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与长远影响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与长远影响（共3篇）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与长远影响 篇1

特别关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与长远影响

张海荣 《 光明日报 》（2014年07月09日14 版）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创伤和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耻史上的黑暗一页，也是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契机。

●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短暂的繁荣富足，却误导该国走上一条无止境的对外扩张之路，奏响了“大日本军事帝国”从萌芽、壮大到走向败亡的序曲。

●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加剧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利益冲突，扰乱了东亚的和平，并且最终威胁到世界的稳定。

甲午战争是晚清中国遭遇的一场大灾难，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之危害，至为重大而深远。1840年以来，中国虽然迭遭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猛烈冲击，被迫割让土地、赔偿战费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总的说来，欧美列强的主要政治、经济影响力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和沿边数省，尚未从根本上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甲午战争却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蓄谋挑起的，其入侵中国领土之深广，打击中国尊严之沉重，都是前者无法比拟的。在这场为时不到一年的战争中，日军不仅在朝鲜半岛上横冲直撞，而且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占据山东半岛东侧，对清政府腹心所在的京津，构成两翼包抄之势。中国 1

湘、淮精锐在日军咄咄进逼之下，几乎每战必溃，毫无还手之力。特别是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致使中国丧失了最引以为傲的军事支柱，自此门户洞开，长期任人宰割。与此相连的，是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到前所未有的野蛮践踏。抛开在两军对垒中英勇捐躯的爱国官兵不论，就在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之前，日本军舰就曾悍然违背国际惯例，突袭中方雇佣的英国运兵商轮“高升号”并射杀落水者，致使近千名中国官兵死于非命。1894年11月下旬，在日本侵华军事当局同意和批准下，日军更连续四天在旅顺虐杀清军战俘和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两万余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而类似这样的血腥杀戮，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侵华史上，还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端。

1895年4月17日，在军事与外交努力均告失败的绝望境地下，走投无路的清政府最终接受日本政府的敲诈勒索，签订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依照条约规定，日方不仅要求中国断绝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意图将朝鲜置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而且强迫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大约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总收入），给予日本与列强同等的特权地位，开放长江航运，增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等。其中，无论是割取中国领土的广阔富饶与地理位置的“冲要”，还是所开赔款数额的巨大、苛刻，都是令欧美列强都瞠乎其后的。至于在对华资本输出方面的种种规定，更是当时欧美列强中任何一国都未曾攫取的全新权利。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刺激列强纷纷步日本之后尘，通过对华大借款，攫夺铁路、矿务利权，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渗透；通过开办银行，投资办厂，不遗余力地打压和扼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紧随其后，还有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在华租界的扩张及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将本已孱弱不堪的中国，进一步推向四分五裂的境地。“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南学会叙》，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66页），正是在这种创痛巨深的惨重教训下，在这种山河破碎的严峻形势下，国人才真正意识到“救亡图存”的迫切性。寻求国家富强，赶追世界先进，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乃至今时今日，不懈追求的目标和努力奋斗的方向。

甲午战争对于日本而言，同样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是近代日本从“被压迫国”变为“压迫国”的转捩点，也是日本迈向军国主义的标志性事件。经由甲午一战，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不但迅速摆脱了列强的控制和压迫，而且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摇身一变成为东亚国际舞台上的要角。不仅如此，这场战争也为日本赢得意想不到的巨大财富。依照戚其章先生统计，来自中国的2亿两战争赔款，因归还辽东另行索取的3000万两赎辽费，加上威海日军驻守费150万两，及赔款之外从中国掠夺的舰船、军械、军需、金银货币等物，总计库平银3.4亿两，折合日金5.1亿元，相当于日本当时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这不仅极大充实了日本国库，协助其实现了从“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平稳过渡，也为其进一步扩充军备和加大对于本国工业的支持力度，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华办厂权的取得和对华商品倾销，有效改善了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困境，促成了日本纺织业、机器制造业、海上运输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空前繁荣。台湾岛、澎湖列岛的明抢，钓鱼岛列屿的暗夺，也为其赢得一块随时进窥中国东南沿海，乃至横扫东南亚诸国的军事平台。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确立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次全面实施。此战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日本当局的侵

略野心，也误导该国沿着军国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对中、朝两国人民以至亚洲各国人民一再犯下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

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原本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崇尚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的武士道传统，主张以武力扩张为立国之本。甲午战争爆发后，军国主义思想更在日本社会大行其道。最先尝到战争甜头的日本军政要员，如愿以偿地获得梦寐以求的财富和荣光，对于侵略战争更加乐此不疲。与此同时，广大日本民众在接受战争动员、阅读相关报道、参与捐献、慰问伤员、欢庆胜利的过程中，也一反过去对中国人抱有的敬畏心理，萌生了极端军国主义情绪。“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幸德秋水：《帝国主义》，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建立在对邻国仇恨和敌意基础上的所谓“爱国之情”，最终只能沦为战争狂人的牺牲品，致使越来越多的无辜民众，在“军国之民”的名义下，被源源不断地驱赶到异国的战场。至于广大人民的生活苦难，不仅没有因为对华战争的胜利而有所缓解，反而因当权者急欲报俄国干涉还辽之仇，再度饱尝“卧薪尝胆”之苦。精神上的堕落与物质上的压榨，险些给整个民族带来灭顶之灾。

甲午战争不仅改写了中、日、朝三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导致东亚国际秩序发生急遽而深远的变化，也给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稳定注入更多的变数。在19世纪末错综复杂的东亚国际格局中，欧美列强，尤其英、俄两国，原本有着巨大的主导权。它们的态度和立场，对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纠纷，是否必然以战争形式解决，乃至战争的规模、进程及其结果，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截至《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尽管清政府屡次向列强乞援，但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及彼此观望的心理，最终无一给予中国实际的援助。有的国家甚至还抱有袒护日本的错误观念和均沾侵华利益的侥幸心理。结果自甲午一役之后，日本凭借其地缘优势，越来越以东亚的主人自居，不仅变本加厉地侵略和压榨中、朝两国人民，而且为确立和巩固其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侵略霸权，不惜向列强一一开战。这也正印证了甲午战前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的预言：“日本将来的历史，无疑将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作为我们的对手，作战虽然是与清国，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转引自刘岳兵：《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1期）

继中国之后，首先成为日本打击对象的是俄国。由于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迅猛扩张，严重威胁到俄国在东亚的利益。《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俄国就带头发起“三国干涉还辽”，强迫日本将到手的利益拱手相让。然而此举不仅没有达到威慑日本的目的，反而刺激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加紧扩军备战，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及其他相关产业，推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战争化。1904—1905年，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为主战场，展开一场殊死拼杀。最终在英、美两国的财政和外交支持下，日本成功晋升东亚的霸主，自此在扩张道路上更加肆无忌惮。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接管后者在青岛和山东，乃至德属南洋诸岛的一切侵略权益。翌年，日本提出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1945年间，日本更将炮口对准长期支持、纵容其扩张行为的昔日盟友英、美等国，妄图与德、意法西斯共同瓜分世界。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整整半个世纪里，日本就这样一步步走到邻国乃至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对立面，成为人类灾难的最大制造者之一。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欧美列强与日本一样，对于甲午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以致此后构成东亚问题的种种祸患，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时今日，从战争苦难中脱身的中国人民和日本广大人民，以及亚洲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一样，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珍爱和平，也更加憧憬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指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甲午战争之后的世界历史，特别是日本军事帝国的陨灭，清楚表明，战争与仇恨不可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长久福祉，唯有和平共处才有可能赢得自身和人类的共同进步。同时，相关各国也要牢记当年血与火的惨痛教训，时刻警惕军国主义势力再度复活的潜在危险。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旋律的时代大势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妄图为军国主义招魂，重走侵略扩张老路的国家和民族，必将作茧自缚，成为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与长远影响 篇2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已有的研究结论, 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我从理论上选取以下变量作为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1. 我国的就业人口 (x1) 2.职工的平均工资 (x2) 3.经济增长率 (x3) 4.汇率 (x4) 5.进口额 (x5)

这五个变量中职工平均工资表示劳动成本;货币汇率表示我国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 由于货币汇率变动比较频繁, 本文以美元兑换人民币为基准, 取年末与年初的中间价格;GDP增长率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进口额则反映了我国市场的对外开放度。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自1996年开始, 截至2005年。具体数据如下表:

将以上数据导入eviews软件, 可以得到以下数据: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相关因素的数学关系式如下:

2 经济意义分析

2.1 就业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就业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反相关关系。就业人口每增加一个, 外商直接投资就减少0.04626美元。影响比较小。

2.2 劳动力成木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本文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就我国而言, 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 生产要素价格低廉, 特别是低劳动力成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成木逐年递增, 从1996年的6210元一直增加到2005年的18364元, 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劳动力成木还是很低, 但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周边国家如泰国、印度、印尼, 劳动力成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它们,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

2.3 货币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货币汇率是西方学者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优先考虑的因素。汇率政策反映了国家的货币政策, 也是该国宏观政策的具体体现。木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 虽然FDI与实际汇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货币汇率每变化一个单位将引起4.505257个单位的FDI的同方向变动, 但这种关系程度十分微弱, 与其它5个变量相比其影响作用也是最小。

2.4 经济增长速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GDP增长速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指标, 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反映出东道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开阔的市场前景, 从而大大提高了外商对投资的未来收益的良好预期。从实证结果来看, GDP的增长速度与FDI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GDP增长速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增加48.95944个单位的FDI的流人, 表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正是外商纷纷来华投资的有力保障。需要指出的是, FDI的流人与GDP的增长是相辅相承, 相互促进的。

2.5 开放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开放度是以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 表不我国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序。1996年到2005年的近10年内, 中国开放程度逐年提高, 从1995年11557.4亿元提高到2005年54273.7亿元, 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对外贸易交流日益活跃,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的贸易壁垒正逐步弱化, 投资环境逐渐改善, 更加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进人。实证结果表明开放度与FDI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开放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增加0.26702个单位的FDI的流人, 很好地与上述分析相印证。

3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思考

3.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和行业间也表现出巨大的不平衡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 落后的农业和服务业没有受到外资的青睐, 这种情况一方面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巩固了我国制造业的优势, 使“中国制造”誉满全球, 但也造成了我国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 二元经济结构更为严重, 另外由于资本的趋利性, 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动荡, 外资会马上退出, 加大了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

3.2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截至2005年底, 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为508941家、和5621.01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 中部和西部地区所占份额很少。其中, 东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82.43%和86.25%;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11.04%和9.16%;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6.53%和4.59%。

4 改善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的策略

4.1 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积极引导和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地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国家要在原有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基础上, 针对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与产业特点, 制定和进一步完善中西部的引资政策

4.2 积极引导外资投向, 进一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继续扩大外商投资领域, 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4.2.1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于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也是我国利用外资较早的领域之一。但是, 前一阶段农业利用外资主要以借款为主, 外商直接投资很少, 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同时, 由于重视不够, 农业领域的投资环境还不够理想。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利用外资, 特别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工作, 鼓励外商投资于农业新技术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引进好的优良品种和新的种植经营管理技术,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4.2.2 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资工作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 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 改善投资环境, 积极引进高新技术、先进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 以改进产品性能, 节约能源和原材料, 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

4.2.3 积极促进环保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

环境保护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要重点鼓励外商投资于资源综合利用以及防治环境污染的新技术和新设备。与此同时,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 加强资

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加强环境污染防治, 健全环境法制和环境标准, 加大执法力度, 开展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支持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开展环境警示教育, 增强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摘要：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 中国已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 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使我国经济的技术水平, 组织效率不断提高, 同时, 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它不仅决定了超过一半以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而且直接决定储备资产的增减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对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我国又将如何利用这些影响因素以进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将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计量模型

参考文献

[1]张建.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

[2]吴定玉.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4.

甲午战争的“前因”与“后果” 篇3

·1·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然而清王朝对这种根本性变化全然无知，甚至拒绝了解自己与之作战的敌国，拒绝了解外部世界。在鸦片战争中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的林则徐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20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處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20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的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 ，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1887年夏季，曾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完成了书稿《日本国志》。黄遵宪坦承，写书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然而，黄遵宪想尽种种办法，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在甲午战争前却无法出版，藏在深山无人识。只到1895年秋冬，“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日本国志》由广州民间书局刊印，顿时风行天下，洛阳纸贵，然为时已晚。

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启蒙者备受打击，与明治维新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

·2·

庞大的北洋水师曾是清王朝的骄傲，竟不敌后起的日本海军，直接与腐败有关。

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晚清政局腐朽透顶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可说已到朝不保夕的险境之中，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于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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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性喜享乐，曾几次想重修刚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终因花费实在太巨且在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及李鸿章等一批王公大臣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下不了了之。此后，“修个花园”始终是她的一个“情结”。到了1877年冬，在慈禧的几次打压下，奕訢已经失势，奕譞却日渐得宠。或许是为了弥补当年曾经反对重修圆明园之“过”，使自己在慈禧面前更得宠幸，奕譞就想以在昆明湖邊设机器局的名义为慈禧重建与圆明园一同被焚、原建于乾隆年间的清漪园，但为人所阻，未得实现。不过，奕譞此后却一直惦记着为太后“修园”邀宠。耿耿此心，将近十年。1886年，慈禧借口即将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而这时早已主持军国大计、受命总理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衙门事务的奕譞奉慈禧之命巡阅北洋海防时却心生一念，找到了为慈禧修园的最佳理由，赶忙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原来西汉时期，云南滇池有个昆明国，汉武帝为征伐昆明国，特在首都长安挖掘了一个大湖，名为昆明池以操练水军。而乾隆皇帝以为母亲祝寿、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据汉武帝挖昆明池的典故扩改为“昆明湖”，健锐营、外火器营曾在昆明湖进行水上操练。据此，奕譞在奏折中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经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当日即奉接“依议”的慈禧懿旨。这样，一年前刚刚成立的海军衙门就负责起恢复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名为“水操”，实为给太后修园，慈禧当然明白此意，所以才会当天即批同意。在昆明湖“水操”，皇上和皇太后自然要“幸临”，各种设施自然不能简陋，所以奕譞在另一份奏折中“顺理成章”地写道：“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因此“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经费自然从海军出。

1887年1月末，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学典礼竟“不避嫌”，与专门为慈禧太后过生日受贺而建的金碧辉煌、气势宏大排云殿上梁典礼同日举行；3月中旬，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不久水师学堂的内、外学堂先后峻工，还安装有电灯、锅炉房等“现代化”设备。给“老佛爷”造园当然是头等大事，如从外国购买、安装最新式的电灯等事多着李鸿章经办，而海军衙门当时还兼管铁路。李在1891年夏给海军衙门一封催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东铁路拨款信中，不能不首先详尽报告为颐和园买灯器情况，最后才简单提及修路经费问题。可见要款之不易。到1893年，户部为替“老佛爷”祝寿，还是要“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因每年筑路专款恰为200万两。李鸿章无奈，只得照办，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关东铁路只得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停建。

从1886年到1894年，颐和园一直修园未停，究竟动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准确数字已难考订，因为统治者其实也“做贼心虚”，惟恐为世为人所知，所以早就由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各项杂支用款不用造册报户部核销。准确数据，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根据相关史料研究推算，多数研究者认为花费在两三千万两白银之多。

总之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战前的6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门火炮，甚至正常的维修都难进行。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以后，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相反，这6年中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夫复何言！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其实，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已经判定。

慈禧等人当然知道如此修园会招世人强烈不满，因此在以光绪之名发布的上谕中专门强调：“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所谓“羡余”，是指赋外无名杂税；“司农”原是汉代主管钱粮的官名，清代因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此处指户部主管的“正款”。海军衙门当然更要强调并未动用购舰专款，而“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胪欢之地。先朝成宪具在，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未动正款”、“无伤国计”，“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恰恰“欲盖弥彰”，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

显然，只有以海军的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修园，才能巧妙地无修园之名而有修园之实。以慈禧的地位之尊尚需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遑论他人！所以中国“官家”确实深谙此种“正名”之道，许多工程都是巧立名目，在堂堂正正的名目下其实是为了一己之利或某一小集团的利益。

以“练海军”为名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再次证明了政府权力应受制约和财政公开的重要性。当权力不受制约、实行“秘密财政”时，掌权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财政。然而，掌权者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地“花钱”固然可以痛快一时，但最终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社会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慈禧执意为己“修园”一了夙愿，端的是心花怒放，但这却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甲午惨败，恰恰是清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一步。

恕我重复，政府“花钱”不受限制、制约，政府最终也会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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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都会反思、会变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无任何权力更无任何行政经验的读书人。

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 5月，康有为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 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12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进一步说，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改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然而此时却由一小群权力不大、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不仅不支持还表示反对，这种改革本来就胜算太小。戊戌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体制改革、自我完善，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然而它却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从这个意义来说，甲午战争如此昂贵的“学费”换来的却是如此“后果”。等待清王朝的，不能不是更加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