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精选4篇）

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篇1

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陈震

（金融2班0907810230）

摘要：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保持着高增长的同时也潜藏着许多不利因素。专家学者们对此不断研究探讨，从多角度提出改进措施，以期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协调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问题建议述评

2000年来国际形势动荡变化，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我国经济虽然保持着增长势头，但总体来看增长速度趋于缓慢。历史经验证明，每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世界都会迎来新一轮的巨大经济调整，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这段时间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危机前的经济模式，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广大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从结构、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我国经济高度增长下潜藏的巨大隐患。同时立足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本文即是将近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问题探讨和完善措施进行整理，述评如下：

1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1.1经济增长与需求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扩大和出口拉动，国内消费份额过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王一强（2011）指出，过度投资和内需不足正在催生经济泡沫，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引起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负面效应，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形成经济隐患。同时，我国经济的增长高度依靠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占经济的比重较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使得我国经济难以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 影响，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 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投资、消费和出口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对其结构占比加以调整。

任泽平和张宝军（2011）指出仅仅强调中国依赖外需或内需的一面缺乏客观公正的事实依据。他们研究发现，在需求主体方面中国以内需为主，在动力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典型特征

1.2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王一强（2011）撰文指出，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性失衡亟待解决；而相对于第一和第二产业，我国的服务业还比较薄弱，尚不能很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

1.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现象。高宏伟、王素莲（2009）以1978-2008年人均GDP与基尼系数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关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我国是存在的，而且目前基本上处在倒U曲线的左侧部分，若不继续实施强有力的措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还会进一步反弹,库兹涅茨倒U曲线可能会再次上扬。

1.4 经济增长与创新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动力。王一强（2011）指出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科技 自主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上，没有形成创新文 化和创新精神。同时，科技投入不足，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还不突出。科学技术决定国家兴衰和民族命运，显然，缺乏科技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维持下去。

1.5 经济增长与制度性矛盾

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制度性矛盾不断显现，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必须解决的问题。米建惠（2011）分析指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政府管的太宽、太细且对经济发展的服务性不够。（2）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存在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诸多社会突出问题。同时我国的养老保险还将广大农民排除在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3）经济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不到位，另一方面，财税制度还未达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水平。

1.6 经济增长与就业

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梁慧（2011）利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奥肯定律在中国的有效性进行回归分析，指出我国有效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体现了有效劳动的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是经济增长却对于有效就业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张燕（2011）提出我国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根源是由我国的投资结构所导致的，就业容 量大的部门所获得的投资量较小。

1.7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

我国的发展是粗放式的，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2011）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基于VAR 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对我国1989-2009 年期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获得的经济增长中约有7%是环境要素贡献的，即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污染，且这种是一种长期模式。然而环境污染为代价带来的经济增长却是短暂的，其动力很快就消失殆尽，环境污染将长期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制约经济的长期发展。

2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建议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专家学者们在借鉴国外经济增长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综合来看，大多数方法最后都会与扩大内需相关，由此可见，优化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

2.1 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换代的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而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而增加居民收入可以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和促进就业实现。

2.1.1完善收入分配

在西方经济发展实践中,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不是依靠市场经济发展自然过渡到公平中去,而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干预,依靠法律和政策等手段,逐步使社会收入分配

转向公正。高宏伟、王素莲（2009）撰文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营造良好的收入分配法制环境。第二、规范垄断行业分配秩序。第三、改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

此外王建（2010）在分析造成收入差距较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指出我国城市化应分成存量与增量这两个城市化阶段推进，并且必须以大都市圈为主导方向。

2.1.2促进就业

在我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目标。张燕（2010）建议应该促进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就业弹性。同时协调好科技进步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发展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新产业。全倩倩、王诗卉、苗锐（2011）基于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提出当前我国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育不同层次人才,将我国人口的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借以提高国民就业率。

2.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当前经济中第一、二、三产业之间不平衡现状，要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协调三次产业的发展。米建惠（2011）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控制消费工业的投资规模，降低我国经济单位能源消耗，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提高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翁媛媛、高汝熹（2011）建议我们必须务实地推进产业的升级和升值。产业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政府一方面应看清产业升级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应着眼于立足本地情况，为建立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而服务，不要盲目冲动地调高本地的产业结构。

2.3 破除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障碍

中国提了二十多年的经济转变到如今依然未转变过来，吴敬琏指出根本性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经济的发展最终离不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转变，翁媛媛（2011）指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破除以下四个方面的“体制性障碍”:第一，破除政府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这一障碍;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税体系使得收入和支出都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增长为主，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第四，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2.4 实行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体系应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马涛（2010）指出我们必须积极推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转变。建立一个既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又能有效分散经济成长所累积的风险，同时还能使居民享受经济成长的金融财富效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形成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共同竞争的局面，保证中国金融高效、安全、稳健地运行。

温辉、杨建清（2011）提出了一些中长期政策，包括（1）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重塑动员社会金融剩余的财政与金融渠道（2）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3）调整金融结构，完善资本市场（4）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2.5 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

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我国目前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2011）建议通过一定的措施减少企业单位产出的污染强度，对污染排放导致的外部效应进行清晰界定，建立科学完善的资源、污染权市场交易机制，形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良好的反馈机制，使两者实现长期、均

衡与持续发展。

肖攸（2011）认为我国目前当务之急是发展低碳经济，具体包括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体系；构建持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能力；建设节约高效的循环经济体系，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进步体系，建设科学、高效的流域综合管理体系。

3小结

广大学者都意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重点也从要素投入转移到了结构和制度方面，更加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和资源环境效益的相关性。在国际大形势下，相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会持续着重在扩大内需与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方面，同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之类的新型概念也会不断出现，研究也会逐渐深入。

参考文献：

[1] HUng-Gay Fung,Jau-Lian Jeng,Qingfeng Liu: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J],Chinese Economy,2010(1):71-92

[2]肖攸：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1(1):6-7

[3]高宏伟、王素莲：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9(2):46-49

[4]张燕：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和谐性[J].商业时代,2011(8):4-5

[5]王一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8):4-5

[6]任泽平、张宝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比较:内需与外需[J].改革,2011(2):14-20

[7]米建惠：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原因及对策探讨[J].商业时代,2011(20):6-7

[8]梁慧：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的关系研究[J].企业导报,2011(8):28

[9]刘梦: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3):14-16

[10]全倩倩、王诗卉、苗锐: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企业研究,2011(8):141-142

[11]王建:用城市化创造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J].宏观经济管理,2010(2):19-26

[12]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131-164

[13]翁媛媛、高汝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及未来增长空间预测[J].经济学家,2011(8):65-74

[14]马涛：后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J].产权导刊,2011(2):26-28

[15] 温辉、杨建清:我国金融体系功能的演变与经济增长[J].经济纵横,2011(3):91-94

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篇2

在对课程价值取向的认识中, 不同的学者由于理解层次的不同, 表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有关课程价值取向概念界定中主要存在三种不同表述层次。有学者认为, 课程取向是人们对课程的总的看法和认识。由于人们在哲学思想、价值观、方法论、文化背景及对个体的心理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认识存在差异, 形成对课程的不同看法, 进而演变成不同的价值取向。[1]有学者认为, 课程的价值取向代表的是一种价值倾向性, 主要表现在人们在制订和选择课程方案及实施课程计划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倾向性, 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课程的有意识的选择和取舍。[2]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靳玉乐、杨红等人。李广、马云鹏等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价值取向在课程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对其进行了定义。他们指出课程价值取向是课程价值的主体按照当前的认识水平, 以一定的客观价值标准为依据, 在价值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与行为趋向。[3]审视种种有关价值取向的含义, 尽管角度不同, 表述也各异, 但共同之处是都认为价值取向是连接价值观念和行为的桥梁。因此, 可以说课程价值取向是联系理论与实际的中间环节。

从对课程价值取向的概念界定上来看, 人们对课程价值取向概念的认识有较高的一致性。从性质上来看, 课程价值属于课程问题的哲学层面;从表现形式上看, 课程价值取向课程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表现出的行为或心理的倾向;从功能上看, 课程的价值取向对课程实际的设计、编制、实施、评价都起制约作用。因此, 课程价值取向的不同不仅会影响人们对课程的整体认识, 而且对课程开发过程的各个环节及课程评价的标准等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4]

二、国内有关课程价值取向研究的成果

(一) 课程价值取向类型的确定化

陈玉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纷繁复杂的课程价值观归纳为: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学生本位的价值取向三种, 这是我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课程价值取向存在的三种形态。在《课程价值论》一文中, 他指出:“以知识本位价值取向的课程‘必须根据知识本身的状况和逻辑来组织’。社会本位的课程, 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作为基本取向, 集中地表现在国家主义的教育课程中。学生本位课程价值取向在于为每个学习者提供真正有助于其个性解放和成长的经验, 重视人的存在, 强调学习的内部动机基础。”[5]陈玉琨将课程价值的类型划分为知识、社会、学生三种, 无疑为价值判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使研究者在纷繁复杂的课程哲学的研究中找准价值取向准确的定位。但是, 它也可能会产生人为分隔的痕迹, 因为课程价值取向不仅存在于价值主体的判断之中, 而且要考虑教育的特点。教育是合规律性的存在, 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要考虑到社会的需求和科技的进步, 又要考虑到学生的身心发展状态。因此, 不存在仅以其中某一项为价值取向的单一的课程价值, 而是体现在价值判断过程中更倾向于其中某种价值。

(二) 课程价值主体更倾向于以学生为本位

人的主体地位的不断强化扩展到教育领域表现为对学生主体性的不断关怀。从卢梭的《爱弥儿》中对遵循自然规律, 发展儿童天性的启蒙到20世纪杜威提出的“三中心”, 无一不体现学生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这对我国教育的影响十分深刻。针对我国以往课程价值取向中过于重视社会的价值和知识本位的倾向, 课程设置中忽视学生的需要, 不少学者提出了学生本位的价值取向。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从教育价值主体的维度分析, 认为社会和个人是价值关系中的主体形态, 强调应该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 弘扬人的主体性。杨军、万明钢通过对20世纪课程价值取向演变的分析, 指出从教育价值取向应从“化人”转向“人化”, 充分意识到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6]也有学者从课程政策研究角度指出课程在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的价值选择上应该坚持两者辩证统一基础上的个体本位优先。[7]还有学者通过课堂实践观察, 运用质性分析的方法指出课程价值应该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8]总之, 从价值主体的角度出发, 在社会和人的主体作用的比较中, 应更强调人的主体性, 体现在课程中则是更强调学生本位。

(三) 课程价值取向结构走向融合

由于不存在以单一价值的课程, 从而使课程在其价值表现形式上出现多样性。从价值取向的结构上来看, 仅支持某一单一课程价值的学者不多, 更多的学者趋向于将社会、知识和学生三种价值取向进行融合。而在论述三者关系时, 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 以学生取向为主体, 社会和知识取向相协同的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陆启光、张瑞玲等人。陈玉琨等人则认为社会、知识、学生三者在课程价值取向上体现的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他指出教育和课程只能在尊重教育规律、尊重科学逻辑的基础上为社会发展服务, 同时背离了社会需要的教育自身也会成为问题。[9]苏强以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为理论依据, 提出了发展性课程观, 试图将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10]

从课程价值取向结构的研究中, 我国学者看到了学生、社会、知识三者之间并不是唯我独尊的, 三者存在一定的联系, 并起到制约作用。他们试图将三者有机组合, 从而使课程结构更趋合理化。问题关键则在于知道三者是如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把三者的有利面扩大, 共同促进课程的发展。

(四) 课程价值取向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课程是一种多样化的存在。对于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 部分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从教育本身来探讨, 而是试图从多种学科背景之下对课程价值取向进行研究。

课程的属性决定了课程必须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以文化学为基础对课程进行研究则形成课程文化学这门学科。[11]一些学者试图从更高的角度审视现代课程价值取向, 将课程的价值取向研究置于文化的角度, 这一部分的研究较为充分。从文化视角审视课程价值, 主要是探讨课程价值与文化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课程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丁钢认为课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1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课程与文化相互制约。靳玉乐、杨红通过文化历史的考察, 得出课程能对文化进行选择与传递。另外,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课程的价值取向。[13]基于这方面研究的还有李广、马云鹏等人。从文化视角对课程价值研究较为深入的还有刘旭东等人, 他指出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课程应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培养。[14]

还有学者从伦理学角度审视课程价值取向, 提出了课程价值主体的选择应该以学生的个体发展为核心, 课程价值的内涵选择以非功利性取向为旨归。[15]王牧华则根据生态主义价值论提出了生态主义观的课程价值取向, 具体表现为承认价值存在的普遍性和自然价值的内在性。[16]还有学者通过对课程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教师的课程价值取向对课程价值取向进行了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课程价值取向研究现状的分析

在我国, 有关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之上, 早期主要是对国外有关研究的介绍。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基于本土化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课程价值取向总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相联系。我国的文化沉积深厚, 有关教育理论与思想的论述更是博大精深, 基于我国国情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课程价值取向的进一步发展还应处理好与我国教育实际和文化基础之间的关系, 从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并具有本土气息的课程价值取向观。

针对社会、学生、知识三方面的关系, 不少学者提出了从实然走向应然。课程价值取向是主体对课程的总的看法和倾向性, 它是在综合地审视多方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选择和判断。因此, 当前研究中对于课程价值取向的内容不再拘泥于非此即彼的单一关系, 在课程价值结构的构成方面许多学者都试图从整合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同时, 学生的需要是课程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考虑因素。在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中, 学者们发现以往课程设置中对学生主体的忽视, 指出课程价值取向更人性化, 价值主体应更突出学生本位, 关注学生的实际和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 学者们更多探讨的是对于社会、学生、知识三者应然的结合, 而应然如何在实然中得以体现还需进一步加强。

通过对搜集的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有关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以哲学思辨和教育学描述及解释为主, 仅有为数不多的研究采用政策分析和质性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还需进一步加强。同时, 我国有关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上。由于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高度, 对课程的实际操作方面的指导作用不明显。不少学者试图从多学科的视角审视课程价值取向, 他们从伦理学、文化视角、生态主义观和实践层面的教师课程价值取向进行研究, 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 这一部分的研究除了文化视角的研究较丰富外, 其他研究的文献数量还十分有限。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还要借鉴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 从而扩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摘要：课程的价值取向是课程领域研究的基础理论部分, 对课程的设计、编制、实施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在有关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从课程价值的某一取向进行论述, 缺乏综合性和整体性。本文对近20年以来的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进行了汇总, 并分析其呈现的趋势, 希望为教育理论和实践服务。

近年来我国政治生态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政治生态；概况；不足

一、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概况

在我国，政治生态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学者对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也尚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最初运用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政治现象的国内学者也并不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沪宁、王邦佐、李惠康等学者。王沪宁先生于1983年所著的《行政生态分析》[1]是国内出版的首部政治生态学著作，王邦佐和李惠康教授等其他学者于2000年共同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2]在社会系统的大背景下分析中国的政党制度，在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运用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以及于2007年出版的刘京希教授主编的《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3]这些著作都是早期学者运用生态学理论分析和研究国内政治现象的初步尝试。

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有更多学者开始关注政治生态问题并深入研究，如夏美武教授所著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基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4]和《政治生态学：理论原则、价值与现实意义》[5]、陈朋亲的《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需要协商民主》[6]、李鑫和赵连章的《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7]、范以锦和杨凡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8]以及邱炜煌的《净化官场政治生态》[9]等，都丰富和发展了国内对政治生态的理论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生态进行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生态的概念

关于政治生态概念的概述，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刘京希教授在其著作《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中表明“简言之，政治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学问。”[10]同时他还简单的区分了政治生态学与生态政治学的不同，“比较而言，‘政治生态学的提法，更切合其所定义的内容，它在形式上体现着对其研究主体——政治体系及其行为的关注，表明它是关于政治体系及其行为的组织生态学；相反，‘生态政治学的提法，从名称上看，‘环境生态是其研究的主体，因而生态政治学易被理解为‘关于环境生态的政治学。”[11]有的学者将社会政治生态的视角纳入观察分析腐败问题和反腐败斗争的范畴中，给政治生态下的定义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模式、政治评价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是政治环境之所以形成，政治关系之所以构建，政治行为之所以达成，政治评价标准之所以确立的内在机制和发生机理。”[12]李斌雄教授指出“所谓政治生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与人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13]站在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环境的角度阐述政治生态，讨论的是政治生态的廉洁性，将政治生态划分为党内政治生态和党外政治生态，指出政治生态不仅是党员干部党性、觉悟、作风的综合体现，也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

魏雪芳在其硕士论文中将政治生态作为一个大背景来研究中国政治稳定问题，她也提到政治生态是对一个国家及地区政治生活现状的反映，是相对于自然状态、社会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是一个国家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集中体现。[14]景乾坤在其硕士论文中将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作为研究对象，把政治生态放在一个地区政治发展的背景下来介绍文中的政治生态含义，政治生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是制度、法律、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环境因素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寻求的是一个有利于政治发展的社会环境，倡导的是民主、法治、效率和稳定。[15]

（二）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表现及原因

虽然我党一直在强调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构建廉洁的政治生态环境，但仍有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遭到了各种问题的破坏和侵蚀，政治生态一但遭到破坏就会成为能够让腐败滋生的土壤。腐败已严重威胁了政治生态的自净机制，政治生态污染已严重动摇了党的执政地位。[16]有学者认为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将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归结为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强权乃至霸权行为日益盛行，难以阻止，政治价值观受到歪曲，官员行为失范现象大量存在，社会成员对政治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评价标准严重扭曲，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的约束作用丧失。[17]腐败行为削弱制度的效力，扭曲了社会对政治的认知，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形象，同时也导致了社会运行机制的部分异化。[18]有的学者将一些地方或部门政治生态不健康甚至恶化的原因归为以下几点：管党治党不严格，“一把手”带头搞腐败，导致本地区本部门窝案易发多发；用人导向不正确，选人用人不公平、拉帮结伙、乱象丛生，产生“逆淘汰”现象；政商关系不分明，官商勾结，形成利益集团；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党组织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价值追求不健康，庸俗作风滋长蔓延，潜规则大行其道。[19]较为全面的概述了政治生态之所以不健康的诸多原因。四川大学的罗中枢和王卓教授在分析目前我国政治生态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指出现存在的九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和机制普遍存在、长期封建社会遗留的“官场文化”仍有较大市场、“潜规则”和吃喝风盛行、任期制未能很好落实、干事创业急功近利、形式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作风蜕化、干部管理缺乏科学性和精细化以及基层干部被妖魔化。[20]还有的学者也将“一把手”即党的领导干部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重点领域，指出“一把手”监督难之所以是制约政治生态重建的突出问题的表现，一些“一把手”缺乏接受监督制约的思想意识，主观世界发生动摇，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一些“一把手”编织运作腐败圈子，这些都对监督制约体系以及政治生态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破坏。[21]着力解决“一把手”专权、干部选拔任用逆淘汰、党内人身依附关系、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等当前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22]

（三）重构政治生态的建议及对策

推进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必须认真分析我们党的政治生态存在问题的多维诱因，完善制度设计，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23]有的学者提出构建良好基层政治生态的对策建议，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端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严肃党内生活，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和水平，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强化制度法规创新，综合推进政治生态建设。[24]有学者列举政治生态视阈下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思路，注重顶层设计，防止党内基层民主改革的碎片化；加强制度建设，破除党内政治生态圈的潜规则；改革干部体制，激励基层领导者的创新实践；加强公民教育，推动公共精神导向的价值整合。[25]有的学者以关于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选择为探析方向，指出要促进政府和公民间的合作，实现政治和社会之间多主体的“合作共治”，努力扩大政治合法性资源，坚持执政为民，调整利益结构，完善助民政策体系，民生，建立合理化的权威政治，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法治化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廉洁政治，达致一种权力和权力间的有效平衡。[26]丁忠甫先生从反腐倡廉，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提出克服腐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首先就要从制度层面对造成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腐败进行克服，如权力的限制，法制的完善，其次还要从观念层面和教育层面上克服对造成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腐败，最后要推进民主化建设进程，畅通民众参与反腐败渠道的机制建设，从源头上制约腐败的产生。[27]

二、我国学术界政治生态研究的不足与发展

纵观国内外关于政治生态研究的各类书籍和文章，可以将他们的基本观点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的侧重点更偏向于“生态政治”，以生态为研究重点，是关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生态研究；第二类是站在宏观的角度研究政治生态，是关于政治发展的问题研究；第三类是从微观的层面出发，如对如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改善党群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对于优化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方面的考察。

但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者对政治生态的研究还有许多可以深入研究和发展的空间，也有需改进的不足之处：首先，学界对政治生态的概念虽有不同阐释，但几乎都是从广义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在宏观的范围只是空泛的谈到，在各个学者的文章中政治生态的概念也只是顺带一提，并没有对政治生态的概念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分析，“政治生态”放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应有不同的内涵解释；其次，对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多数学者虽然都有提到我国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也只是从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出发，对中国政治生态的现状缺乏深刻的把握，即使涉及的范围较广但也只是浅尝辄止，而且也较为分散没有形成体系；再次，多数文章是以政治生态为出发点来研究政治的相关问题，如以政治生态为背景研究我国的民主建设、政治稳定问题、基层民主问题等，对政治生态自身的深入研究较少；最后，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党内政治生态的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我国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特别是从微观层面对政治生态的研究较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实证的研究中得到有效的对策和方法的相关论述也需进一步的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就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也是建设廉洁政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注释】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4]夏美武.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基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夏美武，金太军.政治生态学：理论原则、价值与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2012（2）.

[6]陈朋亲.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需要协商民主[J].理论观察.2015（9）.

[7]李新，赵连章.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6）.

[8]范以锦，杨凡.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J].现代传播，2010（12）.

[9]邱炜煌.净化官场政治生态[J].领导文萃，2013（7）.

[10] 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27.

[11]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26.

[12]戴长征.社会政治生态视角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J].探索与争鸣，2013（2）.

[13]李斌雄，姜向红.当代中国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价值、问题和对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4]魏雪芳.政治生态视角下中国政治稳定问题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5.

[15]景乾坤.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生态与政治发展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6.

[16]郑文婧.论净化政治生态——从系统论的视角[J].理论探索，2015（4）.

[17]戴长征.社会政治生态视角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J].探索与争鸣，2013（2）.

[18]王恩江.反腐败与政治生态建设[J].理论视野，2014（12）.

[19]李斌雄，姜向红.当代中国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价值、问题和对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0]罗中枢，王卓.干部队伍建设的政治生态环境探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21]赵园园.监督制约“一把手”：政治生态建设的重点之域[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6）.

[22]周志平，陈晓燕.制度治党：优化政治生态的根本保证”[J].领导之友（理论版），2016（1）.

[23]何序哲.优化党的政治生态建设、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24]中共惠州市委课题组.当前基层政治生态建设的困局与破解——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基层政治生态构建问题研究[J].知行铜仁，2015（5）.

[25]赵淼.政治生态视阈下党内基层民主问题研究[J].长白学刊，2013（4）.

[26]夏美武.政治生态建设的价值分析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研究，2012（3）.

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篇4

一、研究方法

在幼儿教师人格相关研究方面, 我国学者较多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测量工具以美国卡特尔编制的16种人格因素问卷 (简称16PF) 和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为主, 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为辅。例如, 《关于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的研究》 (邢少颖、贾宏燕, 2002) 和《学前教育专业大专生与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比较》 (陈蓓, 2007) 等文章都使用了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杨敏等于2001年对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的研究除采用卡特尔16PF量表对优秀幼儿教师进行测查外, 还结合使用了田野考察法和访谈法;《维护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若干思考》 (王福兰, 2002) 一文使用了症状自评量表, 张秀英 (2008) 在探讨幼儿教师个性成熟度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时, 除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还兼用了《教师个性成熟度》量表;邱莲 (2003) 对幼儿园园长心理健康水平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和李艳等人2005年对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则同时使用了症状自评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

其他量表使用相对较少, 在检索到的资料中, 只有《幼儿教师人格类型与其职业认同的关系研究》 (王彩凤2009) 一文采用了MBTI一M人格类型量表, 张凤 (2005) 对幼儿教师心理素质基本结构的现状调查使用了自编问卷。《从个体心智角度看优秀幼儿教师特征———以陕西省为例》 (程秀兰、张青允, 2007) 运用了质的研究方法 (个人或集体访谈的方式) 。

二、研究对象

已有的幼儿教师人格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个地区的城市女性幼儿教师, 而专门针对农村幼师和男性幼师的人格研究较少。例如, 邢少颖、贾宏艳 (2002) 是对山西省某市63名优秀女性幼儿教师的调查, 邱莲 (2003) 是对粤西肇庆、云浮两市205名幼儿园园长的调查, 陈蓓 (2007) 是对常州市31名优秀女性幼儿教师的调查。只有邱莲的《广东地区幼儿教师16种个性因素的测查分析》 (2003) 一文中的研究对象涉及到了经济落后地区的幼儿教师, 王彩凤 (2009) 对幼儿教师人格类型与其职业认同的关系研究中有2.7%的男性幼师作为被试。

三、研究内容及观点

关于幼儿教师人格的研究,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 幼儿教师的人格特征

幼儿教师的人格特质即指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 对幼儿、同事、家长、对幼教工作及对自己乃至其生存的整体环境适应时所显示的那些相对稳定的独特个性。[1] (陈蓓, 2009)

1. 幼儿教师人格的一般特征。

邢少颖等人 (2002) 的研究表明, 幼儿教师在人格特征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她们都热情开朗、轻松兴奋, 有自信心、自强独立, 敏感、感情用事、较女性化、较坦白、安详、沉着、易与人相处。[2]邱莲 (2003) 对广东地区幼儿教师16种个性因素的测查显示, 幼儿教师与一般成人女性相比, 在乐群性 (A) 、恃强性 (E) 、兴奋性 (F) 、有恒性 (G) 、敢为性 (H) 、世故性 (N) 、独立性 (Q2) 、自律性 (Q3) 8种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 (P<0.05) , 且得分明显高于一般女性水平, 这反映了幼儿教师这一群体人格特征具有独特性的特点。[3]李艳等 (2005) 对日照市302名女性幼儿教师的EPQ测试表明, 活泼、开朗、热情是大多数幼师的性格特点。[4]张凤 (2005) 通过对幼儿教师心理素质的问卷调查, 认为幼儿教师的人格心理特征分为有恒性、自信、成就动机、责任感、客观公正性、自尊感六个方面。[5]

2. 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的典型特征。

杨敏等人的研究表明, 优秀幼儿教师在“稳定性”“恃强性”“有恒性”“自律性”“世故性”五种人格因素上得分居高, 与一般幼儿教师存在着极显著的差异, 具有关爱他人、耐心细致、敬业爱业、认真执著、善于学习、不断进取、热情乐群、悦纳他人、善于与人合作、待人真诚、信赖他人、务实肯干等共同特征。[6]邢少颖等人的研究显示, 优秀幼儿教师与普通幼儿教师相比, 具有高聪慧性、高有恒性、高独立性的特点, 并且在专业成就能力、创造能力和在新环境中成长的能力均高于普通幼儿教师[7]。程秀兰等通过访谈的方式研究总结了优秀幼儿教师的性格特征:爱岗爱幼、富有责任心、活泼开朗的性格和自我持续发展能力。[8]这些研究结论总体上是一致的。

3. 幼儿教师人格的理想特征。

时代发展和幼教改革对幼儿教师的人格特征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秦旭芳、庞丽娟 (2001) 认为, 21世纪的幼儿教师必须具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特征, 即积极、主动、乐观、自信、灵活、宽容、能勇于面对竞争的压力和工作的挫折, 积极面对幼儿, 善于化解人际沟通中的矛盾, 努力改善日常生活的氛围, 调节紧张、压抑的情绪、心境等, 这是由幼师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也是21世纪幼儿教师全面素质提高的有力支撑。[9]李辉 (2004) 认为, 理想的幼儿教师素质结构应包括人格特质, 它主要是指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情绪稳定、性情开朗, 仪态端庄、举止优雅, 幽默风趣、谈笑风生, 好学进取、自我成长, 思考敏捷、行事果断, 做事积极、有条有理, 做事主动、认真负责, 富有爱心、耐心细心, 待人诚恳、亲切友善。[10]高新平 (2009) 认为, 新时期幼儿教师应该具备如下良好个性特征:事业心和爱心、健全的人格、广阔而稳定的求知兴趣、积极而稳定的情绪、坚强而又耐受挫折的意志和活泼、诚实、谦虚、自信的性格特征。[11]

(二) 幼儿教师人格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王福兰等对山西省486名幼儿教师的测查显示, 该样本在每个项目上的均分都比常模高, 这足以说明幼儿教师的心理问题较为严重。她们还认为, 人格威信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心理健康的水平, 因此, 幼儿教师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也是自我心理保健的一种方式[12]。邱莲对广东地区幼儿教师16种个性因素的测查分析发现,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优于一般女性, 成就希望、创造能力、成长能力都强于一般女性, 幼儿教师与一般女性之间在乐群性等8种因素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公办、民办幼儿教师之间在敏感性等4种因素上呈现显著性差异, 农村与城市幼儿教师之间在稳定性等10种因素有显著性差异。[13]李艳等 (2005) 的研究表明,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全国常模, 她们认为幼儿教师心理问题的发生与幼儿教师的个性特征及压力有关, 幼儿教师的独立性较强、自尊心强, 较少与他人、社会交流, 具文人相轻等人格特点, 影响了其应对方式。[14]张秀英对广东省329名幼儿教师的测查显示, 相当部分的幼儿教师仍处在个性相对不成熟的水平, 且个性成熟水平低的幼儿教师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等几个项目上的得分更高, 因此她认为幼儿教师的个性成熟水平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15]

(三) 幼儿教师人格特征与其职业的关系

罗秋英、李忠艳通过对幼专学困生职业人格的研究发现, 其职业认同感不稳定、职业道德品质不高、职业知识技能不足。[16]王彩凤通过对幼儿教师人格类型和其职业认同的相关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年龄变量、有无子女变量对幼儿教师人格类型有显著影响, 幼儿教师人格类型对其职业认同有一定程度的影响。[17]余红梅用回归分析探讨了幼儿教师人格特质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稳定性人格特质与总体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极其显著正相关, 怀疑性、忧虑性和紧张性人格特质与总体满意度之间存在极其显著负相关, 聪慧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幻想性和自律性与总体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8]刘丹通过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与人格特征、情绪智力关系的研究发现, 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中的E、F、L、O四个因素和四个次级人格因素对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有着显著的影响, 确切地说是对职业倦怠的情感枯竭维度有着显著影响。[19]

(四) 幼儿教师人格的培养

邱莲 (2003) 认为, 后天磨练对人格特征的形成起很大作用。[20]陈蓓 (2007, 2009) 认为, 优化学前教育学生人格与提高学前教师教育质量是相互联系的, 要从学前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入手: (1) 在招生工作中考虑必要的人格特质; (2) 完善专业培养计划, 既重视艺术素养又重视科研精神与能力, 切实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3) 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各科学习、各生活场所中; (4) 加强就业指导工作, 拓展升学与就业渠道, 让每一个学生获得成功。[21]在分析已有幼儿教师人格特质后, 她还认为可选择乐群性、敏感性、稳定性、有恒性和创新性5种积极人格特质, 运用辨证认知—平衡控制人格理论, 培养人格健全的幼儿教师[22]。罗秋英等 (2010) 在分析幼专学困生职业人格特点的基础上, 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强幼专学困生职业认同感的培养; (2) 加强学困生道德品质的教育; (3) 积极开展学习竞赛活动, 激发学困生的学习成就动机。[23]

四、研究存在的问题

1.从研究方法看, 已有的幼儿教师人格研究, 主要采用现有心理量表进行测量。心理测查主要以卡特尔16PF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成人版) 和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的中文修订版为测量工具。比如卡特尔人格量表中文修订版 (1979年) , 时隔30年, 它仍是我国学者研究人格的主要测量工具。因此, 从总体上看, 我国以往幼儿教师人格研究在方法上比较单一, 缺乏质性研究和实验测查等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 尤其缺乏中国特色的原创人格测量工具和专门针对幼儿教师的人格测量工具。

2.从研究取样看, 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城市女性幼师、公办园幼师和优秀幼师, 对广大农村、县镇幼师和男性幼师、民办园幼师以及新入职幼师关注不够甚至缺失。此外, 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某个地区, 缺少对全国幼师人格的普遍调查以及城乡、地区间幼师人格的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