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学（精选6篇）
中日文学 篇1
摘要：受到地缘和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 中日两国语言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同时由于两国发展历史进程的不同, 两国语言文化又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现象是中日两国语言文学家致力研究的领域之一。在本文中, 笔者将以中日两国语言文学的差异性为重点, 列举差异性的主要内容, 并研究差异性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日本,中国,语言文学,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 中日两国受到地缘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两国语言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演进历程的不同, 特别是近代社会发展历程的不同, 两国语言文化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高度统一并存的格局至今仍然影响着两国语言文学的发展, 也成为中日两国语言文学专家致力研究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 将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学进行比较研究, 就必须要结合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因素, 将两国语言文化的演进历程纳入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历程, 在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平台之上进行对比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深刻地揭示差异性背后蕴含的语言文学的发展规律。
一、中日语言文学差异性的具体体现
1. 文学观的差异。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 自文学作品发端之初, 文学创作就与政治紧密相连。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文学观的诞生之初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观, 即认为文学创作的最主要功能是参与政治、服务政治。在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 不但不回避政治题材, 而且还要主动涉及相关内容, 干预政治。很多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 就是政治家的政治宣言。如《论语》《庄子》等文学作品中, 都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
相比于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政治性强烈的特点, 日本文学早期的作品中就鲜有相关内容。同期的日本文学观强调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愍物宗情”, 强调文学作品必须脱离政治, 不带有政治色彩, 否则作品就会流于庸俗。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学作品能够非常直观地体现出这个特点。这个时期日本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描写自然、抒发情感, “状物、状貌”而无关政治主张, 这是与日本文学观有着密切联系的。
2.“风雅”理解的差异。“风雅”观念的差异性是中日语言文学差异性的另一个主要体现。毫无疑问, “风雅”的观念起源于中国, 但是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却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学之中, “风雅”的首要因素是政治化, 其次才是“风趣”和“雅趣”。换言之, 中国文学家认为的“风雅”最高境界是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批判性和讽刺性。文学作品必须要重讽刺, 针砭时弊, 解决社会弊端问题, 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风雅”境界。在《诗经》这部文学巨著中, 这类的文章不胜枚举。
而在日本文学中, 本国的语言文学家却赋予了“风雅”更为简单的含义, 那就是脱去外表覆盖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政治外衣, 将文学作品简单地回归到娱乐功能之上, 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具有高度的古典美, 强调回归典雅, 注重消遣。在日本一语道破贯穿艺术之道在于“风雅”的是芭蕉。他断言, 顺从造化、埋头于自然, 是“风雅”的理想状态。而日本的“风雅”从中国人的感觉来说, 是一种“淡化”了的“风雅”, 这种“风雅”完全去掉了中国人在“风雅”之中认为最为重要的东西, 给它套上一层风趣的外衣, 使其成为日本的“风雅”。日本人认为, 这种“淡化”了的“风雅”才是真正的“风雅”。
3. 抒情方式的差异。借助文学作品抒发感情, 本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学界, 文学作品的抒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 文学作品的抒情是克制的、理性的, 是充满逻辑性和智慧的。而在日本文学作品中, 作家情感的抒发都是奔放的, 不羁而强烈的, 不甚将就逻辑和条理。这个差异性映射到文学作品中, 就体现的更加鲜明。即便如中国作家热情奔放的抒情诗“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 右擎苍”也是将就工整对仗的。而日本语言文学作品中大篇幅运用的感叹词, 突出的就是作者情感抒发和咏叹的极致。
4.“经世”意识的差异。“经世”就是文学作品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 这是中日文学界都赞同的一个观点。但是中日两国作家对于“经世”的理解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日本人认为文学的出发点在“愍物宗情”的波动。他们觉得文学最重要的是写出纤细的心灵颤动。到了近代, 日本人肯定了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观点, 从这篇评论中产生了文学的基本观点。《小说神髓》主张艺术不应该被充作其他学科诸原理的派生物, 艺术之中有其固有的原理。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就源于《小说神髓》。
相比之下, 中国的文学作家眼中的“经世”更多的是通过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艰辛和苦难, 借文学作品抒发政治抱负和理想。特别是一些在现实世界里壮志难酬的文学作家, 更是将文学作品作为自身理想信念的唯一寄托。哪怕是如《聊斋志异》这样创作题材与“经世”相去甚远的作品, 其中也蕴含着作者强烈的“经世”观念, 借神狐鬼怪讽喻世态炎凉。
二、差异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 造成中日两国语言文学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作家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从上述差异性分析可以明显看出, 中日两国作家对于文学和政治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差距。
1. 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家群体大部分都是由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阶层、封建官僚等组成的, 他们处于社会权利的核心圈层, 可以直接接触政治。这部分封建知识分子不但亲身经历政治活动, 而且还可以借助文学作品抒发政治感悟和政治抱负。许多古代优秀的文学家同样是杰出的政治家, 例如早期的孔子、孟子到韩愈、柳宗元等等。普通的市民阶级由于文学水平较低, 根本不可能参与文学创作, 自然也就远离政治。而日本早期的文学作家大部分都是由法师、隐士等社会边缘群体组成的, 他们远离社会政治核心, 对于政治大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2. 一些学者提出, 早在唐朝时期, 日本就派遣了遣唐使来到中国, 系统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社会管理制度, 这批遣唐使带走的是经过严格筛选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 却将中国政治斗争的相关意识进行了有意地筛选和过滤。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国内作家接触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意识都是被刻意塑造过的。加之日本国内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权力, 往往会对政治采取高压态度, 导致了许多日本作家不敢涉足政治, 进而产生了文学创作远离政治题材的惯性。
参考文献
[1]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
[2]于泳.对日语语言教学中文学应用的思考.信息科技, 2009, (11) .
中日文学 篇2
关键词：中日；现代文学；比较；分析；思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1
1、引言
中日现代文学之间一直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二者互相推进、互相影响，因此，无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还是对于日本文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现代文学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二者均经过了社会的变革、时代的进步，在本国文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文化并加以创新，而正是在新旧文学的传承过程中，中日现代文学进行了交融和碰撞。
2、现代文学的本质
现代文学主要是指在国家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现代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学体裁，创造新的文学内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学主要以对社会的反映为基础体现出一定的精神世界，而随着目前社会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等也在发生着改变，以中日现代文学为例，其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学体系。
3、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我国的现代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当时中国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启发，开始对我国的文学进行革新以达到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的结合比以往更深，是以现实主义革命为主体，同时包含有多种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大家鲁迅的很多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开辟了广泛的道路，随后冰心、郁达夫、郭沫若、朱自清以及叶圣陶等众多文学大家更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我国文艺运动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深度融合，民族特色鲜明、艺术个性明显，再加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大家做出的突出贡献，更是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
4、日本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日本的文学深受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具有独特的特点，在近代之前，其主要以短小、结构单纯的短歌为主，而之后向着连歌发展。纤细和含蓄是该时期日本文学的突出特点，同时其文艺观也是以真、艳、寂、哀为主，直到后来的大变革时期，日本向中国大陆全面开放。在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远洋一至日本，便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韩文学，继而创造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继而出现了江湖元禄和奈良平安文学，同时日本的发展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
5.1中日文学的差异
中日文学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下，表现出一系列明显的差异性，首先，中国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日本文学主要是玩物有情的文学，属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其次，中国的现代文学更加注重风骨，对言志比较看重，主旨比较鲜明，而反观日本文学，更加崇尚言情，轻快优雅，比较喜欢朦胧微妙；第三，我国现代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日本的现代文学则受佛道遁世思想的影响。最后，我国的很多文学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很多都是俯瞰社会，关注芸芸众生，很少表露自己。相比之下，日本的现代文学却是和政治的关联性并不强，其关注的大多数角度都是宫廷妇女与隐逸者，余情与暗示经常在作品中展现。
5.2中日文学比较的意义
虽然中日文学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双方的差异性比较明显，但是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共通之处，究其原因，和双方的发展背景相似有着直接的关系，两国都是以接受欧洲近代文学为契机而建立的日中两国近代文学，只是从明治时期开始逐渐拉大了距离。而随着近现代文学差异大于类同，中国与日本现代文学也出现过趋同的倾向现象，对其两国的文学比较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能够为我国的文学积聚一定的文化底蕴，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来说，中日两国的现代文学虽是差异性明显但是又各具特色，能够互相融合，互相进步。
6、结束语
当前，中日现代文学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才能有效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对其背后的文化本质进行了解，体会先贤们的历史，这样才能在未来创造出新时期的文学新纪元，其同时也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主要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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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晓云.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点[J]. 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04：133-136.
中日儿童文学发展历史对照 篇3
对于儿童文学概念的界定,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儿童文学应当通俗的理解为是写给儿童的文学或者影响到儿童的文学,其实质是文学样式的一种,其重心是儿童。中日的儿童文学早就存在,只是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文学门类,或者还没有专门的引起人们的关注。儿童文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日本出现于1868年明治时期,中国则稍晚一些出现于20世纪初五四运动时期。
2、近代以前的儿童文学
近代以前的中日儿童文学的内容也是很丰富和具有特色的,并且生命力很强,一直流传至今的作品有很多。在中国儿童文学有多种形式,比如神话、传说、民间的童话和历史故事,古代寓言、传统儿歌以及古典文学中的小说、诗歌和戏曲都有儿童文学的内容。还有专门的“弟子规”“四书五经”等的启蒙读物。日本在江户时代则出现草子文学,草双纸,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民间故事和童话。相对于西方儿童文学的宗教思想教育特点,中日的儿童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儒家思想教育的特征,并且这种儒家思想一直影响至今。
3、中日近代儿童文学的起步
受到西方的影响,日本在明治之后,中国在晚清阶段,开始发生变化。在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明治的改革和中国的改良运动。其中从儿童文学角度看,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起步应该是1868年福泽谕吉的《训蒙穷理图解》和《天变地异》的出版,之后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四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相关的儿童读物的出版,比如省己游人的以介绍旧约圣经的创世纪为主体内容的《西洋幼儿话之友》(1873);第二,科学读物的出版,比如《训蒙穷理图解》中用近代西方科学的理论解释诸如温度、风、水、空气等自然现象等 ;第三,对外国儿童文学读本的翻译和改编,比如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西史临要》(福地源一郎译1869)和展现西方人冒险精神的《鲁宾逊漂流记》等 ;第四,对江户时代的草双纸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的发端是改良主义文学运动的一部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首次从外国文学观念中吸取灵感,形成包括重视儿童文学在内的较完整的文学主张。从时间上看要比日本晚30年,标志性的事件是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首次从理论高度提出了儿童文学在启蒙中的重要意义。从内容上看主要有,第一,儿童诗歌和儿童音乐的创作,比如梁启超的《爱国歌》,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等 ;第二,西方译介作品,比如孙毓修的《无猫国》等 ;第三,对传统文学作品的改编,比如《河伯娶妇》等。
能够看出,在儿童文学的起步阶段日本儿童文学的近代化的特征比较明显,而中国儿童文学的爱国与注重传统的特征比较明显 ;两国都有西方译介,但日本的科学读物很多,而中国很少。
4、中日儿童文学的创作及发展阶段
日本的儿童文学在1891年左右进入创作和发展阶段 ,1910年开始到整个大正时期则进入一个发展的兴盛期。明治维新对教育的改革,经济的发展,出版业的发展以及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对儿童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严谷小波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创作活动反映了明治时期日本儿童文学的基本面貌。1891年博文馆创刊《少年文学》,严谷小波被推举为总编,并为该刊物创作了第一部童话故事《黄金丸》,之后他创作发表了被称为“御伽噺”的作品,这种作品形式覆盖了整个明治时代的儿童文学。此外,他还开创了“口演童话”和“儿童剧”, 在对日本和世界民间故事、名著进行再创作和改编方面也取得了巨大业绩。其弟子押川春浪的以海洋为题材的科学冒险小说在当时也很受欢迎。他们在解放儿童心灵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同时作品中的“桃太郎主义”“造就雄踞世界的少年”的思想,以及押川春浪所宣扬的侵略亚洲的国家主义思想是必须予以彻底的否定的。
昭和时代,日本在一战中获利,经济实力的增强造就了日本近代的市民阶级,他们更加注重儿童的人格和权力意识,这也导致了儿童文学的“童心主义”的产生。在这一阶段大量的童话杂志陆续创刊,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铃木三重吉主编的《赤鸟》(1918)的创刊。并开始出现富有个性的儿童文学作家,比如小川未明在其作品中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 ;浜田广介被誉为幼年童话的创立者,其作品中充满着善意和同情的情绪倾向和象征性 ;北原白秋善于童谣的创作 ;宫泽贤治创作了许多构思宏大、幻想奇特的童话 ;另外,有岛武郎、岛崎藤村、千叶省三这三位作家创作了在本质上既不同于童心主义观念性的童话又不同于其他文坛作家改编的民间文学、外国名作的作品,可以说是寻找到了创作儿童文学的一条新途径。
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儿童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儿童本位”思想的广泛传播,周作人等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大量儿童刊物的出版,都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其发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茅盾等人的改写童话 ;第二,鲁迅等人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 ;第三,郑振铎的评述童话 ;第四,众多儿童文学大家和文学作品的出现。叶圣陶是较早为孩子们创作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稻草人》(1922)是中国第一本现代创作童话集,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为叶圣陶赢得了现代创作童话奠基者的荣誉,标志着中国现代童话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一个崭新起点。1923年冰心的文艺通讯《寄小读者》开始发表,其作品不仅为小朋友们所喜爱,在成人读者中也广为流传。张天翼是继叶圣陶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童话作家,其代表作有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和《秃秃大王》等。
对比分析这一阶段的中日儿童文学,其相同点是 :第一,在走向创作和发展阶段后,两国的儿童文学发展都跟本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关联 ;第二,两国的儿童文学在发展阶段表现出自各自的民族特色 ;不同点表现在,日本的儿童文学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中国的儿童文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走向现实主义并逐步向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发展。
5、二战时期的中日儿童文学
1927年日本经济的金融恐慌使日本的社会矛盾逐步暴露,日本的政治逐步走向反动,直至走向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在这一时期则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发展时期。两国儿童文学在这种大背景下呈现出既有一致又有不同的发展态势。日本儿童文学在这一时期在内容上看表现为 :战前描写少男少女的通俗文学即大众儿童文学的兴盛 ;槙本楠郎为指导者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闪现与消失,后向塚原健二郎的生活主义童话发展 ;北原白秋等人的战前提倡儿童自由论调向战时的鼓吹战争方向发展 ;描述战事相关的儿童文学和描述战争地儿童的文学,但主题都是以粉饰战争的正义和所谓“友好”为基调 ;新美南吉的反战倾向文学 ;壶井荣的抗战文学作品。
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则表现出浓重的时代特征,作品多以多以揭露社会的黑暗现实为内容,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爱国爱民,也就成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整体性的主题。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张天翼的童话《金鸭帝国》,茅盾的儿童小说《大鼻子的故事》,陈伯吹的童话《阿丽思小姐》、巴金的《长毕塔》、金近的《红鬼脸壳》,包蕾的童话剧《雪夜梦》,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菌儿自传》等。在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以华山的《鸡毛信》和管桦的《雨来没有死》最有影响,海娃和雨来的光辉艺术形象,曾经鼓舞了抗战中的千千万万少年儿童。
6、战后中日儿童文学的变化
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下推行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儿童文学也开始向着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1946年《红蜻蜓》的创刊,成为日本儿童文学走出混乱期的开始。竹山道雄的《缅甸的竖琴》(1948)、石井桃子的《阿信坐在云彩上》(1947)、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1952)等长篇小说给儿童文学界带来了很大震动。之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民主主义儿童文学遇到挫折,代之以《棒球少年》、《冒险少年》、《漫画少年》等庸俗的娱乐杂志出现。面对危机形势,鸟越信、石井桃子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观念出发积极探索儿童文学发展的道路,使日本文学走向了现实主义。这个时期出现的作品水准很高,被翻译介绍到欧美国家,获得了许多国际性的儿童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建设。作品主题和内容丰富多彩,艺术形势和风格也多种多样。其中小说有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冰心的《小橘灯》等 ;童话有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 ;儿童诗有袁鹰的《篝火燃烧的时候》,柯岩的《“小兵”的故事》等 ;儿童剧有任德耀的《马兰花》,刘厚明的《小雁齐飞》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译介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例如盖达尔的儿童小说《丘克与盖克》和童话《一块烫石头》,诺索夫的儿童小说《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伊林娜的儿童小说《第四高度》,比安基的动物故事,伊林的科普文学读物,以及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米哈尔柯夫、巴尔托的诗歌等等。
7、经济高度增长以来的日本儿童文学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
从时间上看,日本的经济高度增长期的儿童文学应该对应中国的文革时期的儿童文学。但从发展特征上看,其经济高度增长期的儿童文学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特征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首先是经济的繁荣,物质生活的富裕,使广大民众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购买力提升,作家的创作也迎来了极度的繁荣局面 ;其次是新时代各种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儿童文学表现为多种形式,比如广播,电视,刊物,漫画等 ;同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在市场化商品化的模式下,儿童文学出现了一味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或者放弃内在提升 ;同时学校和家长将儿童文学视为对教育的一种投资,只关注儿童文学能否促进孩子的升学,使得儿童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变味”的繁荣。
综上所述,中日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中日儿童文学的发展既受到世界儿童文学发展潮流的影响,也受到各自各传统和具体国情的影响。对比中日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各自的特色,同时又能够从中发现中日儿童文学的联系以及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日儿童文学的发展和遇到的问题会趋于同步,在对比中我们可以实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促进儿童文学的进步。
摘要：中日儿童文学的对比是一个很独特的研究视角,并且有着很广泛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儿童文学概念的界定与理解,近代以前的中日儿童文学,近代的中日儿童文学,中日儿童文学的发展阶段以及战前和战后的中日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作出对比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仅供同仁参考。
中日文学 篇4
“鬼”文化与人类社会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 到现代社会的个人信仰, “鬼”日益从一种对自然现象的恐惧发展为一种比较重要的文化符号, 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自文化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经有“鬼”字。据考证, “鬼”这个字最早出现在“鬼方”这个词中, 关于最初的鬼有两种解释:一部分学者认为鬼最初并不表示死者的亡灵, 而是一种类人大头生物, 鬼的上半部分像一个大头, 下边像一个人跪着, 从字形来看, 其特征是头大, 指大头的生物。而唐善纯在《中国的神秘文化》 (1) 中指出, 甲骨文中的“鬼”是北方民族的名称, 在突厥语中是太阳的意思。甲骨文的“鬼”上半部分像人头, 下半部分像人的腿, 中间有“十”字。因为, 圆内一个十字是古代中亚地区太阳崇拜的标志, 而商州时期鬼方民族是中元华夏民族的大敌, 所以“鬼”应有恐怖之意, “鬼”从以太阳为图腾崇拜的民族名称演变而来。
日本鬼文化起源于明治维新时期, 也是之前以迷信为起断, 演变后来的鬼传说。日本的鬼在上古时代已产生, 日本最古老的书《古事记》中已有描写鬼的故事。日本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具有真正“鬼”意的“鬼”字是713年开始编撰的《风土记》, 在出云国部分中也有关于“一目鬼”的记载。佛教和道教在中古时代从中国传入日本, 对日本的鬼形象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这时起, 日本的鬼逐渐演变成现代的鬼。到了中世时代, 此时日本战争不断,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出现了现代人熟知的日本的典型的鬼。
二、中日两国“鬼”形象的比较
中日两国的鬼形象差异很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鬼的形貌不同
中国的魂鬼同生前人形或不显形。同生前人形的如在《窦娥冤》第四折中, 窦娥之父窦天章某夜审理案件, 见油灯忽明忽暗, 心中生疑, 便去剔灯, 孤灯残影之下, 女儿窦娥的鬼魂现身, 向父亲细细诉说自己的冤情。此中申冤的窦娥的鬼魂样貌就是窦娥生前样貌, 所以其父才知是女儿来申冤。不显形的如出现在《搜神记》中的那种不显形, 专门以吓唬人为乐的喜欢恶作剧的鬼。而魄鬼往往紧紧依附于其实实在在的死尸, 以真切的死尸形象立于人的面前, 这种强烈的依附性导致魄不像魂那样具有离体独存的能力, 往往随着躯体的消失而消失, 能够被烧死。如清代戴莲芬《鹂砭轩质言》里以真尸形式出现的鬼即魄鬼。
日本则以妖怪形象展现, 如在《盂兰盆节》 (2) 中, 夜晚大女儿因为思念母亲没能睡熟, 不久后她听见奇怪的声音就到外屋查看是什么东西, 随着吱吱的叫声来到酒坛边, 结果在酒坛后边看见两只大老鼠, 而其中一只是母亲的头、老鼠的身子, 这让大女儿很气愤, 她哭着斥责母亲说:“太过分了, 妈妈, 你对得起爸爸吗?女儿不可怜吗?”然后两只老鼠就逃跑了。大女儿只好躲在墙角呜呜地哭着。第二天当小女儿让把妈妈以前最爱吃的毛豆饼供奉起来时, 大女儿却拿在手中大口嚼着吃了, 还让小女儿和她一起吃, 小女儿胆怯地摇头说:“佛祖会惩罚我们的。”姐姐闭着眼睛边吃边说:“要是惩罚, 姐姐一定会转世投胎变成猫。”在这个故事中已死的母亲就是以人头鼠身的妖怪形象出现, 而且大女儿记恨母亲, 要变成猫吃掉已经变成老鼠的母亲。
2. 鬼出现的时间不同
中国的鬼基本在夜晚出现。如《搜神记》卷十六中记载, 汉代有位谈生, 四十还没有结婚, 一天半夜, 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美貌女子, 与其结为夫妇。后来谈生发现他的妻子腰部以上有肉, 而腰部以下只有枯骨。这才发现自己的妻子原来是鬼非人, 把谈生吓得不轻。
日本的鬼是随时出现的, 如《腹中语》 (3) 是讲述者的大伯父, 大伯父说他在十一岁夏天割麦冬时腹中突然发出声音说:“危险, 卯之助, 住手。”卯之助问:“你是谁?”腹中回答:“我是你姐姐, 没能生出来。”在这个故事中卯之助的姐姐就是在他白天割麦冬时出现的, 而且是在人不经意之间出现的, 所以与中国的鬼在晚上出现的时间是不同的。
三、中日文学“鬼”形象的社会意义———形象地反映了两国政治生活
无论是上古神治、人治合一时期, 还是后来人治、神治分离阶段, 鬼文化盛行都极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在上古神治、人治合一时期, “鬼”凌驾于一切政治之上, 鬼神的意志直接体现在政治行为上。在人治、神治分离时期, 虽然对社会政治影响不再具有直接性、决定性的特点, 但它仍然从思想、精神上间接发挥影响作用, 有效钳制下属劳动者思想, 起到维护封建基层政权的作用。
由于日本政治发展较晚, 直到平安时代鬼怪文化才进入鼎盛时期, 当时日本京都遭受天灾人祸, 人心惶惶, 鬼怪之说甚嚣尘上, 由单纯的传说转变为一种信仰。作于平安末期的《今昔物语集》反映了当时平安时代外表文治, 内部充满肮脏贵族权力斗争的社会。而江户时代的作品《御伽婢子》、《百鬼夜行》则折射出当时商业手工业的繁荣、都市化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转变。《怪谈》则很好地体现出明治维新在政治方面引起的大变革—社会风气开放, 更多外国政客文人进入日本, 作者小泉八云统共辑录了50个短篇故事, 叙述方式和语境相当开放化, 字里行间充溢着政治改革后的新气息。
四、结语
“鬼”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仍然是一个无以论证其是否真实存在的事物, 但鬼文化却普遍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 对人类文化进步和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和差异, 对鬼的信仰民俗存在一定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一方面说明中日两国文化有着渊源关系, 另一方面说明中日两国文化都是本国人民自己创造的。在鬼文化方面, 中国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 而日本对来自中国的鬼文化, 则容纳、消化, 改造, 逐渐使中国的鬼文化在日本扎根, 并使之成为有着日本特色的鬼文化。日本鬼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和丰富深邃的内涵, 同时, 在日本本土产生的各种鬼文化与来自中国的鬼文化相互融合, 形成水乳难分的状态, 显示日本鬼文化的独特色彩。
因此, 通过梳理中日“鬼”文化的起源, 让我们了解中日两国的鬼是如何产生及这个形象的发展历程, 而论述中日两国的“鬼”形象的基本特性, 能让我们对鬼有进一步的认识, 从而有利于我们了解中日两国鬼形象背后体现的两国深厚的文化意蕴, 进而有利于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摘要：鬼, 这一子虚乌有又无处不在的精神怪物历久不衰、经世不灭。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鬼”文化源远流长, 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群众心理、道德、价值观、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政治斗争、经济建设及艺术创作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历程。可以说, 从远古至今, 我们都没有脱离“鬼”文化。同时, 这一小小的文化因子在大和民族日本是有着独立发展脉络和节奏的, 但它们同属于东方文学的一部分, 即便有着相对的独立性, 在各自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统一性。本文以中国和日本两国“鬼”形象的发展为例, 对中日两国文学中的“鬼”形象进行细致形象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中日比较,鬼文化,形象,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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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学 篇5
关键词：中日,传统审美文化,文学差异,自然观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 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交往。古代日本受中国古代的先进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 以致现今我们看日本文化时, 很容易看到汉文化影响的烙印。虽然中日的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似”并不是“同”, 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有必要做一些探究。美是我们生活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也是我们一种宝贵的精神食粮, 有时候正因为有美的存在, 才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
一、中日在建筑、颜色、生活态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审美文化差异
通衢大道、宏伟大气的建筑仿佛自古以来就备受中国人的青睐, 自秦修筑了“五步一楼, 十步一阁”的阿房宫, 自此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宫大殿、皇帝出巡时建造在各地的行辕, 无不占地广大, 气势磅礴, 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留诗撰文。此外, 王公大臣的休闲别墅、富甲一方的商商贾豪宅也紧追时代脚步, 建得是富丽堂皇, 宏伟大气。而日本却不同, 他们的房屋建筑一般比较小巧玲珑, 而且日本人多注意在窄小的地块上生长的小花小草, 以之为美。日本人孜孜追求的是亲近自然, 而中国人则要“胜”过自然。日本人好欣赏身旁的花草虫鱼, 纤纤而内在。中国人则喜欢壮观的大场面, 富于豪情和浪漫色彩。
在插画艺术中, 日本人细腻的心思形成了有名的花道。日本的花道追求自然美, 他们不会像中国插花一样满脑子都是对称。至于颜色, 中国人喜欢红色, 特别是金色和红色配在一起, 就更觉得吉利。如故宫就是金顶朱壁。金色本来就是从黄色演变而来, 所以红黄的组合被认为是最吉利的, 古时候老百姓都不能穿黄色, 黄色成了皇帝的专用色。看一看中国的国旗, 是红黄。而日本的国旗则是白红。的确, 日本人是极喜欢白色的。新年或破土动工的时候, 都有白纸条仪式, 神社的大门或大殿上也用稻草绳装饰起来, 稻草绳上也挂满了白色的纸条。这说明国旗的使用颜色绝不是偶然的, 其中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爱憎与喜好。
中国人心目中的神仙都穿着华贵的服装, 住着辉煌的天宫, 一举一动都很有气派, 那些处境凄凉、生活简单的不是犯了天条的落魄神仙就是妖怪。而日本尊为祖先的神仙圣地使人能够联想到的只有布衣麻履, 粗茶淡饭, 刀耕火种。另外, 日本人不喜欢鲜艳的颜色, 讲究含而不露。餐具瓷器的色彩也往往是暗、古、旧、涩。
日本人的淡泊倾向在现实中也很明显。京都的御所, 即天皇的住所之一和北京的气氛也大不相同。故宫给人的印象是壮观华美、金碧辉煌;而京都的御所色调则非常简单, 木房子是原色的, 再就是白色的和纸拉窗、草色的榻榻米既无雕刻, 也无摆设, 这就是天皇的居所。这也反映了日本人的“古典主义”倾向。即喜欢有历史沉积的古朴的东西。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它淡雅朴素, 符合日本人的审美观。而且樱花的魅力不在于一朵一朵的花, 而在于千朵万朵聚集在一起, 形成整齐的一片风景。这也体现了日本“和”的精神。而且樱花的盛开只是短暂的一瞬, 当樱花凋零的那一刻, 那种凄美与悲壮是日本人对美最好的诠释。牡丹的魅力正好和樱花相反。每一朵都可自成一景。赏牡丹的时候, 看着这朵想着那朵, 每朵花的颜色、形状、大小都不一样, 各有特色。有人说, 樱花是由于它整齐统一的美迷倒了日本人, 牡丹则是由于它个性突出的容貌吸引了中国人的心。由樱花与牡丹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重视整体的和谐, 以牺牲“小一”聚合成“大一”为荣, 而中国人则强调个性, 充分发挥个体的作用。
二、中日两国在文学方面表现出来的审美文化差异
日本是一个岛国,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岛国之中, 他们接触比较多的就是花草树木, 因而对大自然的思考也成了他们写作灵感的来源。在日本文学作品中, 日本人常以花、草、雪、月等为意象来表现自然美, 因为这类意象本身就比较美, 而且能表达四季时令的变化。然而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不长久, 甚至转瞬即逝。因此“物哀”便成了日本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意境, 也成了日本民族传统的一种审美追求。这种审美追求一直贯穿于日本文学之中。
“物哀”一词在日本文化史上很早就有了, 最早是由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在评论《源氏物语》是提出的, 他认为日本平安时代的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物哀”, 因为在人的感情中, 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感触最深的, 比如苦闷、忧愁、悲哀等。“哀”意为感动、感叹, 日本人通过对“物”的“哀”来表达情感, 这种情感表达方式逐渐渗透到了日本文学之中, 并逐渐从单纯的感叹演化为复杂的感动, 进而深化了作者的情感, 达到“物心合一”的境界, 最终日本文化史上形成了“物哀”这种艺术美的形态。
川端康成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之一, 他有很多经典之作, 如《雪国》《伊豆的舞女》等, 在品读这类作品的时候, 无论从文字还是情感方面, 都能发现一种纯粹的“美”, 比如自然风光的美, 花草树木的美, 男女情感的美, 人心灵的美等等。川端康成这种追求瞬间的美感, 追求清新淡雅的风格, 笼罩着缠绵、幽怨、哀伤情调的作品正符合日本的主情传统, 也表现出了日本文学中“物哀”的艺术形态。因此, 川端康成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相比之下, 中国的民族文学很少有如此纯粹, 传统的民族文学一般都带有“功利性”, 近现代动荡不稳的时局又使得民族文学成为具有认识价值和教化作用的工具, 进而使中国的现代文学形成了“唤醒民众”为己任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中日文学巨匠鲁迅和夏目漱石的作品中看出来。在中国文学作品中, 文人墨客喜欢歌咏“松、竹、梅”, 它们因能在严寒中傲然挺立, 又被称为“岁寒三友”。
比如: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节, 待到雪化时。
——陈毅《青松》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 任尔东西南北风。
—— (清) 郑燮《题竹石》
从这两首诗歌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然观, 作者通过对“松、竹”不畏严寒、四季常青、宁折不弯特点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挑战, 也表现的中国人不屈的品格。
诗歌是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它能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深的意思, 也是经典化了的语言, 所以诗歌能够较为深刻地反映出民族的审美情趣。中日文化源远流长, 中日古典诗歌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古典诗歌以绝句和律诗为代表, 音节字数对称, 还要押韵, 有一种音乐美;日本古典诗歌则以和歌和俳句为代表, 其特点是短小精致, 有一种错落的美。
俳句由17 个音节组成, 多表达作者瞬间的感受。作者往往通过对意象的描写表现出一种意境美, 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日本的和歌也比较有名。和歌又叫短歌, 由五句三十一个音节组成。格式为五七五七七的排列顺序。和歌意象单纯简淡, 结构松散自然, 显得平淡无华, 单纯自然。和歌和俳句一样留有很大的空白余地, 以有限的文字表达无限的意境, 以有限的意象表达无限的情感。
例如:
物おもへば沢の蛍も我が身より
あくがれいづる魂かとぞみる
——和泉式部
大意:河边萤火虫凝视犹如我灵魂离我身躯出
花の色は うつりにけりな いたづらに わが身世にふる ながめせしまに
——小野小町
大意:花色渐褪尽此身徒然过世俗长雨下不停
第一首和歌中, 作者在河边凝视着飞舞的萤火虫, 忽然觉得萤火虫仿佛是游离于自己肉体躯壳之外的灵魂, 而一闪一灭的亮光如同灵魂痛苦的喘息, 这是一幅凄清悲惨的风景, 由萤火虫产生的遐想, 渗透到了人的灵魂深处。第二首和歌中作者以花自喻, 通过描写鲜花盛开时无人欣赏, 暗含自己在青春岁月里没能遇到欣赏自己的知音, 而如今只是明日黄花, 只能终日以泪洗面。透露出对可怜身世的哀叹和无奈。但是纵观全诗, 却无一字哀伤之词, 只是通过意象来表达情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古典诗歌由于其短小的特点, 并不注重对空间的表现, 也不求境界的开阔, 而在于对古雅事物的描摹, 对大自然意境的表达, 对个人情感的寄托。
相比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曹操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这首诗写于曹操北征胜利之后, 他登高远眺, 诗情大发, 以沧海自比, 表现了他想统一中国, 安定天下的雄心壮志。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诗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渴望建功立业, 因而珍惜生命, 常常发出人生短暂的感叹, 也表现了中国人对“生”的追求。而日本人认为死是人存在的固有状态, 是随着生命的推移必定出现的一个阶段, 因此, 死在日本人眼中并不是可怕的, 而是悲壮的, 一种极为自然的事。在审美感受上, 日本人喜欢不对称的事物, 喜欢错落美、残缺美, 从残花中看到生, 从繁花中看到死, 喜欢留情余韵, 将它作为变化的源泉。日本人对文学的审美是一种无常的哀感, 无常的美感。
总之, 中国文学多追求一种完整的美感, 凸显了作者积极向上的精神, 日本文学则多注重捕捉瞬间的灵感, 追求一种残缺美。
三、从自然观的角度解释中日传统审美文化差异的根源
日本是一个南北纵向狭长的岛国, 岛上环境优美, 四季自然景观分明, 这就使得日本人善于细致入微的观察自然的变化。另一方面, 日本国土面积比较小, 地震、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 这就使日本人对自然产生敬畏感, 从而淡化个人的生死, 追求一种残缺美, 同时也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民族特性。
相比之下, 中国地大物博, 自然灾害相对较少, 从古至今农业一直比较发达。因此, 中国人敢于挑战自然、改造自然, 甚至出现的“人定胜天”的说法, 在文化审美方面多带有主观色彩, 并且追求完整的美感。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已经有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友谊, 为进一步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凭借对彼此文化的比较研究来推进两国更友好地交往, 无疑变得非常重要。相信在两国人民之间能相互学习、共同理解的基础上, 两国人民将会世代友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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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学 篇6
绘画中的颜色是具体的, 于观众而言是直观的, 而颜色词则是抽象的, 需要读者自己去想象。文学作品中, 常常用颜色词对出场人物的服饰、打扮进行描述, 反映人物身份、特征、处境、地位, 还把颜色词作为重要的修辞手段用于对客观景、物进行描写, 衬托出作品中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等抽象事物。在文学世界里, 色彩不只是单纯的颜色, 通过对色彩的联想、色彩与色彩的组合使用, 人物形象会更加生动, 故事叙述会更加精彩。我们还可以从文学作品中理解各国对不同色彩的看法。该文通过中日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色彩——红色与白色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入手, 对照比较中日两国色彩意识的异同点, 从文学角度了解中日国民的生活特征。
1 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红色
唐诗是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宝。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唐代的诗人》一书中统计出现存唐诗共有49403首。其中用红白两色描写景物、比喻事物的诗句数不胜数。唐诗中有“白首相知犹按剑, 朱门先达笑弹冠”、“朱户凌晨启, 碧梧含早凉”等名句, 诗句中“朱门”、“朱户”指的是古代王侯贵族、大户人家的红漆大门。封建社会认为大门漆成红色象征尊贵, 所以古代君主常把朱红色的大门赏赐给诸侯或有功之臣。在具有崇高地位的宫廷、寺院中处处可见红色的影子, 以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紫禁城为例, 檐柱、门窗、家具都使用红色。可以看出红色在古代中国代表着权势、地位、名誉、声望。其他类似的表现还有:《翰墨大全》“旧典通政本隶西台, 近制建官则领朱阁”中的“朱阁”是指元朝主管驿站的中央官署通政院;徐铉《送刘阳山》“旧族知名士, 朱衣宰楚城”中的“朱衣”指刺史的官服;王勃《七赋诗》“驰朱轩於九域, 振黄麾於万里”中的“朱轩”指的是古代达官显贵乘坐的红漆马车;岑参《寄左省杜拾遗》“联步趋丹陛, 分曹限紫微”中的“丹陛”指古时宫殿前的红色台阶;韩翃《送王光辅归青州兼寄储侍御》“身着紫衣趋阙下, 口衔丹诏出关东”中的“丹诏”指皇帝用红笔写的诏词。
红色还多用于形容女子。明代书画家倪元璐为虞姬所做墓联“虞兮奈何, 自古红颜多薄命”与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千古名句“恸哭三军皆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中的“红颜”一词意为美丽的女子。中国自古以红为美, 古代女子以胭脂润面, 胭脂为红, 面庞为颜, “红颜”便渐渐成为拥有美丽容貌女子的代名词。红色用于形容女子的其他用法还有:计有功《唐诗纪事?杜牧》“忽发狂言惊满座, 两行红粉一时廻”中的“红粉”一词也借指美女;元稹《瘴塞》“瘴塞巴山哭鸟悲, 红妆少妇敛啼眉”中“红妆”指的是年轻女子的盛装;白居易《秦中吟》“红楼富家女, 金缕绣罗襦”中“红楼”指富贵人家女子的居所。
2 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白色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白色是凶色, 但白色象征不祥的意义却鲜见于文学作品中。白色带有矛盾的双重性格让其具有多重意义, 并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使用。与红色象征尊贵相反, 白色象征贫贱, 多用来形容平民百姓。例如刘禹锡《陋室铭》“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中的“白丁”指平民百姓;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永宁寺》“五品以上, 赠令仆。七品以上, 增州牧。白民赠郡旗”中“白民”指没有功名的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中“白屋”指平民的住屋;徐凝《自鄂渚至河南将归江外留辞侍郎》中“欲别朱门泪先尽, 白头游子白身归”中“白身”指无官位爵位的平民。柳永《鹤冲天》“才子词人, 自是白衣卿相”中“白衣”指平民及其服装。
白色纯洁不染的特性让人们自古便学会用它来表达正面、美好的情感。于谦在《石灰吟》“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中用白色比喻自己正直如山;张九龄在《酬宋使君见贻》“但愿白心在, 终然湼不缁”中用“白心”表示澄明清静的心胸;卓文君《白头吟》“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离”中的“白头”指相爱的男女共同生活到老, 象征爱情的恒久。
此外, 白色可作为名词、动词、文言实词使用, 意思也各不相同。左思《吴都赋》第十段“里宴巷饮, 飞觞举白”中“白”意指罚酒用的酒杯;《吕氏春秋·士节》“今晏子见疑, 吾将以死白之”中的“白”有说明、表明之意;苏东坡《前赤壁赋》“相与枕藉乎舟中, 不知东方之既白”中的“白”借指天亮。
3 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白色
在古代日本, 颜色只有四种:赤、青、白、黑。这四种颜色在古代并非指物体真实的色彩, 而是人们对光线明、暗、显、晕的感觉, 其中赤白为明显, 青黑为暗晕。颜色有划分社会地位与职业的作用。受唐代制度的影响, 奈良时代颁布的《衣服令》中, 按照社会地位的尊卑明确了衣服颜色, 至上而下分别是:白、黄丹、紫、蘇芳、緋、紅、黄橡、纁、葡萄、緑、紺、縹、桑、黄、蓁、橡、墨。现代各行业的服装颜色也非常明确, 比如和尚服为黑、护士服为白。
与中国不同, 在日本白色象征尊贵, 是地位最高的颜色。《古事记》上卷记载, 因国土漂浮于海中, 十分不稳, 众天神遂命伊邪那岐与其妹伊邪那美去生产国土。他们共生下八个岛, 并把第四个岛——筑紫岛命名为“白日别”。这是日本文学史、同时也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次出现“白”这种颜色, 这里的“白”代表太阳光。可以看出日本人认为白色具有明亮、生命之源、圣洁不可侵犯之意, 这也为日后神道教把白色作为其宗教主色调提供了有力依据。《古事记》的神话传说中, 神祇常常化身为白色的动物, 比如中卷 (人世) 中坂神变为白鹿 (其坂神。白き鹿に化りて來立き) 、伊服岐能山神变为白猪 (この白き猪に化るものハ。其神使者のにこそあらめ) 、倭建命死后变为白鸟 (ところづら。於是八尋白智鳥に化て。天に翔て) , 此外还有上卷 (神代) 中预言大国主神婚姻的“因幡の白兎”。人们之所以用白色表现神祗, 是认为白色具有不可思议的超能力和灵性。同时, 用白色象征神祗的神圣、纯洁与吉祥, 也说明人们开始学会用颜色表达自己的信仰。
日本的文学意识以雪、月、花为核心, 其形成有自然观的原因, 也有色彩观的影响。因为雪、月为白色, 花也以白色为美。与白花在中国民间多用于丧事相反, 白花在日本最受欢迎。据日本学者棚村宽子、平泽洋一统计, 《万叶集》中白色出现的次数最多, 共计302处。日本学者前田千寸对《万叶集》统计后发现, 在520首有关花的诗句中有204首为白花。《源氏物语》第四回<夕颜>中, 源氏公子对夕颜是这样描述的:“と青やかなる葛の心地よげに這ひかかれるに、白き花ぞ、おのれひとり笑みの眉開けたる”, 意为“绿草中白花朵朵, 白得其乐迎风招展”。作者用拟人的手法修饰白花, 很大程度上是在表现白色的淡雅朴素和勃勃生气。
4 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红色
红色在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使用也屡见不鲜。《古事记》中卷第十一章“故、この女人、その晝寢せし時より姙身みて、赤玉を生みき”、“その玉を將ち來て、床の邊に置けば、すなはち美麗しき孃子に化りき”中多次提到赤玉, 从赤玉化身为美丽女子可以判断红色代表生命, 与白色一样被赋予不可思议的力量。《万叶集》卷七中记述了古代贵族女性用真赤土化红妆 (大和なる宇陀の真赤土のさ丹つかばそこもか人の吾を言なさむ) , 喻意红色像太阳与火焰一样具有生命力, 让人尊敬;卷七“紅に衣染めまく欲しけども着てにほはばか人の知るべき”、卷十一“紅の濃染の衣色深く染みにしかばか忘れかねつる”中通过描写当时女性喜欢穿用红花染料染的衣服, 表达爱情与少女怀春之心。到近现代, 红色仍然是恋爱的象征。与谢野晶子在诗集《乱发》中写道“紅に名の知らぬ花さく野の小道いそぎたまふな小傘の一人” (沿着开满红花的小径, 她独自一人撑着小伞步履匆匆) , 借以红花赞美爱情的美好与喜悦。
颜色词还有借物喻人的语言功能。大伴家持在《万叶集》卷十八中写道“紅は移ろふものぞ橡の馴れにし衣に猶しかめやも” (逝褪朱华易, 何如衣素黧) 。红色容易掉色, 不如橡实染成的黑色朴素实用。看似对比颜色, 实际上是作者借助颜色的物理特性, 用橡实色比喻调往越中担任下级文官的糟糠之妻, 用红色比喻文官在越中认识的艺妓, 以此让文官认识到真爱所在。
5 结束语
文学作品历经千百年的磨练仍然绽放璀璨的光芒, 在创作这些不朽之作的过程中, 作家们通过颜色词形象地反映个人意识、社会意识, 可以说文学作品是颜色词的载体, 颜色词是文学作品的内蕴。中日颜色词在文学作品中的用法及意义十分丰富, 该文只能将红白两色的主要意义进行分析比较, 如有纰漏在所难免, 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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