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精选8篇）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篇1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荣维木

 2013-04-17 14:35:19

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摘要：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抗日战争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主要包括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战时社会经济、战时中国外交和战争遗留问题等方面，并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进展、学术前沿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抗日战争研究 学术前沿 述评

作者简介：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期间，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各个民族之间、在国内人民与海外同胞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表现出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敌入侵造成的损失都要惨重。另外，受到战争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战争结束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并且这种变化最后促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结束。所有这些表明，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也促进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就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成果做如下评述。

一、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

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以往多注重实证方面的研究，而近年来开始有人做理论方面的探讨。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有学者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而且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1] 还有学者提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2] 这些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战略策略的演变，提供了较新的视角。

关于日本侵华罪行的实证性研究也有很多新的成果。如有关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七三一部队，也有研究涉及南京一**四部队，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华北一八五五部队的研究一直不能深入。谢忠厚的《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则利用中央档案馆档案，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文对一八五五部队的始建、本部及分支机构、细菌试验及细菌作战罪行的基本情况做了比较详实的介绍。文章披露，该部队成立于1938年，其本部隐蔽在北平城内，先后在华北16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并在野战师团配属了细菌战班，与陆军病院配合行动。关于该部队的罪行，文章根据史料提出：一八五五部队“在北平和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使用数千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在华北战场上，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并与‘三光’作战相结合，残忍之极，仅1943年在鲁西北霍乱作战中，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20万人以上”。[3]

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因史料的发掘而取得进展。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利用日文史料对屠杀是否得到日军高层命令进行了详实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的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4] 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日本学者还对战争犯罪动因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如日本学者石田勇治在《日德两国种族屠杀研究之比较》一文中，提出日军战时屠杀应具有种族屠杀的属性，即“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种族主义泛滥，对现实和想像中的非人化的敌人重复宣传，在心理上使士兵更容易执行屠杀敌人的政策。种族偏见被广泛地煽动起来，日本人的脑海里深深地烙下了民族优越感。对于非战斗人员和脱离部队士兵的大规模屠杀，以对敌人进行集体处罚的名义被合法化。这些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而是把自己当做是实现国家目标的爱国者”。[5] 作者还把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生化武器的试验与应用，都看作是种族屠杀的案例。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侧重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对战争的影响，而近几年，有人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政治倾向进行研究。王桧林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一文，从宏观方面分析了中共战时两个并存的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向。他提出：“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实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6] 他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政治趋向，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曾经中断，但作为历史经验，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由谢忠厚等人合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前后接续的特殊时期，具体地考察了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即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具体地论证了共产党人如何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现代化进步的实践及其结果。作者特别强调，“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奋斗的结果则是，中国社会形态中出现了过渡到现代化而必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针对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利用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是农民自发性向政权结构挑战的顶点”等观点，提出：“抗日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密切联系着”，而通过这一时期共产党对社会改造的努力，极大地削弱和摧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基础，这是与打败侵略者同样重要的胜利，它使抗日战争成为新旧中国历史接续的枢纽，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由此完成。[7]

三、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一般也称解放区战场，后一种称谓来源于中共七大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对敌后战场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著述比较丰富，而现在比较新的观点有以下方面。

关于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一般认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在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的。而近年来有人提出这个战略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即提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战略作用”。[8] 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仍然是为着南京政府战略部署的需要而以正规战为主，直到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游击战战略方针才为全党接受，而在此前，中共党内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9]

关于敌后战场形成的时间问题。过去一般都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这些年有人提出，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正面战场，而中国分为两个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始于1938年以后。[10] 这种观点是立足在敌后战场战略作用的表现方面，即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独立战略作用才比较明显地发挥出来。也有人具体地考察了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挺进敌后作战的过程，提出敌后战场形成于1939年春。

关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过去由于对正面战场的贬斥，很少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多数人认为，两个战场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协同、互相配合的关系，缺少哪个战场，中国抗战都无法坚持。有人总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是在总的持久战方针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有战略上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上的配合，抗战前期是战役战斗的配合；中、后期则是战略上的配合（注：参见何理：《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1999年1月东京“中日军事史国际研讨会”发言。）。还有一些文章对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具体史实进行了阐述。

关于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尚有学术分歧。有人明确提出，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正面战场。[11] 赞成这种意见的并非少数人。他们主要是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的作战规模方面来考察问题，认为即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其规模远远超出了敌后战场。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成为迟缓日军正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被迫转向推进线的后方，因此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而敌后战场的作用也不能以作战规模的大小而论，而应看实际效果。有人统计，在8年抗战中，日军伤亡133万人，其中有52万人是在中国敌后战场被歼的，占全部被歼人数的40％；如以作战军队的人数比例来看，敌后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是正面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数的两倍。[12]

四、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

正面战场，是指在日军侵华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它主要位于中日两国正面军事对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点线两侧和其他战略要地。由于在这个战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过去由于海峡两岸的严重对立，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很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对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合作进行肯定，并开始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史学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资料与专著。其研究成果有以下方面。

关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过去一般仅强调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对其战略方针却无研究。现在则一般认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有人提出，早在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写明对日“长期抵抗”，不久蒋介石更明确提出：“长期的抗战，愈能持久，愈是有利。”直至1937年8月国防会议，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关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与共产党的“持久战”之异同，现在尚有争论。认为不同者强调，两个战略的指导路线有本质区别，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的“持久消耗战”只能是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因而是消极的战略；认为相同者则强调，两个战略所依据的是同一客观条件，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也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并且这正是两党军事合作的基础。[13]

关于国民党是否开展过敌后游击战。与前述战略问题相关，近年来还有人提出国民党为了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目的，也曾提出过抗日游击战的方针并加以实施。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并不重视游击战，也未曾计划在敌后部署游击战争，少数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也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与中共合作的结果，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并成立了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使正规军作战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二是为了限制和破坏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发展。这些部队后来有相当部分投敌成了伪军，其余的则撤退到国统区，还有一些游杂部队，活动范围狭小，很少抗日作战，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场。[14]

除了对正面战场的整体研究外，郭汝瑰、黄玉章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是迄今为止关于抗日正面战场研究最为系统的一部专著。该书不仅对正面战场军事战略等全局性军事问题深入论述，还分析了各战役利弊得失，并对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主要强调了两者的配合作用。

五、抗日战争中的社会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运行的，它与中国抗战的进程及胜负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它也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过去的研究比较侧重对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研究，而近些年的研究开始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如关于战时国统区经济研究，以往一般是以近代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较少注意在战时国统区经济相对日本的侵略而具有民族性的一面。近些年的研究，开始注意从战时状态下中国经济与反侵略密切相关的大背景下考察问题，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有人提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经济政策，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它的实施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并有利于摆脱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15]

因与现实借鉴相关，战时西部地区经济研究仍为热点。李云锋、曹敏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也主要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对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绩，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16] 作者认为，国民政府早在战前就有了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并着手实施，而在战时则积极推进这一战略。西北开发包括交通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工矿业发展等项；西北开发的结果使农业进步、工业近代化程度提高、商贸繁荣、东西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不仅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改变西北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基础。

另外，关于战时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也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温锐、游海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对战时赣闽粤边区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原因、过程、结果进行了分析；又如黎志辉的《蒋经国与“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对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的新政措施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与以往不同，以现代化的视角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审视。[17]

六、战时中国外交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抗日需要外援，另一方面，中国战场又具有牵动全局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外交活动不仅十分频繁，而且作用十分重要。因此，战时外交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这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如下。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单方面的受惠国。现在则有人提出，中国仅希望签署中苏互助条约，对互不侵犯条约并无兴趣，只是苏联施以不签此约就不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压力后，中国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制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18]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它分化了日德关系，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使之能够集中力量准备对德作战，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具有意义。但苏日互相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19]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其持肯定态度。新的研究则认为，此约既有苏联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苏联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它的积极因素是，苏联红军根据条约精神对日宣战，加速了结束战争的进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势力。消极因素则是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20] 也有人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有关旅顺、大连、东北铁路和外蒙古的内容，都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21]

战时中英美关系研究中，新约运动引人注意。1943年，英美同意与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约，一些学者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取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地位。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结果，因此，肯定新约并不是对国民政府的褒扬，而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22] 异议者则认为，新约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因为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并未废除所有的特权，而且在新约签订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雅尔塔会议便是明证。[23]

另外，关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学界的共识是：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大部分兵力，有利地配合了欧洲战场盟军作战；中国是以最大的牺牲坚持抗战来赢得大国地位的；苏联与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因素之一。

七、战争遗留问题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是指与战争历史密切相关而在战后没有解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战争受害民间诉讼引起两国重视，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右翼否认历史事实的现象频频发生，并对日本政府保守势力产生影响，使得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首先是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研究。1894年日本实际占领了该列岛，1945年后，该列岛受美国托管，1969年美国结束托管，1971年将该列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归还日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申明对该列岛拥有主权。近年来，有人以中国古代文献论证，早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钓鱼岛并为之命名。以后几个世纪，在日本图籍中不仅沿用了中国对钓鱼岛及附近岛屿的命名，而且明确将其划在中国海域之内。另据明清文献数种，钓鱼列岛列入中国版图之后，曾先后划归中国福建和台湾海防区域。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吞并了钓鱼列岛，但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理应将其交还给中国。[24] 还有人以日本文献论证，日本在1894年实际占领钓鱼列岛之前，朝野人士的共识是：“钓鱼列屿系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25] 论者还对日本霸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做了详细阐述。

其次是与战争受害诉讼相关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劳工受害、生化武器战时受害与战后遗害等研究。其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中国起步较晚，落后于日本和韩国，但近年也取得一些成绩。如关于受害人数，有学者考评后提出，在日军中36万—41万的慰安妇中，大多数是朝鲜和中国受害妇女。[26] 针对日本右翼提出的战时慰安妇是商业行为的产物，中国学者依据史料论证了慰安妇制度的起源，指出这一制度完全是为日本侵略方针服务的。2003年8月4日发生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中国平民事件(八四事件)，引起人们对日本化学战及化学武器遗留问题的关注。步平的《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史实，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2000人—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27] 作者还叙述了中日两国关于解决遗留化学武器的共识，认为对日本化学战责任的追究可以成为日本人正确认识侵华战争历史的突破口。

再次是关于史观的研究。该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右翼教科书的剖析方面。从2001年日本科学文部省第一次通过右翼教科书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剖析日本右翼教科书的著述。其中由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评介，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背景，以及它反过来对日本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并针对日本扶桑社教科书错误史观和对历史歪曲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值得重视的是，针对右翼教科书中的错误，中日韩三国学者已经联合起来，撰写了客观描述东亚历史的三国共同历史读物，该书已于今年5月底在三国同时出版。

在研究右翼史观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评判。荣维木在《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一文提出：“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时起到了战胜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维护民族利益也是我们进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它的审视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特别是在我们批判日本社会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实际上，战争遗留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纳的范畴”。[28]

参考文献：

[1]徐勇.二战期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其对外扩张理论[J].抗日战争研究，2002，(3).[2]史桂芳.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J].抗日战争研究，2002，(1).[3]谢忠厚.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J].抗日战争研究，2002，(1).[4]程兆奇.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J].历史研究，2002，(6).[5]石田勇治.日德两国种族屠杀研究之比较[J].江海学刊，2001，(6).[6]王桧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J].抗日战争研究，2002，(1).[7]谢忠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马齐彬，赵丽江.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战略转变[A].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9]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方针的演变[J].近代史研究，1988，(2).[10]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1987，(3)；陈文渊.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军事史林，1987，(3).[11]马振犊.血染的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张廷贵.从若干材料看我军在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J].军事历史，(总第17).[13]陈先初.关于国民党初期抗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J].求索，1994，(4).[14]肖一平.略论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J].科学社会主义，1997，(4).[15]王同起.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经济体制与政策的调整[J].历史教学，1998，(9).[16]李云锋，曹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J].抗日战争研究，2003，(3).[17]温锐，游海华.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J]、黎志辉.蒋经国与“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J].抗日战争研究，2004，(4).[18]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19]李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J].抗日战争研究，1995，(1).[20]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1]刘存宽.重新评价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A].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C].抗日战争研究，(增刊).[22]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J].历史研究，1987，(5).[23]王淇.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J].中共党史研究，1989，(4).[24]吕一燃.历史资料证明：钓鱼列岛的主权属于中国[J].抗日战争研究，1997，(4).[25]吴天颖.日本觊觎我钓鱼列屿的历史考析——再质奥原敏雄教授[J].抗日战争研究，1998，(2).[26]苏智良.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几点辨析[J].抗日战争研究，1997，(3).[27]步平.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J].民国档案，2003，(4).[28]荣维木.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J].江海学刊，2001，(6).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篇2

一、呼吁社会关注学前教育公平

近年来, 随着我国学前教育的巨大变革与发展, 尤其是人们对“优质学前教育”的日益关注, 学前教育的公平问题也逐步凸显了出来。朱家雄认为如何实现“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兼而有之, 一直被作为教育的基本诉求价值, 也历来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这在学前教育领域内亦不例外。[2]虞永平强调学前教育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 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工程的起始阶段, 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素质的培养是从生命降生的那一刻开始的, 作为一项为儿童成长和社会发展造福的事业, 学前教育亟待科学发展、均衡发展。[3]因此肯定, 学前教育理应成为社会供给教育公平的起点。

二、关于学前教育公平的研究视角

第一, 经济学的视角。有学者认为, 公有学前教育资源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 将学前教育投资公开化、公平化, 逐步取消幼儿园评级制度, 建立弱势群体保障制度, 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投资咨询服务, 以打破学前教育中的“马太效应”, 推进学前教育公平建设。[4]第二, 法学的角度。余雅风认为我国应从公民的平等权出发, 强化政府在学前教育中的保障基本学前教育条件投入的责任, 明确其对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监督义务, 建立内容全面、系统协调、义务与法律责任相统一的学前教育法律体系。[5]第三, 政策学角度。学者蔡迎旗和冯晓霞运用公平理论分析了我国幼儿教育政策中的公平取向, 以及当前幼儿教育实践中的各种不公平现象, 探讨了这些不公平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和幼儿教育自身的原因, 进而从政策学的角度提出了改善我国当前幼儿教育公平状况的建议。[6]

三、影响学前教育公平的因素

从宏观层面考虑, 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 如地区和城乡差异、园与园之间处境殊异;制度层面, 如不同类型的教师同工不同酬、幼儿教师专业成长机会不足等;政策与实施层面, 如学前教育在教育供给链条中的待遇不公。从微观层面考虑, 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主要包括师资力量、教授内容等。例如有人以美国教育学者柯尔曼所提出的关于教育公平概念架构为基础, 从入学机会、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过程三方面来分析我国当前幼儿教育公平问题。[7]

四、实现我国学前教育公平的途径

在我国学前教育公平的对策研究中, 既有宏观层面的研究, 也有微观层面的探索, 还有过程层面的研究,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推进学前教育立法来确保学前教育公平。

学者庞丽娟通过对台湾地区学前教育及其相关法律的分析, 总结了台湾地区通过立法保障并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经验, 对于促进我国大陆地区学前教育立法质量、改善学前教育公平与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 完善教育立法, 依法促进学前教育公平。 (2) 强化各级政府推进学前教育公平的责任。 (3) 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为适龄儿童提供普及和优质的早期教育。 (4) 对学前教育公共财政进行公平导向的合理分配。[8]

2. 改革幼儿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 将学前教育投资公开化、公平化。

赵海慧认为改革幼儿教育资源配置的关键是理顺投入机制, 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分配与财权的不相匹配问题, 改革按照隶属关系教育财政投入方式。其次是在目前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确定幼儿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 将幼儿教育资源配置给最需要政府帮助的群体。[9]徐雨虹也认为, 政府不应该再人为地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和一般教育资源的投入差距, 如果听任这种差距日益扩大,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会使无数幼儿不能享有必要的教育, 以致丧失发展机会, 导致社会成员发展潜能的整体开发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减少对优质幼儿园的投资, 将学前教育投资公开化、公平化,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 有利于消除“马太效应”。[10]政府必须充分关注和支持处境不利的弱势幼儿的教育。如城市中的薄弱幼儿园、偏僻贫穷的农村地区的幼儿教育、流动人口和残缺家庭的幼儿教育、缺陷幼儿的全纳教育等。政府也可预留一部分资金, 用来资助需要帮助的幼儿, 适时发放幼儿教育券、实行教育减免制度等。

3. 加大财政投入。

教育公平首先是一种公平分配资源的要求。要确保有高质量的、充足的学前教育供给, 确保学前教育回归其在教育公平系统中的应有位置, 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朱宗顺通过分析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 指出目前加大对学前教育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正当其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 应该将公共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加大, 将学前教育经费占总体教育经费的比例至少提高到5%, 这是一个确保学前教育处于公平体制地位的基线。[11]

4. 学前课程上的差别对待。

有学者指出, 教育资源分配均衡只是教育公平的外在形态, 教育公平的独特性还在于承认受教育对象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公平的教育应该正视这种差异而进行有差别的因材施教。因此, 学前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的问题, 更是一个关乎教育内容和课程的问题。我们不能将学前教育的公平性简单地理解为让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学校并接受同样的课程, 而应理解成为每个学前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同时让他们接受适合他们情况的有所差别的课程。[12]比如, 教师在课前应对课程目标进行仔细分析, 运用多元智能的理论作为组织框架来设计课堂教学。使所教的内容尽可能地促进多种智能的发展, 而不仅仅注重一种或几种智能;教师通过调动各种智能活动在教学中的各自作用, 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进行差异教学, 从而使每一个幼儿都能得到适合其智能特点的教育。[13]要达到上面的目的, 幼儿教师必须牢固树立“以幼儿为本”的思想, 在教育和评价幼儿的态度和行为上, 应当平等、无私, 对不同出身、不同个性的幼儿都应一视同仁, 满腔热情地关心每一个幼儿。

5. 将幼儿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

有学者以义务教育的延伸问题为突破口, 在探讨分析学前教育价值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 对我国现阶段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并认为推进学前教育的义务化进程是解决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障碍的必然性选择之一。[14]但问题是, 我们一般认为义务教育的特点是免费加强制的, 而西方国家的大多做法是学前教育免费的多, 强迫的少。例如, 美国、韩国等国家学前一年教育均已免费, 但不强迫。因此, 更适合的说法应该是让学前教育逐步成为免费教育。我们也可以像英美等国一样, 让最需要开展学前教育的人群最先享受免费的学前一年教育。

6. 提高教师待遇, 完善幼儿教师的培训和聘用制度。

当前我国各地幼儿教师的薪金大约只有当地小学教师的一半到三分之二, 转档落户的机会也大大少于小学教师, 这是极不公平的。另外, 幼儿教师的聘用制度和继续培训制度等都还没有真正完善和落实。对此, 有学者指出, 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本地幼儿教师的轮训计划, 将各幼儿园执行教师培训计划的情况与幼儿园的分类定级、检查评比联系起来, 并采取必要的奖惩措施。[15]只有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吸引更多的高素质的人士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才能真正确保教育过程中的公平。

五、对现有学前教育公平研究的反思

现有学前教育公平的研究显现了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以教育公平为大背景来研究学前教育的公平问题, 并呼吁我们重视学前教育的公平。二是研究更能够紧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比如, 邵小佩认为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16]。赵海慧认为幼儿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由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结构迅速变化, 社会转型加速, 打破市场与教育公平之间的二律背反, 调控教育市场失灵, 追求教育公平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伦理诉求。[17]三是注重对国外学前教育公平的研究介绍。比如, 庞丽娟等人通过对印度学前教育相关法律与政策的研究, 归纳出印度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法律与政策的主要特点, 对于我国通过立法促进学前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夏靖等人通过对台湾地区学前教育及其相关法律的分析后, 提出了对我国大陆地区依法推进学前教育公平的四点建议。四是研究方法以理论探讨为主。

近十年来国外成人教育研究述评 篇3

摘 要：近年来，国外各国尤其是欧美地区越来越注重成人教育，其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发展都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通过系统梳理近十年来国外成人教育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国外成人教育存在教育地位日趋边缘化走向以及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问题，并概括了国外政府部门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策略。

关键词：国外成人教育；教育模式；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724 文献标识码：A

成人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终身教育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要使每一个成人拥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以不断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国外诸多国家为了有效解决成人教育现存的问题，最大程度地实现成人教育的社会功能，积极创新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方法。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近十年来国外成人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总结了国外成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期望能对我国现阶段成人教育的管理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成人教育内涵研究述评

成人教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英国、法国等作为最早实施成人教育的西方国家，迄今为止也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英国“成人教育”概念受社会发展、历史沿革、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其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有变动，极易造成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正如美国著名成人教育学家诺尔斯所言：“‘成人教育这一术语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含义：一种成人学习的过程；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一个运动或一个社会实践领域。”正是由于这一概念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使诸多学者难以准确把握其内涵，因而容易混淆成人教育与成人学习、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概念。这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远落后于成人教育实践的发展。

（一）基于成人教育学科理论角度

美国著名进步主义成人教育学家诺尔斯将其定义为“帮助成人学习的艺术和科学”，是一种强调关注学习过程的理论与学科。由此可见，此定义从受教育者范围出发，是一种宏观意义上概念。从诺尔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他非常注重强调成人教育的学习主体与过程。为了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进行质的区分，他第一次成功将德文中的成人教育学转译成英文“Andragogy”，故在美国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概念也有诸多局限性，并没有将成人学习环境因素概括进来，这也是该定义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出现此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一方面是由于成人教育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成人教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二）基于成人教育学科理论角度

美国学者哈奇（Hartree）认为：“成人教育理论也许只是一些确保成人教育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原则，或者仅仅描述了成人学习者应该是什么样的。”由此得知，哈奇的论述是在诺尔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果说诺尔斯的概念为成人教育学提出了一个基本框架，那么哈奇的观点则是对这一学科理论内容的具体化。还有学者从传统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出发，提出“成人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包含了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经济学等内容。”总的来说，从学科角度来理解成人教育，则必须从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当中将其最核心的概念或相关原则抽象出来，科学回答成人教育在教育学科发展体系之中的作用功能。

（三）基于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角度

美国著名教育专家莎润？梅里安教授（Sharan B.Merriam）认为：“美国成人教育界存在一组对立的价值取向，即成人教育是变革社会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使社会变得更公平的途径与成人教育是服务于人力资源培训、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需要的工具”之间的矛盾。学者孙颖、于伟指出，美国成人教育理论在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存在两者价值取向，即“成人教育究竟是一种重视学习者的自身经验及自主管理的活动还是一种注重成人学习内容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度的社会现象。”以上学者所指出的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矛盾就是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即成人教育应该重视服务于社会发展还是个人发展的问题。因为成人教育本身就具有这两方面的功能价值，其价值取向与功能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不能完全赞同或是取缔某一种价值取向。但需要意识到：“西方国家都过分强调成人教育的社会性功能而忽视了成人教育的个体性功能。”因此，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才能使成人教育的个体效益与社会效益得到统一与最大化。

（四）基于成人教育的对象及教育效果角度

美国成人教育学家霍尔（C？O？Houle）认为，“成人教育是男性或女性通过学习技巧和知识，了解、欣赏或改变态度以提升自我的过程，是个体或机构设法达成男女在这些方面改变的过程。”霍尔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成人教育对于促进个体自我发展具有重大功能价值，但此说法并没有突出成人教育的社会功能特性，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提到：“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成人来说，成人教育是代替他们失去的基础教育。对于仅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来说，成人教育是补充初级教育或职业教育。对于需要应付环境变化新要求的人来说，成人教育是延长他们现有的教育。对于已经受过高级训练的人来说，成人教育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教育。”此观点主要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审视成人教育的覆盖范畴，也明确指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并与教育类型相联系。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对成人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义：“成人教育是指整个正规和非正规的不断学习过程，通过这个学习过程，被所属社会视为成年的人们增长能力，丰富知识，提高技术或专业资格，或者给其以新的方向，以满足自身和社会的需求。”这一定义有效解决了各教育类型彼此交叉重合的问题，更具合理性与科学性。

（五）基于成人教育具体内容的角度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关于成人教育的定义为成人接受的业余教育，包括非学术教育及攻读学位的教育活动。”这一定义则从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角度出发，较为强调成人教育的正规性，对相关学分或学制也较为重视，将成人教育的实践内容与实践目的联系起来。我国学者谢明荣、管丽基于国外教育的教学内容结构研究后指出：“外国成人教育包含公民教育、职业教育、闲暇教育在内的综合教育体系。”西方各国尤其是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其成人教育几乎囊括了公民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一般来说，教育界都倾向于将成人教育内容限定在职业技能提高或获得专业资格的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学历教育等领域，而对公民在业余生活中因兴趣而接受的培训或学习并不予以考虑。“将公民的闲暇教育纳入成人教育范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闲暇教育也是提高成人综合素质与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都将成人教育与学历考试或资格考试直接挂钩，有利于提高大众的受教育层次与水平。总之，不断深入挖掘成人教育的基本内涵，探讨基本理论问题是开展成人教育研究工作的前提条件。

二、国外成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述评

西方各国成人教育理念人本化、运行模式自主化、资金来源多元化、教育手段现代化、教育法律法规建设系统化，这些特点说明国外成人教育凸显了多方面优势与特点。然而，国外成人教育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地位与发展趋势以及教育公平等问题上。

（一）成人教育存在边缘化走向

学者欧飞兵详细论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成人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即“成人教育现实地位边缘化”。学者欧阳忠明从第六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两项基本成果入手，明确提出：“国际成人教育政策的地位居于边缘位置。当前成人教育政策依然在国家政策中处于非主流状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成人教育政策难有独立之身；成人教育政策参与部门耦合度不够；成人教育政策覆盖范围较为狭小。”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成人教育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部门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其现实地位呈现出边缘化走向。由于部门管理失调使成人教育相关政策在执行上过于复杂，这是导致成人教育效果低下的直接原因。如欧盟各国的成人教育需求庞大、项目繁多等问题，使得欧盟各国之间、国家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耦合度不高，进而导致成人教育政策的执行力大大降低。西方国家如何加强教育部门管理，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甚至是国家之间的耦合度是现阶段西方各国在推进成人教育的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二）成人教育的不平等

德国作为世界上成人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成人教育创新等领域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学者石人炳从两个方面概括分析了德国成人教育的不平等问题及其原因：“德国成人教育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不同阶层的人受教育的不公平性，城乡受教育的不公平性。这是由于国家对社会较低阶层者接受成人教育采取的措施还很不够，这样加深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这一现状说明了德国等多数发达国家对社会地位、阶级降低的弱势群体所采取的成人教育措施力度不够，也没有平衡处理好城乡之间的现实差异。成人教育的不平等问题是国外普遍面临的难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而导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再如，众多学者都提出当前国外成人教育在不同阶层、种族、性别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受教育机会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其中性别差异在拉美、亚非国家最为明显，种族差异在欧美较为严重。因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明确指出：“要求为所有人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满足他们最基本的学习需求。”提高全民教育的公平性是改善和提高成人教育整体质量的首要条件。

三、国外成人教育对策研究述评

面对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国外各国在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不断创新了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方式与实践操作手段。西方国家着力加强成人教育的学科建设，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优化各种保障机制，提升成人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及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一）西方政府高度重视成人教育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提高成人教育的地位，在法律法规、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与改进。如2003年英国教育部颁发的成人教育白皮书《the Skills Strategy》，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资助、教育改革、技能学习等相关内容，“白皮书为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使得成人学习者可以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不同年龄的人都有受教育机会，从而挖掘自己的潜能。”其次，在成人教育管理方面，国外各国都在创新成人教育管理模式、提高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英国教育部门就与国家成人继续教育协会（NIACE）进行合作，依靠自由竞争市场来管理成人继续教育的相关事宜。”政府管理部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能有效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也能大幅度提高教育管理部门的服务质量，进而对提高成人教育的平等性、保持政策执行的通畅性都有促进作用。最后，在成人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国外各国成人教育资金来源更加丰富，投资主体趋向多样化。在发展策略方面，美国凸显成人终身教育；瑞典大力发展社区教育；日本大力推进成人教育的多元化发展策略；德国注重提升成人职业教育的实效性。此外，一些国家成立了成人教育的评估机构独立评价成人教育质量。例如，英国的“成人学习督查团”等。

（二）加强成人教育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

国外各国为推动成人教育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与学科建设，使得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成为可能。英、法等国致力于推动成人教育学从“近代（普通）教育学的下位学科顺利发展成为现代终身教育学的下位学科”。欧洲地区的学者也在不断创新成人教育的研究方法，从“传记法到生活历史法的演进”就表明学界对成人教育的研究已从传统的学术专著中跳出来，越来越重视成人在现实情境中的个性与需求。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对个体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在成人教育实践中民主色彩更加浓重，活动、课程设置的立足点也成功转向到个人具体真实的现实生活。学者宋小荣基于国际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欧美地区的成人教育研究演进路径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欧美地区以‘成人教育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发展较快，已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研究活跃地区，涌现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乔治亚大学等一些高影响力研究机构以及一批著名学者，该领域研究前沿主要为成人教育的国际视野和政策环境等”，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学术成果数量位居世界前三。由此可见，欧美各国对成人教育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研究领域的活跃也有效推动了成人教育实践领域活动的开展。

（三）成人教育相关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

欧盟国家非常重视改善弱势群体在成人教育中的不利地位，“特别是要关注处在危险中的个人和群体，发挥生涯指导服务的预防作用，鼓励完成学业，使早期离校生重新融入适当的教育和培训中”。为此，近几年来，欧盟通过了一系列帮助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的成人教育政策：“《欧洲青年政策纲要》、《成人教育：欧洲的趋势和问题》、《社会保护和社会融合的联合报告（2005-2008）》等”。学者杜以德从政府管理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对成人教育投资的政策价值取向，其中的公平取向就集中反映了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倾斜力度。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弱势群体受教育比重以及成人教育的效果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支持政策。如英国政府在2003年颁布的成人教育政策《技能策略》（The Skills Strategy）中就明确提出“每周向部分成人学习者提供30英镑的拨款，用于资助他们的全日制学习，开展文化和社区学习，特别针对那些抚恤金、救济金领取者和低收入者和失业者”。各国政府积极制定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成人教育政策能有效提高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增加社会就业率，进而提高公民对社会的满意度。只有当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甚至是不同种族的群体平等享受受教育的权利，才能拥有发挥个体无限创造力和活力的机会，才能将教育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才能真正实现“为了每一个人的发展”。

（四）建立更加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

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终身教育”新思潮在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终身教育理论对于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作用，终身教育已经成为各发达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指导原则。”1990年，日本颁布的《终身学习振兴法》于2002年修订为《终身学习完善法》，使成人教育的具体条款更具操作性。韩国也经历了从“原有的《社会教育法》到1996年的《终身学习法》，再到2000年的《终身教育法》与2007年制定的《终身教育法实施细则》”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韩国政府提出了诸多新措施，如“学分银行”“终身教育士”等，使终身教育不断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与人性化的新高度。由终身教育发展而来的“终身学习”思想理念对提高成人教育效果有着积极作用。终身学习理念推动国外多个国家积极开展学习型城市、社区的探索与建设。学习型城市或社区并不代表学员的学习被局限在某一城市或社区中，其建设是突破地理学范畴上的面积大小而重视以城市、社区、学区等为载体建设全民学习的学习组织或团体。

（五）提升成人教育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西方各国普遍重视成人教育的教师培训，即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鼓励教师提升自身专业素质，不断更新自身专业知识。“美国一些州废除成人教育教师资格的终身制，规定教师资格的有限期限，教师必须通过进修获得一定学分或学位后才能更新证书。”这种对成人教育教师资格的相关硬性规定能有效推动教师不断更新自身知识体系与教学方法。除此之外，带薪休假等做法也对提高教师学习积极性有重要作用。其次，重视成人教育相关管理人员的培训。成人教育管理人员是协调成人教育教师与学习者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桥梁，其从业能力的高低对某一个成人培训机构或组织的教学效果和效益有着直接影响，故“国外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成人教育管理人员提供多种多样的在职培训场所和机会。”

此外，国外各国政府或相关社会组织还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的举措，进一步创新成人教育方法、推进成人教育实践发展。例如，不断完善成人教育在线远程教育系统、发展社区基层成人教育、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尤其是推进成人教育模式改革，逐步实现从传统的教育模式走向远程教育模式。因而“许多国家十分重视信息技术在继续教育中的应用，特别是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在继续教育中的应用，逐步实现继续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国外许多国家或国际合作组织都大力促进远程学习系统或培训系统的开发研究，其中成人教育在线网络课程、数字图书馆、慕课学习平台的迅速发展，都为提高现代成人教育的实效性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世界各国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大力借鉴其他国家成人教育的成功经验，不断推进了成人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成人教育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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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剑琦编译.英国：成人教育白皮书[J].比较教育研究，2003，（9）.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篇4

近十年来社区研究的理论视野已日渐宽宏,其理论成果也日渐丰厚.社区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日益分离的产物,社区已成为国家控制和管理社会的`组织载体,是实现人际关系整合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作 者：姜振华 胡鸿保 JIANG Zhen-hua HU Hong-bao 作者单位：姜振华,JIANG Zhen-hua(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北京,100089)

胡鸿保,HU Hong-bao(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087)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篇5

对近十年来国内有关网络与青少年社会化问题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归纳出网络社会化范式、网络对青少年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网络与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网络与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等5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并指出了这些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

作 者：许传新 许若兰 XU chuan-xin XU Ruo-lan 作者单位：许传新,XU chuan-xin(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许若兰,XU Ruo-lan(成都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四川,成都,610059)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篇6

报告

县近十年来村庄变迁情况调研情况报告

根据省委农工部统一安排部署，为摸清全县农村村庄变迁情况，完善有关农村政策，我部对全县-期间村庄变迁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现将调研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县地处赣西边陲，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北麓，东邻安福，南毗永新，西与湖南茶陵、攸县接壤，北与芦溪、湘东相连。县境地地处北纬26°57′，东经113°46′之间，南北长约58公里，东西宽约38公里，国土面积107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万亩，山地面积112万亩。至，全县

行政村数量从169个减少至157个，减少了12个；自然村数量从1165个减少为1152个，减少了13个，村庄变迁方式主要有区划调整和扶贫搬迁。整体来讲，我县变迁的行政村及自然村涉及面不广，村庄形态和管理方式发生改变不大。

二、村庄变迁后的客观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不断推进，城镇的聚集效应和拉动作用逐步得到体现，一部分农民开始向条件较好的中心村、集镇和县城搬迁，同时，有些交通不便、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边远自然村也整体搬迁。

1、村庄形态：村庄形态变化主要有并入其它村庄和独立划出区域异地安置两种方式。并入其它村庄如良坊镇仁本村并入汤渡村，渐潭村并入南湾村，乡村、村合并为村。异地安置如乡南村村磊垅自然村，因扶贫搬迁，政府在吉莲公路旁独立划出土地，集中安置。

2、生产生活方式：村庄变迁后，解决

了部分村庄地势偏远，交通不便的问题，极大的方便了村民的出行，也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坊楼镇坊楼村工业园自然村，搬迁后在当地企业务工成为村民就业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了由务农转为务工的良好局势。

3、基础设施进建设：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推广，我县对变迁后的行政村及自然村进行重新规划，更加注重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硬化了村级公路，新建了学校校舍，增加了村级卫生站和幼儿园等。

4、管理方式：村庄变迁后，管理方式主要以沿袭村级管理方式为主，但也有转变为社区或居委会管理，如琴亭镇御景湾社区和明珠社区。

5、产业发展：随着村庄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除了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他们也更加愿意尝试种植一些新型的经济作物，走农业产业化道路。

6、生态环境:通过新农村、危房改造建

设，大部分村庄拆除了破旧的危房，规划了乡村绿化带，垃圾统一收集处理，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坊楼镇富树村毛仔坪自然村，是典型的移民村，通过新农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亮点村。

三、今后村庄变迁的规划、考虑和趋势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新型城镇化的需要，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引起村庄变迁，以及交通不便、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边远村庄的迁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今后村庄变迁趋势。一是搞好全区域规划布局，根据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地理地貌、村风民俗等科学编制规划，同时注意规划的适度超前，做到现在不走弯路、将来不留遗憾、较长时期不会落后。形成县-乡镇-村-自然村“四级镇村规划体系”。根据县长期规划，县城土地资源有限，城区有向周边发展的趋势，县城周边7个行政村均会不同程度融入城镇而导致村庄变迁。坊楼镇“省百强中心示范镇”建设，规划将致村庄变迁涉及4个行政村，38个自然村，2082个人口，涉及土地面积5平方公里。二是充分考虑村庄规模小，兼顾规划的全面性，尽可能做到覆盖全面，把产业发展、设施建设、垃圾处理、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等内容都考虑进去。未来我县将建设界化垅新区，涉及三板桥乡、神泉乡等乡镇，应统筹规划。三是积极引导村民向中心村、集镇、县城集居。高洲乡黄沙村今年要修建水库，涉及到库区一自然村5户，25人要搬迁。四是加大资金投入，改善中心村、集镇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其承载力。结合新农村规划整治空心村，对于长年无人居住、空闲、倒塌、无保留价值的房屋，通过村理事会运作，由村小组统一拆除平整，将宅基地收回，然后按规划重新进行建设，逐步消灭“空心村”现象。

四、村庄变迁的意见和建议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村庄的迁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切实改善生活生产环境，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1、加大政策集成力度和资金投入。由于大部分搬迁户本身的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经济收入不多、人口少、年龄大等因素，对今后变迁来说，需要投入的资金相对就要加大。

一是对于政府补贴性搬迁类型，随着农民搬迁建房的成本的增加，购买商品房价格的增涨，建议提高对搬迁农户的补偿标准；二是对于整建制搬迁类型，建议集成各部门相关政策，加大对搬迁新址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三是对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实行搬迁的农户。为了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建议采取政府全额投入的方式进行搬迁，彻底解决老百姓的安全隐患等问题。

2、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做好变迁后续工作。村庄变迁工作是当前农村发展中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过程，形式上的搬出、迁入并不意味着搬迁工作的结束。要认识到变迁后续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必要性和长期性。一是对于整建制搬迁村根据地区实际,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加速培育新型产业,鼓励和支持他们发展家庭经营,从事商业服务业活动。引导和扶持搬迁户发展特色产业，或从事第三产业，解决生产、生活经济来源问题。二是对于自由搬迁的农户给予转居民户的政策，并进行技能培训为搬迁户的再就业提供便利。三是通过土地流转或租赁等，积极整合原有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使农民得到真正实惠。

3、建立搬迁绿色通道，加快搬迁进度。针对搬迁村新址的土地、规划、林业等问题，应采取特事特办的方法,给予特殊政策,简化办理手续，缩短办理的时间。成立由扶贫办、发改委、国土局、环保局、水利局、林业局等相关单位组成的联席会集成办理相关手续，保障搬迁工程的顺利实施。

4、转变发展思路，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要把增强农村集体实力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思路，积极发展农村新型经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篇7

本文主要以城镇化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过去十年相关文献,总结提炼中国城镇化发展之路,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同时,通过文献的研究,还可以去寻找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道路。

一、城镇化的概念

学术界普遍认为,城镇化的概念,通常应包括几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城镇化进程是农村居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环境中生活方式的形成。第二,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由关联度密切的一系列变化所推动,这些变化中涵盖了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社会和人口的变化。第三,城镇体系、土地利用方式、社会、生态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城镇化的特点和趋势所导致[1]。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城镇化这个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市民化。

二、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指推动农村向城镇转变和发展所需的动力,以及维持和改造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所构成的综合系数。华民(2006)指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源主要来源于以下几对矛盾源: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之间的矛盾;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2]。陈柳钦(2007)和吴靖(2009)都认为,城市化的进程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它们是城市化不可或缺的动力因素。褚素萍(2007)认为,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可分为外在动力和内在动力,其中外在动力由外部环境对农村城镇化形成,而内部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内部。在学术界,也有部分学者利用“推—拉”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认为“推力”和“拉力”形成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李世泰、孙峰华(2006)在研究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时,从阻碍因素和推动因素出发,在总结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动力系统结构模型。其中,城镇化推阻机制体现在制度设计;城镇化阻力机制体现在农民的排斥力;城镇化实现机制体现在农民的利益诉求,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机制主要体现为非农产业的吸引程度[3]。在学术界,部分学者(如辜胜阻、李正友,1998;崔功豪等,1999;朱文明,2005)在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下,认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因素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产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集合资金、政策、政府、农民群体和一些外部力量来共同努力推动城镇化。

三、城镇化的道路研究

最近几年,新型城镇化频频出现在官方文件当中,已然成为了流行的术语,成为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学术界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如雨后春笋。王素斋(2015)从五个方面论述中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必然性:一是中国特有国情下的必然要求;二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现实要求;三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四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五是信息化背景下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4]。倪鹏飞(2015)则从八个方面指出了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路径:一是走产城互动的城镇化道路,确保经济的“持久繁荣”;二是走平坦中带有倾斜的城镇化道路,兼顾空间的“公平效率”;三是走包容又带有增长的城镇化道路,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四是走本土但又不乏开放的城镇化道路,确保城市的“世界个性”;五是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道路,推进居民的“迁移俱进”;六是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确保生态的“自然优美”;七是走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八是走以创新为导向的城镇化道路,确保城市的“引领未来[5]。

四、城镇化的政策研究

有关城镇化的具体政策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颇丰。马庆斌(2015)认为,国家在政策选择方面应该以城乡统筹促进农民工举家进城为突破点,因为这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这些政策具体包括: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来解决进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鼓励退出农村与支持进入城镇的政策双管齐下;尽快建立社会心理公共干预机制;培育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综合承载力,引导进城农民工在城镇“大杂居,小聚居”[6]。张平(2015)认为,应以天津经验为模板,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具体方面加强政策创新,以农村城镇化政策创新为切入点[7]。

五、研究发现与展望

(一)研究发现

城镇化在中国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方向,它不断地指导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从研究成果来看,城镇化研究成果的质量越来越高,提出了诸如“过度城镇化”“半城市化”“人口城镇化”等非常有用的分析概念。

第一,明确了城镇化的定位。更加明确了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就是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在此过程中,它更加需要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而西方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业城市成为欧洲城市化的典型形态。

第二,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离不开政府和市场这两个动力机制,其中要特别注重发挥市场这个基本动力机制的作用,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也离不开政府的机制作用。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城镇化的发展,需引入政府的力量,以推进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

第三,关于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学术界似乎形成了共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应该是,发挥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采取区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发展。

(二)研究展望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加强对人的城镇化研究。城镇化主要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和经济化。在中国,城镇化的研究必须系统地结合三农问题。如果单纯地来讨论城镇化的设计,而忽略农村、农民和农业,一切都是空中楼阁,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幻想。据研究学者发现,中国目前城镇人口达到6亿,但只有4.5亿的城镇户籍人口。也就是有1.5的人口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并不同等地享受城镇居民在诸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的待遇。城镇居民都习惯把他们标记为“农民工”,这就是“半城市化”现象。因此,如何实现人口城镇化将成为城市化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第二,要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相关制度的创新研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农业向人口市民化的有序转移,已然成为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点内容。在此背景下,沿袭已久的农业和非农业的身份划分,现在许多城市统称为“居民户口”,但对此改革措施学术界产生了不同的声音。在户籍制度改革下,不仅要做好农民工进城的安排,还要做好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培训等工作。户籍制度在大城市放开是否可行,农转非是否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因此,学者们不仅要研究户籍制度,还要研究社会保障和土地相关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制度改革创新的新路子。

第三,要加强和关注“逆城市化”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多外飘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也有一些城市的居民把农村迁移出来的户口再迁回农村,如浙江台州、温州就出现该现象。而关于这种“逆城市化”的现象,目前的研究还非常少,只有不到10篇学术论文。因此,“逆城市化”现象,值得进一步加强研究。

摘要：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焦点,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城镇化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及特征、城镇化动力机制、城镇化发展道路、城市化政策方面。通过梳理相关的研究文献,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探讨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空间。

关键词：城镇化,国内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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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红楼梦》研究资料索引 篇8

关键词：红楼梦；近十年；研究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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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通过对上述近十年来《红楼梦》研究资料索引的收集，我们发现，各学者，作者对于《红楼梦》的探讨有增无减，各类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从而让我们可以更为全面的了解《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