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共12篇）
抗日战争 篇1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了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国和重要牺牲国, 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 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一票否决权, 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发展损失的含义
经济发展损失既包括经济损失, 如直接的经济损失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也包括如经济发展机会的丧失, 经济发展基础的毁灭, 经济发展动力的削弱, 经济发展能力的剥夺, 经济发展劳力的减少, 经济发展储蓄的贬兑, 经济发展物质的短缺。总之, 经济发展损失是指对经济体施加的破坏经济内生性活动的损坏和破坏。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新中国成立后必须长期面对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经济发展损失是惊人的, 也是难于计量的。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战争罪恶比海深, 比山高, 罄竹难书。
二、人口损失中的经济发展损失
人口损失造成的后果对经济发展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和三光政策, 空袭战、阵地战、细菌战、屠城战, 无所不用其极。1931-1945年造成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损失, 改变了社会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 动荡破败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损失更是釜底抽薪, 雪上加霜 (注:因1945年数据缺乏, 故本文所取数据以1949年为标准) 。
1931年中国人口有5.8亿, 到1945年中国人口是5.4亿, 中国人口静态损失4000万。中国人口在1931年时, 人口出生率为39‰。死亡率为28‰, 净增率是11‰, 那么14年间, 如果没有日本法西斯强加的战争破坏, 此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量理应为:0.9594亿。
也就是说在战争机器和杀人恶魔横行的血雨腥风中, 中国减少正常发展环境下的出生人口为9594万, 这一数据不包括对台湾和香港所造成的正常人口增长损失, 如果加上香港和台湾的人口损失肯定超过1亿人口的正常增长损失。
侵华战争对当时的人口破坏为:人口直接损失4000万人, 人口正常增长损失1亿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是:
人口损失的经济损失=人口损失数×人均年收入×劳动力正常劳动的期间
假设以1949年中国人均年收入66元人民币, 为计算的人均年收入标准, 这相当于当年的18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480美元。劳动力正常劳动期间以参照正常人劳动30年时间为标准测算。人口经济损失为2772亿元 (1949年人民币币值) 。1949年全国人口为5.4亿, 人均年收入为66元人民币, 则1949年全年的国民收入为35.64亿元。
假定用人口损失总额除以1949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为77年。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一项, 在经济上至少使中国倒退了77年。
三、物质损失中的经济发展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二战经济损失为15万亿美元, 参战国军费消耗为1.1万亿美元, 其他的还有财政和物资损失。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中国除了动用本国财力外, 还大量举债抵抗法西斯的侵略, 并用各种物质偿还。中国向苏联提供了约4.5亿美元的矿、农、牧产品;向美国提供了约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铝等矿产品, 向英国提供了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日本在1932-1944年在东北掠走大量的黄金白银, 粮食2.48亿吨, 煤炭2.23亿吨, 生铁逾1100万吨, 钢逾580万吨, 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 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 按1949年币值标准计算, 中国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人民币币值, 则损失3666亿元人民币以上。假定用直接经济损失总额除以1949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为102.9年。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 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至少使中国倒退了102.9年。
四、医治战争创伤所需的时间
从人口损失和物质损失的计算中可知, 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至少倒退近180年, 中华民族所积聚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果丧失殆尽。如果在1949年的基础上, 每年以10%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 还得多少年才可医治和恢复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呢?
构建数学模型进行推理计算如下:
将不完全统计的人口损失和物质损失进行求和, 然后假定以1949年国民收入为参照标准, 每年国民经济增长10%, 那么要完全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战争破坏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可计算出至少所需要的时间:
损失总和等于人口损失2772亿加上物质损失3666亿元, 为6438亿元。所需时间为59.2年。
也就是说, 要完全医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创伤, 并恢复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 要求每年以10%的高速度进行经济社会建设, 实现经济增长, 逐步走出战争的阴影, 至少需要近60年时间。
2010年, 全世界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站在新世纪的今天, 有太多太多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铭记, 也有很多的现象值得我们警惕。至少要60年才能医治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创伤, 中国人民的肩膀格外的沉重, 脚步也格外的艰难。
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奋发图强, 励精图治, 和舟共济,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 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也做出了重大牺牲, 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发展损失。
关键词：中国,抗日战争,经济发展,损失
抗日战争 篇2
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我军将领（李家钰牺牲得晚于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人们对张自忠悲剧经历的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却曾被误认为汉奸而人人喊打，简直是奇耻大辱。最后张自忠为这件耻辱主动选择了牺牲，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其做法不禁使我联想起曾热播过的《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之死）。真正是悲剧英雄。
李宗仁：第二名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有点类似中共抗日名将第二名的*，先打出里程碑的一战，然后销声匿迹。台儿庄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台儿庄战役后，李虽然又参加了武汉、随枣、豫南等会战，但没出什么彩。后来，干脆被蒋介石高吊了起来，和冯玉祥、李济深等一样，位高权轻。不过，只凭台儿庄一战，李宗仁也可以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杜聿明：第三名将。第5军军长。
杜聿明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薛岳万家岭战役面对的则是一个二流师团）。42年杜聿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出征缅甸，虽然戴安澜在东瓜获胜，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大败日军，但最终远征军还是失败了。对于这段历史，众说纷纭，功过是非很难说清，因为有些战略决策不经过亲自实践，很难判断对错。个人感觉，现在网上对杜聿明有些神化。
孙立人：第四名将。新1军军长。
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他的得票排在第四我想也缘于此。不过，我并不认为英国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更值钱。我欣赏孙立人的是他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此举大快人心。孙立人排名略显靠前。
薛岳：第五名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不过，薛岳虽军事上成就显着，但治理湖南却颇遭物议，为了谋取暴利，他把湖南大米走私广东，结果使湖南百姓在丰收之年饿死无数，百姓编民谣骂他。
卫立煌：第六名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卫立煌排第六基本上是合适的。抗战时他指挥的最着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败而败的战役。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信任。
傅作义：第七名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傅作义，国军在北方最着名的抗日将领。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和蒙奸德王的伪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40年，傅作义又歼灭日军和王英的伪军数千人，收复五原城，取得了五原大捷，这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在平型关战斗后的总结中曾表示了对晋绥军的不屑，晋绥军的战斗力也的确一般，但傅作义显然是晋绥军中的一个异数。
戴安澜：第八名将。第5军200师长。
戴安澜，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着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又率200师收复棠吉。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戴安澜与杜聿明的关系颇似张灵甫与王耀武的关系，两位长官的结局相同，两位同为抗日名将的下属结局却大相径庭，令人感慨不已。
张灵甫：第九名将。第74军58师长。
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解放战争时被我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这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八年间，他跟随王耀武，几乎年年对日作战，战功赫赫。尤其是在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投票之初，张灵甫曾排在第四位，现在掉到第九，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合适的。
王耀武：第十名将。第74军长。
抗日战争大事记 篇3
2.1932年1月28日，日军制造事端，中国军民死伤1.6万余人。
3.1932年3月，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
4.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拼凑“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使冀东22个县沦为日本殖民地。
5.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6.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夜间演习，借口一军人“失踪”，要求入宛平城搜查，中国驻军严辞拒绝。日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7.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
8.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全军3万人，相继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9.1937年9月11日，太原会战展开，11月8日太原沦陷。
10.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全歼日军第五师团一个大队和后勤人员约1000人。
11.1937年10月12日，国共两党同意将湘、鄂、赣、闽、粤、豫、浙、皖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全军1.03万人。
12.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夜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摧毁日军飞机24架，歼敌百余。
13.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14.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开始。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在六周内屠杀中国军民30万人。
15.1938年2月3日，徐州会战开始。4月7日起，中囯军队在山东台儿庄激战8昼夜，歼日军板垣、矶谷两精锐师团主力3万余人。5月19日，日军侵占徐州，6月侵占开封，导致黄河花园口决堤放水，使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数十万人被淹死，140万人无家可归。
16.1938年6月12日，武汉会战开始。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此战歼日军近4万人。
17.1939年7月，日军集中14万兵力对八路军晋东南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个月的九路围攻，中国民众伤亡15万人。日军还决堤淹没1万多个村庄，使300万人沦为灾民。
18.1939年10月6日，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歼日军4万余人。
19.1939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冬季扫荡，边区军民奋起反击，毙伤日军4000余人，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
20.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
21.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同时出动105个团40万兵力，20万民兵，向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华北敌占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至12月5日结束，毙伤日伪军25790人，俘日军281人，俘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0公里。
22.1940年5月，日军对重庆进行20多天的轰炸，半个山城被炸毁，人员死伤无数。
23.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皖南北移部队，遭国民党第三战区7个师8万余人包围进攻，除2000人突出重围外，其余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
24.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25.1941年6月，日军飞机夜袭重庆，在校场口防空洞内躲避轰炸的居民窒息死亡1万余人，伤2万人。
26.1941年8月，日军集中10万以上兵力，对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烧毁民房15万余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屠杀群众2万余人。
27.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28.1942年3月7日，中国远征军第二○○师戴安澜部到达缅甸同古，协同英军作战。
29.1942年3月10日，陈纳德将军之“飞虎队”改编为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
30.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签署《开罗宣言》。
31.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32.1945年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
33.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于9日发起对日军的进攻。
34.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等国发出投降照会；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
35.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
36.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向同盟国投降书。
37.1945年9月9日，日本中國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
（责任编辑 徐君华）
抗日战争 篇4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的东北战场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这片战场上战斗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树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
一、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日战争中一面光辉旗帜
(一) 东北抗日联军对日斗争持续时间最长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 奋起抗战。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给日本法西斯以严重打击。
东北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早开辟的反法西斯战场, 东北抗日联军在此的对日作战时间也是最长。“九·一八”事变以后, 东北抗日联军及抗日救国会的活动, 遍及了东北大地, 在山林、城市、乡村、监狱, 甚至苦工营中。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踪迹, 在14年的抗日斗争中, 他们的游击战争、地下活动从未停过。虽然敌人残酷地进攻、讨伐、检举、拷打、血洗、屠杀, 然而他们始终率领东北苦难的同胞, 前仆后继坚持英勇抗争。翻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 美英对日作战不到4年, 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不到4年时间。全国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的8年抗战, 而东北则始于1931年“九·一八”的14年抗战。
(二) 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日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期间, 东北抗日战场与关内抗日战场略有不同。关内战场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组成, 正面战场主要由国民政府支撑, 敌后战场则主要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承担。东北战场, 开始主要由东北军余部为基干力量的义勇军抗击日军, 义勇军沉寂后, 东北战场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担负起与强敌苦斗的重任。东北抗日联军的形成和发展, 先后经历了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三个阶段。
东北地区率先武装抗日的东北义勇军, 由于缺枪少弹, 得不到支援, 而且没有规模的训练, 使得抗日义勇军在日本重兵的围剿下损失惨重, 在短短的1年之内便归于沉寂。
1932年,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方针, 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党员干部到农村发动群众,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 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创建了16支反日游击队, 开启了党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历史。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无论从组织性、纪律性以及抗日意志均与其他抗日力量有明显差异, 逐渐成为了活动在东北武装抗日战场的重要力量。
1933年5月,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关于组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以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为骨干, 联合抗日义勇军余部和反日山林队, 相继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7个军共6 000余人。在日伪军不断强化殖民统治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东北人民革命军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的客观要求。东北人民革命军内部坚持人民军队的宗旨, 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对外采取联合作战、成立联合指挥部、临时配合作战、直接加入人民抗日武装序列等四种形式, 联合多种武装抗日力量共同抗日, 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核心, 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形势的发展。
1934年, 中共中央随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后, 与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系中断。从1935年开始, 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国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5月11日, 中共吉东特委在致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问题, 指出:“我们主张组织东北抗日联军, 主张以现在第一、第二、三、四、五军为骨干联合其他义勇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等共同组织。主张取消原有各种各色的名义, 而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有三个条件:1.抗日反‘满’收回东北失地保护中华祖国。2.没收日本及走狗财产。3.联合群众抗日救中国。若不执行这三个条件, 可撤军长职务并解除部队武装。”8月1日, 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简称“八·一”宣言) , 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1936年2月, 中共中央根据“八·一”宣言指示, 向东北党组织先后下达《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 要求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随即, 在1936年7月至1937年10月间, 东北的抗日力量相继组成了11个军, 总人数3万余人, 战斗在北满、南满、吉东各地。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 东北抗日联军各军按照其活动区域, 先后组成3个路军, 分别归三省省委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在辽、吉、黑广阔的原野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消灭了大批日伪军的有生力量, 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据不完全统计, 14年内被东北抗日联军击毙的日军官兵达182 700余人。从1937年日本用于中国战场作战的总兵力的50万, 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总兵力的210万中, 有近40%的兵力用于牵制中国东北。
东北抗日联军由此成为东北抗日的中流砥柱, 在全民族抗战形势的鼓舞下, 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群众再次掀起了抗日救国斗争新高潮。
(三) 东北抗日联军促进了民族觉醒, 给东北人民带来胜利的新曙光
在日伪残酷的统治与讨伐之下, 东北抗日联军像一座灯塔, 在东北人民最艰难无望的时刻, 指明了斗争方向, 坚定了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冬季, 东北抗日联军将士长期行走在雪深没膝的山林, 昼夜则坐卧于深雪之中, 天寒地冻, 冷彻筋骨, 时常因穿不上冬装而被冻得断指裂肤, 因严寒和饥饿, 死伤的东北抗日联军人员不计其数。夏季则穿行在人员罕至的丛林沼泽中, 栖居在潮湿的土地上, 忍受着雨淋日晒, 蚊虫叮噬。有时为了生存的粮食、服装, 不得不用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 东北抗日联军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苦斗周旋, 给抗日民众带去了胜利的希望和曙光。
二、东北抗日联军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形成的关键
(一) 战斗在一线的抗日军民深刻感受到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2年, 共产国际会议上对东北又明确指出:“开展游击活动, 在满洲建立农民委员会, 组建人民政权的选举”。
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影响下, 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号召, 尚留在各地的东北军队余部中许多都改编为抗日自卫军、义勇军, 抗击日军侵略, 甚至绿林队也参与对日伪军作战之中。这些均为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然而东北地区武装抗日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1932年6月, 上海临时中央召开了“北方会议”, 不顾东北被日本占据的事实, 要求东北在开展抗日斗争的同时, 同关内一样实行土地革命、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据当时传达北方会议的李实回忆, 与会者已感受到北方会议精神已不符合东北地区的社会形势。
战斗在一线的东北抗日军民深切感受到中日矛盾已成为当前东北社会的主要矛盾。据中共南满 (磐石) 中心县委《关于县委工作成绩和错误及今后工作的具体任务》决议指出:“过去磐石党的路线是创建苏维埃和红军, 没收一切地主土地, 在玻璃河套首先建立苏区的总策略之下, 中心组织区域的群众动摇或逃跑, 根本取消反日会, 仅仅组织农协, 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失掉了广大的反日群众。红军游击队认为小帮胡子为反革命组织而解除他们的武装, 使抗日军害怕不敢接近我们, 而跑到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怀里, 游击队孤军作战, 结果出现地方活动分子工作不了的现象。”战斗在一线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人员认识到要取得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 就必须团结反日义勇军、山林队, 建立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东北地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 更为其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 “一·二六”指示信与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1933年1月26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满洲省委《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简称“一·二六”指示信) 。“一·二六”指示信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据共产国际执委第12次全会关于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伪满洲国, 扩大群众游击运动, 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精神, 在听取部分参加过东北反日斗争同志工作汇报的基础上, 写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一封指示信。该指示信是继1933年1月17日, 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 愿在三个条件下, 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之后, 直接涉及反日斗争策略的又一封重要指示信。指示信分析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的政治形势, 阐述了东北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提出了党在东北的战斗任务和策略, 提出了我党在东北现在发展的总策略方针。同时改变了“北方会议”确定的在东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 根据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方针, 提出了要建立反帝民众选举出来的政权, 由最好的游击队构成民众革命军。
“一·二六”指示信正确地估计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 并分析了东北各类抗日义勇军的性质和前途。第一次提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的初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并要求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上的领导权”。正如当时的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李实在后来指出的:“这个指示信为我们指出了新的奋斗目标, 较之‘北方会议’的决议, 显然是比较合乎东北的实际情况, 给我们工作的转变以必要的依据, 也给东北党同志以兴奋。”东北基层党组织在“一·二六”指示信的指示下, 为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行动, 相继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等7个军, 同时还成立了地区性的“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等反日统一战线组织。由此, 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三) “八·一”宣言与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935年6月3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 (简称“六·三”指示信) , 号召扩大东北游击战争, 建立联合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36年2月, 中共中央根据“八·一”宣言指示, 发表《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 要求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从2月至次年11月间, 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制成11个军, 东北抗日救国会此时也不断发展、壮大。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标志着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要形式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首先, 东北抗日联军是以军队的统一战线为重要形式组建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次, 东北抗日联军是一只具有国际反法西斯武装性质的部队。再次, 东北抗日联军通过团结改造义勇军, 组建联合指挥机构, 联合作战等方式, 发挥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也正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北地区抗日斗争中延伸、拓展和实践的关键所在。
三、东北抗日联军是灵活运用游击战的最早践行者
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建立后, 以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依托, 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东北抗日联军各部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总结出一套以劣势装备与强敌作战、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术, 常常运用伏击战、袭击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与敌人顽强战斗, 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极大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杨靖宇是运用游击战术的杰出将领, 在对敌游击斗争中先后摸索出半路伏击战、远途奔袭战、化装袭击战以及内外夹击和诱敌深入等灵活的游击战方式, 其中“蚊子沟战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938年6月, 在杨靖宇的领导下, 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伏击了前来辑安讨伐的伪军旅长索景清所率部队。按照计划, 为了诱敌出现, 先由魏拯民率领第二军教导团攻打蚊子沟围子, 后由杨靖宇率主力部队在蚊子沟西南设兵埋伏。通过两个夜晚战斗, 我军仅用一支小部队就消灭了百余名敌军, 缴获大量战略设备和物资。
东北抗日联军游击战的灵活战术不仅局限于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 还在于要在战斗前根据全面分析采取合理的策略, 其中由周保中领导的依兰围城打援战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1937年3月, 为粉碎敌人攻占方正、依兰等地的图谋, 以周保中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率先分析了日军的作战形势, 认为日军经过在此地长时间的讨伐后出现了松懈, 并且仅有的一支骑兵联队已撤往佳木斯地区, 步兵大队处于犹豫之中, 经过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全面研究战争策略, 认为敌退我进的时机已经来临。在周保中下达作战任务后, 一部分东北抗日联军兵力向依兰东南团山子倭肯河东方面佯攻, 另一部分利用地形伏击增援的敌人, 并最终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有践行者, 而且还有抗日将领对游击战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1937年, 赵尚志著文《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提出了十种游击战术:运动战与阵地战、外线战与内线战、进攻战与防守战、歼灭战与消耗战、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避实就虚,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迂回袭击、小包围和大包围、诱敌, 毁敌, 间敌, 疲敌, 惑敌, 行踪飘忽, 出没无常。并说不打硬, 不攻坚;无胜利把握不作战为铁则。他总结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丰富了人民军队对敌斗争的经验, 是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运用游击战术与敌人坚持长期斗争的法宝。1938年5月, 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部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在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游击战争中要保存实力, 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方针, 并提出要根据战争的不同状况, 采用多变的诱击、伏击、突击、破袭等策略, 争取以最少的兵力战胜日军。
东北抗日联军游击战争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为取得东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而且为我军游击战争的战术战略体系构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东北抗日联军是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开展联合作战的有生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 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而且为二战的最后反攻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 东北抗日联军广泛开展对日斗争, 阻碍日军“北进”
日本帝国主义将进攻苏联视为其“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于1932年8月制定《1933年度对苏作战实施方案》, 计划发动总兵力30个师团中的25个师团对苏作战, 并将中国东北为其前沿基地。自1933年开始, 日军就不断增兵远东, 准备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但由于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全面打破了日本对苏联的战略构想与战略体系, 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 使得侵华日军直至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也没有实施对苏联的侵略计划, 对苏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一方面在东北抗日战场与日军顽强作战, 阻碍其北进苏联, 另一方面在战场上直接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 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起到战略掩护目的。1938年7月, 日本侵略者在中、朝、苏三国交界处的珲春敬信地区越境北上, 侵犯苏联, 制造军事争端。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后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 四处出击, 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 对日军入侵苏联的企图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之后于1939年5月至8月间, 日本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地区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行为, 东北抗日联军各部积极活动, 再一次打击敌军, 配合了苏军对日作战, 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
(二) 入苏整训, 配合苏联反法西斯斗争
1938年后, 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灭绝式搜剿, 东北抗日联军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积蓄部队实力, 准备继续与日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主力部队陆续进入苏联境内, 并整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也称“苏联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 。在苏整训的抗联教导旅, 一方面开展政治学习, 另一方面加紧军事训练, 为配合苏联红军反攻东北做准备。在此期间,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不断派出多支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侦查作战, 并保持与东北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1942年春至1945年8月期间, 派出的回国侦查情报的小部队人员达300人以上, 侦查过程摸清了日军在中苏边境的17个筑垒地域防御体系, 并对这些防御体系的位置、人员住所、火力配备、粮食储备、发电站等军事设施侦查的相当清楚。再由苏联最高统帅部绘制成详细地图, 以便反攻日本之用。1945年8月, 东北抗日联军承担进入东北一线作战向导和侦查任务, 配合苏军作战, 最终在中苏联合之下收复东北失地, 歼灭日本关东军, 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最后这一场“远东战役”的主战场在中国东北地区, 同时也包括了苏联红军解放朝鲜和对日本北部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 它的胜利也是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人民和军队相互支援、协同作战的重要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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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秀振.刘海涛.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J].理论探讨, 2001.6
[5] .赵俊卿.杨靖宇传[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6] .赵俊卿.周保中传[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抗日战争 篇5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识记：七七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抗战、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事实。
（2）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原因及过程；比较分析抗战初期两个战场的抗战；全面分析抗战胜利的原因，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3）运用：结合当前时事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思考战争给中日两国带来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
通过播放有关录象和历史图片，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置身于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中，去探究日军侵华和中国军民抗战这两方面的问题；通过提供材料让学生获取有效信息，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和论从史出的学习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学习本课历史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树立强国之志。
（2）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民族抗战”，以此培养和发扬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贡献。
二、学情分析
由于初中生对抗日战争史的学习比较充分，学生对抗日战争的主要史实比较熟悉，但是主要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高中教学要在引导学生回顾抗日战争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加强对抗日战争胜利原因和历史地位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理性思考。
三、教学方法：
本课采用“回顾—讨论—探究—反思”的互动教学模式，以史实为基础，以问题为载体，以情境为主线，以多媒体为辅助手段，以活动为实现方式，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经过全体课堂参与者的阅读、思考、讨论，使每个学习者都经历一个主动的获取知识、解决问题、完善情感、升华人格的自主学习过程。
四、重点、难点
重点：日军的滔天罪行、全民族的抗战、抗战胜利的原因和地位。难点：抗战胜利的原因和地位。
五、课时安排：1课时
六、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每周升国旗仪式必唱的国歌，源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日本侵略，民族危机严重）中华民族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抗日救亡）让我们共同走进那不堪回首的岁月，走进伟大的抗日战争。
本节课我们通过回顾历史、探究历史和感悟历史三个主题来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
一、回顾历史——血腥野蛮地侵略
1、侵华事变：
甲午战争后，日本并没有满足已经获得的侵略权益，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推行侵华战争，结合课本历史纵横思考：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相继进行了哪些侵华战争？说明了什么？对国共两党产生了什么影响？
提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华北事变等。
说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国共两党由对峙走向合作。
【思考】：“小”日本为何侵略“大”中国？
[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1）历史原因：从大陆政策到“国策基准”
（2）经济原因：自然条件的限制；摆脱经济危机。（3）外部原因：国际社会的绥靖之风和国共内战。
[知识窗口]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提出了实行大陆政策的北进和向太平洋扩张的南进同时并举的《国策基准》计划。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谋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向南洋，特别是向外南洋方面，谋求我国民族的经济利益„„” 那么
2、标志：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卢沟桥事变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开端。
（过渡）同学们，你们在初中已经学习过抗日战争史，请你们回顾：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以后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哪些滔天罪行呢？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的一些内容。
3、滔天罪行：
南京大屠杀：杀人比赛（向井和野田在进南京城前谁先杀100人，野田杀了105人，向井杀了106人），突出遇难者300000人。
潘家峪惨案
七三一细菌部队：看书中相关图片。
27万——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民众27万多人(日本学者认为，这是相当保守的数字，他们认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多于日军于1937年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人数；中国学者估计在30万以上)；
3000公斤——侵华日军“731部队”每年可以生产出3000公斤的纯细菌(每135克的纯细菌就可以使400平方公里之内的所有水源遭到污染，每年的生产量足以污染全中国的水源)；
3000人——侵华日军“731”部队用活人作试验人数(仅日方承认的)；
【讨论】同学们在看了这些图片之后一定深有感触，请用一句话表达你此时的心情（学生回答）。
那么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日本侵略者这么残忍，大家翻到76页上面的【学思之窗】，是什么使日本侵略者从人性变为反人类的兽性？
（武士道精神、灭亡中国，泯灭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
我们经常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我要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两国是一衣带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战败投降，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以最 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最没有人性的手段进行着大破坏、大屠杀，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神州在流血，中华在哭泣。偌大的中国乌云密布，哀鸿遍野。泱泱中华，面临亡种灭国的危机。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那个时代有血性的中国人，你该怎么做（学生回答）？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那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国共两党是如何做的：
我这里有一段材料，同学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信息：
材料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
材料二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庐山谈话（1937年7月17日）
大家从中得知国共两党当时的决策是？书上有，我们一起来看书74页下面最后一段：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探究历史——不屈不挠地抗争
1、探究一：我们说国共两党分别在正面和敌后进行抗战，那么如何看待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抗战？
材料一：正面战场：从1937年7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先后有70余名将军战死在沙场，其中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8名上将；吴克仁中将（67军军长）冯安邦中将（42军军长）等32名中将；邹绍孟少将（124师参谋长）王凤山少将（暂45师师长）等32名少将。
材料二：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同时，敌后抗日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伤亡60余万人，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
材料三： 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国民党正面战场：（1）抗战：卢沟桥抗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播放有关影象资料）；中国远征军远征缅甸。（2）评价：积极抗日，粉碎了日军速决战的计划；节节败退（片面抗战路线）。（先在课件上打出证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抗战的有关数据，让学生总结概括国民政府抗战的评价。最后打出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加深学生印象。）
共产党敌后战场：（全面抗战路线）建立敌后根据地；重大战役：平型关战役（抗战初期第一次胜利）、百团大战（主动出击的大规模战役）、回民支队的抗战。（课件展示有关中国共产党军队抗日的有关数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两大战场之间的关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2、探究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民族抗战（根本原因）；（2）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起了中流砥柱作用；（3）国民党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战；
（4）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和配合（苏联的援助、美国的原子弹）；（5）日本发动的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法西斯战争。
3、探究四：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材料一：在如何看待中国战场问题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如果中国屈服，„„那将是日军和纳粹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
材料二：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伤亡3500万人，死亡20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美国死亡40.5万人；英国死亡37.5万人。
[学生发言][教师总结]：
(1)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2)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心，为革命胜利奠定基础；(3)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4)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三、感悟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
60多年过去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罪恶的侵华战争到底给中日两国带来了什么？中日两国的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又如何？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不愿正视历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表现之一。你还知道哪些表现？（日本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等）
中国：2001年赵薇日本军旗装图片（我不懂这段历史）
【课堂感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从中得到哪些感悟？ 我们应该怎么做？
（历史不能忘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九、板书设计
第16课 抗日战争
一、回顾历史
日本侵华：（1）原因：（2）标志（3）罪行
二、探索历史
1、全民族的抗战：（1）两个战场（2）抗战胜利原因（3）抗战胜利的意义（地位）
三、感悟历史
十、练习巩固：
1、某校组织学生搜集有关百团大战的资料，他们应该去哪进行调查 A．华南 B．华中 C．华东 D．华北
2、中国人民能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最主要因素是
A．实行全民族抗战 B．战争的正义性 C．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 D．战略战术的正确
3、下面对全面抗战路线的理解，最正确的是
A．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全面抗战 B．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抗战 C．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全国抗战 D．在国际力量支持下的抗战
4、以下战役属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协同作战的是
A．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 B．中国远征军的远征缅甸 C．八路军开展的百团大战 D．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大捷
5、“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反侵略斗争屡败的局面”，对此理解错误的是
抗日战争期间的岭南 篇6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精选馆藏抗战文物，集中在本期《文物天地》介绍以飨读者。这些精品文物包括：援助守土抗日救济沪淞难民“努力救国”胸章（图二），1939年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募委员会赠“输财救国”章（图三），监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赠“抗日光荣复员证”铜章（图四），“抗战必胜”铜印盒（图五），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陆军第五军“十五师”证章（图六），1945年蒋介石颁给刘纪文的“勋章证书”及配套的“八载抗战胜利纪念”章（图七），等等。
从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岭南地区的人民在这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以及名留青史的抗日将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为了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实施侵华战略，日本开始制造各种精神麻醉剂，倡导所谓的“华与日同属黄种”“黄白种族必有战争”等思想论调，为其侵略行为寻找各种借口和理论依据。为了从精神上彻底消灭中国人的意志，日军在1938年和1941年分别占领岭南重要城市广州、香港之后，更是肆无忌惮地破坏和掠夺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私人藏书楼大量的文物文献，意图毁灭中华文明。
1938年10月21日，日军侵占岭南重镇——广州。沦陷前后的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难民潮，惊慌失措的广州市民纷纷涌人私立岭南大学康乐园校址、广州芳村白鹤洞的培英中学和真光中学等几处难民收容所。此外，还有许多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迁徙粤北、粤西地区等抗战大后方区域，以及香港、澳门，因而流离失所，沦为食不果腹的难民。
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中华民族全国上下不分畛域，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广东各地人民群众在大敌当前，热烈响应国家号召，倾囊认购救国公债，积极支援全国抗战。郭沫若、夏衍等文化人士于1938年元旦在广州复刊《救亡日报》，撰写评论和文艺作品，分析战局，报道战况，反映民众的抗日心声。而象牙塔中的热血青少年们面对日寇强袭，亦不甘示弱，以笔代戈，表达他们满腔的愤怒。广州培英中学的学生社团义社通过社刊《义声期刊》，发表抗日思想和言论，宣泄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努力探寻国家落后挨打的根源。岭南大学于1938年11月在香港复学，校中年轻的学子强忍着国恨家仇，通过《岭南周报》，发表抗日思想和言论，“滤愤怒于笔端，透热情于纸背”！
值得关注的是，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走出的各类人才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突出，为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2年初，粤军第一师将领蔡廷锴（云浮罗定人）、蒋光鼐（东莞虎门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在淞沪之役中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在广东士敏土厂务工且曾是孙中山警卫团第三营营长的张发奎（韶关始兴人）在抗战期间，经历第二次淞沪抗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担任第四、第九战区的军政要职，战功显赫。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海防司令的陈策（海南文昌人）于1937年9月与日军在虎门要塞激战，取得海战的胜利。1941年12月，香港即将沦陷之际，当时在港的陈策率领部下和英国军官，历尽艰险，成功突破日军的重重包围，得到英国盟军的高度赞赏。此外，大元帅府尚有不少抗日名人来自岭南地区，不一而足。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过了大半个世纪，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岭南地区的许多抗战历史文物被搬进了博物馆，供今人研究和展览。它们无声地诉说着岭南人民饱含血与泪的苦难历史，彰显了岭南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斗志以及捍卫国家的光荣历史，更让今天的每一个岭南人对和平倍感珍惜！只有谨记历史的教训，和平才有永续的希望。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篇7
1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1 中美全面合作抗日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对日宣战。随后, 中国亦向日、德、意发出宣战公告, 至此,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形成, 中美关系进入了全面合作抗日的阶段。1941年12月底, 英、美召开“阿卡迪亚会议”, 产生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在美国的帮助下, 中国作为“四大国” (美国、英国、苏联、中国) 之一, 第一次正式出现在联合国家之中。
1942年元旦, 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宋子文一起在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又在美国的支持下, 蒋介石被推举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同时, 美国开始全面援助中国, 并派遣各种顾问和代表团来华协助工作。这一时期美国的援助已超过苏联而占第一位, 出现了中美全面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
1943年9月16日, 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 将封锁共产党的军队撤除, 与其一起进攻日军, 并让蒋介石供给共产党军队一些武器。[1]11月, 开罗会议期间, 罗斯福劝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民主改革, 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2]
1944年初, 罗斯福采纳了戴维斯的建议, 先后两次亲自向蒋介石提出, 派美国军事观察员到延安去。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 6月, 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 促进国共合作, 并再次提出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 蒋介石被迫答应。7月下旬, 以鲍瑞德为组长的美国陆军观察组到达延安。美国舆论认为, 这是“美国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3]。虽然, 美国的举动, 由于蒋介石的反对, 未能产生应有的效力, 但它毕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实际, 有利于两国的抗战事业和中国的民主与进步。这一时期, 美国出于及结束战争之考虑, 开始改变以往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态度, 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援华措施, 从而使中美两国逐渐建立起互相支援、并肩抗日的盟友关系。在此期间, 美国还单纯地把扶蒋政策, 逐渐演变为企图把国共两党都抓到手的两面政策, 采取了促蒋联共抗日运动。
1.2 中美关系的逆转阶段
但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 美国对华政策又走上了背离中国现实的道路, 出现了逆转。以赫尔利为代表的人物, 开始逐渐推行了一条扶蒋反共的政策。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际, 国民党政府积极依靠美国, 以发展自己的实力, 坐待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并削弱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美国则已经开始安排战后世界的布局。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战场牵制尽可能多的日军, 以减轻太平洋战争的负担, 并称霸亚太, 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所以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 以拖住日本在华兵力。但是, 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使国民党统治区面临着各种危机, 美国政府感到担心。正如罗斯福对萨姆纳.韦尔斯所说, “他担心打败日本之后, 国共之间可能重新发生全面冲突……”[4]为此, 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前赴苏联和中国。
1944年6月下旬, 华莱士抵达重庆。他们在促进中苏对话和订立协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却在促进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成效。
1944年夏秋之际,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败全面暴露了其统治危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 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7月, 以鲍瑞德为首的美国观察组, 到延安地区进行考察。
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矛盾, 是援助中国联合抗日, 还是扶蒋反共?罗斯福的想法一度受史迪威等人的影响。
蒋介石于8月30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时, 说道华盛顿方面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大使有责任使华盛顿明了此事。他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 要求美国政府对共产党采取强硬态度, 要让共产党主动来与国民政府解决争执并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高思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 并提出了由中国各党派和团体代表组织国防会议, 以应付中国面临的严重的战争危机的建议。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同意高思的意见, 要高思向蒋介石表示:总统与国务卿感到, 高思对于联合委员会的建议, 应予以慎重考虑。对此意见蒋介石很不满意, 置之不理。这时, 高思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对蒋介石是否会采取必要步骤来实现联合委员会表示怀疑。9月, 史迪威在向美国参谋长和陆军部长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对于进行战争没有要做更进一步的努力的企图, 他无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与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他本身就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建议“要对蒋施行压力, 使他合作以完成中国统一, 要是证明出来, 蒋不能做到, 那么我们就支持中国那些可能有如此发展希望的分子, 这样我们就可能已有了许多收获”。此时, 史迪威等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944年9月初, 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的身份访华, 抵达重庆。他不仅向蒋介石表达了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且告诉了蒋介石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这就更加坚定了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想法, 他于9月中旬就公开表示不与史迪威合作, 要罗斯福另派一位指挥官。赫尔利上报罗斯福, 指责史迪威是错误的, 竟吹捧蒋介石是个“革命家”, 是率领陋劣的军队, 对日抗战7年之久的“领导人”;他以威吓的口吻, 说“总统如果支持史迪威将军, 则将失去蒋主席, 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从而他建议, 请另派能够与蒋主席齐心协力之年轻将领。
虽然罗斯福对蒋介石有所不满, 但是他还是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保持中国统一的人, 再加上美国政府内部的压力, 1944年10月, 作出了调回史迪威, 另派魏德迈到中国, 并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的决定。魏德迈上任后, 立即表示听命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从此, 赫尔利与蒋介石搭档, 在中共谈判中施展阴谋诡计, 妄图夺去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中国人民民主运动又遇到了美国新的干涉, 美国对华政策就完全转到扶蒋反共的错误轨道上了。
1945年2月19日赫尔利回国述职, 此间, 他在华盛顿四处活动, 鼓噪舆论, 最终, 使罗斯福完全接受了赫尔利的主张。4月2日, 在记者招待会上赫尔利发表谈话时, 污蔑共产党“是中国统一的障碍”, 同时指出“美国不同中共合作, 只同蒋介石合作”, 并且“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 即帮助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至此, 美国对华政策就完全转到扶蒋反共的错误轨道上去了。
2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2.1 取代日本控制中国
美国政策的变化是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出发点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国是在劣势下同日本进行战争的。美国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考虑, 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维持中国的作战能力, 使其有效地对日作战, 以便减少美国生命财产的损失, 尽早结束战争。为此, 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 援助中国抗日, 以至于作出了联共促蒋抗日之举。
但是,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 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在美国看来, 已远远不如过去那样重要。1943年11月,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已经从珍珠港事件遭到的损失中恢复过来, 到次年6月, 美国的海空力量已完全处于优势地位。经过越岛作战, 美军占领了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许多岛屿, 战争逐渐向日本本土的方向发展。在欧洲, 对德战争胜利在即。1944年10月17日, 斯大林与美国明确议定:苏联将在对德战争结束后三个月派遣六十个师参加对日作战。[5]苏联还答应, 一但苏联对日宣战, 美国就可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这样, 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巨大改观, 美国领导人便认为: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经不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只要仍然呆在对日作战就行。于是, 美国从其今后的全球战略角度考虑, 把对中国问题的注意力, 由军事方面逐渐转向政治方面。
美国从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考虑中国问题。就中国内部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 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日趋崩溃, 国共两党的矛盾势将酿成内战, 在这种战争中, 共产党将必然会取得胜利。[6]就国际上说, 美国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存在着苏联支持中共在东北或华北建立独立国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局面, 美国认为这对于它在战后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和在远东与苏联相抗衡来说, 都是无法接受的。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后果, 从战后远东乃至全球战略格局考虑, 美国决定支持蒋政权, 并在国共两党还没有爆发内战和苏联对日参战前, 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国共纷争。这样, 既可以避免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中民党垮台, 又可以避免苏联借参加对日作战之机介入国共纷争的可能性, 还可以避免因中国内部战争, 引起苏美对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同时, 这个变化也与美国国内政治气候有关。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前夕, 在美国统治阶级中滋长起一股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仇视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 战后他们的主要敌人将是共产主义, 因而他们反对战后再继续和共产党采取友好合作的政策。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恰好就代表了统治阶级中的这股反动思潮。
2.2 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
赫尔利出使中国之际, 正值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 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日益衰败, 形式上统治着中国, 实际上能产生影响的只有西南地区, 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的趋势, 正急剧地发生着变化, 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在中国已经开始, 但建立全国性的民主政权是人心所向。赫尔利及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 并没有认清这一点。来华仅一个多月, 赫尔利就断言:蒋介石是一个“革命家”, 失去蒋则“失去中国”。几个月以后他才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是一党专政的个人政府, 蒋介石反对联合政府, 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但他同时又认为, 蒋介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他正在为民主主义而努力”。他说, 据我所知, 再没有像蒋介石这样的富有领袖才能的中国人了。战后, 美国只有依靠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人物才能统一中国, 实现战后控制中国, 抑制苏联的计划。至于中共, 他认为“中共是不民主的, 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政”。他不承认中共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支持, 是中国最有生气, 最有前途的力量, 反而认为这是对中共“估计过高”, “夸大了事实”。[7]他说,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蒋介石“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 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8]。基于上述错误认识, 他认定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正确的, 而他的错误分析促使美国对华政策走上了错误的轨道。
2.3 苏联的支持
美国非常重视苏联对华的态度及政策。在出使中国之前, 赫尔利就先到莫斯科停留, 窥探其对中共的态度。苏外长莫洛托夫对他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不是共产党。苏联并不支持它;苏联不愿中国有纷争或者内战;苏联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支持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等等。[9]赫尔利一直把它当做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根据, 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其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产生影响。
雅尔塔协定被看成是“阴谋交易的进一步证据”。[10]1945年2月, 苏、美、英三国秘密订立了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这就实现了美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双重目的。军事上, 使苏联早已答应在打败德国后对日出兵的承诺, 通过协定规定下来, 这就使原来已经估计的在美军最后打败日本的战争中, 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得以大大的减轻。政治上, 通过协定苏联承担了保证把中国东北的主权只交给国民党政府, 只承认和支持国民党政府, 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义务, 这就阻止了苏联在对日参战时援助中共的可能性, 从而消除了可能危及国民党统治的外部因素, 和因中国问题引起美苏直接对抗的可能性。雅尔塔协定符合赫尔利的主张, 因此, 其扶蒋反共的主张很自然地得到罗斯福的支持。
美国从霸权主义出发, 最终走上了遏止苏联, 扶蒋反共控制中国的道路。中美关系出现了由援华抗日向扶蒋反共, 独霸中国的逆转。由于美帝国主义一心想当战后远东霸主, 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又错误的分析了形势, 和一个反动的政权结合在一起, 而与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为敌, 变成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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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一辑) [J].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教会学校概述 篇8
一、抗日战期间教会学校的状况
在上海地区,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先后搬到了南京路的租界继续办学,并两校合用图书馆和实验室。东吴大学的校园在1937年11月初被日本人占领,学校不得不迁移,期间大多数师生也到上海租界内寻求避难并继续办学。 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经过多次搬迁后, 也于1938年2月迁到上海租界, 该院在抗日战争中又恢复了原名之江大学。 在抗日战争这个艰难特殊的时代,在上海租界的这四所大学作为一个联合基督教学校共同协作坚持办学,并共同使用所能得到的教学设备, 期间联合学校的总部就设在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 由于当时公立大学未能恢复, 报考教会大学的学生激增,到1941年,这四所大学的在学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租界,联合学校被迫放弃其教学,又开始了动荡不定的迁移。 圣约翰大学是所有教会学校中受损失最小的学校,该校于1940年9月迁回到原校址,由于相对稳定的环境,1942年该校在学人数达到2200人, 成为日军占领区内唯一能正常开办的基督教大学。沪江大学除了把一部分的教学工作留在上海外,为了避免汉奸学校的名称,又于1943年在重庆开办了商学院。 东吴大学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分成若干部分继续生存,其文理学院留在上海办学,1942年春,部分师生与之江大学合并在福建北部邵武一带办学, 还有部分师生则迁到广东与岭南大学联合办学。 1942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又在重庆开办了分校,其生物服务中心则分为上海和重庆两部分。 之江大学移到了福建邵武,其工程学院则搬到贵阳办学。到1944年底,之江大学在外地的教学工作全都被迫关闭,学生只好转到其他学校学习。
1937年底,由于日本兵攻陷,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得不仓促撤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建议低年级学生转到其他教会学校学习,少部分学生转到上海,大部分师生则经香港、汉口、重庆到达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的校园则变成了难民营,数万名妇女在那里寻求避难,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金陵大学也疏散了部分师生去上海,大部分师生则经过长途跋涉于1938年春到达成都。 金陵大学的文学院和农学院设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内,理学院则留在了重庆,留在南京的员工无法从事教学工作,在1941年前一直在从事难民救济工作。
在成都寻求避难的第三所教会大学是齐鲁大学。齐鲁大学的医学院率先迁到了成都,1938年至1941年齐鲁大学曾试图在济南重新开学,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学校不得不全部搬到华西。
日军占领华北后,北京的燕京大学由于其英、美背景,没有受到日军太大的干扰。 1937年秋,由于战乱,学生人数还是下降了许多, 当时只有300多人,然而由于其他公立大学的撤离,报考燕京的人数增加很快,到1941年时,在校人数达到了1150人。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燕京校园,一些英、美籍教师被关进集中营,司徒雷登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燕京的校友决定在后方重新办学,成都被选为新的校址。由于没有经费和时间建新的校舍, 学校临时租用一些房屋,师生们则三两组合经过长途跋涉穿过日军封锁线来到成都。 1942年10月燕京大学在成都重新开学,共有学生250名,其中150名来自北京。
随着教会大学的到来,成都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后方三大教育中心之一。另外两个中心,一个是重庆,因南京中央大学迁到了那里,另一个为昆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那里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由五所教会大学组成的成都中心,是这三个中心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 五所大学还建立了联席校长会议和联席院长会议,在教学、行政上多方位合作,许多课程都是向所有学生开放。但局限于当时的条件,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学水平比战前和战后都要低。
1938年日军逼近广东时,岭南大学被迫撤往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继续办学。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岭南大学又迁回广东内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1938年5月撤退到南屏,福建协和大学则退到邵武。福建协和大学在邵武期间, 其农业科研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农学院的发展最终使该校达到了政府立案的大学水平。华中大学也从1938年夏开始转移,由于成都已有五家教会大学,华中大学先是选择桂林为新校址,一学期后,桂林也变得不够安全,学校又往昆明转移。 之后由于昆明也变得十分拥挤,华中大学最后撤到了昆明以西大理附近的一个地方。 在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也于1938年10月撤退,先撤到贵阳,1944年该校又迁到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为4000人左右,若加上教会中学,学生总人数约为15万人。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教会大学人数还是维持在战前的约8000人左右。从总体上看,日本侵华战争使在华教会学校损失不浅。
二、抗战结束后教会学校的恢复
由于日军在侵华期间的大肆破坏,大部分教会学校都遭受到严重损毁,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被抢劫一空,学校的建筑或是毁为废墟,或是千疮百孔。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教会学校除了剩下空空如也、遭到严重损害的数座建筑物外,一无所有,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很长时间是在恢复元气。
同其他学校相比,上海地区的四所教会大学面对迁回原址的困难是最小的,距离上海最远的杭州,也只有100多英里。圣约翰大学是唯一在敌后维持在自己校园中教学的基督教大学,故没有迁回的问题。 这一时期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于1947年完成了向中国政府的立案,该校也是最后一所向政府立案的基督教高等院校。1948年至1949年圣约翰大学在校人数达到1300人。沪江大学于1945年10月在租界内重新开学,1946年4月才迁回到原校址。 东吴大学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在上海开学,而在苏州的校园直到年底才恢复,但在上海的部分一直未能迁回苏州。东吴大学分成上海、 苏州两部分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之江大学于1946年秋在杭州和上海两地同时开学,杭州校园主要为低年级学生,上海校园则为高年级学生,在学人数达到近900人。 1946年6月之江大学正式被确认为大学,当时该校设有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工学院。
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由于远在成都,加上返迁的人太多,只好又在成都留了一年。 1946年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宝鸡、徐州,用了近三周的时间从成都返回了南京校园。 尽管有许多困难,该校在学人数1947年时达到332人。 金陵大学也于1946年春返回南京, 经过3年的时间,其学术科目不仅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并且还有了一些发展,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大多数中外教员都留了下来。
由于迁移的困难,齐鲁大学在成都一直留到1947年夏。回到济南的校园后,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又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由于内战的爆发,齐鲁大学的医学院不得不迁到了福州,文理学院则搬到了杭州。 随着杭州和福州的解放,齐鲁大学在这两地的教学工作也最终结束。 燕京大学的校园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战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修复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 1945年10月部分在北京的师生重开了燕京大学。 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则因运输困难,继续留在那里。 1945年至1946学年,燕京大学在北京和成都两个中心同时进行教学工作。 在成都的师生回到北京后,1947年至1948学年在学学生人数达到了941名。 1948年底,北京和平解放时,大部分师生都留了下来。
福建协和大学于1945年秋迁回了福州的校园,经过整修后到1946年5月才正式开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则于1946年3月全部搬回福州。 尽管经济上的困难,1946年至1947学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在校学生人数达到228人,1948至1949年度在学人数更超过300人。 而福建协和大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发展却比较迟缓。
岭南大学在日本投降后,立即返回了广州的校园,并于1945年10月开学 ,入学人数很快超过战前水平 ,1945年至1946学年在学人数为近800名, 第二年则超过1000人,1949年9月达到1200人。华中大学于1946年春开始从云南搬回武汉,同时学校又买了一些地,扩大了拥挤的校园,入学人数也不断上升,到1948年秋,在学人数已达600人。
在大后方唯一没有迁移的学校是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在其他教会大学搬走后,立即制订扩建计划,这一时期,该校扩建了美术系,新建了护理教育系,到1948年春在学人数达到1770人。
总之,在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各教会学校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恢复工作,有的学校还有所发展。 但由于当时内战,经济衰弱、通货膨胀,教会学校很难有较大的发展。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各类学校都遭到了严重的损毁,教会学校也未能幸免,为了生存以求发展,这些学校纷纷选择迁移,本文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对抗战期间及战后在华教会学校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描述。
抗日战争 篇9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 地形复杂, 交通闭塞, 历代政府对贵州的开发甚少。战前的贵州, 经济基本上属于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工业、交通业十分落后, 市场狭小, 吞吐力弱。清末民初, 近代工业开始起步, 在军阀混战的条件下, 得到初步发展。此时, 各企业注重对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学习, 虽然规模不大, 但发展较为迅速。以印刷业、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相对具有较大规模。重工业方面, 出现了雇佣工人在百人甚至千人以上稍具规模的矿区。但这些厂矿基本上依靠人力进行生产, 产量不高, 效率很低, 无法与轻工业的欣欣向荣景象相比。
二、抗战爆发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为保存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 必须发展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经济, 贵州便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西移, 作为陪都屏障和抗战后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加上充足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的支持, 贵州工矿业蓬勃发展, 初步形成了近代工业体系。
1. 农业
抗战时期, 农业有了较大发展, 主要表现为:粮食产量有所提高。特别是小麦播种面积、总产量、平均产量均有大幅度增长, 其客观原因是外省人口大量流入, 改变了贵州原有的饮食习惯, 吃面食的人逐渐增多, 小麦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烤烟种植业获得飞速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 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 也是战争补给的需要。
2. 工矿业
抗战期间, 迁入的企业主要是兵工企业和民营企业。迁入的兵工厂有:第41、42兵工厂等。民营工矿企业有:机器、卷烟、石化、橡胶工业等行业。内迁工厂规模较大, 技术力量强, 设备较先进, 管理严格, 生产经营均有定制, 这些为兴办工矿业提供了示范和借鉴。其技术力量也成为当时工业建设骨干技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企业迁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工业资金大幅度增长。工厂企业的迁入, 实际是一种资金的转移过程。它一部分为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原材料、技术投入的转移;另一部分则是流动资金的转移。据统计, 所有内迁工厂转移到内地的资金远远超过8400万元。这一巨额的资金中有一部分转移到贵州,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 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是除军事开支以外国家投资的重点。同时, 国民政府还通过直接投资或国家贷款等形式来带动企业的发展。
3. 交通运输业
抗战时期, 交通运输以公路为主, 公路运输获得较快发展。1938年西南公路运输局统一接管桂黔、湘黔、川黔、滇黔四条公路后, 陆续进行了一系列修理、改善工作, 使路况保养和管理都得到了较大改善。据统计, 1937—1945年, 全省修建公路共2315.44公里[1]。至此, 全省公路总长度比战前增加了1倍以上, 并且与邻近各省均有干线连接。同时, 水运、铁路运输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使得航运总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适应了军用物资的输送以及地方发展的需要,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4. 商业
抗战爆发后, 政治经济中心西移, 城镇人口和军需民用物品的增加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当时内迁的不少商店是久负盛名的老字号, 这些商业企业对推动本地企业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外来企业在经营内容、经销方式等方面给商业带来新气象。战时商业发展还表现为商业行业的增多, 包括电影、图书、五金、工业材料等行业;省内外贸易量不断增长, 输入的物资主要为纱、布、盐等生活用品, 输出的物资主要为农副产品;商业企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 出现了跨地区联合经营的公司;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 集贸市场日益成为连接城乡, 工农业产品交换的重要中间环节。
三、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
1. 沿海企业内迁, 带动大部分资金、技术、人才纷纷流向贵州
抗战时期迁入的工厂, 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 都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迁入的企业既有军事国防工业也有民用工业, 既有传统工业也有新兴工业, 进一步完善了贵州企业的产业结构。各企业的技术骨干跟随企业一起迁入, 这些专业人员的到来,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各大高校的迁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 他们为贵州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 注入了新的血液。大批资金的注入, 技术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各行业各种人才的到来, 配上原有的丰富资源, 为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这些, 是抗战期间贵州经济飞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2. 作为战时后方, 环境相对稳定
由于国统区纷纷沦陷, 大量人口迁入相对稳定的贵州。人口的激增使市场需求急剧扩大, 市场的消费需求大量增加, 刺激了战时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 供求承受巨大的压力, 造成市场紧张、物价上涨, 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繁荣。同时, 战争补给需求增加, 军事订货的大幅度递增, 极大地带动了军需工业的发展。战时交通状况的改善, 加强了省内外之间的联系, 使贵州经济不仅辐射到西南各省, 还延伸到边缘地区, 同时还与国际交通线相连, 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抗战期间,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国际交通的困难, 贵州所处的西南地区在经济上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环境, 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
3. 政府政策的支持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于1938年拟定了西南、西北经济建设计划, 先西南后西北, 明确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规定新的工业基地为:四川、云南、贵州、湘西。国民政府的支持, 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除了对原有的民营工矿业采取鼓励、资助政策外, 还动员和鼓励沿海企业内迁。同时对各行业进行大量投资, 提供贷款。政府提出了人力与物力同时开发, 平衡发展的方针, 在利用丰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 十分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
当然, 战时经济的繁荣也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艰苦劳动。他们在战火纷争中, 克服重重困难, 努力工作, 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抗日战争结束后的贵州经济
工业方面:抗战胜利后, 工业由于受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 加之部分内迁企业回迁, 因而很快就陷入停滞甚至出现衰退。1944年是工业经济由发展向后退的转折点, 其原因是这年日本侵略军由广西进入贵州, 国民党当局溃退使许多工厂不得不再次搬迁或歇业。交通运输业方面:由于抗战胜利, 在贵州的中央系统以及外省车辆纷纷返回原来的省市, 公路交通业务急剧下滑, 同时公路的养护状况也是每况愈下, 省道养护机构几乎全部裁撤, 道路长期失修。商业方面:战后商业贸易逐步萧条, 工商户数减少。进入商品市场的物品, 绝大多数都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没有了战时那种门类繁多、种类齐全的景象。由于交通状况的不景气, 省内外物资交流明显减少。战后的通货膨胀更使得商业贸易活动偏离了正常的运作轨迹, 迅速从萧条陷入了难以维持的混乱状态。
总的来说, 抗战时期贵州经济的发展, 是借助外来力量不是依靠自身力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缺乏深刻的内部基础。它是抗战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 具有突发性、脆弱性、短暂性等特点, 鲜明地打上了“战时经济”的烙印。同时, 抗战期间修建的各种交通设施已成事实, 为以后的交通运输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兴建起来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在以后长期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企业从迁入到迁出这几年, 为贵州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它们陆续返回原处, 但留下的基本框架仍在, 之后的工业经济便是在这些框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抗战时期贵州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一个国家、地区还是企业要发展, 都离不开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持, 资金是前提, 技术是保障, 而人才则是关键。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 沿海企业内迁沿海企业纷纷迁入贵州, 给贵州民族经济带来了发展契机。刚刚起步的民族工业由于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注入, 得到了较快发展, 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政府政策的支持、交通运输的改善、抗战补给的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 这些都是这个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同时应该看到, 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深深打上了“战时经济”的烙印, 抗战结束后各企业陆续返回原地, 贵州经济又出现了大幅度滑坡。
关键词：抗日战争,贵州,民族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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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器工业 篇10
一、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创立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南北方各根据地都有大小不等的兵工厂、所。其中闽浙赣地区比较典型。闽浙赣省、县级苏维埃政府内都设有地雷部。除了生产地雷、手榴弹外, 这些兵工厂还产少量迫击炮弹, 修理枪械, 同时还能复装子弹[1]173。中央苏区的兵工厂发展迅速, 到抗战爆发前夕, 工人已由最初的百余人发展到五六百人之多。
为了解决武器装备供应困难的问题, 早在1937年10月21日, 毛泽东在关于设兵工厂制造枪炮问题致周恩来、朱德、彭雪枫电中就曾指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 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 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予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工作人员, 准备在延长设兵工厂造枪。”[4]181938年10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 在关于“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部分中强调要“提高军事技术, 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 准备反攻实力”[2]751。为此, 1939年6月, 八路军后勤部在裹坦县上河村设立了负责军工生产的第六科, 科长为曾任八路军总部通信科科长的刘鹏, 统一领导原归属各师分管的各军工修械所。
同时又以太行军区的军工厂、所为基础, 汇集太岳、冀南、冀鲁豫的一部分军工人才, 在山西榆社县韩庄建立总部修械所, 主要生产步枪。对外称“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此外, 还在总部建立了铁工厂, 主要生产手榴弹。不久, 八路军后勤部又将第六科扩大为军工部, 部长仍为刘鹏, 驻地由裹坦县上河村迁往黎城县赤峪村。对外则称“武昌部”[3]104。1940年4月, 又任命曾任赣东北红军兵工厂政治委员的刘鼎为八路军后勤部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原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事实上, 在抗日战争初期, 晋冀鲁豫地区的兵工厂、所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已有的七座兵工厂中, 四座叫所, 即一所、二所、三所和四所, 均为步枪制造所。三座叫厂, 即柳沟铁厂、下赤峪复装弹厂、实验厂。共有职工2566人, 一所是闻名遐迩的黄崖洞兵工厂, 因位于水窑山中, 也称水窑兵工厂。”[1]70
相比于八路军而言, 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发展则更为困难和曲折, 统一的军工部门的存续时间只有半年左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也相继撤离根据地北上抗日, 仅留下少量部队坚持游击战, 这使得原本已有一定规模的兵工事业受到了重大挫折。而新四军从1937年10月接到改编命令, 到次年1、2月完成改编, 4月10日刚集中完毕即奉命开赴战场, 正如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当年所说:“我们军队改编、开进、作战中间没有停过。由于一年来没有相当时期的整理, 就使我们不能从容的来进行建设工作。”[5]33同样, 这也使新四军很难在此期间恢复或新建一个比较齐备、完善的兵工系统。
皖南事变以后, 重建后的新四军部于1941年1月28日在苏北盐城成立, 陈毅任代军长。为了在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下坚持抗战, 新四军加强了对军工生产的领导, 在盐城成立了军工部, 部长韩振纪, 副部长孙象涵、吴思梦、程望[6]289。军工部下辖机械加工、手榴弹、子弹、铸造、零件、木工、修械等七个军工厂。在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城进行“清乡”时, 为了坚持生产、减少冗员, 新四军军部于8月决定撤销军工部, 并将各工厂收缩转移, 主要人员、设备则被充实到第1、第2、第3各师[7]436。
二、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管理
抗日根据地兵工厂成立时, 还是延续红军时期的管理方式, 工厂相当于连队, 下设班排的组织, 早出操、晚点名, 集中进行政治学习。生活待遇也与部队相同, 实行供给制, 外加一点津贴, 最高津贴每月9元, 学徒1.5元[1]82。这种管理制度和工资待遇很难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要完成大量的生产任务是难上加难。为了消除这种部队管理方法的弊端, 军工部于1940年5月发布了关于工人待遇的新规定:“穿着部分仍实行供给制;伙食和津贴部分发给货币工资, 每月最高40元, 最低18元, 形成半供给、半工资制。”[1]83到6月, 军工部又制定颁发了《军工部工厂规则》, 包括总则、作息时间、劳动纪律、待遇、特别守则、奖励与惩罚、时间等[1]82。这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的实施, 收效良好,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 总部军工部的生产,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进步。
三、根据地兵工人才的来源及培养
从事兵工生产, 人才是重中之重。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大都远离城市, 兵工厂厂址也都位于环境艰苦、生活恶劣的大山之中。各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成立之初就极度缺乏技术人才。一位《大美晚报》的记者对根据地的兵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后这样写道:“这个工厂建立至今仅一年左右, 工厂召集了大批的职工和技术工人, 但其中称得上熟练工人的不过八人而已。”[8]145在技术工人和干部的培养上, 所有的兵工厂在建立之初, 基本上都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很多工人和管理干部被派到工厂的时候, 完全不懂得如何从事兵工生产, “大批精明干练的人才就是这样‘逼上梁山’, 逼出来的”[1]1。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 对兵工生产的需求量迅速增多, 兵工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这就需要大批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
1939年2、3月份,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就兵工人才紧缺问题先后致电左权及毛泽东同志, 希望中央能多派些熟练工人支持兵工生产[4]156。为此, 左权于1940年9月发出了关于“建立培养军工干部学校”的指示, 军工部经过研究后, 认为目前直接建立学校的条件尚不成熟, 决定先在军工部下面成立干训队 (包括干训队和通讯队两部分) , 并抓紧为以后建立军工干部学校创造条件。干训队学员除来自抗大特科大队, 还有冀中军区抗大三团及冀中地方上选拔的学员, 共约100余人[1]79。1941年5月, 军工部在河北省涉县看后村成立了太行工业学校, 由时任军工部长的刘鼎兼任校长。由于该学校成立时正值抗战最艰难时期, 学员基本上是边打仗, 边学习。1943年9月20日, 因太行根据地财政困难和反蚕食斗争的需要, 八路军总部决定停办太行工业学校。该校在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 共培养了400多名中级工业管理和技术干部, 其中大部分被分到了太行山地区的黄崖洞兵工厂和延安兵工厂, 对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兵工生产和兵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军工生产技术的改造与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 我军的军工生产条件差、技术落后。但就是在这种既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又缺少成熟生产条件的情况下, 工人们利用最简陋的生产工具, 以顽强的钻研精神, 不断解决兵工生产上的技术难点, 保证了兵工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具体表现为:
第一, 改进炼铁技术。由不易切削方炉、坩埚炼铁, 发展到炼出可以切削制造炮弹的土窑式火焰焖火炉炼铁法[1]173。第二, 制造出无烟火药。八路军兵工企业创立之初所制造的炸弹使用的是黑火药, 但黑火药的威力小, 杀伤力有限, 尤其是在兵工厂研制出掷弹筒所用的炸弹后, 对火药的质量要求更高了。为了完成军工部下达的研制出威力更大的无烟火药的任务, 兵工厂的技术人员王锡嘏、王华南等同志, 克服了客观条件的不足, 自力更生地发明了制造硫酸的“缸室法”和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 基本解决了火药的质量问题[1]79。第三, 步枪生产制式化。针对太行地区四个步枪厂所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等问题, 军工部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刘贵福等经过反复研究, 终于在1940年7月底设计出了一款制式化步枪“八一式”步马枪。该枪吸收了“捷克式”、“三八式”、“老套筒”、“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 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1]71。第四, 掷弹筒的成功试射。我军在与日军进行近距离山地战的时候, 经常会受到敌人掷弹筒的火力压制而造成人员伤亡。军工部根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关于“敌人有掷弹筒, 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 组织技术人员克服了掷弹筒生产实际困难, 于1941年4月试制成功了第一批掷弹筒及炮弹, 弹筒口径50毫米, 射程最远达700米[1]73。到同年6月, 兵工厂共生产50炮筒225门, 同月又造出首批炮弹550发。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 不久就达到了每月生产两三千发炮弹的能力[9]344。
据不完全统计, 在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共计制造新枪9758支, 修枪约万支, 生产掷弹筒2500门, 修炮约千门, 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 手榴弹50万枚, 掷弹筒弹19.8万发。此外, 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地雷千万枚以上[1]87。新四军的军工生产方面, 至抗战胜利前夕, 全军拥有各类军工厂46个, 员工近万名。能够制造武器弹药32种, 共修造步枪4000多支, 迫击炮698门, 各种平射炮80门, 制造刺刀3.7万把, 手榴弹91.3万多枚, 地雷10.2万多个, 以及各种子弹和炮弹[3]437。在生产枪炮支援部队作战的同时, 抗日根据地的兵工企业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 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此后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军工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提供了众多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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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孩子剧团 篇11
在难民收容所里组织孩子剧团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首先轰炸了闸北、沪东一带。当时党组织派吴新稼在沪东临青学校教书。临青学校是由我党领导的，师生的政治觉悟都较高，校内校外的抗日救亡工作都开展得较好。在日寇轰炸下，学校被迫停办，有些师生同群众一起逃到沪西英租界。有些穷学生无亲友可投，就住到英租界一所设在恩派亚电影院的难民收容所里。他们失去了父母，亲人和师长，但不消极，不悲伤。他们把仇恨集中在日本侵略者身上，在收容所里井井有条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为难民宣传抗战形势，鼓励大家不要害怕敌人，不做亡国奴，要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吴新稼特地到收容所去看他们。孩子们住在影院楼上最后几排座位上。那里光线幽暗，他们白天坐在地上，伏在椅子上读书写字，晚上就在地上或椅子上睡觉，生活这样艰苦，而他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吴新稼把看望他们的情况很快向党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当时国难教育社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王洞若和其他领导方与严、陆维特听汇报后，十分重视，还把孩子们的文稿、日记要去看。他们看到这些小学、初中程度的孩子写出这样思想进步、文字顺畅的文章和日记很高兴。方、陆二同志还亲自给他们作了修改，并不断向文教界热情宣传孩子们的事迹。孩子们知道有许多“先生”关怀他们，很受鼓舞，学习、工作更加积极了。王洞若、方与严、陆维特的住处离收容所都不远。后来吴新稼就带孩子们直接去见他们，请他们修改文稿、日记，再借些书籍、杂志回去看。
王洞若认为，这些孩子很可爱，很有培养前途，可以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并决定由吴新稼直接去领导他们。经过大会小会讨论几次以后，决定组织一个“孩子剧团”，设干事会为领导机构，拟定了剧团宣言、剧团团歌和公约等。这一切，都请王洞若审定。
1937年9月3日，在恩派亚电影院难民收容所的二楼上召开了孩子剧团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孩子有30多人。大会通过了宣言、团歌和公约，选出许立明、傅承谟、张宗元、罗真理、张莺等为干事，吴新稼为干事长。从此，由我地下党领导的孩子剧团成立了。
孩子剧团在它的诞生地上海只活动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克服了服装、道具和演技方面的种种困难，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仁丹胡子》和《捉汉奸》等抗日剧，在上海人民心中留下了较深印象。
从上海到武汉
1937年11月初，上海沦陷，日寇追捕抗日分子。地下党员大都准备撤到延安或南方游击区去。王洞若要吴新稼也撤退。孩子剧团只好解散了。但是孩子们不愿解散，愿意继续在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表示不怕任何困难和危险。王、方等同志一再研究，认为这些孩子政治觉悟高，能吃苦耐劳，有培养前途，放弃不管是可惜的，让他们留在上海，还会遭受日寇、汉奸的迫害。最后决定孩子剧团也由长江西上去武汉，到武汉会合后，再商议以后的办法。
王洞若亲自选定19人，加上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介绍来的三人，共22人。其中大多数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8岁，吴新稼这个干事长年龄最大，当时是19岁。这就是孩子剧团出发时的阵容。选定路线是坐英国轮船到南通，再取道镇江、南京去武汉。地下党给孩子剧团筹集了300多元的路费。
从11月18日开始，孩子们分五批，化装成难民或者假托别人的子女，乘英轮离上海到南通。在南通集合后，正设法西上时，南通的群众和驻在那里的东北军一再要求孩子剧团为他们演出，盛情实在难却。当时估计国民党军队凭着长江南岸著名“江阴要塞”总能坚守个把月。于是住下来，在南通和天生港演出四五天，受到热烈欢迎。
想不到就在这几天里，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日本侵略军已经进抵江阴，从南通到南京的长江轮船已经停止航行。剧团只得由南通取道泰州到达扬州，想不到抵扬州后，日寇已经在进攻南京，只得再次改变计划向北绕行。剧团刚坐上木船，就被国民党的散兵赶上岸来。他们声称要封江，把木船扣押了，剧团只好步行北上。此时苏北已届严冬，寒风刺骨，冰天雪地。这些孩子虽然出身穷苦，可是一直生长在南方大城市，没有长途步行过，更没有经受过北方冬天的严寒，再加上路上还有散兵骚扰、盗贼出没，有时还要冒着敌人飞机的袭扰。只靠孩子们的两条腿能够安全到达武汉么?可是孩子们都很坦然，毫不畏惧。他们一个个穿戴好，把道具捆扎好，挑的挑、抬的抬，逆着朔风，顽强地前进了。这一路，经过了跋山涉水，好不容易走到了位于陇海铁路线上的运河车站。一位好心的铁路站长让他们坐进一辆装行李的车厢。这样，他们就乘着火车经过徐州，到达郑州。在郑州，经过休整、治病，剧团决定公演三天。
1938年1月初，当剧团乘坐的火车驶进汉口大智门车站时，就看见陆维特同志正在站台上等剧团全体人员。经过一个多月，奔走几千里，总算又见到党的领导了。陆维特把剧团带到汉口洪益巷培心小学里住下。
令人难忘的欢迎会
孩子剧团到达武汉后，很快就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许多学校、机关和文化团体纷纷为孩子们召开座谈会和欢迎会。但是最使孩子们难忘的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这个欢迎会是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战士吴志坚、张海清、彭桂生等主持的。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叶挺和郭沫若等都参加了。欢迎会是在一间大房子里举行的，几张长桌和许多板凳摆放整齐。桌上放了糖果、点心、瓜子和茶杯，墙上贴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长征小战士从办事处门口把孩子们引到房里，一个个安排好，接着又是倒茶，又是请吃糖果，又是问长问短。邓颖超同志更是忙碌，一会儿安排小战士做这做那，一会儿让孩子们吃这吃那。大家都乐呵呵地像回到了家里。
欢迎会开始了。小战士们表演了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跳过的水手舞等精彩节目，孩子剧团也演唱了几首歌，都受到热烈欢迎，特别是《团歌》和《流浪儿》的演唱，反应最强烈。《团歌》歌词中有“看我们一群小光棍，看我们一群小主人，我们生长在苦难里，我们生长在炮火下……孩子们站起来，站起来，在抗战的大时代，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流浪儿》是《莲花落》曲调填写的，歌中唱道：“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街头没饭吃!没饭吃!日本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家，爸爸妈妈都被杀!都被杀!”歌声深深打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周恩来同志悄悄走出门外，用手帕擦眼泪，过了一会又进来。郭沫若同志激动地说：“今天是我回国后真正最快乐的一天!”他表扬了孩子们以后说：“我不能再说了，再说我要流泪了。”许多领导同志都是又高兴又激动地讲了话。最后孩子们请周副主席讲话。周恩来同志高兴地站起来说：“好!我讲!”他先对长征小战士们说：“你们是参加了长征的，是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可是你们是和我们这些大人一道跑过来的，是我们这些大人保护着你们、抱着你们过来的。可是剧团的孩子呢，他们是一个大人也没有，完全是靠自己团结起来，在敌人的炮火下，在汉奸、流氓的迫害下，跑了几千里来到武汉的。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哟!”接着，他称赞了孩子剧团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最后说：“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好吗?你们要一手打倒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孩子们热烈地鼓掌欢呼：“好!好!”
欢迎会结束后，大家到楼顶平台上照了几张相片，其中一张是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叶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孩子们合影。可惜当时周恩来同志太忙，没有参加照相。最后，邓颖超、张晓梅同志安排卡车送孩子们回去。
粉碎国民党的“收编”阴谋
正当孩子们工作得热火朝天、各地少年儿童们纷纷向孩子剧团学习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对剧团活动十分仇视，终于命令武汉市党部出面“收编”孩子剧团。人人都明白，这哪里是收编，这分明是阴谋，是借收编之名，行扼杀之实。
这时，邓颖超又一次到儿童剧团来探望，吴新稼团长就把“收编”的事告诉她。她坚定地说：“不能去!要是到市党部去，还不知把你们折磨成什么样子呢。想办法应付他们，推辞掉!”那时，我党正努力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因此，不愿被“收编”，也不能公开对抗。根据邓颖超同志的意见，每当他们来催促时，就以工作太忙、病人多、孩子们想回上海等等为借口，应付着、拖延着。国民党纠缠了两个多月，也奈何剧团不得。
最后他们来硬的了。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市党部派来一个秘书，板着脸喊叫：“吴团长，昨天开了会，决定收编你们。明天上午8点钟接你们去市党部。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说完就走，也不等回话。这是强迫收编啊!只有大半天的时间了，怎么办?剧团立即召开了干事会，要大家不要惊慌，工作暂时停止，把外出的人员找回来，等吴团长去找党的领导想办法。吴团长坐着江轮从汉中到武昌，又从武昌折回汉口，找到王洞若、阳翰生、郭沫若等同志请指示，他们都想不出好办法。郭沫若同志说：“你们还是到办事处去吧!”吴立即赶到办事处，见到邓颖超、秦邦宪、叶挺等同志。他们说：“还是等周恩来同志回来吧!”周恩来同志回来后，吴团长向他详细汇报了这些情况后，他站着沉思了一会，果断地对吴说：“你们去石灰窑，那里离武汉较近，有抗战演剧队一队、二队在那里，可以照顾你们。市党部8点钟派车来接，去石灰窑的船五六点钟开，来得及躲开他们。你们在那里安排好，一个月左右再回来。”吴团长得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回团告诉大家。当夜3时，剧团离开培心小学，5时多就坐上轮船了。
过了一个月左右，吴新稼去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他们说：“好了!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你去见郭沫若先生吧。”吴新稼去到郭沫若家中。郭沫若高兴地说：“你们可以回来了，你把孩子们带回来吧!”吴新稼立即回石灰窑把大家带回汉口，仍旧住在培心小学里。一两天后，辛汉文同志穿着国民党上校军官服到孩子剧团来。他拿着陈诚写的条子，上面写着：“由沪来汉之孩子剧团着由本部收编。”吴立即跟着辛汉文到武昌，进入当时国共合作的代表机关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此，孩子剧团在厅长郭沫若的关爱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事后大家才知道，1938年2月间国民党强迫收编孩子剧团的时候，也是国民党被迫同意我党提出的改组军事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双方决定：由陈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一厅、第二厅厅长由国民党人担任，第三厅厅长由郭沫若担任。这个协议在两个月间就达成了，可是军事委员会的实际改组不可能在两个月间完毕。周恩来综观全局，料定孩子剧团只要躲过一个月左右，等军事委员会改组完毕，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入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了。至于陈诚写的那个手札，是郭沫若要陈诚写的，因为第三厅管宣传工作，陈诚不便拒绝郭若沫这个要求。辛汉文穿起军装，又拿着陈诚的手札，不过是为了防止市党部来捣乱。就这样，国民党强收编孩子剧团的阴谋被完全粉碎了。
从此，孩子剧团随第三厅到衡山、长沙、桂林和四川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剧团正式编制为60人，由于时进时出，几年中约有100多人参加过孩子剧团。剧团先后演出过儿童独幕话剧《帮助我们的游击队》、儿童哑剧《不愿做奴隶的孩子们》和《炮火下》、《捉汉奸》、《复仇》、《法西斯丧钟响了》等抗战剧，受到公众的好评。“皖南事变”后，剧团在戏剧家石凌鹤的帮助下排演了《乐团进行曲》，揭露国统区儿童教养院虐待儿童的内幕。1942年，石凌鹤为剧团编写了六幕儿童话剧《猴儿大王》，由于剧情是反对投降、倒退、分裂和独裁政策的，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经过剧团的多次斗争、交涉，终于删去少量台词之后公演了。
抗日战争 篇12
八年抗战期间, 中国乐坛涌现出一大批以保家卫国、全民抗日为主要内容的优秀声乐作品, 其中, 气势磅礴的合唱体裁, 伴随着如火如荼地进行的群众歌咏运动而大量流行。因此, 合唱歌曲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也经常被作为电影主题曲或插曲, 成为电影艺术的一景。下面, 笔者以将抗战期间中国出品的故事片为例, 解读和分析该时期电影合唱 (2) 的风格与特点, 继而探讨抗日战争时期电影合唱的文本编配及其在传播中发挥的社会功能。
一、合唱在抗日战争时期电影中的运用
在电影艺术诞生的早期, 音乐在电影中的地位并不高, 基本只是弥补视听不平衡的一种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逐渐发现音乐在电影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推动电影情节发展和表达影片思想内涵。20世纪30至40年代, 电影事业在美国极为兴旺, 成为一种蓬勃的产业。当时, 美国的商业性影片经常采用爵士音乐和流行音乐, 这些电影的内容整体上也是轻松活泼的。 (3)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 中国电影正经历着最为艰难的探索过程, 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点, 而电影合唱的成功运用即是其当时的特点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电影里的合唱主要出现在1937年至1940年间所拍摄的影片中。自1937年开始, 中国电影人和音乐家就开始全面地通过电影音乐表达群众的抗敌呼声, 电影创作主题也主要围绕抗战展开。由于合唱音乐具有凝聚人心的特点, 又借用了电影这一传媒平台, 因此成为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普及面较大、接受度较高的一种艺术形式。在革命与爱国作曲家的共同促进下, 这段时期诞生了一批易于群众传唱的中小型电影合唱, 如《垦春泥》、《在太行山上》等。
《青年进行曲》可以说是1937年鼓舞抗战的电影的一个代表。该片由我国电影大师史东山导演, 展现了抗战前夕中国知识青年投身抗战前线的心路历程, 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影片的同名二部合唱主题曲由田汉作词, 冼星海谱曲, 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分别出现, 表现了中国青年的抗战热情。影片中还有一首插曲《战士哀歌》, 系二部合唱, 是男主角伯麟和同伴们在为被卖国奸商暗害的同伴举办的追悼会上合唱的一首歌, 音乐结合剧情发展, 虽哀婉但又具有一股前进的动力。
抗战期间, 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最为多产的一年是1940年。《青年中国》、《前程万里》、《火的洗礼》、《风雪太行山》和《胜利进行曲》等多部有代表性的抗战题材电影都是在这一年拍摄的。《青年中国》中选用了贺绿汀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时创作的四部混声合唱《游击队歌》, 还引用了沙梅词曲的三部混声合唱《秋收》 (见谱例1) 作为插曲, 表现游击区军民把秋收与抗战大局紧密结合、军民合作忙碌的秋收场景。《胜利进行曲》则是一部以长沙会战为背景, 表现湘北大捷的影片, 片中采用了两首合唱——影片的同名主题曲, 以及插曲《垦春泥》, 均由田汉作词, 贺绿汀谱曲。其中, 《胜利进行曲》是四部混声合唱, 也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进行曲, 歌颂了中国军队和湘北人民团结抗日、首战初捷, 也表达了赶走日寇、恢复山河的迫切愿望。《垦春泥》为四部无伴奏合唱, 表达了军民共生产, 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辛勤劳作的精神。
当今的普通音乐爱好者中, 很多人都对影片《风雪太行山》中的二部合唱《在太行山上》印象深刻, 这首歌表达了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风雪太行山》讲述的也是关于太行山区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故事, 该片还采用了另外两首歌曲:一首是影片的同名歌曲, 另一首是插曲《战时催眠曲》。这三首作品均由冼星海谱曲。
此外还有一些同样优秀却不甚为人熟知的电影及其抗战题材合唱音乐, 如电影《前程万里》的同名主题曲由蔡楚生作词、何安东谱曲, 是一首由女声领唱的四部合唱, 表达了香港民众对祖国遭受侵略的愤慨和投入抗战的决心。电影《火的洗礼》的插曲《抗战的烈火》是一首二部混声合唱, 由孙瑜作词、沙梅谱曲, 表现了大后方工人为支援前线而奋力生产的精神风貌, 是诸多抗战电影中惟一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歌曲。电影《孤岛天堂》中的同名合唱曲由蔡楚生作词、刘雪庵谱曲, 也是二部混声合唱, 由独唱部分和重唱部分组成, 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社会黑暗现象的愤慨, 并号召国人同仇敌忾, 抵抗侵略者。
二、抗日战争时期电影合唱的风格与特点
一般概念上的合唱艺术形式, 是源于国外的。但是, 中国的合唱艺术在学习借鉴西方合唱艺术的基础上, 结合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歌咏活动经验, 从而有了本土化的发展。合唱艺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 更是起到了团结人民、鼓舞人心的宣传作用。由此, 抗战时期电影中的合唱艺术, 其本土化、时代化的特点尤为突出, 这些合唱音乐作品在曲式、风格和歌词等方面也各有千秋。笔者在此列举部分抗战时期的电影合唱 (见下页表格) , 并略做分析。
从音乐调式来看, 抗日战争时期电影合唱的调式主要采用西洋大、小调式。尤其是配合影片主题的进行曲风格的作品, 大多采用大调式, 如《青年进行曲》和《胜利进行曲》。当然, 一部分作品为了突出影片中人物的悲伤情绪, 采用西洋小调式, 如《战士哀歌》。还有一部分作品, 如合唱《秋收》等, 结合影片中农民秋收的场景, 吸收了劳动号子有领有和的特点, 采用中国民族五声调式谱曲。
在曲式结构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电影合唱以二段式和三段式居多。二段式的合唱有《胜利进行曲》、《孤岛天堂》、《前程万里》、《游击队歌》和《垦春泥》等, 三段式的合唱有《青年进行曲》、《战士哀歌》、《打回东北去》和《抗战的烈火》等。此外, 也有一些作品根据歌词内容和影片需要, 采用了多段并列曲式和复二部曲式, 如《秋收》采用多段并列曲式, 而《在太行山上》采用了复二部曲式。
一般而言, 3/4拍子多用于圆舞曲, 2/4拍子强弱交替, 4/4拍子是2/4拍子的加倍 (但淡化第二个重拍) 。从节拍组成来看, 抗战时期的电影合唱以2/4拍子和4/4拍子为主, 极少采用3/4拍子。强弱交替的2/4拍和4/4拍更易于表现影片中人物的悲壮心情和激昂情绪。
在速度上, 抗战时期的电影合唱多采用进行曲速度, 以此表现群众投身抗战前线的热情和决心。如合唱《前程万里》第一段先用小号和战鼓导奏, 继而采用女声独唱与合唱结合的形式, 第二段为了更好地体现群众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团结一致抗敌的决心, 采用了进行曲的速度, 力度标记也多以f和ff为主, 并标有较多重音记号。
在音乐表情方面, 这些合唱作品多带有感情色彩强烈的术语, 如“激昂”、“有力”、“愤恨地”、“悲壮地”、“热情地”等, 以此与影片中的人物心理和画面场景吻合, 从而更好地为影片服务。
在歌词内容方面, 抗战时期电影合唱的歌词自然以保家卫国为最重要的主题。如:“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游击队歌》) ;“我们高举战旗, 踏着民族英雄的血迹, 为生存, 为正义, 向前进, 不游移” (《前程万里》) ;“我们一条心, 兵多将广怕什么!我们有锄头, 敌人大炮奈我何” (《胜利进行曲》) ……当时大多数电影合唱作品的词曲均生动形象, 以其满腔热情与影片的主题紧密贴合,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
在作品的整体风格特征方面, 这一时期的合唱具有明显的军旅音乐特点。曾遂今教授指出, 参与型军旅音乐可分为冲锋型 (或称方阵型) 歌唱音乐和休整型 (或称下线型) 歌唱音乐。其中, 冲锋型歌唱音乐能够凝聚官兵战斗情绪, 对官兵进行军纪和军事知识文化教育, 鼓舞官兵奋勇拼搏、视死如归。这类音乐多用于军训时、集会时、行进时、誓师会时、临阵时、凯旋时。 (1) 这些电影合唱属于大众音乐文化体系, 它们夹杂着抗战烈火中的硝烟、热血、汗水和刀光剑影, 从而成为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最具特点的合唱。
三、抗日战争时期电影合唱的文本编配与社会功能
文本可以有书写、演讲、图片、音乐或者其他符号等形式, 是传播事件的记录, 并呈现出两个特点:首先必须被记录, 或可以被记录;其次必须传播, 必须生成和交换意义。 (1) 可以说, 电影合唱的文本从被生产到被解码和接受, 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它在不同的语境下被解码时, 会产生不同的意义。电影合唱文本的传播是具有多重声音和跨文本性的。
20世纪30至40年代, 进步电影中的歌曲作为特定的历史文本, 既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 也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而电影合唱在解读和传播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是通过文本编码和文本转移来实现的。汉斯·克拉曾提出了在传播中介之间进行转移的两种定义:其一是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转移, 后一种文本被另外一种中介所编码;其二是把艺术文本从原来的语境 (中介) 中剥离出来, 使用于另一种中介。 (2) 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实处境是“原文本”, 在经过艺术家的过滤后, 被转化为另一种中介, 即电影。这时, 电影音乐不再仅仅充当故事影片的背景, 而是用音乐诠释了群众和时代的呼声。由此我们也看到了早期中国电影音乐、语言与影像的融合探索。
主题音乐是电影文本的集中表意,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已初现端倪。影片《青年进行曲》是一个典型例子。该片开头出现影片的同名主题合唱时, 运用的是音画同步手法, 音乐是在一群抗战青年前往前线的路途上所演唱的 (见谱例2) 。片尾, 当男主角伯麟发现父亲为谋取私利把囤积的粮食卖给日寇时, 终于醒悟并开枪打死了前去接洽此事的宝生, 随后投奔了抗日义勇军, 这时影片开始时的那幕再次出现, 青年们扛着枪支, 合唱着主题歌奔赴战场, 并以此结束全片。
音乐与画面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本与符号。中国早期电影中的音乐文本与影像文本的编配, 出于技术所限, 主要采用音画同步与音画平行的方式。这种情况下, 电影音乐的主要作用是加强画面的临场感与动作的节奏感。例如影片《联华交响曲》由八个片段组成, 包括《两毛钱》、《春闺梦断》、《陌生人》、《三人行》、《月下小景》、《鬼》、《疯人狂想曲》和《小五义》, 虽然八个故事相对独立, 彼此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片头的主题音乐却浓缩了不同音乐片段的核心主题, 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呼声。而由沙梅谱曲并填词的该片主题曲《打回东北去》作为一首无伴奏合唱, 以音画同步的手法表现了群众对侵略行为的刻骨仇恨, 以至于“1938年, 中国电影制片厂还把这首合唱作为《抗战歌辑》中的鼓动片之一, 配上生动的动画片, 进行抗战宣传”。 (1)
再如电影《青年进行曲》中的另一首合唱《战士哀歌》也是根据电影场景的需要进行编配的, 并采用了音画同步的手法。合唱出现在伯麟与同伴们为被卖国奸商暗杀的沈元中举办的追悼会开始时, 并在这个场景结束的时候停止。合唱随着人的动作或演唱同步进行, 音乐没有发生跨场景的延续。
可以说,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里使用的合唱, 其音乐文本与影像文本的编配方式多以音画同步为主, 这种过于强调音画同步的创作理念缺少音画对位或音画平行所能带来的趣味。但是, 考虑到当时中国尚处于有声电影的探索初期, 能够结合时代声音, 把抗战歌曲作为时代电影的主旋律加以运用, 并且选用以往电影配乐中并不常用的合唱体裁作为影片的主题曲与插曲, 达到音乐文本、影像文本与人物心情的同步效果, 已经实属不易了。
这一时期的合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密切。“音乐对于社会的作用, 不是直接的物理作用, 而是通过中介环节的作用。这个中介环节, 也是通过人的情感。音乐对人的情感状态产生影响, 而人的情感状态将制约人的社会态度、社会行为、社会关系。” (2) 因此, 音乐与社会体现了一种紧密的双向关联:音乐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是作用于社会的。在抗战时期, 艺术创作者通过合唱这一最能引起广大群众共鸣的艺术形式, 用慷慨激昂的群众之声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感, 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此外, 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影出现了较多以合唱作为主题曲和插曲的现象, 这也与合唱艺术的特质密切相关。合唱艺术追求的是同一性, 包括演唱时音高的一致、节奏的一致、音色的一致、咬字吐字的一致、音乐表达的一致;合唱艺术还追求演唱时的各种配合, 包括音准的配合、节奏的配合、力度的配合、情绪的配合、歌唱者与指挥的配合。 (3) 合唱艺术所具有的这些特质, 使合唱在音乐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不同于其他体裁歌曲的传播效果。正如舒曼曾评价肖邦的音乐是“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那般, 中国合唱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亦能以此为喻。《到敌人后方去》、《抗敌歌》、《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一九四二序曲》、《垦春泥》等合唱, 传递的不仅是音乐, 也是音乐文本背后的抗日救国和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音乐, 尤其是合唱, 是抗战时期最为有力的文化武器之一。
据曾参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音乐家孙慎的回忆, 当时众多音乐家均参加了这一歌咏运动。1936年秋, “歌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 这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一个研究歌曲创作的组织, 著名的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保卫马德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都是在该会的活动中产生的。其后, 伴随全面抗战的局面高涨, 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也纷纷成立了数以百计的“战地服务队”和“抗战歌咏团”, 深入到前线、农村, 到更边远的地方宣传抗日。 (4) 歌曲的传播, 尤其是合唱的传播, 也是当时蓬勃开展的救亡歌咏运动的一种必然效果。
如今, 尽管众多老旧影片已经淡出人们视野, 但是影片中的经典合唱, 如《垦春泥》、《在太行山上》等作品至今仍作为保留曲目活跃在音乐舞台。这些电影合唱作为特定的历史文本, 在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 也起到了传播历史文化的作用。
小结
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影合唱以合唱歌曲与影视歌曲的双重身分出现在历史舞台, 以艺术作为战斗的武器, 传递民族的呼声与呐喊, 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古今中外的多数合唱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美, 但是这些合唱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充满激情的“合力美”。这种合力融合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保家卫国的热情, 是奋力向前不妥协的一种群众力量。20世纪30至40年代, 在冼星海、贺绿汀、马思聪等爱国音乐家的影响下, 中国的众多音乐家共同翻开了中国合唱音乐创作的新篇章。
由此还可看出, 电影音乐的表达潜力不仅限于转达电影文本的原意, 也善于创造新的符号、形象、感觉和价值观。从这一角度看, 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影合唱, 在跨符号系统的翻译中亦展现了其特有的表达潜力。
注释
1李小莹《服务中国梦, 凝聚中国心》, 载《中国艺术报》2013年6月3日, 第4版。
2本文中“电影合唱”特指以合唱形式出现的电影音乐, 包括以合唱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或插曲的音乐。
3狄其安著《电影中的音乐》, 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 第3-5页。
4曾遂今编著《音乐社会学教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270-271页。
5陈力丹、易正林编著《传播学关键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90-96页。
6[芬]埃尔基·佩基莱等编《音乐·媒介·符号》, 陆正兰等译,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第35页。
7朱天纬编著《中国电影百年·经典歌曲》,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第105页。
8曾遂今《音乐社会学的基本观念与学科认识》, 载《音乐艺术》2002年第3期, 第30页。
9田晓宝、文思隆、石一冰编著《合唱艺术》,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3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