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共4篇）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 篇1

在整个抗战中, 国民党没有放下抗日的大旗, 中华民族的抗战信心得以凝聚。由于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路线, 没有承担起中央政府的相应责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后方战略基地, 是推动全民族抗战最坚决的力量。

一、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者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中华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声怒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5月年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问题的紧急通知》。1935年红军在北上途中, 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影响国内外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 , 呼吁“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逐步由“反将抗日”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化, 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谈判和开展群众抗日运动。共产党基于民族大义, 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打击了亲日派, 奠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1937年2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经过六次谈判, 9月23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整体的抗日行动, 这为动员一切力量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条件。

二、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最大动员者和鼓舞者

八路军在国民党撤退之际赶赴前线。1937年9月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首战告捷, 歼灭日军精锐板垣师团1 000余人, 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3月底, 一二九师主力埋伏于响堂铺, 歼敌400多人, 焚毁汽车180辆, 令特邀来观战的国军将领大为叹服。1939年3月, 一一五师主力在梁山伏击日军一个大队, 全歼日军600多人, 俘20人, 第一次创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全歼敌一个大队。1939年11月, 一二○师联手一二九师, 在太行山上击毙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开了日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战死的先例。1939年春, 新四军彭雪枫师长为解决根据地军民口粮, 度过春荒, 毅然卖掉心爱的战马。当地开明人士董学田激动地说:“新四军真乃天下文明第一军!彭将军卖马济贫, 亘古少有。有此仁义之师, 何愁倭寇不败”[1]。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 打击了日军的士气。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其抗日先锋模范的示范、宣传、动员、鼓舞, 使得苦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组织起来, 人民的力量与共产党的意志融为一体。日军战史资料记载, “八路军的斗志极为旺盛, 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持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2]日本华北方面军任职的加登川幸太郎写道, “笔者在任时, 整个方面军平均一天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 但一年下来就有18 000人离开战列, 是大消耗战。”[2]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论日本大陆战略危机》说, 日本的后方充满了中国的游击队, 在第二次大战中, 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担负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敌上海《朝日新闻》的《中共军内幕分析》:“共军的境遇是极其艰苦的, 要克服物质上的缺乏, 对抗恶劣的环境, 必须有超乎常人之外的坚强意志与严密组织。”“共军在这方面的运用可算登峰造极, 发挥无遗……共军善于运用它的兵力和坚强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涨的战斗情绪, 因而……视之为神通广大, 莫测高深……”[3]。受共产党感召, 华侨一方面在海外宣传为抗日捐资输财;一方面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投身战争。

黄炎培1944年从陕甘宁解放区考察回来, 称赞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赴延安考察的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给美国的报告说, “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 路无乞丐, 家鲜赤贫, 服装朴素, 男女平等”, “整个地区如一校园, 青春活泼……与重庆另一世界”[4]。邹韬奋1942年视察华中根据地后指出, 过去十年来从事于民主运动, 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我所憧憬的民主自由,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提高觉悟的根据地军民,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建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国。1945年8月12日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遵照美国政府指示, 对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 只能向国军投降, 而对共军则可“自卫”。美总统杜鲁门解释, 如果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 那么整个国家将被共产党接收。

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为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国民党内部冒出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造成了中国抗日指导思想的混乱。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以及红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在共产党的影响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旨的战略方针。

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抗战十个月之经验, 撰写并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 对中国抗战详细地指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非正义性、我之战争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基本特点, 阐明了中日战争只能全民族持久的抗战。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 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科学地预见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 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 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为全国人民展现出一幅完整的蓝图, 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发展的全过程, 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 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 一步步走向胜利,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弱国战胜强国, 取得彻底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统一战线捍卫者和台柱子

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在《黄帝陵祭文》中写道, 东等不才, 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 为国效命。八路军、新四军以一往无前的精神, 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不论在任何困难的场合, 只要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都要继续战斗下去。这种决战到底的精神使广大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实现了“人民的统一”。明枪易躲, 暗箭难防。《西游记》中孙悟空面对恶魔, 正面不能取胜, 钻到敌人肚子里才将妖怪降伏。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愈来愈成为日军的最大威胁。日本战史刊物也和八路军打过仗, 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 但八路军极善运动, 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 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 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 和八路军打仗, 即使撤退, 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 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日军哀叹, “对付中共军队, 犹如切割根深蒂固的野草, 尽费力气而又毫无成效, 真正是无能为力。”“对于中共, 只有排除任何妥协, 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 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5]针对汪、日合流后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 共产党以民族根本利益为重, 相忍为国。为维护统一战线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 遵循“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的原则, 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 批评同盟者, 揭露假革命。对国民党顽固派洗脸不砍头。1940年在苏北, 陈毅将制造摩擦的所有国民党俘虏, 经过教育后, 全部遣送回韩德勤。目睹全部经过的民主韩紫石慨然道, 中国自有党派斗争以来, 从未有如中共这样以国事为先, 而对其他党派的人如此宽大政策者。黄桥大战前, 新四军一再退让, 韩德勤一再进攻, 确是事实。新四军只求抗日有份, 抗日有地, 天经地义。我84岁老翁, 不是共产党, 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和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 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 国不如共, 乃是事实。今后领导中国革命成功者必是共产党, 因为中共深得民心。中国共产党粉碎了敌、伪、顽及特务分裂统一战线的种种阴谋, 所领导的的八路军新四军从5万人发展到100余万人, 敌后根据地扩展到100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这新增的几十万人、枪不是蒋介石发的, 不是苏联给的, 也不是美国支援的, 而是把敌人拼死夺来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大小作战12万余次, 军队伤亡60万, 歼灭日军52.7万, 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1]。

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站在全民族的角度, 客观地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对抗日战争的作用, 以是否有利于坚持抗战, 是否有利于对夺取抗战的胜利为标准。自鸦片战争以来, 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 只有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因为中国处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进步的时代, 壮大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 代表着人民的利益, 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国步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上升时期。抗法战争虽然取得镇南关大捷的胜利, 最终因晚清政府的腐朽不败而败, 因为当时没有新的阶级领导力量共产党。

参考文献

[1]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100-397.

[2]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M].东京:朝云新闻社, 1968:375.

[3]文友:半月刊1卷6期.

[4]梁敬錞.史迪威事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3:226.

[5]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 (下册) [Z], P473.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 篇2

（张红老师提供）

1、从抗日战争看中华民族精神

2、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

3、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4、论中国国民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

5、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

6、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化教育

7、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8、论桂林（或某地如重庆、昆明、上海„„）的抗战文化运动

9、论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帮助（可专门研究某人或某团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帮助情况）

10、论东北（或其他地区）人民的抗日战争

11、论青年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12、论妇女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13、观看电影《南京 南京》（或其他有关抗战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有感

14、参观抗战遗址（如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有感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 篇3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蒋介石采取片面抗战的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遭受日军铁蹄蹂躏。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庄严地发表了抗日宣言，发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的抗日主张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党的抗日旗帜指引下，钦廉四属的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英勇顽强的抗日武装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悲壮感人的抗日斗争赞歌。

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培养骨干

1926年，我党就在钦廉地区建立了北海党支部和东兴党支部，1927年遭受到了蒋介石反动派的镇压，但革命的种子深深地播种在人民中间。1928年3月中共防城县委建立，1929年县委解体。1927年9月至1932年11月，斜阳岛农军孤军奋斗。钦廉地区的学校如合浦一中、廉州中学的学生自觉组织的“读书会”风起云涌，革命书刊源源不断地流传，钦廉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合浦一中、五中、廉州中学、寨圩简师、钦中、钦师、东兴简师等学校的师生纷纷组织抗日宣传队，深入街道、农村、渔村，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知识青年在抗日救国中首先觉醒，他们与工农相结合，在唤醒民众方面起到了先锋、桥梁作用，在抗日救国运动中也得到锻炼和提高。

1938年初，钦廉党组织重建，以张进煊为书记的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于当年4月正式成立。此后，先后在合浦的廉州、北海、西场、公馆、白沙、白石水、寨圩、小江、南康以及灵山、钦州、防城等县建立党的组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钦廉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组织体系，党员发展到300多人。党组织的重建，加强了钦廉四属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使抗日斗争走上更加自觉的阶段。特支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和我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党组织重建后所处的地下状态，充分发挥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在群众推动下建立的“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作用。特支部分主要成员先后在合浦、北海参加“抗敌后援会”，负责实际工作。在“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下，廉州、北海、西场、公馆等地相继成立文化界、青年、妇女、店员、渔民、农民等“抗敌同志会”。我党通过这些合法组织，更加广泛地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1938年8月12日，日军首次侵占北海涠洲岛，特支领导深刻意识到钦廉地区内地随时会遭到日军进犯，因而十分重视山区抗日游击队根据地的建立，于是派朱兰清等回到浦北白石水地区建立党支部，建立党在农村的基础。10月21日，广州沦陷，广东省委为了加强钦廉地区党的领导，派员来帮助建立以张进煊为书记的中共合浦县工委，工委仍旧领导钦廉四属的抗日斗争。县工委建立后，进一步加强白石水山区的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先后派张世聪等一大批党员去加强该区的工作，并派工委委员何世权加强对该区的领导。年底，县工委积极推动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迁校到北部山区的小江，两校师生中的大批党员骨干随校到小江。他们在小江周围农村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建立党的基础，为建设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钦廉党组织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重视开展抗日青年工作。1938年11月，我党组织积极工作，推动国民党驻军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建立了合浦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我党派何世权等一批党员参加总队工作，何世权任总队政治部主任，主持实际工作。在总队统一领导下，廉州、公馆、白沙、闸口、西场、龙门、寨圩等地区均建立“抗先”组织，各界青年包括学生、教师、妇女、社会青年、农民等参加了“抗先”队。他们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军事训练、防奸防谍、查缉日货等工作。1939年5月，在我党组织的推动下、在抗敌后援会和“抗先”总队等抗日团体联合倡议下，由驻军一七五师政治部主办，在张黄召开了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到会各界代表100多人，我党组织负责人张进煊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发言的中共代表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宣传我党团结抗日主张。这次大会标志着钦廉青年抗日群众运动掀起了新高潮。

积极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9年11月15日，日军南支舰队司令高须四郎中将指挥第五师团、台湾旅团，于钦县的龙门港和防城县企沙港强行登陆，入侵了钦县、防城等地，进攻南宁，国民党驻军仓皇后撤。日军在钦廉地区大肆进行烧杀抢掠，他们的滔天罪行，激起了钦廉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的极大义愤。

在钦廉地区面临全面沦陷的危急关头，钦廉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积极组织武装队伍，开展保家卫国的武装抗日斗争。在日军从钦防登陆前，钦廉地区沿海形势已十分紧张，敌舰在海面上频繁游弋，敌机轮番对沿海和内地进行轰炸，驻军后撤，居民疏散，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在这种形势下，合浦县工委派工委委员兼廉北区区委书记庞继业及党员王文昆、谭锡裕等，组织合浦一中留校学生并联合原“抗先”大刀队组成合浦战地服务团，全体团员集中于县城，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服务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抗日宣传、防空救护、为前线战士募捐寒衣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军在钦防登陆后，北海党组织争取得到合浦县第五区区长的支持，建立起一支由我党掌握的青年学生武装队伍——北海学生队，由共产党员李梓明、庞文隽分别担任队长、指导员，共50多人。国民党驻军撤离后，他们日夜守卫着北海，有敌舰来窥伺时，即开枪射击。该队还派一个分队到奶奶沟一带驻扎，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村抗日小后方。

南宁沦陷，邕钦线以西成为敌后。这时，中共东兴党支部发出了“动员起来，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毛湘澄、庞景云为正、副团长的东兴战时后方服务团，吸收进步青年80多人，自带长短枪10余支，分为3个分队开赴那良、防城、大直等地的圩镇、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巫海秋、符荣业、沈鸿周领导下的第一分队10多人，奔赴那良、扶隆、那勤等地活动，尔后组成了由共产党掌握的有三四十人的大勉自卫队，队长沈鸿周、副队长沈鸿桂。由东兴党支部领导成员黄翠英、黄翠玉率领的第二分队前往大直乡，在宣传抗日的同时，做争取改造广东南路抗日游击队第六大队赵广南部的工作。

日军占领邕钦线后，又派兵攻打钦东陆屋等地。这时候，著名抗日将领蔡廷锴率二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进驻灵山。他支持灵山人民抗日，给我党的工作带来了有利条件。我党组织也十分重视对蔡将军的支持和配合。其时，该集团军总部之下成立了“广东南路抗日游击队”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九等几个司令部(简称“南三”、“南四”、“南五”、“南六”、“南九”)。其中“南三”队伍成立于1939年12月，党的许多骨干和进步青年曾在里面工作，积极宣传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2月，原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派遣党员黄文法和进步青年莫平凡一起发动组织了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全队30多人，回乡大学生、进步青年劳荫祖为队长，莫平凡为副队长。为解决武器、给养问题，经党组织同意，这支青年抗日游击队隶属“南三”指挥，但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党组织还委托莫平凡、邓业兢教育动员有军事经验和爱国热情的绿林人物梁振威出面组织一支100多人的灵山县民众抗日游击队，灵山青年抗游击队派骨干何林率数名人员参加了该队。青抗队、民抗队和“南三”一起开赴邕钦路前线，团结群众抗日。1940年4月，二十六集团司令部政治特派员室政治工作队成立，劳荫祖任队长。由于特派员室里的革命力量(如张凤楼，当时为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部派驻蔡廷锴总部政治特派员室联络员，是接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打进国民党军队的党员)支持，政工队安插了地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30多人，全队编为3个分队：第一分队长莫平凡；第二分队长朱守刚；第三分队长谭承裕。各分队分别到烟墩、旧州、檀圩、那隆、陆屋等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抗日工作。

1940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开展敌后斗争的需要，决定建立中共粤桂南工委，领导钦廉四属及桂东南地区的抗日斗争，进而建立粤桂边抗日游击根据地，于是任命周楠为书记，杨甫、余明炎为委员，组成中共粤桂南工委。广东省委还抽调原在东江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工作的黄木芬、王次华到达邕钦线东侧的那觅、陆家等地开展工作。尔后不久，日本侵略军从邕钦线撤退，情况变化，粤桂南工委撤销。但杨甫以黄木芬、王次华仍留下来分别在合浦、钦县工作。

同年夏天，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根据广东省委及南路特委关于加强开辟粤桂南前线敌后工作的指示，派遣庞文隽等12名共产党员打入“南九”政工队工作。该政工队由庞文隽任队长，因而工作队已由共产党所掌握。同时，他们根据合浦中心县委的决定，建立了以庞文隽为书记的中共钦县特别支部，负责领导钦县的抗日斗争。政工队分赴邕钦线以东邕钦灵边的那觅、陆家等村，组织和发动抗日群众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钦廉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开始镇压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斗争。1939年5月，我党钦廉四属领导机关中共合浦中心县委被破坏。涠洲岛、海南岛沦陷后，国民党地方官僚勾结奸商、汉奸，高价抢购大米、桐油、铜钱等战略物资，偷运出口，接济日军。钦廉地区的群众极端义愤，爆发了一次次反对资敌的斗争。1940年3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开展一场反汪、反逆流的斗争，并与反运米资敌斗争结合起来。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在合浦西场、南康、公馆和浦北小江、白石水、寨圩等地掀起。1940年5月，国民党合浦县政府派兵前往白石水等地镇压群众性的反汪、反逆流和反运米资敌的斗争。在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党的领导下，白石水人民组织武装队伍进行武装自卫。国民党顽固派对白石水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均受到抗击，以失败告终。直到1941年3月，广东省委负责人指示将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尔后白石水武装队伍解散。国民党顽固派乘虚大搞清乡、围村捕人，疯狂镇压，当地的革命力量和群众受到了惨重破坏和损失。我党组织领导的反汪、反逆流、反运米资敌和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成为了抗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钦廉地区的抗日斗争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邕钦线及其两侧地区的联合抗日斗争

从南宁至钦州的公路线即邕钦线，由北向南直穿钦县中部而下，灵山、防城两县分处于邕钦线的东、西两侧。日军登陆后，一面派兵直上黄屋屯、大寺、大塘直至南宁，一面派兵进攻防城、占领钦州，据守邕钦线，继而派兵进犯东侧，攻打陆屋、灵山等地。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面对着日军的残暴行动，广大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纷纷组织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钦县屯茂、六虾、那觅等不少村庄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坚决打击侵略者。那时，蔡廷锴所领导的几支地方游击队，也分布邕钦线两侧地带活动，伺机打击敌人。一支队伍在小董、板城、那香、太平等地，一支在平吉、青塘、陆屋、三隆等地，一支在灵西的那楼、旧州、烟墩一带。哪里有日军，哪里就有游击队和民众抗击日军的枪声。邕钦线东侧8公里的屯茂村群众在该村爱国人士罗华国的带领下，组织了抗日壮丁团，附近10多个村庄都有人参加，共500多人。他们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单独或配合作战30多次，毙、伤敌一批，壮丁团牺牲了7人。

在邕钦公路沿线，到处活跃着游击队和群众抗日武装。他们破坏公路，截击敌人的运输车，破坏敌伪维持会的组织，活捉汉奸，使敌人在邕钦线上陷于日夜不安的状态。1940年3月，在南宁昆仑关激战期间，邕钦路两侧的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截击日军的后路接济，使在昆仑关上的日军弹药、粮食接应不上，有力地支援了昆仑关前线的抗日将士。在邕钦公路沿线的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经常摸进敌人警戒森严的据点内袭击敌人。比如小董，这是敌人的主要据点，敌军往返钦州、南宁时，必定要在该地歇宿。因而，我抗日武装经常袭击这个地方。有一次我方游击队潜入小董维持会，把大汉奸张钦庭捉了出来。灵山县旧州有个青年叫翁贵田，同从龙门港逃避来的船工一起，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游击队，率领群众数百人经常到邕钦线附近，破坏日军必经的桥梁，伏击日军的汽车和后勤队伍。一次翁贵田率队在东流村附近公路伏击，打死日军4名，缴获步枪3支、子弹180发、手榴弹24枚、指挥刀1把、军事地图2张、望远镜1副、军事密码1本。他们把战利品送到驻灵山的二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受到蔡廷锴将军的接见和奖励。

由于我抗日武装力量在邕钦路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后方交通联络受到严重威胁，日军便以优势兵力分路东犯，企图迫使我抗日武装队伍远离邕钦公路线。1940年1月9日，日军近卫师团樱田武旅团第二联队及第一联队之一部，附炮兵大队，共约2000人，分3路向邕钦线东侧的灵山县太平地区进犯。其中一路由邕宁县大塘经久平等地东进，到花甲山时被抗日部队狙击；一路由邕宁县南晓东进，到钦县新棠也被抗日部队狙击；另一路1000多人则由钦县小董经板城向太平进犯。当时，驻守在太平一带的有国民党四十六军一七五师和十九师，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灵山县民众抗日游击队也在太平一带活动。1940年1月15日到18日，日军十八师团1600多人向邕钦线东侧太平地区的四峡坳进攻，在抗日民众的推动和敦促下，驻军一七五师五二四团布阵于四峡坳，狙击日寇东进。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灵山县民众抗日游击队和“南三”游击队也开赴四峡坳前线，并发动当地自卫队300多人和当地青壮年、妇女，积极配合四峡坳守军作战。激战三昼夜，当地群众把饭菜、酒、肉、香烟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军民合作，多次击退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进攻，敌始终未能得逞。迫使日军增援飞机20多架，并以大炮开路，骑兵冲阵，从侧面田蒲岭向南宁方向逃窜。此役击毙日军中队长吉田三郎等200多名，伤800多名，缴获武器弹药一批及吉田三郎指挥刀一把、皮包一个。我方牺牲290多人。正当四峡坳英勇抗击日军时，我党组织负责人张进煊及时布置廉州中学(已迁址浦北小江)党组织，组成以学生党员为骨干的20多人的战地服务队，开赴灵山陆屋、旧州等抗日前线进行慰问。他们为战士理发和洗、补衣服，协助部队清理战场和做好防奸工作，为战士演出抗日节目，进一步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保卫祖国的决心。

1940年3月中旬。日伪军从南宁、钦州分两路再次进犯灵山，一路由南宁经蒲庙、那楼以东，直窜沙坪，经出水坳旺屋垌到烟墩茅针、那隆；一路由钦州经陆屋到那隆汇合。3月17日，日军在飞机狂炸下进犯灵山县城。此时归二十六集团军指挥的桂系两个师的师长不听蔡廷锴的指挥，各自保存实力，逃跑到博白去了。桂系某部某团来接令要开赴靠近二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归蔡廷锴直接指挥的，但该团竟然不来报到，致使设在灵城三海岩的二十六集团军司令部暴露在日军枪口下，蔡廷锴部队不得不向乐民、城隍方向撤退。当时，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和地方自卫队未随军队撤退，坚持留在灵山县境内，继续袭扰打击侵略者。

日军跟踪蔡廷锴总部至平山虾塘，被当地自卫队袭击。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在灵西那楼一路跟踪进犯灵山之敌，伺机打击敌人，到沙坪旺屋垌商岭截击日军的后勤马队，俘虏日军1名，缴获军马5匹、罐头、饼干一批。某部爱国官兵在烟墩茅针察颈坳伏击日军，当地社岭村群众拿出他们的机枪，配合作战，毙敌6名，日军弃尸逃命。

敌陷灵山后，有一天派一个分队企图进犯武利。这时，曾受我党影响的文利香山村苏显枢(曾任十九路军班长)主动带领抗日自卫队50多人，与武利镇自卫队联合，在三里江桥头袭击日军，迫使敌人不敢进占武利而向伯劳方向逃窜。

全面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我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

自1940年底日军撤离邕钦线后，钦、防、灵各县的抗日斗争转入了另一时期。虽然国民党反动势力一再掀起反共高潮，但这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仍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44年4月，日军打通平汉线，进犯湘桂。灵山县党组织积极做群众的争取教育工作，掌握了大塘、旺圩、白花、烟悦、司练、白木、萍塘、绿水、钟灵等地群众的抗日武装。同时，从1941年开始组织的大塘、旺圩、峨嵋、白花、司练等地的秘密游击小组，到1944年已发展到4个中队，有五六百人。这4个中队都是用乡队的名义组织的，实际为中共党组织所掌握。1944年秋，日军沿湘桂线南下，占领衡阳、桂林等地。钦县党组织认为，日军有重新占领南宁、钦州的可能，因此必须作好抗击日军的准备。于是他们把主要力量放在领导群众打游击的准备工作上，重新配备了力量。以邕钦公路为界，成立东、西两个工作区，陆续将共产党员、进步青年调到上述地区，通过各种关系设立立足点，以教书、经商等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对上层开明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掌握及建立武装队伍。这期间，经过派出党员做争取教育工作，先后掌握了小董那料自卫中队和长滩新月塘自卫中队。11、12月间，日军重新占领南宁，派一个联队南下，经小董、钦州、合浦到达湛江，沟通了与入侵雷州半岛日军的联系，还派出部分队伍取道防城县那良、东兴，配合侵越日军向东进犯，占领了当时我南方对外口岸之一的东兴镇。那时，蔡廷锴早已被迫离职回乡，驻钦廉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毫无抗日斗志，日军一来，仓皇溃逃，连钦县政府也迁到偏僻山区那彭去了。这时候原在蔡廷锴部工作过的小董地区共产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朱守刚，率领抗日武装对途经小董的日军进行小规模的骚扰和和偷袭。

1944年4月下旬，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的作战，首先打通平汉线后，向南推进。在广东南路，日寇继侵占雷州半岛之后，进逼廉江、遂溪。11月，日军打通湘桂线后直下钦州、合浦，东进廉江、遂溪。湘桂线以南已沦为敌后，形势万分危急。然而，国民党顽固派更抓紧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政治倒退，特务猖獗，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当年9月21日，国民党钦廉当局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搜查我钦廉地区党的联络机关，逮捕共产党员伍朝汉等3人，制造了“合浦永信烟庄事件”。

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和组织抗日斗争的重任已完全落在我党的身上，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根据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和南路斗争形势，决定全面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特委书记周楠亲自部署钦廉四属的抗日武装起义，任命阮明为该地区抗日武装起义的总负责人，指挥中心设在白石水山区，起义时间为1945年春节前后。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后，从1945年1月底起，在整个钦廉大地上，先后举行了南康起义、白石水起义、小江龙门起义、西场起义、灵山起义、小董起义、那良起义。这些起义，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和大片抗日游击区，为配合全国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追剿，大部分起义队伍受到了严重挫折。只有那良抗日武装起义的队伍较好地坚持下去，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

防城县党组织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于1945年6月14日举行那良起义，建立了以沈鸿周、沈耀初为正、副大队长、陈汉东(黄木芬)为参谋长(党内是党代表)、巫摩白为政治部主任的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全队150多人，有轻机枪6挺、步枪60多支、短枪30多支。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建立后，立即开赴中越边境地区，与盘踞在那里的日军作战。队伍到达塘花的三角灶地区，在江尾、黄摩岭、鸡邦、山寮、瘦洞等地宣传抗日，争取当地上层人物，组织塘花民兵，发给枪支弹药，进行武装抗日和自卫斗争。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逮捕处决了罪恶累累的塘花里反动里长黄武生和坏分子何宗勋。游击队在塘花开展活动，日伪军又怕又恨，派遣反动分子何宗月带领30多名日伪军到塘花进行破坏活动。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抗日华侨游击队于6月下旬的一天包围了这股伪军，打死伪军3人，俘14人，缴获步枪14支，战斗中我方牺牲1人，负伤两人。为了安定人心，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工作基础，当天晚上，由参谋长陈汉东率领游击队到下塘花，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敌伪的阴谋，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当众释放了俘虏，从而扩大了政治影响。是晚，游击队在瘦洞住宿，翌晨突然被日军包围，在突围中3名女战士落入敌手(日本投降后始得出狱)，参谋长陈汉东牺牲。7月下旬，日军又组织100多人，分兵3路，从冷溪、下塘花、里西向我游击队驻地分进合围。游击队获悉情报后，迅速将队伍转移别处，并选择薄弱之敌进行伏击。日军扑空后，有三四十人撤到里西村，受到我方伏击。此战击毙和击伤敌5人，缴枪数支。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 篇4

一、临危受命的党组织重建者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 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满洲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2]10。在对当时政治局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了抗日斗争的政策。在会议上, 罗登贤指出, 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 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同时要求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连续三次发表了反日宣言和决议, 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实质, 号召东北广大民众团结起来,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并把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驱逐日本侵略者确定为主要任务, 并且立即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 发动农民暴动, 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这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 对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进行疯狂打击和镇压。

1931年底, 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宣传部秘书杨先泽的叛变, 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相继被捕, 党组织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在这危急时刻, 罗登贤临危受命, 担任满洲省委书记, 重新组织满洲省委。迫于当时形势的紧急, 罗登贤把省委机关迅速转移到哈尔滨。当时, 由于东北党组织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处境非常困难, 活动经费和情报信息都已中断, 罗登贤根据当时的形势, 调整了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 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 建立党领导的武装抗日根据地。

二、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

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法宝之一, 罗登贤为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奠基工作, 堪称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创始人。1932年1月, 罗登贤主持制定了纲领性文件——《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 提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新要求。与此同时, 还联合和支援一切非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可以说, 这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最早提出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思想。

在罗登贤看来, 武装抗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爱国力量抗日, 是党组织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九一八事变后, 大量的抗日义勇军活跃于东北各地, 罗登贤按照抗日义勇军的实际情况, 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 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如先后派遣李延禄、胡泽民、孟泾清、金大伦、周保中等共产党员到王德林所在部队担任领导职务, 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发动群众抗日斗争、派遣党员去做宣传工作和兵运工作, 支援一些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抗日队伍进行抗日;采取动员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宣传鼓动、派志愿兵参加战斗等措施帮助和支持国民党中的部分爱国将领进行抗战;派周保中、赵濯华等干部对由原东北爱国将领李杜、邢占清等联合组成的吉林自卫军进行支援。另外, 罗登贤还派冯仲云、杨靖宇等省委主要领导人巡视、督查各地的义勇军工作。与此同时, 罗登贤还与东北各地的其他抗日队伍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在他的领导下, 东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1933年1月26日, 中共中央在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 才阐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指示信的原则与罗登贤的抗日战略思想不谋而合, 它奠定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内党的活动基础。

三、“抗日武装”的主心骨

在组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 罗登贤广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为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反日斗争中党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 除原在抗日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等人以外, 罗登贤还派杨林和杨靖宇到南满, 先后创立了磐石、海龙、延吉等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派童长荣到东满, 创建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抗日游击队;派赵尚志、冯仲云到北满, 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创建抗日游击队。在北满和吉东地区, 创建了汤原、饶河、巴彦、密山等抗日游击队和反日同盟军、救国游击军。以罗登贤为首的中共满洲省委创建的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结束了东北党组织没有自己领导的军事武装的历史[3]51。

四、赤胆忠心的革命者

1933年3月28日下午, 由于叛徒的告密, 罗登贤被国民党特务勾结英国巡捕所逮捕。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 罗登贤态度非常坚决, 然而由于叛徒张汉卿出庭对证, 罗登贤的身份和党内职务暴露。当伪法官让他供出所谓的“反动言行”时, 罗登贤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加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 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 在那里我同义勇军一道与日本强盗作战;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 那些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的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罗登贤一席话把伪法官问得无言以对, 最后强行宣判, 把罗登贤关押到上海市公安局。这件事激起了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愤怒。宋庆龄发表了《告中国人民书》, 文中高度赞扬了罗登贤的坚强不屈精神:“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 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在监狱里, 罗登贤受到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和折磨, 但他的革命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4月5日宋庆龄、杨杏佛等到监狱里去探望他, 罗登贤虽然被折磨得浑身伤痕累累, 但他仍坚定地说:“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 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党和全中国无产阶级。”

敌人看用酷刑对罗登贤并不起作用, 就改用阴险的收买利诱手段, 派叛徒对他进行劝降, 罗登贤和难友们将叛徒一顿痛打。在软硬兼施无果的情况下, 敌人决定将他处死。1933年8月29日凌晨, 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留下了千古不朽的遗言:我个人死不足惜, 中国人民没有解放, 才是我告别生命的遗憾[4]18!

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把江西省的信康县改名为登贤县, 《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光辉灿烂》、《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永恒的光辉————不要忘记东北抗联创始者罗登贤同志》等纪念文章也对他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八一宣言》给予他“民族英雄”的称号。罗登贤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 他的历史功绩永远不会被后人忘记。

参考文献

[1]许人俊.罗登贤——东北抗联最早的创始人[J].中国粮食经济, 2010 (2) .

[2]彭施鲁.满洲省委与东北抗日联军[J].纵横, 1999 (11) .

[3]陈启慧.罗登贤对东北抗日斗争的贡献[J].世纪桥, 20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