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之中流砥柱（精选3篇）
抗日战争之中流砥柱 篇1
在整个抗战中, 国民党没有放下抗日的大旗, 中华民族的抗战信心得以凝聚。由于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路线, 没有承担起中央政府的相应责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后方战略基地, 是推动全民族抗战最坚决的力量。
一、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者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中华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声怒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5月年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问题的紧急通知》。1935年红军在北上途中, 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影响国内外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 , 呼吁“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逐步由“反将抗日”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化, 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谈判和开展群众抗日运动。共产党基于民族大义, 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打击了亲日派, 奠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1937年2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经过六次谈判, 9月23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整体的抗日行动, 这为动员一切力量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条件。
二、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最大动员者和鼓舞者
八路军在国民党撤退之际赶赴前线。1937年9月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首战告捷, 歼灭日军精锐板垣师团1 000余人, 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3月底, 一二九师主力埋伏于响堂铺, 歼敌400多人, 焚毁汽车180辆, 令特邀来观战的国军将领大为叹服。1939年3月, 一一五师主力在梁山伏击日军一个大队, 全歼日军600多人, 俘20人, 第一次创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全歼敌一个大队。1939年11月, 一二○师联手一二九师, 在太行山上击毙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开了日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战死的先例。1939年春, 新四军彭雪枫师长为解决根据地军民口粮, 度过春荒, 毅然卖掉心爱的战马。当地开明人士董学田激动地说:“新四军真乃天下文明第一军!彭将军卖马济贫, 亘古少有。有此仁义之师, 何愁倭寇不败”[1]。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 打击了日军的士气。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其抗日先锋模范的示范、宣传、动员、鼓舞, 使得苦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组织起来, 人民的力量与共产党的意志融为一体。日军战史资料记载, “八路军的斗志极为旺盛, 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持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2]日本华北方面军任职的加登川幸太郎写道, “笔者在任时, 整个方面军平均一天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 但一年下来就有18 000人离开战列, 是大消耗战。”[2]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论日本大陆战略危机》说, 日本的后方充满了中国的游击队, 在第二次大战中, 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担负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敌上海《朝日新闻》的《中共军内幕分析》:“共军的境遇是极其艰苦的, 要克服物质上的缺乏, 对抗恶劣的环境, 必须有超乎常人之外的坚强意志与严密组织。”“共军在这方面的运用可算登峰造极, 发挥无遗……共军善于运用它的兵力和坚强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涨的战斗情绪, 因而……视之为神通广大, 莫测高深……”[3]。受共产党感召, 华侨一方面在海外宣传为抗日捐资输财;一方面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投身战争。
黄炎培1944年从陕甘宁解放区考察回来, 称赞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赴延安考察的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给美国的报告说, “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 路无乞丐, 家鲜赤贫, 服装朴素, 男女平等”, “整个地区如一校园, 青春活泼……与重庆另一世界”[4]。邹韬奋1942年视察华中根据地后指出, 过去十年来从事于民主运动, 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我所憧憬的民主自由,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提高觉悟的根据地军民,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建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国。1945年8月12日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遵照美国政府指示, 对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 只能向国军投降, 而对共军则可“自卫”。美总统杜鲁门解释, 如果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 那么整个国家将被共产党接收。
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为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国民党内部冒出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造成了中国抗日指导思想的混乱。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以及红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在共产党的影响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旨的战略方针。
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抗战十个月之经验, 撰写并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 对中国抗战详细地指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非正义性、我之战争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基本特点, 阐明了中日战争只能全民族持久的抗战。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 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科学地预见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 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 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为全国人民展现出一幅完整的蓝图, 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发展的全过程, 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 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 一步步走向胜利,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弱国战胜强国, 取得彻底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统一战线捍卫者和台柱子
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在《黄帝陵祭文》中写道, 东等不才, 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 为国效命。八路军、新四军以一往无前的精神, 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不论在任何困难的场合, 只要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都要继续战斗下去。这种决战到底的精神使广大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实现了“人民的统一”。明枪易躲, 暗箭难防。《西游记》中孙悟空面对恶魔, 正面不能取胜, 钻到敌人肚子里才将妖怪降伏。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愈来愈成为日军的最大威胁。日本战史刊物也和八路军打过仗, 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 但八路军极善运动, 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 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 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 和八路军打仗, 即使撤退, 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 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日军哀叹, “对付中共军队, 犹如切割根深蒂固的野草, 尽费力气而又毫无成效, 真正是无能为力。”“对于中共, 只有排除任何妥协, 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 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5]针对汪、日合流后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 共产党以民族根本利益为重, 相忍为国。为维护统一战线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 遵循“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的原则, 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 批评同盟者, 揭露假革命。对国民党顽固派洗脸不砍头。1940年在苏北, 陈毅将制造摩擦的所有国民党俘虏, 经过教育后, 全部遣送回韩德勤。目睹全部经过的民主韩紫石慨然道, 中国自有党派斗争以来, 从未有如中共这样以国事为先, 而对其他党派的人如此宽大政策者。黄桥大战前, 新四军一再退让, 韩德勤一再进攻, 确是事实。新四军只求抗日有份, 抗日有地, 天经地义。我84岁老翁, 不是共产党, 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和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 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 国不如共, 乃是事实。今后领导中国革命成功者必是共产党, 因为中共深得民心。中国共产党粉碎了敌、伪、顽及特务分裂统一战线的种种阴谋, 所领导的的八路军新四军从5万人发展到100余万人, 敌后根据地扩展到100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这新增的几十万人、枪不是蒋介石发的, 不是苏联给的, 也不是美国支援的, 而是把敌人拼死夺来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大小作战12万余次, 军队伤亡60万, 歼灭日军52.7万, 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1]。
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站在全民族的角度, 客观地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对抗日战争的作用, 以是否有利于坚持抗战, 是否有利于对夺取抗战的胜利为标准。自鸦片战争以来, 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 只有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因为中国处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进步的时代, 壮大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 代表着人民的利益, 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国步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上升时期。抗法战争虽然取得镇南关大捷的胜利, 最终因晚清政府的腐朽不败而败, 因为当时没有新的阶级领导力量共产党。
参考文献
[1]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100-397.
[2]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M].东京:朝云新闻社, 1968:375.
[3]文友:半月刊1卷6期.
[4]梁敬錞.史迪威事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3:226.
[5]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 (下册) [Z], P473.
抗日战争之中流砥柱 篇2
第5讲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国民党当局一次次屈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成立满洲国后，并将其侵略势力向华北渗透，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
1935年5-7月《何梅协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
1936年6 月日本关东军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不服国民党军守卫官兵检查，被拘留。日本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不依不饶，借机提出许多要求。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被迫签订《秦土协定》 ：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
2、民族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学者名流、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北平学生运动，抗日游行，“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迅速波及全国，从学生示威游行到工人罢工抗议，再到爱国人士及团体、海外华侨等，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镇压抗日运动进行抗议，发出爱国救亡呼声。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作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国难当头，应该立即承担起将各种抗日力量汇集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保家卫国的历史使命。
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全国政治形势、军事策略、党的路线策略等，分析抗战中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同时指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应停留在下层，还应包括上层。党的路线方针策略是发动、团结、组织全国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抗日反蒋（集中精力围剿红军）”。并对农业、工商业政策做了调整，以建立更稳固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后，中共中央加强统战工作，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的发展，与国民党上层、军队将领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同盟军。西北地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1936年党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等秘密接触，说服他们接受停止内战、互不侵犯、加强联络、联合抗日的主张。年底西北大联合局面形成，对稳定全国局势、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蒋介石态度转变：
中共放弃反蒋，积极倡导国共二次合作。强调，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全国各党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1936年12月12日，攘外必先安内。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其主张的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国民党上层的赞同；谈判达成六项条件-------结束十年内战，为国共二次合作做好准备。二、七七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2、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发表通电：号召共筑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三项基本要求（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重申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
3、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转变：不承认的合法地位（庐山谈判）
4、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史称“八一三事变”。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表示要“抵抗暴力”。-------联合抗日的必要-----正面大规模开战------改编红军主力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体现国共合作中中共的诚意，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内容。
1937年9月 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三、开辟敌后战场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主张实行全国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改善民生等。
2、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坚持***，只实行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拒绝实行有利于抗战的民主、民生方面的改革，限制人民力量在抗战中的发展。
3、洛川会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党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为长期抗战、夺取胜利指明方向。
到敌后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寇!
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
4、平型关大捷-----八路军，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振奋军心民心，提高共产党的威望。
5、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与人民军队阔步敌后：
台儿庄------敌强我弱，片面战争与单纯的防御方针，国民党腐败，正面战争日益被动，大片沦陷，民不聊生；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
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共中央在敌后，发动、武装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逐渐收复国土。
游击战，不仅给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以有力支持，也迫使日军将更多兵力转移到对占领区的防守，使抗战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起到重要作用。
6、《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
战局和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许多人对战争的发展形势认识不清。亲日派散布“亡国论”，片面强调中国武器和技术不如日本，鼓吹“再战必亡” 汪精卫
主张妥协投降，宣传“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公开投敌
亲英美派宣扬“速胜论”，幻想依靠英美的力量，迅速战胜日本 蒋介石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担心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和影响扩大
全面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客观依据，为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
7、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工作
8、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不同阶级、不同的抗战路线，统一与独立，团结与斗争
王明右倾错误思想
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主要特征的。
六届六中全会：
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遏制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1、抗日战争向相持阶段过渡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改变
投降分裂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
团结抗战局面出现危机
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广州沦陷，日军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困难。到一九三八年为止，日军伤亡达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军费开支剧增，人民生活日益贫困。人民的反战情绪在增长。由于战线的延长，日军的兵力更加不足。这些是日本政府非常忧虑的事情。中国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猛烈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抗击着四十万日军。国民党政府仍保有西南和西北广大地区，拥有很大的兵力和日军对抗。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英、美、法等国由于不满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和日蒋矛盾的无法调和，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战略和短时期灭亡中国的幻想，迫使它不得不下决心应付持久的战争。战争的长期化、国内的困难以及外交上的孤立，使日本政府“重新检讨对华国策”。它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在策略上作了新的修改。
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把重视国民党正面战场、轻视广大的敌后人民战争的战场，改变为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日本希望经过这一改变，不仅能够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且可以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在其统治区内扶植傀儡，发展汉奸组织。这样，日本在占领武汉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转入敌我相持阶段。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关于抗战问题，全会虽然声言“坚持抗战到底”，但是按照蒋介石的解释，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是说东北不要了，华北也可仅维持形式上的统治，只要能保存华中华南就可以罢战言和。
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国民党处于“艰险”的环境中。长此下去，就不免“趋于消灭”。蒋介石说这是他“夙夜不能忘怀的衷心忧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民党的***，加紧进行反共斗争。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限共 反共摩擦事件连发
2、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提出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名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民族利益第一，阶级利益服从全民族利益反对妥协，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使全党思想一致，也加强宣传，争取党外许多人士的理解与支持。
为反对投降、振奋民心、锤炼队伍，组织大规模破袭-------百团大战。极大振奋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蔑视，并支持了正面战场，遏制了国民党投降暗流，对时局好转起到积极作用。
3、沦陷区，党的地下组织以秘密方式开展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
4、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艰苦的统战工作：宣传政治主张，发动工农及各阶级阶层支持前线及敌后抗战，协助民盟等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成立，巩固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组织。
5、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国民党顽固派围攻，九千人大部分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遇害。
五、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和克服抗战面临的严重困难
1、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分散游击，积小胜为大胜，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发展长大自己。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全面贯彻及实现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
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三三制”-----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三分之一，共产党在政府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政策的正确、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讲究民主与团结合作，不专制。重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级利益，改良工农生活。
2、抗战面临的严重困难
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其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进行大肆的殖民统治及经济掠夺；大批国民党要员以曲线救国为借口投敌反共；国民党顽固派也想借机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物资，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国民党统治区特务机构暗杀共产党人，以致敌后军民伤亡惨重，抗战面临最严重考验（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 万锐减至40万）。
思想上：困难是前进中的暂时的，要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军事上：灵活的地道战、麻雀战、敌后武工队、水上游击战等，反清乡、反扫荡，以小胜积大胜。
政治上：精兵简政，减少税负，协调各阶级各阶层利益关系；实行“三三制”政权政策，调动敌后各阶层抗战积极性；开展拥政爱民等运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经济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军民生活明显改善，为渡过难关，巩固政权、争取抗日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时期，当积累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领导经验，并培育出具有特殊内涵的“延安精神”----坚定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提出并制定持久战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实行一系列有利于抗日、民主、团结、有利于改善民生、调动各阶级各阶层参与抗战及生产积极性的措施，遏制了国民党的反攻逆流，维护了抗日大局；积累了执政经验；人民革命力量也得以发展壮大，并成为对日反攻的中坚力量。
抗日战争之中流砥柱 篇3
先后之比：共产党最早号召和组织抗日；国民党在局部抗战时期采取“不抵抗”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的准备，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整个东北，并染指华北、上海。日本侵占东北后，受到东北部分守军和广大民众的自发抵抗，掀起了全国民众抗日高潮。中国共产党虽然正处在被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剿”的危急情况下，但代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意愿，毅然决然地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最早提出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主张。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和《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揭露日本企图侵占全中国的图谋，号召全中国的民众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建立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到1933年，我们党建立了30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后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7年秋达到高潮，东北抗日联军队伍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以王德泰、杨靖宇、魏拯民、赵尚志、冷云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历经大小战斗数万次，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本关东军。
与此相反，面对日本入侵的严重局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忙于坐镇南昌，对红军实施第三次“围剿”，提出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通电，宣称：“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9月1日，蒋介石重申：“全力剿共，不计其它。”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讲话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日本侵入东北时，东北军总兵力约20万人，日军则不足两万人，东北军占绝对优势。但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挑起柳条营事件的不过是180人的中队，而北大营驻扎着东北军的一个旅，共7000余人。因此可以说东北军大都是不战自溃，日军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中国东北三省，3000万东北父老成了亡国奴，1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沦陷。
但这里也要把蒋介石当局与部队官兵区分开来。国民党当局不许开枪，但东北各地守军爱国官兵不听蒋介石的命令，自发组织一些抵抗，诸如东北军各大营的自发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马占山江桥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绥远抗战等都给日军以打击。
路线之比：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从1933年起，逐步向华北扩张并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此起彼伏，社会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共产党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而后又调整为“联蒋抗日”，提出并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介石政府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走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国共两党虽然合作抗日，但由于其阶级属性不同、政治目标不同、思想理念不同，因此两党各自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国抗战阶段。之后，我们党就发出通电，提出必须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其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等。我们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本质，不是单纯地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是主动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发动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
中国有四万万人民，只要人民发动并组织起来了，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随着抗战的发展，全国人民抗战热情越来越高。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爱国华侨、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等等，全部动员起来。北京密云县一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五个孩子全部送到前线，后来六位亲人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有一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幅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淞沪会战后期，还有一个营守在闸北坚持抵抗。一天，一个14岁的小姑娘，拿着一面国旗，游过黄浦江把国旗送给坚守的官兵，对大家激励很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只要把最广大的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就可以陷敌于汪洋大海。
国民党则实行片面抗战路线。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吸取了我党的一些意见，是一个进步的路线纲领。但这个纲领基本上反映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而不是放手发动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抗日。对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民政府、开放党禁等关键问题，则避而不谈；在经济方面，对于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也未作出规定。对于民众运动，也没有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日的旧法令和释放政治犯等。因此，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战路线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路线，既有抗日进步的一面，又有害怕群众和对日妥协的一面。
战略之比：共产党是持久战及三阶段论；国民党是持久消耗战及两阶段论
抗战路线确定之后，还必须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方针，对战役战斗给予总的指导。在洛川会议上，我们党以组织决定的形式正式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经典论著《论持久战》，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亡国论”“速胜论”。他指出，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主要特征在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特别是第二阶段的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度阶段，是消耗削弱敌人力量、积蓄壮大自己力量的阶段，因而这个阶段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毛泽东特别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两阶段论”实际上“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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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蒋介石国民党则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基本思想是：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蒋介石认为，以空间换时间是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通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消耗敌人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则是持久消耗战的实质；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则是持久消耗战的“要道”。而在战略阶段的划分上，他们把持久战分为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具体地说，他们把1938年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以前划为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这之后则为第二阶段即战略进攻阶段。很明显，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略总方针，仅仅单纯地依靠“拖”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仅仅单纯地依重“空间换时间”，仅仅单纯地依赖列强干涉和外国援助。全面抗战八年的发展脉络，完全证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作战之比：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曲折中不断巩固扩大；国民党正面战场总体稳定但败退较多
全面抗战之初，在国民党召开、由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根据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由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抗击，共产党军队担任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两个战场缺一不可。
在战略防御阶段，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深入到华北、华中及华南敌后，积极组织对日作战，先后进行1600余次战役战斗，共歼敌5.4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十余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这一阶段，国民党对日作战比较积极，正面战场是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主要任务，先后进行了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州作战等大规模的战役战斗，特别是取得了台儿庄大捷这样的胜利，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
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战略，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我们党领导敌后军民艰苦抗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清乡、蚕食，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而国民党政府虽然总体上仍能坚持抗战，正面战场进行了十多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抗击了日军的局部攻势，特别是派出远征军直接抗击日军对缅甸的进攻，但明显暴露出对日妥协的倾向，总体上对日作战趋向消极，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使统一战线受到严峻考验。
在大反攻阶段，以华北敌后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为标志，八路军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同时新四军以1师的车桥战役为标志拉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敌后战场广大军民向日伪军连续发起反攻作战，大量消灭敌人，收复了大片国土；而国民党军队则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及保存实力的避战方针，日军来了招架一下，日军走了袖手旁观，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同盟军身上，按蒋介石的说法：“中日战争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曾这样揭露：蒋介石力图以空间换时间，这是他决不会主动去进攻日军的一种使人上当的说法；他想保留美国援助给他的军火物资，不费力气地结束战争，以便在日本人退走之后，占领中共的地盘并消灭他们。为此，蒋介石把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配置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保养起来，以便在战后与中共算账”。正因为这样，才招致拥有数百万军队的正面战场严重失利，造成豫湘桂作战的大溃败。对国民党消极避战的结果，毛泽东于1944年4月曾深刻指出：从1938年武汉失守起，“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艰苦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不过，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取得了胜利，收复了滇西、缅北广大地区。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投降的近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里，中国军队进行了重大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蒋纬国在《抗战御侮》一书中披露，国民党战场共毙伤日军85万人。据权威部门统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其中包括新四军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另有5.4万余日伪军投诚、反正。
建国之比：共产党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国民党反对民主，实行独裁统治
中国抗战是与建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始终面临两大矛盾，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时期虽然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两大矛盾客观地存在着，进行着两种演变，发生着两种结果。特别是抗战后期，中国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和命运。
抗战过程中，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力量空前强大，逐步具备了建设新中国的条件。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改革政治机构”的主张，以后在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模范地实行了改革和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极好的动员和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抗战力量，为以后建设新中国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中国抗战走向胜利，而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强化了反共内战的方针，在中国人民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和前途。七大分析认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但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民主改革。因此，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国仍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这是一个黑暗的前途。为避免黑暗的前途，争取光明的前途，七大提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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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党则完全相反，他们竭力加强其独裁统治，箝制进步舆论，压制和破坏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不谈抗战，大讲中国前途，大肆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系统地表达了他专制独裁的立场、观点、方法，诬蔑我们党“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暗示两年内消灭共产党。这本书，是强化其独裁统治、发动反共高潮的宣言书。当年5月，恰逢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解放区”。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执掌全国一切执政大权。随后，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强化了个人独裁专制体制。同时，加强一党专政，打击、压迫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为此，他们还不断扩大“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在机关、工厂、学校及职业团体中到处安插耳目，进行特务活动，秘密逮捕、囚禁甚至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很明显，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
影响之比：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失去民心，走向衰落
公道自在民心。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评价是最公允的，历史的结局是无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首先在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有力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与此同时，自己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6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这其中包括新四军，组建时才1万人，抗战期间付出8.2万官兵伤亡的代价，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9.7万人，民兵自卫队96万人）；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牺牲，树立了英勇抗战的楷模。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英雄群体，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英模人物，享誉全世界。尤其是，共产党人创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所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光辉的形象，延安、苏北成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据老前辈回忆：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几百公里的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到1943年，新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达4万多人。到新四军的人也很多。抗战过程中，有许多外国记者曾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驻地采访，反映强烈。史沫特莱曾这样写道：“延安使我们兴奋，延安使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人也公然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与此根本不同的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惧怕人民群众的觉醒和组织起来，尤其惧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危及他们的统治，因此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弃反共政策，坚持其独裁统治，逐渐失去了民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开始6年的局部抗战期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谁抗日就镇压谁，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二是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很长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有投降倾向，特别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的将官投敌，78万部队成建制哗变成伪军，这更伤透全国人民的心；三是在抗战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政策，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1941年初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我9000多人抗日部队只冲出2000多人；特别恶毒的是：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胡宗南部准备50万军队、分九路闪击共产党首府延安，如果得逞，敌后战场将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更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四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几十年中，包括在14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内贪污腐败成风，发战争财，发国难财，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持财政经济大权，把持大量“经援”的分配使用权，装满了腰包，日本投降时无数“接收大员”更是大发其财。到抗战结束时，美国对华援助总额8.45亿美元，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时期在瑞士美国等的存款就达5亿美元。
抗战后期，中共中央曾作出这样的分析：“蒋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界，大学教授及许多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我党在国民党区域人民心中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经由过去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