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中日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精选12篇）

中日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篇1

一、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观念对日本高校诚信教育的影响

诚信教育观念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 影响深远。日本高校的诚信教育就是与我国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观念中逐渐地与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的过程。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的诚信教育观念影响深远, 其具有代表性的如孔子、孟子、朱熹等他们的诚信教育观。孔子的诚信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的治理。孔子说:“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 孔子在这里强调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要做到诚实无欺;二是在人际交往方面。子曰:“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友直, 友谅, 友多闻, 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 友便佞, 损矣。”孔子提倡人性要回归之自然, 他认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 主张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纯真的真诚之爱;三是他认为人的重要品德是诚信做人。孔子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信”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四是在学习上提倡。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论语·公冶长》) 。孟子对“诚信”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孟子说:“是故诚者, 天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 未之有也。不诚, 未能有动者也。” (《离娄上》) 孟子把“诚”与“信”合并使用。孟子认为, 一个人的自然美德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是诚信。朱熹说:“诚意, 只是表里如一。若外面白, 里面黑, 便非诚意。” (《朱子语类》) 他还说:“诚者, 真实无妄之谓, 天理之本然也。”在儒家诚信教育观念的影响下, 日本的诚信教育在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不断地借鉴儒家的精华和融合本民族的文化, 使得其本民族的诚信教育体系逐步建成并不断得到完善。

二、中日高校诚信的教育比较

中日诚信教育在教育途径、教育内容以及诚信教育的环境氛围上都有相似之处, 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 中日高校诚信教育环境比较

长期以来, 在形式上我国的教育总是强调要把家庭、学校和社会相结合, 是不可分割的, 但实质上没有落到实处, 更多的还是将教育归之于学校和社会。尤其是在家庭教育这块是相当欠缺的, 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 我国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 家长十分溺爱孩子, 这就有可能会导致孩子形成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 以自我为中心, 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 素质水平较低, 让人更担心的是, 在中国的一些传统家庭中, 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低下, 素质水平也相应较低, 在家里, 父母不能很好的做孩子的榜样,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思想和行为, 而且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家庭教育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没有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学生诚信教育的作用。而学校教育对诚信教育也不太重视, 导致很多学生进入社会之前就有不诚信的习惯, 以至于现在社会上出现很多出现缺失问题, 比如政府不诚信、企业不诚信、贷款不诚信等等。这就造成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脱节。而在日本, 他们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 相互协调配合, 尽早让学生接触到社会生活的真实的一面, 让学生学会面对实际生活, 尽早熟悉社会的生存方式。在日本的教育中, 尤其强调家庭教育工作, 在日本的德育工作中, “诚信”是主要的方面。每个家庭都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就是要讲诚信。首先, 家长要做好孩子的榜样, 以身作则, 做到言必行, 行必果。在学校教育环节, 学校都会定期召开家长会, 借此机会, 老师和家长会把孩子在学校里和在家中的表现相互交流, 老师和家长相互沟通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动态, 这也是增进学校与家庭之间信息沟通, 教师与家长之间信息交流并充分了解孩子最基本、最有效的方式。日本的诚信教育在方法和体制上在各行各业中都呈现出较好的效果。

(二) 中日高校诚信教育途径比较

日本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主要通过体验教育进行, 体验教育就是让学生亲自参加实践活动、总结实践经验来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 并将其内化为生活习惯的过程。在日本的高校里, 他们总是要强调学生参加学校社团活动的经历, 在每个高校都设有相当多的学生社团让大多数的学生都有机会选择并参与进社团活动。通过这种途径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得到身体和心理的锻炼, 培养一种诚信思想、集体主义和团队协作精神。在中国高校也设有很多社团, 在社团活动中, 学生自然可以得到锻炼, 但由于中国高校的社团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没有老师的正确指导, 一些社团中会出现为争一个干部而头破血流的情况;同时日本高校也鼓励学生走出校门, 去工厂、公司、商社等地去参加社会实践, 让学生通过亲自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来明白自己在生活中做人做事的道理,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社会道德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同时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诚信对于自身发展的义, 很多教师会通过教育电视节目和其他商业教材等方式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同时让学生就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在师资队伍方面, 他们还不断提高队伍的道德教育质量。而在中国高校的德育教育方面, 更多地是采用正规的组织形式来向学生灌输诚信教育的内容, 方式简单, 方法陈旧, 通常是以班级的形式, 对学生进行德育灌输;在师资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 在学校的教师队伍中, 缺乏具有丰富的伦理学理论知识并将其知识有效的传递给学生的教师, 这就使得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诚信教育就很难有效的进行。

(三) 中日高校诚信教育内容比较

在日本的学校中, 在诚信教育方面的内容是非常清晰的, 他们主要是以我国的儒家诚信教育思想为基准。在小学阶段, 就教育孩子要诚实, 为人处事要正直, 并教育孩子如果认为是正确的言行要敢于坚持, 诚实进取。如今在日本的初高中的国语课本中仍然在讲授着儒家的经典语录, 其中诚信占其内容的大部分。其教育形式也丰富多样, 并不是单纯地依靠思想品德纯理论课的形式灌输, 而是以诚信教育为主要内容, 把诚信教育思想渗透到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和教学内容中去。而我国在初高中阶段根本没有开设道德课程, 中小学阶段, 主要以思想品德、政治理论等课程充当诚信教育的内容, 小学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在我国也刚刚起步, 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在我国高校的政治理论课上, 主要是以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和思想品德修养课为主, 主要科目集中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等科目上。关键是在这些理论课程的教育方式上, 主要是在课堂上, 以教师讲授的方式, 单方面地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各种行为规范的教育, 没有把学生带人社会实践中。而且在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下, 学校更多的是强调智育学习, 虽然有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但在现实中还是忽视了德育的培养。

三、日本高校诚信教育对我国诚信教育的借鉴意义

日本在诚信教育方面, 最明显的就是保持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思想和传递其精髓。日本高校主要是利用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观念对其本民族进行诚信教育, 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日本在诚信道德教育中的运营模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们不仅需要转换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教育思想, 还需要用它来不断完善并适应新的社会结构中的道德教育体系。

(一) 营造良好的诚信教育环境

日本在进行诚信教育的过程中, 主要是以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育, 把诚信教育落到了实处, 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密切联系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把家庭教育与诚信教育的联系在一起,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而且经常在社区举办各种讲座和活动来宣扬儒家诚信教育思想, 时刻把儒家的诚信思想作为宣传的重点。所以, 在诚信教育中, 运用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观念进行诚信教育, 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的共同努力, 只有家庭、社会、学校三方面配合协调, 创造有利于诚信教育宣传的社会风气, 才能真正建构出一个良好的诚信教育环境。

(二) 教育途径多样化

我们要学习日本制定基本的道德课、特别实践课等进行教育, 不仅要鼓励学生积极社会实践并体验社会生活, 在生活实际中体验做人做事的道理;还要通过教师讲授并就某个关于道德方面的话题通过班级座谈讨论等亲自参加实践活动的教育方式来进行诚信教育。把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观念贯穿到整个学校的教学工作中, 在各门课程和教学计划中把诚信教育作为教学的基本准则和重要内容, 并通过家庭、学校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联系与协助, 大力推广社区等地的诚信教育宣传范围;在社区中定期组织开会, 时刻把儒家诚信观念作为宣传的重点, 创造有利于诚信宣传的社会风气来进行诚信教育。

(三) 丰富教育内容

在日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 从家庭到社会, 始终把儒家诚信观念作为宣传和教育的重点, 所有的教科书均是以儒家诚信思想作为基本内容。在诚信教育上日本对儒家诚信观念的借鉴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日本高校虽然没有单独设立诚信教育方面的课程, 但却在各方面都有诚信教育的体现, 并且有着很严格的道德规范。在他们的教育中, 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行为, 而不像在我们的应试教育中, 更加关注的是学生表面的成绩, 而忽视德育教育。鉴于此,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 要求学生不仅要熟练掌握课本上的诚信教育方面的知识, 而且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诚信行为, 我们不能单纯地以分数的高低来评判他们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和诚信标准。

四、结语

在当前的社会中, 中国出现了很多诚信缺失问题, 究其原因是不够重视儒家传统的诚信教育观念, 忽视家庭教育对孩子诚信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也忽视了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方面的培养, 我们做得更多的是, 简单地把诚信教育方面的知识单方面地灌输给了学生, 没有注重学生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基础与生活实际的结合。通过日本对我国儒家传统诚信思想借鉴的研究, 面对我国当前社会出现的种种诚信缺失问题, 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发源地, 我们应该重新重视起传统的儒家教育观念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和作用, 充分发挥并挖掘出儒家诚信观念的现代价值并将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 对重建和完善我国当前的社会诚信教育及社会诚信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中日高校的诚信教育都受到中国儒家诚信教育观念的影响。诚信教育作为德育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诚信是道德的核心和基础, 是人道德素质的内在要求。中日诚信教育在教育途径、教育内容以及诚信教育的环境氛围上都有相似之处, 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对中日两国的诚信教育进行比较分析, 并从日本的诚信教育中获得获得有益的启示, 为有效推进我国的诚信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儒家,诚信观念,诚信教育

参考文献

[1]王曦.高校青年德育新论[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2]陈立思.比较思想政治教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朱泽浪.儒家诚信思想在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建构中的意义研究[D].北京化工大学, 2013.

[4]徐娟.诚信教育视域中日本对儒家诚信观念的借鉴[D].辽宁师范大学, 2010.

[5]陈昀, 李丽霞.因素分析法视角下的中日高校诚信教育之比较[J].现代教育科学, 2007, 7 (7) .

中日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创新

一、中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中国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并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完善，形成丰富的经验。

首先，学校通过思想品德课正面灌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提高受教育者的认识；其次是榜样示范法，用他人的高尚思想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和影响受教育者；第三是实际锻炼法，通过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得到锻炼；最后是学校环境的影响，各级学校通过营造良好的班风、校风、学风，对学生进行“不知不觉”的教育。通过学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使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

中国家庭常用的教育方式主要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式的教育方法。家庭长辈直接以自己的言行举止示范给子女，用自己良好的思想情操、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影响和教育子女。

社区教育，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体现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精神。主要是结合社区风俗习惯、社区文化、社区风气、社区道德规范、人际交往而展开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众传媒中包含着大量的国内外时事动态报道和政策法规，不同时代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和众多的先进文化信息，它可以使青少年接受新闻信息传播的同时，接受时事形势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日本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日本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网络化、体系化的“立体工程”，需要多层次，全方位来进行。

日本学校设置了专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和活动时间，主要包括修身科、道德科、公民科、社会科和道德“特别活动”等。日本学校不仅要求各学科的教学要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而且普遍重视实践活动环节，大力提倡并推行“体验学习”。

现代日本对家庭教育及其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从儿童到成人期道德发展的各阶段上应采取的方法；二是对不良和不法行为的防范方法；三是对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特点及其教育的研究。

日本政府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通过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宏观规划、政策和具体的整改措施。在联合各界教育力量方面，日本广泛建立pta（parents teachers association）组织，即家庭教师协会，成员主要有学校教师和社会各界热心于教育的人士，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日本通过“宣传日”、“读书周”、“座谈会”等形式促进和强化受教育者对宣传内容的接纳，还经常采取措施整顿和控制大众舆论工具，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

三、中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法的异同点

（一）相同点

1、中日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均形成了由家庭、学校、社会的“立体网络”

在家庭方面。第一，父母是儿童的启蒙老师，父母的言行影响儿童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的形成。第二，建立温馨和睦、健康欢乐的家庭环境，以帮助儿童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方式、积极向上的社会态度。第三，开展丰富多彩的家庭文化活动，如旅游、集体踏青、家庭音乐会等陶冶家庭成员的情操和形成高尚的人格。

在学校方面。第一，中日都加强了学校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中日都通过各学科进行渗透教育。第三，中日都通过各种课外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中日都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寓于社会实践之中。

在社会方面。中日在各个社区都以各种社会组织、公共设施和活动为载体来补充家庭、学校的教育，使青少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熏陶。另外中日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收音机等载体和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正面的道德观念。

2、中日两国均注重直接和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两国学校都开设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从正面直接灌输思想政治观念。同时，两国也有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中国在与语文、历史、地理、劳动、社会发展史等教学活动中也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日本学校根据不同教育的内容和特点，有意识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发挥综合教育作用。虽然两国都注重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相结合，但是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较而言，日本更加注重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不同点

1、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知识传递，理论教化”；日本注重“德性养成，实践锻炼”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许多课程都必须以考试和打分的方式来测评，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只根据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倾向来进行分析。中国教师往往满足于单纯的特定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传递，而忽视学生情感体验和判断、选择能力的培养。而日本提倡“体验学习”，他们认为许多的行为、意识都要通过实践体验才能逐步内化。

2、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化”；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化”

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外在的灌输式的教育，具有明显的规定性和必须服从的强制性，主要是在规定的思想政治课程中完成，对学生的内心和情感重视不够。日本则主要体现在“心灵教育”上，其着眼点在于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尊重生命之心，尊重他人之心，重同情、正义、公正之心，开拓新时代的积极进取之心，并培养青少年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之心，培养学生正确的伦理观。“心灵教育”已经成为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四、中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法的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一）注重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方法相结合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显性和隐性教育在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贯穿始终，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更加注重隐性的教育方式。因此我们在重视显性课程的同时，应该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隐性课程（包括校风校纪、物质环境、管理体制、社会实践等），将显性教育方式与隐性教育方式相结合，协调好课堂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变单纯“灌输”为平等互动，注重思想渗透，不断完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体验

日本非常重视学生的行为体验，无论是课堂的体验学习还是实际的行为操作，都要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体验教育引导学生通过自己亲身的探究去理解和体会。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养成一种不需要外力监督和内部动机就能自然表现出来健康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生存能力。

在体验教育当中，教师要提供一些理性材料和感受性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并形成正确的道德情操；其次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班委会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富有道德创新的活动，在活动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最后还要把学生的体验教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环境中进行，运用社会资源，并通过优化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三）健全家庭、学校和社会统一的教育网络

中日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篇3

关键词：日本；中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比较

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相继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进行了改革。比较两国所进行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分析改革中的异同点，无疑对于全面、深刻认识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研究生教育的复杂性，笔者在比较中着重从两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背景，培养机构，课程设置，教育趋势四个方面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提出了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日本的改革特点

1.改革背景

20世纪90年代前，日本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在其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据统计，1996年前后，每1000人中，研究生的在校人数美国有7.7人，而日本仅为1.4人【1】。加上当时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日本政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2】“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科技，科技的基础是教育，教育的核心是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层次、高水平的能够参与国际竞争优秀人才的养成。”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更多的大学毕业生都希望继续深造。基于这些原因，日本政府和相关的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改革。1997年10月，日本大学审议会在《21世纪日本的大学——建议案》中提出，面向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的重心应由大学上移到研究生院[3]。其后，根据市场以及民众的要求，日本在强化学术性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加强了培养实用型或技术型以及创新型人才。为了更好的指导研究生的教育工作，文部省先后于2006年3月和2011年8月颁布了两份《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这些文件的公布标志着日本教育史上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正式出台，也表明了日本对研究生质量的重视。

2.培养机构

日本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研究生院大学及独立研究科，联合型及协作型研究生院，职业型研究生院，业余研究生院及函授研究生院【4】。不同类型的培养机构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有不同的特点。以京都大学为代表的研究生院着重扩大研究生规模，注重培养高级人才和开展尖端科学技术研究。联合型研究院为多所大学联合设置，重点培养农业等领域的专门人才；协作型是学校、政府、企业三者合作设置，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业余及函授研究生院的设置则为成人的继续教育提供了场所。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多样化，不仅孕育了很多高精尖的专门人才，也使得终身教育有了着陆点，更体现了日本研究生教育逐步走向成熟。

3.课程设置

日本在其两次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中都强调研究生课程的设置要注意综合化与学科领域的前沿性，既要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也要注意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在《第二次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中，文部省提出要确立以学位课程为核心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即研究生院必须为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制定专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明确研究生必须掌握的知识、能力等；同时，要注意开设跨专业学科，建立多人导师制。为了更好的实施该措施，文部省从2011年开始向全国各研究生院征集有关课程体系的成功案例，并组织相关单位和组织学习以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4.教育趋势

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日本文部省非常注重研究生的国际交流。文部省提出，各研究生院除了要努力改进自身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上有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活动，要将研究生院打造成世界上一流的教育和研究基地。同时，还推出各种措施，如配置相应的启动科研经费，以鼓励研究生出国交流深造。近年来，文部省制订了中日韩“亚洲校园计划”【5】，通过促进大学国际化联络网的形成保证自己在国际教育中的领先地位。

二、我国的改革特点

1.改革背景

1978年，我国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198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单位、招生计划拟定程序、报考博士生资格条件、招考工作程序与原则等[6]。其后，为了适应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教育部相继制订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建立健全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至20世纪末，研究生教育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培养了大量人才；此时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国开始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战略。21世纪初，国家教委加大力度调整研究生教育结构，在保持原来偏重理论研究、以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主的情况下，逐步扩大培养以专业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的各专业高层次人才。2005年，我国已有343个单位可以授予博士学位，777个单位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在校研究生规模超过100万【7】；2012年，我国研究生总人数达172万人，位居世界前列。

2.培养机构

目前，我国研究生的培养机构形成了普通高校，科研机构、军队院校和党校在内的四大研究生培养系统。其中，普通院校一直是研究生培养的重点单位，2007年，我国一共有795所研究生培养机构，普通院校有479所，比例高达60.3%；科研机构比例为39.7%。从培养的人才特點看，普通院校培养的主要是以学术性为主的各专业的理论型人才，科研机构则侧重于科学技术的开发，军队院校更多的是培养军事领域的高精尖人才，而党校则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更深层次的领悟。

3.课程设置

在我国研究生的课程系统中，几乎所有的专业都设置有英语和政治的公开课，而这两门课对研究生的英语水平和政治素养的提高并没有多大帮助；突出表现是研究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和写作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其专业学习。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大部分高校在研究生入学之初，就会为不同的专业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但具体到个人却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前沿性知识的设置方面，很多院系做的也不够，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的研究生都很难接触到一些高端的会议，而在院系设置的课程中，也很少有前沿性知识。

4.教育趋势

自从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不仅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教育。虽然，我国对教育国际化有不同的看法，但“服务贸易协定”中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协议让我国不得不面对教育国际化。2001以来，大学生、研究生通过各种中介机构相继去外国留学，甚至出现一段留学热潮。但其后，出国留学热潮渐渐减退，出国交流人才在不同等级的高校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近年来，赴国外留学学生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中一部分是由学校组织赴国外学习，但费用自理；少部分则是院系支付相关费用，但他们都没有在国外相关学校取得学位，而是由本校颁发证书。还有，部分研究生则是毕业后去国外深造，以求得更高学位。

三、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启示

综上，可以看出日本和我国研究生教育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国情、政策等的区别，两国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日本研究生教育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优于中国，因此，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历程尤其是其中有益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我们借鉴的。

1.拓展研究生培养机构

日本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多样化不仅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员的学习需求，也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因此，我国也应大力拓展研究生培养体系。不仅要着力发展普通高校中的研究生院，全面提升其规模和水平，完善各专业的设置，努力培养高级人才，还应努力发展其他各类机构，如军队院校要加强高精尖技术的开发，提高各种高科技武器的研发，以为保护祖国提供更精良的装备；并且要向社会开放，以吸纳社会中有志于从军且对研究新式武器感兴趣的人才。

2.课程设置注意综合化

要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首先就应对研究生的课程进行改革，应丰富研究生的课程，实现各学科、各专业课程的交叉。应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设置不同的必修、辅修和选修学时，其中提供不同专业的不同学科，以供所有学生选择。如教育学课程不仅应注重通过课程学习提高学生的教学素养和教学技能，还应该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设置历史、国学等学科，升华教育学学生的综合素质。

3.着力促进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

日本高校在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方面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如，日本有些高校买断美国学校为学生赴美提供学习基地，使其增长国外经历，然而返回本国继续学业，获得文凭。因此，我国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也应努力做到以下一些：第一，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可与国外著名大学开展项目合作，进行人员交流，实施项目培训等。第二，组织学生进行短期海外学习，虽然目前还无法较大规模地开拓国外学习领域，但可以在某段时间组织一些专业的学生到国外学习并取得相应学分。第三，聘用国际人才参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管理，不管是直接管理还是提供相应的建议，都可以为我国研究生的管理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研究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因此，各研究生培养机构要改革工具理性的教育方案，设置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要引导研究生追求智慧、追求真理、追求理想、追求创造精神。

参考文献：

[1]饶从满.强化研究生院的人才培养功能——设计之交以来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走向[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2）：71-77.

[2]沈滢，张云辉.从日本研究生教育特点看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3-105.

[3]常运英.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探析及启示[J].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学报，2006（2）.

[4]唐宇香，余宏亮.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启示[J].中國成人教育，2009（20）.

[5]刘尧.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凝视——从三部委发布《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谈起[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4（3）：27-31.

[6]孙孝文.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93-96.

中日大学生创业教育比较研究 篇4

本文拟通过分析中日两国高校创业教育的现状及特点, 并从师资力量、教育模式、教育课程设置、教育理念与教育支撑保障体系等方面对两国创业教育进行比较, 以期借鉴日本高校创业教育的经验, 提高我国创业教育的发展水平。

一、中日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概述

(一) 中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发展及特点

我国的大学生创业教育起步较晚, 按时间顺序分为高校自主探索阶段和创业教育试点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进入高校自主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 国内部分高校进行了创业教育的自发性探索, 这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2000年起,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进入试点阶段。2002年, 国家确定了包括清华、复旦在内的9所高校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试点院校, 从此创业教育进入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发展阶段。

从各高校创业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看, 我国创业教育的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创业教育逐渐升温, 师资队伍不断壮大, 探索范围逐渐拓展, 创业教育的质量不断提高;②创业教育环境逐渐改善, 通过分析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成功案例和汲取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经验,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软”环境——创业教育支持政策、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以及创业文化支持氛围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就目前我国高校实施创业教育的效果来讲, 还有待于向纵深发展。比如有些高校对创业教育的实施仅仅体现为搞一些与创业有关的活动, 如鼓励学生自办公司、开展创业计划竞赛等, 虽然这对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培养会有一定帮助,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③创业教育广泛开展, 各高校逐步将创业教育类课程纳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课程。此外共青团中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际劳工组织等部门合作开展了针对大学生的KAB、SYB和YBC等创业教育培训课程。

(二) 日本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发展及特点

1995年, 日本《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出台揭开了日本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序幕。日本最初开展创业教育的高校仅有30所左右,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目前已达到200多所。日本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如下:

1. 创业教育已初具规模

日本已有247所不同类型的高校 (这个数字约占日本高校总数的33%) 实施了创业教育。在这247所不同高校中, 国立大学约有53所, 公立大学约有15所, 私立大学约有179所。在已实施了创业教育的247所日本高校中, 约有78所在本科和研究生两个阶段均开设了创业教育课程。

2. 创业教育的内容多样化

在创业教育课程方面, 日本高校开设了多达928门各类创业课程, 极大地满足了日本大学生对创业知识的需求。多数日本高校将创业教育的相关内容列入了本科和研究生的选修或必修课程中。日本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①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和个性特征;②创办企业的相关法律制度及财税等事宜;③企业内部运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④企业管理学基本原理和内容;⑤成功创业者的案例分析。

3. 创业教育实施主体多元化

在日本, 除了政府和高校, 一些大企业和众多的援助团体或基金都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积极参与者和主导者。

4. 创业教育与扶植创业相结合

为了切实有效地帮助大学生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以及提高日本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水平, 日本各高校通常会对大学生创业进行有效扶植,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高校设立专门的创业基金、建立专门的创业指导机构, 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资助和指导;二是充分利用校友资源, 通过校友会或由杰出的毕业生组建的援助团体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帮助。[2]

二、中日大学生创业教育比较分析

针对中日两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的不同情况, 本文将从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五个方面对中日两国的大学生创业教育进行比较研究, 进一步了解两国创业教育实施的情况, 具体分析如图1所示。

(一) 创业教育理念比较

日本创业教育以培养创业精神为主要教育理念, 不限于从狭义的创业技能上传授学生知识, 更注重从广义上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冒险精神以及社会生存能力等, 进而整体上提高了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创业素质。

反观我国的创业教育, 其最大的偏差在于功利性地把实施创业教育作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对人才的培养则狭义地局限于培养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同时,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 大家简单地认为对大学生进行一些创业技巧的指导就是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 忽视了对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等方面的培养。并且,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因其衍生于挑战杯创业大赛等竞技性比赛, 受众范围狭小, 附有极浓厚的精英色彩, 只面向少数人开放, 创业教育所重点关注的也只是少数人的创业业绩, 而非普遍性的创业能力的提高, 这违背了创业教育的初衷。

(二) 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比较

衡量创业教育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课程设置的合理与否, 这影响到完整科学的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目前,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尚处于试点阶段, 大部分高校或把创业教育开设为选修课, 或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创业教育活动, 覆盖面过窄, 类似“业余教育”, 没有融入到学校的整体教学体系中。并且, 我国现阶段的创业教育课程暂未形成独立的、系统的创业课程体系, 大部分高校只开设了极少数的课程, 如商业计划、创业管理等, 课程体系分散而且偏重理论研究, 对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实践能力无多大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校实施创业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日本高校中试行的创业课程高达928门, 这些课程均被纳入实施创业教育高校的选修或必修课中, 对象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其中本科课程为523门, 研究生课程为405门。[3]日本高校主要设置知识类和实践训练类创业课程, 同时一些高校已构建了完整的创业课程体系, 例如立命馆大学开设了基础类、拓展类、实践类创业课程, 多角度地完善了系统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4]

(三) 师资力量比较

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实践经验特别是综合素质, 对创业教育的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提高创业教育水平的先决条件。

我国高校负责创业教育开展的教师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老师, 一类是从事企业管理教学的教师。他们大多属于“学院派”, 偏重纯理论教学。由于教师本人也缺乏相关的创业实战经历, 在授课的时候也以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主, 难以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和创业兴趣。此外, 还有一些高校聘请了一批企业家担任客座教师, 以加强创业教育的实践性, 但是部分企业家缺乏教学经验并且上课时间难以保证, 教学效果亦有待改善。

在日本, 自从政府出台文件鼓励国立大学的教授和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员兼职从事一些技术开发工作或企业经营管理工作, 部分教授和科研人员就很好地将产学研联系起来, 投身于创新创业之中。在日本高校中, 承担创业课程授课任务的教师大部分拥有创业经验。此外, 大约有30%的高校从校外聘请了相关的创业及管理企业家兼任授课教师。高校通过与企业建立双向交流制度, 启动“双师”制度, 快速提高创业教育的水平。

(三) 创业教育模式比较

我国高校经过多年有步骤、分层次的创业教育探索, 形成了课堂式、实践式、综合式三种典型的创业教育模式。课堂式创业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国人民大学, 该校通过结合第一、第二课堂, 较为全面地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 构建了创业教育所需的知识结构体系。实践式创业教育模式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代表, 该校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园, 鼓励学生进行创业, 侧重提高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 为学生创业提供法律、技术、资金以及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 对学生创业起到咨询与扶持的作用。综合式创业教育模式的首创者为上海交通大学, 该校对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两手抓, 把创新教育作为创业教育的基础, 而创业教育则是创新教育的衍生与发展, 既重视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 也包括为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等扶持。这三种创业教育模式各有利弊, 第一种模式侧重课堂教学, 是目前大部分学校所普遍采用的模式, 强调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 但忽视了针对学生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第二种模式突出了创业教育的实践性, 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但不足之处在于该模式所要求的资源太多, 一般高校难以实现, 并且受众范围较窄, 推广价值不大;最后一种模式大体上符合创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但其理论和实践受限于培养的深度和广度, 依然满足不了创业教育的需要。

而日本高校经过创业教育的摸索阶段, 逐渐形成了以下四种创业教育模式:第一种是创业家专门教育型, 其主要的培养目标是掌握实际管理经验;第二种是经营技能综合演习型, 侧重于系统地掌握经营知识;第三种是创业技能副专业型, 以促进技术创新为目的;第四种是企业家精神涵养型, 注重培养创业意识, 鼓励创业精神。[5]

(四) 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比较

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能够协调创业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近年来, 我国多次强调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重要性, 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鼓励政策和措施, 但创业教育仍有不健全之处, 如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支持不够,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创业积极性。其次, 创业教育未能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大学生的创业活动中。再者, 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使人倾向于稳定的工作, 目前还没有形成浓厚的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在一般人眼中, 创业是不得已为之的行为, 这种观念严重影响了创业教育的发展。另外, 我国的基础教育长期以应试教育为主, 在这种教育模式的影响下, 大部分学生都疲于应对各种各样的考试, 而学校也缺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创业教育外部发展环境。

日本政府及社会都大力支持创业教育, 给创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在推动创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 日本政府扮演了指导者、推动者和协助者的角色。文部科学省等日本重要部门均把创业教育作为关乎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来研究, 为此多部门合作出台了“青年自立挑战计划”, 颁布了《技术专业促进法》, 促进了教育科研体制的系统改革。这些政策方针极大刺激了日本大学生和高校科研人员的创业热情。[6]日本还设立了科学技术补助金、创业助成金、风险基金竞争性资金援助等专门用于扶持创业的资助基金, 使有创业头脑的学生敢于创业。再者, 各种社会团体出现在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各大企业与大学联合开设创业教育课程, 向学校提供创业人才培养基地, 为富有潜力的创业计划提供风险资金, 甚至许多企业和高校一起开展科学研究, 将产学研一体化, 让更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尽早面向市场应用。在这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商业运作的过程中, 财务、法律等方面的中介机构扮演了桥梁的角色, 例如为创业者提供政策、法律、税收咨询, 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三、日本大学生创业教育对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几点启示

(一) 树立正确的创业教育理念

创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技能、创业精神, 促进学生形成创业人格。从某种意义来说, 创业教育首先是一种理念教育。在这一方面, 日本高校的创业教育理念非常明确, 目标是培养富有创业精神的创新型人才。在这个过程中, 日本高校围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开设相关创业课程, 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企业合作开展创新创业基地实践活动。[7]而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目前还只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的一项内容, 侧重于向学生传授一些创业技巧。在实施创业教育的过程中, 我国高校应重视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 使创业教育为国家的新生经济力量提供最强有力的“创业遗传密码”, 使创业精神内化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意识之中。

(二) 构建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 我国高校对创业教育的重视还不够, 所开设的创业课程也没有完整的体系, 现有课程普遍偏重理论而实践性不够。为解决这个问题, 当务之急是把创业教育纳入学校的整体教学体系之中, 与专业教育、学科教育有机结合。其次, 在课程设置方面, 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创业教育目标设立6~7门核心课程, 然后以此为中心拓展一些具有本校特色的选修课程, 满足各类学生的发展需要。另外, 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还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地域特色, 开设具有高校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创业课程。日本大学尤其是地方私立大学在开展创业教育时, 非常注重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相结合, 利用本地域产业优势, 突出创业教育的特点。[8]

(三) 培养师资队伍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创业教育得以深入开展的前提条件。因为创业教育具有实践性、经验性特色, 要做好创业知识的传授工作, 就要求教师在具备相应的创业知识的同时, 还应当有一定的创业体验或经历, 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创业知识的热情。[9]同时, 高校还需要聘请一部分专家 (如理论专家、技术专家、成功的企业家、法律专家) , 从事专业性强的专题教学, 为创业教育提供有力支持。目前, 我国高校主要通过国际劳工组织项目KAB、SYB等定期培训创业师资, 由于培养渠道的单一性, 目前合格的创业教育导师缺口较大, 远远满足不了庞大的创业教育需求。我国创业师资培养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 一方面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创业实践或者选派负责创业教育培训课程的教师到企业一线进行一段时间的专业实训;另一方面, 高校可以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和成功的创业者作为指导学生创业教育的兼职教师, 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交流, 壮大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10]

(四)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高校创业教育

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 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大力建设支持大学生创业的社会体系。对政府而言, 首先是通过各种舆论宣传创业典型, 努力营造鼓励大学生创业的社会文化氛围, 充分激发大学生创业的兴趣和热情, 改变大学生狭隘的就业观;其次是政府出台并落实各种有利于鼓励、支持、引导和服务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和机制, 例如给予到农村创业的大学生更多的政策优惠等, 为大学生创业活动扫清制度障碍, 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最后是建立大学生创业基金或青年创业贷款制度, 对有发展潜力的项目提供资金扶助。对企业而言, 企业要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创业教育, 比如在高校建立创业实践基地, 为学生进行创业实战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等等, 从而与大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形成良性互动。[11]此外, 高校应联合企业, 为学生配备经验丰富的创业导师, 为创业的学生提供项目评估等咨询服务。

四、结语

大学生创业教育在日本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 逐渐形成了完善的教育体系。与日本相比较,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起步较晚, 还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创业教育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 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 构建完整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培养体系, 提高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水平。

摘要：通过对中日两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现状、特点、师资力量、教育模式、教育课程设置、教育理念、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找出中日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差距, 并学习借鉴日本创业教育的经验, 以促进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发展, 提高我国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中国,日本,大学生,创业教育,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李作战.基于品质和能力培养的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J].中国电力教育, 2009 (8) :88-90.

[2]陈瑞英, 顾征.新世纪日本高校的创业教育:现状与课题[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0 (2) :22-29.

[3]李志永.日本大学创业教育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 2009 (8) :65-69.

[4]文部科学省.现代的教育ニーズ取組支援プログラム[R].文部科学省, 2006.

[5]經濟産業省.平成21年度大学·大学院における起業家教育実態調查報告書[R].株式会社大和総研, 2009.

[6]张育广.美日两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比较及启示[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10 (2) :96-98.

[7]谢丽丽.日本高校创业教育课程模式及典型个案分析[J].教育探索, 2010 (10) :146-148.

[8]李莎, 王林雪, 康晓玲.美、印、日高校创业教育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5) :126-129.

[9]Gary J.Castrogiovanni, george s.ozikis, timothy mescon.Roles of chairs in entrepreneurship:What deans expect[J].Entrepreneurship Mgt, 2006.

[10]付月潇.中美创业教育比较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 2009.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研究 篇5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文化就被提出,自此以后越来越受到企业界和理论界的重视,成为企业加强管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内在要求。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企业文化现象也千差万别。本文将以中日为例，探讨中日企业文化的区别与融通之处,其融通之处是中日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其区别则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基础。如果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实践中吸取和借鉴日本优秀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能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奠定基础。本文也将结合松下和海尔的企业文化建设来展开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松下和海尔的企业文化就是中日企业文化的缩影。相关结论也为中国企业处理在日本发展时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

关键词：中日 企业文化 比较启示

正文：

1、企业文化的由来、内涵和作用

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企业界开始出现了企业的经营哲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萌芽。到了8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日裔美籍管理学教授威廉·大内,凭借自己所兼备的日、美两国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优势,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大内及其他学者发现一些企业中形成的特殊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经过总结、推广,被视为现代企业走向成功的管理意识革命,从而进入了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管理时代。

何为企业文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说法并不统一。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本国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影响在企业中的具体反映,是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意识、观念等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企业文化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由三个层次组成:

(1)最外层:即企业的物质文化层。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的物质基础。这是企业精神文化的物质体现和外在表现,具有物质特性,构成企业的硬文化。

(2)中间层:即企业的制度文化层。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人际关系及其为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它是企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中介。

(3)最内层:即企业精神,属于企业文化的软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内核。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精神文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文化的丰富内涵。

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实质上是企业内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诸要素的动态平衡和最佳结合。其精髓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企业文化对企业和职工的行动发挥渗透、潜移、感染等作用,具有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难以相比的管理功能。它通过打破传统观念,树立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新观念,使职工理解经营战略,通过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和调整,形成强大的实施经营战略的精神动力;通过组织制度的调整,提供战略实施的组织制度保证;通过科学文化技术培训,使职工胜任战略实施的职责。大量事实证明:企业成 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全在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企业文化在企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中国的企业文化的特点

早在企业文化没引进中国以前,不少企业中就存在着类似企业文化的企业精神:如“三老四

严”的“大庆精神”、“鞍钢宪法”等等。80年代中后期引入企业文化理论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理论,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在当代企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自强自信、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翻开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民为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止过,中国人民也从未被帝国主义列强下倒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磨练了中华儿女的意志和毅力,造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社会及当代企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中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也将表现出不甘落后、追求卓越的顽强精神。

（2）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产生于中国,因此在中国发展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论有其得天独厚之处。诸如,儒家文化中倡导人勤劳、爱国、孝敬父母、和为贵、与人为善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也是企业文化的灵魂。这也启示我们企业的领导者如何不只凭权力建立威信和征服人心,而靠“个人魅力”去影响员工,增强自身的道德、关心员工的成长等，这样才能等去获得职工的服从和信赖。

（3）“人治”、“ 情治” 与“ 法治” 相结合企业文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企业都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而且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但从总体上来说, 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仍然处在起步阶段, 所以法治化的局面并未真正形成, “人治”的成分仍然 相当多。诸如长官意志,说话随意性的和模糊性的习惯, 裙带关系等行为随处可见, 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发展历程。

（4）个性不明显。如果从作为个体的企业这个角度进行比较, 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也并未形成自己有特色的企业文化, 国外许多企业大多有自己的特色鲜明的个性化企业文化, 他们各自的企业文化实质上形成自身的象征和标志。例如美国IBM 公司的“ 服务”文化, 日本SONY 公司的“开拓者” 精神等都是与众不同的很富有个性特点的企业文化实例。

以中国代表性企业----------海尔公司为例。90年代, 建立企业文化在中国企业界被广泛提及。其中最具代表性企业是综合家电厂家海尔集团公司。海尔公司在短短的20年里从一个濒临倒闭的总校企业成长为跃居世界第五位的家电厂家。海尔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增长,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自己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海尔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海尔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以人为本、追求卓越、敢于创新。海尔按照广义文化观的要求, 以观念创新为引导, 以制度创新为手段,实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效果, 并以物质文化创新实现“敬业报国“、创世界名牌的企业精神与追求。海尔的文化管理, 是基于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密切结合社会转型的现实, “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自成一家”(张瑞敏)的中国式管理的典范之一。张瑞敏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主题是人, 因此人的意识和价值就有着特殊地位。海尔把人当作主体, 一切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在企业内部营造信任人、关心人、理解人的文化氛围。你拥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企业就为你搭建多大的发展舞台。海尔的目标是创世界名牌, 振兴民族产业。这一理念与员工个人价值的追求完全一致, 成为企业强大的推动力。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 在创新理念引导下, 海尔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大到强, 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海尔的企业文化是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代表，海尔摈弃中国企业文化中很多不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的因素，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适应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文化，是这种文化支撑着海尔的持续发展，我们很多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往往忽略企业文化建设，认为文化很虚，不如领导的决策、硬制度来得实在，花人力物力去搞企业文化还不如多买几套设备，这在短期看是对企业有利的，但眼光放长远一点，这就行不通，企业也许发展四年、五年后就缺乏发展动力了，到时企业还得花更大的代价去搞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做得好，员工素质就上来了，潜移默化地就按照企

业文化的引导去参与企业的各项任务，而且不用上级领导不停地指示才会去做，这样企业管理成本就下来了，另一方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也高。综合来看，企业文化是对企业长远发展百利而无一弊的，我们企业要牢记这一点。

3.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

(1)忠诚精神和“ 家”的 观念

“忠”和“诚”是大和民族价值观的最高境界,忠诚与否成为社会衡量个人人格的最高标准, 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企业考评员工最基本要求。以厂为家, 爱岗敬业, 企业就是员工家的缩影, 员工与企业保持家的血缘, 就是把企业当成家来看业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主要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资历等级制, 并通过这些强化企业为家的理念, 使员工与企业合为一体, 使员工对企业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心, 为企业尽忠, 对家长(企业主)感恩。日本企业广泛存在家族主义、家庭理念, 企业也在有意识地营造“家庭”气氛。在企业内, 员工与管理者、员工与员工之间有着家庭成员般的感受, 把企业看成是“自家的企业”;在企业外, 员工主动维护本企业的利益和形象, 以为企业服务为荣, 以企业为家, 有着崇高的自豪感。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某一企业, 其命运就同该企业联系在一起, 企业的成败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企业成为员工的衣食父母, 员工的经济地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甚至员工的社会地位也取决于供职企业的地位。所以, 企业内家族式的人际关系, 使个人对企业有极大的同心力, 每一员工都主动为企业的存续和发展而奋斗。在今天的日本, 一个人全部生活的幸福,实际上仍取决于他是否受雇于一个大企业。员工以“家”的态度来对待企业, 不仅是为了企业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自身利益。从企业角度看, 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经验与资历对企业的潜在贡献远比其他物质资源、资金、技术重要。企业也把员工视为家庭成员, 努力为员工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 员工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 也是企业的主人。

(2)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日本企业虽然等级森严, 但在管理、决策上仍以集体主义倾向见长。日本企业的集体主义观念外化为团队精神, 员工的团队精神是以个人加入特定企业为前提的, 个人进入某一企业, 成为企业的一员,个人利益与企业命运即成一体并维系终身。日本企业十分重视并充分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企业管理上的效能。因此, 企业的团队精神不仅表现外在形式上, 而且也体现在心理感知上。日本企业非常重视集体努力与协作, 推崇团体智慧, 发挥整体优势, 讲究和谐统一, 培育共存共荣的团体意识, 企业认为员工的积极性是企业的重要资源, 企业要为员工营造一个愉快、温馨的环境, 员工也需要一个和谐、互动、认同的集体。个体被融合在团体中, 团体意识被强化, 个体要想在企业中获得成功, 必须与周围同化, 求同的企业文化客观上有利员工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团队精神的发挥。日本企业的决策方式是一种自上而平和, 自下而互相结合的集体决策形式, 既能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又能调动员工的参与意识, 使计划得到顺利落实。

(3)人本主义精神

日本文化吸收了儒学“人和” 思想, 还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来, 并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进而升华为人本主义。日本企业管理者认为, “人和”不仅是人生哲学和伦理观念, 也是企业的管理哲学。在企业管理中, 各项规章制度只是管理的外化形式,而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理念、群体意识和精神面貌这些是内在本质的东西。日本企业文化是在“和合”理念基础上, 经过潜移默化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来培养人和使用人, 在企业生产经营诸要素中, “人”是最重要的资源, 没有高素质人的管理, 机器、设备、各种原材料就不能发挥最大效率。“人和” 是一种精神境界, 企业不仅是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 而且应当成为满足企业全体成员人文需求的精神家园。在企业管理者、所有者与员工之间, 员工与员工之间, 除了在本职工作上的通力配合外, 还需要不断

增加相互之间的亲密感与信任感, 努力创造一个友善、愉快、和谐的氛围, 使员工拥有极大的满足感、归属感, 能在工作中体味出工作乐趣。企业不仅要为员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为员工及家庭提供物质生活保障, 还要尊重员工的精神需求, 特别是为员工设计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人生舞台,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员工与企业成为一个集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合二为一的命运共同体, 使员工自觉、主动地为企业工作, 为企业发展着想, 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 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说: “日本企业的成功并无任何秘诀和不可与外人言传的公式。不是理论, 不是计划, 也不是政府政策, 而是人, 只有人才能使企业获得成功。

纵观日本的大量成功的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松下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日本优秀企业文化的代名词。松下的企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但其中最具特色、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自来水哲学。早在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建立之初,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就以自来水的供给为例,阐述了他的创办企业宗旨及经营信念。他认为,松下公司所生产的产品,首先要价格便宜,广大消费者能买得起,其次要货源充足,保证市场的大量需求,就好比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自来水一样,既价格便宜又源源不断。按照松下的企业哲学,那就是社会培育了企业,企业应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与此同时,企业也将得到社会的酬劳。松下的企业文化中另一重要层面就是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这点正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最大特点。每当新入公司的员工进行培训时,经营者们都说这样一句话:松下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也同时制造产品,但在制造产品之前先培育人才。可以看出,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松下公司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优秀、独特的企业文化,才使企业经营获得了成功。

4.中日企业文化比较分析

（1）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

中日两国同在亚洲，并且彼此毗邻，尽管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的渊源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是,在社会结构、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方面仍具有一致性,这使得中日两国企业有着许多共性文化特征。如日本企业所倡导的“工业报国”、“团结一致”、“家庭式的美德”、“人和”与“忠诚心”,以及团队精神、家庭式经营等等,与中国企业所奉行和提倡的“富强国家”、“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爱厂如家”、“识大体、顾全局”、“以诚相待、以信为本”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儒家道德道德的影子。从这点上来看两国企业文化是共通的。

具体来说,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特征表现为:

1.家族化的特性。中日社会结构都有家族化的共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日企业的经营也都具有家族色彩。日本企业的家族式或泛家族式经营、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的“铁饭碗”等等,都带有家族特征。由于家族是一个稳定的整体,不需要流动,是与生俱来的。这就促使企业员工终身全力在企业内部经营,缺乏流动性。员工把企业视为了包含浓厚道德意识的“第二个家庭”企业的经营者被拟化为社会家庭的家长。

2.稳定性。

社会结构的家族化保障了中日企业的稳定,但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束缚却使这种稳定走向了极至。中日传统伦理价值观均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诸如仁、义、礼、智、忠、孝、和等行为准则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日本社会中,“忠”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员工进入公司,有一种对公司感恩报得,从一而终的感情。另外,这种忠诚还表现为对企业文化存续的认同,使得企业文化持久延续、难以变异。中国企业也有同样的特点,“铁饭碗”的观念长期使职工思想稳定,乐知天命,企业领导“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文化遵循其应有的模式一成不变。中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平衡”也在引导企业追求平稳、中性的发展，既不激进也不萎缩，这在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稳定性特征。

3.情感性、微妙性和亲密性。

由于中日企业文化都有视企业为大家族的特点,所以其中必然存在家族内部“和为贵”、“仁爱”、“礼让”等特征。具体来说,中国企业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础,注重感情投资,倡导诸如“关心职工生活”、“互尊互信互助互谅”等等。日本企业常向员工昭示“礼貌谦让”、“感恩戴德”、“待人亲切”等信条,企业主、厂长、经理等扮演着严父慈母的角色,并通过自身示范和讲解,向员工传播企业经营哲学和人生价值观。

当然，作为两个相互毗邻的国家，其企业文化的共性特征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几种，只不过它们是两国企业文化中最具特点、最为明显的共性特征。这种共性特征是中日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日本有丰田、松下这样的大公司，中国也有联想、华为、海尔这样成功的企业，有这样的企业文化共性基础，中国企业到日本发展或者说日本企业到中国发展就更有成功实现的可能性。你比如说华为到日本发展，派出中国的员工，招聘日本员工，建厂生产产品，两国员工或管理者需要交流、沟通，由于有一些共性文化的基础，沟通起来就方便自然很多，减少很多管理成本，我们很容易理解日本企业的家族化特性，因为我们中国企业也有这种特点，这样，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家族式经营我们中国公司就可以继承，完全没必要引入新的机制，同时在与其他企业的交流中，我们也能根据其文化特点推断它们的一些经营战略，这样对于中国企业参与与日本企业的竞争或合作都有利。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正是这个道理。

对于中日两国更多的中小型企业来说，出口进口是中日两国企业最重要的交流方式，这貌似与企业文化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产品设计、产品促销往往也体现着一个企业的文化，以产品促销来说，从本质上讲，产品的促销沟通过程也就是帮助顾客认知产品、改善产品形象的过程，从而也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过程。在沟通过程中，准确地对目标顾客的文化心理的把握，以及对其意识深层中的愿望的迎合，往往可以使产品在广大沟通受众的心目中形成夺目的晕轮，从而使本企业产品轻而易举地抢占到顾客心灵位置的制高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到日本，因为有企业文化的共性根基在，所以我们企业设计产品、在日本进行促销就有优势，产品卖得好，企业就能发展更好。当然，这种优势在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同样体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16日公布的“2011年上半年（1~6月）日中贸易”数据显示，贸易总额为1631亿5101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创上半年贸易总额的历史新高。这么大的中日贸易额也暗示这两国企业文化中强劲的共性特征。

研究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以这种共性为基础，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两国企业要把握好这样的契机，积极需求与对方的交流，追求企业的长远发展，实现两国企业的双赢。

（2）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性。

尽管中日企业文化深受传统文化中家族化、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相似特征。但是由于企业文化渊源上的诸多不同,也导致两国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为：

1.个体与群体

中日社会结构都表现出家族化的特点,其企业文化理念中群体意识都很强。但是在企业内部,个体价值观、个性自由的体现却差异明显。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个人主义在某些方面的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会导致社会和组织协调的困难。只有将个人主义融入群体和谐之中,个人在群体中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于是,他们将个

人主义与东方文化巧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既重视个人表现,又讲究群体和谐的独具特色的日本式“个人主义”。在对待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谐统一,但却忽视个性价值表现。特别是在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氛围中,中国企业“集体主义”中的统一、整体的一面被无限夸大,群体与个体被对立起来,对外缺乏竞争与协作精神,最终形成中国企业内部活性的不足。

2.物质与精神。

中日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两国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却并不相同。中国把“仁”作为核心,常有“重义轻利”之举,即过分的追求名分道德,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被视为“利欲熏心”。这种轻视物质利益的传统观念导致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激励结构失衡,管理者一味重视“精神激励”,而轻视“物质激励”对发挥员工能动性的作用。当西方现代物质利益观念流入中国时,“传统文化中提倡伦理中心的原则又与之发生了冲突,又出现了片面追求物质刺激的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反映出中国企业文化中对“义”和“利”理解的不足。日本人习惯于把外来文化加以“日本式”的改造。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方面,他们既看到了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对企业发展和员工激励的局限性,也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儒家文化中节欲、勤奋的观念,对企业发展壮大和员工激励的积极作用。他们巧妙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双重性,把获取物质利益视为人的正常需求,用物质利益激励员工去努力工作,同时教育员工应勤俭节约,不必奢侈浪费。这样,“他们既接受了中国儒教崇尚简朴、勤劳的美德,又巧妙地避开了中国文化中抑制物质欲望的观念”。二战后,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工人,但个人储蓄率却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正是日本的高储蓄率,帮助了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于中日企业文化差异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文化中的局限性，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成熟，日本经历二战后迅速崛起，已形成了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其企业文化也相对中国更为成熟，这使我们应该认识到的。认识到这种差异是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相互学习的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而言，这种差异为我们的企业向日本企业学习提供了契机，我们要学习日本企业如何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来发挥企业文化巨大的引导作用，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来发挥巨大的激励作用，学习如何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国内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都是我们企业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去做的，去学习改进的。

5.结语

企业文化的机能就在于给予企业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据此能够统一企业内部,形成巨大的“合力”,发挥出“整体效应”，企业文化的建设是现代企业走上长远发展道路的基石，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它需要企业的长久积累，通过学习先进的企业文化企业可以为自己企业注入新的文化基因，不断升级改造原有文化中不足的方面，以此支撑为企业的长久发展。通过中日企业文化的详细比较，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两国企业文化中共性的特征，这些共性使我们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也是交流的机会，它能促进两国经济上的发展，为双方企业提供契机，我们中国企业要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两国企业文化中的差异要素，差异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也有其要性，因为它可以增进双方的优势互补，只要运用得当，对方优秀的企业文化完全可以用来完善自己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不足。整体上看，日本的企业文化建设更有其先进之处，日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并结合自身条件，形成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是这种企业文化支撑着日本企业的长足发展。所以才有了世界著名的丰田、索尼、松下……..中国企业最缺少的还是学习力，企业文化建设尤为如此，我们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固步自封了，没有学习的动力了，企业文化没有新的基因注入，老的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样的企业必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中国的企业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也能从日本文化建设中学习来，要将这种学习力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这是根本，这种学习能力注入企业文化中，必然引导企业积极寻求与外界交流，这样才能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将其引入企业文化建设中，让企业文化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动态是相对于外界环境变化，平衡是相对于企业已建立的文化。只有如此，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适应新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只有如此，企业文化才能成为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潘承烈.中日企业文化荟萃[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48.（2）万成博.日本企业领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51,150.（3）孙健.海尔的企业文化[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9

（4）陈丽华,等.透视日本企业文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东北大学学报,2003,(3)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探析 篇6

一、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的比较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共同点

从总体上看,两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都包含了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道德观教育。

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认同政治制度,规范人们在社会制度下的政治行为模式。民主与法制教育是培养人们遵纪守法的观念,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统治阶级的意志,大多数需要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来,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是动员教育对象,明确前进方向,形成政治凝聚力。协调各种力量,朝共同目标努力。道德观教育是向人们灌输道德意识,并把它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进而践行道德义务。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差异

(1)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同

由于同受东方伦理的影响,中日两国都极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能够做到客观、理性,尽量不妄自夸大亦不妄自菲薄,具有理智型的特点。现代社会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常是教育人们要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教育人们爱国家、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教育人们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民族沙文主义与封建色彩、军事色彩糅合在一起的。战前,日本爱国主义教育指导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主义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这种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极端,并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工具,成为教化臣民精神的武器,给世界人民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惨重灾难的糟粕。日本的这种爱国主义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即只爱本国、本民族,而蔑视他国、他民族;其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大和民族优秀论”。但是这种教育的贯彻,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对日本的历史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战后,日本在经济大国位置确定以后,为实现“政治大国”、“国际国家”的目标,再次强化“理解民族使命、培养报国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

(2)集体主义教育与集团主义教育

使受教育者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并关心集体、热爱集体、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一切以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内在机制所决定的。集体主义原则的出发点是,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在集体主义教育中,要引导人们热爱集体,关心集体,加强对集体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在集体生活中,发扬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团结互助的精神。

集团主义教育是日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对团体的重视既有别于重视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教育,也不同于集体主义教育。集团是指现代社会的工厂、公司以及其他实体单位,从经济实体的角度讲,日本称之为“会社”。

集团主义教育要求成员以集团为家,服从、服务于集团,以培养家族式的亲密感和团结感。日本的集团主义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强调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的密切关系;二是集团不仅是成员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且还是成员的归属所在和受容器;三是个人对集团的忠诚心。集团主义精神在日本的经济起飞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日本社会重视集团主义教育的同时,忽视了人的个性,存在着人的个性发展不充分的现象。

二、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的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方法是实现既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必要条件,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教育影响的手段。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的共同点

(1)国家政府高度重视且计划性强

中日两国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方面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干预性。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无论军队的、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实行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领导。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由政府指挥,文部省操作执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各项活动的开展,都由文部省统一编制、审定。日本这种大一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制,体现了国家的权威和意志,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严格受制于各级政府而不至于失控。表明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通过自上而下各级政府的直接监督和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2)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中显性教育方法与隐性教育方法的结合

在中日两国的思想教育中都有显性和隐性的教育。显性教育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大规模的、全国性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二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系统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比如,都在学校设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隐性教育通常有: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建设成就来教育人、鼓舞人;二是利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场所,以生动的实物、资料教育人、熏陶人;三是运用各种传媒,文学、艺术手段,用经过选择、提炼的事实、形象、情节来感染人、教育人;四是培植爱国氛围,使每个人从中受到教育,产生热爱祖国光荣的思想。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的差异

(1)中国侧重于正面教育

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呈现出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特点。但是,总的来讲,侧重于正面的、直接的、正规的教育方法,亦即灌输与认知的教育方法。国家设置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机构,通过专门的工作人员,划出专门的教育时间,对各类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各级学校担负着培育“四有”新人的重要任务,所以,对广大青少年的正面教育更是经过了周密的计划、组织和安排的。

(2)日本侧重于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教育的社会化

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则更看重文化氛围的营造,即熏陶与训练的教育方法。因此,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大都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方式开展。日本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独具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洁美丽的校园环境,激发学生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二是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提高学生的认同感和参与感。日本学校开设的“特别活动”是日本1966年开始实行的,目的在于通过学生自主活动,培养学生自身的实践能力。“特别活动”特别强调学生自己动手、策划、组织、参加,在实践中学习。日本的企业精神教育更是日本经济兴盛的法宝。他们通过培养职工团结协作的精神,以及为企业奉献的精神,达到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促进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指政府、学校、家庭、社会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日益结成一个互相作用,不断协调的网络。日本比较成功的做法是广泛建立PTA。PTA即Parents Teachers Association组织。这种组织创建于战后初期,现已遍布全国。参加PTA的成员主要是学校教师和各界热心于教育的人士,他们视教育好后代为己任,以能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为精神满足,无偿自愿地从事各种教育活动,尤其在捐赠资助教育基金、细心周到地教育后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中日都很注重社会公共环境的情境熏染作用。例如在日本,“公民馆”是社会教育利用最充分的设施,其主要作用是针对日本个人主义风气进行教育和疏导,以培养正确的个性观。另外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馆以及厚生省主管的公共职业训练所、农业改善中心、保健所、福利中心等,均属于社会教育机构。

三、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比较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共性

(1)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和民族性

任何国家在设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时候,必然要结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消化、吸收和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重塑本国的思想、道德、文化价值观。大量实践证明,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设定过程中,越是重视民族精神的培养与教育,该国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就越大。

(2)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

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会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把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日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致力于和平、民主、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富有独立性的日本人”。

(3)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全球性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都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注重吸收和借鉴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文明,都把开拓进取、效率风险、讲求实效、公平竞争等具有时代精神和全球性的道德观念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

(1)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由邓小平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有着特定的内涵。有理想,是指在全党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有道德,是指在全社会树立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有文化,是指社会主义公民应当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拥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所必备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本领;有纪律,是指要遵守以维护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为目的的行为规范。

(2)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以二战后日本投降为分界线。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目标是“和魂洋才”。“和魂”是指“神国主义思想”,“洋才”则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把培养“和魂洋才”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满足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神国主义思想又染上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色彩。培养目标被进一步表述为培养“尽忠报国”的“皇国之良民”。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影响下推行了民主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在这种大背景下,其目标和内涵也发生了变化。1947年3月,日本制定《教育基本法》,规定:“教育必须追求人格完美,促使作为和平国家及社会的创建者,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重视勤劳与责任,充满自主精神,成为身心共同健康的国民。”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完整表述。

日本在20世纪末的教育改革中,面对“教育荒废”和道德滑坡的现象,突出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目标,展示了日本对新世纪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宽广胸怀与丰富的创造能力。二是培养自主、自律精神。三是培养在国际事务中能干的日本人。

(3)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产生差异的原因

第一,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中国作为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历来追求和谐统一,尤其是儒家传统的浸润,使得教育目标洋溢着真、善、美和“君子”、“礼仪之国”的大国风范。日本资源匮乏,地狭人稠,这是日本民族的国情。生存危机时刻激励着日本举国上下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时刻牢记国家之不足并以此去砥砺自己的斗志,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强调坚忍、忠贞、团结的“武士道精神”。

第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了该国的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调控手段,同样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以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中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等内涵;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中强调民主理念。

四、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1.转变观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教育,是一个阶级内部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狭隘认识。当前,随着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即教育与社会走向一体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合力已经成为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着对全民的教育。当今世界各国都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然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教育,是对全中华民族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向社会教育、全民教育的转向,并不是要抛弃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而是指我们对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应该向此方向转换,观念应当转换,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也才会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得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2.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必须要坚持的。在此基础上要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想政治教育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其有强劲的生命力源。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因此,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环节,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产生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的思想道德境界,它的最关键环节是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主体的心理品质,只有在道德主体身上实现了这一内化,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收到实效。这种内化过程,需要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这些转化的推动力和“催化剂”,又需要一定的人生经验为依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依靠理论灌输,更要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实践中获取真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曾指出,在人们的知识、信念和行为之间有一个必须用参加一定种类活动的经验来填补的“网眼”。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格局相结合,与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结合,与提升综合素质相结合。不仅如此,实践教育还要注意遵循目的性原则、针对性原则、服务性原则、教育性原则,避免形式主义,不强求一律。

参考文献

[1] 苏寄宛.日本道德教育的特色.外国教育研究,2002(29).

[2] 王丽荣.中日道德教育的异同.比较教育研究,2003(5).

[3] 王丽荣.中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比较思考.比较教育研究,2005(8).

[4] 奥田真纪子.道德教育与人的价值创造——来自日本道德教育的课题.肇庆学院学报,2008(1).

[5] 王荪瑞.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中日旅游立法比较研究 篇7

一、我国旅游立法简况

我国的旅游立法是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而逐渐展开的, 不同的发展阶段催生出不同的法制内容即相应的规章及条款。综观我国的旅游立法进程, 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9到1984年, 我国旅游政策的调整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 我国旅游远没有形成, 一方面基本上没有需求, 另一方面则主要表现为政治性的接待任务, 有既定的模式及标准, 出台的一些旅游管理规范性文件政策性很强。如《外国侨民旅行暂行办法》、《出入国境治安检查暂行条例》、《陪同全程译员注意事项》、《关于改进旅游接待工作的意见》等。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年,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兴起, 相应地出台了一些旅游规范性文件。比如, 《关于改革全国高级饭店管理体制的建议》、《关于加强风景名胜保护管理工作的报告》、《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定》等。第二阶段, 1985到1989年, 旅游法制的初步形成阶段。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善, 我国的旅游接待能力逐步增强, 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同时在旅游经营及管理上也产生了许多问题, 所以旅游立法更多地涉及到管理层面的问题, 出台了一系列的旅游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例如, 我国旅游行业的第一部旅游专门法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由国务院于1985年正式颁布, 它标志着我国旅游管理开始逐渐走向法制化。此外, 还出台了《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中国国际旅游价格管理暂行条例》、《旅游业治安管理办法》等。第三阶段, 1990到2001年, 旅游法制不断完善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旅游业有了很大发展, 其规模不断扩大, 服务质量、水平也都大大提高, 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内及出、入境旅游的游客数量大增。根据发展的要求, 很多重要的旅游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如《旅行社管理条例》、《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旅游统计管理办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同时, 许多省市区重视发展旅游业, 纷纷出台了一些结合自身特点的地方性法规, 我国旅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第四阶段, 2001年至今, 旅游法制进一步

调整和不断巩固阶段。在这一阶段, 我国颁布了《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中国饭店业行业规范》、《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等。其中, 2001年对于我国旅游业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这就意味着作为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业, 必须对与世贸规则相关的旅游法律法规进行保留、修改甚至废止等的修订。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我国的旅游业继续快速发展并不断与国际接轨,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继续进行相关的旅游立法, 我国的旅游法规体系逐渐完备。 (见表1)

不可否认, 尽管旅游法律体系开始走向完备, 但还存在有很多问题。突出的是我国的旅游立法体系尚不健全、层次较低, 主要体现在重要法律规范缺位、现有法规或部门规章不够严谨、部分法规内容滞后以及立法时重公法轻私法等, 尤其是旅游基本法的缺失, 与我国旅游业现阶段所处的地位及发展的速度极不相符。此外, 我国的一些现有旅游法规缺乏统一和透明, 地方与地方、地方与国家的立法均有不同程度的出入, 且立法长期停留在部门立法上, 使得各部门为争取部门利益而规避责任, 旅游行政部门权力有限而使执法困难等情况仍然存在。

二、日本旅游立法简况

总体上讲, 日本的旅游立法体系是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早在1963年, 为适应日本旅游业的发展, 日本国会颁布实施了《旅游基本法》。基本法不但规定了日本发展旅游事业的基本方针, 还提出了增强日本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及措施, 涉及对旅游者保护、旅游设施配备、行政机关及有关旅游团体等内容。1983年, 此基本法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沿用至今。可以说, 《旅游基本法》成为了日本各项旅游法律法规的依据, 更是指导日本旅游业发展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法律。因此被称为“旅游法规的母法”或“旅游行政管理的宪法”。

除《旅游基本法》, 日本还颁布实施了很多与旅游业相关的专门法:既有为规范旅行社市场、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而颁布实施的《旅行业法》等法律法规, 也有为加强翻译导游管理、提高本国接待服务及讲解服务水平而颁布实施的《翻译导游法》, 还有诸如《国际观光振兴会法》、《运用民间资金整修旅游设施临时措置法》、《综合疗养地域整修法》等针对旅游企业、协会、从业人员, 甚至民间资金使用旅游资源等各个方面的专门立法。这些专门立法是随着日本旅游业的发展而依次颁布并不断完善的, 针对性很强。此外, 为维护广大旅游者及旅游经营者的权益, 日本还颁布了《标准旅游业约款》, 使旅游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日本这些旅游业专门法的设置规范了其旅游业的发展、维护了旅游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利益, 也使广大旅游企业能依法从事经营活动。

除了《旅游基本法》和各种旅游专门法, 日本法律法规中还有很多与旅游法相辅相成的相关法律, 如《文化财产保护法》、《森林法》、《防止水质污染法》、《自然保护法》、《节庆法》等。虽然这些法律并非完全针对旅游业设置, 但却扩大了旅游法规约定的外延, 从不同角度及更广泛的领域对旅游业发展作出了规定。

综上所述, 日本旅游法律体系是以旅游基本法为根本、以旅游专门法为主体、以旅游相关法为补充, 完整的旅游法规体系加强和促进了对日本旅游业发展的指导和管理。

三、中日旅游立法比较分析

如果将我国的旅游立法与日本的旅游立法相比, 不难发现有相同之处, 更有很多差异,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两国旅游立法在系统性上差距明显。我国虽在1981年3月和1990年3月两次启动《旅游法》的起草工作, 但至今还没有正式出台旅游业“基本法”, 而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旅游基本法》的基础上引导、规范、协调旅游专门法及相关法的制定及应用。旅游基本法作为上位法的缺失, 使得旅游行业的许多法律关系难以调整, 旅游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也难以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缺少内在统一性就很难形成有利的“部门齐全、等级分明、结构严谨、内在协调的旅游法律体系”, 也就出现了现有旅游法规或部门规章不够严谨、地方与地方及地方与国家的旅游立法有不同程度出入甚至相互矛盾, 立法长期停留在部门立法使得各部门为争取权力而规避责任, 旅游行政部门权力有限而使执法困难等情况。

从旅游立法内容看, 我国的旅游立法虽涵盖了旅游业食、住、行、游、娱、购等方面, 但并不深入也不具体。相比之下, 日本的旅游相关法律法规不仅涉及到了旅行社业、食品业、交通运输业、旅馆业、娱乐业、翻译导游业等, 还涉及到城市规划、国土利用、自然环境保护、文化资源保护, 以及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旅游业的管理与经营、旅游设施的建造与利用、人员的出入境手续以及旅游业与地区经济的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加上日本旅游方面出台的法律很多在随后都配以施行规则和施行令等实施细则, 使得出台的法律法规都能有更好的解释和更详细的实施办法。这种“由法律规定内容, 由规则做出解释, 由施行令规定具体作法”的方式, 大大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当然, 我国的很多旅游专门法的出台也有与之类似的设置, 正如日本的“旅行社法”伴有“旅行社法施行令”和“旅行社法施行规则”, 我国的《旅行社管理条例》也伴有《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其次, 两国的旅游立法规格有差距, 应变力不同。例如, 日本出台的很多旅游法律法规都能根据实际变化而适时修改。除日本的旅游基本法曾在1983年修改以外, 日本目前使用的很多旅游专项法规和相关法规大部分也都经过了多次修改, 且修改幅度有大有小, 有的几乎通篇修改, 有的则只修改了其中的一句话甚或是一个小小的收费项目, 已经使用了50多年的《旅行社法》自1952年制定以来就已修改了十几次。这样的适时而变充分体现了日本立法的应变力。相比之下, 我国依部门要求立法, 我国现有的部分旅游法律法规的修改与完善跟不上旅游业发展的速度和变化。即当问题出现时找不到相关法律依据, 一旦补充或制定法律法规解决了先前问题, 又不能及时解决接下来出现的新情况, 反映我国旅游法制建设的滞后性及较差的应变能力。

日本《翻译导游法》中有这样一个规定, 获取翻译导游证书的人将不受国籍限制。这看似简单的一条规定充分体现出日本立法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一种国际视野。新的日本《翻译导游法》中还规定导游人员事先出示证件义务化, 正式实施此法之前, 日本政府成立了相关研究会派出专人与执法人员一起在各景区、景点进行现场督查指导。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日本立法工作的严谨和极强的执行能力。而我国有些法律的制定却很难保证实施到位。

最后, 两国旅游法规的制定都充分考虑了自身的国情。我国的旅游立法从最初的政策调整到旅游法制初步形成及不断完善, 每一阶段的立法进程都与我国的国情以及旅游业的发展特点相适应;而日本的旅游立法也是与本国发达的经济实力及良好的旅游业发展相协调的, 形成了以基本法为基础、各种专门法规及相关法规不断补充、渐趋完善的局面。因此, 我国在今后的旅游立法过程中, 仍要坚持以中国国情作为根本出发点, 根据旅游业发展实际及自身特点不断完善旅游业的相关立法。

四、结语

与日本相对成熟和完备的旅游立法体系相比, 我国的旅游立法工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借鉴日本在旅游立法方面的经验, 结合我国的旅游发展实际, 加快制定我国的“旅游基本法”, 进一步完善各种专项旅游立法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并填补空白, 推动相关旅游法建设尽量与国际接轨, 以完善我国的旅游立法体系、推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参考文献

[1]符继红.旅游法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2]韩玉灵.浅析我国的旅游立法[J].法学杂志, 2005, (5) .

[3]殷作恒.日本旅游立法的主要内容及法律体系的特点[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0, (5) .

[4]云南省旅游局.旅游政策与法规[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中日房产税制比较研究 篇8

一、房产税的含义及征收意义

(一) 房产税的含义。

房产税指的是一个税种。我国的房产税中所指的房产主要是指经营性房产, 所谓经营性房产指的是用于经营活动, 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收益的而非用于居住的房产。换句话说, 目前我国实施的房产税只对一些写字楼、商铺、酒店、购物中心、娱乐中心等盈利性质的房产, 以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依据, 向房产所有人征收。

(二) 房产税征收意义

1、能够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并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目前对我国来说,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据重要地位, 而且土地出让金收入也间接地推高了房价。过高的房价不仅使得老百姓怨声载道, 而且使得政府头疼不已。征收房产税不仅可以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还可以让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 间接的抑制房价的上涨, 从而达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的目的。另外, “国八条”中要求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 但是地方政府筹资能力有限, 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进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最重要的是, 保障性住房带来的收益比较低, 而商品房却能够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 因而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建设保障性住房。而房产税的征收能够为这部分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来源。通过征收房产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保障性住房资金不足的问题, 为其提供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

2、调节社会收入分配, 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

目前, 我国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加大, 而税收作为一项财政政策可以调节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房产进行征税不仅能够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 而且能够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一方面, 富有的人由于其拥有的房产较多, 二套房、三套房甚至四套房, 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就多。国家对这部分人群征纳较多的税收, 而对无房居住的人群不征收税收。通过这种方式, 国家可以从富有的人群中征纳较多的税收通过转移支付补贴穷人来达到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目的。但是从长期来看, 房产税的征收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并不是很大。以上海征收房产税为例, 一部分富有群体的购房者, 他们购房主要用于投资, 即以投资性需求为主。虽然称为纳税主体, 但每年0.6%的税率对于这部分支付能力较强的投机者来说, 产生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因此, 房产税在调节房地产市场过热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不能作为调控的主要措施。

3、有利于促使住房消费回归居住本质。

据资料显示, 我国拥有居于世界第三位的土地总面积, 却只有占世界人均土地资源量1/3的人均土地面积, 同时土地沙化面积占我国国土面积高达18.12%, 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 随着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张, 土地资源的利用已经达到极限。因此, 国家希望通过对居民经营性住房征收适量的房产税, 在增加购房者的住房持有成本的基础上, 来促使其合理进行住房消费, 从而使得房地产市场回顾理性。如2011年初, 上海和重庆进行的房产税征收试点, 主要针对拥有别墅、高档住房以及二套以上住房的群体进行征收, 其对征收范围的明确不仅指明了购房消费的方向, 而且还端正了“购房保值”的观念。

4、有利于财政税收体制的完善。

目前, 我国的财税体系主要是一些生产或开发流通环节的税种, 如营业税、增值税等, 而缺乏像西方发达国家所征收的财产保有环节的税种如房产税等。自从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体制改革以来, 虽然说通过这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但是, 由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方向产生了偏差, 为了鼓励地方经济的发展而把GDP当作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反映, 从而使得地方政府逐步从“税收财政”走上“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通过高价拍卖土地, 从而获得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在一些地区, 土地出让金收入甚至能够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1/3。过高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 但是也提高了房地产开发环节的成本, 从而导致地方房价飞速上涨, 严重损害了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为此, 完善房产税收体制改革, 无论对于调控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还是完善财政税收体制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现行中日房产税收体制比较

现在,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房产征收了房产税, 在美国称为房产税, 在日本称为不动产税, 而在俄罗斯称为物业税等。在众多国家中, 日本不仅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 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我国有许多相近的地方, 因此日本房产税的征收体制对我国房产税的修订、遏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具有借鉴作用。

(一) 征税范围不同。

我国房产税征税范围偏小。我国于1986年推出的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房产税只在城市、县城以及一些工矿区征收, 而其他农村住房、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新建的单位自用房产、个人非经营用房产等都被列为免税对象, 予以免税。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得到大大提高。GDP从1986年2, 975.731305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9.40万亿美元, 现在的经济环境与我国房产税条例制定时期的经济环境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收入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一部分富有的农民开始向城市迁徙。城市人口的增多导致对房产的需求急剧扩大, 快速增加的各类经营性用房, 完全可以纳入征税的范围。但是, 房产税的征收并未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步, 居民住房特别是一些别墅类的高端住房未纳入房产税征收范围内。

日本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比较广泛。首先, 日本房产税法律规定: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指那些拥有住房、店铺、工厂、仓库及其他能增加房屋使用价值的附属物的群体, 符合免税规定的除外。从这方面来说, 日本的房产税征收范围比较广泛。征税范围的广泛性使得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扩大, 对经济的调节能力更强了。另外, 日本税法规定对属于政府的房屋、一些非营利性机构所拥有的房屋、科研团体所拥有的房屋, 以及宗教寺院内房屋免税。这些举措都体现了政府在一些公用事业方面的扶持。

(二) 侧重点不同。

在房地产的开发、交易和保有这三个环节中, 企业所承受的税负程度不同。在房地产购买、流转环节中征收的税收种类比较多、税收负担也比较重。而在房地产的保有阶段的征税就显得过轻。例如, 在房地产开发 (取得) 环节缴纳的房产税, 主要包括耕地占用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其他政府收费性项目等;而在处置房地产环节中, 也需要缴纳契税、印花税等。但在房地产保有环节需要缴税的仅指那些用于经营的那部分房产, 其他部分房产几乎不必缴纳任何的费用。因此, 这种状况的存在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十分猖獗, 从而造成了大量房地产遭到长期空置。据权威媒体报道, 国家电网利用智能网络, 对全国660个城市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总共有6, 540万套住宅电表读数连续6个月为零。

日本的房产税主要包括固定资产税、城市规划税、事业所得税三个税种。在房地产流转过程中, 日本政府根据购房者保有房地产的时间来确定征缴税率。如对持有时间超过两年的土地, 转让时会另行加收30%的税;对持有时间超过5年的土地和建筑物, 在转让时税率从20%提高到30%。

(三) 征税目的不同。

起初我国征收房产税主要是鉴于房地产市场过热, 房价飞速上涨。国家为了调控过热的房地产市场经济, 调节过高的房价, 希望通过房产税的征收来增加购房者的保有成本, 并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和打击炒房者的投机活动, 并促使房地产市场回到住房的本质上去。另外, 国家希望将征收的房产税收入用以代替土地出让金收入, 减少房地产开发阶段的成本, 从而在根本上降低房价。

日本开征房产税的原因是二战后, 日本政府财政亏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日本决定征收房产税。日本进行全面的税制改革起始于1950年, 根据当时的“肖普建议”, 日本确立了现代房产税的基本架构, 主要包括固定资产税、城市规划税和营业场所税三大税种。这三大税种的征收不仅解决了当时日本政府财政亏空的局面, 还为进行城市规划事业筹措了经费以及为改善教育医疗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我国现行房产税改革建议

参照日本房产税征收的经验, 国家在改革房地产税收的过程中应该注重:

(一) 房产税改革应该坚持拓宽税基、适度税率的原则。

拓宽税基的意思就是逐渐扩大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国家不仅要对经营性房产进行征税, 而且要对一些高档娱乐场如高尔夫球场、高档会所征收重税。当然, 在征收的过程中要遵循适度税率的原则。同时, 要对各级政府、公益设施、学校、农业设施实施减税和免税。另外, 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不同, 各地房价和居民收入与支付能力相异, 各地政府在征收房产税的同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征收。对于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税率, 对一线发达城市由于其土地供应比较紧张, 可以施行较高的税率。而对于二三线经济不发达的城市可以施行较低的税率。总之, 征收房产税的同时不能影响到居民正常的住房需求, 要在调控房地产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尽可能将居民的住房消费回归理性。

(二) 改革房产税收征收体制。

改变以往那种轻保有重开发的现象, 将房产税的征收重点转移到保有环节上来, 一方面可以减少房地产开发环节的税费, 降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负水平, 从而降低房地产的开发成本, 从根本上降低房价;另一方面在房地产保有环节, 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制定不同的房产税率, 增加购房者的持有成本, 抑制购房者的投机性需求, 弱化房地产过热的现象。另外, 针对我国房地产税收征收的过程中存在的重复征税的现象, 国家应该在房产税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避免重复征税, 降低宏观税负水平, 提高经济效率。

(三) 明确征税目标, 合理征税措施。

现在,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征收房产税的经验:增加财政收入。因此, 我国征收房产税也应效仿其他国家本着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而不是仅仅为了调控房价。但是, 在具体征收房产税的过程中, 一定要先解决好房产税的征收目的, 怎么征收, 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去征收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才能将房产税顺利推行。另外, 在征收房产税的过程中, 还要时刻注意市场的动向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应, 及时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只有这样, 在推行房产税的过程中受到的阻力才会变小, 更多的房产税政策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参考文献

[1]奚卫华.论我国房产税的计税依据[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3.3.

[2]黄璟莉.国外房产税的征收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财政研究, 2013.2.

[3]刘尚希, 朱长才.资源税、房产税改革及对地方财政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 2013.21.

中日财政体制比较研究 篇9

虽然目前阶段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尚在进行之中, 仍然不够完善, 与日本相比, 差距很大, 但至少在运行模式上两者有以下几点共同特征:

1.中央政府掌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日本财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中央政府掌握全国财政收入的2/3左右。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 因此, 分税制改革后各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我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在60%左右。

2.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了合理的事权分工和规范的财政分配制度。凡是涉及整个国家利益, 需要全国统一行动才能实现的政府职能都划为中央政府职能;不涉及全局性的事业, 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 有利于提高政府活动效率的职能划归地方政府。以此为基础, 明确划分了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范围, 即支出负担与事权分工相对应, 虽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责任与可运用的财政收入存在不匹配的问题, 但随着我国财政改革的深入, 这一问题会得到解决。

3.中央对地方实行的财政补助制度。中央通过补助制度, 一方面调节了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财政资源分配, 有利于中央财政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 有利于协调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资源再分配, 对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不同模式

日本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结合型财政体制。日本财政体制的明显特征是:收入上集权、支出上分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央预算集中的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0%以上, 实际支出则不到40%;相反, 地方预算收入占预算总收入的40%左右, 而实际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60%以上。中央政府集中大部分收入并控制税收管理权限, 体现了集权, 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政府安排着大部分财政支出, 体现了分权, 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我国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财政实行统收统支, 中央集中过多, 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够。随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所改善, 但地方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权限仍然有限, 同时还存在地方之间的不平衡, 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严重受阻。

三、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的比较

1.税收收入的分配

日本的共享税式分税制。即除划定中央税和地方税之外, 还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税种。目前, 日本共有58种税, 其中国税26种, 都道府县税15种, 市町村税17种。中央和地方收入分布格局大体保持在2/3和1/3之间。为了确保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和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间税收权限划分实行中央集权制。

目前, 我国地方税收收入分配权尚未专门制定基本法律制度, 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分配按税种来划分的。在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的行政法规中, 按税种明确划分了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大类。国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大体保持在70%左右。中央与地方的这种税收收入分配格局, 使地方税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小。

2.各级政府的主体税种

日本每一级政府都以两种税为主体税种。中央财政的主体税种是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 都道府县的主体税种是事业税和居民税, 市町村的主体税种是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

我国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包括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关税, 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四、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体系

1.在日本的税收收入结构中, 中央税收收入大约是地方税收入的两倍。这样单靠地方税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需要。地方税收入与地方政府支出之间的差额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加以弥补。

以税收划转为主要形式的财政补助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 日本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规模更大,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更强。1990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金额为318 590亿日元,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9.6%。目前, 日本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形式包括:交付地方税、国库支出金和让与地方税, 其中前两种是基本形式。

2.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原财政包干体制中的转移支付因素、分税制中的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同时并存, 双轨运行。但是, 我国现阶段仍需注意以下问题: (1) 目前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还是很小, 为了更好地取得省区之间横向平衡, 转移支付体系应从“收入返还”调整为以均等化拨款为基础的转移支付体系; (2) 加大过渡期转移支付力度, 明确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 (3) 财政转移支付要在广度上、深度上落实好, 同降低税收负担结合起来。

五、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的几点经验

日本财政体制的运行机制表明, 其所实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实现了其预期目的, 一方面根据事权合理地配置了财权, 使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达到了基本统一, 另一方面, 在确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规模和保障宏观调控有效实施的同时, 维护了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种规范化的分配制度。因此,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值得借鉴的经验:

1.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 实行相对集权型财政体制。“相对集权型”财政体制, 是指财权相对集中, 事权相对分散。就财政体制来说, 包括以下三方面: (1) 重大的财政方针政策、国家预算法规、重要规章制度等必须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 在中央统一规定的范围内, 地方有权根据当地具体情况, 制定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 安排自己的财政收支; (2) 中央的事权主要是承担一些事关全局的重要事务, 政府职能范围内的其他一些具体活动, 包括大量社会发展事务, 则应由地方承担; (3) 在不影响地方财政增收积极性的前提下, 中央要掌握主要财源, 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2.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 合理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实行共享税式分税制, 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来源。 (1) 我国社会主义管理制度, 决定了我国分税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税源分享形式; (2) 我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以流转税为主体, 地方税收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彻底的分税制; (3)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 税源分布极不平衡, 一些地区财政收入能力与其财政支出需要差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 实行彻底的分税制, 只能导致一部分地区过分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 不利于扩大地方自主权, 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因此, 在我国推行分税制, 在划分中央税、地方税的改革过程中, 必须考虑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将一些税源增长快、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有利于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3.建立以平衡补助为主体的财政补助制度, 促进各地区间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如何从财政体制上有效地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 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日本的经验表明, 建立规范的、明晰的转移支付体系, 是中央政府调节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 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看, 那些需要财政补助的地区往往连最基本的财政需要都无力满足。如何保证全国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需要, 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 本文主张建立一种以平衡补助为主的转移支付体系。

参考文献

[1]吴俊培.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J].经济研究, 1994, (4) .

[2]黄肖广.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配关系中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 2006, (12) .

[3]周宇宏, 孙士和.日本财政体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 2003, (88) .

[4]宫岛洋, 神野直彦.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中日比较[J].管理世界, 1994, (4) .

[5]吴昊.日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J].现代日本经济, 1996, (2) .

中日语言文学比较研究 篇10

关键词：日本,中国,语言文学,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 中日两国受到地缘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两国语言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演进历程的不同, 特别是近代社会发展历程的不同, 两国语言文化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高度统一并存的格局至今仍然影响着两国语言文学的发展, 也成为中日两国语言文学专家致力研究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 将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学进行比较研究, 就必须要结合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因素, 将两国语言文化的演进历程纳入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历程, 在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平台之上进行对比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深刻地揭示差异性背后蕴含的语言文学的发展规律。

一、中日语言文学差异性的具体体现

1. 文学观的差异。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 自文学作品发端之初, 文学创作就与政治紧密相连。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文学观的诞生之初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观, 即认为文学创作的最主要功能是参与政治、服务政治。在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 不但不回避政治题材, 而且还要主动涉及相关内容, 干预政治。很多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 就是政治家的政治宣言。如《论语》《庄子》等文学作品中, 都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

相比于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政治性强烈的特点, 日本文学早期的作品中就鲜有相关内容。同期的日本文学观强调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愍物宗情”, 强调文学作品必须脱离政治, 不带有政治色彩, 否则作品就会流于庸俗。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学作品能够非常直观地体现出这个特点。这个时期日本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描写自然、抒发情感, “状物、状貌”而无关政治主张, 这是与日本文学观有着密切联系的。

2.“风雅”理解的差异。“风雅”观念的差异性是中日语言文学差异性的另一个主要体现。毫无疑问, “风雅”的观念起源于中国, 但是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却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学之中, “风雅”的首要因素是政治化, 其次才是“风趣”和“雅趣”。换言之, 中国文学家认为的“风雅”最高境界是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批判性和讽刺性。文学作品必须要重讽刺, 针砭时弊, 解决社会弊端问题, 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风雅”境界。在《诗经》这部文学巨著中, 这类的文章不胜枚举。

而在日本文学中, 本国的语言文学家却赋予了“风雅”更为简单的含义, 那就是脱去外表覆盖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政治外衣, 将文学作品简单地回归到娱乐功能之上, 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具有高度的古典美, 强调回归典雅, 注重消遣。在日本一语道破贯穿艺术之道在于“风雅”的是芭蕉。他断言, 顺从造化、埋头于自然, 是“风雅”的理想状态。而日本的“风雅”从中国人的感觉来说, 是一种“淡化”了的“风雅”, 这种“风雅”完全去掉了中国人在“风雅”之中认为最为重要的东西, 给它套上一层风趣的外衣, 使其成为日本的“风雅”。日本人认为, 这种“淡化”了的“风雅”才是真正的“风雅”。

3. 抒情方式的差异。借助文学作品抒发感情, 本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学界, 文学作品的抒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 文学作品的抒情是克制的、理性的, 是充满逻辑性和智慧的。而在日本文学作品中, 作家情感的抒发都是奔放的, 不羁而强烈的, 不甚将就逻辑和条理。这个差异性映射到文学作品中, 就体现的更加鲜明。即便如中国作家热情奔放的抒情诗“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 右擎苍”也是将就工整对仗的。而日本语言文学作品中大篇幅运用的感叹词, 突出的就是作者情感抒发和咏叹的极致。

4.“经世”意识的差异。“经世”就是文学作品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 这是中日文学界都赞同的一个观点。但是中日两国作家对于“经世”的理解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日本人认为文学的出发点在“愍物宗情”的波动。他们觉得文学最重要的是写出纤细的心灵颤动。到了近代, 日本人肯定了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观点, 从这篇评论中产生了文学的基本观点。《小说神髓》主张艺术不应该被充作其他学科诸原理的派生物, 艺术之中有其固有的原理。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就源于《小说神髓》。

相比之下, 中国的文学作家眼中的“经世”更多的是通过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艰辛和苦难, 借文学作品抒发政治抱负和理想。特别是一些在现实世界里壮志难酬的文学作家, 更是将文学作品作为自身理想信念的唯一寄托。哪怕是如《聊斋志异》这样创作题材与“经世”相去甚远的作品, 其中也蕴含着作者强烈的“经世”观念, 借神狐鬼怪讽喻世态炎凉。

二、差异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 造成中日两国语言文学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作家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从上述差异性分析可以明显看出, 中日两国作家对于文学和政治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差距。

1. 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家群体大部分都是由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阶层、封建官僚等组成的, 他们处于社会权利的核心圈层, 可以直接接触政治。这部分封建知识分子不但亲身经历政治活动, 而且还可以借助文学作品抒发政治感悟和政治抱负。许多古代优秀的文学家同样是杰出的政治家, 例如早期的孔子、孟子到韩愈、柳宗元等等。普通的市民阶级由于文学水平较低, 根本不可能参与文学创作, 自然也就远离政治。而日本早期的文学作家大部分都是由法师、隐士等社会边缘群体组成的, 他们远离社会政治核心, 对于政治大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2. 一些学者提出, 早在唐朝时期, 日本就派遣了遣唐使来到中国, 系统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社会管理制度, 这批遣唐使带走的是经过严格筛选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 却将中国政治斗争的相关意识进行了有意地筛选和过滤。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国内作家接触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意识都是被刻意塑造过的。加之日本国内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权力, 往往会对政治采取高压态度, 导致了许多日本作家不敢涉足政治, 进而产生了文学创作远离政治题材的惯性。

参考文献

[1]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

中日知名大学校训比较研究 篇11

Abstract：The school motto is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symbol of university spirits.China is among the countries which used school motto early in its history, whereas,the name "motto" was firstly introduced from Japan.School mottos of China and Japan were once of common traditional cultural origins,yet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they have already exhibited large differences.Where do the differences lie?Are there any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The paper selects some Chinese and Japanese famous universities as samples,illustrates with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of three aspects:external form,internal content and function,and finall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olleg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大学校训 比较

大学校训是大学办学理念的凝练和治学精神的象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频繁，在校训的历史发展上也具有较深的渊源。“校训”二字最早是在清末后由日本输入中国的日本汉语词[1]，但追本溯源，我国使用校训的时间要早于日本。我国最早的校训可以说是南宋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2](也称《白鹿洞书院学规》，下简称《揭示》)。白鹿洞书院在我国历史上曾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始建于唐代，是我国宋代最高学府之一，与当时的雎阳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齐名，号称“天下四大书院”。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任“知南康军”期间，重建书院，并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书院学规，也是此后各大书院效仿的典范[3]。著名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一句便发源于此。《揭示》后成为御颁学规，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能从一些国内知名大学校训中读到《揭示》的语言，如中山大学就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校训，而华南理工大学的校训则为“博学慎思，明辨笃行”。

《揭示》是随着朱熹所创立的朱子学传入日本的。朱子学是我国继儒家思想以后又一思想领域的成就，于13世纪20年代初传入日本[4]，并在江户时代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对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作为其内容之一的《揭示》，也不仅成为了日本书院制定学规的蓝本,而且为日本众藩校和乡学采纳,作为学校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5]。及至近代,朱子《揭示》仍然在日本一些学校保持着原有的活力，在学校的晨礼、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和校友会等各种活动中学生们都会坚持齐诵；也有日本学校至今仍把《揭示》作为校训的[6]。从这一角度看，中日校训在历史起源上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相对于中国与欧美的大学校训比较，中日大学校训比较更具有可比性、特殊性、独立性。

但是，尽管中日校训在最初的发展上似乎“同根同源”，在经历了近代数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来察看一下中日知名大学时，不难发现，二者校训已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别。本文选取中日部分知名大学为代表进行研究，并从校训的外在形式、反映内容与所具功能3个方面的对比展开论述，以期达到由点及面、以小见大之效。所选样本为中国教育部公布的“985工程”39所高校，以及日本文部科学省2010公布的国立大学排名前39所高校[7]。

一、中日大学校训外在形式上的差异对比及启示

所谓形式，是构成内容诸要素相互结合的结构和外在表现形式。对中日知名大学校训的形式比较可分为以下三点：

一是在外在格式上。中国大学校训多是固定词组或短语组合而成，形式多为一言四字，如人民大学“实事求是”；二言四字，如浙江大学“求是、创新”；二言八字，如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四言八字，如中南大学“敬业，勤奋，求实，创新”；四言十六字，如西安交通大学“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五言十字，如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其中又以二言八字为最多。日本大学校训较少使用固定词组，组合较为随意，既有言简意赅的短句，如东京农工大学“让地球旋转”，福井大学“创造力，实践力”，大阪大学“立足地方，延伸世界”；又有含义丰富的长句，如岐阜大学“保持良好的优良传统的自由学风”，冈山大学“创造高端的知识、继承正确的知识”，滋贺医科大学“培育良医，为名医的成长插上翅膀”等，且无较为明显的规律，显得更为灵活多变（部分来自笔者翻译，下同）。

二是在语句结构上。中国大学校训多采用并列结构，强调语言的对称性，如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哈尔滨工业大学“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国防科技大学“厚德博学，强军兴国”，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等。日本大学校训则多采用动宾结构，强调动作的发出性，如三重大学“向世界奉献三重的力量”，一桥大学“培养工业界的领导者”，名古屋大学“做有勇气的知识分子”，筑波大学“追求教育与科研的新方法”，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开拓未知的新科技领域”等。

三是在修辞手法上。对偶是中国大学校训最常用的修辞手法之一，这多是源于中国历史上习于使用古文古诗的传统，因此校训多强调对仗工整，注重“信、达、雅”：如北京理工大学“德以明理，学以精工”，山东大学“气有浩然，学无止境”，重庆大学“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等。而日本大学校训较少使用修辞，往往采用直叙胸臆的手法，显得更为直截了当，这与日本民族特质中对实干精神的注重不无关系，如广岛大学“去挑战，去学习”，北海道大学“青年们，要胸怀大志”，筑波大学“追求教育与科研的新方法”等。

由上可以看出，与日本校训相比，中国校训更讲究对称工整，部分甚至要求押韵，在形式上更显整齐划一，但另一方面，也显得颇为厚重、老气横秋而缺少活力。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应处理好传统与时代的关系。

一则，对偶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具有节奏感强，表现力丰富的优点，必须传承而不可废止。正如日本以及西方的校训形式处处能够体现崇尚自由、追求洒脱的理念一样，对偶形式的合理运用也能体现中国校园文化丰富底蕴、深邃内涵的理念。因此，在校训中对传统形式加以适当的保留仍然是必须的、必要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

二则，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新时期里，我们亟需更富时代感的东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完全可以大胆尝试简单明了的中国语言、完全可以充分发挥一词多义的独特优势，以达到“一言蔽之”的效果。即使是钟情于长句，也无须一概二言对称式，形式完全可以做到多种多样。正如日本一样，长短结合，岂非不是另一种意境？

此外，在形式改进的问题上，笔者注意到，近年来国内各种“网络体”频现，如微博体、淘宝体、校内体等，引发网民追捧热潮，甚至北大、清华校长也在毕业典礼上使用“网语”致辞。这些“网络体”虽不乏戏谑的成分，有些也需再加商榷，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传统体外还存在着更具时代感之物，创新还大有可能和余地。总之，中国大学校训应该打破传统形式的樊篱，推陈出新，以更加灵动的方式，少到一单字，多到一长句，实现传统和时代的完美统一：时代中保留传统，传统中凸显时代。

二、中日大学校训反映内容上的差异对比及启示

所谓内容，是指构成事物一切要素的总和。对中日知名大学校训的内容比较可分为以下三点：

一是在词性使用上，中国大学校训主要用动词，如上文中提及的“博学”、“审问”、“求学”、“力行”等，部分形容词也会被使用，如“诚朴”、“勇毅”等，较少使用名词。日本大学校训也多用动词，如“培养”“追求”“自立”“自强”，同时除了必要的修饰形容词外，还较多地使用名词，如“青年”、“知识分子”、“领导人”、“工业者”等。

二是在高频词组上，在39所高校中，中国校训使用的高频词组分别是“创新”（共出现8次）、“求实”（7次）、“自强”（5次）、“求是”（6次）、“博学”（4次）；就单字而言，“学”出现11次，“德”出现6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大学对勤学、德行的重视，对求实、求是的崇尚，对自强、创新的追求。日本校训含义丰富，内容多变，较少有高频词组，在可获得的样本中，粗略统计到“培养”出现6次，“创造”出现4次，“开拓”2次。由此体现出日本民族特质中注重实践、注重实干的特点。

三是在整体风格上，中国知名大学校训选词较为敦实厚重，陈述更为中规中矩，整体风格更显书面化、规范化：如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西安交通大学“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等。而日本知名大学校训选词较为通俗平淡，陈述更为朴素直白，整体风格更显口语化、平实化：如北海道大学“青年们，要胸怀大志！”、千叶大学“永远追求更高、更好！”等。

对比日本来看，中国大学校训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有二：

一是热衷引经据典，选词颇为集中。从高频词组统计可看出我国大学校训目前存在着严重的雷同现象，有些甚至完全相同。39所高校中，大连理工大学“团结、进取、求实、创新”和同济大学“严谨、求实、团结、创新”极为相近，人民大学和天津大学校训共用“实事求是”。当然，我国有些高校在历史上本是同根，校训的一致也无可厚非，如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校训都来源于1937年颁发的《交通大学校训一览》。但纵观国内高校，在这种例外之外还存在着众多非例外的“完全一致”。如，华南理工大学旧校训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据2007年有关数据，全国竟有66所高校的校训与此完全相同[8]。而日本大学校训中极少有雷同现象，即使出现高频用词，在内容侧重上也各有不同，更极少会出现校训完全一致的情况，使得校训更能成为大学一种独特的标志和精神文化象征。

二是类似口号号令，极度缺乏特色。同济大学BBS上一些在校生就认为同济校训“严谨，求实，团结，创新”“像口号，没有文化品味和个性，缺乏区分度”、“强烈建议修改校训”。另据《凤凰网》新闻，武大三名师生在校园网发表公开信，建议学校修改现有校训，“中国大学的校训变成了口号，空洞、刻板、雷同、单一，既没有文化感染力，又不能体现大学的精神内涵，更不能体现大学悠久历史传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大学校训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办学优势、突出学校个性，导致千篇一律。不妨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情况：以东京大学为例。东大自建校以来培养了大量知名人物，据说当代日本知名人士中东京大学的毕业生约占半数以上；不仅如此，东大还是“官僚的温床”，“总理首相人才的发生地”——日本首相总理大臣中从1921年到1945年就有1/3出自东京大学，而战后到今除了少数几位外，其余均由东大包揽。从仅次于诺贝尔奖的“日本学士院奖”看，20年代是东大的一统天下，其获奖人数占全国总获奖人数的73.1%；30—50年代东大的获奖人数占64.1%；50年代后，东大获奖率仍有50%左右，稳座“老大”交椅。在12个学科领域中，金牌全部由东大人垄断；除了经济学科外，其余学科东大人获奖率均达50%左右，其中数学、物理、哲学、法学和政治学均超过70%。全国所在获奖人中曾在东大工作过和正在工作的共有205人，占总数的35.8%。[9]这些事实几乎完全切合了东大“培养国家领导人和各阶层中坚力量”的校训。

总之，我国大学校训在内容建设上迫切需要优势的凸显，或可强调历史底蕴，或可注重近代沿革，或可突出办学目标，或可着重学科实力……侧重更为灵活，差别彰显风采，内容可以多样：既应唯一，不趋同不雷同；又显个性，有优势有特色。当然，个性和唯一也可以实现完美统一：是唯一，无惧缺乏个性；有个性，当然成为唯一。

三、中日大学校训所具功能上的差异对比及启示

所谓功能，是指事物所发挥的有利作用。结合形式和内容来看，中国大学校训在功能上，更多地是提出大学生应当具备的素质和奉行的准则，仅有个别大学校训会包含学校定位、特色、培养目标等内容，因此校训在总体上更强调对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的要求，更侧重于对精神层面的鼓舞作用。而日本大学校训在功能上，一则更多地着眼于突出大学的定位、特色，为学校办学提供目的和方向，二则采用祈使语气对学生提出行为上的要求，风格更加鲜明，对学生更能产生激励作用，因此校训在总体上更强调对行动力、执行力的要求，更侧重于对行动层面的鼓舞作用。

目前我国校训在效用发挥上明显不够。部分学生不知道学校的校训,或将学校校训和学校精神混淆。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团结’、‘奉献’、‘进取’、‘勤奋’、‘求实’等成为诸多学校共同的校训，空洞、缺乏文化内涵的口号式校训漫天飞舞，扰乱了校长的大脑，” ……“以致校长都不知道校训”。[10]2007年对256所高校的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学校很少或从未围绕校训开展过活动，甚至对于校训的内涵也没有进行过详细的阐述；58％的师生反映，并不是很了解校训的有关历史及内涵。而另一项针对国内100所高校网站的调查显示，在网站首页上显示了校训的仅有62所，对校训进行简单介绍的仅有11所，对校训的历史、内涵进行详细阐述的高校更是少之又少。[11]在这种情况下，校训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而在日本，以北海道大学为例，“Boys，Be ambitious（青年们，要胸怀大志）”自确立为北海道大学的校训后，也逐渐成为了日本年轻人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句英文名言，数百年来激励着无数日本大学生树立“崇高的志向”，而随时代的变迁，“崇高”的含义也与时俱进——北海道大学近年来积极调整办学理念，致力于国际性人才的培养。[12]无论如何，校训绝不应该只是一句浮夸、空洞的口号。目前我国大学校训应通过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改变，达到功能上的真正转变，使校训真正成为学校的灵魂。

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大学校训功能的充分发挥，改造我们传统的、过时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倡导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创立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对我国造就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未来一代产生深远影响[13]。

行文结束时，笔者还想提一句，在搜集样本时，笔者注意到，北京大学迄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校训。目前至少有四个版本，一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二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三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四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文中按版本一来处理）。北京大学作为我国最高学府之一，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是否也应当明确其校训呢？一个含义隽永的校训难道不应该成为北京大学在世界大学中一枚别具特色的标签吗？正如哈佛大学校训“Veritas”（真理）一样。北大应当拥有，值得拥有，必须拥有。

参考文献：

[1]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281.

[2]杜学元,庹红平.我国大学校训的历史发展及其内涵[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3]朱玲莉.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J].齐鲁学刊,2011(05).

[4]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292866.htm

[5]张品端.《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3).

[6]杜学元,庹红平.我国大学校训的历史发展及其内涵[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7]日本国立大学教育、研究水平综合评估的排行榜[DB/OL]. http://jp.chsi.com.cn/rank/2010/0330.html

[8]华南理工大学启用新校训：博学慎思，明辨笃行[DB/OL].http://www.chsi.com.cn/jyzx/200607/20060707/544084.html

[9]东京大学：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DB/OL].http://www.cnr.cn/jy/lx/lx/200801/t20080104_504671060.html

[10]有感于校长不知道“校训”[DB/OL].http://www.jyb.cn/gb/2005/06/28/zy/5-dszk/3.htm

[11]多数高校校训同质化标语化，部分学生不知校训[DB/OL].

http://news.qq.com/a/20070725/000431.htm

[12]今天：胸怀大志青年人应具国际性[DB/OL].

http://tech.hexun.com/2011-11-03/134837413.html

中日美企业文化的比较研究 篇12

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摇篮, 一旦形成, 就会对该国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进而影响该国的企业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但企业文化也具有普遍性,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生活的全球化, 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经验的传播速度已大大加快, 各国企业的管理方式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性。

二、企业文化内涵

企业文化, 是企业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通过价值观、信念以及处事方式等形成的特有的企业文化形象, 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它包括历史传统、英雄人物、行动模式、文化环境和典礼仪式等内容。

在当代市场中, 每个企业都有与其自身相适应的企业文化。正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说:“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依赖天才, 所能依赖的只有企业精神。”企业文化是企业活力的内在源泉, 它能够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给企业内部带来活力和源源不竭的动力。

三、中、日、美企业文化的比较

1. 联系

第一, 主体性较强。中、美、日三国企业文化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 并与其国情相适应。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与社会文化及其他文化, 诸如民族文化等有紧密的关联。

第二, 企业精神普遍被认可。中、日、美三国都有自己的企业精神, 即企业精神可以激发职工工作热情、加强企业凝聚力。这种经营理念在三国的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被用到, 它是组织制定一切政策和措施的前提。

第三, 以人为本。中、日、美三国企业文化体现了很强的民族特征, 它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上都非常重视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宗旨的目标。

2. 区别

(1)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区别

1) 世界观不同

东方文化主张“天人合一”, 强调人应顺应自然、少私寡欲, 与自然和谐相处, 属于典型的辩证思维。西方文化主张“天人二分”, 认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彼此独立的, 属于典型的逻辑思维。

2) 价值观不同

东方文化的宗旨是以“和”为贵, 它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团体关系。东方文化是以“情感”为纽带的“家本位”文化, 提倡集体主义和团队协作, 鼓励群体发展与团结进取。东方文化所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 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感。

在西方文化中, 全局的观念比较淡薄, 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文化认为人是理性人, 人是宇宙的中心, 人不应该贬低和轻视自己, 而应当努力奋斗, 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西方文化鼓励员工创新竞争, 提倡科学主义精神、理性原则和追求效率, 他们以自我利益为动机, 凭着理性趋利避害, 获取个人利益是其社会行为的指南, 也是其事业成功的支柱。

3) 管理方式不同

东方企业文化以情感管理为纽带, 寄情于理, 移情于法, 考虑“后果”, 注重效果, 偏重于人的作用与价值实现, 把员工的价值准则与企业目标结合起来, 使员工把企业目标看成是自己的行为准则, 实施自我管理, 实现自我超越。

西方企业文化则以理性思维为主, 习惯于先行动后思索, 其思维特质是由其善于进行实证分析与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逻辑思维特点决定的。在这种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下, 企业管理一般会依靠法规、条例, 并以精确、量化与制度防范为特征, 强调规则、秩序与逻辑程序, 严格按照规则办事, 追求制度效益, 在方法上具体表现为条例管理、效率管理、例外管理、分层管理和逻辑管理。

(2) 中国和日本企业文化的区别

1) 干部提升制度不同

日本企业采用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这种制度使人们以踏实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 能够真正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

中国企业也采用较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 但没有形成一种长期的文化予以延续。这种提升方式视领导喜爱的程度, 人际关系的好坏以及某种政治动向的影响很大, 容易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 但不利于企业长期的发展。

2) 管理制度不同

日本企业的基本管理方式比较微妙和含蓄, 较好的平衡了管理的明确性和模糊性之间的关系。它既有比较明确的要求, 又能让职工在具体工作中发挥出自己的创造能力。这种管理方法是彻底的, 纪律严明并有严格要求的, 然而又是非常灵活的。

中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有其独特性。第一, 提倡职工行为的自觉性。第二, 强调管理的明确性。第三, 追求多元化的管理目标。第四, 考虑人际网络效应在管理中的作用。第五, 受政治色彩的影响。

3) 决策形式不同

日本企业是自上而下的U型决策形式。制定决策时, 首先由高级管理层次拟定方案, 然后经中间管理阶层逐级传达, 广泛讨论并征求意见, 经充分酝酿后再逐级向上汇报和综合, 最后由主管部门拍板定局。

中国企业的决策行为与美、日两国有明显的区别, 这源于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制度背景和企业模式。一是决策考虑的因素较多。二是决策时间较长。三是决策的时间周期长。四是决策执行结果的不完全性。

四、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途径

管理文化是美国企业文化的核心, 形象文化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美、日两国企业文化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学习的地方。

1. 加强团队合作精神

日本人的团队合作精神是令人称道的。凭借着合作精神, 日本企业在非常困难的海外市场开创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日本企业不仅在新技术研发时能够做到相互协作, 即使是最尖端的技术也能完全共享。

我国企业间的合作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我们要从文化重建方面入手, 建立新型的先进文化体系, 用团队合作的精神冲击固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体系, 在注重个体发展的同时也能充分重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共同开发国际市场和发掘国内市场潜力这一高层面上, 中国企业更要加强彼此间的合作, 努力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质”造。

2.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说, 对企业来讲, 要么创新, 要么死亡。不论是美国顶尖的创新能力, 还是日本极强的创新意识, 我国在创新方面都与两国存在一定的差距。

(1) 提高员工的创新能力

员工的创新能力是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 企业创新必须夯实员工创新这一基础。员工们只要拥有强烈的进取精神, 以及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 就有可能提高自身创新意识, 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2)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核心, 是企业生命力的不竭源泉, 是市场竞争力的根本所在。转变思想观念, 培养一支有创新意识的技术团队;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资源, 挖掘技术人员科技创新的潜力;深化竞争机制, 加强技术之间的交流、共享与合作。

(3) 提高管理创新能力

管理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支撑。培育创新型企业文化;培训技术骨干, 培养出企业的“创新工程师”;建立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巨大作用的运行机制;掌握现代信息管理技术, 提高企业管理的创新能力。

3. 培养企业价值信念

信念对于企业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也是树立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基础。培养良好的企业价值信念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管理层要善于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国内外企业的优秀文化, 并结合自身企业发展的长远战略, 使其融合成最适合本企业发展的价值信念。

其次, 企业必须坚持不懈地对新的价值观念进行宣传和引导, 使倡导的价值观念和企业精神得到全体职工的接受和认同。

最后, 在贯彻企业价值信念时, 企业领导要以身作则, 持之以恒地贯彻执行。同时还要通过激励手段来不断强化员工符合价值信念的行为。这样才可以使良好的价值信念和企业精神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

参考文献

[1]许泓.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其多种解说[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8.

[2]任志侬.东西方企业文化的比较[J].中国邮政报, 2014, 10.

[3]费铃耘.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对国际贸易的影响[J].商业文化, 2014年第11期.

[4]李宁宁, 张鹏.简述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原因及影响[J].文化纵横谈, 2012年第10期.