传》作者所作的评论。唐代孔颖达认为:“传有评论, 皆托君子。”[4]《北史 · 魏澹传》中魏澹认为, 所称“君子曰”作者, 皆左氏自为论断之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君子曰”非《左传》作者言, 而是作者援引当时所谓“君子”的话, 借君子之口说出嘉言善语。“清人张照认为‘君子之称, 或以德, 或以位。左氏所谓君子者, 谓其时所谓君子其人者, 皆如是云云者, 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 乃可称君子之论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5 页) 而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说, “以上两种观点不同, 都有偏颇, 合之则较备。”王和认为“也有一部分是后代的经师在添加解经语时又沿袭了这种笔法, 屡有附益, 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借君子或古人之口加了进去。故对《左传》中的这类文字我们应当认真分析, 既不可一概认作左氏原文, 也不可一概认作后人附益, 只能具体文字具体分析。”[5]

春秋战国时代, “君子”是集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优秀的人格品质等各方修养于一身的人, 是人格的典范, 君子说的话似乎就是标准, 有更高的权威。《论语》经过几千年血雨腥风, 仍然能保存下许多关于“君子曰”的话, 足见君子说的话的分量以及后人对它的重视。君子说的话也往往被文人引用, 甚至文人为了使自己所说的话有权威, 也冠以君子的名义, 所以我认为杨伯峻说说的“君子曰”可能出自作者之口, 也可能是引用他人之语, 这个观点是中肯的。王和认为还有一部分“君子曰”为解师所加, 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上古之书, 成之于众手, 相信《左传》自诞生以来的几千年, 后人对其加工并未停止过也将不会停止。

3、《左传》中“君子曰”之论赞体对后世史书及历史小说的影响

先秦典籍中出现的“君子曰”的论赞历史的形式, 虽并不是只出现在《左传》中, 还散见于《国语》、《战国策》、等书, 但是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最多, 论赞形式多样, 其中蕴含的思想性和文学想都是其他先秦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可见“君子曰”这种论赞历史的方式是成熟于《左传》的。这一独特的评价历史的方式为后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吸收并发扬光大, 不仅在历史著作中有“XX曰”的形式, 在古典小说中也有大量的存在。

论赞是我国史书的重要部分。继《左传》之后, 后代的历史学家在撰写史书的过程中, 吸收了“君子曰”这一论赞形式, 最鲜明的例子则是《史记》每篇末尾的“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左传》中君子曰的继承和创新。《左传》还是借君子之口发表评论, 到了《史记》则是太史公自叙, 这种直接发表自己爱憎好恶的评论历史的方式又深为后代史学家所膜拜效仿, 其后大家似乎已经淡忘了“君子曰”的论史方式, 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却是“太史公曰”。刘知几在《史通 · 论赞》中说到:“《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 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 《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 荀悦曰‘论’, 《东观》曰‘序’, 谢承曰‘诠’, 陈寿曰‘评’, 王隐曰‘议’, 何发盛曰‘述’, 杨雄曰‘撰’, 刘昞曰‘奏’, 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 皇甫谧列其所号。”, 从汉至魏晋六朝的史书无一例外的采撷了《左传》中“君子曰”的评史模式。其他如《晋书》、《南齐书》、《北齐书》、《旧唐书》的“史臣曰、赞曰”承《后汉书》的“论曰、赞曰”;《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旧五代史》的“史臣曰”承《史记》之的“太史公曰”;《南史》、《北史》的“论曰”, 《宋史》、《辽史》的“论曰”和“赞曰”的交替使用, 《新唐书》、《金史》、《明史》的“赞曰”承汉书的“赞曰”和《三国志》之“评曰”[6] (P124) 。其一以贯之, 蔚成评论模式之大观。

《左传》的这一评论历史的模式也影响到了中国古典小说, “后代的小说也毫不含混的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使用“传赞”、“史评”, 或“XX曰”的特有形式, 来表达作者对于人物的褒贬臧否。有时评论的内容还包括对创作意图、写作缘由及事实由来的说明。”[7] (P87) 存在于这些小说中的“史评议论”跟《左传》中评论的思想内容是相类似的, 都是从作品写作年代的礼仪标准来衡量笔下的人物和事件, 这一点无疑也是从《左传》中继承过来的。

我们举几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来看看, 这一体例在其中的痕迹。试看唐人小说《谢小娥传》的末尾几句:

君子曰:“誓志不舍, 复父夫之仇, 节也;佣保杂处, 不知女人, 贞也。女子之行, 唯贞与节, 能终始全之而已, 如小娥, 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 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 发明隐文, 暗与冥会, 符于人心。知善不录, 非《春秋》之义也, 故作传以旌美之。

从篇末的评论性语言可以看出作者的旌美之词或劝诫之语, 这无疑是《左传》传《春秋》陈恶劝善的滥觞。

明人的拟话本作品里的评议文字也是很明显的, 每一卷的末尾都有“诗赞曰”、“诗云”字样, 引出作者对人物的评价或对故事的总结性的意见, 就像史著里的“传赞”经常用韵文来表述一样, 几句无言或七言的诗句便道出了作者的议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结尾这样写道:

后人评论此事, 以为孙富谋夺美色, 轻掷千金, 固非良士;李甲不识杜十娘一片苦心, 碌碌蠢才, 无足道者。独谓十娘千古女侠, 岂不能觅一佳侣, 共跨秦楼之凤, 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 投于盲人, 以致恩变为仇, 万种恩情, 化为流水, 深可惜也!有诗叹云:

不会风流莫妄谈, 单单情字费人参;

若将情字能参透, 唤作风流也不惭。

明清的历史小说对《左传》“君子曰”的论赞形式的继承尤为彻底。明末清初的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 其中就有大量的“词曰”、“诗曰”、“歌曰”、“髯翁曰”、“胡曾先生曰”、“陶潜渊有诗云”等论赞性的言语,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褒贬臧否, 这无疑是脱胎于《左传》中的君子曰。

《三国演义》是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历史而演义连缀成的历史小说, 在文中也有大量的论赞性的语词, 如第一回写关、张二人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初显身手, 斩杀黄巾将领邓茂和程志远时这样评道:后人有诗赞二人曰:

英雄露颖在今朝, 一试矛兮一试刀。初出便将威力展, 三分好把姓名标。

第五回写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这一段后又有评语道:后人有诗赞之曰:

威震乾坤第一功, 辕门画鼓响冬冬。云长停盏施英勇, 酒尚温时斩华雄。

从《左传》到《史记》再到后代的史书, 既而至于历史小说, 我们可以窥探到后世史学、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对《左传》中的“君子曰”的继承和创新。《左传》评论历史时是托名于“君子”, 史书借用“某某曰”或“论曰”、“赞曰”的形式, 这跟“君子曰”的效果是殊途同归的。而罗贯中和蔡元放等人则是评小说中的人物则是借“后人”之名来评论, 像《左传》作者一样借他人之口, 行己评之实, 无论是“君子”还是“后人”都能够增强评论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左传》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兼文学著作之一, 实在是中国史学和文学发展的永不枯竭的源头, 他们是我们继往开来的动力。只有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 我们的文学之树才能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来。

摘要：《左传》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历史兼文学著作。它作为一部历史著作, 因其秉笔直书, 客观记录, 保存了春秋时期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而备受重视;而作为一部文学巨著, 因其承载的思想文化和特殊笔法而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我们今天要追溯历史, 寻找文化的开源之处, 《左传》都是避不开的珍贵文献。《左传》中的“君子曰”作为一种论赞体式, 不仅为丰富《左传》思想内容而增墨添彩, 而且也为后代史官写史书及文学家写历史演义小说评说历史提供了一种范式。

关键词：《左传》,君子曰,论赞,影响

参考文献

[1]孙振芳.乐帧益.试论《左传》中的“君子曰”[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 .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中华书局, 2014, (7) .

[3]吴澍时.钱律进.《国语》和《左传》“君子曰“之比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0, (9) .

[4]十三经注疏·左传注疏[M].文公二年“君子以为失礼”句下孔颖达疏引, 第1839页.

[5]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J].中国史研究, 2003, (4) .

[6]刘知几.史通·上白云译注[M].中华书局, 2014, (7) .

论《左传》战争中的“和”观念 篇3

关键词：《左传》 战争 和

《左传》战争记述中蕴含的思想历来受后人关注，其“遵礼”“民本”和“重视谋略”等思想已被学界广为论述，本文不再赘述。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左传》战争记述中隐含的“和”观念，这一点学界少有论及。本文就在解读先秦“和”与“同”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论述《左传》作者在记述战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和”观念以及其思想实质。

“和”，《说文解字》解释为“相应也”，乃互相应和之意，它的出现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礼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此处的“和”突出的是“乐”的重要作用，即“调和”。《礼记·乐记》还有类似记载，其言曰：“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由此可知，“和”这一概念的起源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是先王调和社会关系的手段。但后来，“和”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延伸，跳出了音乐的范畴，进入了政治生活。这个时候，“和”往往是与“同”这一概念并举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和”与“同”在音乐范畴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礼记·乐记》中除了以“和”来表示“乐”之追求外，“同”也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比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此处“同”与“和”有着相同的意思。但政治范畴的“和”“同”却有了不同的含义。可以看以下两个例子。

《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史伯对郑桓公的一段对话，在分析当时周幽王的时政状况时，史伯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言“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馋慝暗昧……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的意思很明确，“和”的实质是容纳万物，而“同”排斥异己，只取同类。正因为周幽王摒弃异己之说，只取悦己之声，所以史伯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

而《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的齐国晏婴和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则更进一步明确了“和”“同”之别。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所论的“和”与“同”的内涵与史伯所论是一致的，“和”有容纳众物之意，“同”乃只取同类之意。只不过在将“和”引申到君臣之意时比史伯所言更加明确。晏子最著名的言论就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所论之意即“和”在君臣之道的范畴中指的是臣子要有积极进谏之胆识，君要有容纳臣子异论之胸怀。言外之意即只有臣子勇于进谏、国君善于纳谏，方能称其为“和”。

而孔子对“和”也非常重视，将其引申到了个人修养的范畴，《论语·子路》篇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孔子很明确地把“和”“同”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之一，是对晏子理论的一种引申。

由上述三则材料可以看出，史伯和晏婴将“和”运用到了政治生活中，孔子将其引申到了个人修养中，虽然应用范畴不同，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一个团体而言，既要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又要善于容纳不同声音，二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综上可知，“和”应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思想也隐含在《左传》的战争记述中，虽然作者没有直接的文字表述，但细观其战争记述，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规律，即：重“和”者必胜，失“和”者必败。这主要表现在君臣、将帅之间的关系上。凡将士积极献策，主帅善于纳谏者必胜；而上下离心，主帅刚愎自用者必败。

比如《左传·庄公十年》所记的“齐鲁长勺之战”便是《左传》作者“和”观念的明显体现。面对齐国的进攻，鲁庄公和曹刿之间展开了一场平等的对话，鲁庄公说出了自己的作战方案，“财物分人”“取信神灵”和“以情断狱”，曹刿毫不留情否定了前两种方案，言其为“小惠”“小信”，作战不足依凭，只有第三种方案才是鲁国真正所需，以此可以征得民心，取得胜利。而鲁庄公亦欣然接受并且让曹刿跟随作战，在战场上对于曹刿的策略也一一接受。最后，君臣民同心，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在此，鲁庄公和曹刿之间的融洽，其实质就是“和”观念的一种体现。曹刿地位卑微却能勇于进谏，鲁庄公贵为国君却能屈尊和曹刿平等对话，从谏如流，形成了上下同心的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恰恰暗合了晏婴所言：“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在君臣共同的商讨中制定出了合理的方案，最终促成了事情的成功。

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的晋楚城濮之战，战前晋国上下表现出的就是“和”的局面，各位臣子纷纷献计献策：如何激怒楚国，促其先战从而陷其于不义；如何把齐国、秦国拉入作战集团，从而加强自己的力量；如何施恩惠于曹卫，笼络小国，获得广泛的支持等等问题都经过了君臣广泛的商议。后来当晋文公犹疑不定，想退缩时，大臣又积极劝说、鼓励，最终坚定了晋文公开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为晋国此战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正是因为晋国君臣表现出来的“和”，使晋国有了取胜的可能。而《左传》作者不惜笔墨地描绘战前晋国君臣的商讨，就是竭力突出自己的战争思想——重“和”者必胜。

与重“和”相对的是失“和”，失“和”者必败这一观念在《左传》中亦多有战例，其中最典型的是僖公三十三年的秦晋崤之战。僖公三十年，晋国、秦国围攻郑国，秦穆公在郑国烛之武的游说下撤兵，与郑人结盟，留下杞子、逢孙驻守郑国。僖公三十二年，杞子掌管郑国北门钥匙，派人通知秦穆公偷袭郑国，里应外合郑国可得。秦穆公大喜，决定出兵，而蹇叔极力劝阻，并根据自己的经验预测秦国必定惨败，而且把战败的地点都说得明明白白，但秦穆公一意孤行，拒绝了蹇叔的劝谏，坚持出兵东征，结果大败。虽然蹇叔恪尽职守、勇于进谏，但秦穆公刚愎自用，不纳善言，导致秦国君臣“失和”，结果致使秦军在崤山几乎全军覆没。

另外，僖公二十二年的宋楚泓之战，文公十二年的秦晋河曲之战，均是君臣、将帅“失和”导致失败的战例，不再赘述。

由上可知，《左传》作者已将“和”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中隐含的是作者对人的智慧和力量的肯定，对神灵作用的弱化，尤其是对于战胜国一方，《左传》作者的这种倾向尤其突出。

可以回看前文所举的“齐鲁长勺之战”一例，身份低微的曹刿想见鲁庄公谈论战事。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鲁庄公提出了三种作战方案，其中有一条是“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希望通过祭祀借助神灵的力量取得战争的胜利。对此曹刿断然否定，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很委婉地表示鬼神的力量不可信，弱化了神灵的力量，最终选择的是鲁庄公提出的能得民心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之说。毫无疑问，作者记述这次战役主要突出的是“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弱化了神灵的重要性。

再如僖公二十八年所记的“晋楚城濮之战”中，也有一处细节展示了人对“神谕”的一种颠覆。开战前，晋文公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楚成王搏斗，楚成王伏在自己身上吸食自己的脑髓，所以晋文公很害怕。这很明显是一个不吉利的梦，但大臣子犯却反其道而解之，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很明显，这样的解释有些牵强。可见子犯解梦并不是依据梦本身，而是依据晋国的需要为晋文公解梦，从而将梦化凶为吉，为其所用。最终，在子犯的鼓励下，晋文公坚定信心，和臣子同心同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由此可以看出，在此事件中“人力”是可以操纵“神谕”的。

另外，桓公六年记有楚武王侵随一事，在楚国战败，随侯将要追赶时，颇具战略眼光的季梁阻止，劝随侯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去追赶实力强大的楚军，应该转而致力于治国惠民，言谈中更是语出惊人，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如果民心不齐则“鬼神乏主”，只有修政爱民才能“庶免于难”。结果“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在此，随国君臣也形成了“和”的局面，季梁敢于进言，随侯善于纳言，保全随国。而季梁谈到：“夫民，神之主也。”很明确地将人置于神之上，言外之意，能保全随国的不是神而是人。这比起曹刿和子犯之言更是直截了当。有学者对于这种现象有这样的总结：“这似乎是一场历史性转折的象征：对于神，人不仅仅是敬而远之，而且还敢于冒犯了。”[1]而在这种冒犯过程中，如果说周人的“德礼”思想系统是根基，那么“和”的观念就是催化剂，假如没有“和”观念，就没有鲁庄公和曹刿的平等交谈，而曹刿也断断不敢截然否定鲁庄公依靠鬼神的作战方案。对于城濮之战中的子犯也一样，假如晋国上下没有形成“和”的局面，他也断断不敢私自乱言，自然也就没有“子犯解梦”这段历史佳话了。

而《左传》这种“和”观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纳入先秦人学范畴进行研究，因为《左传》在记述战争的行文中不仅凸显了“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而且在凸显“和”观念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人的重要性，“和”局面形成的原因在于人而不是神。而这种重人轻神的思想正是那个时代思想文化模式转换的表现。

《礼记·表记》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由此可知殷商时期人们对鬼神无比敬仰，人的世界是由鬼神控制的。而到了周朝，“周人入主中原以后，使中华文明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用武力征服殷商的同时，周人在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了对殷商的文化征服，进行了文化模式的转换。”[2]而上文所列《礼记·表记》之言便是这种文化模式转变的概括。周人已开始注意到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建立了以“德礼”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而作为儒家学派的孔子，继承了周人思想，表现出了轻鬼神、重人事的倾向。《论语·述而》记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先进》篇记载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很理性地认识到，真正控制人类自身的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孔子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人类社会的存在依据，而其毕生追求的“仁”“礼”“忠”“孝”思想就是他以人类世界为出发点形成的思想体系。

而同为儒家经典的《左传》也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战争记叙中不仅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和”的重要性，而且也极力突出了决定“和”局面形成的关键是人而不是“神”，彰显了人的智慧而弱化了神的力量，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而《左传》战争中的“和”观念对人价值的肯定，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殷商时期的这场文化转型。

注释：

[1][2]刘黎明：《先秦人学研究（序言）》，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页，第1页。

描写战争的成语 篇4

乌合之众、屡战屡败、血战到底、以战养战、短兵相接

四面楚歌、勇冠三军、浴血奋战、纸上谈兵、城下之盟

声东击西、揭竿而起、坚壁清野、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赤膊上阵、穷兵黩武、百战百胜、战无不克、速战速决

全民皆兵、金戈铁马、血肉横飞、硝烟弥漫、风声鹤唳

打草惊蛇、各自为战、孤军奋战、南征北战、骁勇善战

马革裹尸、势如破竹、调虎离山、兵荒马乱、枕戈待旦

偃甲息兵、倒戈相向、上兵伐谋、穷兵黩武、腹背受敌

用兵如神、同仇敌忾、暗度陈仓、胡服骑射、炮火连天

出奇制胜、兵戎相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刀剑无眼

有勇无谋、烽烟四起、步步为营、刀光剑影、枪林弹雨

大获全胜、远交近攻、单枪匹马、秣马厉兵、招兵买马

描写战争的诗句 篇5

2、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屈原《国殇》

3、流星飞玉弹，宝剑落秋霜。——张玉娘《从军行》

4、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陈羽《从军行》

5、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杜甫《月夜忆舍弟》

6、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高启《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

7、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王磐《朝天子·咏喇叭》

8、纷披乍依迥，掣曳或随风。——李世民《咏兴国寺佛殿前幡》

9、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

10、横戈从百战，直为衔恩甚。——李白《塞下曲六首》

11、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2、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13、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14、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杜甫《九日五首·其一》

15、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6、马嘶经战地，雕认打围山。——王镃《塞上曲》

17、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18、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古从军行》

19、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曹操《蒿里行》

20、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21、军气横大荒，战酣日将入。——王昌龄《从军行二首》

22、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马戴《出塞词》

23、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满江红·写怀》

24、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李颀《古意》

25、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屈原《国殇》

26、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纳兰性德《长相思·山一程》

27、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令狐楚《少年行四首·其三》

28、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李白《战城南》

29、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30、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屈原《国殇》

31、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

32、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辛弃疾《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人韵》

33、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杜甫《岁暮》

34、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严武《军城早秋》

35、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36、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37、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李白《从军行》

38、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

39、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40、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一》

41、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高适《登百丈峰二首》

42、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屈原《国殇》

43、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二》

44、传闻一战百神愁，两岸强兵过未休。——曹松《己亥岁二首·僖宗广明元年》

45、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46、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杜甫《阁夜》

47、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李约《过华清宫》

48、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杜甫《悲陈陶》

49、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陆游《关山月》

50、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51、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王昌龄《从军行七首》

52、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

53、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54、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李商隐《马嵬·其二》

55、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王昌龄《从军行七首》

56、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李梦阳《秋望》

57、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王昌龄《出塞二首》

58、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59、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王昌龄《青楼曲二首》

60、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

61、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62、海上千烽火，沙中百战场。——李颀《古塞下曲》

63、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柳中庸《征人怨/征怨》

64、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

65、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沈佺期《杂诗三首·其三》

66、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67、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马戴《出塞词》

68、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蔡琰《悲愤诗》

69、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李颀《古从军行》

70、戎衣不脱随霜雪，汗马骖单长被铁。——李昂《从军行》

71、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72、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杜牧《题乌江亭》

73、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辛弃疾《满江红·汉水东流》

74、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李益《塞下曲》

75、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屈原《国殇》

76、铁马云雕久绝尘，柳营高压汉营春。——温庭筠《过五丈原/经五丈原》

77、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78、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卢肇《竞渡诗/及第后江宁观竞渡寄袁州剌史成应元》

79、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刘因《观梅有感》

80、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虞姬《和项王歌》

81、前年伐月支，城上没全师。——张籍《没蕃故人》

82、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杜甫《岁暮》

83、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辛弃疾《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

84、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雁门太守行》

85、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杨炯《从军行》

86、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陆游《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87、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李攀龙《塞上曲送元美》

88、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李白《塞下曲六首》

89、重铸锄犁作斤，姑舂妇担去轮官，输官不足归卖屋。——元稹《田家词/田家行》

90、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王维《观猎》

91、四海十年兵不解，胡尘直到江城。——陈克《临江仙·四海十年兵不解》

92、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李白《从军行》

93、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杜甫《羌村三首·其三》

94、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陆游《关山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