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壮大了共产党（精选4篇）
抗日战争壮大了共产党 篇1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
（2）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后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
（3）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
（4）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5）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6）抗日战争的历史生动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而且首先是最热烈、最忠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没有中国共产党人作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是不可以想象的。
抗日战争壮大了共产党 篇2
抗日战争胜利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兼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关系 李慎明 张顺洪 《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15日
07
版）
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这一要求十分重要。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1971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结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抗战宣言，动员全民抗战。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比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早了9年。而此时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却采取“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动大军“围剿”红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同志等又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在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日还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而7月17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把抗战到底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断言：“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持久战》，深入阐发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强调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就必须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这样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开展人民战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目的就是要“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这既避免了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同年9月23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同意这一宣言，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国民党政府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政策时的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对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中仍指出：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1941年1月6日至12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发生。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依然以抗战大局为重。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皖南事变也引起了美、苏等同盟国的反对。美国立即决定将拟援华的5000万美元暂缓实施。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立即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
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建立敌后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的正确的作战方针。抗战初期，当国民党军队大步后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1937年12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敌后牵制、打击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分子。
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的根基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带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口号。为使党找到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延安整风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问题。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克服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的危害，加强了党风、学风、文风建设，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1937年3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当作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成功地构建、维护和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也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决裂，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
在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官员，往往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甚至是官僚买办阶级。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关于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蒋介石拥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这在当时都是天文数字。蒋介石集团的抗战夹带着保卫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私货。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苏联、美国等国的一部分抗日援助攫为己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这样痛斥说：“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确、科学的阐发。他说：“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我们可以把全面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还可以把抗战分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四个阶段。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这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
一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20万人，而日寇在东北各种军队包括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才2万余人，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果，东北富饶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在这一阶段，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二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沂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总体上是积极的，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形成了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美、英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自身在华利益受损；苏联不愿意看到其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平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转移财富都需要一定时间。这些都决定了此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本质上是大撤退前的阻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导致正面战场各个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即使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最终结局也不能例外，仅仅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些许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整理集结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已基本搬空南逃。
三是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积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是妥协、退让甚至图谋投降、积极反共。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底牌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便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投桃报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同年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此时的日本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法西斯盟国，并缓解德国对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在此阶段，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对国民党劝降的同时，也发动了若干次军事进攻。国民党政府为了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组织了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总基调。而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除了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重心。
四是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于1944年春转入战略攻势作战，而国民党则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并严重丧失民心军心，最终酿成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国民党政府对美国、英国的依附性决定了其对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时，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为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党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也曾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特别是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造成日军死伤5万余人。1942年2月，国民党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远征军的将士英勇无畏，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日军用于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前总人数已达几百万。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省的一部，共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被日军侵占。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无数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正是这次豫湘桂大溃败，使美国看清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是如此不堪。在此阶段，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大发国难财，扩张官僚资本；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民主运动，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的“集中营”中，被逮捕、囚禁并施以精神肉体折磨的共产党员和各地抗日进步青年达20万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溃败，导致更多人包括国民党阵营中许多人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同志的这篇谈话，毛泽东同志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同志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丧失国土275.3万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城市1200余座，丢弃1100余座；当时全国人口4.5亿，遗弃同胞2.8亿。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日军开始时并没有把八路军、新四军放在眼里，按1∶10进行战斗配置，屡吃败仗后改为1∶5配置，后再改为1∶3甚至1∶1配置。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配置却是1∶10，即以一个连建制的中队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且几乎每每得手。全面抗战时期，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人数，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些伪军的绝大多数来自国民党军队。而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根据地。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对其儿子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它地方？可以腾出手来呢？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在这里，罗斯福清晰地描绘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军队都在与日寇短兵相接之处，而国民党许多军队却在与敌相距千里的大后方。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日本随军记者藤原彰也说：“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
再看看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所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达到200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600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实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发展到120余万人，则是在敌后抗战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
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蒋介石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就其一生来讲，都不失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其爱国的一面。而汪精卫一类的卖国贼，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分层次和程度的，并有着不同质的内涵。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本质上也有着不同的家国观念。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是最高层次、最彻底的爱国和爱国主义。而蒋介石及其政府虽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但与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各种表现，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他们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这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不时处在“中流”的位置，但并没有起到“砥柱”的作用。当然，他们抗战和爱国的一面，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无疑也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进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更是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充分证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障，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成功地将民族危机转化为民族复兴的契机。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永远彪炳史册。
抗日战争壮大了共产党 篇3
第七讲：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七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一）七大召开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1945年春夏之交（4月到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面临即将覆灭的命运，在欧洲战场，苏联和美英盟军相继攻占了欧洲大片土地。4月间，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被逮捕并判处死刑，5月2日，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已处于战略大反攻的前夜，1945年2月间。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合作，完成对日最后作战，美军在南太平洋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接连取得战场胜利，收复了大量失地，扩大了根据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2颗原子弹，共造成20多万人伤亡，同时苏军出兵东北，在华日军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时，一直消极抵抗的国民党军队也开始从西南几省的大后方陆续出山，利用美国提供的飞机、军舰运送军队，抢占要地，抢夺抗日 胜利果实，这时的中国正处于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一个是黑暗前途——即国民党要建立一党独裁的法西斯专政；一个是光明前途——共产党要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独立的新中国。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努力争取中国光明的的前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关键时刻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党的七大会议。
（二）七大召开前党对理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论证和阐述，在此期间，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重要著作。但由于党内在很长时间内存在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探索和提出的很多正确观点，未能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的认可，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后，局面才发生变化，从此，中国革命事业逐渐摆脱不利局面，并开始迅猛发展起来。土地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大量重要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中，毛泽东所系统而完整阐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毛泽东还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基本形式；统一战线是迅速凝聚和扩大革命力量的有效方式；党的建设是党能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更好地运用这两个武器是战胜敌人的前提和保证，只有正确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二、七大会议的召开
早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一直没有召开，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 “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在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会期历时五十天。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在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朱德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的军事报告； 刘少奇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周恩来做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期间，毛主席先后发表了11次讲话。其中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
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七大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4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抗战8年的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选举产生了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成熟的，具有很高威信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集体。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理论基础，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及《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 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13人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七大的召开，从建党开始，已经走过了二十四个年头，其间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血与火的考验，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反抗斗争，但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第一次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转折点？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历史改变了方向。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此说，在这样两个大背景下召开的党的七大，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特别是把团结、胜利作为大会方针响亮地提出来，它反映了我们党必胜的坚强信念，反映了中华民族必胜的坚强信念。毛泽东同志在阐述七大方针时说，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目标，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全党要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 解放而奋斗。三、七大的历史功绩
它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最重要、最成功、也是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影响深远。
它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在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统战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二）首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性贡献。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理论思维曾经是很活跃的，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一些理论经典，如《老子》、《论语》、《孙子兵法》、《孟子》等，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但是到了近代，中国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是如此，在理论上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候，在那样的时代条件下，党在理论上的准备不可能是充分的。对党成立时理论薄弱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都曾作过深刻分析。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奋斗和理论奋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终 于扎了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于产生了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我们党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都是划时代的。它标志着我们党从理论准备不足，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政治上登上了新的高峰，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新觉醒、新进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正在普照着新兴的中国，普照着世界。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八个方面： 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分析；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建设党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文化的理论和政策等。
这八个方面主要的就是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理论。它正确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方向。它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对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阐述，对中国革命下一步的思考，都闪烁着理论和智慧的光辉。
（三）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第一次总结概括为三大作风 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的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四)七大党章: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最好的一部党章，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真正成为党的一面旗帜
总结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经验、集全党智慧之大成的七大党章是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最好的一部党章。其最大特点是把党的纲领作为有机部分写进党章，阐明了党的性质、纲领、宗旨、作风、群众路线，从而使党章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我们可以这样说：
（1）七大的光辉，是团结胜利的光辉（2）七大的光辉，是理论和智慧的光辉（3）七大的光辉，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4）七大的光辉，是民主集中制的光辉（5）七大的光辉，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光辉
四、学习七大，对我们搞好当前理论学习的几点启示
党的七大，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整个大会充满了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大会通过的各项文件，都是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照这面镜子，主要是以现代的眼光看过去，通过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更好地认识现在、把握现在。增强理解过 去的能力、掌握现在的能力、创造未来的能力，是历史的三重作用。我们学习历史，寻找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注目和聚焦于那些在重大历史关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制度建设。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列宁最早提出和创立的。我们党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并且使之成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二）加强作风建设，确保党的生机和活力
无论对政党、国家和民族来说，作风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失掉群众、失掉政权的事实充分证明，作风松松垮垮、软弱涣散必然导致失败。
七大以来六十年间，我们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上，既有深刻的教训，又有极其宝贵的经验。进入新时期，经过党的十二大到十七次大代表大会，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得到极大地发展完善和提高。
作风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党从毛泽东同志培育党的“三大作风”，到邓小平同志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江泽民同志倡导艰苦奋斗，到胡锦涛同志提倡“两个务必”，抓作风建设是一以贯之的。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在现阶 段对党员干部在作风上的新要求，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足点，是实事求是。党的七大，是典范。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势，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党的纲领，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党的任务。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深入人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
（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要在理论上与时俱进，首先要在思想路线上与时俱进。毛泽东同志强调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都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深入思考，都是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个关于政党评价上的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是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政党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抗日战争壮大了共产党 篇4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晶芳
欢迎来到北京干部在线课堂。我今天课的内容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要从头开始，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党创立的历史。
学习这段历史就要弄清楚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建立的？党建立的特点是什么？下面我们来讲第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讲这个问题我想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一个是中国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学习我们党的历史第一个要弄清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要产生共产党。关于中共的产生在研究界有这样一些看法：大陆的官方和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建党问题上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几种错误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工具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不是中国这个社会历史的必然产物。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蒋介石，他写的一本书叫《苏俄在中国》，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螟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就把“螟蛉”当做干儿子的代称。蒋介石是引用了一个典故，中国古时候的一个典故，在《诗经·小雅·小宛》这篇里面说道，“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是一种绿色的幼虫，蜾蠃也是一种昆虫，蜾蠃把螟蛉捕来，放到它的窝里面，然后在螟蛉的体内产下自己的卵，用毒针往螟蛉身体里面注上毒液，让它不死，所以它的卵利用活体的营养逐渐长大。所以古人不了解这种实际情况，就认为螟蛉的孩子是蜾蠃把它养大的，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是蜾蠃利用螟蛉，把它作为繁殖自己后代的工具，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后人就把螟蛉作为养子、干儿子的代称。蒋介石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来实行世界革命战略的一种工具，这是“工具论”。
第二种观点是“移植论”。认为中共是舶来品，用船从外面运过来的，是苏共的移植。
第三种观点是“误会论”。台湾学者李云汉他在《从容共到清党》这本书里说，中国建立共产党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部分知识分子一时感情冲动的选择，这是一种观点。
第四种观点是“早产论”。这种观点不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认为建早了。德国一个学者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本书里面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个人为的早产。还有当年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居然在1923年的信里写道：中国是为时过早的组织了共产党。
上面这些说法第一到第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没有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是人为的产物，是苏俄制造出来的，这些说法应该说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大家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要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必然有它生长和发展的条件。打一个比方，把一个天山的雪莲从新疆移到北京，它能不能成活呢？就看它有没有成活的土壤、气候、水分等各种条件。一个政党也是一样，它的产生、发展壮大必然有它生存的土壤和历史条件。
那么中国共产党产生确实是有它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的，是一种内在因素来使它能够产生。
（一）苦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为什么在中国要产生共产党？我想第一个回答就是中国共产党产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要说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产生，必须要了解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呢？当时中国是苦难深重。
这种苦难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就开始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面的、凶恶的。
首先是在军事上进行侵略。帝国主义不断的发动侵华战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英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等，每打一仗打胜了就要迫使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建租界等等，这是军事侵略。
第二是政治控制。帝国主义要统治中国，不依靠中国当地的本土统治者帮助是不行的，所以他要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要拉拢、利用中国当时的晚清王朝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做他奴役中国的帮手，勾结起来一起控制中国。
第三是经济掠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办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中国的税收、关税，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用种种手段来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的矿山开采权、铁路所有权都在帝国主义手中。
第四是文化渗透。传教、办学校，通过这些形式在精神上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
帝国主义这些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国将不国。这张图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产生后果的认识。这是一张根据兴中会会员谢缵泰1898年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漫画绘制的“时局图”。图中用牛鬼蛇神来代表帝国主义国家，这些牛鬼蛇神纷纷的侵入中国，把中国当成一块肥肉来抢食。图中的熊代表的是沙皇俄国，虎代表的是英国，青蛙代表的是法国，鹰代表的是美国，太阳代表的是日本，蛇代表的是德国。当时的革命志士陈天华是这样说的：“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灾难就是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就要被灭亡了。
帝国主义侵略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些侵略不但不抵抗，反而是迎合他们，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以后，要和八个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在这个过程中清朝当局有一个在北京和各个外国使团谈判的指示，里面说：“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反正我们打败仗了，这些国家要什么给什么，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求得和帝国主义的和解。
这种卖国政策就使我们国家领土主权受到了大的损失。据统计材料1841年到1911年，这几十年间清政府签订了1145个不平等条约，平均每年16个。清朝时期的赔款有多少呢？十三亿两白银，这还不算利息。1901年《辛丑条约》就赔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一次赔偿就相当于清朝国家几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而且他要规定几十年还完，到还完的时候加上利息要有十亿两白银。
满清时期我们国家是这种状况，到了民国是不是好一点？也不是。这张图就是民国初年当事人画的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的形势图。白色的圈代表的是日本，红色的圈代表的是俄国，蓝色的圈代表的是英国，绿色圈代表法国。这种侵略几乎是把中国瓜分完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是非常的深重。
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它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明末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道路，它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由封建社会逐渐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由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非常黑暗的、非常落后的、非常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民非常痛苦，就像毛泽东1920年在民族大联合上说的：“我们国家是坏到了极处，人类是苦到了极处，社会是黑暗到了极处，总之照这样是统治不下去了”。
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要救亡图存就要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为只有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推翻才能够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得到进步，谁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谁就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和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共戴天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又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共产党可以说就是当时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救中国于危亡的主要力量。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苦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二）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失败推出了共产党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第二个回答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失败推出了共产党。在近代，中国革命其实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先开始的。毛泽东就曾说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当然也就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非要产生一个共产党不可。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80年间，中国人民是不断的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其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革命主要有三次，即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不论是农民的太平天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
首先来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由农民领袖洪秀全发动的，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领导农民起义军打击封建的清王朝，从广西一直打到了长江流域，占领了当时清朝在中国中部的重镇——南京，在南京建立了农民政权——太平天国。但是太平天国只存在了14年就失败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不是被当时的清军和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打败了，而是败在了自己手里。他反了多年的封建，最终自己建立的政权还是一个封建政权——洪秀全当了太平天国的皇帝，搞了封建。这就说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农民不是一个先进的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阶级局限性就决定了太平天国虽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是不可能彻底的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它担负不起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
再看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他们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试图在不根本废除封建统治的情况下，做一些改良，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戊戌维新只持续了100天，就在清王朝统治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下失败了。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日本，戊戌变法中的骨干，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被清王朝抓起来，“血溅菜市口”，壮烈牺牲。戊戌变法的失败暴露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靠这种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来改变中国这种灭亡的命运是根本行不通的。
再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在1911年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特别的肯定孙中山。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上两个领袖——孙中山、毛泽东的画像，他是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辛亥革命也很快就失败了，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权力并没有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是被袁世凯窃夺了。
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并没有按照他的承诺实行中华民国的约法，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袁世凯窃取了民国的权力以后，他所建立的政权仍然是一个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卖国政权。这张图片是袁世凯和列强共事的合影。袁世凯执掌了民国的政权以后，千方百计的和帝国主义拉关系，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来实现其统治，为了得到当时日本国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
从1912年到1919年北洋政府的各派军阀都以国家权益做抵押，公开或秘密的借外债180多次，总额高达八亿银元以上，这些钱不是用来建设国家，而且用来争权夺利打内战的。
袁世凯对外卖国，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压榨和掠夺人民，所以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是非常黑暗的。本来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有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所以资产阶级也曾尝试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比如议会政治、政党组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搞这些东西，搞的应该说也是有成效的。比如1912年到1914年几年间，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种党派林立的局面。党派有多少呢？当时据统计有682个之多，那种情况当时有人描绘的说是集会结社尤为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当时想搞民主政治，党派非常的多。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统一共和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其中国民党是势力最大，在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有392席，已经接近半数，非常有希望通过国会选举由国民党组阁。但是袁世凯绝对不想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想由资产阶级来掌握国家的政权，所以他在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前夕就在南京车站派人暗杀主张建国会实行民主政治的国民党人宋教仁，一枪彻底击碎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梦，这种民主政治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了。
更为令人发指的就是袁世凯居然复辟了帝制，在清王朝消灭以后，他自己要出来当皇帝。这张图片就是袁世凯称帝以后到天坛祭天，履行封建皇帝必须履行的祭天仪式。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举国反对，他在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的皇帝，最后在这种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抑郁而亡。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形成了几个大的军阀军团，比如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这些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政治上是更加的黑暗，用孙中山的话说“北洋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是日甚一日”。
孙中山不愧是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甘心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国、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此丧失，所以奋起和北洋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组织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搞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了绝境，没有办法来改变中国，解决中国这些社会的主要矛盾。
孙中山他所以失败不是因为革命不坚决，一方面有敌人强大的外因，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弱。资产阶级不仅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也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他是不信任人民群众的，他搞的几次革命都是靠军阀打军阀，收买、拉拢一些军阀去打北洋军阀，而且他也组织不起来能够带领群众战斗的坚强政党，这个是最要命的。有没有党？有，有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是一盘散沙，革命功成革命党消，是这种情况。
三次革命的失败证明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身上。这是说明中国为什么要产生共产党，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三）中国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基本条件
有这种需求是不是就能够建立共产党？下面我们讲一下中国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讲一讲中国有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共产党要建党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个条件是阶级基础，就是工人阶级要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还有一个条件是思想条件，就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时是不是就具备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阶级条件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一种否定怀疑的看法，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人人数少、力量弱，没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很难说具备了共产党产生的阶级条件。
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衡量工人阶级能否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要看工人阶级的数量，更要看工人运动的水平。在中共产生以前中国工人阶级是个什么状况？这个示意图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首先看工人队伍成长的状况。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一样，西方的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而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开办的一些工厂，在这些工厂里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这个时候还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洋务运动中官僚买办资本产业中开始产生，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资本发展起来以后才大量出现的。
从1840年到1894年这50多年工人数量发展的不大，只发展到了11万。从1894到1913年这20年工人数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到了90万人。大发展是在1914年到1919年，1914年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大战中帝国主义忙着打仗，对中国的侵略就稍微的放松了一下，这个时候中国的民族资本就趁机发展起来，建了大量的工厂，使工人的数量有很大的发展，到了1919年中国大概有280多万产业工人。这是工人阶级数量的发展情况。
200多万工人在中国的总人口中只占到0.5%，4亿多人占0.5%，人数不是太多，比例很小，但是这200多万绝对数也不是太少。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大概也是这几百万工人，比如俄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工人占全国人口2%，日本当时也是占2%，产业工人有150万左右，俄国建党的时候工人是270万左右，所以这个绝对数也不是很少。
除了数量以外，中国工人阶级确实还有它自己特殊的优点：
第一个特点是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强。因为西方国家工人只受资产阶级压迫，受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压迫。但是中国工人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本，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革命性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特点是集中程度高，多数都集中在沿海沿疆的几个大城市，集中的好处就是便于组织。
第三个特点是和广大的农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第一代产业工人基本上是刚从农村出来变成工人的，所以他们家很多人都还在农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点。从这些特点看，仅从中国工人在全国人口占的比例小就说明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我认为是说不通的。第一，是我刚才说了它和西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建立时候的工人数量比绝对数并不少；第二，拿中国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比，应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人数更少，一个工厂里面有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才几个人，工人是多少？资本家人数少，那么他还在共产党建立以前，先于共产党建立了国民党，不能说人数少就不能建党。
另外，更重要的是看工人运动的情况。从工人运动情况看，从1840年到1894年这50多年，工人运动开展的不多，一共只有71次斗争，年均1.3次。1895年到1913年，这20年工人斗争多了起来，一共有273次，年均14.3次。到了1914年到1919年，工人斗争次数更多，一共有185次，年均30.8次。这时候工人斗争的内容也和以前不一样，不仅仅是经济要求，要求涨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比如1915年上海、唐山等地的工人罢工主要就是反对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的条约，反对接受“21条”，这是一个反帝运动。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罢工，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举行了“六三大罢工”，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五四运动是学生先搞起来的，北京的学生先进行了反对巴黎和会、反对中国签订卖国条约的运动，学生斗争并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还不能撼动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是工人参加进来不一样了，威力很大。最终五四爱国运动是取得了胜利，这里面工人的作用不可低估。
从上面这种情况看，中国的工人运动发展到1919年，这个时候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有了政治要求，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这种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就有了要建立自己政党的要求。所以从这点看，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已经具备了阶级基础。
要建党只有阶级基础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思想条件，也就是说要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是不是具备了这种思想基础呢？近年来也有人否认中共有了这样建党的思想基础，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是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认为中国没有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条件，理由是“中国在文明的大道上还没有走到资本主义的门前”。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一种革命理论，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所以没有接受这种理论的条件。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先进分子只是片面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还不够满足建党的理论要求。
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上面这些看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说中国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虽然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的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需要有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先进的理论来作为斗争的指导。但是工人运动不能自发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只能从外面灌输，由掌握这种理论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灌输、去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实际上有一个不是太短的历史，从1898年开始就传入了中国。在1898年到1917年的20年中，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从不同的渠道经过不同的人介绍到中国来，最先是外国传教士，1898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一个译注里面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在此之后，1899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中登了一篇文章叫《大同学》，里面称马克思是工人领袖。在中国人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他比较早的说到了马克思，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社会主义之鼻祖”，当时他说马克思名字不是现代我们写的马克思三个字，叫“麦喀士”。讲到这个问题，说的比较多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革命派朱之鑫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文章里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议论，而是有自己的一些认识的，认为它是比较科学的，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在他的一些演讲文章中也谈到过马克思，孙中山在1914年5月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呼吁他们给中国国民党人以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国民党革命派以外，还有一些人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不只一次的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提到他的学说；还有社会党人，像江亢虎，他甚至不仅提到马克思，还提出了中国要搞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个词还是他先提出来的。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界，社会主义是相当时髦的一个思潮，相当多的人在讲社会主义。但是当时的介绍应该说是零碎的、片面的、肤浅的，带着很多误解的，甚至是歪曲的，规模也比较小，影响也不是很大，受阶级局限，他们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中国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发生大的变化是十月革命的影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来接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这种状况就像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的话把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很清楚了，从这儿开始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的先进分子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接受的。
正在苦苦寻找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由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主张社会主义，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艰难转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几乎是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促使他们转变的原因我想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们感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刚刚过去的历史事件摆在大家面前，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没有可能的，帝国主义不允许，封建势力也不允许。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方案救不了中国，不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转变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套未必都是好东西。在这以前看资本主义都是看好处看得很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引起的，这个危机很惨，大战打的也非常残酷，把资本主义负面的东西暴露的非常多。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主义的苏俄体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和他对中国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确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感到向往。苏俄建国以后，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被压迫者翻身当了主人，出现了新的气象，特别是苏俄建国以后发表的几个《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沙俄在中国所攫取的种种特权，这个对中国人的触动非常大，对俄国也非常的向往和信任。
第四个原因是“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对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任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道理很重要，因为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当然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各种社会主义很多，不只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这一派的，还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所以在当事人看来，社会主义就像隔着纱窗看小屋，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碰撞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做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最先完成这种转变的是李大钊。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比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他的思想转变确实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在1919年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群体中，李大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地位。后来他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很多中国的先进分子，比如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领导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这个研究会起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大概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在“亢慕义斋”里组织了很多人，比如说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等，在这里一起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这些人思想的转变。
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也是深受李大钊的影响。1918年毛泽东一上北京的时候，曾经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助理馆员，帮助干活临时工的性质。在这期间就曾经亲耳聆听过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仔细阅读过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毛泽东二上北京和李大钊的接触更频繁，当时就认真的读了一些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自己的这段经历，毛泽东记忆深刻，对把他领上革命道路的李大钊是充满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毛泽东1949年3月23日到了北京城下就发出这样一些感慨，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也谈到他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他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一个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还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讲他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当时那一代人的思想转变。
除了李大钊，在我们党内陈独秀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在建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主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都在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自己也在1920年在《谈政治》这篇文章中完成了他个人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世界观转变。在他的影响下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等这些人也很快的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除此之外，湖南的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湖北的陈潭秋、恽代英，天津的周恩来，山东的王进美、邓恩名、南京的张闻天，浙江的俞秀松，广东的杨匏安，四川的杨闇公以及老同谋会会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等，也先后的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十几个人能够活到建国以后看到革命胜利成果的不是太多，大概1/3左右，绝大部分人是在革命年代为革命牺牲了，为他们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讲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情况，当时传播的范围应该说是比较广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些当时登载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信息评论》、《觉悟》等等，同时也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比如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及《社会主义史》等等。
那么研究中共建党的思想条件，不能只看传播的范围，还要看传播的深度，传播了一些什么内容。从当时传播的内容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主要的观点已经传进来了：
第一，哲学方面是唯物史观，这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是观察社会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非常的重要，只有掌握了它才能够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第二，传播了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非常的重要。第三，传达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说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学说。
总之，到建党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本世纪20年代初，不是偶然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需要。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坚定了阶级基础，准备了思想条件。通过这些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移植论”、“舶来品”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建党准备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过程和特点。首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建党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除了有必要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以外，还必须要使这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因为工人阶级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只能建立工联主义的组织，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样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不把工人阶级作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只能是一个研究的小团体，而不能组成先进的政党。
在欧洲和俄国，这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比如在俄国，从1883年普利哈诺夫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开始，到1903年俄共成立是20年时间，这个结合过程是比较长的。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几乎是同一过程，它的广泛传播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这之前有一些，就是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个期间有一些，大量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到1921年建党只有两年时间，那么一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到工人运动中去向工人去宣传和工人运动结合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
在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的是谁？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最近有些人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特别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把共产国际苏俄怎么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说的非常充分，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怎么从日本这个渠道接受马克思主义说的非常充分。他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提出了疑问，认为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他们两个是怎么研究建党的。从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材料看，应该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一起研究过问题的。1920年初因为陈独秀在北京受到北洋政府的迫害，要转移到上海，从北京到上海途中在北京站不好走，李大钊把他从北京送到天津，从天津坐火车变津浦线到上海。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就商量了这个问题，现在虽然没有档案材料说明他们商量了什么，但是有一些回忆录回忆到这个问题。我认为从他们分手以后，各自所进行的活动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商量过建党问题的。因为分手以后李大钊回到了北京，陈独秀在上海，都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思想准备；一个是进行工人运动，到工人中去启发工人觉悟，办夜校、出刊物，发动工人斗争，建立工会，这些都是建党的准备工作，分别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在建党过程中，除了南陈北李以外，中国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湖南毛泽东、新民主协会都在酝酿着建党，在湖北、山东、广东都有这样的活动，包括旅居法国的先进分子也在和国内的通信中不断地谈建党的问题。
正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酝酿建党问题的时候，确实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这个以前在讲党史的时候讲的不多。但是随着近年来共产国际苏共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史料的公布，我们看这个问题看的更清楚了，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是得到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的。一开始是陆陆续续从不同的组织中派了一些人到中国了解情况，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建党活动。实质性的建党活动就是1920年3月份，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人到中国来，了解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情况，也想做建党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到了北京，经过俄国教授的介绍与李大钊见面，了解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情况、建党的准备情况。然后李大钊介绍他去上海与陈独秀接触，特别是后来又与其他的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李达和李汉俊接触，商定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在1920年的6月，上海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开会，决定要建立共产党，在8月就正式的建立了上海共产党。
上海共产党开始叫社会共产党，后来就名称问题，陈独秀跟李大钊写信征求意见，李大钊认为就应该叫共产党。所以南陈北李自1920年3月分开以后，没有见过面，但是是有联系的，通过通信来商量一些建党的问题。上海共产党建立以后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发行者和组织者，由它去联络全国各地其他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一起在各地发展党的组织，先后有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出现。
除了上海陈独秀等人建立的上海共产党以外，李大钊在1920年的10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1920年秋天，董必武等在武昌建立了共产党的武汉支部；1920年秋，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同年秋陈公博等在广州也建立类似的组织；1921年春，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了共产党的小组。在国外也建立了两个党的早期组织，一个是1921年3月张申府、周恩来在巴黎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个也是1921年的3月，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共产党组织。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备建党过程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行了建党的准备工作。哪些工作呢？
第一个工作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比较中进一步的坚定信念，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建党做好理论准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当作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做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把它作为改造世界的一个武器，强调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正因为这样，它就会密切联系现实问题去谈一些东西，就和当时社会上一些不同的观点发生了论争，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中深化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大的论争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是李大钊和胡适之间进行的。这个斗争我们过去把它说成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非常对立的斗争，实际上这个斗争带有很大的理论探讨性质，就是胡适提出他对大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太感兴趣，他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是要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宣传就能够做到的，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解决具体的问题，高谈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所以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习他不是很感兴趣，他主张一点一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李大钊写文章对他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强调宣传理论和研究实际问题不应该是对立的，两者应该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研究问题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另外，实现主义必须同实际相结合，这场论证应该说进行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对怎么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实际的指导作用是有它的作用的。
第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这是在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和张东荪、梁启超之间进行的。这个争论涉及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重大问题。张东荪、梁启超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当时没有资格讲社会主义，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劳动阶级，也不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贫穷，中国的贫乏、贫穷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萌芽，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不应该去消灭而是应该发展。这个观点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中国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且是太少了，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作为中国生产阶级中的先进因素的。但是怎么才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让资本家发展事业，通过这种改良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要发展，它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个势力使它不能发展，或者不能很好的发展。因此，不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结论是梁启超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但结论是错的，通过改良和建设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不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就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在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发展，不用具备必要的物质前提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这是不对的。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上，他们是看到了点子上，即在中国不搞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是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不能够救亡图存，不能够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所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论争的一方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另一方是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强权、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这种观点对小资产阶级急于改变现状这种急切的心理是很有影响的，能说到这些人心里去，所以在当时的知识界很有市场。但是这种主义对建党是非常有害的，不主张纪律、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非常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驳斥，在论争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实行必要的金融制，坚持维护一定的纪律，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在多次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革命的理论，坚定了信念，锻炼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今天我们学习这段历史，不仅应该了解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是怎么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应该学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理论和实际结合、学以致用的这种学风。这是在从各种观点的论争中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
第二个工作是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这是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早期组织都做的工作。
第一，办刊物。当时办了一些工人刊物，比如上海共产主义组织办的《劳动者》、北京共产党组织办《劳动音》、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办的《劳动界》，通过这些刊物通俗的向工人传达马克思主义。
第二，办工人夜校。工人没文化，办夜校让他们学习文化，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觉悟。
第三，成立工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会，这是最早的现代工会；北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到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中去组织工会，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第三个工作就是为建党做一些具体的筹备工作，包括探讨建党的思想，通过办刊物、通信等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介绍其他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经验，讨论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组织原则等一系列的问题。当时上海共产党办了一个党内刊物叫《共产党杂志》，在这个杂志上登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就是确定日程、推选或指定代表，这个工作是在共产国际马林1921年6月来到中国以后，到上海和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李达共同商定的，就是要在近期内尽快的召开代表大会，最后确定在7月份召开，然后给各地发通知，让他们推代表到上海开会，这是准备工作。
（二）中共“一大”的召开
当这些工作都进行完毕，1921年的7月就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中共“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党的诞生。这两张图片就是当年开会的地址，一个是上海的敬业路76号、原法租界106号、李汉俊哥哥李舒城的住宅，“一大”主要的会都在这里召开；还有最后一次会是在嘉兴南湖的一个游船里开了一次会；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应该在历史上记载一笔，就是上海的博文女校，是到上海开会代表住的地方，在这里也开过会。
关于“一大”召开的真实情况，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不是太清楚的。对“一大”代表是多少人、都是哪些人，“一大”召开的时间、地方及会议的内容等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这样一个会会存在这样一些不同的看法呢？我认为有几个因素：
第一，“一大”作为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历史意义是随着党和革命的发展，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才逐渐显露出来的，作为当时参加“一大”的这些代表们、当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对“一大”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刻意的宣传。
第二，中央负责人保管的“一大”文件，“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都丢了，直到建国以后才在中央档案馆接收苏联的档案中发现俄文版的纲领。后来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又有一个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翻到了“一大”代表陈公博（陈公博在“一大”结束以后很快就脱党到美国去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写的毕业论文，《中国共产党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附了一个英文版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第三，“一大”是秘密召开的，当时北洋政府不允许共产党人公开活动，把他们看成过激党，马克思主义都是过激分子，抓住是要关起来的，所以秘密召开了“一大”，环境是非常严峻的。这个中间还发生了法国巡捕闯进会场搜查这样的事件，所以大会当时没有做记录，事后人们回忆起来难免其说不一，出入比较大。
共产党成立这么多年，总要有一个时间作为党的生日纪念。在1938年5月毛泽东首先提出以7月1日为建党的纪念日，并且在1941年6月30日，用中央文件正式的规定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为7月1日，并不是中共“一大”就是在7月1日召开的，以前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往往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7月1日召开，这是不对的。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具体弄清楚。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邵尉正通过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综合了间接事件等进行考证，考订了“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闭幕日期是7月31日。关于开会时间的考证目前没有疑问，但是闭幕时间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各种说法都有。有7月31日结束说，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结束说几种。
现在7月31日闭幕这个说法不太可能，因为“一大”的最后一次会，7月30日在李汉俊哥哥家开会的时候发生了法国巡捕房搜查事件，会议被迫中断，代表就分散出去了。这其中应该说马林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一个秘探闯进来说是找人，又说是找错了，匆匆忙忙走了。马林在来中国之前，在印度尼西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很有经验，他说这不是找错人了，他是巡捕房的密探，赶快散会，于是代表们很快离开了。果然过了十多分钟就来了十几个搜查的巡捕。所以马林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还有一功，正是因为他的警觉，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的过程中，避免遭受了被反动派一锅端、胎死腹中的悲剧，能够顺利的成立。
会议中断代表分开以后，因为住的很分散，当天晚上很难再聚集商量开会的事，而且由于会场被闯，这些人都已经被巡捕房盯住了，再在上海开会不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可到她的家乡嘉兴租一个游船去开会。但是要租船、策划到嘉兴去是要有时间的，当时定下来已经是半夜了，根本来不及通知。后来张国焘回忆这个意外事件说：“警察的骚扰发生以后，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在找到妥当的开会地点以后再行赴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7月31日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陈公博是带着他的新婚夫人，没跟代表住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说明，31日代表们还在上海没有到嘉兴，所以31日是不可能在南湖开完会的。
8月1日，是不是这天结束的呢？我认为也可以肯定不是。因为据当时的报纸记载，8月1日南湖刮大风，风浪很大，把游船都刮翻了。但是参加“一大”的代表，没有一个人在回忆中说到南湖刮大风、刮坏游船的事情，所以这天是不可能开会的。
8月5日结束这种说法，是1921年10月13日，国际驻赤塔的代表斯莫尔吉斯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明确说的，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一大”的亲历者，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可靠。
还剩下一种说法就是8月2日闭幕，我认为这种可能是比较符合，或者接近实际的。因为负责会议安排的王会悟坚持说，30日出事以后的后两天才继续在南湖开会。陈公博在“一大”会议以后不久就写了一篇东西，叫《十日旅行中的春申铺》就是讲他到上海、杭州旅游的事。这里提到他和新婚妻子在7月31日乘车去杭州，8月1日游山，2日玩水，3日回沪，4日就乘轮船回广州了。现在能查到4日确实有一班从上海到广州的轮船，他是8月4日离开上海的。在他从杭州回到上海以后，他就看到参加了南湖会议的周佛海，才知道最后的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的船上结束了。所以我认为8月2日结束的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
关于“一大”代表的人数有12人、13人两种。这张图片就给大家列上的是当年出席“一大”的代表，但是这13人是不是全是代表有不同的说法。12个人说，当时代表共产国际指导我们建党的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篇报告里说到12个代表来自7个地方，两个地方各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两名代表。但是参加会的确实是13个人，这13个人里谁不是代表呢？这个说法也不一样。有的人说包惠僧不是代表，因为广州就选了一个陈公博参加，他是陈独秀指定参加会议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何叔衡不是代表，他虽然到了上海，但是大海前几位主要代表商讨代表资格的时候，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没有工作表现，不应该出席大会。所以张国焘通知毛泽东说不让何叔衡参加，毛泽东就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由，让何叔衡先行返乡处理，所以出席大会的只有12个人，这是张国焘回忆的说法。还有一种看法第13个人说，不是代表的人既不是包惠僧也不是何叔衡而是陈公博，理由就是他没参加完会，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到杭州玩去了，说他不是代表，日本学者就是这种观点。
总之我们中共党史第一卷，当时研究写的还认为是13个代表。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都参加会了，都参与了建党的过程。那么“一大”代表的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45岁何叔衡，平均28岁，非常的年轻。正是这一群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承担起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
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党纲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党的组织是采取苏维埃形式，逐级建立严密的组织。大会还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就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在策略上实行独立的革命，不和其他的党派团体发生关系。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这些内容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讲建党时必须要明确的。判断一个党的性质，首先要看它的纲领，看它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说它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所有参加“一大”的代表里却没有一个工人，全是知识分子，那怎么能说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呢？我觉得出身是什么并不重要，你信仰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党是什么样的党，要看它的纲领。纲领的确说明了我们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一个党。既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要分析一下怎么看“一大”时的共产党的队伍。
大家看到的问题确实是这样，这些人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阶级，它是依附于各个阶级的。从13个代表的实际情况看，也是走着不同的革命道路的，不同的人生道路的。可以将他们大致分为5种类型：一类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的，比如像李汉俊、陈丹秋、何叔衡、毛泽东、董必武这些人，其中4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能够活到建国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就是两个人，“一大”代表里面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这是一个类型——坚定的革命者，这些人是占到整个代表的半数以上的；第二种是因为党内意见分歧，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仍然信仰马列主义，并且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比如说李达、李汉俊；还有第三种是被开除党籍的。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党籍后来又回到革命队伍的，像刘仁静。除了他以外被开除党籍的还有张国焘、陈公博这些后来成了汉奸、特务、卖国贼的。张国焘他长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一大”到“六大”，都是我们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后来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但是在1938年的4月，祭祀黄帝陵之后，他叛逃脱离了共产党，跑到了武汉，跟国民党搞到了一起，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这是一个。而周佛海、陈公博都是在建党以后很快脱党，后来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叛国，在南京建立了伪政府，他们都是伪政府的重要成员，当过伪政府的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等。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都以汉奸罪被判处了死刑，其中周福海是病死在狱中，陈公博是被枪毙的。这些人脱离共产党，背叛共产党，当特务、汉奸，为国人所不齿，但这毕竟是当时中的少数，不足以影响党的性质；同时也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变化，就否认当时他们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更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过错，甚至堕落为叛徒、汉奸，就否认他们对建党所做出的贡献，否认他们是党的创始人。尽管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后来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就当时来说他们确实是先进分子。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上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先进队伍。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建立过程中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俄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很费周折。1898年俄国的共产党人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建成统一的党，1903年开第二次大会，列宁战胜了经济派，又经历了马尔托夫的斗争后才建立了统一的共产党。但是建党以后党内很快发生了分裂，分成了多数派、少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派。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就是一个统一的政党。尽管中共在成立大会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最终都统一到党的纲领上来了。1921年夏天，湖北的恽代英等同志在黄冈开会，一致成立了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党组织，名字叫波社，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简称，但当他们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以后，很快就停止了活动，恽代英这些人作为先进分子就加入了共产党。1921年6月，以周恩来、赵世炎为首的少年共产党，在得到国内已经建立共产党的消息后，主动派李维汉回国找中国共产党，请求将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游支部，并接受国内党的领导。1924年四川的吴玉章建立了青年共产党，1925年2月吴玉章到北京，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以后，立即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写信给杨安，要他解散青年共产党。
中共建党的时候，可以说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都是非常分散的：北到北京，南到广州，东到济南，西到长沙、武汉，甚至还有远在日本和法国的。能够将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统一起来的原因，我认为是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现在有90年了，虽然党内也出现过派别斗争，也有几次出现过分裂党的活动，但是我们党都以团结战胜了分裂，始终保持了团结和统一，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个很大的特点。
第三，党面临的国情复杂、任务艰巨、党的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非常特殊，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各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的国家，并且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革命都没有遇到的事，到底怎么搞，没有现成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没有，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没有，全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当时党建立时候的理论准备还是不足的，只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一些基本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对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都还没有接触。这些不利条件就决定了我们党走过的道路必定是曲折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
党成立的意义重大，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毛泽东曾经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性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小很不起眼，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就会成就一个大的事业，就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迎来了人民的解放，后来又带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的贡献，“一大”成立这样的党，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章 民主革命纲领、策略的制定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一）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策略，通过党章
第三个大问题，讲一下民主革命纲领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一大”建了党，但是对在中国进行一个什么样的革命，怎么进行革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通过了一个最高纲领，就是在中国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然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纲领有这些东西并不能够对当时中国的革命起直接的指导作用，因为当时中国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解决民族矛盾，反帝反封建。而解决民族矛盾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要求，所以“一大”在纲领上并没有完成建党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中共“二大”来完成的。“一大”开过以后，第二年中共在上海开“二大”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原因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初步地感到中国革命在当前面临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封建军阀。比如香港海运大罢工，面对的就是英帝国主义，包括凯伦煤矿罢工面对的也主要是英帝国主义。另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
“一大”开过后不久，在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个共产党和人民团体代表大会。列宁自己也抱病参加了大会，还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会议认为中国所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所以应该制定这样的一个纲领来指导当前的斗争。而且列宁提出要国共合作，既然大家都是要搞民主革命的，所以就联合起来一起搞。大会开完以后，我们党的代表回国就向中央传达了远东会议的精神，中共很快召开“二大”就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内容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要进行民主革命，解决急迫的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这个纲领是非常重要的，它把中国革命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纲领的形成，就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悬在半空的楼阁，落到了实地上，能够切实的进行了，找准了对象，找到了动力，找准了目标。
“二大”除了制定民主革命纲领，还决定要搞联合战线，因为要进行民主革命，和“一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不一样了，因为对象不一样了，资产阶级可以参加到革命中来，所以要搞联合战线，和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搞联合战线。同时，“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党章，这个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个章程，因为“一大”的时候没有制订党章。这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都做了具体规定，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的原则。“二大”还根据党章选举了中共中央的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国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另有三名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国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二大”开完以后，我们才说我们党实际的建党工作完成了。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二大”以后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酝酿国共合作。我们对国民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由反对同国民党合作到必须同国民党合作。要合作，怎么合作，这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合作方式的选择上，应该说是非常的困难，开始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和国民党平等的合作，即进行两党合作。马林到桂林后，同正在组织北伐的孙中山谈了谈，但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等合作，因为国民党很大，共产党很小，共产党只有百八十人，因此孙中山不同意平等合作。他说既然我们大家目标一致，共产党人就参加到我们国民党里面来，在我的领导下大家一起搞革命，你共产党人参加进来可以保留你的共产党人党籍，也就是跨党党员。合作是双方的，有一方如果坚决不同意，这合作就不成，所以大家只能是找一个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来实行这种合作。马林的态度是提出要实行党内合作，以共产党人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实现这种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这个方式，在马林提出以后，我们党内很多人都是不同意的。
1922年4月，陈独秀专门给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党内合作的这种办法不可行，并说了几条理由，主要是说共产党、国民党是代表不同阶级的，政治主张也是不同的，这样不同阶级、不同主张的人在一个组织里，那是很难合作的，很难把革命做好的。马林看他说服不了陈独秀就回到共产国际去了，回到共产国际去搬最高指示，想征得共产国际同意以后，用国际的指示来压服中国共产党。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共“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地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了，而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下级服从上级，各个共产党支部都必须服从国际共产党这个中央，共产国际如果赞同马林的这个党内合作，那你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采取这种办法到国民党去。马林真的征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回来以后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因此，1922年在杭州西湖中共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上多数人同意党内合作，但是思想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想通，所以合作进展得也不快。
后来经过1923年的“三大”，中共正式决定要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和国民党合作，这样国共合作这个工作才正式地开展起来。对于党内合作这种形式评价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对共产党及其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是充分肯定的。但三中全会以后，在研究者看了一些新的材料之后，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不同意传统的看法。认为党内合作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方面，但其消极方面则更为显著：它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支持者的地位，妨碍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它限制了共产党独立活动的开展，它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所以对党内合作这种方式不能评价过高，甚至有人做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他们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和这形式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形式下，共产党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更不可能争夺领导权。
综上所述，我认为党内合作不是最好的形式，合作后的很多问题不好解决，幼年的共产党没有经验，很难处理好在统一战线中和同盟者的关系。但是在当时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等合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种合作形式，否则就合作不了。从实践的结果看，这种合作有利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这个已被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由一个秘密的小组织，发展成了一个5万多人的大党（1927年）；同时。国民党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而且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的组织得到了健全。原来它只有一个国民党中央，没有省市级的组织，没有基层组织，是共产党帮它在各地建立组织，所以它也得到了大的发展。没有这种合作，可以说不可能有1926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不可能有北伐战争的胜利，因为在这之前国民党搞了几次北伐都不能成功，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在共产党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下，北伐才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当然也应该看到党内合作的关系特别复杂，幼年的中共要处理好和同盟者的关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非常难，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不讲原则的、千方百计的、不怕牺牲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怕牺牲共产党利益的去维护这种合作，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二大”以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建党以后的第三个工作就是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不但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党成立以后，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工人运动。为了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这个词大家听起来像日文，也确实是从日本那边借鉴过来的，用这个组织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而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就是张国焘。这个组织成立以后在各地都成立了分部，组织各地的工人运动。在全党的努力下，很快的在各地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从1922年1月到1923年的2月，全国爆发工人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直接发动的。重要的有四个大的罢工，其中一个是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是在香港发生的。中国香港海员长期受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但工资只有白人海员1/5，生活非常的艰难。1921年9月，海员工会向资方提出追加工资要求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没办法就只好罢工，罢工以后就立刻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瘫痪，把香港变成了“臭港”，香港经济停板。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迫使港军档案局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在这个罢工中，中共广东支部和国民党的广东政府都对工人罢工进行了支持，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罢工后，在1922年5月，劳动组和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奠定了我们党在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第二个大罢工是安源路矿大罢工。“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局的合称，属于由德国、日本控股的汉冶萍公司的。这个公司的一万七千多名工人员工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生活也是非常艰苦。1921年的冬天，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进行调查，后来由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去发动工人罢工，主持工人斗争的党政工作。于是，在1922年的9月14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提出了“十七项要求”。经过斗争迫使路况班局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是中共第一次独立领导，并且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一个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