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相关各方的影响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相关各方的影响（通用7篇）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相关各方的影响 篇1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相关各方的影响

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实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饿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泽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论调（不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别有用心），都是十分荒谬的。

整整60年前，及1950年6月25日，在中国东邻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给半岛的南北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

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者从1950年10月25日正式开始。对6月25日开始的朝鲜战争，朝鲜政府一直称为“祖国解放战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那场战争统称为“朝鲜战争”，而韩国方面则出于自尊则称为“韩国战争”（后来亦有“6·25战争”或简称“韩战”）。朝鲜战场的参战方对战争有不同的称谓，主要是因为参与此战的目标有重大差异。

对中国人而言，只是每年10月25日这个志愿军参战日举行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活动。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只是援救危在旦夕的邻邦并“保家卫国”，对此前四个月的战事国内战史往往一带而过，因为有许多忌讳之事不便深谈。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档案解密，国内许多人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朝鲜战争（并不等同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自然更应该只纪念对中国而言有重大意义的“10·25”。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开始时，原来北南双方的内战，两天后因美国参战变成国际战争。在此之前，李承晚为总统的韩国政府则叫嚷要“北进统一”，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则要实现“祖国解放”，现在国际上有人炒作“在朝鲜谁打响第一枪”，其实子1948年麽苏军撤出朝鲜和1949年美军撤出朝鲜后，对峙的双方相互之间便枪声不断，三八线两边的战斗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已上升至营级规模，最终演变为力量处于强势的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势以谋求实现统一。回顾当初朝鲜民族的分裂和内战，恰是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朝鲜划界而治，双方各自的占领区内都建立了宣布代表全朝鲜的政府，这便种下了内战的种子，美苏撤军后的南北争端仍未能摆脱两大国在冷战中对峙相争的影响。

美国鉴于李承晚政权的军事历练若于北方，反对其“北进”而要求取守势。1949年以前，斯大林也一直反对朝鲜人民军南进，看到中国革命胜利时美国并未干涉态度才有所改进。

1950年1于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基本立场讲话”中谈到西太平洋防线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到菲律宾，未提到朝鲜和台湾。据当年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篇讲话斯大林研究了很久，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1月3日这天，斯大林致今日成的电报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斯大林等人对美国反应的判断出现了重大战略错误。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高层马上为“丢失中国”发生争吵，对于尚能控制的南朝鲜绝不肯放弃，并在积极寻找干涉朝鲜、台湾的行动借口。对朝鲜内战的战略决心，中国方面得到消息的时间已经很晚。现在已经公布的俄罗斯档案说明，1950年4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兼政府首相金日成、劳动党副委员长外相朴宪永访问苏联后，又于5月中旬到达北京，向毛泽东通告了斯大林已经同意的大致方案，并说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随后斯大林虽在电报中说了一句由中朝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实际山是把既成事实摆在面前，毛泽东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或国家关系出发都不便反对他人已经确定之事。金日成、朴宪永离开北京一个多月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四十多年后，当时任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在1992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这样写道：“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这句话虽短，却大有深意。当时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处理电文特别是同苏联往来的电报，不过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不便多谈这段史实。1989年他曾向笔者叙述过此事的来龙去脉。1992年他在向旅美大陆学者陈兼口述回忆录时，也说明战争爆发后朝方才来了一名校官通报情况（此回忆录在美国已经以英文出版）。

当然，朝鲜爆发内战属于其本国的内政，美国却操纵联合国污蔑朝鲜北方“侵略”了南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参加一些国际研讨时同美国学者就朝鲜战争的许多事实能一致认定不过经常对战争开始时的一个用词发生争执。美国总是永北方“入侵”（invade)，本人则坚持不能用此词，只能说6月25日当天“内战开始”。这一个用词之争，其实关乎到战争的性质。因为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国内战争只有进步和反动之分，“侵略”一词只适用于国家之间。朝鲜南北两方都只承认有一个朝鲜，双方无论是谁先采取行动，都不能称之为“侵略”。如同美国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一样，不能说北方“侵略”了南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兵乘机占领台湾，阻止中国实现统一，才是名副其实的侵略。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使战争的性质迅速起了变化：对美国来说是一场侵朝战争，整个朝鲜战争也有本国内战变成一场许多国家参加的国际局部战争。以国际准则来看，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无疑使造成战争扩大的原因，自然是这场国际冲突的罪魁。从斗争的策略角度看，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有严重的判断错误，而交战者又只考虑自身而为多考虑外部因素。朝鲜内战演变成这样一种严重的结果，使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造成了小国把大国拖入现代局部战争的后果（当时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晚年在回忆录中也认为使朝鲜把苏联拖进去的，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也于同样的观点），到头来又加剧了冷战。美国以“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其盟国组成国际反共阵线，给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局面，对新中国的危害则更为严重。面对美国出兵朝鲜，斯大林当即表示了退缩，撤退在朝鲜的军事顾问。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却倾力南进，企图在美军未到达时解放朝鲜全境，结果在洛东江前受阻僵持50天，美军又于9月15日在其后方仁川登陆。9月下旬战局恶化时，今日成向苏联求援，斯大林表示不能出兵，要他向中国求助。

1950年10月1日，今日成向中国请求派兵援助，斯大林的意向也要中国出兵，兵愿意向中国提供武器兵在费用上由双方“共同负担”（最后落实为“出厂价五折对华计费）。10月上旬美国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边扑来，此时新中国已无法解决台湾问题，若在朝鲜问题上再次示弱，美国势必得寸进尺，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为恶劣，国内反动气焰也会增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式，毛泽东以其独有的魄力显示了”补天之功”，以出兵参战的方式扭转危局，达成当时情况下对新中国最有利的结果。

历史证明“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演变为国际战争，是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使美国格外重视远东局势的变化，力图遏制所谓的“共产主义势力”。在改变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试探无效后，美国高层在1949年便开始筹划出兵干涉台湾，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使其下定最后决心，只待一个借口。童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宣布军事干预朝鲜，同时出兵台湾兵大力支援侵越法军，从三个战略方向对中国构成了威胁。美国以南朝鲜爆发内战为理由出兵控制中国领土台湾，完全是践踏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为。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时，又针对其荒谬借口批驳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

美军入侵南海，使中国的统一大业就此受阻，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又使东北工业基地受到威胁，刚刚解放并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自然不能没有反应。面对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出现的威胁，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选择了合适的反击地点。当时中国因为没有海空军而难以在台海作战，出兵越南后勤供应又及其困难，只有在朝鲜战场同侵略者较量才最便于发挥自身的陆军优势。正如在中国从朝鲜撤军前夕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对此总结的那样：“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

面对美国入侵中国领土台湾，新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反击，中共中央却考虑到国内的极端困难局面，进行对美作战准备时还是力争避免直接入朝参战。1950年10月上旬和中旬，面对朝鲜危在旦夕，十几天内中共中央又开会反复讨论，多数人列举种种困难而不主张出兵，苏联出动空军的问题上也一再退缩（开始称三个月内不能出动，最后声称其飞机不能飞过鸭绿江）。毛泽东经过许多天不眠不休地思考，曾两次要求入朝不对暂停行动，经最后权衡厉害还是确定：“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敢于出兵同美国进行较量，既体现了非凡的胆略，在战场范围、出兵时机好残障方式又表现出极其谨慎、量力而行的科学态度。中国参战之前先发出“不能坐视不理”的预先警告，出兵选择在美军逼近鸭绿江时，同时规定不再朝鲜以外攻击美军，并以非政府的“志愿军名义”出兵，为在局部战争条件下保持国内和平创造了重要条件。这些有高度政策性的措施，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力争的是“朝鲜战争地方化”即不要扩大。

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也不愿在亚洲过分地扩大战争，因此杜鲁门总统很快将主张对华开展的麦克阿瑟撤职。事实证明，新中国能在朝鲜这一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便于集中力量对敌，能有效达到既援助兄弟邻邦又保证国内安全的作战目的。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是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也是一个决心正确、政策和策略水平都比较高明的决策。

抗美援朝虽有代价，收益却更为巨大

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基本回到了开战时的三八线位置，可谓平局。中国进行的二年零九个月的战争却是从鸭绿江边开始，取得了将世界头号强国击退500公里并挽救了邻邦的胜利，这一成就是任何熟悉历史且又正确立场的人都会肯定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参加了朝鲜半岛上的一场当时世界山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局部战争，难免要付出一定代价。抗美援朝战阵先后又297万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直接消耗战费62亿元人民币，还对苏联欠下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美元）的军火债，战时牺牲15万多人（因又有事后补报的因病伤亡者，确认烈士为18万人）。中方付出的代价于战果相比，还是相对较少的，尤其是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发挥很高的作战技巧，人力物力损失都小于对手。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战时美军死亡共5.4万人，韩国军队死亡22万人，还有其他盟国的数千人，美国的直接战费超过200亿美元。将抗美援朝战争的花费与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相比，其总量并不算太高。战争期间中国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达2000亿人民币，国家财政支出为600亿元人民币，抗美援朝战争的开销只占同期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正因如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每年经济增长率均在15%以上。至1952年底，我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站在“第一线”出兵朝鲜，让苏联站在“第二线”，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过去援华项目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一次外来经济援助。1952年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大型工程项目，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增加15个项目，形成了后来通称的“一百五十六项（最后落实为150项）。这些援华项目的设备虽然还算成本费，技术转让却全属无偿，就此中国能以堪称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奠定了工业化的最初基础。上世纪80年代时，解放初期主管经济工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对此曾回忆说：”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制造了两台及其，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苏联能够在援助中体现这种情谊，受中国抗美援朝的精神所感动可谓重要原因。有了这种援助，一使中国众多老一代人有那么深的“苏联情结”。不过一切事物往往有带两面性，若全面地看，在接受苏援时全面照搬苏联模式，也给后来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中国出兵朝鲜，于世界头强在战场上取得均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这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于苏联真正形成了基本平等的兄弟关系（东欧各国与苏联则是父子关系）。在旧中国，2万8千八国联军旧能长驱进入北京，60万日军就能占领大半个中国，而朝鲜战场上的百万“十六国联军”在境外便被打退，此战又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场对外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会上，毛泽东宣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豪言，在朝鲜战场上变成了现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终于被公认为强国，获得了近代从未有过的地位，美国也承认自此才把新中国看称一个平等的对手。过去日本社会上都轻蔑地称中国未“支那”，看到自己最敬佩的美国居然被中国人在朝鲜打败，才口服心服地改称正式国名。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百年来对外战争从未有过的辉煌胜利，又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共产党的凝聚力，子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力从此得到了恢复。不夸张地说，抗美援朝战争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历史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也总结说，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国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

经过抗美援朝这一仗，中国解救了处于危机中的朝鲜政权。不论后来的半岛局势演变如何，我国工业重心东北就此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外部安全屏障，我国所显示的为例也使周边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安全环境。后人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时，认为又两大成果最值得重视：一是打出了几百公里的安全纵深，二是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朝鲜战争对其他相关各方的影响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在国内称抗美援朝战争），从总体上看收益大于付出。站在美国的立场看，这一仗也是有得有失，不过是苦涩大于收获。美国政要都一直认为，此战保住了南朝鲜还是值得打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1951年5月在国会上批评麦克阿瑟说过一段话--“假如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中。”我国有的著述过去引用此话时删去第一句前置短语，便曲解了本意。如看这段话的全文便可领会到，美国当权者当时只是担心将其扩大到中国会引起严重后果，从不认为介入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时，美国高层却充满了沮丧，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自称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军司令官”。自命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人有此心情，其实也很自然。因为若是一个体大无双的世界拳王于一个刚刚康复奋起的病夫比赛，就算打成平局，人们肯定会嘲笑拳王是失败者。战时曾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也叹息说：“神话破灭了，美国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美国经济受朝鲜战争影响，放慢了战后的发展速度，此后又长期受到军备竞赛拖累，这反而为西欧和日本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同美国作战，还能战而胜之，这对当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及其领导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使他们相信毛泽东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在朝鲜停战的前一天，古巴的卡斯特罗开始了武装斗争。越南人民军受中国抗美援朝胜利的鼓舞，也对法国殖民军展开了全面攻势，沮丧的法国政府在翌年不得不宣布撤军，越南军民随后又敢于同美国展开持久战。1954年秋，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又开始了抗法民族解放战争„„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彻底动摇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改变了世界面貌。

通过朝鲜战争，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难于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的军费，又朝鲜战争前的150亿美元，飙升至战争期间的年400亿美元以上，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

从某种意义上看，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却成了受益者。虽然援朝和援华花费了一些经费，在其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却很小，中朝牵制美国的主要力量还使其能处于安全的地位，新中国也更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一边。正由于看到这一点，斯大林希望朝鲜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951年6月他接见中国派出的高岗和朝鲜的金日成时曾表示：“你们打得很好，为什么要谈判呢？”看到中朝希望和平建设的愿望，斯大林不能不同意和谈，却不希望马上停战，于1952年秋天支持中方在战俘问题上的态度，以便继续拖住美国。1953年斯大林突然去世，新的苏联领导人忙于解决内部问题，才表示希望尽快停战，为此提出应在战俘问题上让步。苏联通过朝鲜战争虽巩固了自身阵营，却也加剧了同美国的冷战气氛和军备竞赛，后来一些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也认为，从长远角度看这对本国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随后出兵台湾，使垂危的国民党当局十分欣喜。此前美国虽筹划干涉台湾，其打算却是排除蒋介石而至此岛内地方势力，后因对抗新中国的需要使其由“弃蒋”改为大力“援蒋”，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支持“台独”。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得到美国20亿美元以上的无偿军事、经济援助，在台湾站住脚跟，并未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主要基础，也成为朝鲜战争的主要受益者。

在朝鲜战争中获得最大经济收益的，恰恰是此前几年刚刚战败的日本。

据战后的1946年统计，日本因国内生产破坏和丧失多数海外市场，国民产值只相当于战时最高年份的四分之一，众多国民还处于饥饿之中。经过几年恢复，至1950年经济还未恢复到战前水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日本列岛作为主要后方基地，军需品也大都在此采购，当地经济马上繁荣起来。1951年日本经济总量便超过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随后又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当年的日本政客也都承认朝鲜战争对其国内恢复可谓“天赐良机”。战时美国谓巩固后方，又允许日本以“自卫队”的名义重组军队，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也在此时奠定。

至于朝鲜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则是朝鲜南北双方。由于战事拉锯般地蔓延到整个半岛，加上美军狂轰滥炸，双方的民众死亡上百万人，半岛上经济惨遭破坏。尤其是朝鲜北方的城市和大多数村镇完全被夷为平地，停战时人们形容平壤“不仅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甚至找不到一块完整的转头。”战前的北南分裂局面，通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还进一步恶化，朝鲜半岛作为世界军事舞台上的一个热点也持续至今。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追昔抚今，纵观当年朝鲜战争和形势发展演变，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可以说当年的朝鲜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抗美援朝战争又改变了新中国的地位。不过直至今日，朝鲜战争的遗留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那里的局势变化仍然关乎我国的安全。回顾当年的历史并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的人们无疑还会有启迪作用。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相关各方的影响 篇2

《乐记》的《乐本篇》在叙述上述问题的同时, 也叙述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文中用了六句话阐述了音乐可以反映政治。治世之音乐具有安定民众, 精神乐观的情感形象, 音乐作为反映政治的具体方法, 是通过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 以及存在变化音的七声音阶, 来反映社会中人情事物的。

《乐记》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 这是它体现的重要内容, 从我国早期音乐产生的萌芽时期起, 音乐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工具。自春秋战国以来, 音乐就被当作情感表达的重要手段。《乐记》着重坚持音乐的文化礼仪, 其意义不容低估, 这是对中华礼乐文明的一种传承。“礼、乐”作为安邦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是用以征战和法治社会所进行的政治体现。

《乐记》之“乐象篇”阐述我们作为人的“人性”是源自自然的, 人有许多天生的本性自身就存在的。以音乐的特殊语言来塑造具体的音乐形象;用“高音”象征天, 用“众音”来象征地, 用“始终”来象征四季, 用“音阶”的快速滑动来象征风雨, 描写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则, 及大千世界间万物的彼此关系。

《乐记》之“乐象篇”着重阐述了人的气质, 表述人认识社会、认识自然是人类天生所具有的潜质, 人的心理情感受外部的影响而不断变化。音乐的表达方式是以“心术”方式体现, 从音乐的专业术语中, 我们可以感知音乐所反映的内容。当音乐旋律表现为“含蓄、缓慢”时, 体现悲思、忧愁的情感音乐内涵;当音乐表现“宽广、和谐”节奏时, 音乐旋律体现欢快、明朗的内涵等。

《乐记》之“乐情篇”讲的是音乐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的必然产物。“礼”又是人类理性的必然产物, 是为适应人的精神需要所产生的。“礼、乐”所发映的是天、地、神、明、人、及社会伦理的种种关系。“黄钟”“大吕”都不是音乐常规表演所能体现的, 究其音乐内涵的决定性因素是它的精神之所在。音乐有认识、教育、审美、使用功能, 可以使人们的行为更规范, 能辅助君主大治于天下。“乐”可以使人平易近人, 宽容慈爱, “礼”可以使人庄重威严, 使社会和谐, “礼”的手段是谦让, “礼”也能使音乐形式更具丰富性, 但只求“丰富”不讲“节制”会使人或社会之心态、现象更加放纵。“礼尚往来”与“乐要节制”其意义是近同的, 二者的关系从手段与目的来讲, “礼、乐”有教育人与引导社会净化风气、和谐之功效。

《乐记》之“乐施篇”有两种解读;其一是“天子之为乐也”, “乐施篇”之内容颇具远古的音乐史;其二它体现由“内”向“外”, 泛指各类艺术的象形轮廓。在《碣石调·幽兰》中, 所记载文字没有“南风”字样, 其“谱”很可能为后人之作。天子以“乐”赏赐有道德的各路诸侯, 以当代“乐舞”行列、排列距离, 象征各路诸侯的修德之高低。

《乐记》之“魏文侯篇”是魏国之君发表儒学有关“新乐”和“古乐”的差异学说, 畅谈了由“新乐”与“古乐”的不同审美效果。文中记载“堂上”“堂下”管弦乐器和着鼓的节拍, 在体现音乐节奏快慢的特点时, 有各种打击乐器, 突出在旋律结构中的音乐元素。君子用音乐——言志、治国、修身, 治家等, 应用于“和平天下”之景。古乐、新乐彼此相对比中, “奸声”用音不合规范, 本质上只追求音的享受。文中的“溺音”指的是郑音、宋音、燕音与齐音四类, 其中各有各的不足;郑音不守规范随意性强, 是一种过分的表现;宋音柔美;燕音密度大, 过于浮躁;齐音怪僻, 过于做作。溺音的实质问题是形式上“过份”, 内容上不合“道德”。

《乐记》之“宾牟贾篇”指乐舞开始时, 表现等待的一幕场景, 用“乐象”再现过去的事实。从“乐言”的角度分析“乐象”的意义, 每一乐段均是“段”与“成”的一种乐曲构成, 其区别主要是“成”为大曲中可以独立出来的一章, 而“段”并不独立于整个乐曲。音乐中“铿”的声音象征号角气势, 也象征着威武之君子, 从钟声中想起武臣;“磬”声象征谦明, 也是志向的象征;君子听到“琴瑟”就会想起正人;“竹声”象征着团结, 君子听到竹声就会想到守城之士;“鼓声”象征运动, 听到鼓声仿佛看到了前方将士们的嘶杀, 君子听音不是单一的停留在层面上, 而是感悟音乐所包含、表现的内涵。

《乐记》之“师乙篇”里言说“音乐”是一种文化, 通过音乐可以提高文化修养, 影响人的行为与能力, 道德精神、道德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可借助音乐歌唱的艺术形式来实施。停止错误的道德弘扬方法——即四种错误感觉:冲破压力而上行的感觉、如同物体下坠的感觉、似断似连的感觉、干净利落的感觉。在汉代把音乐歌舞作为人的内在需求, 应该是这一时期最能体现的“美学”命题。

《乐记》的“乐论篇”及“乐礼篇”所言, 人的一生在贫穷中生活就思变, 劳作辛苦疲倦就怨天忧人, 疾病疼痛未必不呼父母。

《乐记》作为一部古典乐论专著, 不仅集“乐论”之大成, 也是对我国人类文明进步的记载, 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 这一文化记载概括了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教育等各学科, 分类比较明确, 足以说明当时的西汉统治者, 对“礼乐之邦”的中华民族文明形式, 给予了认证、推动、弘扬、发展, 将人文的两个方面“礼”与“乐”加以确认, 使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与西方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音乐的进步发展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各种音乐遗产的整理, 在世界音乐艺术史上也较少见。

《乐记》在美学方面的重要性, 一是总结了秦朝以前的功能论, 对音乐的本质有了长足进步的认识;二是加强了美学的传承与美学视野的开拓, 从“功能论”转向音乐艺术自身——对音乐自身的理解与认识, 对我国现在的音乐文化, 其影响与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修海林老师.《中国古代音乐专题研究》课堂笔记.

[2]王耀珠老师.《中国古代乐论》课堂笔记.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相关各方的影响 篇3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影响

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分析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让这段历史更加清晰地展现。战争爆发前的清王朝已经是岌岌可危，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领土主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等权利被破坏，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化的深渊。长达十四年，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耗尽了清王朝最后的气血。思想守旧、制度落后、官吏腐败、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现象十分普遍。新思想的传入并没有使中国人特别是统治阶层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真正醒来。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团练武装以及清政府开展的洋务运动，一度让统治者看到了所谓的富国强兵的希望，但这一切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都灰飞烟灭了。甲午中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上看：战败后的清政府被迫割让了辽东半岛（后被赎回）、澎湖列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国家的领土主权被进一步破坏。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失去了对曾经的附属国——朝鲜的控制权，使其落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中。日本由此获得了侵略远东大陆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和跳板，为其进一步谋求在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的利益，甚至为下一次侵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利益，这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随后英法德俄等国纷纷在华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出现的《时局图》充分体现了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早期的革命力量纷纷走上前台。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客观上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这一切迫使统治集团推行“新政”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从经济上看：日本政府通过《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开辟了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个新的通商口岸，标志着列强的侵略触角已经从早期的沿海地区逐步向中国内陆地区渗透，破坏了中国内陆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通过在华获取建厂特权的便利，列强从对华商品输出的初级阶段向资本输出的高级阶段发展，其经济侵略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升。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大量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不堪重负，一方面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转移到人民头上，另一方面以关税和盐税等权益作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借款条件之苛刻前所未有，使列强长期把控中国的多项国家权利。但也正是为了筹集赔款，清政府广开税源，放松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初步发展。经济上强大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谋求更多的政治诉求，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变革打下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从军事上看：首先，失去了朝鲜和台湾，意味着失去了东部东北部抵御外来侵略的屏障，国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只能看着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国土上交战却只能保持所谓的中立。其次，甲午战争中湘军、淮军等团练武装的拙劣表现以及清政府花费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让清政府看到了原有军事体制和思想的落后，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开始在各地编练新军，逐步建立近现代化的军事体系。在新军中有两支军队的影响最大，一支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六镇新军，即后来的北洋新军，这支军队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也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建立北洋军阀统治的军事基础；另一支是湖北的新军，他们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

从思想上看：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国人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要远超此前的几次对外战争。战败彻底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如果还可以用“技不如人”来自我安慰的话，那么，到了甲午战争时拥有人数、武器等方面巨大优势的清王朝竟然败给了综合国力远不如自己的日本。国人的反思开始由技术层面上升到制度和思想的高度。在对比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后，部分国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甚至是我们的近邻日本。要求变革的声音越来越高，民主思想开始传播，各阶层纷纷掀起救亡图存的斗争，揭开了清末政治改革和政治运动的大幕。

当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的时候，他的心中可能更多的是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的痛，也许他也无法预见战争会给清帝国甚至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如此巨大的震动。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既是一次惨痛的失利，也是一个转折。国人的觉醒，国家意识的增强，使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革命、独立与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J].历史研究，2012.

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篇4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民族，翻译活动的开展都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都对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题材的选择、翻译的思想基础与翻译的目的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翻译活动的进行也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变迁和文化转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国的翻译活动肇始于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共三次大的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是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开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近代的翻译事业开始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期间的中国翻译活动，着重探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并分析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在翻译目的与选材两方面的重大影响，旨在帮助译者了解文化和社会历史因素对翻译的重要影响，从而能够在翻译时做到尊重历史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信”。

2.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条件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晚清时期，中国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人与西方科学知识彻底隔断了。欧洲18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工业革命，以及凭借科学技术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尤其是19世纪中期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扩大海外殖民地市场。欧洲各国为了扩大其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军事行动，极力打开中国市场。1834年12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王，要求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请求派来一支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军事行动，打开中国市场。[1]中国政府不敌外来势力的强大侵略，在鸦片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这种贸易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除了贸易交往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840年到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随着《中法黄埔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的自由传教权，英、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涉足东南沿海，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宣教他们的宗教文化，极力向中国人传播他们的基督教理念和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2]他们从传教的目的出发，极力想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于是创办杂志、翻译书籍、出版图书、创办新式学堂等，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崭新的一页。外来侵略给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许多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正视中国政府的愚昧腐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认识到与其坐以待毙，任人鱼肉，不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大批的爱国者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翻译活动也因此而盛行起来。

3.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思想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这些都是一向固守华夷观念的国人意料之外的结果。在固有的内忧和新生的外患的双重压迫下，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惊觉起来，痛定思痛，反思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吸取其中的教训，他们反对卖国投降，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要求改革弊政并抵抗外国侵略。与此同时，主张学习西方，进而探寻解救中国的有效途径，经世致用的思潮也随之而起。

经世致用，或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其基本意思是在遵守儒家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以经邦安国，济世利民，建功立业。[3]在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爱国之士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以免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奴隶。杰出的爱国者林则徐在抵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他从事翻译的意旨在于借鉴西方，目的是“制敌”。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曾这样提出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4]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夷情，因此要了解夷情，就要从立译馆、翻夷书做起，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代表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最高水平。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翻译工作被上升到了“天下第一要政”的高度。爱国之士们从中国当时的需要出发，将翻译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政治、科技、经济、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的著作。

4. 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目的的影响

中国古代翻译的主要内容多数与宗教翻译相关联，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传播教义，为异国宗教服务，并为我国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了翻译的政治性目的。至明清之际的徐光启等人，虽然也是宗教界人士，但翻译内容则开始突破宗教领域，而涉足科技翻译，并且已经开始忧患中国的积弱，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最后“超胜”，这就已经从单纯的宗教虔诚发展到爱国主义精神了。[5]

而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时期，对宗教的翻译日益减少，对科技文献的翻译则逐渐兴起。这一时期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它肩负着“富国强民”的重担，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更为强烈，绝大多数翻译家，都表明了一种非宗教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这一时期，为了抗夷制夷而“师夷之长技”，国内设翻译机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附属翻译馆等，所做翻译活动均以力求解救民族危机为目的，翻译的实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5. 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选材的影响

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至明末清初时期，则由佛经翻译逐渐转向了科技翻译，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次科技翻译的高潮，但西方文化的渗透仍然是极其缓慢的。[6]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西方传教士多对中国敬畏有加，加之中国闭关自守的政策，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极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技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这一时期中国封建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和强烈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文人也盼望国家强大，以抵御西方列强，并开始寻求救国之路。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翻译选材从自然科学逐步发展到社会科学和文学等领域。

鸦片战争之前，洋务派作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认识到中国在科技方面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于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自强兴国。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组织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通过洋务派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然而，由于当时的封建文化依然占统治地位，洋务派有他们不可救药的局限性和反动性，他们依然顽固地维护中国当时的封建帝制。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翻译的选材，致使当时翻译的内容只局限于兵工技艺、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诸书，并且反对翻译国外有关“男女平等”等内容的书籍。[7]这一时期对社会科学题材的著作，虽然也有一些介绍，但却是附带的、零星的，不占主体地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自然科学的介绍相比。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大量引进，是西学在这个时期传播的重要特征。

鸦片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许多维新派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枪炮火药和轮船机械的落后，更在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落后。对此，梁启超认为“西方之所强者不在兵”，并提出要逐步扩大对西学引进的范围。之后他们在翻译的选材上已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主要是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历史和各种学术论著。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当属严复，以1898年其翻译《天演论》为标志，中国出现了学习并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热潮，一大批社会科学名著陆续被翻译出版。[8]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进一步强调了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学史上，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他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足以挽救当时的中国，更能深入群众的文学作品才能起到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作用，因此，文学题材的翻译在此之后又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

6. 结语

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其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翻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其特殊的经世致用思想也使得翻译无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目的上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对宗教文献的热衷，逐渐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翻译，最后更是广泛地渗透到了文学领域。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历史文化背景，还是政治事件，都对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个译者在翻译时都必须重视文化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只有真正了解和掌握翻译史中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才能做到在翻译时顺应时代文化背景的要求，达到翻译标准中真正的“信”。

摘要：任何时期翻译活动的开展都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制约, 这种制约对翻译的目的、题材的选择以及翻译理论的发展诸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讨论了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期间中国翻译活动的发展变化过程, 总结分析了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 论述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翻译,历史文化,活动影响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3]张军.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英语翻译[D].吉林大学, 2008.

[4]崔波.晚清经世致用思想与翻译出版[J].编辑之友, 2005, (6) .

[5]何素芳.中国史上政治介入对翻译活动的作用和影响[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2005, (5) .

[6]张景丰.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J].语言与翻译 (汉文) , 2002, (3) .

[7]吴莎, 屠国元.论中国近代翻译选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 (11) .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相关各方的影响 篇5

【中图分类号】K256.3

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并深入到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场侵略战争。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野蛮、屈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1.进出口税限于值百抽五，且中国不能自行修改。《南京条约》规定：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望厦条约》进一步规定：修改税则须得到“领事等官议允”。一八五八年税则更规定，除丝、茶、鸦片3种外，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许多商品包括食品、西药、纸张、钟表甚至化妆品和烟酒，凡外国人“自用”者均可免税进口。

2.减轻吨税。一八四三年《通商章程》规定：外商船舶改按吨位交纳吨税，每吨交税银5钱（150吨以下的船每吨1钱）。《天津条约》更将吨税减为每吨4钱。

3.内地税也受条约限制。《南京条约》作了原则限制：“每两加税不过某分”。《天津条约》更具体规定：凡洋货进口后运往内地，及土货由内地出口（限洋商承运者），除交纳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外，可向海关再纳一“子口半税”（2.5%）即可“遍运天下”，不再交纳常关税和厘金等内地税。而华商、国货则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

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丧失关税自主权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海关关税失去保护本国工农商业发展的作用，其结果，一方面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封建经济所起的分解作用；而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农业、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导致一些手工工业急剧萎缩，对外贸易长期巨额入超。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中叶的自强运动开始步入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讓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了100多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相关各方的影响 篇6

1. 礼刑并用对法律起源的影响

自黄帝时便开始了日益频繁的部族战争, 该时期内的中国法律处于萌芽状态, 中国法最初的刑罚—死刑、肉刑、流放在征战中产生;在随后的夏朝, 将中国的社会形态引入为奴隶社会。夏商周上古三代, 出现了社会关系的变化, 出现了国家和法。在出土的中国法制史的文献中出现了关于禹刑、汤刑和九刑的记载, 同样, 中国古代法律是部族不断的征战和统治范围的扩大的产物, 而在这个时期的控制就不仅仅来自于单纯的部族统治, 而是来源于国家的产生。

礼, 作为中国古代部落风俗之一, 起源于祭祀活动, 渗透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活动的方方面面, 因此比普通的风俗习惯更加具有权威和规范性, 这种劝导性的规范便是早期的习惯法。礼与刑在历史的演进下逐渐从分立走向融合,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主张大大推进了“以礼入法”的过程, 到唐律的“一准乎礼”, 中国传统法律价值的建立最终完成。

2. 伦理思想作用下的法律发展

西周时期“明德慎罚”的立法指导思想标志着立法指导思想的形成, 标志着奴隶制国家法趋于成熟。当时的社会主张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 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使天下人民屈服;同时在制定法律实施刑罚时应当宽缓谨慎, 不应一味地用严刑重罚来迫使臣民屈服。

“一断于法”、“刑无等级”、“轻罪重刑”、“法布于众”是战国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当时的国家制定了法律作为全社会的基本准则并将其公布于众, 以法律作为统一的取舍标准;在保障国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础上, 平等的适用法律, 在当时, 法家的重刑主义思想对之后的法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展到唐朝的“德礼为政教之本”重新强调德礼和刑罚在实施正教中的关系是“得本”、“刑用”, 明法慎行、宽人治天下, 明本主义的思想也由此得到升华。随后的元朝的“祖述变通”、“赴会汉法”、“因俗而至”和明朝的“刑乱国用重典”“明刑弼教”又再一次强调用严刑峻法来惩治犯罪。

中国古代法律历史的发展, 体现了禁忌与禁刑的、人之判与神之判的结合, 中国的伦理思想铸造了伦理化的中国法律, 它是建立在先人法天效地的唯物主义实践中, 将儒学运用于法律和治国之中去。尽管发展中也曾有过阻滞, 但整体上看演进的流程是发展的、前进的, 这种礼与刑的结合并形成具有中国古典色彩的伦理化理论给中国古代法律意识也披上了伦理道德的外衣。

二、影响近代法律进程的意识形态

1. 由打破传统到模仿西方

清政府入关前后, 民族习惯法逐渐向封建成文法过渡, 清政府首先采取了以代表着汉族法律为蓝本, 同时根据当时的时代所需, 斟酌吸收满族固有的习惯法, 开创出一代法制, 也体现了我国多民族的国家特色, 将法律与民族和政治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制定并使用的原则也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必要因素。

清朝制定了《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包括了当时对经济、土地、民事等相关问题的系统描述和执法办法。清末鸦片战争后, 在国际的压迫和来自国民呼声的压力下, 清政府从预备立宪到《钦定宪法大纲》到《十九信条》, 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律活动, 清政府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司法制度和立法制度, 当时出现的礼法之争就是在修律过程中最有代表的一大体现。“礼教派”和“法理派”就《大清新刑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是最初期的西方观点与中国传统意识的碰撞, 然而在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毕竟是少数, 但是却为中国法律发展的道路开启了历史性的大门。

清末的修律在实质上是为维护清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而产生的, 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没有真正形式的民主。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立法指导思想, 将西方权力制衡的思想加以实际应用, 司法制度也更加全面。加之革命根据地时期方方面面关于法律和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无一例外都是本着中国国内当时的国情, 中国法制走上符合时代和社会特征的道路也是毫无疑问的。

2. 马克思主义法原理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 法律就其本质而言, 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领土广袤的国家应该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我国法律发展的整体路线上来看, 我国法律的确也遵循着这种法理思想, 并且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也是处于相互影响的角色之中。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价值规律等一系列商品经济规律在世界各国均起作用的前提下, 如何将这样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中去。以此才可以从根本上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才可以从根本上顺应我国法律体制向符合国情顺应国际趋向的历史潮流发展。

三、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引导下的中国法治

1.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对法律的影响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 不仅指国家的组织形式, 也指国家的本质。在我国, 民主和法治是现代文明政治的主要支柱。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 法治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坚持民主原则就应该做到牢固树立立法为民的理念, 建立和完善民主的立法程序制度, 扩大广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的机会, 充分地将民主深入到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当中去。有了民主的法治作为依托, 方能更好地体现出法律的权威和民主的价值。

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引导依法治国

我国所提出的和谐社会中的和谐, 指的是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是一种世界观, 要求我们做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社会矛盾可以得到正确的处理, 那么就要求和谐是基于公平的基础之上的。

为此, 我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将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 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保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基于以上的几点, 建立完善依法治国制度, 社会的各方面发展都要遵守法律规范、依法治国, 要求我国法律的制定、司法机关的运行科学规范, 使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同时也才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四、结论

从我国法律发展的漫长历史来看, 我国法律由礼刑的分立和融合, 到习惯法的运用以及同宗教伦理的关系;由传统封建向接近西方法律的现代法律的转型和过渡, 直到发展出适合我国目前阶段的法律体系, 这些变化也并非都是立法者的主观思想或者是单纯的顺应国家政策, 很大程度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整体的意识形态内容, 这些意识形态从各个方面构建起了社会的形态, 也影响着社会制度, 而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一种规范制度也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 同时也以其自身产生的效力而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通过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到中国的法律, 并产生了什么样的法律的研究和学习, 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法律意识本身的学习, 启示了我们在现今和未来的社会中, 我国法律的发展方向, 对中国法理学自成体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要：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主流意识形态, 对法律的认识以及法律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对于法律意识本身的演进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法律在纷繁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相关意识形态下产生着变化, 形成了法律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从各个方面构建起了社会的形态, 也影响着社会制度, 而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一种规范制度也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中国法律在相关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变化对于我国更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构建和谐社会, 建立社会主义特色法治社会并进行依法治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中国法律,意识形态,法制史,法律制度,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1]葛卫民.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J].法制与经济, 2008, (2) .

[2]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一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相关各方的影响 篇7

(一) 需缴纳的税费

建筑施工企业需要缴纳的税费种类主要有4种。 (1) 营业税:应交营业税=工程结算值*3%。 (2) 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营业税*税率 (其中城市7%、郊区5%、农村1%) 。 (3) 教育费附加费:应交教育费附加=应交营业税*3%。 (4) 地方教育费附加费:应交教育费附加费=应交营业税*2%。

以沈阳市区为例,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 根据各税费项目税率可以计算建筑施工企业税费综合税率。

这只是正常情况下的企业综合税率, 建筑施工企业在纳税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如重复征税, 根据我国营业税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 纳税人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以此为基础进行纳税, 只有总承包方可以进行差额纳税, 禁止分包单位将工程再进行分包。实际中, 总承包单位要向发包方提供发票进行工程结算, 分包单位同时要向总包单位提供分包工程的发票, 于是在同一个工程中, 总包单位开具发票时需要全额缴纳一次营业税, 分包单位开具发票时又要缴纳一次营业税, 而没有进行分包款营业税抵扣, 同一工程分包项目越多, 重复征税就越严重, 这样企业的实际征税额将超过3.477%。

(二) 需缴纳的规费项目

政府为保障相关人员利益、保证工程质量而规定企业必须缴纳规费, 作为建安工程总费用的组成部分。而繁多的规费占用了施工企业在项目开工前相当一部分的资金, 影响企业的资本运营。

1. 社会保障费。

建筑施工企业社会保障费包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障费管理办法规定, 社会保障费必须在工程项目开工前进行缴纳, 在项目竣工后进行结算, 计取标准为建设工程总造价的3.07%。

2.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包括文明施工费、环境保护费、临时设施费及安全施工费。根据规定, 建设施工单位应在办理安全施工措施审查前, 将安措费一次性全额存入指定账户, 计取标准为工程总造价的2.0%。

3. 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根据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规定, 建筑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合同价款的1%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用于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在建设单位竣工验收以后, 若没有拖欠行为, 才给予返还该部分资金。

4. 工程质量保修金。

工程质量保修金是指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或施工单位在工程保修书中承诺, 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 从应付的建设工程款中预留的用以维修建筑工程在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内出现的质量缺陷的资金。根据建筑工程保修条例, 工业与公共建筑工程质量保修金为工程造价的1.5%计取, 工程保修期满后, 若未出现施工质量问题, 该部分资金会予返还。

5.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

由于建筑施工作业的工作特殊性, 企业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支付保险费。除去按建筑面积缴纳的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以外, 施工企业固定缴纳的规费项目占工程造价的7.57%, 并且这部分资金是需要在项目开工前缴纳的, 施工企业在没有收到工程款的情况下就需要支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 这样很可能会给企业后续的资金周转造成不利影响。

(三) 需缴纳的各种保证金

为了规范建筑市场行为, 各地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关的保证金制度, 这对规范建筑市场确实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但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目前, 施工企业涉及到的保证金种类主要有:企业注册保证金、民工工资保证金、工程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工期保证金等。这些保证金数额巨大, 严重影响企业的资本运营。许多地方把交纳保证金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 由于建筑施工企业具有流动性, 其工程项目会分布在不同的地区, 每个地区收取的保证金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负担。而且, 部分保证金难以返还, 一旦企业缴纳的保证金收不回来, 企业受到损失, 严重制约其生存与发展。

(四) 由于结算不及时造成的工程款拖欠

拖欠工程款是指在建设工程中, 发包方不按合同或结算报告支付工程款, 导致拖欠承包方工程款, 而承包方又拖欠分包商等一系债务。发包方往往以种种借口不给及时结算, 拖延工程款的支付, 各种保证金不能及时返还, 外欠债务逐步增大。有的发包方以结算未完为借口, 拖欠工程款。建筑施工企业本来就处于微利经营状态, 因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工程款, 资金无法及时回笼, 无法支付项目的人工费、材料费与机械费等正常费用, 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二、工程实例

某工程项目占地约39600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50072平方米, 建筑安装费合同金额为176259952.27元。合同工期为18个月, 发包人每月依据承包人实际完成并双方确认的工程量折算的工程款的85%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承包范围内的工程验收合格并移交至使用单位, 建设项目经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完成后十日内支付至审定工程款的95%, 剩余5%作为质量保证金。

按照沈阳市各税种税率计算, 该工程需要缴纳营业税5287798.57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370145.90元, 教育费附加158633.96元, 沈阳市地方教育费附加为105755.97元, 综合计算这些纳税项目, 该工程项目应纳税金额为5922334.39元。在项目开工前缴纳社会保障费4140557.06元,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2798496.48元, 农民工工资保障金1964862.64元, 危险作业意外安全保险费86559.86元, 这些规费共计8990476.04元。另外, 施工企业缴纳的各种保证金, 如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等也占用了施工企业相当一部分资金。

该项目采用按月依据工程量结算, 竣工后清算的方式结算工程款, 第一个月施工单位完成4%的工程量, 直接工程费为6380516.27元。第一个月施工单位的缴费情况为:营业税423023.89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29611.67元, 教育费附加12690.72元, 地方教育费附加8460.48元。各种规费都是在工程项目开工前预缴纳的, 根据上文结果计算开工前需缴纳的款项为9464262.8元, 其中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的保证金, 而施工单位第一个月应该可以收到7050398.09元的进度款项, 但由于合同约定, 建设单位是按照合同的85%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 这样, 施工单位第一期能收到5992838.38元的工程款, 仅为工程第一个月建安工程费的36.7% (见图2) 。缴纳完这些费用款项以后, 企业第一期不但没有剩余工程款项, 还需要投入10325727.45元, 在这种情况下, 施工企业只能自筹资金来维持项目的正常建设, 若企业资金不充足则只能借贷, 如果进行银行贷款, 又会产生相当一部分利息支出, 根据目前一至三年贷款利率6.15%, 若施工企业采用等额还本付息方式, 施工企业还需支付510014.27元的贷款利息, 而使施工企业的负担更加沉重。

根据工程结算资料, 该工程直接工程费为159512906.74元, 其中, 人工费24974891.83元, 机械费3508124.46元, 材料费131029890.45元。工程规费及税金合计14912810.44元, 根据发包人与承包人合同, 在工程验收合格之前, 施工单位只能收到85%的工程款, 计149820959.4元, 而在工程建设期间, 施工单位需要的正常建设资金为174425717.2元 (不包括保证金和建设期利息) , 规费、税金及保证金的收取无疑会占用施工企业运营资金, 使用于直接工程费的资金减少, 施工企业有可能会通过拖欠工资、购买价格低的材料等来维持工程的建设, 使项目建设受到影响。

三、沉重的负担给工程建设带来的影响

据上述分析可知, 施工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非常大, 而资金是工程建设最重要且最基本的保证, 沉重负担和资金风险会给工程建设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其主要体现在对工程质量和进度的影响上。

工程质量是工程项目适用性的保证, 同时也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更是施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支撑。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让企业缴纳工程质量保证金等形式来保证工程的质量。但由于资金短缺, 施工企业会通过其他渠道来解决资金问题, 如使用价格便宜、质量标准较低的材料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工程机械设备进行工程建设, 这样势必降低工程质量, 施工企业被强制缴纳的工程质量保证金等不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反而会适得其反。另外, 施工企业也可能会由于资金短缺而拖欠劳动人员和管理人员工资, 劳动人员不能按时领取工资, 则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作业的时候很可能会减低作业水平, 从而降低工程的质量标准;如果管理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也会降低他们管理的效能, 对监理、建设单位的要求指令产生抵触, 从而影响到对工程质量的把控。

企业资金充足是施工进度计划顺利实施的保障, 如果没有资金作为保障, 进度计划根本无法正常实现。税费会使施工企业可用资金减少, 如果在施工过程中, 由于资金短缺造成材料不能及时进场或施工人员的工资不能及时支付, 将会出现停工或施工人员消极怠工等现象, 从而影响项目的施工进度。而项目施工进度过慢, 建设工期拖延, 会使机械、人工、材料成本增加, 同时管理成本也会增加。可见, 如工程建设资金得不到保证, 可能会增加不必要的建设投资, 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四、对策或建议

从施工企业角度来说, 为降低费用风险, 一是应做好纳税筹划工作, 通过税收方案的比较, 选择税负较轻的方案, 减少企业现金流出, 增加工程建设中的可支配资金, 也可以根据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 避免缴纳冤枉税, 为企业减小额外资金负担。二是完善合同条款, 减小投资风险。在签订合同时, 要与发包人约定清楚付款方式和期限等等, 涉及到对自身有利方面的条款应尽量完善。三是施工企业应当完善项目资金安排计划与资金使用计划, 这样可以对未来项目的资金使用和进度控制有所预测, 消除不必要的资金浪费和进度失控, 使建设资金使用更加合理, 节约工程项目投资, 减小企业的资金压力。

从政府部门角度来说, 一是可以根据当地建筑市场发展情况与各施工企业项目性质不同, 调整地方税费和其他收费项目的征收比例与计缴时间, 比如在规费的征收中, 可以把一次性征收改成按月征收, 这样就可以减轻施工企业的资金压力。二是取消一些不必要和重复的保证金和其他收费项目, 比如在规费项目中有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但企业在进行工程建设前要还须缴纳民工工资保证金, 相关部门可以取消重复的收费项目来减轻施工企业的负担。也可以建立建筑施工企业信用体制, 如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等等, 对信用较高的建筑施工企业采取减免部分收费的做法, 来激励建筑施工企业。三是降低部分税费征收比例, 减小施工企业的税费负担。

摘要：为了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管理, 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市场行为, 政府及相关部门向施工企业收取了一些税费和规费, 但由于收取时间或比例的不适宜, 这些收费会对施工企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本文就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施工企业的相关收费进行分析, 研究其对施工企业工程建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