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精选12篇）

朝鲜战争 篇1

历史的脚步迈进了21世纪, 战争的阴影也随之跟了进来。把二战后亚太地区大规模局部战争的代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做比较研究, 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为完整和清楚地认识这段历史, 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历史借鉴的作用, 对于预防局部战争的再次出现、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战争起因的比较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涉及到国内南北双方的战争, 但都不是单纯的内战。这两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不同的, 朝鲜战争起源于内战, 而越南战争则根源于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朝鲜南北分裂成了两个制度不同的国家。1948年8月15日, 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 以汉城为首都, 李承晚为总统。同年9月9日, 北朝鲜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以平壤为首都, 金日成为首相。南北朝鲜分裂,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38°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结果, 是雅尔塔体系的结果。

近年来苏联档案中新发现的证据证实,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是朝鲜对韩国首先发动的攻击, 是金日成企图依靠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反映。证明了朝鲜战争是由内战引起的。

1945年9月2日, 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50万人庆祝大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 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是法国拒绝承认越南独立, 并根据雅尔塔体系中的波茨坦会议的决定, 于9月23日随英军开进占领了西贡。越南人民奋起反抗, 南方抗法斗争开始。1946年12月19日, 法国在军队部署就绪后, 对河内发起了全面攻击, 越南人民抗法战争随之全面展开。

1954年7月21日, 在日内瓦会议中, 包括法国在内的各与会国达成协议, 签订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保证尊重印支三国的独立、主权和内政不受干涉。但是美国并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 并在1955年10月组织了南越的“公民投票”, 成立起所谓“南越共和国”, 由自美国返越的吴庭艳任“总统”兼“总理”。此后一个时期, 正式形成了南、北越对峙的局面。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 处心积虑地要取代法国在印支的地位, 从而使印支三国人民在战胜法国殖民者之后又面临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侵略威胁。因此, 越南战争的起因是源自于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是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延续。但是, 尽管两次战争爆发的根源不同, 却都引起了国外势力的积极干涉, 最终都演变为国际战争。

二、战争进程的比较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并非是在短时期内结束的战争。朝鲜战争历时3年多, 越南战争历时12年之久。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 两场战争各自的特点也就逐渐地显现出来。因此对战争进程的三个主要方面———战争规模、战略战术、战争的结果做出具体的比较, 可以使我们从宏观上更为完整地把握两场战争的涉及范围, 从微观上更为清楚地了解每一场战争的独特之处。

1. 战争规模的比较。

朝鲜战争的战争规模比越南战争更宏大。在1950年7月7日, 安理会做出决议, 由各会员国派遣军队组建“联合国军”, 由16个国家组成。另一方面, 苏联和中国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朝鲜战争直接牵涉了联合国与多个国家, 由内战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相比之下, 美国在越战中的孤立与朝鲜战争中盟国积极支持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伯特·F·肯尼迪在1968年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时说:“我国最老、最强的那些盟国撤回到自己的海岸, 只剩下我们独自在全亚洲充当警察。”[1]同时, 中国和苏联也只是给予越南经济上、军备上和舆论上的支持, 没有发生两国军队大规模直接参战的情况。

2. 战略战术的比较。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在战略战术上的区别十分明显。朝鲜半岛平坦狭长的地形与越南丛林茂密的地貌决定了朝鲜战争以阵地战为主, 越南战争以游击战为主。朝鲜战争从内战爆发到战争结束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 交战双方都有着坚固的战线和工事, 频繁发生大规模的战役, 几乎每一次战役的伤亡总人数都在万人以上。越南战争中, 不论是“特种战争”时期还是“局部战争”时期, 几乎未曾有过一次重大的战役, 也不存在连绵对峙的战线, 更没有两场战役之间的间隙时间;而是没头没尾、无休无止、日日夜夜地进行着围剿和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是有史以来最复杂、回到了原始状态的斗争, 是一场人与人之间互相对抗, 用诡计和持久力制胜的战争。”

3、战争结果的比较。

朝鲜战争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与越南战争相差无几。1953年7月, 恢复到战前以三八线为界状态下的停战协定的签署为朝鲜战争划上了一个句号。从长远的观点看, 其结果是在朝鲜半岛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局面:南北分治。美国事实上主导了冷战时期围绕朝鲜半岛的南方三角的建立, 并在客观上维持了以半岛南北分裂为基础的东北亚战略均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 国际局势已经逐步步入冷战时期的第一次缓和。到了60年代末, 美国寻求在越南实现“光荣的和平”。对尼克松来说, 美国海外政治的当务之急, 就是结束侵越战争, 把美军撤出越南南方。尼克松曾表示:“我可不愿落得个约翰逊那样的下场, 躲在白宫里, 怕到街上去见人。我要结束这场战争。”[2]但是, 北越坚持要实现在共产党统治下重新统一越南的目标。在美军撤出后, 南越政权迅速崩溃, 1976年7月越南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越南战争至此彻底画上了句号。

三、战争影响的比较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具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但两场战争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朝韩对峙与越南统一的格局。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战后三国所走的不同道路。

今天的韩国在朝韩对峙中不但拥有强大的军力, 而且保持了绝对的经济优势, 这与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到2000年为止, 韩国拥有现役正规军67.2万, 准军事部队0.45万, 预备役450万, 这支部队无论在防御能力还是合成作战能力上都有极大的增强。另一方面, 从1950年“马歇尔计划”登陆朝鲜半岛至今, 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通过种种方式对韩国的经济予以扶持。韩国也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发展自身利益, 在军事实力不断加强的同时经济力量也在持续增长,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朝韩对峙的格局使朝鲜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安全警惕, 但朝鲜只注重发展军事而忽略了经济。自朝鲜战争结束后至今, 朝鲜一直处于半闭关锁国的状态, 国内经济发展缓慢。50年中, 朝鲜的军费开支在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高达20%—30%。目前, 朝鲜拥有现役正规军105.5万, 准军事部队18.9万, 预备役470万。在面积仅有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上, 朝韩双方部署了175万正规部队, 其中70%部署在军事分界线两侧的前沿阵地上, 再加上3.7万驻韩美军的存在, 朝鲜半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兵力部署最为集中也最为密集的地区。正是这种严重的军事对峙, 使得朝韩双方都视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 彼此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也就油然而生。

越南在赶走美军之后, 走上了一条与朝鲜截然不同的道路, 由受人侵略变成了对外侵略扩张。越南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 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梦想统治老挝、柬埔寨, 并于1978年12月25日出动大军进攻柬埔寨。但在柬埔寨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越南被迫于1989年9月从柬埔寨撤军。越南企图建立地区霸权, 这是典型的强权政治。撤军后的越南将注意力投入到国内经济建设上,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其经济增长率多年保持在8%以上, 农业发展更为显著, 到1998年已成为世界第三粮食出口国。但直到现在, 越中、越柬边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越南仍然没有放弃建立地区霸权的梦想。而越南战争这段历史, 也使美国势力再度打入印度支那困难重重。

四、结论

全面比较两次战争, 可以发现对国际局势的考虑和战争爆发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因此选择恰当的时机发动战争, 并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力量对比变化, 才能尽可能争取到战争的胜利, 最大化实现战争可能带来的利益。从比较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美国在两场战争中积极参战、不断将战争升级的做法收到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无论在海外战略态势、国际地位、参战目标还是与盟国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还可以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而在越南战争中则彻底的失败了。美国过分相信自身的军事实力, 无视国际格局中自身越来越孤立的地位, 也忽视了国际力量对比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力量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 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在国际问题中走“单边路线”来维护国家利益, 在选择使用何种手段最大化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上犯下了根本性错误, 把发动、扩大战争当成了唯一的手段, 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摘要：通过比较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各个具体方面, 展现两次战争各自的特点;通过比较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结果, 结合三国的现状, 展现两次战争的结果对三国战后道路的深远影响,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及美国的海外政策和军事干预对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国际背景,战略战术,霸权主义,区域安全

参考文献

[1]戴安娜·拉维奇.美国读本[M].林本椿,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5, 下册:806.

[2]H·R·霍尔德曼.权力的尽头[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94.

朝鲜战争 篇2

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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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近，名为醉笑风铃的作者撰文《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在网上热传并引起轰动。原来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

近日，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份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

1、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知情不？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见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个师原来归四野林彪统率，他们曾身经百战。

这样一来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强将。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放胆在1950年6月25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因为有备而来，一鼓作气三天之内就攻下韩国首都汉城，世界为之震惊。所以，金日成出兵南韩，中国事先就知道的。、关于抗美的宣传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内的宣传一致认为是美帝指挥南朝李承晚发动的战争，全国很多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开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

细想一下，如果是南韩发动战争，他们乘势而来，怎么会三天之内，就丢了自己的首都汉城呢？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中，人们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因为那时的人都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当然，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所以只能跟着反对“美帝”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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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朝鲜战争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是二战之后最残烈的一场战争,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平民死亡300多万，军人死亡100多万）。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很多战士死得悲壮凄惨。

志愿军10月入朝，本想尽快结束战斗，没有想到拖了三个冬天，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战士冻死。根据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志愿军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阵亡人数是14：1。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造成人员死亡之外，还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政开支。

1951年中国的财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鲜战场上。（见毛选五卷P66）

4、失败的第5次战役

1950年冬天，志愿军已经打到朝鲜的三八线，彭德怀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因为军队损失已经很严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怀的意见。

结果是：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相反，美军抓住志愿军不具备一周以上连续作战能力的弱点，大举反击，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第五次战役目标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

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且损失严重。仅此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网路图片）、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是否取得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呢？这要看战争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金日成：策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十分明显是要在南韩建立统治。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解放”南韩，是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而结果呢？花三年时间，朝鲜死亡无数人，最后的结果又回到了三八线，南韩还是在李承晚的领导之下。

中国：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国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国，（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一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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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捍卫了南韩的主权，但也没有推翻金日成政权，损兵折将，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态。

苏联人：没吃亏，相反还卖了不少武器。直到60年代，中国还在偿还苏联的军火费。

日本人：占了大便宜。在战争中接了美国不少定单，建立了经济崛起的基础。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设计作品。今天的建筑系学生，在学到当代纪念碑设计的时候，恐怕都会接触到这个设计范例。在中国，有不少介绍美国的文章，都提到过青草坪上，刻满了阵亡者姓名的这个黑色花岗岩墙。一方面，人们当然是被它别具一格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好奇地注意到，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是当时刚二十出头的一个华裔女孩，她当时还是建筑系的大学生。更何况，她和中国似乎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追根溯源，她原来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的一个远亲。这样，就有了一点传奇色彩。也使美国越战纪念碑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建筑系大学生的范围。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不锈钢的散兵线（网路图片）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

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份，这已经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份，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整体地走进了 4

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着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纪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着我们的脚步移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着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

因为我们从小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 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

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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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出生出世长大成人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是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么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就像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为此，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着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

就像《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经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 5 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

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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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

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我们也想到，在有着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

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站在交战双方的边界。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的这段碑文和疑问，而是我们怎么直到站在这个“敌营”的纪念碑前，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着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失踪美军8,177，被俘美军7,140，受伤美军103,284。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份量。6

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像。我们于是想知道，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

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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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这纪念碑时，我们感到，一切基于主观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于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可能是有偏差的。

作为一个平民，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历史事实，只有当事实是清楚的，听取各方面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于是，我们从国际互联网，查寻了最基本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时间表和历史资料。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出联合国军援救南朝鲜，其中包括作为主力的美国军队。美国人至今自豪的，他们的儿女去保卫的那个“从未见过的国家”，就是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就是美国军人保卫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民”。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签字，维持三八线。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国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利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

我们读完这段历史的史实，就再也没有兴趣探究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之后，到底是谁把谁逼到谈判桌前，争了这最后的一口气。因为，基本事实在是太简单了：战争之前，是和平，是国际公认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也承认的，划分它们边界的三八线；战争之后，恢复了和平，维持了同一条三八线。三年的时间，唯一被改变的，是上百万生命的丧失，几百万人致残，无数和平的家庭被毁坏。我们从华盛顿回来，从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一张装进了镜框，放在桌子上。照片的上端窄窄的一条，是那座黑色的纪念碑，隐隐可以看到那句有关自由与代价的碑文，照片的大部份是纪念碑下的水池，水池里，一只飞来的野鸭正把嘴翅膀，静静地享受着和平温暖的春日阳光。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

留下了一个无耻的、独裁的、虚伪的、专制的、封闭的邻居！！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民主的、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对手！！

朝鲜战争起因探微 篇3

关键词：朝鲜战争；爆发原因；国际关系；冷战；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K3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14-02

一

在二战后期，朝鲜半岛看到了独立与统一的希望。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会议上，中、美、英在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宣告：“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对时间，使朝鲜自由独立。”[1]在接下来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了对开罗宣言的认可，并表示在朝鲜完全独立之前应有一段准备的时间。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再次就朝鲜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战后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朝鲜的设想。同年8月，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很快攻入朝鲜，并向朝鲜半岛南部进军。为了防止苏联独占朝鲜半岛，杜鲁门将已批准的给时任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第一号通令发给斯大林，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将朝鲜半岛划分为南北两个受降区域。斯大林出于战后和美国继续合作等考虑，在次日的回复中没有表示反对，并将苏军撤回三八线以北。9月8日，首批美军开始在约翰·R.霍奇中将的率领下从朝鲜半岛南部登陆。虽然美苏两大国在此时还是能以合作的态度来处理朝鲜问题，但关于过渡的时间以及在此期间的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确定下来，这也为后来朝鲜半岛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朝鲜半岛的局势并未十分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在美苏的对外政策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苏联在战后初期对朝鲜的政策仅仅是希望“将来建立的朝鲜政府必须与苏联建立友好密切的关系”[2]。苏联也并没有让共产党人出任朝鲜北部临时政权机构的首脑，民族主义者曹晚植于1945年11月15日当选为新成立的北方五道行政局委员长。而美国虽然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军政府，但即便是冷战开始以后，以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军方仍旧认为朝鲜半岛不具有战略价值，一旦战争爆发，美军将很难守住南朝鲜（今韩国），而应马上撤往日本[3]。麦克阿瑟在1949年3月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对于亚洲侵略的防卫基地主要是在美国大陆的西海岸。太平洋一直是敌人进攻的主要路径之一。现在太平洋成了美国人的天下，我们的防卫线已经开始在亚洲海岸周围的岛屿链上布局。它从菲律宾开始，延伸至琉球群岛，并包括冲绳这一主要的堡垒，向后延伸至日本和阿留申群岛，直到阿拉斯加。”[4]这一言论又于1950年1月12日被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时重申，这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的导火索。

二

在相对缓和的局势下，美苏双方也开始为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而进行努力。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召开了莫斯科外长会议，以实现战时规划的国际托管朝鲜政策。会议达成如下协议：由美苏两国占领军司令部代表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同朝鲜各政党和社会组织协商，筹划设立朝鲜临时政府事宜；经协商组成临时政府的建议应先交美、苏、英、中四国政府共同考虑，然后由美苏两国来决定。成立临时政府之后，四国以五年为期限托管朝鲜，然后再建立朝鲜的独立政府。然而在此次会议之后，双方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却渐行渐远。由于和南朝鲜右翼势力一样反对托管制，曹晚植于次年被取消了委员长职位，并在随后由金日成接替。1946年3月20日美苏联合委员会在汉城（今首尔）德寿宫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朝鲜临时政府的问题，但因双方都想成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朝鲜临时政府，从而无法在人选上达成一致意见。冷战正式开始后，美苏就更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达成一致了，联合委员会于1947年5月恢复工作后便再次陷入了僵局。同年10月18日，美国提议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并在随后的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朝鲜问题。1947年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全朝鲜进行一次选举，并任命一个由九国组成的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来监督选举。但此决议遭到了苏联和北朝鲜的抵制，于是临时委员会决定在力所能及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进行选举。因为这很有可能导致朝鲜半岛的分裂，此举遭到了除李承晚之外的大部分政治势力的反对，这也给身为极右势力代表的李承晚提供了上台的机会。最终，在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李承晚当选为总统。而在北朝鲜也很快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当选为首相。新成立的两个互不承认的政府都想独自统一整个朝鲜，特别是韩国总统李承晚，数次在公开场合宣称要“北进统一”，霍奇甚至曾认为“韩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和纳粹非常像”[5]。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希望在此时就变得十分渺茫了，双方在美苏的军事援助下，不停地进行各种颠覆活动以及武装冲突，约有十万人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边境冲突中丧生，而这些小规模冲突也最终演变成了全面战争的爆发。

如果像美国军史学家贝文·亚历山大所设想的那样，美国跟苏联愿意让所有党派进行一次真正民主的全朝鲜选举，或者美苏在朝鲜南北方分别选择一个相对温和的领导者，或许朝鲜半岛还都会有和平统一的希望[6]。但美苏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互不信任，不能在临时政府人选上达成一致，而这一分歧也导致其最终分别支持成立了相互对立的政府。所以说美苏在远东的对峙以及冷战这一国际因素应该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而此因素也造成了朝鲜半岛内部对抗这一国内因素，该因素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

三

造成上述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应该就是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因素。虽然朝鲜半岛起初在美苏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并不重要，但这并不代表双方因此就会放弃这里。虽然苏联并不想占领朝鲜，但在战后两大阵营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背景下，希望朝鲜有一个亲苏的政府这一战略目标几乎就等同于将朝鲜划归社会主义阵营之中，毕竟朝鲜不像芬兰那样在战时拥有独立地位，而是需要大国来帮助成立新政府，因此很难坚定执行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也就不能成为芬兰式的中立主义国家。而美国虽然并不认为朝鲜半岛具有军事价值，但却认为苏联控制朝鲜半岛会威胁到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所以1948年4月2日出台的美国国家委员会第一个对朝政策文件NSC8在确定美军最晚撤离期限的同时，也认为美军的撤退或许会被视为对远东盟友的背叛，所以应加大对南朝鲜政府的援助[7]。也就是说，美国的撤军并不等于放弃朝鲜半岛，这也被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参战所验证。

上述情况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方面，朝鲜半岛是美苏直接对峙的地区，这一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两大阵营边界上的前沿阵地。从苏联方面来说，首先，在答复美国以“三八线”为界受降的建议时，斯大林曾提出将此规定同样应用于日本，也就是说让苏军在日本登陆，但此举遭到了美国的坚决否定。由此可见，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以后，苏联很难在朝鲜半岛上再做出让步了。其次，如果中国收回使用旅顺和大连等港口的话，苏联还可以在朝鲜半岛上找到起替代作用的港口。而从美国方面来看，这首先是由于其在战后对苏实行“遏制战略”，尤其在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其在远东更是寸步不让。其次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巩固同盟的考虑，国务院认为朝鲜半岛是一个“能够展示美国制度优越的地区”[8]。而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也曾在1947年4月表示失去朝鲜半岛“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全世界的声誉和安全”[9]。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半岛在东北亚颇具战略意义。朝鲜半岛处于东北亚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各国利益交汇的战略要地，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的热点地区。朝鲜半岛曾数次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忽必烈也曾经此东征日本，相信这也能给美苏提供一定的借鉴，因此将朝鲜半岛作为两大阵营抵御侵袭的缓冲地带。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就曾指出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0]。而美国的一些官员则认为如果失去朝鲜半岛，其防御岛链上重要环节之一的日本“就将被迫面临库页岛、千岛群岛和朝鲜三个方面的包围形势”[11]。美苏政府因此分别对南北朝鲜政府进行了大力援助，所以说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因素应该就是造成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不管朝鲜战争的第一枪由谁打响，它的爆发都是必然的：美苏两大国在东北亚战略要地朝鲜半岛的互不相让使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权，最终这两个政权为了统一而爆发了全面内战。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朝鲜半岛的分裂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参考文献：

[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407.

[2]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71.

[3]JWPC476/2，29 August 1947，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 of Staff，Part II，the Soviet Union，Microfilm[M].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4]John W.Spanier，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J].New York，W.W.Norton，1965，（17）.

[5]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Vol.I，London[J].UK，Penguin Books，1988，（24）.

[6]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5.

[7]NSC8，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Korea，2 April 1948.FRUS，1948.Vol.VI：1163-1169.2

[8]崔丕.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2：133-134.

[9]JCS1769/1，April29，1947，ibid.，I，744.

朝鲜战争 篇4

这首诗大概创作于1882 年, 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创作这首诗时52 岁, 4 年之后, 诗人病逝。 纵观诗人一生, 这首诗可以算是她生活的真实写照。 艾米莉·狄金森 (1830—1886) 被誉为“游荡在美国乃至世界现当代诗歌原野上声势赫赫的幽灵…… ‘代表了19 世纪美国心灵拓荒最高的才智’”[2]。

何谓战争? 战争是一种以震慑和打击对手力量为目的的暴力活动。 在狄金森的诗中, 战争是以意象的形式出现, 指各种现实的和心理的剧烈矛盾冲突, 以一方的消失或屈服为终结。 狄金森的诗歌哺育着此后美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尤其是后来的意象派诗人。 鲜明的战争意象究竟指的是什么? 它反映了诗人人生中哪些无法避免的“战争”?

1 现实中真正的大战: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 年4 月12 日-1865 年4 月9 日, 是美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内战。 虽然诗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战争, 毫无疑问, 这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战争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生活。 战争造成最直接的结果是死亡, 诗人能做的只是感受着战争带给自己的影响, 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 有些诗她直接涉及战争, “如《当我还小, 一个女人死了》 (Fr518/J596) 和 《感到活着是一种耻辱》 (Fr524/J444) 两首”[3]。 狄金森重要的朋友, “ 托马斯·温特华斯·斯托洛·希金生 (Thomas Wentworth Storrow Higginson, 1823—1911) 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废奴作家”[4], 他结识并与狄金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认为狄金森是“‘全新且有独创精神的诗歌天才 ’”[5]。 南北战争时, 他直接参战, “组建、训练并指挥了南卡罗莱纳第一黑人团”[6]。 战争就在狄金森的身边, 且在她心上烙印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2 精神世界的战争:独立的个性与宗教浪潮

狄金森的祖辈以狂热著称, 并由此演化为一种奇特的固执, 被当地人称为“狄金森式的“坚硬”。 艾米莉·狄金森的性格特征明显得自家族遗传:“精明、坚韧、果敢、独立、心系天堂、与众不同”。[7]对她来说, 生活是一场苦战, 这显示了狄金森性格中好战的成分, 但她不会参加实际的争斗, 所受的教育让她明白, “不要以时代集体性的挣扎来确认自我”[8]。 对狄金森来说, 军事并非只为了表现男人们的好战, 而是用来表达坚决刚毅的人生态度。 诗人沉默而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路, 那条路不是始于“罪”, 而是始于“痛”, 那里有“爱、痛苦和孤独, 还有欢笑与冒险、新鲜和力量”[9]。

1847-1848 年, 狄金森就读于霍山女子学院。 “1846 到1847 年的宗教热情横扫整个学院。 ”[10]“学院近乎无情地强调宗教皈依”。[11]霍山女子学院的学习对于独立自由的狄金森来说成了苦役, 以至于一年后终止了在那里的学习。 1856 年—1858 年间, 狄金森在信中写到:“‘我们, 也在飞散———消失’, ……‘活着, 然后死亡, 然后在一个得胜的身体中再次登场……不是小学生的作文题! ’”[12]。 她这种在别人眼中“有点病态和反常”[13]的语言, 是与一场被称为“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同时出现的。 当时, 她是家里唯一没有皈依的成员。 对于宗教, 狄金森坚持自己的理解, 她更注重心灵的内省, 坚持自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此, 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进行这一场势单力孤的“战争”。 这场精神上的战争几乎贯穿了狄金森的一生。

3 有限与无限的战争:形式与灵魂

在狄金森的创作中, 始终有一对有限与无限的矛盾。 有限的是诗歌的形式, 是表达方式的局限性, 无限的是诗歌中想表达的情感和灵魂。 狄金森认为:“‘存在已经制服了书本……最宽广的字眼也非常狭窄, 我们可轻易跨过。 ’, 即是说永恒的存在本身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14]即使如此, 狄金森仍然努力在诗的世界探索着, 进行一场有限与无限艰苦的拉锯战。

狄金森偏爱赞美诗的格律。 “艾米莉·狄金森研究专家安德森 (Charles Anderson) 认为, ……艾米莉·狄金森偏爱普通格, …… 但在她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认真的把它当成诗的一种格律形式进行探索并运用得如此具有新意”[15]。 《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运用了赞美诗中的普通格和长格的结合, 基本格律为8, 6, 8, 8, 8, 6, 形式新颖、富于变化且有对称美。

从内容上来看, “一个敌人”显然指的是“死亡”, 因为“他”“尚未谋面”, “拿走”的是“人”, 与死亡的战争是她最后一场战争。 在诗人生活的年代, 死亡率很高, 亲朋好友常常先她而去。 死亡这一自然现象给诗人的冲击很大, 与“死亡”的战争, 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便成了狄金森的最重要的主题———以生存之有限对“死亡”之无限, 以生命之有限对精神之无限。

19 世纪90 年代时, 对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主要三种评论:“一是偏赞其思想内容, 而容忍其形式上的特异性。 二是既承认其思想内容的精妙, 也批评其诗歌形式不合传统规范的缺陷。 第三种, 则着重批判她的诗歌形式, 甚至完全否定她的诗歌。 ”[16]这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几类主要思想意识的矛盾。 而“布卢姆 (Harold Bloom, 1930-) 在《西方经典》 (The Western Canon) (1994) 中给予更高的评价:‘自但丁以来的西方诗人中, 艾米莉·狄金森是除莎士比亚以外展现出最多认知原创性的人’”[17], 这时诗人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被确定下来, 无可撼动。 对狄金森的批评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平生在“战争”中的艾米莉·狄金森虽已离去, 但她将永存于美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

摘要：本文概括分析了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中的战争意象。根据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生活和作品着重分析“战争”意象的涵义, 探究了该意象形成的原因与实质。

朝鲜战争 篇5

新华网平壤７月２７日电朝鲜２７日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阅兵式，庆祝朝鲜战争停战６０周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出席。

阅兵式于上午１０时开始。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崔龙海在致辞时表示，朝鲜将经济文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和平的环境非常重要，全体人民军官兵和人民要加强国家防卫力量。

参加当天阅兵的朝鲜人民军部队共有１万多军人，骑兵方阵、老战士方阵、步兵方阵和机械化方阵依次通过主席台接受检阅。

阅兵式结束后，平壤市民还举行了花车游行。

连日来，朝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大型团体操和艺术表演《阿里郎》正在平壤五一体育场上演。朝鲜２７日举行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开馆仪式。

朝鲜战争中的“东北民工团” 篇6

在美国，朝鲜战争被称作“被遗忘的战争”。在我国，直到2006年，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才公布了精确到“个位”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数字，共有183108名志愿军战士牺牲，其中包括绝大部分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和极少的民工、医护人员、交通运输人员、战地记者和文化工作者等人员。

这个数字恐怕是抗美援朝结束后，对于阵亡战士最详细的统计，但对于牺牲在朝鲜战争中的中国人，它还远远不够。

在朝鲜和韩国都有比较详细的关于平民伤亡的数字，而在中国，听说过“东北民工团”的人恐怕寥寥无几。《支援抗美援朝纪实》有这样一段话：“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期间，全国先后参加志愿军参战达290多万人，仅东北地区就动员了近40万人参军，70余万人组成大车队、担架队，还有汽车司机、铁路员工、医务人员等四万五千人，担负战场勤务。”东北民工团是“支前”的主要力量，他们组成了大车队、担架队，运送战略物资，补给粮食，转移伤员。

抗美援朝前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控制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进行了狂轰滥炸，东北民工团遭受了重大损失。

美国空军的轰炸方式是这样的，首先用机枪扫射，接着用炸弹轰炸，最后投掷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第一次看见飞机的支前队员，在美军飞机扫射时往往会非常惊恐，到处乱跑，美军正是利用机枪扫射把人从隐蔽点撵出来，再用炸弹轰炸，最后投掷凝固汽油弹。美军的第二种轰炸方式是针对村落，遇到有房子的村落，美军先用炸弹，把人从房子里撵出来，之后用机枪扫射，再用凝固汽油弹。凝固汽油弹在爆炸时产生上千度高温，可以把石头烧成粉末，很多村、乡组成的支前队伍遭到轰炸后，无一生还。

据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志愿军参战人数为290万，牺牲人数为18万。抗美援朝前期，东北民工团没有防空炮火掩护，牺牲比例恐怕和志愿军不相上下，那么70万的东北民工团究竟牺牲了多少？可能永远都无法统计了。

战争法在现代战争中的实际意义 篇7

战争, 顾名思义, 是指国与国或国家内部, 社会统治集团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流血暴力冲突, 其实质是政治博弈的特殊表现形式。战争法是战争的产物, 基于战争的残酷性, 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 为了尽量避免平民百姓的伤亡而设立, 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合法利益, 国家之间开始制定一系列规范和条约等国际法来限制战争行为。这些条约构成了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促进了战争法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各国达成共识, 起草了《联合国宪章》, 为了避免二战人道主义悲剧的重演, 还制定了很多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则、原则、规范和条款。此后, 随着反殖民主义战争、种族和宗教战争、国家内部分裂战争以及国际组织打击国家战争的此起彼伏, 我们所制定的战争法的内容也随之丰富, 作用越来越大。基于现代科技战争的不断深化, 战争法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当今的战争法已经有了自身的框架体系, 加之受到国际化和国际法的影响, 它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将其作为制止战争、限制战争的工具效力, 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对于防止战争、限制战争、减少国家和平民的损失起到积极作用, 很好地维护了国际和平与安全。随着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 现代战争将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需要战争法的进一步发展去规范战争, 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损失。

二、战争法在当代的效用

在全球化的今天, 运用战争法已成为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 战争双方都以“平民遭受伤害”、“杀伤性武器威胁”为借口开展武装斗争行动。这些无不表明战争虽然是各方为取得政治、经济、军事斗争胜利的有效手段, 但博弈双方已经开始熟练运用战争法去维护自身的利益, 以此来推动战争的胜利。

首先, 熟练运用战争法有利于掌握战争中的政治和舆论主动权, 因为战争法是应对战争的法律工具, 有着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和正当性。由于战争法有保护人道主义的特点, 战争双方都想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 因此, 一方在着手准备战争时, 会运用国际达成的各项战争规则去指责对方违反相关国际法原则, 谴责对方的战争是非法的, 是对人权的践踏, 违反人道主义原则, 通过论证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己方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占据先机, 在道义上有了主动权。其次, 当战争进行时, 如果一方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战争手段相对残酷, 造成了大量平民百姓伤亡, 违反了国际法准则, 另一方便抓住这一破绽, 通过批判战争手段的非法行为来赢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帮助, 也有利于对国内民众的战争宣传, 提高百姓的爱国热情, 在一定程度上震慑对方。最后, 不管是在战争过程中还是战争结束阶段, 通过寻找对方的战争行为过错去追究其法律责任。能够使对方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其战争罪行, 如果有证据证明对方存在反人类、反道义的罪行, 那就可以运用战争法来追究对方国际法责任。因此, 只有战争法是追究战争罪行的依据, 我们只有通过研究并运用战争法的各项规则才能在追究战争责任方面取得优势, 也可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

我们必须承认, 在全球化的今天, 世界联系愈加紧密, 国与国之间形成更多的利益攸关方, 此时需要一些法律规范去规范国际行为来厘清复杂的国际关系, 战争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壮大并足以影响军事行动。乌克兰事件便很好的证明了战争法的实用性, 否则陷落的恐怕不只是克里米亚了。

三、战争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及其意义

在现代战争中, 我们应适应时代潮流, 主动学习战争法并将其灵活运用。由于战争法没有固定的体系, 仅是由一系列条约和规范构成, 因此显得较为零散。因为战争法的这一特质决定了我们有解释自主权和较大的运用回旋余地, 即将已有的战争法规范加以引用之余引入我们自己的解释, 使之有利于我方的战争形势。同时我们还要有开拓创新的思维, 通过积极制定、参与战争法新规则, 真正的形成对己方有积极作用的战争法条款。

我们还应注意到, 战争法的本质是为了在战争中追求人道主义价值而产生的, 以实现战争中的人权价值为导向, 人道主义与战争法相辅相成。因此, 人道主义是战争法的核心, 是战争法的活的灵魂, 战争法反作用于人道主义, 极大的改善了战时紧张的国际关系;战争法制定发展的基础是军事斗争, 军事价值即是战争法的基础价值。我们不能忽视军事价值与人道价值的相互影响, 在保证军事价值实现的同时, 要注意人道价值的不可缺失, 现代战争需要将军事战争的胜利与保障平民不受伤害有机结合起来, 只有使二者有效的统一, 才能有利于战争的胜利, 我们要使战争法成为手中的利器, 既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也要保证本国军事斗争的胜利和人权的维护。

参考文献

[1]文胜, 刘志峰.战争法确立的基本原则[J].国防, 1999 (06) .

[2]方宁.战争法的发展历史与地位作用[J].国防, 2000 (01) .

朝鲜战争 篇8

战争的本质是政治。政治对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在了解了战争的本质后, 目的是为了指导战争, 在战争中发挥政治的巨大作用。并在正确认识了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 利用和发挥政治力量, 对于指导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一、分析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是指导战争的重要前提

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那么战争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将符合政治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 将革命战争概括为4个特点。这4个特点, 主要就是在分析敌我双方的特殊政治情况得出的结论。分析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 据以分析战争的特点, 才能够制定科学的战略, 以指导战争。

具体来说, 分析敌人的政治特点,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一是分析其阶级成分。要剖析敌人统治下的各阶级的情况。二是分析敌人的政治目的。要从敌人目前的政治状况和其内外部的呼声来加以考量。三是分析敌人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可以分析敌人的内部的态度和观点。四是分析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外交、民生等情况。分析经济情况, 据以考察敌人的战争成本与消耗问题;分析外交情况, 看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分析民生状况, 包括敌人统治下的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 对战争的态度等等。

对于我方情况的分析, 则应重点考虑:一是战争对我方的政治影响。在战略层面上决定是否发动战争, 必须考虑到战争带来的后果 (尤其是政治上的影响) 。在战术层面上决定发动战争甚至一场战斗的时机, 都要考虑当时我方的政治情况和后果。二是我方政权的综合实力。毛泽东指出, 不打无准备之战。打仗要做好准备, 就要调动和发挥我方的实力, 即政权的综合实力。在土地革命时期, 有人曾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后, 以“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回答了这一问题。怀疑“能扛多久”就是对自己眼前的实力没有信心, 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是能够发展并最终打败反革命集团的, 指出了发展的道路是进行土地革命, 通过武装割据, 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走向胜利。

在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时, 要全面动态的考虑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后, 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还指出敌人的强大背后却有个不利的条件, 敌人没有农民的援助。而红军的弱小背后却有个有利的条件, 有共产党的领导和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指出我们的弱小通过土地革命是能够变得强大的, 是能够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的。由此看出, 我们不能用孤立和静止的观点看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二、采取科学合理的政治手段是指导战争的重要方法

战争将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能够以非战争的方法来解决战争, 达到同样的效果, 将是最好的手段。要达到效果, 通常采用政治手段。解放战争时期, 蒋介石集团企图偷袭石家庄。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了三篇电讯, 巧妙地利用政治舆论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吓退了前来进犯的大军。运用政治手段, 应建立在正确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解决战争的主要矛盾, 使敌人在心理上不敢战或者在形势上不能战。即使不得已而战, 采取科学合理的政治手段可以在很大限度上减少战争的损失。

政权和军队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的。要稳固政权, 需要军队作为坚强的柱石;而军队要强大, 需要政权强有力的支撑。将政权和军队割裂开来, 将难以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完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同样, 运用政权和在军队内部进行的政治手段, 不能“独自为战”, 应相互支持、交叉运用。

毛泽东论证了,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 就是“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要求政权组织动员和号召人民参与和支持己方的战争, 进行国防动员和国防建设, 运用政府职能来增强以军队为主的国防军事力量。消灭敌人, 要根据所分析的敌人情况, 深挖敌人的弱点, 将其充分暴露;要利用敌人内部存在的矛盾, 扩大矛盾, 分散和减弱敌人战争的合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 指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 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而要破坏其组织性, 靠的就是政治上的争取。从了解和顺从他们的自尊心, 从宽带俘虏的方法, 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侵略主义。并在其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在这里, 毛泽东分析了敌人的特点, 通过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 瓦解敌人的军心。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手段更多地以“心理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毛泽东对于战争本质的有着深刻认识, 并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在新时期, 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战争观, 对于打赢局部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 以及指导军队的非军事行动, 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朝鲜战争 篇9

一、甲午战争前中朝两国间经济贸易概述

甲午战争前的中朝两国间贸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方面是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 另一方面是官方主导民间经营的边市贸易。其中, 前者在中朝两国间贸易中占据了主体地位, 这也体现出当时整个中华文明圈区域内国际贸易的发展特色:即政府对经济贸易发展高度控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中华文明圈地区的区域内国际贸易发展规模虽然比较客观, 但是质量和效益却不如同时期西方文明圈的区域内国际贸易。为了深入分析中朝两国间经济贸易, 这里主要分析研究作为当时中朝贸易支柱的朝贡贸易。

1. 明鲜朝贡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1) 明鲜朝贡贸易的形成

朝贡贸易是中华文明圈文化观念上多层次文化圈和政治上宗藩体系在经济上的直接体现。明朝初年, 朝鲜接受中国册封, 并被明太祖朱元璋列入“不征之国”, 正式被纳入以明帝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之中。在此后的历史中, 明鲜朝贡贸易虽然不如郑和下西洋时期印度洋沿岸各国与明代中国之间朝贡贸易那么光辉耀眼, 但也有所发展。

明鲜朝贡贸易初期形式简单, 主要是使臣代表国王入朝上贡, 然后接受皇帝的赏赐。这一贡一赐之间, 价值规律并没有起决定作用, 往往是其政治性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性意义。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参与朝贡的朝鲜“燕行”人员所从事的使团贸易逐渐取代了这种简单的贡赐关系, 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 而其中主要形式就是“八包贸易”。

“八包者, 旧时官给正官人, 人参几斤, 谓之八包。”由于当时朝鲜白银产量较小, 货币经济不发达, 朝鲜当局为了限制白银外流, 并避免让宗主国产生“朝鲜银两充裕、国力富庶”的口实而加大对朝鲜的掠夺和勒索, 因此严禁朝贡使团私自携带银两, 而以实物形式作为使团人员的盘缠生计费用, 实物的内容则是便于携带且在中国市场需求较大的人参等土特产。朝鲜当局还实行严格的“搜银”之法, 实质上促使“燕行”使团人员在华实物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在这一阶段, 明朝对朝鲜的朝贡管理整体上比较宽松, 不但不限贡期, 而且对使团私货交易实行免税或者低税政策, 并且一直秉持“厚往薄来”的理念, 推动朝鲜对华朝贡贸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当然, 也有一定的控制, 例如, 兵部右侍郎马文升就指出:朝鲜使臣来京朝贡, “军民人等辄以弓材、箭镞与凡铁器私相贸易, 诚非中国之利。乞下所司禁约, 且以行人带领, 通事伴送, 沿途防禁之”。明政府后来采纳了这一奏议。

(2) 明鲜朝贡贸易的发展

1492年, 哥伦布“发现”美洲;1522年, 麦哲伦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帝国的触角随着探险家们的脚步延伸到了亚太地区, 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东西半球共同纳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当中。明代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 在16世纪中后期, 大量白银等贵金属从美洲经过西班牙人之手辗转流向中国, 直接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 朝鲜使团人员往往也不局限于实物交易, 时常突破当局的规定, 私自携带使用白银。以白银作为载体的货币经济贸易的发展, 使得朝鲜的“搜银”之法显得日益过时, 实质上逐渐废弛:“近来赴京之行, 公私银货, 行用已久, 搜银事目, 实为虚套。”由此, 为清代两国朝贡贸易的进一步货币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 明朝政府起初由于受倭寇等因素影响, 收紧了对外贸易, 关闭了部分市舶司, 然而由于中朝贸易主要走陆路, 在会同馆等地交易, 因为未受太大影响。隆庆开关后, 随着民间私人贸易的放开, 海商集团在东亚经济贸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角色, 与同时期到达东亚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等形成互动, 对朝鲜对华经济贸易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到了明清之际, 由于日本和后金 (清) 先后入侵, 朝鲜半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战乱, 政治动荡, 经济凋敝, 商路阻隔, “燕行”使团往往难以组织成行, 严重影响了中朝两国间的朝贡贸易的发展。随着明朝失去了对辽东的控制, 并最终失去了中央政权, 明鲜朝贡贸易走到了尽头。

2. 进入18世纪后清鲜朝贡贸易的发展

(1) 清鲜朝贡贸易的形成

1637年, 丁丑条约签订, 正式确立了清和朝鲜的宗藩关系, 此后虽然清鲜关系几经波折, 但整体而言, 朝鲜还是如约履行称臣纳贡的义务, 组织使团“燕行”, 由此形成了清鲜朝贡贸易。明鲜朝贡贸易的主体仍然是八包贸易, 但其贸易内涵已经随着贸易对象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与明朝不同, 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 对人参的经济价值也就具有比传统汉人政权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 因此把人参供销纳入官方垄断经营的范畴之内, 这就迫使朝鲜使团不得不以银代参:即以白银作为“燕行”资费, 取代了以往人参等实物所扮演的角色。”朝鲜当局“以银包立法”, 且“今不官给, 令自备银”, 由此自然使“燕行”使团产生大量白银需求。为了获取白银, 朝鲜发挥其区位地缘优势, 与进入锁国时代的日本合作, 发展出在东北亚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清鲜日三角区域贸易, 具体流程是:朝鲜把人参等本国土特产卖给日本, 换取白银, 然后通过八包贸易, 在“燕行”沿途大量收购丝绸和日用品等物资, 然后或运回朝鲜, 或转售日本, 获利丰厚。朝鲜由此成为中国与日本的中间商。

在这一阶段, 清政府对朝鲜的朝贡管理仍然秉持了明政府对朝鲜的怀柔和优待政策, 对朝鲜入朝进贡不限贡期和品种, 对交易地点和数量也比较宽松。但是, 由于清鲜两国曾经兵戎相见, 清政府对朝鲜防备心理很重, 严格限制对朝出口产品品种, 不但牛角、铜、铁、马、史书、兵器、硝药硫磺和高级绸缎等中原王朝例行禁止出口之物仍然被禁止出口, 油、蔴、米、谷、骡和造船大木钉等也被列入禁止出口的范畴之内。清政府对禁止出口的物品检查严格, 在凤凰城和山海关两地设点搜检。在严格的朝贡管理政策之下, 从顺治到康熙初年, 清鲜两国屡次因为朝鲜使团犯禁而发生贸易纠纷。清政府要么责成朝鲜当局自相详审, 迫使国王上书引咎;要么甚至专门派出查勘敕使, 赴朝与国王会审, 案犯定为死罪, 案件甚至株连到使臣官员, 使朝鲜当局感到惊辱。

(2) 清鲜朝贡贸易的发展

到康熙中期, 中朝两国政治社会都已经趋于稳定, 中国已经完成了明亡清兴的过程, 而朝鲜则从日本和后金 (清) 的先后入侵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混乱中恢复了过来, 并接受了原本被视为“胡虏”的满清定鼎中原的现实, 与清廷确立了至少是形式上的符合中华文明圈传统的藩属朝贡关系。随着政治外交的稳定, 中朝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八包贸易在康熙年间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很多朝鲜商户要么包下使团人员的包银配额, 要么直接以侍奴之类身份加入使团, 使得朝鲜“燕行”使团实际上成为官方垄断经营的跨国商团。然而, 官方主导的贸易体制僵化的弊端日益凸显, 朝鲜当局的禁缎令严重压缩了燕行商旅的利润空间, 导致公用经费不足, 借贷出去的官银又因为难以收回, 以致“各衙门徒拥虚簿, 国储渐缩。”八包贸易在18世纪逐渐式微。

在这一阶段, 随着清鲜两国政治关系逐渐融洽, 清政府对朝鲜朝贡贸易管理有所放宽, 但这种放宽往往只体现于具体的技术细节层面, 而并未影响整体上的宏观大政方针。例如, 对于朝鲜使团犯禁案件, 清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样查办, 而是改由礼部咨会朝鲜国王, 由其本国审讯拟罪, 并奏报清帝批准, 定罪例律也相对宽大了许多。然而, 清政府在重要物资进出口管理上改严还照样严, 例如驳回了朝鲜请求购买牛角、出口人参和换买制钱等方面的奏请。而且, 到光绪九年 (1883) 签订的《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 开始规定朝鲜朝贡使臣的行李物品, 改变了朝鲜使团人员只要不购买违禁物品, 理论上可以携带任意数量的私人物品和货物与任何人进行交易的情形。

二、甲午战争前朝鲜对华经济贸易关系的历史评析

1. 历史影响

(1) 和谐关系

明清两代, 中朝两国通过以朝贡贸易为主的经济贸易关系, 强化了政治上的宗藩关系, 朝鲜成为这种关系的典范, 因而备受中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待, 军事上也会给以支援。16世纪晚期, 朝鲜遭受日本侵略, 向明政府求救, 中国出兵驰援;19世纪晚期, 朝鲜再次处于内外交困局面, 向清政府求助, 中国再次出兵驰援, 在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 最终卷入中日冲突, 是为甲午战争。

(2) 传播文化

由于朝鲜本国主产棉麻粗布, 对华绸缎布匹需求很大, 因此中国的锦绣绫缎自然也就成为朝鲜使团贸易的大宗产品。经过朝贡贸易的积累, 到18世纪, 中国的服装纺织产品已经风行朝鲜, 以至于“僻邑穷乡无不衣被唐货”, “深山穷壤, 遍着绮罗。”虽然朝鲜官方多次限制从中国进口丝织产品, 但宫庭御用以及官方、军队仍大量购进, 再加上走私贸易屡禁不止, 到19世纪中期, 朝鲜解禁绸缎贸易, 进一步推动中华服装文化在朝鲜的传播。此外, 中国文化还通过茶、瓷、书等载体和渠道, 传播到朝鲜。

2. 启示

(1) 政经互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国家层面的经贸往来必然与两国关系有着密切联系。今天, 中国与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打交道的时候, 一定要把“经济账”和“政治账”放在一起来算, 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软实力

经济和政治都是国家硬实力的体现, 文化则是国家软实力的直接载体。经贸往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文化层面上的沟通交流, 经过了多年宗藩关系历史, 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具有一定的文化共生性, 应该加以利用, 从而更好地发挥软实力。

(3) 政府职能

中国与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差异显著, 可以针对两国不同特征制订相应的贸易规划和贸易战略, 其中政府应该明确职能定位, 明晰职能边界, 起到的是服务监管作用, 而不应该越俎代庖。

甲午战争前, 朝鲜对华经济贸易关系在两国尤其是朝鲜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中朝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通过历史的回顾和反思, 可以对今天对外经贸发展产生良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这里的“朝鲜”指的是当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李氏朝鲜 (即朝鲜李朝或朝鲜王朝) , 而并不局限于相当于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土范畴意义上的“朝鲜”.

[2]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6, 17.

[3]《备边司誊录》仁祖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4]《备边司誊录》肃宗三十八年壬辰二月二十一日.

朝鲜战争 篇10

21世纪以来, 中国就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经济飞速增长, 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接连举办奥运会, 世博会, 亚运会。中国的强势崛起引起了某些人, 某些国家的恐慌和注意。所以他们不择手段地挑衅中国。中日钓鱼岛事件, 中美轮胎特保案事件, 日韩美在黄海军演, 南海石油危机……一系列的事件挑动着13亿国人的神经, 一时间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甚至有了发动战争的声音:“中国太窝囊, 忍也有个限度, 干脆干一仗, 让他们心服口服。”“士可杀不可辱”“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这些国人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 但殊不知中国的“忍让”就是最好的防御武器, 一旦开战, 中国弊多利少。

国与国之间如果因为摩擦开战, 拼的是资源、科技、军事、经济。在前三者的实力相等的情况下, 经济实力此时就显得尤为关键。打仗烧的是钱, 一天的战争支出可能比国家一年的总税收还多。如果开战, 中国必须得速战速决, 当下来看是不现实的。拖入持久战, 那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 一旦找人借钱, 中国就成为了这些人的债务国, 即使中国最后取得胜利, 也中了这些银行家们的圈套, 就真正让这些人实现了经济控制中国的夙愿。而这些人就是国际投机银行家。中国的崛起带来的商机让他们看到了闪闪发光的金钱在向他们招手, 于是, 一双双沾满铜臭味的双手伸向了中国。

国际银行家赚钱的方式很简单, 除了部分建设, 股票投资外, 就是不择手段策动大大小小的战争, 发放高利贷, 大笔吃进国债, 然后叫人来数钱, 顺手牵羊控制国家的经济权, 甚至影响国家的一些政策的制定, 可谓一石多鸟。

如果你不信, 给你举个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大概有50万亿美元, 这个家族在18世纪拿破仑战争中凭借快速情报一举成为英法两国的最大债主, 而后故技重施, 迅速控制欧洲的经济命脉。接着进军美国, 将其经济权也收入囊中。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家族和另外的一些银行家左右了世界的进程。美国独立战争, 南北战争,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 一战, 二战, 中东战争, 巴拿马独立[1]等等, 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凭借着聪明的头脑和精密的操作, 如今他们还控制着大部分国家的经济, 一些人还跻身政坛, 直接左右政策制定。其影响力之大, 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对其恭敬有加, 甚至唯马首是瞻。

如果你认为中国目前很安全, 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 前两年的股票热, 如今的房地产热就已经是银行家们进驻中国的第一步。他们投入大笔资金, 造成投资市场一片火红的情景, 让国人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然后再猛抽银根, 大笔回收资金。试图造成像80年代日本那样的超级金融危机, 货币疯狂贬值, 经济大萧条, 人民流离失所, 民怨沸腾, 迫使政府垮台或发动战争。然后他们再当“好人”大量放贷或资助革命, 坐收暴利。苦的是人民, 乐的是他们。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 有了前车之鉴, 中国不会坐以待毙。现在国家开始完善股票市场的制度, 如:信息披露制度, 按市值分配新股等。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对股市的规范, 现在股票已成浮云;政府同时也开始调控房价, 提高基准利率、提高首付比例、上交房产税等, 现在房产泡沫也已受到一定的控制;在出口方面开始施行降低企业成本, 稳定汇率, 调整出口市场等一系列措施, 捍卫了中国经济的完整及健康。但国际的投机银行家不会就此罢手, 如今他们发动一些国家联合挑衅中国, 一方面就是利用某些国人的爱国热情让他们“为国家做贡献”进行投资, 然后再用大量的金钱贿赂某些企业高管, 使之贩卖核心科技或自然资源, 让企业竞争力衰退, 直至破产或倒闭。就像之前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高管胡士泰等人被金钱攻心, 使其泄露商业机密, 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7, 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 而这相当于“澳洲10%的GDP”。投资人的钱, 劳动人民的心血, 就这样白白流入外人田。力拓公司只是个案, 像这种案例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例警醒我们, 国内国外早已危机四伏, 今天你买了某公司的股票, 明天就可能让你血本无归。好在国家及时披露了力拓事件, 对相关人员给予了相应的处罚, 也让国人认清了国际投机银行家们的真实面目, 让国人有所防范。另一方面他们策动一些国家挑衅中国, 在中国国内制造战争气氛, 让中国为增强军事, 科技实力进行大规模融资, 偏偏在这关头制造经济危机, 人民拿不出钱来, 而中国又不得不防备, 不找国际银行家借钱, 只有靠中国银行大量印钞, 然后造成通货膨胀。所以造成了先前的股票热, 现在的房地产热。就在他们以为即将成功时, 不料中国政府已经先行一步, 及时控制。一番明争暗斗后, 两方扯了个平手。就当中国想喘口气时, 在美国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对中国有所行动, 他们制定了一系列对付中国的政策。如果中国贸易顺差, 就要求人民币升值, 反之贸易逆差, 人民币就贬值, 还不准政府干涉。现在中国贸易处于出超[3], 所以中国政府也为了汇率与美国展开大战, 如今胜负未分。英国著名的银行家索罗斯也开始对中国下手, 在成功通过让英镑升值造成英国及附庸国经济萧条教训英国之后, 又想在中国大展拳脚, 迫其臣服。中国的股市这次从6000多点大幅下跌让索罗斯小试牛刀便赚入350亿, 其能力的强大与恐怖让人胆寒。[4]

当然, 中国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 不能只顾在经济上与对手斗争, 还要注意科技创新。大规模的科技创新也是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 使得经济增长周期进入上升阶段。但上升的同时, 也乐坏了那些国际投机银行家, 因为他们可以在信息技术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情报, 然后调整策略, 大赚一笔。索罗斯就是通过秘密情报渠道得知香港、泰国的股市要崩盘, 于是提前抛售, 大赚400亿[5]。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法一是发展科技, 二是建设创新性国家。因此中国也开始重视科技发展, 开始向世界强国之列大步迈进。为了更有资本与竞争对手对抗, 中国开始建设创新型国家。李扬专家认为创新型国家的主体是企业与市场[6]。而要让企业与市场有竞争力, 也要有科技与经济的支持。所以中国必须两头同时抓, 这也要求中国要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两方面。

这场无硝烟的战争已经进行到高潮, 中国的“忍让”就是不让社会主义的经济沦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阶下囚, 不中国际投机银行家们的圈套。现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全身心投入经济建设, 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不想因为战争影响经济和科技发展, 破坏经济秩序, 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暂时不能与国际投机银行家抗衡的时候, 唯一能做的只有一点点地积蓄力量。

为摆脱那些居心不良的国际投机银行家魔爪的束缚, 为广大人民不遭受沉重的苦难, 我认为中国现在保持“忍让”和克制的外交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货币战争 (1) 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152页, 货币战争2 (金权天下) 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99——111页宋鸿兵著

[2]关于中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http://news.cnlist.com (焦瑾璞)

[3]郎咸平说14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潜规则

接待朝鲜战争拒遣美国战俘 篇11

有一批美军战俘和少数仆从国战俘拒绝遣返回国，要求到中国居留安置，渴望在华读书学习和工作。我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参照国际法，答应和满足他们的要求，集中安置在北京、山东、天津等条件较好的地方，按专业技能和本人志愿，分配在工厂、学校医院工作，有的保送到人民大学学汉语。政治上一律按外侨对待，不得歧视，生活上则加以照顾，具体联络管理工作，中央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负责。

十多年以后，这些“战俘”早已融入中国社会，有一份理想的工作。不少人娶妻成家，生儿育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中国人建立了亲情与友情关系。有的还当上了厂长、经理、工程师，有的分配到学校教书，个别人被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文出版社的高级编译人员，享受外籍专家待遇，住进了“友谊宾馆”专家小楼；他们中有的人还在不断应邀参加如《停战以后》等影片的拍摄工作，扮演了军调小组美方代表的角色。他们在我国不同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然而，所有这些均为世人所不知不晓，成为当时的一个不解之谜。

1962年初秋，山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突然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的通知:经中央批准，组织当年朝鲜战争拒绝遣返美国战俘分期分批到各地参观学习。接着中国红十字会特邀公安部、总参、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组成联络组深入相关省、市打前站，联络安排接待事宜。山西省政府郑林副省长，太原市政府刘舒侠副市长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北京联络组同志。北京同志详细介绍了美俘背景、政治表现、工作情况、中央政策、接待原则、注意事项等。然后，具体商定了接待方案，排定活动日程。联络组同志特别强调，中央明确指示，从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出发，为了扩大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中央同意让当年朝鲜战争拒遣战俘依其志愿，回国、移居他国或继续留居中国。为了做好行前教育工作，满足他们到各地参观的意愿，决定先集中北京，请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人员和当年抗美援朝参战人员接见、座谈、联欢，由知名专家做报告，然后分批到各地參观考察，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中央要求所去各地应予以高度重视，按照“外国侨民”的特殊身份接待，“积极、主动、广泛地宣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既要安排看好的，也要安排看差的，要放手让他们接触群众，通过亲身观察和体验，得出自己真实的结论。中央还要求，对这批客人政治上要善待，不得歧视，生活上要适当照顾，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接触中应热情友好，多做工作，做好工作。遇有不同观点，可以求同存异，如遇无理取闹、攻击诬蔑，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不予纠缠，避免争论。中央领导还特意交待，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人身安全，坚持“内紧外松”，不能有丝毫伤害。

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自始自终参加了接待工作。省里十分重视这批“特别来宾”的接待。以外事为主，从公安、军区、交际部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接待班子。由时任外办专职副主任的王金贵同志，主持会议做动员，交待任务，明确职责。我记得，领导反复讲，这次接待的对象很特别，是一项特别的政治任务，政策性强，事务性大，要尽最大的热情，做好工作。接着大家用一天的时间学习中央文件，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开始接待人员普遍认为这是一批“不速之客”，思想绷得很紧，如同上战场，准备斗争。这当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经过学习和领导引导，从感情上慢慢转变了过来。领导上特别强调指出:“大家对这批客人具有好奇心、神秘感和警惕性，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要和他们交朋友。要轻松愉快的去交朋友。”接着，就具体研究、落实接待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制订出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渡过，物资不是十分丰富，太原市政府特供一批副食品，各地的烟、酒、粮油、肉食等源源不断调来住地——并州饭店(小南楼)。确定的参观点有:太重、晋祠人民公社长巷大队、太原牛奶场、晋祠工人疗养院、少年宫、晋祠。同时，还要看一场晋剧晚会和太原杂技艺术团的表演。应该说，从精神到物质，做好了较充分的准备。

当年夏、秋两季，红十字会总会一位副秘书长(公安部处长)陪同，分两批来太原参观。第一批40人，第二批12人。主要是美国人，也有土耳其、南非、英国的几个，陪同人员均为公安部的，能讲点英语，和他们很熟悉，相处较融洽。这就减少了我们很多负担。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红十字一直与他们联络的工作人员。这批朋友到达以后，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中国话讲得很流利，有的人能讲一口北京话，简直使你不敢相信他们是外国人。平常交谈，听介绍不需要通过翻译；第二是态度基本友好，较为听话，行动一致，不乱跑乱动，能服从地方安排；第三是通晓中国国情，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知道的很多；第四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普遍高，多数人是大学肄业或毕业后应征入伍，有的来华后通过各种形式进修学习，达到了研究生水准，个别成为专家教授。通过几天的接触，一下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想象。大家思想放松下来，大胆接近，主动聊天，谈话无拘无束，涉及面很广，彼此有了信赖感，确实成了朋友。临别时有的人依依不舍，几位已经享受文教专家待遇的朋友，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直到“文革”开始，他们先后离开了中国为止；第五是，学习认真，都带一个笔记本，下到工厂、公社参观，好比记者采访，听介绍做记录，发问也多，问得很深、很细，反复核对数字，有时弄得接待单位很被动，为此曾引起过争议和不愉快，还做了不少解释。那时，“左”风盛行，有人说他们不友好，怀疑他们搞“情报”，主张“反击”。北京同志不同意。现在看，他们是出于职业的需要，纯属正常现象，况且一个工厂、一个大队的数字也说不明国家的全局。

但是，这些人毕竟年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性，特别是散居各地，常年孤苦，单独劳动、生活，一下子集中起来，组织到各地参观，而且给予一定礼遇，思想上便放松了，行动上要自由，提出许多要求，在当时条件下有的是不能满足的。如找女人跳舞、唱歌……这种明显的寻欢作乐，当予拒绝。至于旅游、爬山、打牌、钓鱼等，经研究，只满足钓鱼一项，专门找省体委在晋祠西湖特别组织过一次钓鱼活动，效果很好。记得一名土耳其老兵，貌相不显，但他是一位钓鱼能手，钓上一大桶鱼，带回饭店大家美餐一顿。

本来，这次接待工作一直很顺利，但快要结束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整个接待工作暗然失色。一位名叫道格拉斯的老兵(在山东一厂工作)，突然患了不治之症，经抢救无效死亡，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困难，大家一下陷入紧张和慌乱中。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外事工作中死亡外国人的事。我们立即向省委、省政府和北京写出报告，听候指示。后来听说，死了一个“美国战俘”还惊动了周总理。在红十会的协调下，“死人”的事得以妥善处理。当时，按照中国的习俗，实行土葬，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全体老兵参加，埋葬于太原双塔寺公墓。我在一个木桩上写了“美国友人道格拉斯之墓”，立在墓前。至今，这位不幸的美国朋友还长眠在太原双塔寺。中美建交后，我曾投书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刘庚寅副会长，告以此事，请教如何处置。我也在一次接待美国驻华使馆人员时，严肃而友好地向他们陈述了道格拉斯之死及尸骨处理事，但我吃惊地发现，他们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更未引起十分注意。难道由于“拒遣”的缘故，美国把“人道主义”的招牌也丢弃了吗！

朝鲜战争 篇12

1952年10月，根据东北局民政部和辽西省政府的指示，机关干部肖广普受县长的指派到安东迎接朝鲜战灾儿童。肖广普火速赶到安东，找到了坐落在鸭绿江北岸的一个只有六间房院落的“朝鲜旅社”，里边住着东北局民政部的五名负责接收朝鲜战灾儿童的干部，还有两位朝鲜人，因战时情况异常，肖广普等到第八天，被通知到安东市内镇江山下某地接收朝鲜战灾儿童。他连夜赶到接收站，看到一处空房子地板上坐着一批不满5岁的儿童。这是刚用大卡车从朝鲜拉过来的。由于战时情况紧急，敌机不时在安东上空盘旋投弹，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接收站通知立即上车运出安东。这时孩子们的负责人和保姆逐个为孩子起名，划定年龄，填表造册，更换衣服。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家把这些儿童抱上大货车送往火车站，乘客货混合列车从安东市出发，走了一天一夜到沈阳，在调换车头稍作休息之时，保姆、院长又重新点名查数，当时发现有重名的，再由院长重新起名，给予更正。他们又把每个儿童的名字写在布条上，缝在孩子的衣襟前，以免弄错。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 火车到沟帮子车站，县长刘治臣亲自带领干部和车辆迎接，安置在北镇县城当天已准备好的暖房住下。经最后核准人数，这批共接收安置朝鲜战灾儿童93名。

1952年10月20日，县里又接到通知，要求到沟帮子车站迎接朝鲜战灾儿童。这次接收的是平壤、定州、新义州三个市爱育园的儿童。由省民政部的四名同志护送，儿童的年龄都在6至8岁之间，儿童与保育人员共457名。

1953年接收从绥中转来的朝鲜战灾儿童和教职人员636名，儿童年龄大于前两批的年龄，大约在8至10岁之间。

朝鲜战灾儿童来到北镇后，根据先后接收时间和年龄的不同，成立了两个初等学院，共15个班级。第一初等学院安置在城西南角的槐树胡同（今北宁二高中一带）；第二初等学院安置在城西北角的辘轳把胡同（今市供销社总社后院）。两院独立设置，各有一套机构和教职人员，并统一归朝鲜驻沈阳领事馆的中国朝鲜儿童教育处领导，经费由辽宁省民政厅负责。两院的教师、保姆、伙夫及主要管理人员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派，蔬菜生产与勤杂工作由中国人承担。两院共有中方干部、工人63名。在接收安置战灾儿童的日子里，北镇古城的各级干部和市民，极大地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热情而真诚地接待了他们，为朝鲜儿童在异国他乡愉快、健康地成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无私的奉献。

当城内市民听到接收安置朝鲜战灾儿童的消息后，纷纷响应城区政府的号召，把自家住的舒适房间让出来，并按照朝鲜人民的生活习俗进行改造和翻修。他们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北镇人民的深情厚谊来迎接饱受战争之苦的孩子们，而他们自己却搬到旧屋、茅屋居住。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规定的时间内，北镇城内共让出房屋334间，圆满地完成了接收安置任务。

朝鲜儿童在两个学院里学习、生活，北镇城内市民从不打扰他们，也从不干预院内的事务，严格尊重朝鲜人民的语言习惯和生活习惯，不教孩子们学中国话。朝鲜战灾儿童和教职人员在北镇生活的六年中，北镇居民与朝鲜战灾儿童及教职员之间，镇政府与院部之间，一直是友好相处。1953年，县里又分别为两个学院新建礼堂两座，增加教室12间，仓库11间，浴室13间，宿舍10间，前后共提供房舍415间。这些房舍全部集中在城内西街的槐树和辘轳把胡同，方便了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生活与劳动能力，以利将来回国后更好地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县政府从北镇庙下边和城西莲花泡一带拨出土地，开水田几十亩，为孩子们的劳动实践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为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县政府每年为每个儿童供应棉布111尺、大米303斤、白面20斤、杂粮80斤、猪牛肉80斤、白条鸡5斤、蛋11斤、棉花4斤、豆油6.5斤、白糖5斤、煤1700斤。每逢节假日，县食品部门还专门为他们供应朝鲜民族喜吃的狗肉等食品。

朝鲜战灾儿童在与北镇人民共同生活的六个年头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平时，孩子们与教职人员在学习之余，经常到附近居民家或城内机关、学校与北镇人民联欢，演出朝鲜人民的歌舞节目，颂扬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和丰功伟绩。

1954年春，为加强两院大龄儿童的劳动观念，学院组织500多名师生在中安镇王家窝铺村同当地农民一起劳动。他们早起晚归，用两个多月时间，同农民一起参加了整地、育苗、插秧等水稻种植全过程，了解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增强了劳动观念，并连续坚持了两年。

1956年秋，城内居民听说有十几名朝鲜战灾儿童即将回国参军，人们奔走相告，互相祝愿。临走那天，朝鲜学院的领导邀请县党政军部门的领导，参加欢送仪式。县城布置了欢送会场，朝鲜两院的师生像过节一样，身着盛装，载歌载舞欢送即将回国参军的伙伴。院长在讲话中说，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战灾儿童的关怀与抚养，使他们得到了健康的成长。他们今天是第一批回国，今后根据祖国需要还将分批回国参军或参加祖国建设。回国的青年代表在讲话中一再表示，他们生在朝鲜长在中国，回国后决不忘记中国人民的养育之恩，把中国人民为他们成长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带回去，为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作出毕生贡献。

1958年春，朝鲜两院师生同北镇县团委一起，在古城通往闾山风景区的公路两旁栽上了1.5万株杨树，并把此路命名为“中朝友谊林荫路”。当树木成林时，游闾山的人们走在这条路上，都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朝鲜孩子们留下的，象征着中朝友谊的林荫路啊！”前几年虽然拓宽闾山公路，土路变成柏油路面，老树成材已被更新，但这路两旁朝鲜儿童栽过的中朝友谊林，仍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

1958年，根据中朝两国政府的协议，决定将安置在北镇的朝鲜战灾儿童于1958年9月30日前全部送回祖国。为了欢送即将回国的朝鲜战灾儿童，北镇县成立了欢送办公室，县长任办公室主任，制订了欢送的具体计划。

在县城的街道两旁悬挂着“热烈欢送朝鲜儿童”、“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大字标语，机关、学校准备了纸旗花束。广宁镇政府和县文教局还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朝鲜两院的师生积极赶排与县城居民联欢的节目。在学院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员更是彻夜不眠，话别友谊。9月11日下午，县政府组织了16人的慰问团，分两组分别对第一、第二两个初等学院进行了慰问，发给每人一套服装，代转了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和辽宁省分团赠送的纪念品。9月12日晚7时，在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大型的中朝友谊联欢晚会，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谊气氛充满了整个北镇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