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精选9篇）

甲午中日战争 篇1

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和日本都极具影响, 意义深远。在这场战争中, 中国战败, 签订了《马关条约》, 这是自中英《南京条约》以来的最严重不平等条约, 中国割让台湾, 赔款白银两亿三千万两, 可谓是主权尽失, 创伤巨痛。战后,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这场战争中, 黄海海战是一场大规模的海上鏖兵, 也是中日两国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 对战争的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场海战中, 北洋舰队损失严重, 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 从而丧失了对黄海的制海权, 这也预示了北洋舰队最后的覆没。本文试就从黄海海战出发, 探究中国战败的原因。

一、中国方面

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 清政府开始实施近代化计划, 即洋务运动, 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就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成就。中国由1984年日本侵略台湾而引起第一次海防之议, 进而在“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的方针, 逐步将购置铁甲巨舰的设想予以实现, 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铁甲舰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发挥了主力舰的作用。经马尾之役, 福建海师几乎全军覆没, 这大大刺激了清朝的统治集团, 于是又形成了新一轮的海防之议。在清政府“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海防新目标下, 北洋海军得以在1888年正式成军, 它在甲午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正式成军, 一度使清朝统治者沉醉其间。奕譞认为海军“声势已壮”, 李鸿章也认为北洋海军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清政府在筹建北洋舰队的同时, 在南方其他各省也陆续筹建另几支舰队。晚清近代海军在它的鼎盛时期拥有大小军舰78艘、鱼雷艇24只, 总排水量80000余吨, 炮600余门, 鱼雷发射管近70具。总体上而言, 清朝的海军实力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 还是颇具实力的。

然而, 清政府的这些舰队分属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节制, 不相统属, 因而兵力上分散, 未能连成一气。虽然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 但该衙门的五大臣奕譞、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都另有要职, 无一人为海军衙门专官, 也就是无专人专门建设和研究海军, 海军衙门几乎等于空设。由于湘淮两军都想把他们控制的舰队当做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资本, 所以势同水火, 相互倾轧。1884年中法战争时, 福建舰队遭受灭顶之灾, 而北洋海军和南洋舰队却坐视福建舰队的全军覆没, 见死不救。在甲午中日战争中, 这场名义上的两国之战, 在海战方面, 成为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的相互较量。李鸿章在战后指出:“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全国之师, 自知不逮。”此言虽有推卸责任之嫌, 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观事实。

中国近代海军建成之后, 却没有建立近代的编制体系。甲午海战之前, 中国海军编制因循旧制, 舰长袭用湘军营官名称管带, 在官制上没有任何革新。北洋海军的舰队编组沿袭左翼、右翼、中军、后军的旧制, 而不是根据舰船本身的性能合理进行编组。此外, 管理混乱、后勤体制庞杂、保障措施不力等方面的因素也严重影响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更重要的是, 北洋海军在成军后就出现了建设停滞、走下坡路的现象。1891年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和南洋各国后, 曾向清廷建议:“中国海军规模粗具, 亟宜逐渐扩充。从前所购船舰, 经历多年, 已成旧式, 机器渐滞, 运用不灵, 比较外洋新式快船, 速率悬异, 且快炮未备, 难资战守, 一旦有事, 恐难支拄, 迫及时增购船炮, 以备防御。”但清廷“未允所请”。晚清海军建设已处于停滞状态, 加之山西、河南荒灾, 挪用海防费20万两, 其后慈禧寿庆, “三海工程”及修建颐和园, 先是挪借, 后又挪用海防经费数百万两。对此, 李鸿章曾感慨:“日本蕞尔小国, 犹能节省经费, 岁添巨舰, 中国自十四年 (1888年) 北洋海军。办以后, 迄今未添一船, 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 窃虑后难为继”。奕譞亦说:“钦工紧要, 需款益紧, 思维再三, 只有腾挪新捐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 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1]由于清廷没有进一步投入必要的财力物力, 以致海军建设后劲乏力, 逐渐衰弱, 在甲午战争前夕, 日本海军的实力逐渐超过了北洋海军。在这种情况下, 北洋海军败于甲午之役, 也就并非偶然了。

在海防方略的问题上, 李鸿章身居高位, 面对日本武力侵略台湾、吞并琉球所表现出来咄咄逼人的态势, 认识到了日本的野心, 一面认为“日本虽蕞尔弹丸, 近亦思学步西人, 凌侮中国, ……日本狡焉思逞, 更甚于西洋诸国, 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 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另一方面, 他又认为“日本地狭财匮, 近虽倔强东海之中, 其力量亦断不能多购真铁甲也”, 可见, 李鸿章对日本的威胁性认识不足。同时, 晚清的海防方略偏重于防口自守, 缺乏主动进取精神, 目标不够深远。李鸿章在1872年就说过:“我之造船, 本无驰骋域外之意, 不过一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在落后陈旧的海军战略思想指导下, 清末中国海军一直把防口自守作为海防方略的一个目标, 根本没有制海权的思想, 这就使得海军力量不能积极打击敌人, 海防斗争也就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日本方面

1868年, 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 即声称要“开万里之波涛, 布国威于四方”。日本政府制定了从1883年开始的8年造舰计划。决定每年投资330万日元, 计划建造大舰五只、中舰八只、小舰7只及鱼雷炮舰共32只。为解决建船资金问题, 日本政府向全国居民增加税收, 8年间共投资2600百万日元。[2]明治政府从1886年开始发行海军公债, 计划建造更加坚固巨大的军舰, 同时还修改了8年造舰计划, 又开始实行造舰的3年计划, 计划建造一等铁甲舰以下多种舰船54艘。[3]到了1874年, 日本有了一支不大的舰队就跃跃欲试, 悍然发兵入侵台湾。后因处境不利而不得不撤军回国。这次出兵的失败, 使明治政府深感舰船之不足, 因而更进一步抓紧海军建设。1888年, 西乡从道提出《第二期军备扩张计划》, 这是一个包括建造海防舰以下46艘的庞大5年造船计划。在明治政府的大陆作战准备活动, 一方面大力提高自造船舰的能力, 一方面从英、法两国购进新式大型军舰。由于舰船经费的大幅度增加, 睦仁还曾几次降谕节省宫廷开销, 每年拨内帑30万元作为造舰费, 并令文武官员也各献其薪俸的1/10为补充造舰之费。到甲午战争前夕, 日本海军已拥有大小舰船33艘, 总吨位达到了6.4万吨。

日本政府在加强军备的同时, 也注意到了官制制度方面的变革。1869年, 日本制定政府官制, 设教部、宫内、外务、民部、大藏、兵部、刑部七省。1872年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 废兵部省, 置陆军、海军两省, 日本扩充和加强军事机构, 表明了对军事的异常重视。1870年, 国内战争结束后, 效仿普鲁士筹建近代化新式军队;1871年, 由三藩的精锐士兵一万人建立起天皇近卫军, 根据“全国皆兵主义”, 颁布《征兵告谕》, 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1878年, 明治政府设定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是直接隶属天皇的军令机关, 内阁无权干涉参谋本部的用兵作战等军事活动。同时, 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军人敕谕》, 宣扬武士道精神, 从精神上对军队进行武装。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进行的军备武装活动在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国的。日本参谋部一设立, 就积极策划对中国进行侵犯。1879年, 参谋本部派遣陆军中佐桂太郎等将校十余名到中国调查军制、军备及地理情况, 为日后发动侵华战争作准备。1880年, 参谋本部第二局员小川又次又率领10余名中文研究生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 关于对清的作战计划在1887年就已经制定出来, 名为《讨伐清国之策略》。[4]日本当时最强的舰只扶桑、金刚、比叡的主炮都无法射穿定远、镇远的铁甲;日本为对付二舰, 日本政府以聘请一般外国专家高出20倍的厚薪礼聘白劳易为海军顾问, 专门建造了松岛、严岛、桥立三艘大舰, 即所谓“三景舰”。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 把建设和扩充海军力量的着力点重点放在添购速射炮和购置快速巡洋舰上, 力求在炮火和速度上对中国海军进行压制。1892年, 向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日本政府在建立和扩充海军的过程中, 也加强了对武器装备的重视:首先是购买世界各国最新式、最先进的武器, 其次是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竭力研发。与此同时, 日本对海军的附属设施的建设也没有落下, 特别注意造船厂的建设。日本政府在吴港、广岛、横须贺等地设立海军学校以培养海军人才, 并选派学员到英美各国学习。在东京设立的海军大学校, 规定“兵学校、水雷部、驾驶学校等毕业之学生可入大学校高等科学习, 学期为两年”。[5]此外, 颁布了《海军兵学校官制》, 其第一条规定:“海军兵学校为教育海军将校的学生之所”, 竭力培养海军军官。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 其他国家的政策也对日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英国处于遏制俄国的远东战略, 积极扶持日本, 在重新签订日英新条约时, 金伯利外交大臣在对青木公使祝辞说:“这个条约的性质, 对于日本来说, 比打败清国的大军更为有利”, 强调指出修改条约的成功, 加强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知晓并不存在英清密约, 因而打消了对“欧洲大国干涉”日清战争的顾虑。

三、结果

黄海海战是一场“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 也是关系到甲午战争全局的关键性战斗, 决定了战争的走势。黄海海战虽然是在日本舰队的优势下进行的, 但北洋舰队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就整体而言, 北洋舰队作战是英勇的, 也给日本舰队以重创。日本舰队虽一艘船也没有损失, 但旗舰“松岛号”被“定远号”的重炮所伤, 遭受了130人的伤亡, 这个数字, 相当于定远的32%;另外, “比叡号”“赤城号”也遭受了重大损失。黄海海战的结果, 使北洋舰队大约损失了30%, 其余舰只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从而失去了再次伺机决战的战斗意志, 日本完全控制了黄海的制海权。在这场海战中, 清朝当局不是用舰队去获得制海权, 它主要的任务是护送陆军的运输船,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舰队的活动区域, 不得不在靠近沿岸的不利区域布置阵地。其次, 舰队在速射炮匮乏的情况下被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压倒;另外, 北洋海军因为装备不良, 行速缓慢, 弹药储备不足, 在海战时苦于弹药的缺乏。总而言之, 新式而占优势的日本舰队打败了旧式而占劣势的北洋舰队。

日本就以中国为垫脚石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 军部立即提出了庞大的扩充军备的计划, 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清朝战败暴露了它的虚弱性, 虽然借助列强的势力阻止了日本对于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 但把过去只限于染指中国边境的列强进一步引向了本土, 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越陷越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应该牢记这一国耻, 从甲午战争中汲取这样一个教训:落后就要挨打;只有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中华民族才能避免重蹈挨打的覆辙。

摘要：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 甲午之后,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日本则乘势而上, 跻身强国之列。按说, 在光绪亲政前的30年中, 中国也经历了与世界同步的上升之路, 史称“同治中兴”;洋务运动也推行了近三十年, 所建成的北洋海军一度领先于亚洲。但为何在甲午之战中, 中国会惨败, 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本文试就黄海海战——这场对战争局势有重大影响的海战, 从军事方面做出对比, 探析中国战败的原因。

关键词：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北洋海军,败因

参考文献

[1]张侠等编著.清末海军史料 (下册) [M].海洋出版社, 1982:685.

[2][3]孙克复, 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42.

[4]藤村道生.日清战争[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46.

[5]孙克复, 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45.

甲午中日战争 篇2

甲午中日战争教案

中国历史

八年级

上册

第一单元

第四课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甲午中日战争的起因和经过，知道黄海大战和邓世昌的事迹，掌握《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2、能力目标：通过让学生复述邓世昌的英雄事迹，从而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引导学生分析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和《马关条约》的影响，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认识到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要实施对外扩张政策而一手挑起的。邓世昌等民族英雄不畏强暴、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是中国一次次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瓜分狂潮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1、重点：黄海大战、《马关条约》签订的情况和内容。

2、难点：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马关条约》的影响。

（三）课堂教学设计

师：同学们，我们来看课本导入框的内容：“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这副沉痛的挽联，是光绪皇帝为哀悼民族英雄邓世昌而撰写的。邓世昌是在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清朝将领。他指挥的致远舰中弹沉没后，邓世昌坠身入海。随从递给他救生圈，他坚决不接，决心与战舰共存亡。他的爱犬飞速游来，衔住他的衣服，使他无法下沉。邓世昌几次用力把爱犬赶走，但它死死衔住不放。邓世昌狠了狠心，用手将爱犬按入水中。不一会，他们就一起沉入碧波„„。同学们，这是甲午中日海战中最震撼人心、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它将永远刻在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心里，激励着他们去为祖国的强盛而努力不息。那么，甲午中日战争是如何打起来的？它的过程和影响怎样？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具体内容。请同学们速读第一目“黄海大战”，想一想为什么称这次战争为“甲午中日战争”。（学生阅读课文……）

师：黄海大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一场海战，在大战中邓世昌以身殉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大战的经过，然后请一位同学来说一下为什么称这次战争为“甲午中日战争”？

生：1894年，日本为实现征服朝鲜、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梦想，出兵占领朝鲜国都汉城，接着又发动侵华战争。这一年是旧历甲午年，因此，这次战争叫做“甲午中日战争”。师：回答得很好，（播放邓世昌与黄海大战的相关图片），同学们，1894年9月，中国北洋舰队执行护航任务，返航途中，在黄海大东沟，遭日本舰队袭击，战争中，丁汝昌身负重任伤，坚持指挥，邓世昌大义凛然，以身殉国，日军损失惨重，我军代价沉重。现在就请一位同学来说说我们应该学习邓世昌的什么精神。生：我们应该学习邓世昌不畏强暴，英勇就义，以身殉国的民族精神。师：回答得很好，邓世昌英勇无畏、慷慨就义、舍身救国、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同学们，知道吗，其实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除了黄海大战外，还有辽东战役、威海卫之战等一些战役，但由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方针和指挥不力，这些战役都以失败而告终。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战争结束。师：（过渡）好了，同学们，通过第一目《黄海大战》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甲午中日战争是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下面请同学们看一下上面的图片，然后带着下面的几个问题来默读第二目《马关条约》的内容：

1、《马关条约》的签订代表是谁，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2、《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课文，熟悉《马关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师：黄海大战以后，清政府一味向敌人妥协，致使日军肆意横行，无所顾忌。日本海陆两军进攻辽东，很快就侵占了辽东半岛，接着又夹攻山东威海卫。威海卫是北洋舰队的基地，结果，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京师震动，慈禧太后急忙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并且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现在请一位同学来回答:《马关条约》的签订代表是谁，其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生：《马关条约》的签订代表是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增辟通商口岸等。

师：回答得很正确，好了，同学们，通过学习我们已经知道《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增辟通商口岸（宁波、苏州、杭州、重庆）等。那么《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请在下面同学们自由讨论一下，待会请几位同学来回答。（学生开始自由讨论……）

师：好，时间到，现在请一位同学来回答老师刚刚提出的问题。生：《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师：不错，回答得很好，同学们，回顾一下我们以前所学习过的知识，大家都知道《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下面请大家看上面的表格比较一下《南京条约》与《马关条约》的内容，然后分小组讨论：谈谈《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学生开始讨论……）

师：好，现在请你们给一个代表把你们的讨论结果说出来……请举手…… 生：《马关条约》割地相对多；赔款数额大；开发的通商口岸深入长江上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便于日本对中国进行直接的经济侵略；不管从哪一条内容上看，它的危害性都超出了《南京条约》。所以《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师：回答得很好，还有谁有不同的意见，请举手回答？（同学们踊跃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

师：很好，《马关条约》割地相对多；赔款数额大；开发的通商口岸深入长江上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便于日本对中国进行直接的经济侵略；不管从哪一条内容上看，它的危害性都超出了《南京条约》。所以《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放出答案幻灯片……）

师：现在，请同学们归纳一下在《马关条约》这一目里，我们主要学习了几个问题？

（学生归纳……）

生：我们学习了三个问题：一是《马关条约》的历史背景，二是《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三是《马关条约》的危害和影响。师：同学们，到现在为止，“甲午中日战争”这一课我们就学完了，在这一课里我们重点讲了两个问题：一是黄海大战，二是《马关条约》。黄海大战是甲午中日战争中一场有代表性的战役。双方的实力，反映出的问题都是双方各自情况的一个缩影。《马关条约》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决定因素就在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同学们下去后，还是要通过《马关条约》的内容来领会“《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这句话的含义。

［布置作业］

1、连线 ①1842年

①《南京条约》

①割辽东半岛、台湾等 ②1860年

②《马关条约》

②割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

③1895年

③《北京条约》

③割让香港岛

2.“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致远鼓棹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与此诗相关的历史事件是()

A.马尾海战

B.丰岛海战

C.黄海海战

D.威海卫战役

3．“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下列内容与梁启超所述事实在同一条约的是（）

A．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B．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

C．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

D．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4.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史上，日本强迫清政府割占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不平等条约是（）

A.《南京条约》 B.C.《马关条约》

《北京条约》 《辛丑条约》

甲午战争后的中日两国命运 篇3

甲午战争中，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小国日本，打败了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引起全世界的震动。日本原来也是封建国家，也受过外国侵略，经过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不到30年时间，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而中国虽然当时也进行洋务运动，学习制造新式枪炮、军舰，引进工厂、铁路、采矿等先进科学技术，但由于清朝政府政治上腐败，思想上顽固保守，洋务运动成效不大，束缚生产力的各种体制、规章并没有大的改变，前进的步子落后于日本。就拿海军来说，洋务运动中，中国也建立新式海军（如北洋水师），开办造船厂（如上海造船厂、马尾船厂），建设军港（如旅顺、威海、马尾军港），也曾投入了较大的财力物力，并且这支海军在当时世界上也相当先进。但北洋船队建成以后，就认为万事大吉、太平无事，停止了海军建设，对正在崛起的日本缺乏警惕，致使甲午战争爆发以前几年内，中国没有购买一艘战舰，没有更新大炮和设备。而甲午战争爆发前几年内，日本处心积虑要打败中国，节衣缩食购买大批新军舰，设立国防公债、军事捐款，军费开支占全部预算30%多，有时高达40%多，全国上下动员，要超过中国，打败中国。至甲午战前，日本海军的军舰虽没有中国那样大，但很多新下水的军舰，舰艇速度以及速射炮方面胜过中国，这是造成中国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政治上的腐败，没有那种只争朝夕、努力前进的紧迫感，没有那种增强海防的现代意识，就必然在世界范围竞争中成为落伍者、失败者，成为被侵略被蹂躏的对象。

甲午战争从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到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共9个月。日本蓄意挑起战争，战火首先在朝鲜燃起。中国方面被迫应战，没有准备，清朝当权派没有抵抗到底的决心，寄希望于外国调解，缺乏对整个战局的部署，缺乏坚强正确的战略指挥，因此，尽管广大士兵将领在海战、陆战中进行了英勇战斗，但不能挽回失败局面。结果中国陆军失败，从朝鲜退到辽东，又丢失了辽东半岛，中国海军最后则在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全军覆没，清政府走投无路，只好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去求和，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十分巨大，割地赔款，主权丧失。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外加赎辽费3000万两。清政府拿不出赔款，只好向外国借钱，用国家主权作抵押，从此债台高筑，元气大伤，民穷财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甲午战争日本得胜，中国失败，改变了远东地区国际力量的对比，打破了力量均势，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到中国抢夺权利，划分势力范围。德占胶州湾，以山东为势力范围;俄占旅顺，以东北为势力范围;英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又租借威海，扩大香港占领;法国租借广州湾，以西南为势力范围;日本以福建作为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几年中形成的这种瓜分中国的形势，使中国陷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

中国有句老话，“物极必反”。甲午战争对中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激起了爱国主义的觉醒。爱国主义是对祖国对民族对乡土的强烈感情，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中国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国家，当祖国危急、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中爱国主义得到高度发扬。甲午战争中，海陆军将领士兵英勇战斗，如海军中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陆军中左宝贵等爱国将领，为抵抗日本侵略而献身，他们的战斗事迹真可说惊天地而泣鬼神，激发了全国人民英勇的爱国精神。今天，我们看甲午风云、北洋水师，仍旧感到振奋鼓舞，深受教育。马关谈判时，全国各阶层反对妥协投降，坚决主张抵抗，掀起反投降高潮，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康有为和一千几百举人举行有名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接着就展开了戊戌变法运动。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占领，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抵抗。孙中山也深感到清政府腐败，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国，在1894甲午这一年组织了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以后经过10次武装起义，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因此甲午战争以后，爱国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爱国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爱国运动。人们在思索着，如何使中国生存，如何振兴祖国、振兴民族。甲午以来的历史证明，爱国主义是全国全民族的伟大精神支柱，正是爱国主义的高涨，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前进，出现了大批可歌可泣英勇献身的爱国革命志士，使帝国主义不可能灭亡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教训都很深刻。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是失败的一方，受害的一方。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受害？因为在清政府统治下，中国发展停滞，前进步伐很缓慢，落在了后面。落后就要挨打，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使中国近代化进程受到挫折，元气大伤，国力更衰弱，更加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所以还要受第二次、第三次打击。此后，八国联军，还有日本强迫签订“二十一条”以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可以说，20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就是一段不断被侵略受凌辱的历史，特别是受日本的侵略。甲午战争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不能落后，必须奋发图强，埋头苦干，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虽是战胜国，虽然顺利地走上了资本主义，但日本统治者一开始就侵略朝鲜、中国，穷兵黩武，对外扩张，选择了一条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甲午战争以后更是志得意满，狂妄自大，竭力扩军备战。1904年为了抢夺东北利益，日本又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日俄战争，打败了俄国，称霸远东。以后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31年侵占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迷信武力，自我膨胀，多行不义，最后在1945年遭到了彻底失败，经济崩溃，社会瓦解。从战争结局来说，日本人民也受尽了苦难，战争并没有给日本人民带来幸福。

（选自《繁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删节。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清史专家）

甲午战争中日国际法运用之比较 篇4

19世纪后期, 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 国际关系中的压迫、剥削和侵略非常严重。因此, 随着国际关系发展, 国际法领域出现了诸多适应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侵略掠夺的反动的规则, 并被频繁使用于国家之间外交、战争和条约签订当中。如所谓的保护关系、势力范围、合法干涉、领事裁判权、租借地以及不平等条约制度等等, 严重破坏了国际法和平与正义的主旨。纵观甲午战争,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工具, 也是西方国家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重要手段, 对当时中国有益的作用是极少的。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式的“文明对野蛮之战合法”, “不平等条约亦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原则, 让中国饱受侵略战争和不平等特权的奴役。

二、中日国际法的引入及基本认知

最早与近代国际法有接触是在17世纪中期, 在1662年—1690年清朝和荷兰的交往中都曾提到和运用“万国法”, 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 近代国际法原则和规则起到明显作用。在鸦片战争前夕, 林则徐为了应付“夷邦”, 曾命令将瑞士国际法学家瓦特尔 (Emeric de Vattel) 《万国法》的一些片段译成中文, 以供使用, 主要内容是战争、敌对措施, 如封锁、禁运等部分章节, 题目为《各国律例》 (Law of Nations) 。后来, 赫德 (Robert Hart) 将美国外交官惠顿 (H.Wheaton) 的《国际法原理》中关于使节权利的内容译出, 供总理衙门参考。真正将近代国际法正式、系统介绍到中国, 被称为“中国近代国际法翻译第一人”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64年, 他将惠顿的全书译成中文, 取名为《万国公法》, 这部书的出版使当时的清朝全面接触到国际法, 并试图加以运用, 虽然态度是半信半疑, 认为国际法整个说来是与中国体制不合的, 但中国政府开始有了“国际法”的概念。其后, 丁韪良在其学生和同事的帮助下又翻译了几部国际法著作, 还在同文馆讲授国际法, 这对清政府了解国际法规则是大有好处的。当时总理衙门“检阅其书, 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 其于启衅之间, 彼此控制钳束, 尤各有法。”国际公法就此成为总理衙门在与西方各国交涉过程中经常运用的援引依据。

《万国公法》传到日本后, 立刻引起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视, 形成一股国际法热潮, “锁国独栖之我国人民, 始知与各国交通也有法规、故识者争识此书。”不仅《万国公法》被反复翻印, 仅在明治期间的全译本和节译本就有数十种之多, 在日本政界无人不谈、不学国际法, 此书更被列为小学课程和参考书书目。日本既学习到国际法的精髓, 也学习到近代国际法维护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侵略掠夺诸多反动规则。德国Moltke元帅说, “万国公法者, 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 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这种“国际法在强国面前是弱法, 在弱国面前是强法”的工具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日本。直至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当政者既游刃有余巧妙运用国际法, 也恃强凌弱公然践踏国际法。

三、中日国际法运用之比较

运用国际法, 首先要有一个总体的思想定位, 即国际法观念。思想定位是国际法运用的基础, 它直接决定了一国运用国际法的手段、路径和实践评价。

甲午战争中和甲午战争之后, 国际舆论都认为日本是走向近代化的文明国家之一, 并是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法规则的典范, 包括日本国内也认为日本在战争期间是遵守国际法的。日本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在《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中说, “尽管中国不遵守国际法, 而日本出于对人类的义务单方遵守了国际法。”直至今天, 仍然有很多学者有同样的观点。但其实, 日本在战争中将国际法作为其支配的手段, 大肆渲染对其有利处, 闭口不谈对其规制处。将国际法工具化、手段化, 使其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避风港和护身符, 利用到极致。

而中国则失败在僵化的固守国际法, 忽略国际关系的两大利器法律和实力必须兼而有之。仅靠法律, 忽视实力, 会沦为帝国主义列强脚下的“两团烂泥”, 被“来回蹴踏”;而仅提升实力, 不会运作法律, 又容易授人以柄, 丧失先机。尽管欧洲国际法传入中国, 但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的禁锢下, 国力始终处于下坡路上, “势绌”问题不解决, 在处理国际关系中, 每每以教条运用公法求保全, 也是天真且愚蠢的。

因此, 中日甲午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和一个走向近代化的国家, 生涩的使用着欧洲大陆的国际法律规则, 凭借双方的国家实力进行的一场角逐较量, 在这场较量中, 一方利用国际公法为自己的侵略活动寻求着“正义”和“公理”的依据, 掩饰其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的本质;另一方则将国际公法作为在世界各国间赖以苟全之术, 而忽视了国家富强和军事实力才是国际公法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理与势需相辅相成, 实现理势兼长。仅长于理而绌于势, 或者仅强于势而亏于理, 在战争或者国际关系处理中, 都是要吃亏的。这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中两国在国际法运用方面, 给当代带来的最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M].人民出版社, 2001.

甲午中日战争教案 篇5

第4课甲午中日战争初中历史人教课标版

1教学目标

知识与潜力

1、掌握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剖析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目的和实质

2、掌握日本侵略中国的经过和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史实，理解中国近代史既是西方列强不断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侵略的历史。

3、掌握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的主要资料。剖析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性，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是逐渐构成的。

过程与方法

1、透过历史图片和历史文字、影象视频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探索日本列强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原因和目的。

2、探讨战争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探讨近代中国的出路问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透过学习，深切理解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道理，构成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构成社会职责感，树立为国家富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透过探究过程，培养学生从多层次、多角度深入分析历史原因的思维方法;培养学生建立历史时序关系与因果关系结构的潜力。

2学情分析

本课为新课，学生初二，具有了必须的信息提取潜力与逻辑思维潜力。多角度探究问题及建立事件关联潜力较欠缺。

3重点难点4教学过程4.1第一学时教学活动活动1【导入】甲午中日战争

一、学生知识与潜力准备：必须的信息提取潜力、调动与运用知识的潜力、逻辑思维潜力。

二、资源准备：

阅读材料：五段文字阅读材料;两个数据表格材料;四段视频材料;适量图片材料

操作器材：多媒体PPT

三、教学步骤

(一)导入情境

在中国的东边，有一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国家，他就是日本。但是当我们提到日本的时候，很多人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四个字：“日本鬼子”。那么，这么多中国人之所以这么恨日本，其原因就是在近代历史上，日本以前两次大规模侵略过中国，那么这天我们就来了解第一场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

(二)探究1：战争为什么发生

1、探究问题：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2、探究目标：培养学生探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分析历史现象原因的潜力

3、探究方式与方法：合作探究;观察法、整理分析信息法、讨论法

4、探究活动组织流程：

展示文字、图片、视频材料(具体材料见PPT)

归纳总结战争发生的原因

5、探究结论：战争爆发生的原因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

清政府腐败、备战松懈。

(三)：探究2

1、探究问题：甲午战争的行进过程

2、探究目标：培养学生归纳历史信息、整理历史大事脉络的潜力

3、探究方式与方法：合作探究;观察法、整理分析信息法、知识再现法

4、探究活动组织流程：

展示三组甲午战争时双方实力比较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就应是中国胜。但实际上战争是如何发展的呢?

呈现第二组的讨论结果。归纳战争的经过：

丰岛海战——日本不宣而战

黄海海战——海战失利

辽东战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

威海卫战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我们班肯定有的同学课外知识十分丰富，我想请他来分享在一下这场战争过程中，你所明白的中国军队的英勇事迹。

5、探究结论：中国在极其有利的状况战争失败。同时为探究4埋下伏笔。

(四)探究3

1、探究问题：战争带来了什么呢

2、探究目标：培养学生提取有效信息、探究历史现象影响的潜力

3、探究方式与方法：合作探究;整理分析信息法、逻辑思维法

4、探究活动组织流程：

呈现第三组的讨论结果。归纳战争的对中国的危害

5、探究结论：

《马关条约》资料：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设厂

危害：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五)探究4

1、探究问题：时人的有解与我们的困惑：因何而败?

2、探究目标：培养学生多角度探究历史现象原因、寻找近代中国历史出路的潜力

3、探究方式与方法：合作探究;讨论法、逻辑思维法

4、探究活动组织流程：

展示五段材料，比较中日之间在统治者、军队、民众各方面的不同，探究：这一切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学生分组讨论并推举代表整合本组意见。

5、探究结论

结论一：是制度造成的——你可能会追随康有为、孙中山进行制度变革

结论二：文化造成的(民族劣根性)——你可能会追随鲁迅、陈独秀进行文化启蒙

结论三：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你可能追随张謇进行实业救国

…………

第4课甲午中日战争

课时设计课堂实录

第4课甲午中日战争

1第一学时教学活动活动1【导入】甲午中日战争

一、学生知识与潜力准备：必须的信息提取潜力、调动与运用知识的潜力、逻辑思维潜力。

二、资源准备：

阅读材料：五段文字阅读材料;两个数据表格材料;四段视频材料;适量图片材料

操作器材：多媒体PPT

三、教学步骤

(一)导入情境

在中国的东边，有一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国家，他就是日本。但是当我们提到日本的时候，很多人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四个字：“日本鬼子”。那么，这么多中国人之所以这么恨日本，其原因就是在近代历史上，日本以前两次大规模侵略过中国，那么这天我们就来了解第一场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

(二)探究1：战争为什么发生

1、探究问题：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2、探究目标：培养学生探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分析历史现象原因的潜力

3、探究方式与方法：合作探究;观察法、整理分析信息法、讨论法

4、探究活动组织流程：

展示文字、图片、视频材料(具体材料见PPT)

归纳总结战争发生的原因

5、探究结论：战争爆发生的原因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

清政府腐败、备战松懈。

(三)：探究2

1、探究问题：甲午战争的行进过程

2、探究目标：培养学生归纳历史信息、整理历史大事脉络的潜力

3、探究方式与方法：合作探究;观察法、整理分析信息法、知识再现法

4、探究活动组织流程：

展示三组甲午战争时双方实力比较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就应是中国胜。但实际上战争是如何发展的呢?

呈现第二组的讨论结果。归纳战争的经过：

丰岛海战——日本不宣而战

黄海海战——海战失利

辽东战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

威海卫战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我们班肯定有的同学课外知识十分丰富，我想请他来分享在一下这场战争过程中，你所明白的中国军队的英勇事迹。

5、探究结论：中国在极其有利的状况战争失败。同时为探究4埋下伏笔。

(四)探究3

1、探究问题：战争带来了什么呢

2、探究目标：培养学生提取有效信息、探究历史现象影响的潜力

3、探究方式与方法：合作探究;整理分析信息法、逻辑思维法

4、探究活动组织流程：

呈现第三组的讨论结果。归纳战争的对中国的危害

5、探究结论：

《马关条约》资料：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设厂

危害：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五)探究4

1、探究问题：时人的有解与我们的困惑：因何而败?

2、探究目标：培养学生多角度探究历史现象原因、寻找近代中国历史出路的潜力

3、探究方式与方法：合作探究;讨论法、逻辑思维法

4、探究活动组织流程：

展示五段材料，比较中日之间在统治者、军队、民众各方面的不同，探究：这一切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学生分组讨论并推举代表整合本组意见。

5、探究结论

结论一：是制度造成的——你可能会追随康有为、孙中山进行制度变革

结论二：文化造成的(民族劣根性)——你可能会追随鲁迅、陈独秀进行文化启蒙

结论三：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你可能追随张謇进行实业救国

甲午年话中日关系 篇6

“习主席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然而，从2012年9月日方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以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之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结果显然是“双输”；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不仅官方来往大减，民间交流也受到很大影响，可以说两国现在是“只为邻却不做伴”；在全球问题层面，习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以高度负责态度应对气候变化”，但随着中日岛争的激化，两国间的这片海域如今看起来更像是冲突、敌意之海，福岛核泄漏又让这片海域的污染问题雪上加霜。这些都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为了尽早将“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日关系变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愿意看到”的、有利于亚洲乃至于世界和平发展的中日关系，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大战略高度处理中日“岛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作为有远大抱负和志向的“君子”，近年来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的屡屡挑衅一再表现出以“战术上的克制”，不乱“战略上的大谋”的高度智慧和勇气。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和冒险行径，实质上是通过“替”美国把守第一、第二岛链，阻止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借以展示日本充当维护美国太平洋霸权的“马前卒”的“积极表现”，邀功求赏，并企图制造事端，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日本有学者早在2012年就著书揭露石原慎太郎妄图挑起中美战争使大日本帝国“浴火重生”的图谋。（岡田充『尖閣諸島問題——領土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魔力』，苍苍社2012年11月）因此，我们决不能低估日本极右翼和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及“军产复合体”（艾森豪威尔语）的险恶用心和战争冲动，要处理好“战略博弈”与“战术博弈”，“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辩证关系，尽力排除干扰，努力实现“大谋”（即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

应该说，对方最害怕的就是我们不上他们圈套的“镇定自若”。与此同时，我们对因缺乏自知之明而变得不自量力的日本也要进行规劝和警告：作为能源自给率只有4%、谷物自给率只有27%的“高度对外依赖国家”，无论走哪一条海上运输线（被日本人称为“生命线”），其最后一海里必然是在日本的周边海域，日本难道不怕“周边有事”导致“油断”“粮断”吗？

第二，从“以民促官”到“以学促官”，推动中日关系“再次正常化”。在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政府糟蹋得“遍体鳞伤”时，我们要努力推动对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工程”。众所周知，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以民促官”曾对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仍需发挥“以民促官”的作用，而目前最需要的是“以学促官”：集聚中日两国有志于推动“互利双赢”关系的学者的智慧和勇气，对两国决策部门发挥更直接的咨询作用，当前首先需要研讨中日管控危机和恢复信任关系的有效措施和途径。

在此，应强调这样的学者必须“有志于推动中日互利共赢关系，而且對双方的政府和民间有影响力”。据笔者了解，在日本的学者或退休官员，应该说是大有人在，这是中日复交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友好人才”资源。具体来说，鉴于中日关系是一个包括多方面问题的“大系统工程”，因此建议设立有多学科背景的两国研究者组成专家小组（或可吸收韩国、美国等第三国专家加入），研究讨论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预案”，供两国决策层参考。

安倍等日本右翼领导人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在历史问题上倒退、在领土问题上与周边邻国“死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显示“不向中、韩等邻国屈服”的强硬姿态，以便在日本国内博得保守人群的喝彩，迎合部分民众在国运式微的背景下期待出现“政治强人”的迫切心理。这恰恰提醒人们，尽管我们严厉谴责安倍等右翼领导人，但真正能够打痛他们的是日本人民。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日本政治家的最大资本在于赢得民众支持，最大软肋则在于失去民众支持。因此，如何争取更多日本人理解中韩等国为什么愤怒和抗议，美国为什么对安倍拜鬼一再感到“失望”；争取更多日本人理解安倍等人的军事大国化路线对日本有多么危险，识破他们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的真面目（将最适合日本的和平发展路线改变为最不适合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路线）；积极支持日本国内持理性观点的政界人物、专家学者、媒体人士，为真正的国家利益而同“战斗的政治家”安倍之流进行战斗。这才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安倍最害怕的。

第三，世界各国紧急动员起来遏制全球变暖已经“刻不容缓”，应该立即应对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付诸行动，而不是忙于“相互挑战”。

大力保护人类共同家园，为子孙后代保全一个健康生存的环境，已成为当今人类道义的制高点。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大力推动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和中国的雾霾、日本的核泄漏等地区性环境问题的务实合作，在面对人类与惩罚性、破坏性的自然力这个更大矛盾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矛盾难道不应该服从于解决更大矛盾的需要吗？

第四，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和民众情感的“回暖”。经贸关系是中日“双输”的重灾区。尽管中日两国政府基本上都没有对对方采取什么“经济制裁”措施，但在事实上采取了“听任”中日经贸关系倒退的态度，这不仅给两国的经贸活动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使“中国利用从日本进口高技术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制造最终产品，再出口到第三国”的全球产业链发生一定程度的断裂，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听任中日在经济上的“双输”波及世界经济增长。

从两国关系的角度看，缺乏相互了解和交往，是两国民众感情越来越冷的重要原因。日本方面，民众对中国的感情越冷，误解越深，正符合那些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愿看到”对华关系好起来的政治家的需要，从而导致这部分政治家反而会获得民众青睐，导致对华关系被日本右翼政治家所左右。所以，促进两国民众的交往正是促使中日关系走出死胡同的需要。

第五，地方交流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发挥中日之间已经结成200多对友好城市的优势，推动两国间基于实际需要的地方交流。比如，北京与东京开展治理雾霾环保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东京都将举办奥运会和石原慎太郎不再担任东京都知事这两件事，也可望成为进一步推动北京与东京加强合作的有利条件。最近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也为上海与日本多个城市开展地方交流提供了契机。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用战争手段第一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致使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落伍、落后乃至挨打受辱；后来日本侵华第二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八年抗战时的中国，打破日本右翼用战争手段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图谋，改变“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日关系的现状，使之早日正常化，是我们必须也能够做到的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

国民意识与甲午战争 篇7

一、国民与海军建设

清朝统治集团历来重陆防轻海防, 对海防事业不太关心, 只是由于屡遭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 才逐渐对海防重视起来, 即便如此,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无论光绪还是慈禧都不曾真正检阅过海军。与之相比, 日本对海防建设极其重视, 明治天皇检阅海军可谓却司空见惯。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刚刚掌权时, 就在大阪检阅了海军———地方藩上交的六艘老式军舰, 并颁布了“以海洋立国威”的训令。

1886年“长崎血案”发生后, “一定要打沉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军人的一句流行语, 甚至连小学儿童游戏, 也是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为了击败北洋舰队, 日本进行全国总动员, 号召民众捐款捐物以加快海军建设的步伐, 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间更是进入高峰期。“80年代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 90年代攀升到30%以上, 1892年更是高达惊人的41%。”[1]1887年, 天皇宣称“立国之务在海防, 一日不可缓, ”[2]坚决扩建海军。面对国家财政无力承担庞大的军费预算这一难题, 明治天皇率先从自己的经费 (每年不足300万日元) 中拿出30万日元 (相当于20万两白银) 作为海军军费, 支援国家海防建设。这笔钱从数量上看并不多, 但却体现了天皇对海军的关爱, 无疑会对海军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果然, 天皇的举动感动了日本民众和富豪, 他们争相为海防事业捐款, “海防献金运动”就此展开, 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圆, 全部用于扩充海军军备。“明治二十年 (1887) 至明治二十五年 (1892) , 全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 除2门大炮从外国购入外, 其余全部是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3]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间, 日本除了利用本国的造船厂制造火炮, 改造旧有舰船以提高航速, 建造数艘主力舰外, 还从英、法等国购买最新研制的战舰和速射炮, 从而形成了对对北洋舰队的绝对优势。日本举全国之力进行战争, 作为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 民众却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虽然各不相同, 但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 他们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战争。

在日本举全国之力大力发展海军, 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清政府不但不奋起直追, 加大海军投入, 反而以国家财政紧张为由, 削减海军军费预算, 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 此后除了国产巡洋舰“平远号”外, 北洋舰队再未添一舰。1891年, 慈禧太后转发户部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 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4]李鸿章对此深为不满, 但除了私下抱怨外, 也无可奈何。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 这年也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辰。为了把自己的六十寿辰操办的风光体面, 在全国营造一种君臣同乐的喜庆节日气氛, 慈禧太后内心并不想对日作战, 而是主张对日和解。日本人正是看到了慈禧的这一点, 才选择在这年发动侵华战争。慈禧太后有句名言:“今日令吾不欢者, 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5]慈禧先是命人修缮三海 (即北海、中海、南海) , 接着修颐和园, 仅此两项就耗费白银大约1600万两, 其中挪用海军经费1187万两。再接着是紫禁城到颐和园沿路的景棚搭设, 耗银240万两。一方面穷奢极侈地挥霍, 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一方面海防经费捉襟见肘, 连李鸿章提出的为北洋海军购置速射炮的61万两白银都无法拿出。

二、国民与“国家”观念

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 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为了巩固统治, 清廷大量引进西方近代武器装备, 但却严禁士兵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 他们担心外来的维新思想会对军队产生不利的影响。长期以来, 清军没有特定的建军思想, 没有为国而战, 保卫国家民众的概念。清朝实行佣兵制度, 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 常因军饷和给养问题引发骚乱, 甚至酿成军变。士兵与国家的关系式一种契约关系:皇帝供给士兵军饷, 士兵替皇帝打仗。

1886年, 北洋海军到日本长崎访问, 官兵上岸因嫖妓与日方发生冲突, 事后李鸿章不但不严肃处理, 还说“武人好色, 乃其天性, 但能贪慕功名, 自然就我绳尺。”[6]从这一事件不难看出, 李鸿章侧重用功名利禄来引诱士兵, 使士兵为其所用, 忽视对清军国民意识的培养, 使清军头脑中没有“国家”的概念, 不知“爱国”为何物, 更不知自己的使命是保家卫国, 为国效命。

由于国民意识缺乏, 在甲午战争中, 驻防威海卫的清军因军饷和给养问题引发骚乱险些酿成军变, 陆军统领戴宗骞只得从别处调来军饷, 并制定悬赏规则安抚兵心, 才把事件平息下去。威海卫战役结束后, 南洋水师曾派人向日本海军索要在战争中被俘的两艘舰船, 理由是他们隶属于南洋水师, 只是北上会操, 而不是参战。在他们眼中, 甲午战争只是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事情, 与南洋水师无关, 殊不知, 两者都隶属于大清国。由此可见, 清军头脑中并没有“国家意识”的概念。清军对战争的胜负漠不关心, 普通民众对战争更是漠然视之。甲午战争结束后, 湖北沙市的官员和民众对此竟一无所知, 这让到该城市的日本官员颇有吃惊。小川又次在《征讨清国策案》中的论述可谓是一针见血:“国之基本, 最为必要者, 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今日清国之人民, 乃无智愚昧之人民, 不知爱国为何物。”[7]

与清朝实行的佣兵制度不同,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 “把江户时代续存的尚武精神与近代国军意识融合起来, 导入‘国家’和‘国民’的概念, 把国民和国家捆绑在共同生存的精神支柱上, 形成军、民、国一体化的效忠天皇的国家军队, ”[8]变旧藩阀的军队体制为义务兵制。神秘的天皇是日本民众的精神支柱, 在天皇精神的感召下, 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为国家和天皇而战的概念, 而不论战争正义与否。在甲午战争中, 负责后勤运输的古志正纲少佐就是一例, 他因朝鲜夫役夜间全部逃光, 深觉自己失职, 贻误了军机, 竟选择自杀向天皇谢罪。日本军人的国民意识可见一斑。

三、国民与国家责任感

日本的国民意识在甲午战争时期基本形成。甲午战争爆发后, 日本国民对战争极度关注, 日本媒体也将话题聚焦到战况方面, 这无疑进一步激发起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战地随军记者们不辞辛劳, 随时传递前线的最新战报。日本国会中持不同政见的党派也停止了相互攻讦, 取而代之的是密切合作和一致对外。议会通过了一亿五千万日圆的临时军费预算, 其中三分之二以公债募集形式向社会筹集。甲午战争开战的消息传出后, 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撰写社论, 呼吁全国民众踊跃捐款, 以此充实战费。在他的号召下, 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为战争捐献的热潮, 富商巨贾纷纷慷慨解囊, 捐献巨款。就连娼妓也不例外, 在爱国心的驱使下, 她们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国家支援战争, 为了让士兵在前线奋勇作战, 她们甚至提供无偿服务。民间各地自发组织起各种团体, 不久就聚集了一支15万人的队伍, 他们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参加赴朝作战, 这支民间力量作为后备役被军队募集为军夫, 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身居海外的日本侨民自发组织了各种爱国团体, 密切关注战争的最新动向, 积极为战争募捐。学生也自发组织起来军训, 随时准备着回国参战。西方媒体对日本民众表现出来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国家责任感感到由衷的钦佩。

这里不得不提一条美子皇后, 在甲午战争中她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协助明治天皇处理军政事务。当了解到前线士兵伤亡巨大, 医院包带极度短缺的情况后, 一条美子在宫中开设了一间包带制作所, 不分昼夜地为前线医院赶制包带。她还积极筹措军费, 赐予在战场上冻伤失去手足的士兵假肢。她甚至不辞辛劳地往返于东京、广岛的军人医院, 慰问伤员, 鼓舞士气。

当日本国内万众一心、一致对外时, 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仍在明争暗斗, 相互掣肘。朝廷分成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 帝党主要由翁同龢等“清流派”文臣组成, 并无实权, 后党由李鸿章等手握实权的大臣组成。帝党力主对日作战, 目的是在中日战争中削弱后党, 使皇帝掌握实权;后党主和, 借以保住自己的实力。1894年11月26日, 旅顺陷落。慈禧太后得知消息后, 不是与大臣商谈御敌之策, 而是将其视为削弱帝党的有利时机。这天, 她贬斥了属于帝党成员的侍读学士文廷式和户部侍郎志锐, 并宣布将光绪帝的宠妃———珍妃降为贵人。

朝廷如此, 地方和军队更是派系林立, 平时各驻一地, 互不隶属, 战时不知协同作战, 而是各行其是。这里以鸭绿江之战最为典型。由于东北三省是满族的龙兴之地, 而且事关京师的安危, 所以清廷对此非常重视, 在此聚结重兵亲自组建了鸭绿江防线。当时防守部队由四部分构成, 即从平壤战役撤下来的叶志超的队伍, 刘盛休部铭军, 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的部队和宋庆原驻旅顺的毅军, 四路大军人数总计2.3万人。在这四路大军中, 伊克唐阿和宋庆都身经百战, 在军队中都有着极高的威望, 他们对战役指挥权互不相让。虽然最后朝廷让宋庆担任统帅一职, 但也只是徒有虚名, “虽负节制诸军名, 各军实阴不受部勒。”[9]再比如“威海卫战役”, 在日军围困刘公岛的最后紧要关头, 丁汝昌曾向山东巡抚李秉衡求救, 但由于李秉衡与李鸿章是政敌, 拒绝提供陆上支援, 结果刘公岛失守,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参考文献

[1]决战甲午:1894-1895尘封120年的细节与真相[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119.

[2]决战甲午:1894-1895尘封120年的细节与真相[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85.

[3]宗泽亚.清日战争[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155.

[4]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307.

[5]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58.

[6]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311.

[8]宗泽亚.清日战争[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154.

甲午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篇8

一、以日为师谋求全面改革

甲午战前, 洋务派中的少数人意识到没有体制层面改革的配合, 器物层面的变革只是徒有其表, 但这一先见之明却不被认同。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 效仿日本变法维新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 日本成功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维新, 若中国取法日本变法, 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 康有为提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1]。康有为对光绪帝说:“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 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 吾中国国土之大, 人民之众, 变法三年, 可以自立, 此后则蒸蒸日上, 富强可驾万国。”[2]光绪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 1898年6月下诏变法,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变法措施几乎全盘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维新变法以变革封建政治体制为目标, 将中国的现代化从物质技术层面推向政治制度层面。虽然变法的思想来不及实施就遭到保守派的扼杀, 但在变法思想深入人心以及社会危机全面迫近的形势下, 亲手绞杀维新派的慈禧不得不继承其衣钵, 开始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改革仍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参照系。

第一, 政治上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 决定采纳日本立宪政体, 因为“唯有仿行日本明治宪法, 始能存固体而固主权”[3]。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 中央成立资政院, 地方各省设立咨议局。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这一大纲大体以日本明治帝国宪法为蓝本, 第一、第二条, 差不多直接从明治宪法第一条和第三条翻译过来的: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 万事一系, 永永尊戴;二、君上神圣尊严, 不可侵犯。”[3]清末立宪是清末新政中最为重要的改革, 它初步实现了从无宪法到有宪法、君权无限到有限的转变, 表明了清政府在现代化价值取向上的进步。从中央到地方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 标志着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

第二, 经济上效法日本奖励实业, 保护工商业。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设立商部, 这改变了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突破, 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使民族工商业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清政府还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商法, 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 为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和合法权利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

第三, 教育上效法日本统一学制, 设立新式学堂。1904年拟定《奏定学堂章程》, 在全国建立日本式的教育体系, 统一全国学制。1905年清政府废除持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使新式学堂教育得以全面贯彻。新式学堂建立后, 清政府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 缓解了国内师资的不足。清政府还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赴日留学, 这批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投身于国内的教育事业, 为教育的现代化储备了人才。

第四, 军事上参照日本的军事编制编练新军。1904年夏, 练兵处草拟了一份详细的军队重组及现代化的计划, 9月朝廷批准了练兵处的报告。包括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最重要内容:一是提出建制表、军饷登记和建立陆军的总政策, 陆军将成为中国主要的军事力量;二是提出建立军事学堂等级制的计划。[3]

二、留日热潮与现代化的人才储备

自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起, 留日人数逐年增加, 到20世纪初, 接近两万人次。留日学生大多去日本学习法政科、师范科和军事科, 很多留日生回国后成为清末民初政界、教育界和军事领域的优秀人才, 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 留日学生在清末立宪改革中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1905年, 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随员的留日学生不仅担任出洋考察大臣的译员, 而且将考察的结果编译成资料作为立宪改革的参考。如考察政治馆、官制编制馆、宪政编察馆和修订法律馆是清末预备立宪机构, 这些机构均以留日学生为主。“宪政编察馆是清末宪政改革的枢纽机关, 宪法及其他有关宪政的文件大多由该馆拟定。该馆共有留学生47人, 其中41人为留日学生。编察馆的核心机构———编制局, 共有职员21人, 留学生占17人, 其中16人为留日学生。”[4]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中有很多留日出身的议员, 他们参政议政建言建策, 成为晚清政局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第二, 留日学生为中国基础教育作出了贡献。科举制废除后, 中国处于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折期。因为新式学堂缺乏能胜任现代教育的教师, 为缓解决师资匮乏问题, 1903年, 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奏定《学务纲要》, “责成各省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 分别学速成师范科若干人, 学完全示范课若干人”[5]。这些师范生毕业回国后, 大都分到各省、府、县开办的师范学堂和普通学堂, 将新式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带回中国, 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1906年的上海中国公学、无锡的竞志女学、安徽女学等, 也是由留日归国的学生创办的。”[6]留日学生翻译的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成为各省学堂的教科书。

第三, 留日学生对军事现代化作出了贡献。首先, 1902年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 留日军事生在对规划军事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 回国的军事生因有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为各省督抚所重用, 担任各级将领和参谋官等要职。众多留日军事生加入军队提高了新军军官队伍的素质, 使新军军官群体在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最后, 留日学生从事各个省的军事教育, 他们回国创办或是亲自担任军事学堂教师, 将其学到的近代军事知识和技能授予中国士兵, 提高了军队的整体素质, 推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是华夏中心观和华夏尊卑观, 认为华夏民族的文明程度最高, 因此有以夏变夷的观念。鸦片战争后, 西方的入侵使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受到挑战。甲午战败使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 中国人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在甲午战争的冲击下被唤醒, 所以甲午战争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界标。中国不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来俯视其他民族, 中国的传统民族主义逐渐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

梁启超是引进和介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人。1901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 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说:“民族主义者, 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 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7]同年,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 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提出:“民族主义者, 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今日欲救中国, 无它术焉, 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之最大之民族, 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 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 谁能篡之?特不知我民族自由此能力焉否也。”[8]继他之后, 知识界的其他人也纷纷介绍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例如, 20世纪初《浙江潮》连载了余一的《民族主义论》, 文中提到, “今日者, 民族主义发达时代也, 而中国当其冲, 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 则吾中国乃真亡矣”[9]。中国传统民族意识逐渐脱离传统华夷观念, 以实现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

甲午战前,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良政治, 结果未能成功。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檀香山, 使他大受刺激。从此, 孙中山决心从走和平改良的道路转向反清的革命道路。1894年, 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建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标志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正式形成。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体现为反满的民族主义。甲午战后, 孙中山认为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时机已到, 1895年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 将反满革命思想付诸行动。1903年12月,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号召中国人民发扬民族主义精神, 称此种精神一经唤起, 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10]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至此,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基本形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引进和介绍, 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民族主义从观念转化为社会和政治运动需要民众的参与。甲午战争后, 台湾民众自发组织反抗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01年才结束。20世纪初, 为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管理权, 各地纷纷开展保路运动和收回矿权运动,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1911年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 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20世纪中国知识阶层民族主义思想的集体生发和广大群众对事关民族前途的国家大事的积极参与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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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Z].中华书局,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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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忠萍.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2 (6) .

[7]郑大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8]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二册.文集之十[M].中华书局, 1989.

[9]余一.民族主义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 1960.

甲午中日战争 篇9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甲午战争后，日本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仇寇，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文明对野蛮的“宗教战争”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福泽谕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

与福泽谕吉相同，日本另一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提出“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

而即使在反战主义者内村锏三看来，“决定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应该遵循的进步主义，为满洲的中国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难道还应该指挥全体东方吗？”

曾号召“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德富苏峰，声称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岭则主张“日本人应该发挥优异的特性，以弥补白人的缺陷，承担起引导人类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的任务”。

在这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饰下，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这种自我认知，已经成为日本人历史观的主流，即使二战结束的一甲子间，日本思想界和政界虽然认为“昭和(特别是前半期)是悲惨污辱的时代”，但都共同坚信“明治是荣光的时代”。1931年“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日本对外政策伟大、光荣、正确。

聘用西方媒体顾问

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场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迈入“文明国”行列的肇始。

战争前，为了拖延从朝鲜撤军，日本提出将改革朝鲜内政作为前提条件，并邀请中方参与这一改革。在遭到中方拒绝后，日本随即向中国发出“绝交书”，指责中国的不合作态度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日本政府对因此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概不负责”。

日本将其提出的朝鲜内政改革案，包装成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一场较量，向西方强力推销。为此，日本秘密聘用了英文版《东京时报》(Tokyo Times)的美国编辑豪斯（Edward Howard House）为其捉刀。58岁的豪斯曾是《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记者，自1870年就在日本生活，深得日本政界和军界赏识，成为向西方发动宣传战的不二人选。

西方对日本的朝鲜改革案大为激赏。《纽约先驱报》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她一旦失败将令这一隐士之国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社论，则指责中国将朝鲜控制得如此死板，令“这个可怜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她的一千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掸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毫无色彩和低能的翻版。”

日本人的公关，赢得了大多数欧美媒体的支持，将其作为进步的象征，“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s）。美国媒体开始夸耀是自己将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文明世界，坚称日本接受和复制的正是美国的体制和理念，将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Eastern Yankee）,尽管日本实际上受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更大影响。

当时德国社民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主席贝蓓尔(August Bebel)在议会演说时认为，德国公众普遍对日本这个小国家敢于挑战庞大的中国、并不断赢得胜利而十分钦佩，一些德国报纸已经将日本称为“东方普鲁士”。

美国历史学家赫兰德（Douglas Howland）最近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表明，日本被看成“文明国”，而中国依然被看成是“野蛮国”，这在当时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观感，并认为这一观感至今还影响到世界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的评价。

向西方宣扬亚洲新形象

在日本的国家形象塑造中，除了运用“文明”、“进步”等普世价值观自我包装和拔高外，在技巧上对西方媒体采取了主动接纳、积极利用的姿态，身段相当柔软，手腕相当娴熟。

起初，日本官方、尤其军方并没有适应新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当西方媒体纷纷申请随军采访时，日本军方秉承传统习惯，断然予以拒绝。同时，日本当局试图加强新闻控制，甚至对美国海军官兵经由日本发回美国本土的所有信件，实行检查乃至涂改，这令美国人相当不满。

战争爆发后仅一个月（1894年8月），日本一线外交官换人，哈佛大学毕业的日本外交官栗野慎一郎（Kurino Shinchiro）出任驻美公使，他推动日本“外宣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效率大增。

在栗野慎一郎及驻英国兼德国公使青木周藏（前任日本外相）等的推动下，西方记者立即得到了随军采访的许可。德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仅从日本出发的记者，就有114名，另还有11名现场速描记者（当时影象主要靠画师绘制）和4名摄影记者。

为了争取西方媒体，栗野慎一郎还亲自撰稿，并组织日本外交人员以及学者，积极向美国报刊投稿。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地的日本外交使团，成为新闻策划中心。青木周藏也在英国和德国进行了大量的媒体公关。

日本的宣传攻势，首重为其国家政策辩护。他们向欧美读者痛诉中国如何阻挠日本在亚洲推行西方文明的努力，给欧美民众造成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的顽固僵化才是造成危机乃至战争的根源。日本学者向美国人解释说，日本正在努力唤醒千百万昏睡的中国人的灵魂。

其次，日本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在日本影响下，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清军调动时，甚至想当然地形容“中国军队人数如同蝗虫般多”。中国的军力被大大夸大，美国《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计算说，即使日本人每天杀掉一千名中国人，要杀光中国人也要一千五百年之久。由此，日本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挑战邪恶的庞大帝国的勇士。在这样的形象反差下，当日本在军事上获得胜利时，西方人的惊诧和敬佩便更为强烈。

英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的秘书塞西尔（Cecil Spring-Rice），认为栗野慎一郎的确十分精通“美国式的诡计”，娴熟地利用美国媒体。在日本的推动下，加上甲午战争本身涉及到远东国际秩序的重大调整，吸引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这是第一次来自东方的消息经常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各报刊从中日双方的民族特性、历史演变及军事能力，进行了全面报道，中国“副皇”李鸿章和日本将军们的名字和漫画形象，在西方一时家喻户晓。

日本人紧紧抓住西方社会的特点，十分重视对欧美民众、而不仅仅是官方的公关。1900年，日本政府还将甲午战争期间所收到的一百六十一封德国民众的贺信，结集出版了《在对清战争中德国人对日本的祝贺》（Deutsche Gluchwunsche an das siegreiche Japan im Kriege gegen China）一书，以日、德文字发行，成为“公民公关”的成功范例。

中日侨民成为第一形象代言人

中日两国在欧美的侨民，也自然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对象。尤其侨民人数众多的美国，报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两国侨民成为国家形象的第一代言人。

当中国政府对海外侨民的力量不闻不问时，日本驻外使馆对当地日侨进行了广泛的动员。美国各主要城市的日侨组织了爱国联合会，传阅战争公报，并为战争募捐。年轻学生没有经济能力，就组织起来进行军训，“用美国步枪武装自己”，随时准备回国参战。这些自信的日本人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感，“急切地想与见到的每一个美国人探讨东亚政治”，他们的“爱国激情”赢得了美国民众和媒体的赞叹。在美国的部分城市，美国本地人甚至与日本侨民联合起来，抵制中国商人和中国货。

海外华人则对祖国的战争表现了相当的冷漠。《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1）感慨道，在美华人照常营营役役，每天拜佛图发财，并没有人关心遥远祖国的战争。《亚特兰大宪政报》曾采访了一个名叫山姆·辛（Sam Sing）的华人，当被问到这场战争对海外华人有什么影响的时候，他说：“没有任何影响呀，我们一样忙于洗衣赚钱，不会去参战。中国皇帝要我们去参战，我们才不去呢。”

两国侨民形成的鲜明对比，刺激了美国媒体，他们普遍将中国人视作讨厌的“东方黑鬼和犹太人”。美国学者甚至修正了当时最时髦的人种学，这种学说原宣称中日都是低劣的蒙古人种(Mongol Race)，日本只是这一劣等人种中最优秀的成分而已。新理论则认为日本的全面西化已经令他们进化成了东方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日本的历史、文化等，也开始在西方成为普通人关注的话题。

打沉英国商船后的危机公关

甲午战争中，日本遭遇了两次公关危机。

第一次是在战争前夕，日本军舰在朝鲜海面打沉了运送清军援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导致千名中国军人和欧洲船员死亡。当时中日两国并未宣战，高升号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高升号事件引发西方社会哗然，死伤惨重的英国更是群情激奋，军方要求对日本采取军事报复。德国在伦敦的观察员注意到，“此事件给英国报纸大量提供了责难日本的材料。该国报纸不断建议政府，要求日本对英国国旗施加的横暴行为，给以赔偿。”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则紧急致电日本大本营，报告说伦敦的“所有报纸皆载有此事，并唱反对我国之说”，这对日本精心营造的国家形象是重大打击。

被海军的卤莽行动弄得措手不及的日本政府，实施了一连串的紧急公关行动。在舆论对己相当不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一是没有回避，立即向英国表示，如确系日舰违反公法，则日本政府将给予赔偿，先将英国官方稳住，避免事态恶化；二是全面收集情况，包括各种不利消息都在第一时间传回大本营，以及时掌握真实动态，没有出现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三是迅速进行官方调查，对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剪裁，形成了对自己极为有利的调查报告；四是舍得投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下功夫，试图引导和改变英国舆论。日本的外交文件真实地记录了青木周藏要求追加“特别经费”用于“友好媒体”公关的请示。英国的多名国际法学界泰斗，先后在报纸上为日本辩护，认为日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本方面。

日本的防守反击策略十分有效。9月份大东沟海战后，日本就明显感觉到了“英国人民在牙山战役前对我国所怀的感情，现在已是如何的大为改观”。《泰晤士报》说：“日本的军功不愧享受战胜者的荣誉，吾人今后不能不承认日本为东方一个方兴未艾的势力，英国人对于这个彼此利害大体相同、而且早晚要密切相交的新兴岛国人民不可丝毫怀有嫉妒之意。”《帕尔美尔报》说：“往日是英国教导日本，现在应该是日本教导英国的时候了。”对此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感慨道：“见到炮火相接，胜败之局已定，骤然褒扬战胜者，贬责战败者，实在是人情的弱点。”（请参阅拙作《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

洗刷旅顺大屠杀的恶魔形象

日本人遭遇的第二次公关危机，是旅顺大屠杀带来的。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的西方记者们、尤其《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克里曼（James Creelman）进行了大量的报道，震撼世界，一时，有关日本是“文明国家”的声调急剧衰退。

面对西方舆论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开始全面公关。他们首先将这些屠杀行为解释对中国军队的残忍行为进行的正常反应。西方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说，日军在攻占旅顺时，发现此前被清军俘虏的日本士兵，都被残忍地杀害并遭到肢解。美国自由撰稿人卡蓬特（Frank G. Carpenter）为日本辩护道：“即使军纪严明的美国军队，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与日本军有区别吗？”美军上校格里高里（E. F. Gregory）也在报端撰文，认为“无论如何，战争毕竟是战争”，在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以及俄土战争中，都有过同样血腥的事件，怎么就非揪住日本人不放呢？日本的辩护者们认为，旅顺大屠杀只是一次过激了的以血还血的报复而已，那些“以为日本人回复到野蛮状态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

西方媒体普遍对旅顺大屠杀所持的宽容，正是得益于日本对媒体的开放态度。假做真时真亦假，日本充满自信的、积极主动的开放，令其比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更容易实行媒体公关，这或许可算是日本从开放中尝到的一个甜头。

但克里曼对旅顺大屠杀所进行的长篇揭露，影响极大，日本人愤怒指控他的报道夸大其辞，担心其会影响美国及欧洲国家政府的态度，但并没有记录表明日军对他随后的采访采取了任何限制。美国政府特别要求驻日本公使谭恩(Edwin Dun)对克里曼的报道进行核实，调查范围遍及目击惨案的在旅顺西方人和随军的西方军事观察员，虽然都证明日军暴行属实，但美国政府并不赞同克里曼报道的“新闻导向”，其调查结论依然认为报道过于极端。

美国政府的态度激励了日本当局，他们开始也更积极的形象重塑。在经过血战攻陷另一大军港威海卫后，日本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行为艺术”式的宣传。他们的战地红十字会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并释放了所有俘虏，还给他们发放了两天的食物。对于战败自杀的丁汝昌，日本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准予北洋军舰康济号在北洋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丁的灵柩离开威海。

所有这些，都在西方记者和军事观察人员的众目睽睽下进行，并通过公开的报道和秘密的情报渠道向全世界传播，大大扭转了旅顺大屠杀造成的恶劣形象。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Holland)就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这支“文明之师”中的很多成员正是参与了旅顺大屠杀的同一批人。

日本媒体已成为“第四种权力”

日本人对西方媒体的圆熟运用，根基于其国内当时已经相当成熟并独立的媒体机制。明治维新后，西方的媒体观念和运作方式被引进日本。媒体获得了相对独立、不被政府（此处指狭义的行政机关）随意干涉的地位，被称为“第四种权力”（The Fourth Estate）。

甲午战争后不久（1899年），松本君平出版了其影响日本和中国新闻学的奠基之作《欧美新闻事业》，鲜明地提出：在贵族、僧侣（欧西之教徒）、平民这三大构成国家之种族外，新闻记者是第四种族，并将此“第四种族”抬高到了无冕之王的高度。他说：“今者，无论贵族也、僧侣也、平民也，皆不得不听命于此种族之手。彼若预言，则可以征国民之命运；彼若裁判，则可以断国民之疑狱；彼若为立法家，可以制订律令；彼若为哲学家，可以教育国民；彼若为大圣人，可以弹劾国民之罪恶；彼若为救世主，可以听国民无告之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其势力所及，皆有无穷之感化，此新闻记者之活动范围也。”

媒体的相对独立，对行政当局形成了巨大的制衡。陆奥宗光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反对党，曾比政府更激进地鼓吹向朝鲜进军，甚至准备弹劾“软弱”的政府。不堪“干扰”的政府干脆解散了议会，但反对派却利用媒体，更猛烈攻击政府的“因循误事”。日本的《国民新闻》甚至扬言，如果政府屈服于清国，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地反动，而且也将使国民的舆论沸腾起来”，其言论尺度已接近于煽动。

甲午战中，日本的媒体积极参与战争报道，《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邮便报知新报》、《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二六新闻》和《中央新闻》等，纷纷派出随军记者。官方对媒体的开明姿态，获得了媒体的主动配合，美化战争、美化日军，成为日本媒体的自觉行动，有效地凝聚日本的民心士气。

中文媒体自觉充当舆论保姆

反观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对媒体的运用均相当漠视和迟钝。

在高升号事件中，中国驻英国公使龚照瑗即提醒李鸿章，事件的解释多出自日本人之口，这是危险的，中国应加强在海外的舆论宣传。但清廷的作风相当僵硬，自以为正义在手，坐等英国对日兴兵问罪，结果，眼看着日本人将原本亲华的英国舆论彻底扭转。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史料记载，为了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搞好关系，中国公使杨儒总是想方设法接近葛礼山的夫人和孩子，从私情入手；而日本公使栗野慎一郎则天天去办公室拜访，互相交换信息，从公谊下工夫。

德国学者认为，中国对西方媒体完全持排斥的态度，不允许任何一名记者随军，军事顾问是仅有的随军西方人员。而日本则不遗余力地抓住每一个能宣扬自己的机会，这导致两国的国家形象出现了巨大落差。

中国不仅不允许西方记者随军采访，也没有为任何一家中文媒体签发采访证，媒体的对外宣传、对内动员功能被弃置，导致中文媒体的报道甚至比西方媒体更滞后、更不可靠，甚至出现错误报道。钳制媒体的后果是不仅封住了自己的喉舌，也导致了对政府更为反感的情绪蔓延。

而当时各口岸的中文报业，正处于高速起步阶段，多在租界内办公，有的本身就是西方人经办的，清政府要控制“新闻导向”是相当困难的，其报道的自由空间远高于日本同行。但中文报纸依然自觉过滤新闻，热衷于报喜不报忧。平壤之战，清军大败，守将叶志超讳败报捷，从官方到媒体一片声地喝彩，成为国际丑闻。

即使面对战败耻辱，中文报纸仍有本事找到嘲讽日本的“新闻眼”。北洋旧舰操江号被日军俘获后重新使用，《申报》、《字林沪报》等先后发文，嘲讽日本将“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的破船当作宝贝，还为如此小事奉告先祖， “言词夸诞欺及先人”，先人“泉下有知，当深恨子孙之国柞将倾，为之痛哭流涕矣，祭告胡为者？”对日本的无谓嘲讽充斥中文报章，而在日本报纸上常见的扎实的社会调查报告，却难觅踪迹。

甲午战争后，受谤深重的李鸿章出访欧美，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陈：“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在中国的精英——官员们无力干预媒体的时候，中国的另一批精英——报人却自觉地开始担负起舆论保姆的身份。

平壤战役的假新闻，通过路透社（Reuters）传往全球，给这家通讯社带来相当大的影响。真相澄清后，美国媒体转而更多地依赖合众社(United Press Service)供稿。假新闻对中国的形象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美国《舆论》杂志（Public Opinion）对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主要媒体的编辑们进行了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日本赢得了普遍的尊重，并多被视为平等的文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