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

2024-09-21

论抗日战争（精选8篇）

论抗日战争篇1

论抗日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本国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正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二、国共两党携手抗日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然而，蒋介石却在东北奉行不抵抗主义，在全国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西安事变”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民族大义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翌日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抗战。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最终发表讲话，认可团结救国的必要。国共再次携手合作，誓与日寇抗争到底。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队总动员。到1945年夏，正面战场共进行24次大的会战和数以万计的较小规模的战役、战斗。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一场场会战，一次次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国”的迷梦。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漫长的战线和持久的作战中，顽强抵抗，他们以血肉之躯和敌人作拼死搏斗，伤亡320万人，表现出中华儿女为抗击外敌侵略而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挺进敌后，构成对侵华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黄土岭一战,让日军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如同一把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三、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1945年9月2日，在接受中、英、美三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茨坦公告后，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签署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奋起的历史转折点,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高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国之一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胜利进程,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四、总结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潮头回顾抗战，不能不深刻思考和平的重大意义。只有和平才有发展，只有和平才有进步。中国人民遭受侵略、战祸之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就更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更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强国富民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抗日战争篇2

关键词：抗日战争,爱国主义,特点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空前爆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时期既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历史时期, 也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 对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抗日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反击外来侵略, 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集中爆发, 与传统的爱国主义相比实现了一个历史飞跃, 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爱国主义表现出超阶级性、广泛性、全员性的特点, 爱国主义与全民抗战相结合

七七事变之后, 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 使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中国人普遍意识到“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 带给中国人深重的灾难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强烈冲击, 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

抗日战争唤起中国人的民族独立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 爱国主义也实现质的飞跃。爱国主义不再只是先进分子、先进阶级的意识, 而成为一种全民族人民的共识。反对日本的侵略、保卫祖国成为不分阶级的全民性共同行为。抗战中中国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各界人士、各个民族虽然具体利益有不同, 对抗日所持态度、政策有不同, 但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除汉奸、卖国贼以外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抗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表现出基于全民族共同利益之上的超阶级性。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 他们的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 在国民党“宁可错杀三千, 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指导下, 无数共产党人遭到杀害, 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对立状态。但在国难当头之时, 国共两党捐弃前嫌, 停止内战, 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合作抗日。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代表了不同的阶级, 但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共两党都涌现出众多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大爆发, 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 它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以民族的整体来反对民族的敌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广泛参加的一场空前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战争爆发之后, 无论是中国的广大官兵, 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业家, 不论是少数民族, 还是海外侨胞, 无不以各种方式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 对这场民族战争做出了积极而伟大的贡献, 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一心和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所以抗日救国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整体行为表达, 抗日战争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民族大抗战。

二、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大旗, 爱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结合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高举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大旗。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成熟, 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战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 动员和组织了中华民族一切抗日积极因素和力量, 才使日本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中国人民对抗日前途迷茫之际, 也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真探索抗日战争的规律, 逐步明确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为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

其次, 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 捐弃前嫌, 积极倡导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1935年就发表《八一宣言》倡导社会各界要有“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的觉悟, 停止内战, 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进一步确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 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和平解决事变而努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 揭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序幕。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对抗战是积极的, 但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 国民党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由积极抗日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并进行了一系列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方针。在政治上采取了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由于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 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和保证。

再次, 开创和不断壮大抗日根据地, 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战的重要战场。抗战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优势, 制定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配合正面战场, 开辟敌后战场, 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方针。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频频失利相对的是,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逐渐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 犹如一把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 给予日本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并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这次胜利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振奋了全国人心, 加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平型关大捷表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战力量。在后来异常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 日军用大部分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经受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围攻, 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 在抗日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最好的代表, 人们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越来越失望,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共产党的主张, 拥护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爱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结合。正是由于中国有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已经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 才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爱国救亡斗争焕发了崭新的面貌, 取得了第一次完全的胜利。

三、坚持抗战与坚持民主密不可分, 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统一

抗日战争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 抵御外来侵略一直是我国爱国主义的传统内容。然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民族革命不能脱离民主革命单独进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因为只有发扬民主, 人民才能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责任感。只有当人民加入战争不再是为君主而战, 也不是为党派的利益而战, 而是为不当亡国奴的自身利益而战, 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神圣使命而战, 爱国主义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 赶跑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抗战同民主、爱国结合在一起, 强调发扬民主对抗日战争的重要性。早在1937年5月3日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之前,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 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 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 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1) 1937年5月7日, 毛泽东又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充分论述了抗日和民主的关系:“对于抗日任务, 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 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杭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条件。” (2)

为了发扬民主,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民主改革。一方面, 在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宪政运动, 把人民群众对民主的要求同抗日、爱国、反独裁、反封建结合起来, 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 实施宪政, 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战的权利。另一方面, 履行承诺在抗日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在抗日根据地, 规定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 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 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通过广大民众的选举而产生, 采取一种崭新的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 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 共产党员 (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 、左派进步分子 (代表小资产阶级) 、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 (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大体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具备了现代国家政权的雏形, 它的成功实践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搞独裁政权, 执行片面抗战路线, 镇压民主运动, 结果是节节败退。历史的事实证明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 也是民主的伟大胜利。

抗战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与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的人民民主运动相结合, 实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有机统一,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又一鲜明特点。

四、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摆脱了盲目排外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

中华民族长期的闭关锁国, 使传统爱国主义带有封闭排外以及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产生了飞跃, 逐渐从封闭狭隘的爱国意识发展到开放的爱国观念,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开始结合。这种结合首先是建立在全世界人民有着反法西斯的共同利益上。日本、德国等法西斯侵略, 不仅损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利益, 而且也损害了包括其本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所以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命运第一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结成了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爱国主义要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倡导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因为站在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国家民族关系, 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家, 所以一开始就自觉地把自己视同国际共产党的党员。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响应“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自觉地将国际主义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紧密联系起来。在1938年10月14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 毛泽东同志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论述得非常清楚, 他指出:“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 ……中国胜利了, 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 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 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3)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发出号召:“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4)

历史的发展证明, 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 不仅是民族的, 而且是世界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 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 都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和贡献, 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互相支持、互相呼应的, 中国人民的抗战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 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的完美的统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伟大力量, 既是爱国主义的胜利, 也是一曲国际主义的凯歌。

注释

11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56

22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77.

3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20.

论《抗日战争》课堂史料的应用篇3

关键词：史料；教学；课堂；论从史出

历史本身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它不可再现，亦不可重演。这个特点决定了只能通过历史遗迹、遗物、文物资料和文字记载等历史资料来研究历史。史料是对教材内容的补充，它拓展了历史知识，往往能够把学生带进历史的时空，引发他们学习的兴趣。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经常运用的史料大致可以分为文字史料、图片史料和声像史料三大类。【2】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纪念仪式，在新的时期里，如何给学生传达新的观念，让学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承载使命，就成为了历史课堂所面临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呈现这一主题，我在教学中运用了不同的史料来讲解。下面我就《抗日战争》中史料的运用进行详细的阐述。

关于抗日战争，军旅作家王树增写了一本著作《抗日战争》里面详实的介绍了整部抗日战争史，成为了今年书写战争史的巅峰之作，“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全民同仇敌忾、浴血山河所赢得的反侵略战争胜利，它的波澜壮阔和气壮山河，体现了民族坚韧的生命力。”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没有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就没有办法解释抗战胜利的结局。所以在课堂中对《抗日战争》的处理上重点讲解全民族抗战。

在导入部分，呈现了关于今年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的视频资料，对于战争学生头脑中并没有直观的印象，通过这段视频资料让学生去回顾这段历史，引发学生对这段历史的思考。

在课堂讲解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文献史料和图片相结合的方式来给学生呈现，选择生动的史料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最新史学界关于抗战的观点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是社会各阶层合作抗日的结果，是全民族的抗战。所以在选择史料时我也费了一番周折，翻阅了大量的史料书籍之后，最后在给学生呈现时首先让学生明确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这条统一战线是国共双方合作建立的。

“1935年起，蒋介石在国内外通过三条渠道寻找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一是由曾养甫、谌小岑出面，通过翦伯赞、吕振羽与中共北方局以及长江局代表谈判。二是通过宋庆龄、宋子文派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党员董健吾秘密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转达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三是令驻苏武官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谈判。这样，国共两党经过近10年的分裂之后，再次坐在一起就合作抗日问题展开讨论。

---------袁武振《1935—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论述》

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国民党反日反帝的假面具，已经完全为铁的事实所粉碎……中国共产党号召福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立刻自动地组织起来……联合革命的士兵群众同进攻福建的蒋介石部队与准备武装干涉福建的日本与任何帝国主义力量决战。

———《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1933 年12 月5 日）

通过这两段史料的分析说明国共双方都有合作的意向，经过双方的协商，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七七事变的发生，1937年9月国共双方共同提交了合作宣言，从对峙走向合作，开始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在抗战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说明国共双方在抗战的贡献，同样选取了新的史料来说明，同时配上合适的图片，比如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国民党以阵地防御作战为主，发动了四次大型会战，在会战中都有各自的案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分别选取了四张典型的图片，可以帮助学生形象直观的理解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比如淞沪会战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大战役——淞沪会战的结束。尽管从战略角度来看，保卫战带来的影响不大，但它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它重振了全国军民的士气，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是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不可抹去的深刻回忆。

通过图片呈现，学生在课堂中心情特别激动，备受感染。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比较而言，中共在敌后主要以游击战为主，建立了大量的抗日根据地，有力的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战信心，发动了百团大战，在这里有学生提问关于两个战场之间的关系，为此指导学生进行查阅资料，最后得出结论，真正做到论从史出。

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国共双方两个战场，两条战线是一直存在的，并且相互之间是彼此存在的。正面战场的抗战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有利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同样敌后战场的抗战也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抵抗，这是国共双方都认识到的。通过有效的运用史料，可以看出史料在课堂中充分的发挥了作用。

最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在课堂结束之时，学生通过课堂回顾，激情满怀的歌唱了抗日战争歌曲，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牢记使命。在通过对史料的运用中将课堂发挥到了极致。

通过本课的学习过程，可以更多的感受到了史料在歷史课堂的魅力，可以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探究，从中自主建构知识，领悟学习方法，养成科学态度，发展史学能力，同时形成正确的高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6页。

[2]史料分类参考以下文献：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贾东海、郭卿友，史学概论。

[3]袁武振《1935—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论述》

[4]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三卷）

[5]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论抗日战争篇4

题

目：试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姓

名：

沈夏强

学

号：

1012600227

专

业：

物流管理

班

级：

物流1002

指导老师：

钱文艳

完成时间：

2011-4-3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倒退，它不仅摧残着各国各民族的百姓的生命，让百姓流离失所，也摧残着各国的文化，尤其是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差点在战火中消失。但凭借着中国人民顽强的拼搏，最后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并为世界反法西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对近代史的学习中，我深刻了解了中国的抗战史，明白了中国人民的艰辛和顽强，也知道了我们抗战的意义，我们抗战不光是为了自己民族的存亡，也是为了全人类。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中国人民为了全世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下面我将分别从中国抗战时间，抗战兵力投入及中国的战略位置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关键字：东方战场时间兵力投入战略位置

在不同人的眼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时间是不同的。在亚洲人眼里，七七事变是二战爆发的时间；在欧洲人眼里二战是在德国在1939年入侵波兰时爆发的；而在美国人眼里二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开始的。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1948年在远东军事法庭曾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1）正如克伦斯基说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中国与日本间的战争，而是世界的战争。这里有3点理由说明1931年是二战爆发的时间

第一，世界大战开战时间很多，没有确定的时间。一般以导火线作为爆发时间，而二战的导火线就是日军侵华。第二，日本很早就在设想大东亚共荣圈。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第三，渊等人就有了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的设想。1916年，后藤新平向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日本很早就在制定对美、对中、对俄的作战计划。在1925年以前的作战计划以单独作战为主，是适合自己的兵力制定的，所谓对三国的作战计划，徒有虚名而从1926 作战计划开始，决定使之成为对俄、对美、对中三国，无论开战顺序以及其间隔如何，均能顺利进行的作战计划（2）。

正如上面第二和第三点讲的，日本的野心不只在中国，而是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侵华战争只是日本为了实现自己称霸世界而走的第一步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曾宣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与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里支那指的就是中国。

众所周知，在二战时作为主力的美国和英国主张“先德后日”，当然这个战略在后来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中国在这个战略中本来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同盟国没有打败德国之前，由于战略物质和兵力的缺乏，是不可能出兵攻打日本的。另一方面，在这个战略需要中国在远东制约日本陆军的扩大侵略，防止轴心国实行西方的战略连接。这就形成了中国战场既有的战略地位与不是战略投入的矛盾状况。

中国在抗战前期乃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都没有得到更多援军的帮助。按美国陆军部统计，1941年12月到1943年6月，美国投入欧洲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的物质为13852312吨；投到太平洋方面为9375046吨，投入中缅印战场为600977吨。（3）很明显中国得到的战略物资少得可怜。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中美国霍尔将军的观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开始，日本和德国轴心国出于主动地位，出于这种理由，陆军部面对和应付各个战场的需求是必须的。但是，当我们出于主动位置时，合理应用我们的资源以知道战争就成了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资源并非无穷无尽，而且我们的敌人双方都很强大，这样，对于我们人力物力的分配就有经济态度。这对战争的成功结局是必须的，我们承受不起铺张。（”4）正因为没有别的国家的帮助，中国的抗战就变得重要了。

中国制约日本扩张，防止轴心国东西战略连接。

在太平洋战争方面，美英等国在1941年新加坡会议的计划中列入支持中国抗战的条款以拖住日本南进的后退。在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记录有“南进论占五分之二弱，反对论占五分之三强，兵站班以资源为重因而主张南进论。南进论主张南方地狱纳入日本势力之下，充分强调锅里然后从根本上稳妥解决中国事变。反对论则主张无论如何艰苦，也应千方百计解决中国事变。如对此等闲视之，而要挑起新战争，是国力兵力极危险的分散。”太平洋战争暴发后，罗斯福明确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表示：“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掉抽大量军力。”（5）1941年底到1942年2月美英召开“阿卡迪亚”会议，在拟定的战略计划“保卫东方战场的关键利益”的条款中明确载入：“支持中国战争。”1942年中后期，美国开始了对德战略打击的具体行动，更需要维持中国对日本的牵制，保持中国在战争之中。

在苏联方面，德国曾要求日本参加对苏作战，但日本拒绝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巩固我（日本）在中国的地位。”

在印度方面，中国牵制了日本向日本进攻。日本占领缅甸的一个原因是使印度“脱离英国”，待机西进。日本海军曾一度突入印度洋，轴心国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但在实际上，由于日本缺乏陆军的支持而失败了。

假如没有中国的抗战，日本就会推进印度，加上德意远征军，英法联军就很危险了，如果印度被解决了，日本北上，攻打苏联，然后又南下攻打东南亚，可能结局接不一样了

从兵力投放上看。从“先德后日”战略订立到完成，中国负担了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使命，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51个师团中，有35个陷在中国战场上（包括关东军13个师团，还不算在缅甸的5个师团）。日本只能动用11个师团到太平洋配合海军作战。到战争结束时，在中国境内仍有186万余人（包括75万余人关东军），占海外日军总数（350万余人）的近二分之一。（6）日本为太平洋战争计从亚洲大陆抽调的精锐兵力几乎都是自“满洲国”（中国东北），占关东军的二分之一，无法从中国关内抽调兵力。（7）

总之，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一道坚实的墙，它不仅阻挡着日本的战争机器开向中国，也阻挡日本冲向世界。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史上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

参考文献：

（1）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0页

（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一卷，第180页（3）Maurice Matcoff,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835（4）ibid，p.206（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篇《展示外交》（3），第42页

中法战争“乘胜即收”问题论析篇5

关威

[摘要] 中法战争后期，清政府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决定乘胜即收与法国结束战争。这种作法直观看来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因此史学界对此一般持否定态度。其实，当时中国面临着比较困难的局面，主要是：战争的整体军事形势不容乐观，法国方面并没有改变对华战争政策，中国的周边形势非常严峻。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认为，乘胜即收是清政府迫于当时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而采取的保守性决策。[关键词] 中法战争；形势；乘胜即收

发生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近代一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战争后期的1885年3月24日，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胜利，使战场形势有了一定转机。然而清政府却“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条约，结束了战争。对此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这种评价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试图根据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对“乘胜即收”的深层次原因作进一步分析，以求加深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战争后期的总体军事形势

1885年3月24日，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地区出乎意料地取得镇南关大捷，随后又于3月29日克复谅山。有人据此认为，战争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军队应该乘胜进军。其实，这种估计并不准确。

首先，越南战场的军事形势依然严峻。中法战争开始后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总体是处于劣势，镇南关以南的地方大多失去。镇南关战役中国取得胜利，除了老将冯子材等参战将士英勇杀敌，也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法军方面，由于轻敌冒进，孤军深入，弹药和给养遇到困难，加上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作战，重型武器难以发挥优势，战斗力有所削弱；中国方面，除了利用有利地形，且以逸待劳，另外还有王德榜一军在法军背后截断了其给养和援军，动摇了法军军心。这说明，此次战役的胜利虽然挫败了法军的嚣张气焰，使越南战场的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但却不能认为中国军队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可以继续保持不败。事实上，在此次战役发生前两天的3月22日，负责前线军事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向朝廷报告局势时还忧虑重重：“近日密查关内外军情，甚为可忧，„„诸军气馁心离，军民多怨，目前边事益难。”说明他对局势的看法并不乐观。此外，中国与法国签订《停战条件》后的4月13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向朝廷报告：“顷接冯廿四电，探报法添兵到，定廿八日分三路复攻谅山，„„已电各军严备互援。”还有，在西线军队取得临洮大捷后，云贵总督岑毓英向朝廷报告形势时也心情沉重：“记名提督刘永福自左域失利退扎连山总，军心瓦解，陆续逃遁，所存不满五百余名，„„迄今将及一月,多方召集，不足千人，战守两难，进退失据。”

其次，台湾及东南沿海的局势始终十分危急。1884年8月，法国发动第二阶段的战争，消灭了福建水师，并且攻击和围困台湾，企图据地为质压迫中国妥协。清政府虽然采取了应急措施，包括派淮军宿将刘铭传以巡抚衔赴台指挥抗战，派船运送援兵和饷械增援等，但是都不能有效解除台湾的危难局面。刘铭传到台湾后向朝廷报告局势时说：“现在军械缺乏，„„地广兵单，情形较前更紧。受困日久，民心惶恐，求迅速济兵济械，设法救援。”1885年3月25日，刘铭传又报告说：“闽省久无信来，亦无兑款，若一月后无大批饷至，兵必溃散。„„毛瑟枪子、饷项二事最急，若无接济，束手待毙。”此前，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奏折中说：“臣等细阅前后电报，刘铭传以百战之余，乃至有呼天之语，敌舰外逼，军火渐穷，土匪内讧，人心摇动，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矣。”镇南关大捷后几天，3月31日，孤拔率领法国舰队攻占了澎湖，借以抵消镇南关大捷对法国的不利影响。这更加剧了台湾的危难局面。以上两点之外，还需要特别指出，台湾和越南两地在清政府棋局中的地位已有差别。早在战争之初，李鸿章就曾指出：“若仅在越地鏖兵，利钝无甚关系；波及内地，则各省强弱不齐，民穷财匮，实大可虞。”战局的发展，令人担忧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清政府不得不疲于应付台湾和东南沿海多处告警的局面，军事、财政等都很困难，颇觉力不从心。清政府对台湾安危的焦虑及对越南战事的厌倦，在它向前线发布的停战撤兵命令中体现出来。1885年4月10日，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电旨中说：“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这说明，清政府已经下了决心，宁可放弃已经难以挽回的越南，一定要保全台湾。

二、茹费理下台后法国的对华政策

一般观点认为，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政局陷入混乱，茹费理被迫辞职，法国似乎改变了对华战争政策，所以清政府不应该停战，应该继续进军。那么，镇南关大捷后法国对华政策究竟如何呢？直观看起来，茹费理内阁的垮台是由于法军在镇南关和谅山的失败，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茹费理下台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茹费理下台是统治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斗争的结果。1871年，法国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不久，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血腥地镇压了。在那之后，法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直相当尖锐，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经常以各种形式的斗争反抗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反对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还由于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了，割地赔款，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因而法国的政局经常处于不安定状态。因此，当法军在越南失利的消息传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便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政府对外侵略的示威游行，这对茹费理内阁无疑是相当严重的打击。

其次，茹费理下台是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派出击的结果。茹费理在法国统治阶级中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也就是说他在法国政坛上的地位并非牢固，他面对着十分强大的反动派。其中包括，以克雷蒙梭为首的一派，和以杜怀尔为首的一派。法军在镇南关的失利，已经使茹费理感到强大的压力。紧接着，法军又在谅山失利的消息于法国时间3月29日早晨报告给茹费理。茹费理闻讯后心神不安、情绪低落，他似乎预感到内阁无法度过这个难关。他把这个消息转告外交部司长毕乐时说：“明日内阁将不再存在了。”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茹费理还是要做一些补救措施来收买人心，以求尽可能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29日白天，茹费理与他的助手们紧急协商后决定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包括增派援军、增拨军费等。对此，毕乐记录道：“人们总怕北京朝廷最近开谈和议是一种诡计，以懈怠我们警惕之心。它或者另有计划中断谈判，再以广西军出来一赌运气。„„依照这些考虑，政府当日即采取一连串的紧要措施。它颁发命令，立即遣发至东京、交趾支那及顺化若干陆军新大队及新炮兵队。它并电孤拔海军提督，迅即组织封锁北直隶。最后它又准备翌日即向众议院要求追加二万万法郎，作为陆海战争之用。”3月30日上午，法国议会开会，会场内外一片喧闹，有人悲观，有人愤怒，大家都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茹费理，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茹费理。反对派议员先后发言严厉批评茹费理，有人甚至要求追究他的法律责任。3月30日下午二时，茹费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议会会场。茹费理在发言中首先通报了有关情况，然后带有强烈目的性地着重介绍了29日他与助手们研究决定采取的紧急措施，并预言这些措施将很快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接着，茹费理请求议会讨论通过他提出的增拨军费的议案。他还特别强调，为了尽快挽回法国在越南的损失，“他将不把拨发经费的投票当做是信任的投票。这样可以使这个关系国家利益的问题，获得满场一致的同意。然后议院可以再自由决定到底要把这些计划委托什么人去执行。”茹费理的意思是，拨发经费和信任内阁可以分开而论，先通过拨发经费，再决定对内阁的态度。茹费理这番话是想给人们一种他对国家负责的印象，以求博得一些同情。但是，他很快失望了。反对派议员坚持要求必须先更换内阁，然后再讨论其他的问题。随后，对茹费理提出的“增拨军费议案有先议权”的提议进行表决，结果以306票对149票否决。这事实上表明了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于是茹费理被迫辞职。

以上探讨了茹费理下台的原因，下面再分析茹费理下台后法国对华继续侵略的政策是否改变的问题。3月24日镇南关战斗发生，一些法国议员对法国的失利表示出强烈不满。3月28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议会中今天有质询，反对党攻击茹费理说，早应宣战，以防中国取得饷械的补充等等。”3月29日，谅山战役发生，法军再次失利，法国舆论大哗，对茹费理提出更严厉的批评。3月30日，金登干致赫德电报中说：“法报认为总理衙门的谈判，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并咎茹费理不应受绐。”可见，反对派议员抨击和搞掉茹费理，并不是反对他对外侵略，而是认为他侵略部署不力，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和形象。这也就是说，反对派议员搞掉茹费理，决不是想改变法国的侵略扩张方针，而是希望换个人来更好地维护法国的殖民利益。3月30日下午，茹费理宣布辞职，反对派议员倒阁的目的达到。紧接着，议会开始讨论对华政策的问题。一些议员先后发言，认为法国不能改变对华战争政策，应设法尽快挽回损失。如李播在发言中指出，更换内阁“不是说要放弃我们兵士用鲜血胜利取得的东京阵地。放弃这些阵地不但是一种国家所不能宽恕的懦弱畏葸，抑且使我们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荣誉与安全不能保持。”3月31日，茹费理下台前提出的关于增拨军费的议案被议会通过了。对此，毕乐这样记载：“茹费理先生辞职后，法国两议院一致同意垫款五千万法郎，以应前夕所请求拨付东京的费用。这个消息北京知道后，人们认为是法国战争计划的象征。”显然，法国统治阶级急于挽回战场失利的损失。在4月4日金登干与毕乐签订《中法议和草约》后，4月7日，金登干致赫德电报中说：“法议会今天开会，总统„„向议会演说：‘我们要求中国尊重我们的条约权利和天津条约所允让的权利，如谈判能达此目的，当然很好，否则我们决心不改变远征的原议，诉之武力。’”其实，总税务司赫德早在1884年10月17日致金登干函中就分析认为：“我猜想无论是茹费理当权，或者另外一帮——即使是和平党也罢——执政，都将决定从事于大规模的战争，和野心更大的计划。”

三、中国的周边形势

由于中国国力衰弱，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必然对清政府的决策发生重要影响。当时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的有俄国和日本。俄国在不久前的中俄伊犁交涉中受到挫折，对中国的怨恨一直存在，因此支持法国侵略。清政府对此当然清楚，始终存有戒心。1884年8月24日，军机处曾命驻俄、英大臣曾纪泽：“法船现已在福州开战，打坏马尾炮台、船局。倘俄暗许助虐，不但法势更张，而朝鲜、东三省各处添防，我力亦分。阁下即就近密探法、俄有无合谋中国之事。”9月10日，军机处又电告曾纪泽：“闻法人有与俄、倭密约，明年法犯北洋，俄犯吉林，倭攻朝鲜，以图牵我兵力之说。自系法人虚声。俄国有无举动，著曾纪泽密察，随时电闻。”9月13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俄新闻馆言：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日前俄有兵船一帮，在烟台装粮煤、洋钱甚多，不知何往，以后尚有水师兵队北来。”对此，赫德也指出：“现在关于俄国的谣言很险恶，大家怕它会为了吞占满洲和新疆而有所动作。”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随着实力的迅速增长，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增强。日本对外扩张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和朝鲜。1882年7月，日本侵略分子曾在朝鲜策动了“壬午兵变”，想染指朝鲜。结果被清军平息，由此导致了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中法战争开始后，日本主战派异常得意，认为是大好时机，于是立即开始活动。法国也对日本的扩张行动给以积极的支持。1884年9月，法国驻日公使先基维支与日本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协商，决定法国以私人贷款方式提供100万日圆，作为日本在朝鲜扩张的补充费用。日本政府也积极策划，命令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公使竹添进一立即前往朝鲜。竹添进一到达朝鲜后紧急策划，与亲日的朝鲜“开化党”人合谋于12月4日在汉城发动了“甲申事变”，攻占王宫，软禁朝鲜国王，组成以“开化党”人为主的政府。这次事变虽然很快就被驻汉城的清军平息，但是由此造成朝鲜及北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令清政府极为震惊，此前不久被派赴援助台湾的北洋海军的2艘战舰也受命立即返回北洋。李鸿章12月10日致总理衙门电中说：“日谋叵测，明系乘中法有事，寻衅图朝，恐祸更烈于越南。”此外，中国驻日本公使徐承祖也不断发来消息，说日本各处军火工厂甚为忙乱，日本军队也处于戒备待命状态。这些都对清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对于当时中国面临的险恶周边环境，赫德分析指出：“中国如仅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它能够好好地打一阵，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在法国所能派出的一万人之外，再添上三万兵力，朝鲜也许会叛变，三合会等等也许会在内地造成扰乱，俄国也许又在边境上拿去一大块，前途真是够严重的！”这个分析应该说比较客观，反映出清政府的为难和怯阵心理。

四、李鸿章与乘胜即收

关于乘胜即收，史学界一般认为是李鸿章主谋决定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李鸿章还没有那样的地位和权力。1885年初，清政府综合考虑各方面困难，决定不再持续打下去，于是委派赫德通过海关驻伦敦代办金登干与法国进行秘密议和谈判。1885年2月17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说：“我现在正在拼命地抓住裂缝的两端，以使它们能重新接合。我把事情全抓在我自己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没法碰到它。”3月1日，赫德致金登干电中说：“李督在过去一星期内很活动，也许有迳向法驻津领事试探谈判的可能，请茹费理注意，李现在并无权力在任何方面接触这项问题，因此，请勿让李督方面的任何尝试影响现经皇帝批准进行的谈判。”3月23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又说：“李鸿章在过去三个星期内特别不老实，虽然皇帝命令他与伊藤博文伯爵（日本为朝鲜事件而派来的特使）谈判，并且要他撇开法国问题，但是他却在多管闲事。”这说明，这次秘密外交谈判李鸿章无法参与。3月30日茹费理下台后，4月4日，金登干与法国方面订立《中法议和草约》，清政府很快批准，于4月7日发布停战撤兵谕旨。5月20日赫德致金登干电中透露：“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的，她很勇决，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这是值得特别考虑的。„„太后不仅主张和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战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读了这些话，乘胜即收究竟是谁决定的已经相当清楚了。

李鸿章虽然不是乘胜即收的决策者，但他是赞成这一决策的。清政府其他官员也有不少是赞成的。比如，曾纪泽在3月30日茹费理辞职的当天致电清政府认为：“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两江总督曾国荃在致李鸿章信中认为：“趁此台湾镇口两处兵事尚无挫衄之时，复新得谅山克复、法将受伤之信，顺风转舵，峻坂走丸，在彼族为求成，在中朝为大度，事机相凑，体统无伤，计无有善于此者。”

乘胜即收虽然不是李鸿章所能决定的，但是最后与法国订立条约还是要李鸿章出面。根据《中法议和草约》的约定，1885年5月初，清政府命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正式和约的谈判。张之洞5月3日致电李鸿章：“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希望李鸿章在谈判中尽力多争回些权益。其实李鸿章也是这样想的。但李鸿章开始谈判后发现，由于法方执意坚持以金登干与法国订立的《中法议和草约》为谈判基础，他几乎没有周旋的余地。他5月5日复电张之洞：“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公徒责望，似未深知。”5月26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谈判详细情况之后特地说：“缘前六条每欲添易字句，巴等坚称法廷来电，经两国国家商定一语不可动移。若删改原文，仍非赫德转电外部不可，非鸿章等所能为力也。”表明他的困难处境。5月28日，张之洞再致电李鸿章：“画押宜慎，关系国家万年之计；赫德不足论，仍须公主持，勿贻后悔。”其对李鸿章的信任和期望之意不言而喻。但李鸿章确实难有作为，他5月30日复电张之洞：“事由中制，非鸿章所能主持。”6月9日，经朝廷批准，李鸿章与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又称《中法新约》或《李巴协定》），标志中法战争结束。

根据以上叙述可以认为，第一，镇南关大捷等战役虽然给越南战场的战局带来一定转机，但是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形势；加上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战局始终非常严峻，因此战争的总体形势依然是严重的。第二，镇南关大捷等战役后法国内阁出现变动，并不意味法国将改变对华战争政策，而是相反，法国已经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以挽回损失，如果不是中国接受停战的话。第三，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十分不利的，特别是日本的扩张野心，使清政府对战争前途、对国家整体安全不能不存有深深的疑虑。因此说，乘胜即收是清政府考虑到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迫不得已采取的委曲求全的决策。清政府决策的关键是要“收”，既然“收”是已经确定的，那么在何种条件下收，其实只是时机的问题。比较而言，乘胜即收，似乎还比在其他不利情况下收稍微有利。考虑到这场战争中国虽受到不少挫折和损失，但最终坚持没有赔款，这应该说是利用了镇南关大捷等战役的积极影响，是不幸中的一点安慰。所以，对于乘胜即收，应该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2]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中华书局，1958年。[3]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八。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6]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 《李鸿章全集》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On Problem of Finishing Fight Policy in the Sino-French War(1883-1885)

Guan Wei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论信息化战争对我国国防影响篇6

论信息化战争对我国国防影响

一、信息化战争带来的影响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信息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将更高，围绕信息资源获取、信息化军队建设和占领信息优势高地的竞争将愈演愈烈。各国将竟相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社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竭力保持本国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优势。在军事领域，各国将加大信息化军队建设的力度和速度，不断革新军队的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编制体制、人员培训等，尽量拉大本国与它国军队信息化能力的距离。各国在信息力量、信息方面的竞争将白热化。

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和政治战略需求的变化，信息化战争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催生新的作战方法。战略心理战、网络系统战、全元总体战、太空绞杀战、掏心战、瘫痪战、隐形战、至盲战、点穴战、无人战、精微战、间隙战等等作战方式接踵而至。同时，新作战模式相继登场，信息化战争频繁“变脸”，也使其整体战争形态不断调整和演变。战争的规模将趋小,以天、小时和分计算时间的战争可能一再发生;物资、能源的消耗战将逐步让位给物质、能源的控制战;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的转化，以及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转换将有新的表现;围绕信息资源展开的争夺战将日趋激烈。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演变将是迅速和明显的。信息化战争的发展使战争体系的效能不断提高，人类的战争能力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

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战争信息化带动了世界军事的重新洗牌，让我们更清楚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然后如何改进并超越。

二、我国如何应对信息化战争带来的影响

（一）做好军事战斗准备

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 4

食品科技学院包装工程1402 王文铭 2014244030206 政治、文化、社会、国防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深刻认识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要求，遵循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国防投入，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责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

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必须是融入国家现代化战略全局、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发展，是注重全面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军队建设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相一致的发展，是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的发展，一句话，必须努力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历来同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连，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紧密相关。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是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切实履行好这一历史使命，是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人民解放军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有效履行这一历史使命来展开，各项建设都要围绕提高履行历史使命的能力来进行。全军同志要忠于使命、献身使命、不辱使命，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和保护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治军特点和规律，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确保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二）加强军队思想建设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作为军队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建设抓紧抓好。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是人民解放军80年建军治军的宝贵经验，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优势。在时代条件深刻变化、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使命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 4

食品科技学院包装工程1402 王文铭 2014244030206 条，决定着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方向，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始终不渝地贯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坚决维护人民利益，永远当人民子弟兵，永远做人民利益忠实捍卫者。要紧紧扭住铸牢军魂、恪守宗旨的根本要求，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军，大力加强军队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弘扬听党的听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深入进行军队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更好地把全军官兵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来，确保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军队有效履行历史使命。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主动适应世界军事变革趋势，奋发有为地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推向前进。这是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有效履行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是逐步缩小与国际先进军事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军队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继续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走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道路。要把改革创新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动力，大力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组织创新、军事管理创新。

（三）增强强军队战斗力

要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加紧实施人才战略工程，把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进一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进步上来。要贯彻注重质量效益的要求，优化体系结构，坚持勤俭建军，提高整体效能。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加强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军队正规化建设水平。要加强基层全面建设，打牢部队建设基础。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官兵，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活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断迈出新的步伐。我们必须发扬光大依靠人民建设军队、建设国防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巩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人民离不开军队，军队更离不开人民。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军民鱼水情深、患难与共，是人/ 4

食品科技学院包装工程1402 王文铭 2014244030206 民军队无往而不胜的重要保证，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方针，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生动局面。

三、信息化战争带给我们思考

《诗经》中边塞战争主题论篇7

一、对战争状况的反映

《诗经》中关于战争状况的诗歌主要集中于西周时期, 文人根据战争史实对文学作品进行了艺术的加工。文王时期, 西周强大, 据刘宋范晔《后汉书》记载“文王为西伯时, 西有昆夷之患……百帅西戎, 征殷之叛国以事纣。”文王“伐密须”“伐戎”, 《诗经·大雅·皇矣》则是对这一时期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如果说《六月》《江汉》《常武》是宣王军事功绩的记录与写照, 反映了周人当时奋发昂扬的精神气宇,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宣王的崇敬与爱戴, 赞扬其保卫家园、抵御外敌入侵的勇敢与自信, 那么每篇诗歌所运用的艺术手法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众所周知“赋”“比”“兴”在《诗经》当中已经运用得较为成熟, 而其中《诗经·六月》写宣王北伐, 由战争的缘起再到战争的结束全部都是运用“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来写战马, 写到了战马又高又大的细节。“织文鸟章, 白斾央央”, 详细描绘了军旗的图案和颜色。《江汉》又分为三章, 每章均有“江汉浮浮”、“江汉汤汤”“江汉之浒”, 实则介绍时间发生的地点, 这是在《诗经》中战争诗所必不可少的。《江汉》与《六月》均为叙事诗, 其事件的时间、地点都介绍得十分清楚, 而在《常武》中“比”的手法则运用得相当娴熟。诗中, 作者用“如雷如霆”写“徐方震惊”, 用“阚如虓虎”写“进厥虎臣”, 均贴切生动。而描写“王旅啴啴”, 连用四个比喻“如飞如翰, 如江如汉, 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 生动形象, 也很有气势。

二、对英雄主义的赞美

《诗经》作为先秦诗歌成就的主要代表, 在《雅》、《颂》一类彰显武功、描写战争的作品中也有很多表现英雄主义的诗歌篇章。主要是通过对参战者的从容不迫的风度、浩大的气势、整体的军容、严明的纪律等方面来进行渲染。最为典型的要数《诗经·小雅·采芭》对大将军方叔的描写:方叔率止, 乘其四联, 四联翼翼。路车有爽, 革第鱼服, 钓膺役革。方叔率止, 约帆错衡, 八育抢地。服其命服, 朱带斯皇, 有地葱街.。

《诗经》中除了有通过刻画英雄人物来表现战争场面的诗歌外, 还有大量显示军威、自身军队力量强大的诗句, 以此来表达对英雄主义的赞美。如《诗经·大雅·常武》“王旅啤啤, 如飞如翰, 如江如汉, 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 军队尚未出发却早已显示自己的军威;《诗经·鲁颂》篇中也有“公乘千乘, 朱黄绿滕, 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胃朱缓, 燕徒增增。戎狄是膺, 荆舒是微, 则莫我敢承”之句表现军队的浩大声势。另外《诗经》中搜集了一篇流传于军队的战歌——《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 修我戈栽, 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裘, 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

这首诗歌歌颂勇士, 慷慨从军, 同心协力, 共同御敌, 展现出秦人素有的直率豪迈, 勾勒出战士紧张备战的场面。此诗以写实的手法选取了现实生活中的几个普通情景, 使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得以充分体现, 具有雄壮高亢的艺术风格。

三、夫妻间的相思之苦

夫妻间的相思也是《诗经》中经常被提及的。《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周南·卷耳》《小雅·杖杜》《秦风·小戎》等均为妇女思念边关丈夫的代表作。《小雅·采绿》中说:“终朝采绿, 不盈一掬, 予发曲局, 薄言归沐”, 因过度思念夫君而终日无心劳作;《伯兮》中提到“自伯之东, 首如飞蓬。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 表现思妇因丈夫不在身边, 无心打扮而任蓬头垢面;“愿言思伯, 甘心首疾”, “心之忧矣, 之子无裳”, 这些表现思妇想念丈夫复杂心理的诗句, 色调凄迷, 充满悲剧色彩。此类作品, 多以精细的笔触, 深入人物内心世界, 揭示了情感深处的痛苦和伤感, 人物形象也描述得形象鲜明。

《诗经》中除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而饱受相思之苦的作品以外, 还有大量反映在外征战丈夫对家中独守空房的妻子的思念, 这是十分凄苦和缠绵的。在残酷的战争中, 很多士兵都战死沙场, 永眠异乡而不得归家, 这是十分痛心的。《周南·卷耳》中“险彼崔鬼, 我马迪馈。我姑酌彼金基, 维以不永怀。”的痛苦;《那风·击鼓》中“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情谊, 这些均奠定了边塞诗中较为痛苦、哀怨的情感成分。

四、边塞风情景物的描写

《诗经》当中边塞诗歌里除了有征战诗, 思妇诗, 还有一部分是描写自然景观的, 而边塞诗描写的风光景物应该是迥异于内地的, 具有自身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类作品大体上是以雨、雪为表现对象, 体现士兵远离家乡, 思念故土的情怀。如《东山》:“我徂东山, 倡稻不归。我来自东, 零雨其檬”;《采薇》:“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虽然《诗经》中对于边塞风情景物的诗歌并不多见, 但将边塞风光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开了先河, 以至影响了秦汉, 魏晋南北朝, 尤其是唐代边塞诗歌的创作。如汉代乌孙公主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迁异国兮乌孙王。

庐为室兮拚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鸽兮还故乡。

公主的歌, 其情感虽不出女性哀怨的范围, 但其所描写的塞外异族生活方式及其饮食习惯让我们能更多的了解异族风土人情。

总之, 《诗经》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战争文学精髓, 它的产生, 到秦汉时期的战争诗, 再到魏晋南北朝以曹操、曹植为代表的战争诗, 再到唐代边塞诗创作的鼎盛, 他们的优秀作品均能诠释中华儿女传统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气概, 这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

摘要：边塞诗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唐代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研究, 而对于唐前边塞征战诗却很少提及。实则关于边塞的最早诗歌可见于《诗经》, 《诗经》中和边塞主题相关的作品按照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又大致可以分为:对战争状况的反映;对英雄主义的赞美;妇女对边关征战丈夫的思念;边塞风情景物描写。

关键词：边塞诗,《诗经》,边塞主题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1973年9月版

[2]、刘宋.范晔, 《后汉书》, 中华书局1973年8月版

[3]、汉.班固, 《汉书》, 中华书局1975年6月版

[4]、高亨注《诗经今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10月版

[5]、陈子展《诗三百解题》,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版

论抗日战争篇8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反腐倡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危亡，面对国民党的“溶共”政策，中共更是如此，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工作，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是基础性的工作。为此，中共在这一时期开展了为人民服务、民主、法制、整风运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题的廉政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了世界上最进步的地方。因此，研究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廉政教育就给新形势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注重反腐倡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危亡，面对国民党的“溶共”政策，中共更是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共同自身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政治清明，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更是成为了廉洁政府的典范，获得了边区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士的一致称赞，这是中共反腐倡廉历史上的光辉一页。深究其原因可以发现，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和中共在这一时期开展的一系列反腐倡廉工作是密不可分的，而在各项工作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是基础。因此，本文将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一分析，并研究其宝贵经验对当代反腐倡廉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反腐倡廉的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开展一系列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首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人员组成情况相当复杂，除了汉奸和卖国贼除外，几乎把各个阶级的人员都囊括在内，这固然对抗战有益但其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也随之而来，给中共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同时，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各根据地采取了保护工商业的做法，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其资本主义思想就不可避免的对中共产生了一些影响。其次，抗日战争开始后，虽然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并未放弃其“限共”、“溶共”的方针，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始以金钱美女、高官厚禄引诱、腐蚀、拉拢共产党及其干部，一些干部经受不住引诱和拉拢，走向了贪污腐化的道路。再次，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开始大量的发展党员，各地的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都获得很大的发展，党员数量剧增，这些新增的党员质量良莠不一，成分也比较的复杂，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面对国内比较沉闷的气氛，有些人就对抗战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开始贪图物质生活，产生了一些腐败的现象。最后，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长达几千年，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其残余的思想却并未肃清，各种封建思想还多多少少的残余在人们的心中，而中共大部分的抗日根据地又建立在封建意识残余浓厚的农村地区，这些封建思想就或多或少的会对中共产生侵蚀，造成了一些腐败的行为。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廉政教育及其成果

反腐倡廉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在反腐倡廉的各项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早在1928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思想入党”的问题，接着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表述，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1]”，因而要求“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2]”因此，毛泽东强调要重视思想教育，并指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的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

（一）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员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开展廉政教育，就必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一个干部如果能真心实意的为人民办事情，那么其腐败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抗战时期，中共就开展了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活动。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以此揭开了这次活动的序幕。张思德是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员，1933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在长征中两次负伤，1944年9月，在陕甘宁边区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遇到窑洞塌方，他把战友推了出去，自己却丧命于此，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这次以张思德为典型的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一是树立和强化为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鼓励干部战士勇敢杀敌；二是树立和强化为人民的利益勇敢克服错误的缺点。[4]”通过这次教育活动展开，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深入了人心，为抵制腐败行为，设立了一道强大的心理防线。

（二）民主教育

民主是抵制历史周期律的有力武器。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问题时，明确提出中共已经找出了对付周期律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民主。因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了配合民主政治建设，在各根据地开展了民主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大力普及民主知识，使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认识到，人民不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还是权力的来源，是权力的所有者，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管理好国家，同时人民是有权去监督政府的工作，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抵制腐败，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监督力量。

（三）法律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都进行了法制建设，颁布了一系列与惩治腐败行为有关的法律，如陕甘宁边区193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哪些属于贪污行为及处罚办法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此外，为了普及法律知识，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还进行了四次普法教育，一是以黄克功案件为原型，进行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二是对共产党员进行的“共产党员有犯罪者从重治罪”的教育；三是如何引用国民党法律的教育；四是人权法律的教育，通过这些法律教育大大的增加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法律知识，培养了他们的法制意识，使他们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严于律己，从而为中共抵制腐败，找到了一条强大的威慑渠道。

（四）整风运动

从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心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遵循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与以前“左”倾错误时执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完全不同，它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犯错误的同志，而不是整人。这次整风运动历时一年半，到六中六届全会后胜利结束。全党经过此次整风，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迷信，解放了全党的思想。对于党员干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教育了党，教育了干部，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团结和一致。同时通过整风运动，使党员干部从思想根源上铲除了腐败意识，从源头上遏制了腐败思想的滋生，从而大大的减少了腐败行为的产生，为中共抵制腐败，确立了思想上的保证。

（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我们长期坚持的的优良作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把战争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敌后战场而国民党又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使各抗日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因此，中共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带头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林伯渠、谢觉哉等边区政府领导也都给自己制定了生产计划，周恩来、任弼时还在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织比赛中获得了“纺织能手”称号。在大生产运动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奔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缺乏各种建设物工具和资金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的故事。在进行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中共还厉行节俭，1942年，陕甘宁政府《陕甘宁边区简政施政刚要》中公布了厉行节俭的五项规定，“（1）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用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2）除保证供给外，其他消费，概须厉行节约；（3）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其管理与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4）爱惜民力，节约人员，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民畜；（5）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5]”通过大生产运动和厉行节俭的规定，培养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其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从而为抵制腐败，带来了一个自我约束的有力武器。

古今中外的大量证据显示，一个官员走向腐败之路的开端，便是从思想蜕变变质开始的，通过以上的教育活动，便使中共能够有效的在思想上根源上杜绝腐败，使人人发自内心的不想腐，从而为防止腐败筑牢了思想防线，在配合着其他的一些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使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成为了廉洁政府的典范。在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6]”从而获得了边区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士的一致称赞。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廉政教育的意义和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是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过同腐败进行斗争。自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风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是廉政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因此，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廉政教育工作，对于加强当下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腐败现象之所以会层出不穷，深究其原因，可以看出人的贪念在其中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何戒贪，可以说是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难题。人性的逐利贪婪，这可以说是人的本性，但是如何控制它，如何使它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如何使它不违反法律，那么就要靠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施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反腐倡廉工作之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出这和中共的廉政教育活动是分不开的。因此，当下我们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时候，也应该加强廉政教育，以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曾强调，“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我们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就是说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我们要坚持从教育抓起，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7]”

（二）树立典型，以身作则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廉政教育的顺利开展，和树立典型以及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比如，在法律教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中，中共就是通过黄克功案件来推广的，黄克功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的大队长，老红军，当时是师团级干部，有功于革命，但却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茜。当时对于如何处置他，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他对革命有功，应当减刑。但是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了黄克功死刑。这个案件在当时轰动很大，通过这个案件的处理就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要遵守法律，要记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下，我们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也应该如此，要抓住一些重大的腐败案件或者一些重要的事件来适时的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思想的教育。同时，党员干部特别是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干部，还要严于律已，发挥带头作用，要以身作则，成为执行廉政的模范带头人。

（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开展的一系列廉政教育，都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相关，而且反腐倡廉良好成果取得，也和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能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充分了发挥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作用密不可分。这就告诉我们，在当今要想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就必须紧紧的依靠群众路线。既要聆听群众的观点，站稳群众的立场，又要紧紧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同时人民作为监督政府的有效力量，就要有效的保证人民监督权力的落实，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提出，“要拓宽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8]”要使人民群众能真正的发挥其监督权力，这样才能把反腐倡廉这项重大工作做好。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5.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

[4]邵景均.中国反腐倡廉之路[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3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13.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18.

[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3.

[8]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4.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党的重要文献选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