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双边贸易（共7篇）
中日双边贸易 篇1
一、引言
近年来, 在全球贸易重心逐渐转向服务贸易的同时, 各国都非常重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动发展问题, 以期通过二者良性互动来更好的改善外贸环境, 实现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夏晴 (2004) 认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我国应利用货物贸易飞速发展的大好机遇, 立足服务贸易的发展, 以服务贸易的发展来带动货物贸易向高附加值、高竞争力转变, 最终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周燕, 郑甘澍 (2007) 对相关主要国家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数据分析表明,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总量上呈现出互补性特征, 这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变化, 基于服务业发展的服务贸易的出现和发展, 必然伴随、促进基于生产拓展的货物贸易的发展, 而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专业化分工的逐渐加深、外包和生产性服务的纵横拓展, 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又推动了货物贸易的发展, 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自身的扩大。卢仁祥, 强永昌 (2011) 认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互动发展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的发展可以通过提升服务贸易的供给能力和派生出对服务贸易的需求进而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以通过为货物提供更加便利化的服务、降低货物贸易的成本以及服务贸易商品生产的全球布局而推动货物贸易的发展。Carolina Lennon (2009) 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发现双边货物贸易可以解释双边服务贸易。国内学者如庄丽娟 (2009) , 李文 (2013) , 张冬梅、强永昌 (2014) 等也通过实证验证了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证实, 进一步地, 学者们 (如李秉强、逯宇铎, 2009;姚星等, 2011) 通过实证发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时,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相互影响区别也很大。而由于经济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 处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 即不同时间区间的数据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因此本文基于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更新到2012年的数据, 以期得到二者最新的互动关系。另外, 目前文献多是从国家整体层面分析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关系, 而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 鲜有文献从双边角度分析两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作为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 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准确分析现阶段中日两国双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动关系, 有助于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 推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对中日未来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二、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互动发展的理论分析
从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形态来看, 货物贸易的出现先于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了服务贸易, 它是在货物生产中, 随着国际分工的逐渐深化而发展起来的。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要求产生相应的服务贸易, 因此生产性服务贸易在货物贸易的带动下迅速发展, 来简化货物贸易的流程, 为之提供便利化的服务风险防范措施, 降低货物贸易成本。从生产区段和价值链理论来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 国际分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生产任务的有效组合需要相应的服务链与之配合, 从而带动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推动产业向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发展的重要基础。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贸易的高附加值化, 进而推动经济整体在全球生产区段和价值链的位置。从供给的角度来看, 货物贸易的发展增加了服务贸易的供给能力, 同时服务市场的开放和服务业自身的发展, 提升了服务产品参与国际分工水平的水平;反过来, 随着服务贸易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发展, 服务贸易可以为货物贸易提供更加便利化的服务, 降低货物贸易成本, 从而推动货物贸易的转型和升级。因此,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TAD) 整理的数据显示, 中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相同。2000-2004年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都持续增长, 而受2005年针对日本“入常”及屡次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爆发的大规模抵制抗议活动的影响, 致使双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增速同时放缓。受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日贸易大幅下降, 双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同时萎缩。而2012年中日“钓鱼岛事件”对双方货物贸易亦造成很大影响, 货物贸易由3430亿美元减少到3300亿美元, 同比减少3.9%, 中日服务贸易虽未降低, 但增速放缓。所以从直观数据上看, 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趋势相同。
三、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定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以及二者相互作用的大小, 首先需要对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以说明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考虑到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Services Trade) 1996-2012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的数据, 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从联合国货物贸易数据库 (UN comtrade) 选取1996-2012年双边货物贸易数据, 运用Eviews7.2计量分析软件对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样本数据均以美元计价, 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将数据除以美国各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后不仅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 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性, 所以本文分别对中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两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并依此记为lngoods和lnsers。
首先平稳性检验表明lngoods和lnsers都为一阶单整序列, 因此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运用EG两步法对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进行检验, 结果模型拟合优度良好, 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且中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 中日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就会增加1.1477%。对比包艳 (2011) 利用2000-2007年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协整检验结果:中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 中日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就会增加0.9172%, 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影响的弹性系数增加了, 一定程度上说明中日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推动作用增强了。
四、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内部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总量分析无法显示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关系的结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内部结构关系, 接下来利用程南洋、余金花 (2007) 在分析中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变动的相关性检验时用到的方法进行分析。根据GATS的分类标准, 将除政府服务以外的10类服务分别进行统计, 用SEj、SIj (j=1, 2, ...10) 分别表示第j类服务的出口和进口。
根据构建的模型, 利用1996-2012年中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的经验分析, 对模型输出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 最终得到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内部结构关系的OLS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 中国对日运输服务出口每增加1%, 将推动中国对日货物贸易出口增加0.3870%, 进口增加0.5491%;中国对日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每增加1%, 将会促进中国对日货物贸易出口增加0.2490%, 进口增加0.3730%。总体上看, 中国对日运输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都会推动两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
中国从日本进口旅游服务每增加1%, 将会促使中国从日本进口货物贸易增加0.1918%;中国从日本进口运输服务每增加1%, 会推动中国从日本出口货物贸易增加0.4701%, 进口货物贸易增加0.6386%;中国从日本进口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每增加1%, 将会使中国对日货物贸易出口减少0.1413%, 进口减少0.2232%;中国从日本进口版税和许可证服务每增加1%, 将会促进中国对日货物贸易出口增加0.2365%, 进口增加0.2%。综上可以发现, 中国从日本进口旅游服务将会促进中国对日的货物贸易进口, 中国从日本进口运输服务、版税和许可证服务均会促进两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 而中国从日本进口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将会抑制两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1996-2012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数据, 利用协整检验发现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且中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 中日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就会增加1.1477%。进一步地, 对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内部结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1) 中国对日运输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都会推动两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 (2) 中国从日本进口旅游服务将会促进中国对日的货物贸易进口, 中国从日本进口运输服务、版税和许可证服务均会促进两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 而中国从日本进口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将会抑制两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
虽然中日货物贸易进出口仍然是影响两国贸易的主导力量,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疲乏, 两国货物贸易额也出现连年下降的趋势, 2012年中日货物贸易为33.26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3.8%, 2013年货物贸易额为31.04亿美元, 同比下降6.7%, 2014年为30.67亿美元, 同比下降1.2%, 而在全球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 中日两国服务贸易正逐渐成为中日双边贸易新的驱动力, 两国应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 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加强服务贸易合作, 依靠现代生产性服务贸易推动货物贸易向高附加值化、高技术化发展, 从而推动我国货物贸易的转型和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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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自由贸易的新热点 篇2
在拉美，双边自由贸易也异常红火，墨西哥和智利这方面最为积极。据WTO统计，1999年末，拉美共有22个经济联合体，其中1991年以后出现的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就有17个。
一向被称为自由贸易“真空地带”的东亚地区，也首次加入全球双边自由贸易进程。最积极的国家当属新加坡。2000年11月，新加坡分别与新西兰、墨西哥正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1月和6月，分别与日本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了相关协定。另外，新加坡与美国、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的谈判也在进行。日本除与新加坡已签协定外，与韩国、美国、中国和东盟国家或区域经济集团的相关谈判也在进行。中国政府于2001年11月正式提出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于2002年5月与东盟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也正在酝酿和商议之中。
WTO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今年出现的美国对进口钢材强制实施201条款(详见本刊今年第7期)和美国提高农产品补贴就是典型事例。同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反全球化浪潮汹涌。1999年，WTO贸易部长西雅图会议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计划夭折。2001年12月，多哈会议在最后关头决定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但就现实情况看，多哈回合不可能一帆风顺。毫无疑问，WTO多边贸易谈判一再受阻，已成为双边自由贸易再度盛行的主要原因。原WTO总干事穆尔不久前说：“自从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至今未重新开启全球范围的多边贸易谈判，因此现在出现了很多国家热衷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倾向。”
同时，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某些局限性也是许多国家热衷于双边自由贸易的原因之一。与旷日持久的WTO多边贸易谈判相比，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与程序复杂且缺乏国家强制力的WTO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双边自由贸易机制只有两个当事方，因而具有易操作、约束力强的特点。另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当事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乃至双方政治关系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比WTO多边贸易体制更直接、更有效。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往往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当作通向更高层次经济乃至政治合作的第一步。
部分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的开展遇到新困难
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通常是指由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或区域经济集团，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组建自由贸易区而进行的贸易。目前，已经启动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或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最重要的有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东盟自由贸易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另外，一些跨洲或跨洋的大洲际自由贸易区计划也顺势而生。
但是，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目前，在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计划中，有的因谈判屡屡受挫而陷入僵局，如拟于2008年建成的“欧盟－拉美自由贸易区”；有的因谈判争吵不休而无实质性进展，如计划于2005年建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有的因计划不能推行而脱离原有主题，如拟于2010年启动的“APEC自由贸易区”；更有些一直停留在构想阶段难有新的突破，如美欧间的“跨大西洋共同市场”。
即使是已经启动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也因成员方利益的冲突出现明显的裂痕，如目前世界第一大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今年5月21日，因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木材征收高达27.2％的反倾销税，从而导致美加木材贸易战急剧升级。墨西哥也开始抱怨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农牧业损失惨重。墨西哥众议院发表的研究报告说，自从墨西哥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来，墨西哥农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由6.34％下降至5.5％；该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蔬菜水果的出口量仅增长了8％；墨农牧业进口总额则由当初的29亿美元上升至42亿美元，增加了近44％。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将于2003年年初解除20种农牧产品的保护性关税，这将对已经处于竞争劣势的墨西哥农民造成新的打击。这已在墨政坛引起了反应。可见，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已成为双边自由贸易再度盛行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各国重新调整自由贸易政策
新形势下，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由贸易政策，由原来的侧重“多边”，调整为侧重“双边”或“多边”与“双边”并举。
美国政府认为，如被排挤在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将给美国企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而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美国确立安全保障体系，强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合。今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长期制约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的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布什总统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
日本过去非常反感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现在却来了个大转变。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便是日本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分析认为，日本紧锣密鼓地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最大动因是为了加大出口，拯救它恶化的经济。今年6月，日本推出政府振兴经济的六大发展战略，其中第六项被称为“全球化战略”，主要内容是：以全球化大市场为目标，推动包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地区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东亚自由经济圈。
韩国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双边自由贸易的热潮当中。东盟国家则采取“多边”和“双边”并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一面积极参与WTO多边贸易谈判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一面又积极寻求开展同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总之，各国自由贸易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全球新一轮双边自由贸易强大的内部推动力。
双边自由贸易的根本特征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而它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又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1，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致性。
一是二者所体现的贸易原则基本一致。WTO的基本原则主要有自由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公平贸易原则等，而这些基本原则恰恰是双边自由贸易所追求和遵循的，只是这些原则所适用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已。至于说双边自由贸易会对第三方产生歧视，这也正是这种体制所确定规则的需要，就像WTO多边贸易体制并不适用于非成员方一样。
二是两者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基本一致。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密切相互间的协作和配合，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发展能力。同时，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筑起防范全球化风险的第一道防波堤。所有这些，都和WTO多边贸易体制所追求的经济效应相一致。
2，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矛盾性。
双边自由贸易“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冲击WTO有关原则和规则。如果把双边自由贸易放到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大框架内考虑，那么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客观上造成了协定内外WTO成员方贸易待遇的不同，甚至对某些WTO成员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贸易保护主义“堡垒”，从而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相背离。更有某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包含明显的违背WTO有关规则的内容。
3，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兼容性。
正是双边自由贸易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具有上述一致性，WTO多边贸易体制才得以包容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即允许WTO成员方成立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然而，GATT/WTO对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均提出一些约束性规定：任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都必须有利于促进成员间的贸易，而不应增加对非成员的贸易壁垒和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
中日关系对双边贸易影响的研究 篇3
一、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
1.双边贸易额大幅度增长
2012年, 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3294.5亿美元, 相比1972的10亿美元, 中日建立邦交关系40周年后两国贸易额增长了近330倍。而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也持续增长, 规模也大型化, 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不断升高。
2.双边贸易比重在变化
中日贸易额从1990年的2.6万亿日元增长到2004年的19.0万亿日元, 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达14.6%, 远高于同期日本贸易额3.6%的平均增长率。特别是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高于出口, 致使对日本贸易连续十多年逆差, 2010年逆差增长到557亿美元, 2011年也达到463亿美元。而在2012年日本也由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国下降到第五大贸易国, 日本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位次在下降。
3.中日深化金融合作
2012年中国对日本债券的持有量达到20万亿日元 (约合1964亿美元) , 同比增加14%, 中国仍为日本最大的债权国。2012年6月1日, 中日两国启动人民币和日元直接兑换, 日元成为美元之外第一个与人民币直接交易的外国货币。货币直接兑换不仅可以节约成本, 还有利于降低因汇率变动而产生的风险。在促进日本企业增加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并且这也符合中国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的战略。
二、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一) 中日政治关系
日本的贸易政策可以说是服务于其政治需要的。2001年4月日本实行的紧急限制进口中国大葱、蘑菇、蔺草等农产品的贸易政策, 只是因为自民党为了赢得农民的选票。
由于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反华情绪增长,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 尤其是2013年的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 中日政治关系坠入冰底, 由此严重影响了两国经济贸易关系。钓鱼岛争端升级以来, 201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3294.5亿美元, 下降了3.9%, 我国对日本出口仅增长了2.3%, 自日本的进口下降了8.6%, 具体的如2012年9月日系车在华产销与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下降达40.8%, 赴日旅游团数量大幅下降, 日产数码产品在中国销量明显下降等。
(二) 中日技术关系
杨振运用RCA指数法对两国主要贸易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得出, 中国对日本出口产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 而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多是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了确保日本在经济、技术领域的优势以及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日本在技术转让上设置了过多的人为障碍, 严格限制对华的技术出口。在核心技术上依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日本, 但这并不会在实质上动摇中国发展的根基。中日双边贸易额的持续增长造就了日本经济复苏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的局面, 这也成为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必须考虑的重要掣肘因素。
综上所述, 中日之间的贸易摩擦数量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就是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 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中国出口商品拒之门外。中日贸易摩擦领域也已经从农产品领域扩大到了第二产业的工业品、纺织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由于中日双方在贸易上的互补性以及各自的重要地位, 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了中日双边贸易的展开, 也影响了日方的在华投资, 不利于日方进一步的扩大中国市场, 再者对于中日的消费者而言也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三、解决中日贸易现状的对策
(一) 区分政治与贸易
中日双边贸易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 中日政治关系紧张影响经贸合作发展, 这在伤害了中国和日本双方企业的利益。如果中国在政治问题上对日本的经济制裁过重,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的日企将大量停产, 在日企的大量中国员工及与日企间接相关的就业人员都将面临失业, 利益受损的的还将是中国。而对中国来说, 确保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同样也是当务之急, 因为中日政治关系紧张导致一系列的反日游行等, 将会扰乱社会秩序。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两个重要的经济体, 中国应该谨慎使用经济制裁, 应该妥善处理政治问题, 区分政治和贸易, 实现双赢。
(二)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我国应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吸收消化的能力, 加强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 逐步优化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商品结构, 降低原材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对低附加值的产品进行加工, 并由粗加工、低附加值制成品转向精加工、深加工至高附加值的产品, 提高附加价值高商品出口的比重。不断改进目前中国出口商品在质量、设计和包装等方面的不足, 继续开拓日本市场。同时中国政府应该更注重提高产品质量, 同时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 营造良好的企业生产环境, 引进高素质高水平的管理人才, 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三) 建立产业集群
政府应制定产业组织政策, 确保产业规模效应和产业集群优势的发挥。同时要注意通过产业集聚形成配套互动, 利用集群优势形成产业链, 实现产业链升级。建立产业集群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由于贸易摩擦导致的出口商品立案调查和最终成立的概率, 还能提高商品出口企业应对贸易保护行为的反应速度和力度。同时在中国与日本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中, 政府应该积极寻求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和保护, 妥善解决双边贸易中的问题, 维护我国产品贸易的正当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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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分析 篇4
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呈现出新的明显态势:全球经济增长整体仍未摆脱疲弱状态,较低的增长率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主要经济体之间冷热不均,经济增长分化显著。再加上英国对于是否留在欧盟进行了公投,并于2016年6月24日正式宣布脱离欧盟。由此,世界经济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迎来的将是“新平庸,大分化”的经济增长格局。在中欧贸易发展方面,随着中国放眼全球实施了扩大内需、“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战略,再上中欧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深化发展,譬如欧洲容克投资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合、中国成功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出台等利好消息的释放,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是在新经济形势下如何深化中欧对外贸易合作的问题。
二、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现状
(一)2005~2015年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发展态势。(表1)从表1中可以了解到,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欧盟的商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的状态。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在2005年达到702.03亿美元,到了2015年达到最高点1,469.78亿美元,在10年间增长了约2倍多。在出口额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出口额从2005年的1,437.53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929.58亿美元,再到2009年下降至2,363.46亿美元。同期,我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的46.54%降至-32.25%,降幅达78.89%。2013年,我国对欧盟贸易已基本摆脱欧盟内需下降的影响,实现贸易顺差1,182.14亿美元,继而到2015年,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同比增长16.11%。总体上看,我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的增长幅度在后危机时期有所缩小,而在新形势下,即“新平庸,大分化”的经济增长格局态势下是较稳定增长的。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势态或将持续存在。
(二)2015年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结构概况。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5年中欧双边货物贸易额为5,657.61亿美元,较2014年减少8.07%。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3,563.70美元,减少3.94%;自欧盟进口2,093.92亿美元,减少16.72%;中国与欧盟的商品贸易顺差为1,469.78亿美元,增加16.11%。比较欧盟与各国(各地区)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情况,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表2)可以看出,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杂项制品中的家具玩具和用贱金属所制作的金属配件等,其2015年出口额合计占中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71.72%,分别为1,464.02亿美元、514.44亿美元、335.64亿美元和241.84亿美元,较2014年分别减少5.5%、减少9.52%、增加8.22%以及减少3.32%。这些产品在欧盟对中国的进口市场中分别占有41.08%、14.44%、9.42%和6.79%份额。另外,中国对欧盟出口的珠宝贵金属和矿产品出口额减少最为明显,分别减少44.29%和22.86%。(表3)
同样,表3的数据反映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和光学手表等精密仪器是中国从欧盟进口的主要产品。2015年这四大类产品出口额合计占欧盟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2.36%,分别为648.29亿美元、450.96亿美元、264.97亿美元和150.96亿美元,这些产品在欧盟对中国出口市场中分别占有30.96%、21.54%、12.65%和7.21%的市场份额,且同比分别减少14.75%、减少26.92%、增加1.88%和减少8.18%。此外,中国对欧盟的植物产品和食品、饮料、烟酒的进口额增长突出,分别增长119.42%和24.21%。
三、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发展趋势
(一)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双边商品贸易特点。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情况尚未得到明显改善,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出现分化态势,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步入新常态。面对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也将进入新常态的局面。那么,在这样一种“新平庸,大分化”的经济增长格局下,中国与欧盟双边商品贸易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中欧双边贸易比较稳定。中国和欧盟贸易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快速发展,年增速长期保持在20%以上。虽然中欧贸易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中欧贸易增速下降,但仍达19.53%。2009年中欧贸易同比下降14.47%,但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双边贸易中降幅较低的。欧盟继续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的地位。随着世界经济新形势的出现,在2015年中欧货物贸易中,中国对欧出口下降3.94%,进口下降16.72%,出口降幅远低于进口降幅。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缓慢,经济复苏弱于预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内需萎缩,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
2、中欧贸易商品结构存在一定互补性。中欧贸易商品结构上呈现出互补性态势源于双方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不同。其中,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优势相对明显。比如,中国对欧盟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始终占45%左右,其次是占我国对欧盟出口额的14%左右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剩余的商品结构占有的出口额相对较小,不足10%。另外,中国对欧盟进口的主要商品种类也较集中。机电产品占中国对欧盟进口额的比重是最高的,其次是运输设备,在中国对欧盟进口额的占比稳定在20%以上,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了22.25%、25.25%和21.54%,然后就是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其制品,都基本维持在9%左右。随着近几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发展步伐加快,中欧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在不断改善,也呈现出了新的互补态势。
(二)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发展趋势。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地位上升,国际经济格局发生着新的变化。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上来讲,2016年作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纵观国内外经济形势: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国际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国际商品价格低位波动徘徊,贸易与投资规则改变;国内经济领域短期风险集中显现,外贸企业传统比较优势减弱,所呈现出的压力与挑战前所未有。再加上在欧盟占有绝对经济实力的英国脱离欧盟,自立门户,由此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国内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的趋势难以改变,结构调整与转型工作仍将继续开展。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欧对外商品贸易发展将出现减速换挡的阶段性变化,贸易增长速度将逐步向全球贸易增速靠近,各海关分类的贸易商品份额所占的国际市场份额有望保持稳定。
综上所述,中欧关系快速走近,是因为双方的合作面在增大,共同利益在增多。中欧对彼此双方的重要性有增无减,虽然英国脱欧,但中欧未来的经济、文化联系只会更加紧密,合作空间也会更为广阔,中欧经贸关系还将持续走向深入。
四、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政策建议
从目前国内新常态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国正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依赖禀赋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需彻底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欧盟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需要制定和完善对外经贸战略,创新贸易体制,提高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而且还需进一步深化发展中欧商品贸易市场以确保对外贸易的稳步增长,推动中国对欧盟贸易由量向质的改变,继而达到双赢。
(一)完善对外经贸战略,争取双赢局面。目前,中欧贸易额呈现负增长局面。此外,欧元区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具体来讲,2015年中国对欧盟的双边贸易额下降8.07%,出口下降3.94%,进口下降16.72%。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国有必要调整对外经贸战略,制定以全球价值链提升为目标的贸易政策取向,推进双向开放和经贸融合,促进国内外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机制,不断完善和推进中欧经贸关系,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
(二)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为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需以创新驱动为主,逐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由生产制造向服务制造的转变,做到切实支撑“中国制造2025”战略。更进一步地说,中国要加快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加速推进贸易强国进程,完善对外贸易布局;要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外贸企业的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加强产业链分工和国际产能合作;深化加工贸易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从而实现中欧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三)创新制度环境,驾驭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环境影响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进度。中国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要积极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创新体制,完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贸易制度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进而也应更好地适应、制定乃至驾驭国际贸易规则。具体来讲,第一,既要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根本性问题,创新形成有利于培育新型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又要从制度和规则层面进行有效改革,例如加快自贸协定的签订和自贸区建设、深化内陆沿边开放区域在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和准入、信用体系和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二,在充分研究国内外贸易规律和国际规则的前提下能动性地发挥国家和市场的“两只手”作用。要牢牢把握和理解国际通行规则及标准,加快形成与贸易通行规则相匹配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同时,中国国际贸易的战略转型层面要求中国的政策、法律和贸易操作技巧符合国际贸易通用规则,那么中国可以通过掌握、制定、遵守国际贸易的双边游戏规则来恰当地维护国家利益。
(四)深化中欧经贸合作,扩大合作范围。在此方面,笔者将从中国和欧盟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对外市场对中欧经贸关系是持开放态度。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并购,购买欧元债券等实质性做法是对欧盟经济发展的支持。因此,欧盟应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中国对欧投资的限制和进入壁垒。此外,由于中欧贸易彼此发展不平衡,亟需中欧双方深化互补性合作。一是加深中欧的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程度。这就需要中欧双方共同努力,一起朝着双赢的局面去进行贸易发展:欧盟一方需要做到开放、公平,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放开技术出口限制,减少欧盟设置的中国对欧贸易投资壁垒,扩大中国对欧盟以技术为目的的收购。另外,中国则可以在符合本国贸易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进一步放宽有关市场的准入壁垒;二是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合作不要只局限于彼此双方,可以扩展到第三方经济体和国家的合作,拓宽合作渠道。
(五)推进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现阶段,全球的经济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缺乏有效需求。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差异分化,而分化的经济增长又导致了政策的不统一,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欧盟国家里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希腊债务危机的暂时缓解,以及此前欧元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经济正在缓慢增长。同时,“容克计划”的实施也会进一步拉动欧洲经济的增长。虽然英国目前经过公投正式宣布脱离欧盟,但其造成的后果也是不确定的,但就目前中欧合作的态势和中国与英国的经贸往来来看,英国脱欧并不会对中欧的经贸关系产生大的消极影响,是为影响可控的程度,相反英国脱欧反而会利好中英贸易的深化发展。借此机遇,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中国则可以与欧盟协商支持人民币跨境结算,加快人民币汇改进程,促使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步伐的前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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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蕾,汪元群.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政策变化分析[J].当代经济,2015.19.
中国与中亚双边贸易新视角 篇5
作为连接中国与中亚等国的新通道,“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打造开放新格局有着重要意义。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位于亚欧大陆的要冲,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未来经贸合作层次将如何提升,贸易潜力和投资潜力怎样进一步挖掘?至关重要的国家产能合作方面又有着怎样的机会和路径?本文将围绕这些热点话题从双边贸易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正在驶入快车道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不断加深,对外贸易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改善。
1992年,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第一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仅为4.6亿美元,此后中国与中亚双边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加,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亚的贸易仍然持续快速增长,双边经贸合作正在全面、深入地展开。2013年中国对中亚对外贸易总额达502亿美元,其中出口232亿美元,进口270亿美元。2010-2013年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均增速为20%,比同期中国外贸平均增速高10个百分点。
从比重上看,中国与中亚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已从1996年的0.27%提升至2014年为1.04%。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贸易额占中亚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这个跟前面都说的是比重)也在快速上升,2014年为24%,比1996年提高了近21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出口国,也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
资料来源:UNCTAD数据库
从区域贸易结构上看,长期以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贸易额所占比重最大,但呈逐年降低的趋势,2013年中哈贸易额占中国与中亚贸易的60%左右。近三年来,得益于2010年中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管道竣工投产,土对华天然气出口大幅上升,中土贸易比重也在快速上升,由2010年的5%上升至2013年的20%。而受2009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影响,中吉双边贸易额大幅下降,中吉贸易比重由2008年的30%下降至2013年的10%,但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贸易额变化不大。
显而易见,中国与中亚五国已经成为彼此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层次依然较低,贸易潜力和投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主要表现在:一是贸易比重依然偏低。2013年中国对中亚贸易总额为484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比重仅为1.2%。二是贸易商品结构档次低。中国出口中亚主要是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技术密集型产品份额很少,占比不足10%。
资料来源:UNCTAD数据库
尤其是2014年,由于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以及国内资源型行业产能过剩双重影响,中国从中亚进口金额大幅下跌,导致中国与中亚对外贸易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同比2013年下降了10%左右。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出台恰逢其时,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中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将推动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由低层次逐渐向高层次升级。
中国与中亚经贸互补性强于竞争性
首先,从前十大贸易商品结构来看,双边互补性较强。
中国对中亚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和制鞋行业,出口份额超过33%,其次集中在工程建筑和货运行业,如钢材、工程建筑机械和卡车,出口份额占10%左右;中国从中亚进口主要是资源产品,其中天然气和原油份额最大,合计约占70%,铜、铁、锌等金属及其矿石的份额合计约占15%。从前十大贸易商品结构上看,由于中国与中亚的产业互补性强,未来双边贸易合作还有很大空间。
资料来源:UNCTAD数据库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1995-2013年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 3位数标准的数据测算
其次,从竞争和互补关系来看,双边互补性显著强于竞争性。
如果用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来反映贸易竞争程度,2013年中国与中亚的竞争性指数为0.1,而同期中国与韩国竞争性高达0.5,这表明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很低。与此同时,如果用双边进出口的匹配程度来反映贸易互补程度,2013年以中国与中亚的互补性指数为0.5,而同期中国与印度的TCI指数仅为0.3,这表明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互补程度较高
第三,从时间维度来看,双边互补性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还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互补性指数从1995年的0.37,上升至2005年的0.42,再上升至2013年的0.49,这表明近20年来,随着双边经贸往来的不断深化,互补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来愈强。
第四,从深层次来看,双边互补性增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产业和出口结构的升级。
按照技术密集程度可将商品划分为:初级产品(PP)、资源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和高技术产品(HT)五大类,以此来观察1995-2013年中国与中亚各自出口结构的变化(见表4)我们发现,中国的出口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趋势明显,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由过去不具备比较优势变成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虽然低技术产品仍具备比较优势,但有逐渐减弱趋势。而反观中亚的出口结构则变化不大,具备较强比较优势的始终是初级产品,中、高技术产品一直处于比较劣势。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路在何方?
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未来双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和中亚具体在哪些行业或产品领域可能具备产能合作机会?
我们基于20个工业行业的数据,通过比较中国具有出口优势行业和中亚进口强度高的行业,来找到双边产能合作的行业机会
第一,中亚进口需求强度大、同时中国出口优势明显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亚进口需求强度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纺织品与服装、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皮革、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长期以来,中国在这些行业上一直具有明显的出口比较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减弱,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和更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升级是必然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也不可阻挡。
第二,中亚进口需求强度大同时中国具有一定出口优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
中亚对黑色金属、专用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具有很大的进口需求,虽然总体看来,中国的出口优势并不明显,但是细分行业之后,中国在部分子行业具有出口优势。具体来看:
黑色金属业:中亚对基建用钢材具有很强的进口需求,而中国钢材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优势,并在逐年增强,同时由于近年来国内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的存在,钢铁行业具有扩大对中亚出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专用设备制造:中国在工程建筑和纺织机械上逐渐显现出口优势,随着中亚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其对工程建筑机械和以纺织服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设备需求将会增加,中国可以此为契机,谋求相关行业贸易规模的扩大。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交通基础设施是工业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新亚欧大陆桥建设的推进,中亚对铁路的需求仍将持续旺盛。近年来中国在铁路车辆,尤其是高铁的出口优势逐渐凸显,未来以高铁为核心的铁路装备将成为中国对中亚出口和投资主要增长点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的计算
第三,中亚进口需求不足同时中国有出口优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家电及消费电子行业。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亚在家电、手机、计算机等消费电子类行业整体进口需求较低,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消费国,具有明显的出口优势,拥有海尔、海信、格力等全球知名家电品牌,在计算机和手机通信领域,也拥有联想、华为、中兴等国际型企业。虽然中亚在这些产品上的进口需求一直很弱,但随着中亚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未来潜力仍十分巨大,因此在这些领域,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带动中亚的经济发展,积极发现和培育相关需求。
双轮驱动的产能合作路径
“一带一路”给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与中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双边经贸合作潜力空间十分广阔。一是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双边经贸合作加强,贸易和投资便利性大大增强;二是随着中亚经济水平的发展,中亚需求层次将会提升,将刺激双边贸易和投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三是随着中亚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的部分产业将有望通过出口来缓解产能过剩,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
因此,以贸易和投资为双轮驱动,将推动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入,从而实现互惠互利和双赢。
第一,发挥亚投行作用,推动双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亚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基本上仍停留在原苏联的水平上,这已成为经济和地区合作的严重障碍,也是制约中国和中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在道路、机场、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完全可以参与中亚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为中国制造业赴中亚各国投资奠定基础。
第二,将制造业投资作为双边经贸合作的重点,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目前,中亚各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通过发展重工业进而建立基础工业体系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钢铁、化工、非金属制品等重工业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而且这些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能过剩情况,在上述领域扩大对中亚国家投资既能够有效发挥中亚各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优势,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拉动就业,也有利于促进中国重工业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缓解国内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发展对策研究 篇6
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发展现状
(一)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东盟自搭建自贸区建设以来,通过不断削减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保持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东盟双边进出口总额从2004年的1 058.8亿美元扩大到2015年的4 721.6亿美元,短短十二年间,双边贸易规模增长了3倍;在201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同比增长速度达8.23%,较我国整体对外贸易增速高出5.93个百分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2%。
(二)各成员国的贸易发展不平衡
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导致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贸易发展不均衡。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而对柬埔寨、老挝、文莱的双边贸易量非常小。在2015年,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易量达到972.9亿美元,约占中国对东盟进出口量的21%,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出口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贸易量最小的文莱为15.1亿美元,仅占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量的0.3%。东盟各成员国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自贸区贸易中各取得贸易利益的不同不利于成员国之间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协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自贸区的进一步建设。
(三)服务贸易发展落后于货物贸易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内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双边在旅游、交通运输、电信、金融等服务行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中国—东盟的服务贸易起点仍然很低,仍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2015年双边的服务贸易总额只占货物贸易总额的10%。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在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制约因素就是双边的服务贸易逆差都很严重,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主要逆差来源于旅游、运输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领域等。但随着中国及东盟成员国逐步意识到服务贸易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和相关贸易政策措施的不断完善,中国—东盟的双边服务贸易将成为未来强劲增长点。
二、加快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优势互补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逐渐减弱,据波士顿制造业成本指数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已高于大部分东盟国家,这也是发达国家陆续从中国撤离加工制造企业转而投向东盟国家的直接原因。市场的合理分工需要双边的共同努力和大力合作,中国应抓住机遇,将不再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产业部门转移至东盟国家,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可以利用本身的人力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基础工业,积累资源。同时,东盟国家应瞄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为其剩余产品找到可靠、稳定的出口方向。
(二)加速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摩擦
在推动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虽然各成员方都积极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推动自由化进程,但为了保护本国的比较优势,各成员方的贸易壁垒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从未消失,同时也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发展。2015年2月,马来西亚对产于中国、印度尼西亚的热轧卷材、格子花纹卷材和酸洗涂油卷材做出反倾销终裁,供应热轧卷材的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被征收12.19%的反倾销税;而印尼所有出口格子花纹卷材的企业均被征收高达25.4%的反倾销税。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贸易摩擦不利于各成员国双边贸易的顺利发展,严重的情况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样的结果只会两败俱伤,阻碍自贸区的发展。加速推进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摩擦是实现中国—东盟自贸区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作为涉案的当事方也应该严格审视自身问题,吃透贸易双方的合同要求,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减少贸易摩擦的发生。
(三)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
服务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必须有健全的服务管理体制做保障,目前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虽然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但在执行上仅仅限于成员国内愿意开放的服务部分降低市场进入标准,在执行上随意性大,操作性不强,存在体制上的漏洞;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相关部门应积极磋商,完善服务贸易相关的制度措施,让更加有效力的管理制度保障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应站在比较优势的角度上有目标有方向地发展双边的服务贸易,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东盟成员国由于国内资金投入不足和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要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大量地吸引外资企业投入国内的生成性服务领域,如通讯、运输等,这就成为中国向东盟投资的机遇;而中国由于具备巨大的消费者市场,同时也处在产业结构升级关键阶段,东盟国家可以瞄准消费者实时需求,大力发展旅游、商业服务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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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双边贸易 篇7
一、中乌贸易整体情况
从1992年中国与乌克兰建交之初的零贸易到如今密切的经贸关系,中乌两国的双边贸易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92年,中乌贸易总额仅为2.3亿美元,而2013年中乌贸易总额达到111.2亿美元,贸易总额增加了48倍。
虽然从1992年到2013年间中国与乌克兰的双边贸易总额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两国双边贸易总额并不是持续上升的,而是在整体上升的情况下,有所波动。根据中乌双边贸易总额数据,可以将中国与乌克兰自建交以来的双边贸易开展分为3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92—1998年,中乌双边贸易起步阶段
本阶段中乌双边贸易由无到有,贸易总额先经历了缓慢的上升(1992—1994年)后又逐渐下降(1995—1998年),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中乌双边贸易额由1992年2.3亿美元增长到1994年8.37亿美元,主要原因是贸易产品互补性。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其食品和轻工产品等初级产品十分匮乏,与此同时却在钢铁、化肥等原材料和军工产品的生产拥有很大的优势。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因此,中国以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交换乌方的原材料以及重工业产品,从而两国贸易得以进行并不断扩大,并且伴随着中国大量逆差。
1995—1998年,中乌经贸合作关系不景气。4年间两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一路下滑,从1994年的8.37亿美元下降至1998年的2.75亿美元。笔者认为原因有两个:
1.乌克兰国内经济持续滑坡,因俄罗斯经济危机影响货币大幅贬值。1991年独立后,乌克兰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在1992—1997年期间,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均为负增长,其中1994年的负增长率高达24%,同时货币贬值限制了乌克兰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导致中乌经贸额在短时间内严重下滑。
2.乌克兰国内市场逐渐恢复,产品生产增多,进口来源国增加,进口产品竞争变大。中国出口乌克兰商品质量低劣,中国商品的形象受到影响,且受到了来自土耳其、波兰等国质量好价格低的同类产品的严峻挑战。
(二)第二阶段:1999—2008年,中乌双边贸易快速发展阶段
本阶段中国与乌克兰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发展,逆转1995—1998年中乌贸易下降趋势,不仅恢复到1994年的贸易水平,而且双边贸易总额持续上升,仅10年时间,从1999年的4.2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87.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2.3%。且中国于2004年逆转了自两国建交以来对乌贸易逆差状态,对乌贸易出现贸易盈余。
该阶段中,中乌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二:
1.自1999年起,乌克兰经济形势出现好转,经济实现增长,从而消费品市场出现复苏。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9年乌克兰工业产值比上一年增长4.3%,日用商品产值增长7.2%,非粮食产品产值增长10.2%,出现了乌克兰独立以来的首次经济增长。
2.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部分军事遗产,成为世界十大武器和军事技术出口国之一。从1999年开始,中国从乌克兰大量地进口机电产品及军工技术设备,迅速改善了两国商品贸易的低迷状况。
(三)第三阶段:2009—至今,中乌贸易稳步发展,中国对乌克兰顺差逐渐增大阶段
本阶段,除了2008年到2009年中乌双边贸易额明显下降外,2009年至今,中乌双边贸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且中国对乌克兰贸易顺差逐渐增大。
200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对中国与乌克兰双边贸易也造成较大影响,从表1及图1看出2008年到2009年的中乌贸易量有所下降,但本阶段中乌双边贸易整体趋势还是稳步上升的。中国对乌克兰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加,2013年顺差额高达51.7亿美元。截至2013年,中国已成为乌克兰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二、中国从乌克兰进口情况分析
中国从乌克兰进口额大幅度增长集中在第三阶段,第一、二阶段中国从乌克兰进口额呈现出波动现象,无大幅增长。
从表1和图1可看出,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产品以矿产品为主,且矿产品在中国所进口的主要商品中所占比例最大且基本稳定,其他九种产品占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商品比例很小。
2009年到2011年,中国为乌克兰矿产品第二大出口国,仅次于俄罗斯。自2012年起,中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矿产品出口第一大国(见表2)。
乌克兰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有80多种可供开采的富矿。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矿产品的需求量也大幅增加。
综上所述,中乌矿产品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这种互补性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所以中乌矿产品贸易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三、中国向乌克兰出口情况分析
1992—2013年,中国向乌克兰出口总额从0.4亿美元增加至78.5亿美元。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仅次于俄罗斯。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国别数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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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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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看出,2009—2013年,中国向乌克兰出口的前十大产品主要是制成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
2009—2013年间,中国向乌克兰出口十大产品构成比例整体稳定,机电产品占中国向乌克兰出口十大产品总额的比例最大(见图2),其余九项产品也不容忽视,中国是乌克兰该十大类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其中对于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陶瓷、玻璃,家具、玩具及杂项制品和鞋靴、伞等轻工产品这五类产品,中国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见表4)。
四、中国与乌克兰双边贸易现存问题及建议
从中乌双边贸易的商品构成来看,中国主要从乌克兰进口矿产品,对乌克兰主要出口纺织品以及机电产品等,中国是乌克兰矿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国,同时也是乌克兰轻工产品及杂项制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这正体现了中乌贸易的互补性。虽然自从中乌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贸易不断增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中乌贸易是基于自然禀赋差异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中国自乌进口的商品多为中方短缺、且需求量较大的资源型商品,需求弹性比较小。而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轻工类商品,附加值低,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比较大,出口额和出口量与乌克兰消费市场的变化紧密相关,具有不稳定的特点。
数据来源:国别数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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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乌双边贸易没有利用好两国的比较优势。乌克兰除了是个军工大国外,还是个农业大国,农业资源丰富,具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黑土地,被誉为“欧洲粮仓”。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粮食有很大的需求,2013年中国粮食进口超过了7000万吨。从中国自乌克兰进口主要产品构成中,没有农产品这一项可见,中乌两国在农产品种植、食品和农产品深加工方面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三)中乌双边贸易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和相互投资比例相对不高。相比建交之初,中乌两国的服务贸易和直接投资比例有所提升,但是相互投资一直是中乌经贸合作中的薄弱环节,数量少、规模小、水平低。以个体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投资领域分散,合作关系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四)乌克兰经济无法完全独立,经济陷于困境,影响中乌两国双边贸易发展。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中,经济结构问题和体制与政策问题并存。乌克兰一直在向西还是向东的问题上摇摆不定,造成国内政局动荡,影响经济发展。2013年11月,乌克兰停止脱俄入欧的行为引起了乌克兰国内政治动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乌克兰国内经济,进而影响中乌双边贸易的开展。
2013年12月8日,中乌两国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表明中乌两国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双方合作。为了达到更好的经贸合作,笔者根据以上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了以下一些建议。
(一)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中乌双边贸易目前仍是基于自然禀赋差异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两国应在保持这种产业间贸易的基础上,本着互利共赢的宗旨增强合作,加快实施已经拟定的合作方案,促进双方合作结构优化,拓宽贸易产品种类,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利用两国特点进行经济和产业的互补,使得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
(二)加强中乌之间的农业合作。乌克兰在农业方面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而中国相对于乌克兰而言具有劳动力优势、资金优势、农产品加工技术优势、现代化农业生产优势和物流经营优势,而且中国是农产品消费大国,所以与乌克兰广泛地开展农业合作是一件互利共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